第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1 #2 #3 #4 #5 #6 #7 #8

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经济发展系统性障碍的出现（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难题。¹作为回应，于是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力图修订马克思经济发展观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种良性反应，因为马克思在该文献中展望了一个多少带有直接性和必然性的资本主义扩张过程：旧的生产方式逐渐迎到削弱，并最终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所取代，基于此，资本主义开始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或多或少照搬了资本主义最初发源地的模式。《共产党宣言》曾指出：“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聂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²

许多论者都已正确指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发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乐观主义”、“改良主义”的假象，因为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和资本投资对“第三世界”的渗透，非但没有促进“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为其发展设置了绝对的障碍。然而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哪里错了？他错误预测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从上面的引文和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文献可以看出³马克思最初十分确信，通过贸易和投资开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必将带来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阶级关系）的变革，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的确立。这一前提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扩张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旧模式的废墟上确立，这样马克思就预测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

但是，假设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和投资进行的扩张未能打破旧的生产模式（马克思后期予以考察的一种可能性⁴），或者实际上倾向于巩固旧模式，抑或建立其他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系统来取代旧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预言将会落空。因为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起源出于何种思考，他都十分清楚它们的确立对生产力的发展，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不可少。如果通过贸易和投资进行的扩张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表现为：劳动力已完全作为一种商品而出现），就不可能有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因此，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首先要了解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扩大规模的资本积累的源起方式。反过来，要理解资本积累引起的各种资本主义扩张过程带来的或伴生的各种可能性方案（1）建立更长远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2）仅仅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但事实上是巩固了后者（3）变革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但是实行自由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这里，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并不完全替代旧有的生产关系。可见，在每一种情况里，阶级关系的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都至关重要。

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论者，已经将阶级关系问题从有关经济发展与欠发展的分析框架中剔除了出来。他们企图否定关于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分析模式（即认为贸易和分工的发展无一例外地会带来经济的发展）来源于亚当·斯密。可由于他们没能摒弃掉这种模式的个人主义机械论前提，其结果就只能是以建立某种替代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而告终，以期超越“改良主义”的理论幻象。因此，正如他们评论的那样，他们设想在一个成长的世界市场带来的压力和机遇下，（变化着的）新兴的阶级关系或多或少直接源自生产过剩和发展中的一代的（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鉴于他们的对于倾向于将这种市场决定的过程看作是机械地引发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他们转而将其视作造成经济落后的诱因。结果是，他们既没考虑到阶级结构一旦确立，将在事实上决定整个时代经济发展或欠发展的进程，也没考虑到这些阶级结构本身的出现（作为阶级斗争的结果），仅从市场力量的角度来考察是难以全面理解的。因此，他们遂从“资本主义会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持续欠发展所束缚和影响向”的观点，转而采纳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不仅欠发展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世界分工的延伸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且“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因此，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引起“外围”欠发展的机制，才是“核心”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除非外围的欠发展已经成熟，否则处于核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无法实现，因为决定欠发展的这种机制是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用安德烈·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话来说就是“经济的发展和欠发展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弗兰克进一步解释的，“它们（发展和欠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和当代表现……经济发展和欠发展是相关的和定性的，因为双方实际上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然而发展和欠发展又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单一但又辩证矛盾的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因此它们不能被视为假想的不同经济结构和体系的产物……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同时产生并继续引起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欠发展。”⁵尤其是“宗主国从它的附属国那里剥夺经济剩余并用发展自己的经济。附属国依然欠发展是由于得不到它们自己的剩余，这同时也是宗主国在其附属国内并予以的极化和剥削结构矛盾的结果”⁶。

显然，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观中考察全球的欠发展问题，即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单一的过程引起了发展和欠发展这两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弗兰克最关注的是欠发展的根源问题，所以他没有必要探究关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起源和结构问题。然而，要阐明他所关注的问题，就必须解释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欠发展的主要动因，弗兰克至少大致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指出，世界“商业网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掘所在，由此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资本主义体系”。因此“15世纪，商业网络开始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后来的伊比利亚及欧洲西北部城市，传播到地中海世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毗连的大西洋群岛……直到整个世界被纳入重商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体系，随后是工业和金融体系的宗主国在西欧及北美的集中发展，以及其附属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欠发展”⁷。随着这一体系的出现“产生了宗主国和附属的关系体系，但二者在上述剩余分配链上是相互关联的”，当“核心”区域（也即资本主义宗主国）因剩余分配链而获得了发展的同时，也就是“外围”区域（也即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国）出现欠发展状况之时。

弗兰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过程置于世界商业网络之中来加以考察，并指出了增长和落后的根源皆在于扩张中出现的“剩余分配链”⁸剩余从外围区域流向核心区域.且附属国内部的生产方式体制必须要符合宗主国的需求。这样，弗兰克就为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自核心区域自身通过创新的资本积累的自我膨胀过程”这一说法打下了基础。因此，对弗兰克而言，核心区域的资本主义积累一方面依赖外围区域所创造的原始剩余以及剩余向核心区域的转移；另一方面还通过对外围区域原材料生产型、出口依赖型经济的强行掠夺，来满足核心区域的生产和消费需求。

弗兰克概述的体系尚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推导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像弗兰克和其他学者力图从外围和核心的关系中寻找到欠发展的根源一样，沃勒斯坦也试图从核心和外围的关系中找到发展的根源。确实，在他的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中⁹，沃勒斯坦不折不扣地试图确立资本主义发展和欠发展的起源，并查找出其随后演变的主要原因。

沃勒斯坦旨在将弗兰克著述中提出的梗概性要素系统化，其研究重点则是他所谓的“世界经济”，与先前通用的“世界帝国”相比“世界经济”是一个消极的定义。因为世界帝国最终控制了现代经济之前的所有经济体，并借助于包罗万象的官僚政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它不仅盘剥了大量的经济剩余，而且阻止其通过生产性投资的方式进行积累。在此背景下，沃勒斯坦声称，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世界帝国的崩溃和防止任何一个新帝国的崛起。沃勒斯坦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是不受约束的世界贸易的内在发展机制。商业的自主发展（即不受世界帝国的在桔），将通过不断增强区域专业化，特别是通过沃勒斯坦所说的与全球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区域分布相关的“劳动控制”体系，进行更有效的地区分配，带来空前有效的生产体制。继而由贸易诱发的世界分工，将产生一个不平等的民族国家国际结构，该结构借助于维护和巩固世界分工.决定了某些地区（核心）财富积累的加速发展，同时—加剧了其他地区（外围）日益落后的恶性循环。¹⁰

至此已能清楚地看到，沃勒斯坦关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帝国”的主要设想，是为了区分能且已经历了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体和仅能分配相对稳定的产品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帝国”，因为后者仅能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这种区分既恰当又必要。因为资本主义与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区别，尤其在于通过所谓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相对剩余劳动（而不是绝对剩余劳动）的增加而取得的空前的、的经济发展——虽然这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首次借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得以系统实现，导致商品的价格降低和既定劳动力（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和实际工资水平上）总产量的增加。这使得资产阶级不必诉诸前资本主义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绝对剩余劳动的增加（即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并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就能提高剩余。¹¹

具体而言，当一个社会可以用跟先前等量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时，它就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导致相对过剩产品或劳动的增加。换句话说，当一个既定的劳动力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在同一工作强度下）生产出满足自己的繁衍（种的延续和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者在等量时间内（像以前一样工作）可以生产出多于自身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即创造出更大的剩余时，他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如果生产力没有质变和创新从而形成对剩余积累的历史需求（即力图”把剩余再投资”到生产中），这一现象就不会发生。因此，该机制的操作原理，是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或阶级关系基础之上的生产系统，作为一种多少具有合理性的手段，它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和社会组织。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¹²

沃勒斯坦既不能面对又不能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基础之上的相对剩余劳动的系统发展这一事实，这是他理论中的一个根本困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有规律的显性特征。就其本质而言，沃勒斯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与如下三个方面相关的量变过程，这三个方面包括（1）通过系统本身的膨胀扩大规模（2）通过区域专业化重组生产要素，提高效率（3）转让剩余价值。因此，根据沃勒斯坦的理论，世界帝国的崩溃使得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成为可能。反过来，这又决定了沃勒斯坦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基本条件将得以实现：“一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世界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二是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产品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多样化的发展变化；三是在后来成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诸中心国家中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¹³然而，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经济发展的进程并不取决于贸易的扩张所导致的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也非取决于由剩余的转让所导致的核心区域的财富积累或由劳动控制系统的所导致的统治阶级对剩余财富更有效的榨取。因为这些皆不能决定“自主发展”系统的出现，后者的出现要求不断地“彻底改革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构成”。

归根结底，沃勒斯坦没有考虑到通过创新进行积累（扩大的资本积累）而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因为如果考虑到这一状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关于“外围区域的欠发展借助于剩余转让而保证了积累的实现进而促进了核心区域的发展”这一观点。直言之，沃勒斯坦不能且事实上也没有解释相对剩余产品的系统生产，因为他错误地定位了“为市场利润而生产”中通过创新而实现的积累背后的机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在市场上自产自销，实现产品的最大利润。在这一系统里，只要进一步生产是有利可图的，生产就不断扩大，人们就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方法，扩大其利润率。”¹⁴

目前，资本主义无疑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产品通过占主导地位的交换谋取利润。但反过来是否奏效？也即是说“市场利润”主导型生产的普遍出现，是否就标志着资本主义及其系统的存在（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不断扩大和生产方法不断创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也与该系统之间是完全兼容的。在这里，交换主导型生产不必要或不可能，或既非必要也不可能为扩大和改善生产而进行再投资以期获得“利润”。事实上，我们认为这应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通过延长绝对劳动的方法来实现剩余劳动。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无法成为这种生产模式的。

如此说来，只有当“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的生产”表达的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即让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的自由雇佣劳动系统）时，它才具有积累和发展生产力的系统效应。只有当劳动力已经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且已经摆脱任何直接的控制关系（如奴隶制或农奴制）时，资本和劳动力在尽可能高的技术水平上实现“自由”结合。只有当它们获得自由时，这样的结合才是。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条件下，个体生产单元（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会被迫为了购买而出售，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购买，并最终为了保持自己在与其他生产单元的竞争关系中的位置而不断进行扩张和创新。只有在这样的系统下，资本和劳动力才都是商品，并因此被马克思称为“广义的商品生产”，这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的生产的必要性是为了生存，并力图超越现有生产力水平以确保持久的生存。

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这样解释：的阶级（财产/剩余榨取）结构，决定了各生产“单元”的再生产能力，也即它们提高生产（积累）、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降低商品价格的能力。与此相反，前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在普遍的贸易中，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因为整个经济的阶级结构决定了其生产单元尤其是那些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即生产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的单元，在维持其自身的生存时，既不可能、也未必会系统地提高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

如果在阶级构成的再生产系统中，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盈利导向型市场生产”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起源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关系问题，就变成了自由雇佣劳动的财产或剩余价值的提取系统（阶级系统）的起源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为商品。和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明确放弃了这一立场，而是坚持认为：由于“盈利导向型市场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实质上也就变成了扩大了的世界市场的起源问题以及如何摆脱世界帝国的束缚的问题。他煞费苦心地把16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即随着贸易路线的伟大发现和l扩张而出现的世界分工），与自由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区分开来，并主张后者是从前者中衍生出来的。

当然，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和随后出现的关于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的崛起问题一样，都是20世纪50年代围绕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的焦点。¹⁵事实上，有必要了解沃勒斯坦的理论立场：它既是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理论的直接继承者，也深受弗兰克近作的直接影响。为了更清楚地把握这三个人的共同立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构成他们基本理论基础的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¹⁶斯密模式的分析元素都很常见，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发展（非常类似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分工的发展。也即在斯密看来，生产的专门化主要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以及它们各自被安置在乡村和城市而实现的。斯密继而认为，专门化程度和贸易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劳动力的专门化程度是通过商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著名的斯密原则，即分工是受市场化程度限制的——从理论上说，区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又因贸易关系而联系在一起。

因此，斯密认为，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它们分别被安置到城市和乡村的状况，将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且这是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因为此时的生产者只专注于单一的而非多样化的生产线。从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抽象的形式来看，斯密的这一分析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起初，新兴手工业商品的出现刺激了农业生产，反过来农业生产又促使城市向农村输出的增长，等等；后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分属不同的生产单元，职责专门化这一事实使得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成为可能，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发展过程似乎出现了。然而，即使粗略地考察该模式的主张，也不难发现其局限性，因为“它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具体的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

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劳动力可以、也将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手工业，以应对市场机遇。其次，通过生产单元的分离和专门化，劳动生产能力将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因此，面对一个发展中的城乡分工的可能性，农民们必须有离开农村应对城市工业机遇的自由，同时，在面对这样的机遇时，必须有适当的相应制裁措施以防止他们依然留守在农村而不愿迁移到城市。而且，除非首先提高农村的生产力，否则不可能出现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手工业，这都是经济发展的。事实上，只有在农业剩余持续大量增长的情况下，城市的工业人口才会被严格限制，因为城乡人口比例严格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然而，这一进程的推进是有条件的（而不只是新兴市场的出现以及开发它的渴望），实际上也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存在着如下变量：（1）（可回应市场的）劳动力的潜在流动性，与劳动力的自由度以及经济对直接生产者的依赖度密切相关（2）因劳动任务的分离和专门化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潜力，与劳动力和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之间协作发展的可能性密切相关（3）依靠强制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景，也与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对必畏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密切相关。

由于商业的兴起，有可能会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典型地表现在城市手工业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者一定会接受这种营利性活动。要想使他们接受这种生产活动，就必须在农村扫除一切阻碍于工业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实质性障碍（如农奴制或奴隶制）。换言之，首先必须废除任何借助于对一线生产者的直接强权控制而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然后，要么让进入城市从事生产比留在农村维持原有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者更具有吸引力，要么强行将他们驱逐出土地。也即是说，必须打破直接生产者对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否则他们不会寻找工业发展的机会。

同时，通过增加产量和扩大利润并不会自发导致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的发展是通过越来越多的分离和职能的专门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首先，仅仅生产功能的分离（如工业/农业的分离）和生产被分配给不同的生产者（如城市/农村之别）——这在严格的意义上构成了“专门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斯密认为，这之所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原因有二：其一，个人重复执行分配到的单一生产任务，因此就可提高劳动效率；其二，这种集中式生产可促进创新。然而，尽管这种专门化无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且其实际案例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几乎随处可见（城乡分工就是典型案例），但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每个这样的案例都在一个较短期间内因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下降而宣告破产了。这是因为，根据斯密对个体生产（联合的生产任务的分离）的狭隘理解，除非有更好的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设备以便扩大生产能力，否则专门化的效果必然受限。¹⁷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随着日益丰富的生产资料不断被应用到劳动过程之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协作的出现（即将相关的工作活动统一在一个生产单元）。此外，发展协作与采纳新的更好的生产资料的过程也不仅仅与个人发明相关，它尤其与经济采用新生产方法的能力和必要性密切相关，也即与经济的密切相关。

正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资料的创新和协作劳动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不仅与伴随生产分离而出现的个体生产和个人发明相关），它还会尝试着系统地回应市场机遇，因为增加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未必能带来更大的劳动生产能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就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即剩余榨取系统和财产关系），往往会束缚生产资料在合作生产发展中的应用。因为统治者可以直接凭借强权关系的优势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榨取剩余，或者是继续保持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生产者的个体生产的优势。

一方面，当劳动力因统治阶级的强权施压而组织起来之时，召集起来的劳动力之间的协作效力就会变弱，因为直接生产者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无法获利。在这里，直接生产者直接地、非市场化地获取生活资料（无论是直接地，就像农奴制中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土地一样，还是间接地，就像奴隶制中奴隶主为奴隶提供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因为奴隶就是奴隶主的财产——那样）的方式，决定了强权对（与日益丰富而复杂的工具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的质量和持续性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另一方面，当立足于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来组织劳动力（如自耕农的生产活动）时，则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即直接生产者（一般是所有的农民生产者）会倾向于将其生产力的个体发展与养家（庭）护（财）产的目标关联在一起，于是就会继续维持劳动个体化并阻止劳动、土地和生产资料积聚在某一个地方，从而束缚了协作劳动的发展。也即是说，小产权更倾向于采纳个体化的和非专门化的生产方式。

总之，面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协作劳动是有困难的，马克思在相关的讨论中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的历史，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¹⁸因此，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形式就为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协作劳动关系的发展竖立了系统性障碍，最终结果就是，试图在这样的系统下增加剩余以回应市场的做法，逐渐“偏离”了榨取“相对剩余劳动”的方法，而走向了榨取“绝对剩余劳动”的方法。

最后，即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重大改进（也因此具有十分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们也依然倾向于维持“一劳永逸”的生产进程。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生产进程中，市场无法对生产资料的不断革新施加任何压力。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即剥削者和直接生产者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和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并不依赖于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售，他们也因此不必在生产能力方面展开竞争。事实上，这样的阶级结构很难通过积累和创新来提高产量，而只能为满足市场的其他需求给剥削者提供机会和给直接生产者施加压力，而非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生产潜能。因为他们目的在于消费剩余，而非将其进行“再投资”以扩充生产资料，为此他们甚至首先会避免进行能使“剩余最大化”的生产。

因此，当直接使用强权的方法成为统治阶级榨取剩余的首选工具时，恰是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生产潜能的困难，可能会促使统治阶级将剩余财富用于提高强权能力。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提高其剥削直接生产者的能力或是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力和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剩余不但没有得到积累，反而系统地从再生产领域流向了非生产性劳动领域。与此相关，当家庭土地所有制形式成为个体农民的财产基础时，人们就会执着于直接生产和交换导向型生产，以至于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多样化又确保了家庭土地所有制的成功延续。自耕农开展这些不同的劳动以维持生计的能力，显然妨碍了劳动专门化发展的进程，而后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显然，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剥削者和直接生产者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离，迫使剩余被用于积累和创新，因为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生存和繁衍。

总之，斯密的命题，即因贸易导致分工和专门化的发展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命题，只有从他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出发才可以理解。其理论前提就是：将整个系统的动力归于系统各部分的内在属性——尤其是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联系起来，特别是把创新积累过程归因于个人表现在“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竞争”中的“”驱动。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状”。但斯密忘了，造成这一“现状”（即表象）的真正背后根源则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结构，因为就连系统组成部分（生产单元）的特殊功能（即为了市场竞争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的“自我利益”维护功能），也是由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系统所造成的。同样，斯密关于“市场力量”的非历史的决定作用也只能作如下理解，即他没有考虑不周的阶级结构为响应“市场力量”而强加给不同的剥削者和生产者的种种限制性和可能性，也没有考虑驱使这些剥削者和生产者之所以努力服从交换的不同利益或目的。正是通过决定这些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阶级利益关系，历史形成的阶级结构（剩余榨取和财产关系）开辟（或取消）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社会需求结构，以决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性生产和非生产性生产之间的分配，同时也确立了生产力发展的潜能。事实上，我力图要表明的是，正是这一阶级关系，为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做好了充分铺垫，也为与协作劳动关系相关联的固定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一切又对创新型积累（也即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所以，要最终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初历史源起，只涉及市场的兴起（就像斯密所做的那样）是不够的。因此，斯密的根本问题不是他将贸易归于“人性当中有某种以物易物的倾向”。事实上，斯密在努力提供“贸易路线和贸易联系的最初确立”的具体历史事例。¹⁹可以说，一旦这些交易关系通过分工推动了发展模式的建立，那么，斯密就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和发展模式就来源于。但我以为，贸易不是在发展进程的兴起的，因为它不能决定生产的阶级关系的转变。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起源这一历史问题，才可归结为阶级关系从农奴制向自由雇佣劳动的“自我转变”——当然，是阶级斗争导致了这一转变的发生。

斯威齐和沃勒斯坦与亚当·斯密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而他们论证的共同缺陷则系采纳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前提假设所致。像斯密一样，斯威齐和沃勒斯坦或明或暗地将资本主义视为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他们把这一通过创新而获得积累的特殊机制，理解为普遍的市场交换和和专门化生产影响的结果。于是，在他们这里，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结束于（通过阶级斗争）转变阶级关系这一根本性环节。因此，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明显崛起，就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发展的，而被视作其所带来的。

当然，沃勒斯坦和斯威齐与斯密也有不同之处，这明显表现在前二者对“阶级”的关注上。但实际上，他们对于交换和分工发展的“资本主义效应”的理解（提高产量和生产率的趋势，推动了“营利型市场生产”的出现），使得他们将新的阶级生产关系的出现视为商业发展的内生物。或有意或无意地，他们把阶级关系的转变持续商品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把商业关系的兴起看作是迫使个体生产者通过“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发展生产力的驱动力。同时他们也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生产单元”内的生产重组，并认为这将反过来要求和决定该单元内部的“生产关系”转型。由此，随着受市场决定的生产力在的发展，阶级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斯密的发展模式被“延伸”了，即把更广泛的、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转变也囊括进来了。

基于此，斯威齐和沃勒斯坦首先认为，封建主义（特别是以农奴制为标志的地主—农民关系）生产关系控制的地区逐渐被纳入到商业关系网络和分工之中，这使得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单元越来越像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单元。只是在这里，他们被迫进行积累和创新。其次，与此相关，斯威齐和沃勒斯坦认为，一旦分工（城乡、世界经济）建立起来，合理化进程将随之崛起并作为一种经济必然性以推动传统农奴—领主关系系统的解体和“古典资本主义”自由雇佣劳动社会生产关系制度的到来。要发展生产力，至少需要在特定区域的特定生产线引入自由雇佣劳动。这样，自由雇佣劳动作为单个生产单元内的技术经济适应者出现了；自由雇佣劳动的阶级系统，也作为生产单元的个人（资本家）行为的副产品出现了——以期重组生产，促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被看作一个基本上没有过渡阶段的平滑的单向过程。随着商业压力下生产力发展对交换和技术经济的需求的不断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也就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已。

和斯密一样，斯威齐和沃勒斯坦含蓄地将“剩余最大化”和“市场竞争”看作本质上超越历史的力量，仅靠商业的原始动力即市场的兴起，就能对现存个体生产单元起到推进作用。因此，就像对斯密一样，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一历史问题就转变成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的起源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斯密本人非常谨慎地将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应用落实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商业/运输的突破，即“贸易路线的最初确立”上。事实上，这也正是斯威齐和沃勒斯坦遵循的策略，他们也根据贸易路线的最初确立来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斯威齐（追随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认为是伊斯兰教入侵使得地中海商业圈得以重新确立；沃勒斯坦（追随弗兰克）认为是伟大的地理发现和征服之旅为世界市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由此，沃勒斯坦和斯威齐遵循斯密的观点，认为自然出现的专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了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斯威齐看来，这是斯密式的城乡分工（发展于欧洲中世纪早期）论的再现，即应集中在城市的工匠生产，起初是应长途商贩利用开放的贸易路线发展新定居点的需求而诞生的。但后来，工匠开始更有效地向农村供应手工业商品，这同时也为农产品提供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在沃勒斯坦看来，这是大西洋区域日益分化成相互依存的各个地区，以专门从事不同种类的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结果。一旦这些“自然”步骤从贸易枢纽的建立转向彼此依存的专门化的出现，上述论者就会质疑资本主义是呼之欲出（斯威齐）还是业已存在（沃勒斯坦）——他们尤其会认为，贸易促发的专门化引发了一个合理化进程，这一进程是通过在生产的社会技术组织领域开展积累，特别是创新来得以推进的。

或许我们借此从历史上特有的这种商业发展进程“人手”进行相关研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们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上，这种与分工相伴的商业关系的发展其实是人类数千年历史的一个常见特征。由于这样的“商业革命”的发生相当普遍，所以斯威齐和沃勒斯坦就必须回答如下这一关键问题，即为什么贸易或分工的兴起就应该引起欧洲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与斯密²⁰、斯威齐和沃勒斯坦所持的观点，贸易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促成新旧阶级关系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借助于积累和创新而得以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才是新旧阶级关系转型的可能性条件和必要因素。所以马克思指出“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²¹

斯威齐和沃勒斯坦还认为，市场上出现的新产品，会有效推动封建主扩大消费，而这则很可能促使他们将收购手段系统化以购买新产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条件下，封建主的需求主要局限在“城墙”之内，即主要为了维持封建主及其随从的基本生活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沃勒斯坦和斯威齐的如下主张是对的，即收购商品以进行交换的过程一定会促使农奴主系统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产量。

斯威齐指出，中世纪欧洲的城乡分工基本格局一经形成，对农奴制农业生产的改造就成了定局，因为“庄园……从根本上讲，效率低下，不适应市场生产……技术低下和分工原始……”²²。斯威齐似乎认为，对领主而言，合理化进程应该会将劳役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并提高资本主义佃户（通过改进的方法耕种土地）的产量（并最终成为雇佣劳动）。²³我们知道，中世纪后期欧洲西北部的农业生产的确因采用新方法而使得产量大增。然而，如多布所指出的，多年前，在农奴制存在的地方（即领主能够实际控制农民的流动性以及土地使用权的地方），贸易的作用不过就是诱导领、加强对农奴的控制、增加苛捐杂税（包括劳动力租金），以及（我要补充的）规避在农业中实施创新。中世纪英国农村就是这样为城市市场提供食品生产的，就如同16—18世纪东欧地区为世界市场提供食品生产一样，这都是不争的事实。²⁴那么，领主这样做是否属于合理化进程呢？

斯威齐关于“领主对增加消费品的渴望会促使他们寻求扩大生产规模并因而占用农民土地”这一说法，无疑是合理的。²⁵但为什么领主会因此就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选择榨取更大的剩余或降低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从而提高他们在现有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或者通过使农民更加努力或更长时间地工作以增加产量（即增加我们所说的“绝对”而不是“相对”剩余劳动）呢？鉴于领主有权将农民变成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即农奴制的存在），所以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引进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生产组织，就是最大限度榨取剩余的最佳途径，因为实际上，强迫更多的劳动力在领地上劳动或/和增加农民租种的土地租金，同样可以很好地实现剩余的最大化——，当这两种选择方案之间是不相容的时候，选择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

实际上，可以大幅提高产量的新技术（如“轮换耕作”的创新体系，用一种畜牧和耕作交替的生产取代旧的“永久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模式以避免休耕，以及引进新的能优化土壤墒情的作物等），需要一种成熟的、技术精湛的和监督有力的农业机制与之相配套。²⁶而且，要使用农奴劳动力，即使可能，也会很困难，因为农奴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领地上的劳动力是直接从租种小块土地的劳动力中强行拉过来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动力认真、熟练地工作。换言之，即为了采用新方法，领主不得不大量增加用于庄园生产监督的费用，或者想方设法增加农奴的劳动报酬（并提供可能的相关培训），以表达对劳动力的必要关怀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从技术上讲，改进方法也必须是物有所值的，即期待新方法可以提高产量，增加利润。，领主就必然会通过粗暴地迫使农奴更久、更努力地工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农奴的生活标准（方法就是：降低农奴所租种的土地的规模或根据地块的产量直接增加租金），来弥补因成本支出的增加所带来的利润缩水；鉴于榨取剩余系统所固有的强权性质（即领主和农奴之间的隶属关系），“压榨”的方法还必须同时具有普遍逻辑性（或许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径）。这种替代的改善方案，至少可以使领主和部分农民之间多少有点协作关系。为此，领主们将不得不放弃—些恰恰内置在他们的阶级地位中的利益（即那些使他们得以在现有水平上榨取剩余的权利）²⁷而这正是一个与领主—农奴对立关系结构正好相反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这种论证关键在于确认：当新的耕作方法首次广泛传播并在16、17世纪的英国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之时，其基础正是地主和富农之间必要的合作关系——后者成为负责监管创新的资本主义佃农。此时，农奴制早已崩溃，开始的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农村阶级结构。此外，到目前为止，所能列举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实施改革的唯一例证，就发生在农民（克服领主的奴役企图）成功的地区。在这一案例中，领主为增加剩余，首先买下那些因习惯性持有有保障的遗产，不习惯提高租金，也不能被轻易驱逐的自由的普通农民，然后利用自由雇佣劳动将新技术运用到统一的领地上。²⁸这样，只有在那些难以通过榨取农民以提高收入的地方，领主才开始实施“改善”。之所以难以通过榨取农民提高收入，是因为农民是自由的（并且是财产所有者）。换句话说，领主试图通过提高相对剩余劳动来增加收入，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身份并不是农奴主。

重要的是，此时的领主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相对剩余劳动和绝对剩余劳动力之间进行的选择，因为事实上他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在从事农奴制生产和使用免费劳动力从事生产之间明确作出选择。所以需要指出的是，将以货币地租替代劳役的做法视为私有领地在资本主义佃户和工资劳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向先进的生产方式转换的首要步骤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即使劳役货币化了，农奴仍然是不自由的，他们仍然受到领主的超经济的榨取。因此劳役货币化（劳动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绝不能等同于（农奴的）解放（解放指的是农奴可以自由迁移、结婚和无需领主同意就购买土地）。换句话说，领主是不可能解放他们的农民的，除非他们不再想在自己的领地上使用这些劳动力。只要领主们迫使农民保持农奴身份，他们就把控了剥削和勒索农民的最佳位置，同时也预留了让农民日后重返领地的可能性空间。²⁹

因此，除非发生农民解放运动（即反抗或者逃走），甚至整个村子全都免除劳役，否则作为一个整体，农民依然受领主的直接控制。这就为富农阶层（即可能租用领主土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潜在的改良者）和自由劳动力的出现，留下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结果是，很难使得个体领主通过出租和改良的方式接受身份重组政策，即使他们希望这么做也难以实现，因为他们仍是在农奴制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

最后，需要认识到，即使系统里（或系统外）的个体采用了某种更有效或盈利更多的生产方法，也不能因此假设这些方法会在整个系统里被普遍采用——即使时间足够长，亦莫能外。在斯威齐看来，随着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庄园生产组织的低效率（只要没有竞争对手，大概没有人会承认或注意到整个问题），”³⁰。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中世纪的英国就极少有改善农奴制农业经济的举措（此外，16—18世纪的东欧的情况亦是如此）。

不过，即便创新方法传播得再广泛，也没有理由断定它们已被广泛采纳——就像斯威齐似乎意指的那样。因为，实际上在创新方法推行的过程中，多少会遇到我们前文中提到的诸种障碍；同时，也因为没有任何强制力可以迫使农奴制下的领主采用最高效的生产方法和技术。究其根源，是由于他们可以不依靠市场就可依靠自己的领地和劳动力，满足他们自己的基本需求（“温饱”），因此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被迫在市场上赚钱。“效率低下”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修改和完善。所以事实上，更多采用英国中世纪非农奴制地区的高效多产的生产方法（如前所述），并没有引发主行封建农奴制的英国核心区开展相应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如下文所示），自16世纪以来，在英国力量逐渐增强的农业革命，渗透到了欧洲其他一些地区，尤其是实行农奴制的东欧——更遑论后者恰因创新的失败而没有能力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斯威齐认为，市场交换的普遍性决定了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在交换经济中，财产权本身很快成为目的。这种心理的转变不仅影响那些直接参与者……即不仅商人和商贩，而且旧封建社会的成员也都学会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对待经济事务的务实态度。”³¹从整个系统的部分或者单元开始，斯威齐推论，市场的出现将引起他称之为农奴主间的“交换意识”而这反过来（由于人们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又会产生新的更有效的社会生产关系，后者则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优势，波及整个经济系统。事实上，农奴制阶级关系系统所决定的，主要是对个体领主（生产单元）来说什么是“合理的”，即他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租金。反过来，这些（直接榨取劳动力的）“合理化”方法的应用，由于领主们的最大限度的主动性，而延迟了“后封建”时代的到来，更遑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当然，在一定范围内，也有可能会出现更有效的生产组织，但它却未必会盛行，因为农奴和领主的生存条件根本不取决于他们与市场的关系。

正因为贸易在农奴制经济中的崛起，未必会带来发展生产力以增加收入的压力，当然也就无法必然促使创新的普遍实施了；此外，它也无法决定经济发展模式，更遑论将社会生产关系从农奴劳动改造成自由劳动和最终的自由雇佣劳动了。事实上，正是在贸易的影响下，使得农奴制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往往呈现出一种停滞且时常是倒退的格局。因此，斯威齐所主要继承的、建立在抽象的城乡分工论基础上的主张借由专业化而提高生产率这一乐观主义的斯密式假说，就难以成立了。所以说斯威齐的基本观点是错的：在他看来，贸易存在于封建制度之外（他认为“贸易绝不能被认为是封建经济的一种形式”³²，但实际上，贸易恰是封建阶级关系以及由该关系构成的需求的一种表达，正是因为贸易的发展给（旨在增加农村剩余产量而出现的）商业和城市生产带来的特定压力，决定了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趋势——这反过来意味着分工本身发展不健全。

由于领主不能在农奴制下轻易改善生产力，他们大都局限于通过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提高收入。特别是受运输成本的影响，他们只可以在可利用土地、人口、劳动强度和最低生活水平的限定范围内提高产量。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进行“积累”的积极性，即用改进过的生产方式进行剩余再投资。相反，军事装备或炫耀性消费等非生产性开支，则更有可能引起追随者的关注和效仿。由此带来的军事能力的增强，则可能会提高个体领主的生产潜力，即通过战争夺取其他领主的土地和劳动力。事实上，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潜力有限，所以发展军事力量可能是个体领主最有希望提高生产能力的手段。³³因此，很大程度上以奢侈品和l军用物资为主的市场商业形式的出现，明显受到封建农奴制需求的制约，而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这些需求，他们因此会更加努力地榨取剩余以满足业已膨胀了的需求。然而，用于军事物资或奢侈品的剩余越多，就意味着可用来发展生产或生活资料的社会资源越少。因此，商业的发展不是外在于封建制体系的，而是封建阶级关系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需求的一种表达。正因为如此，封建主义商业的发展，理论上决定着新需求的发展，并最终以分工的形式宣告或“决定”了自身的终结。

封建阶级关系对自耕农生产（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自己”的生产）的影响只能是加剧了上述趋势。领主对劳动力和土地流动性的控制权源自农奴制本身，因此这会阻碍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的出现，也会阻碍农民提高其积累必要的生产资料的能力（实际的情况更糟糕，因为农民一般不愿与他们的土地分离）。同时，因为给领主供奉剩余（通过在领地上直接劳动、征收实物或货币地租）的农民的自耕地，是用来生产劳动力（农民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工具）的，所以部分领主倾向于通过榨取短期剩余以破坏农民的长期再生产能力，从而破坏整个系统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与积累。再加上农民自耕地是作为领主直接监督之外的生产单元经营的，因此领主们在这一领域的疯狂榨取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其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能力的破坏性影响，几乎是无法衡量的。³⁴此外，领主们还特别喜欢这样做，即不让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足够的经济剩余）饲养那些承担着犁地和给土地提供充足肥料的动物，以此消耗自耕地的土壤肥力。而由此产生的生产力下降则往往（如果不是必然）会带来人口减少的危机。³⁵

由此可见，斯威齐/斯密关于工业城市中心（作为新兴资本主义的辐射焦点）是进步和创新之源的理解，在农奴制的背景下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在农村生产部门，农奴制的社会关系不仅限制了城市工业发展的潜力，而且赋予城市工业以本质上的寄生性和保守性。一方面，农村生产力的下降自然会影响到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因而会给城市生产者的从业人数带来限制；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降低农村生产者的购买力（先是限制他们的生产能力，接着是限制他们保持其生产的能力），处于交换压力下的农奴制结构中的农村生产部门，事实上是倾向于阻止城市业大众市场的出现的——无论是生活消费品（特别是服装）还是生产资料（工具）市场。

因此，城市工业几乎没有创新的压力——即使创新会降低农村生产部门的生产或消费资料的价格。相反，有效的农村需求主要源自于地主对有限的昂贵奢侈品的渴望，而这些奢侈品绝不会提高农村生产力。事实上，这种需求所具有的性质，为行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行会几乎主导了手工业，把持着商品的进出，并决定了生产的方法，因此此时只有一个有限的市场。而且，所需要的只是制作十分精巧的货物，于是学徒制成了行会限制准入门槛的主要方法。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交换在农奴制阶级关系中得以发展时，恰恰扼杀了可能被摆在首位的分工的发展。

我们由此可见斯威齐最终结论的困境。斯威齐的这个结论就是：城市通过充当吸引逃亡农奴的磁石，不仅提供了变革的诱因，还提供了这样做的压力，并因此最终解除了农奴制。这种说法，首先回避的正是农村领主靠暴力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一关键问题（我们知道，农民其实很难离开自己的土地）；其次，不是只有行会组织的工匠缺乏工业机会，如前所述，这些机会明显受制于农村生产力的状况。³⁶

总之，斯威齐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全部解释，都是以资本主义已经存在这一隐含的假设为基础的。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斯威齐误认为贸易—城市构成了一种处在胚胎中的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贸易—城市的扩张将传递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甚至是农奴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系统，由于该系统可以通过积累和创新的过程进行自我改造，所以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封建主义的衰退，并最终采用雇佣劳动制度。根据历史功能主义的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被视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斯威齐显然可以用这一解释将农奴向自由劳动力过渡中的核心问题，设定为传统经济决定论的结果，即归因于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机制（“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就只是“交换系统”的存在，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

斯威齐的错误可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假定生产者的市场关系决定了其运营和发展及其最终内部关系（而不是相反）。与此相应的，依据个体单元的产能来定位系统的发展潜力（因而强调动机），而不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能够决定或限定个体单元及其运营发展的相互关系之性质）的阶级生产关系的总体系统中来做这样的定位。因此，斯威齐认为，是市场关系产生了新的需求，滋生了“利润动机”并由此导致专业化和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着生存竞争。

当然，在资本主义现行制度下，至少从个体生产者的角度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但其原因却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者的市场关系，所表达的不过是他们彼此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基本关系，即生产者为了生存必须出售其产品以获得利润，以便购买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这种关系，推动了每个生产者在“社会必要”层面开展有竞争力的生产，以便实现销售和交换，而这反过来又表达的是由资本家和自由雇佣劳动者所构成的基本阶级结构。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劳动者与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不仅劳动力而且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能且必须以资本的形式（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成为商品。如果没有自由雇佣劳动式的分离（即劳动者与其基本生活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一方面会对资本积累产生严重的壁垒，即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不能“自由”地与最高技术水平相结合，使用价值也就不能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人们也就没有必要为了再生产而不得不开展交换，竞争的压力或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为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积累，尤其是通过创新开展积累活动。

因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本身”³⁷。同样，“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己丧失自己客观生存条件的人们的，现在同样也变成、可以出卖的了。”³⁸同时，“。这就是资本的。积累就是资本在一定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聚集在一起。”³⁹

斯威齐抽象地认为，市场是决定性的因素，即市场决定了阶级系统（以农奴制为例）中各个生产“单元”的运作。这一颠倒性的设想，使他在逻辑上得以将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性突破视为自用型生产与市场型生产之间的事情。在斯威齐看来，“封建主义衰落的根源在于贸易的发展”且“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冲突就是……为市场而生产还是为使用而生产”⁴⁰。由此，将农奴制生产系统中交换的出现理解为交换兴起的产物，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交换（在斯威齐看来）由于技术进步，又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由劳动于是应运而生。

斯威齐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强化自己的这一思想，即“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如果没有交换价值，而只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那么剩余劳动将或多或少受特定需求的限制，也就不会有对源自于生产本身性质的剩余劳动的无限渴望”。这一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就如斯威齐所继而指出的：相反，只有在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继续改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压力”⁴¹。可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交换价值才能占主导地位呢？当然，斯威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以市场为目的的生产的崛起。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生产系统以交换为目的”，并导致“交换价值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事实而存在”，从而侵蚀了“使用价值系统”，形成了改革的压力，于是最终促使封建制度的社会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缓慢演变。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交换型生产的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确保上述推测的正确性。事实上，走向相反的倒退趋势亦是可能的，因为只要农奴制占主导地位，该体系下的各生产单元就能够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提供上维持自给自足。只有当自由雇佣劳动出现、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者才能从生活和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进而为维持再生产而不得不出售产品，以及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唯有如此，交换价值才能真正占据主导地位，也才有实施积累的系统压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交换价值本身的统治地位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的统治地位的是：他人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的关系。”⁴²

因此，（与斯威齐相反的）正确的观点是：真正的对抗并非产生于自用型生产与市场型生产之间，而是源自于生产的阶级系统之中，即自由雇佣劳动（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阶级系统之间的对抗。在这两种阶级系统中，都会出现贸易（市场交换），但发生在不同阶级系统中的交易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其对系统的运作和发展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始终是为了“使用”即使大量已经被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也会在市场仁进行交易，个体生产单元仍然可以直接（非市场性地）获得生活资料。从本质上来看，此时所交易的，是除去必需品之后的剩余（可能剩余比例较大）。而由于正在交易的（流通的）不是再生产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市场、特别是市场上其他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对生产的性质和数量的影响只能是十分有限的。

从个体生产单元来看，如此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方式，为资本主义剩余最大化和市场竞争的实现与开展设置了终极障碍。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统治阶级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的体制化的社会关系，阻碍了“生产要素”（即以劳动力、土地和现有生产资料为表现形式的使用价值）货币资本化。所以，无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贸易水平如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自由雇佣劳动不占主导地位的事实都意味着“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以致工具还没有被真正卷入流通”⁴³。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没有分开（从而“自由”），两者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所以，货币无法流通，也不需要流通，于是出现了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形式组合起来的使用价值的交换，从而产生了“社会必要”生产率。而货币则既不能购买，也不能投资在劳动力商品和生产资料上，于是它们就都集中到生产领域，以赚取更多的货币（M—C—M′）⁴⁴

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与前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贸易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这里的商品交换（流通），是经济整体阶级结构的直接的和必要的表达。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资本家和工人）不生产、也无法生产他们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即用于维持自身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生活用品与工具），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生产其他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物品，并依靠流通维持生产和再生产以便构成生产全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生产的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下的“交换”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其地位和作用形成鲜明对比“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流通过程的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边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已经具备。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流通也已经成为生产的一个单纯要素，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产品的实现，和作为商品来生产的各种产品生产要素的补偿。”⁴⁵

简言之,“交换价值的主导性”并不亚于自由雇佣劳动的主导性地位（在自由雇佣劳动中，劳动力成为商品）⁴⁶但这应该不足为怪，因为毕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从交换价值的概念（作为价值的一种形式）开始的。至于价值本身，则是对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系统的表达。抽象劳动因此反过来体现了具有个体特色的、私人生产者的经济活动：在这里，每个生产者都必须进行交换以维持再生产。所以，劳动力可以而且必须能够“迁移”或被“迁移”并通过将资本投入到生产线来达到“社会必要率”或“平均利润率”。这样的经济只存在于直接生产者已经脱离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的（即劳动力是一种商品的）自由雇佣劳动系统，即资本主义社会。⁴⁷

正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劳动力作为商品在个体化的私人生产系统中的出现，决定了“作为生产资本的代理人”的货币流通功能的充分发展。这种分离的结果同时决定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根本对立或极化（因为要使商品尽可能应用到生产中，就必须进行商品交换），以及商品货币与商品劳动力及生产资料的根本对立或极化（这恰因为商品不能直接作为价值出现，仿佛它们本身就有价值一样——体现在劳动时间上，则是必须通过流通找到它们在生产中的位置）。因此，货币商品可以且必须起作用，以“重新组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流通，从而促进生产以获取最高利润率（M—C—M′）。

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成就，尽管它是以无意识的和无法控制的“无政府”方式进行的，但却是所有生产者在其中相互依赖的系统，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为其他人进行生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在市场交换中并通过市场交换而实现，但市场本身却既不能创建、也不决定这种关系的运作。它是个体化生产的阶级结构的产物——基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相分离，也正是这一分离借助于创新促进了积累，将货币资本转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实现“社会必要率”或平均利润率。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交换价值主导地位最初出现的历史过程，与资本和自由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出现的历史过程正好是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前提是这样一些历史过程，这些历史过程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处于一种即使最初不是真正的自由工人的地位，但无论如何是可能的自由工人的地位，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他接着指出了这一解体的历史进程，也包括农奴制的破坏、农民和生活资料的分离、行会的解散以及工匠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正如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只要更详尽地考察便可发现，在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⁴⁸我们试图说明的是，仅仅贸易的出现本身决定不了解体的过程。只有在冲突、阶级转变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这一解体过程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这则暴露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的矛盾性质。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体现在斯威齐关于封—资过渡问题的分析中的斯密式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且得出了该理论的逻辑结论。因此，根据我们对斯威齐和斯密的讨论，就可以找到沃勒斯坦方法中的核心问题。沃勒斯坦直截了当地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并认为分工亦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撇开现已不复存在的小系统（部落等）不算，目前仅有的社会系统是一个世界体系，可将之简单地定义为单一的分工单元和多元的文化系统”⁴⁹……“它之所以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都是经济性的”（即贸易/交换，与世界帝国相比，后者的各部分间主要是通过单一的、集权式的官僚制政前形式联系起来的）⁵⁰……“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即单一的分工、但却有多种政治和文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⁵¹。

和斯威齐一样（只不过比斯威齐更明确罢了），沃勒斯坦认为，分工发展的动力之源莫过于“利润动机”，而利润动机则又是由贸易和市场诱发并反过来促进了积累（把剩余用于再投资）和创新。所以沃勒斯坦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方式”⁵²。于是沃勒斯坦明确（斯威齐则未明确说明）得出如下结论：贸易本身将因分工发展的利润动机而带来积累和创新。⁵³其逻辑就是：相互依存的交换系统中任何构成世界分工的地区都是资本主义的——无论其“劳动控制”和“劳动报酬”的方式如何。一旦进入世界经济或世界市场之中，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生产区域（沃勒斯坦称之为“强制性经济作物劳动”，尤其是东欧“外围”地区的粮食出口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就不再低于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生产区了。

沃勒斯坦曾说，“我们所谓的封建主义相互依存型劳动交换关系……是包含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的，即它本身也不具有独立自主性，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无产阶级众多就业形式中的一种”⁵⁴。所以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意味着劳动力肯定是一种商品。但在农业资本主义时代，雇佣劳动只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招聘和获得报偿的诸形式之一，其他形式，如奴隶制、强制性经济作物劳动（……所谓‘第二种封建制度’）、分成制和佃农制等都是可供选择的方式”⁵⁵。事实上，正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础又负责解释它的发展能力的贸易，使劳动控制或劳动报酬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区域专业化成为可能。具体来说”重要的是一个工业部门的出现，但使这成为可能的是农业活动从封建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不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形式’都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只有在经济中心地区才是这样。但在非‘自由’生产部门的地主和劳动者的促动因素，同中心地区的这种促动因素一样，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⁵⁶

对沃勒斯坦而言，世界分工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毫不奇怪，他可以毫不避讳地认为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仅是世界分工发展的一个方面，并认为它是由既定生产类型和特定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的技术需求决定的。斯威齐则并没有明确得出这一结论，因为他似乎接受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所谓原始积累”部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特别是有关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相关论述）中反复强调的观点，认为自由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化是在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出现的。但沃勒斯坦却指出：“‘劳动无产阶级化’和‘土地商品化’……不涉及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但却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几个方面”⁵⁷。具体说来，随着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的出现，自由雇佣劳动作为劳动控制/劳动报酬系统也就出现了，因为生产性任务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和更多的技能。就像沃勒斯坦简单提到的，“它是中心区各国对熟练工作所使用的劳动力控制形式，而强制劳动则应用于边远地区较不熟练的工作”⁵⁸。

不难发现，和斯威齐一样，沃勒斯坦理所当然地认为“利润最大化”和（隐性的）“市场竞争”必定会导致资本积累和创新。同样也和斯威齐一样，沃勒斯坦就此认为这一转型所依靠的是剥削阶级的主观动机，即在面对市场时，增加剩余的需要或渴望仿佛就会自动导致产量的增加、甚至生产力的提高。然而，我却一直认为，这种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机制只有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它们的确会通过创新性活动实现积累，但这种创新仅限在自由雇佣劳动系统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才有可能，而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农奴制下）就不一样了。因此，阶级结构的历史转型（市场本身所不能诱发的），才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核心所在。

有必要强调的是，斯威齐并没有明确拒绝上述观点。他关于自由雇佣劳动系统是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的理论立场是十分鲜明的。然而，斯威齐却反驳了如下观点，即认为市场生产压力之所以会导致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演变，是因为市场会诱发统治阶级提高产量的需求，并因而接受旧模式下无法使用的新生产力。因为后一种观点似乎是在说：农奴制本身将在市场压力下形成一种社会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伴随着自由劳动的最终出现），所以自由劳动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条件。

沃勒斯坦则试图采取置之不顾的方法来规避这一理论困境：如果你一方面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借助于积累和创新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你另一方面又认为贸易会通过积累和创新刺激旧生产方式内部的发展，从而引发旧生产方式本身向自由雇佣劳动的转变.那么这样的说法是缺乏逻辑基础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发展的动力就明显源自于贸易，而非使劳动力商品化的阶级关系之中。于是，沃勒斯坦干脆一开始就否认自由雇佣劳动是创新积累的条件之一，这样他就可以始终认为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且是其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各种“劳动控制/劳动报酬”形式（包括自由雇佣劳动）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促进市场诱导的经济发展和欠发展进程而已。然而，正如我们已经（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的，这样一种立场所能导致的，就是一种非历史、非阶级的分工概念，它未能注意到基于贸易的分工的发展，只能是生产力（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发展的产物而非源泉，继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依赖和受限于其阶级关系基础。

事实上，要想把资本主义发展理解为世界分工发展的一种表达，沃勒斯坦就必须描绘出一种并没有真正纳入定性发展，特别是生产率增长的生产力发展概念。沃勒斯坦展示的发展图景，本质上是定量的，因为它实际上并未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视为资本主义的常规（如果既非持续也非永恒）特征，以及借助于创新积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沃勒斯坦全然拒绝将创新和技术变革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常规特征，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沃勒斯坦自己却十分明确，他强调，有且只有两类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在世界帝国中，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只存在唯一一个榨取剩余的官僚政体；与此相反，世界经济中则包括众多政体，而不是只有一个：“……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⁵⁹。

沃勒斯坦明确指出，相对于世界帝国而言，世界经济的经济优越性，其实并不是“正面的”（可在其高级的生产系统中发现），而是“负面的”（体现在其卓越的分配体系，即在汲取剩余的官僚政治不存在的地方）。因此，沃勒斯坦说，“是现代世界的社会成就（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发明了技术，消除了过于累赘（繁琐）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浪费’，从而增加了剩余的东西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流量”⁶⁰。他还进一步指出：“我曾谈到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发明。不仅如此。以前也存在过世界经济体。但它们总是转化成帝国，例如中国、波斯、罗马，现代世界经济体本来也可能发展到同一方向——的确，它也曾偶尔似乎显示出要如此发展的样子。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技巧和现代科学技术（据我们所知，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使这个世界经济体得以繁荣、增殖和扩展，而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⁶¹。

沃勒斯坦几乎可以更直截了当地断言，现代世界经济并不内在地包含着技术创新的动力，它只是世界经济演替中的一个阶段（多种政体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且以往诸阶段都没能成功地利用它们的生产组织改造生产力。现代世界经济可能很容易会步其先辈们的后尘，因为除了“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等无法解释的现象外，它的社会生产组织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沃勒斯坦的体系中，技术进步和创新具有万灵药之功用。

沃勒斯坦的失败，特别是吸纳创新的失败，源自于他试图用一种基于分工扩张、使得专业化成为可能的定量模型，来取代基于“资本积累扩大”的生产力发展的定性模型。作为贸易引起的世界经济扩展的自然结果，专业化因此成为沃勒斯坦所说的生产力发展之关键（特别是“劳动控制/劳动报酬方法方式”的专业化）。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世界经济体正是建立在下述的居高临下地位之上，即当时存在三个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确实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人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⁶²。

因此，对沃勒斯坦而言，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劳动控制方式的专门化，反过来，区域劳动控制方式的专门化又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因为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是最适合于它们所统治的专业化生产的，正因为他们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下所采用的这些方式，才使得生产发展成为可能，并进而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什么各种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雇佣劳动制和自我经营（sell-employment）——都同时存在于世界经济体中？因为每种劳动控制方式对特定的生产类型都是最合适的”⁶³。

然而，由于沃勒斯坦“劳动控制/劳动报酬系统”的矛盾性，他的这种论证失败了：一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劳动控制系统最适合于特定的生产类型（的确世界经济可以给每个地区精确配置最合适的劳动控制模式），并认为这些系统实质上是技术性的生产方法。生产（产量）最大化的迫切需求表明，选择这些系统像选择其他系统一样，考虑到了当地的生态人口特征。另一方面，对沃勒斯坦而言，劳动控制模式显然是统治阶级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榨取剩余的方式。据此，如果劳动控制方式能使当地统治阶级的剩余最大化，它就是最合适的。可问题是，产量最大化与统治阶级剩余最大化并非一回事，因为它们各自都包含了不同的“原则”和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过程。

因此，沃勒斯坦关于经济发展是通过最合适的劳动控制模式带来的必要的专业化这一论断，似乎意味着，只要采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模式就可以实现李嘉图式的比较利益法则。根据这一只能被称作“极端斯密”式的推理，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一个地区的生态人口特征决定着该地区的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和最合适的生产方式。反过来，这又与劳动控制和劳动报酬系统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就是随处可见的产量的最大化和整个系统的最全面的发展。

要找到这一决定性系统的根源并不难。因为它的逻辑前提就是：普遍的超历史性的经济人法则，即每个人都力图在市场上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受任何社会剥削关系系统的影响。在这个由普遍的经济人法则指导的世界中，生产中出现的任何明显的社会关系结构，都不过是“生产者”自由选择的技术性结果——这些生产者能够接触到不同的、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可以任意使用现有的生产技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要素”的收支状况是由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而非取决于不同阶级的剥削能力。无论如何，与此相应，沃勒斯坦还必须从这些前提出发做出具有事实合理性的推论：他一定会说，每种劳动力控制模式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生产性”，所以它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市场化生产。而既定区域劳动控制模式的优越性则可直接用来解释采用它的理由及其对世界分工发展的最大贡献。因此，某种劳动控制方式之所以会出现和存续，正是因为它可以使既定地区在世界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由于可以确保既定地区的产量的最大化.所以每种方式都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然而说劳动控制模式因此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性”，即是说剥削者对劳动的控制对生产（实际上是必要“劳动”）是有贡献的。依照这一逻辑“剥削者”之所以可以（来）占据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市场竞争力的要素（他们的劳动控制方式更具竞争力）；与此相应，他们就获得了部分“剩余”，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相对稀缺的要素（劳动力/功效），并借此在交换中获得了回报。当然，这完全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但它却几乎没有考量剥削或阶级关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几乎不能说明沃勒斯坦的分析对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例如，很难说地主对沃勒斯坦所说的“强制的经济作物”的劳动控制方式（农奴制）对农民生产的“贡献”是必要的——尽管它确实使东欧的农奴制生产发展到了顶峰；可仅就生产而言，农奴制下的农民生产应该是产量最低的。而沃勒斯坦所要得出的必然结论则是：最大化生产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些地区根据最合适的劳动控制方式进行专门化生产的结果。该结论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机械主义的假设，即认为“生产力的需求”（劳动过程或社会组织工作）可以决定剥削结构（社会财产关系和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的强制力）。

需要澄清的是，我在这里不是要否认剥削阶级有时也发挥其生产职能，而是要肯定他们的生产功能来自（但不能决定）他们作为剥削者的位置。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⁶⁴与此相应，也不是剥削者对生产的贡献（即他们对生产的抽象需求的反应），使他们能够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他们所发挥的功能都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一部分产品。相反，是他们作为剥削者的身份，使得他们可以发挥任何符合他们需求和能力（严格取决于他们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剥削关系的性质）的生产职能，以榨取最大剩余。

然而，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从阶级开始（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剩余榨取系统并最终以强制力的方式被确认下来，且这一切并非源自生产本身的直接需求），那他就不得不承认市场分工无法决定（通过引导各地采用最合适的劳动控制方式，即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的“最优”发展。理由如下：首先，因为任何既定的阶级结构的兴起与历史演变，不能被理解为纯粹是统治阶级选择和强加的结果，而是（如下文所示）直接生产者与统治阶级斗争（即直接生产者在不同程度和以不同形式抵制统治阶级榨取其剩余劳动）的结果；其次，阶级关系结构一经确立，统治阶级的任何将剩余最大化的努力都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即产出）的客观要求；最后，即便已确立其统治地位，前资本主义统治（或有财产的）阶级也未必会将剩余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性来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来使“剩余最大化”（如更合适的劳动控制方式）；还因为其成员（组成单元）能够直接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而无需为生存和再生产展开市场竞争。实际上，在直面斯威齐的理论时，我们已经以中世纪农奴制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在这里，一方面，统治阶级力图“运用”农奴制阶级关系以最大化其市场剩余，但这实际上却导致了生产力的衰退，从而无法成功地将剩余转移到统治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借由个体农奴主的利润最大化努力而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这一演变路径通常是不可行的，甚至会对领主产生相反的效果。更何况，不采用更有效的剩余提取形式，并不意味着既定类型的生产系统就一定会被其他更有效的系统所取代。

因此，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东欧谷物农业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不能被认为是能促进世界分工发展的“最合适的”生产形式（通过提供最大化的出口量）。事实上，正因为它不是（尽管沃勒斯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所以它不能成功地开发生产潜能，以促进集约农业和核心手工业的长远发展。这不是说它无力这样做，而是说它无力将剩余最大化或开展市场竞争以采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实际上（也是我将要论证的），以自由佃户劳动为基础的地主—资本家式的“经典”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出现在欧洲某些核心地区的），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有帮助，甚至会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打破由来已久的以基本粮食生产率下降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壁垒，即通过将劳动力从温饱型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及给手工业产品提供市场，以保证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因为正是这种发展，使分工发生质的突破成为可能。

沃勒斯坦不能提出上述观点，因为（如上文所述）他的整个理论都是要用来支撑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欠发展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理论立场的逻辑基础（如沃勒斯坦本人也充分意识到的那样）就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是资本主义欠发展的原因，同样，资本主义欠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这种说法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的。这一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是一种逐渐引入创新以实现资本积累的自由雇佣劳动阶级关系结构的历史性建构。因此，经济的发展和欠发展都不直接依赖于对方，也不是单纯由对方引起，而是特定的阶级关系演变的结果。正是特定的阶级关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地决定着“外来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模式的关系。然而，为了说明发展和欠发展确实是直接相互决定的，沃勒斯坦诉诸将核心的发展和外围的欠发展主要归结为剩余从外围向核心转移的结果。因此，他不得不全然忽略任何通过资本积累来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内在发展趋势，而将核心的发展视为从外围榨取“原始的资本积累”的结果，并将欠发展看作是“资本缺乏”的结果。于是，资本主义实质上好像是又一个主要建立在（我们所说的）榨取绝对剩余劳动基础之上的系统。

在沃勒斯坦看来，剩余从核心向外围的转移，似乎又可以通过两个路径：一是直接通过“经济”，另一个则是“政治”。因此，他指出：“世界经济体的分工包含有各种职能性任务的层级体系，其中，需要较高水平的技能和较大资本含量的各项任务由较高层次的地区来承担。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本质上要使积累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盈利率高于未经训练的劳动力）获得报偿，这些职能性技能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具有某种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市场的力量更多的是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些不平衡”⁶⁵。同时，沃勒斯坦还认为，劳动控制或劳动报酬系统导致了核心国家的强大和外围国家的衰弱。于是强国就能够维持核心经济与外围经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虽然最终看上去好像是通过强权达到的。“在这类国家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创立……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⁶⁶。“一旦我们在国家机器是否强势方面有了差别，我们就进入了强国对弱国、核心国家对周边地区实施的‘不平等交换’体系。因此，近代早期（农业）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所有者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侵占，还包括核心地区对世界经济剩余的侵占。”⁶⁷

这些论证都不是十分清楚，但似乎都植根于充斥在沃勒斯坦理论框架中的同一种经济决定论。就经济层面的论证来看，必须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沃勒斯坦的”任务的层级体系”以至于一些生产性任务的实施比其他任务需要更多资本和更熟练的技能？沃勒斯坦实际上倾向于认为，是任务本身决定了完成它们所需的资本和技能，但他的论证走得太远了。他指出：“在商业和工业世界经历巨大的地理和人口扩张的情况下，欧洲的某些地区能够积聚这种扩张带来的利益，如果在获得这种利益所必需的那些活动中，这些地区能实现专门化，它们所得到的就会更多。这样，它们在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只需花较少的时间、人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是东欧会变成西欧的‘面包篮’，就是西欧会变成东欧的‘面包篮’”⁶⁸。根据这一解释，粮食生产所需的资本和技能显然较少，所以它在总剩余中比手工业占的份额就少。沃勒斯坦于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欠发展的发展”是“外围的原材料产区被卷入世界经济的结果”⁶⁹。

很明显，这样一种技术决定论也足以让沃勒斯坦用来论证世界分工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地位问题：原材料生产因对资本和熟练技能的水平要求不高，所以在世界市场剩余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沃勒斯坦的这一论证逻辑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且不论如美国出口农业生产和第三世界出口手工业生产这一现代化分工体系中，前者通常就比后者使用的资本和技能要多得多；就连（沃勒斯坦自己所说的）近代早期阶段也会出现如下情况，即不仅核心手工业区域的资金和技术密集程度比周边农业区域要高（几乎所有的核心区域的生产活动都具备这些特性），而且在（沃勒斯坦未曾强调的）基础粮食生产中，英国农业从业者（为实现高效）对同一产品投入的资本和技能要比其波兰同行多得多。⁷⁰

当然产品本身不能决定用于生产它的技术和资本。而如果沃勒斯坦认为核心区域所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决定了所有生产线都将采用更优越的资本和技能条件，那他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尤其是为了避免得出该地应用于生产任务的资本和技能决定了其位置（核心或外围）这种同义反复的结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世界市场不能决定任何地区对生产类型的采用，尤其是所应用的生产力的水平和属性；相反，这些都是由既定地区的阶级结构决定的。此外，这样的主张，即认为不是某一地区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力水平，而是该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即劳动生产率）决定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位置这样的观点，也会与沃勒斯坦的整个论证逻辑相矛盾。因此，必须重新回到能让生产力在其中得以发展（或没有发展）的阶级结构中去。

同时应该清楚，无论应用到生产中的资本和技能集中（分布在核心区域）的原因是什么，都不能假定这种分布本身决定了剩余转移的过程。沃勒斯坦特意借用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的“不等价交换”概念来解释这一过程。可惜无论人们对此概念如何加以理解，它都肯定不适用于沃勒斯坦的意图。因为在伊曼纽尔看来，当用来交换的产气，品被不同工资水平（和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地方（生产线）生产出来时，不等价交换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假设所有地区和生产线的利润率是均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趋势也的确如此），那么部分剩余似乎在从低工资地区向高工资地区转移的过程中就已经流失了。⁷¹为了适用于整个系统自由资本的流动性，这一理论无论有多有效和明确，它都不过是为了实现平均利润率（以使得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成为现实）。然而，正如我们在讨论斯威齐时指出的，在农奴生产模式下，没有自由劳动力（也没有自由土地），因而也没有“自由资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价值”也不能自由地并入“平均利润率”。换句话说，根本不可能形成平均利润率实现所需要的稳定的投资流——不论因利润率高而流入农奴为主要人口的地区，还是因利润率低而从该地区流出，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正因为无法靠灵活的投资来增加产量，17世纪农奴制下东欧地区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的一般结果，只是产品价格（而非产量）的上涨，所以东部农业和西部工业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有利于前者的变化。结果，市场的确促进了一定的“剩余转移”但却是从西部“核心”向东部“外围”的转移，而不是相反。

如果把沃勒斯坦的剩余转移概念添加上政治保障（即从政治上保证剩余从核心强国向外围弱国转移）之后会怎样呢？再次有必要退回到先前的问题，即强国和弱国本身的分布问题上来。沃勒斯坦说:“在16世纪，一些君主……获得了很大的力量。另一些君主则失败了。……这是与世界经济体内劳动分工的地区作用紧密相关的。不同的作用导致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结构产生不同的政治”⁷²。然而沃勒斯坦却再次构建了一套严格的经济决定结构，打破了他关于劳动控制/劳动报酬系统的矛盾概念：一方面，沃勒斯坦希望看到阶级结构（劳动控制/劳动报酬系统）是由世界经济、某一生产线的工作组织、归根结底是一个地区在分工中的作用决定的（即是市场决定的技术经济迫切需求的产物）；另一方面，在沃勒斯坦看来，阶级结构（作为剥削者的统治阶级和作为被剥削者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又决定了国家的特性：“劳动控制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力量）和本土资产阶级兴盛的可能性”⁷³。

可我却认为，如果将劳动控制系统视为阶级剥削结构，也就无法用技术—功能的视角来对它加以把握了。因为，从后一视角来看，特定地区的阶级生在构限定了其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进而限定了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决定着其国家结构，而非仅仅”传送”世界市场和分工的压力。因此沃勒斯坦不能两者兼得，即认为劳动控制系统既可作为剥削阶级结构而决定着国家的特性，又反映了特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最合适的”生产性”技术。如果他试图两者兼得，那他就等于明确否定他自己的这一中心论点，即一个地区的国家结构是由该地区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沃勒斯坦曾借此解释过日本和俄罗斯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不同寻常的成功，即认为它们以半外围而非外围状态进入世界经济的能力，来自它们强大的国家结构。⁷⁴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意味着是国家结构决定了特定地区的经济作用，而不是相反？而且17世纪的法国也是一个异常强大的国家，但它却并不属于经济核心区。

尽管沃勒斯坦似乎是在力图理解国家和经济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但对他来说，依据剩余榨取的阶级结构来做相关的解释却无法取得丰硕成果。因为，在他这里，阶级结构说到底只是与世界分工密切相关的生产力发展的辅助手段。同时沃勒斯坦还认为，国家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通过世界分工），这一理解与他关于国家的作用首先是强迫剩余从外围向核心转移的观点密切相关。而由此产生的国家的量化概念（据其“优势”或“劣势”，本身就排除了任何以阶级结构为出发点的合理分析。

相反，如果试图将国家和阶级结构关系，理解为统治阶级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偿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则有可能超越（依据优势或劣势而界定的）几无用处的量化国家概念，而转向一种质化的国家概念，即按照其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关系（这种关系恰是受国家与己确立的剩余榨取系统的不同关系所中介的）来理解国家的属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⁷⁵

由此看来，国家和特定地区经济的发展或欠发展的关系（以及最终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似乎遵循的是剩余榨取关系本身的“逻辑”，即被（符合）统治阶级与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关系的特性所限定的统治阶级的需求。但是，就拿波兰国家的发展与农奴制的关系这一沃勒斯坦十分了解的案例来说，实际上农奴制在波兰并不能决定国家强弱。农奴制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作为一种剩余榨取系统，取决于领主为确保租金对农民佃户的强力控制——尤其是通过防止佃户或劳动者市场的出现。因此就波兰而言，暴力、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了农奴主可以在其聚居地直接维系农奴制的剩余榨取关系。

其初步结果可能是产生一个主权极其分散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与其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与经济内部或外部的关系，却不能依据“劣势”来进行有效的理解。相反，国家对经济的态度（包括内部和外部），反而会极大提高农奴主的阶级地位。因此，一方面，国家对城市的反对并非源自任何商人和贵族之间的直接对立，而是由城市对领主关系构成的威胁所导致，ep城市为农奴的逃离提供了落脚点；另一方面，追求自由贸易政策本身并不意味着向西方核心国家的妥协。事实上，为波兰提供大量进口商品的联合省（荷兰），很难被说成是强国。自由贸易政策的重点是直接通过提供廉价的工业产品，以及为农民提供可能破坏农奴关系的选择方案，从而间接地削弱了当地工业，以服务于当地农奴主的利益。⁷⁶

波兰的欠发展并不是由其“劣势”（相对于核心国家来说）决定的，而恰恰是由其执行旨在加强农奴制生产模式的政策决定的。这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地主在既定农奴制社会关系范围内使“剩余最大化”的能力（这本身倾向于削弱农业的基本生产力），与此同时，波兰的经济发展机会也就呈下降趋势了。反过来，国家政策方向的根源显然可在农奴制（农奴—地主阶级关系）占空前主导地位的体系中发现，即取决于其对直接生产者及其剩余的直接而即时的控制。以至于事实上，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强国”的17世纪、18世纪早期的普鲁士，一直保持着本质类似的国家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模式，即普鲁士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着同一种农奴制关系结构——就像波兰的那样。⁷⁷简言之，在东欧或其他地区，国家与发展（或欠发展）的关系，并非如量化分析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其优势（或劣势），而是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对生产力增长（或停滞）的影响，主要是受它与既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结构关系的调节，而非受制于它与“不平等交换”和剩余转移（出入）的关系。

可毕竟，整个关于不平等交换会导致剩余转移的讨论，在面对发展和欠发展的兴起这一问题时也一定具有其相应的从属性地位。将不平等交换和剩余转移置于相关讨论的核心，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普遍流行的这一观念，即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了16世纪以后西欧某些核心地区的成功发展（以及外围地区的欠发展）。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其实“资本的先期积累”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马克思提及这一概念是为了批判它并从根本上改变它，从而超越与它有着必然联系的经济发展循环概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⁷⁸

因此，马克思的原意，并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斯密用来解释他所谓的预先积累的“假设性故事”，更是要拒绝（从根本上被误解了的）斯密的整个观念。其实，无论积累多少货币或财富，都不能解释资本的积累，因为资本积累所需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可见，如果把资本的这种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并创造了——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些已经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愚蠢不过了”⁷⁹同时“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⁸⁰

那些和沃勒斯坦一样倾向于强调财富积累（无论是货币还是自然形态的原始财富积累）之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回避了根本问题。因为：首先，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一种从外部积累起来的财富（即从外围到核心），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是否是因为只有十分集中的资本才能克服技术壁垒（即所需的资源已远远超出了核心区域自身能够积累起来的资源总数）?⁸¹其次，更重要的是，是什么因素允许并保证从外围带到核心的财富将用于生产性目的而不是非生产性目的？尤其是什么决定了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会被用来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是如何与通过创新的持续积累过程联系起来的？历史证明，财富的积累及其在具体的潜在“投资者”手中的集中，都是在没有明显效果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只是一个组织系统，其目的就在于让社会生产关系结构来指导创新资本积累，从而把外部潜在生产力资源的自然增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助力。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所以没有这种具体的指导机制（也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性指导），恰因为（建立在自由劳动——即劳动力商品化——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的阶级结构系统，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财富从核心向外围的转移，并非仅仅导致核心区域大教堂的出现和外围的饥饿？

无论是核心的发展，还是外围的欠发展，都不是由剩余转移决定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不仅包含一般意义上的财富积累，而且重点集中体现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发生在西欧部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多集中在农业；它反过来又依赖于相应的社会系统的支持，即该社会系统不仅能赋予直接生产者以最高水平的资本和技能，还能维持其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总之，西欧资本主义独特的成功发展，取决于其阶级系统、财产系统以及剩余榨取系统——在这里，榨取者必须用这些（虽然极不完善的）方法来增加剩余，以使其适应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水平。资本主义要求控制生产者通过增加我们所说的相对（而不仅是绝对）剩余劳动来持续提高“利润”（剩余），并因此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区别。因此，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要解释榨取剩余的需求与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之间相结合的基础，即一方面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或真实原因）；另一方面则要分析它的起源（或其如何产生）。而这则是沃勒斯坦分析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因为在他的分析中永远不会直接提出这些问题。

如上文所述，沃勒斯坦认为，波兰和欧洲东北部的粮食出口区的农奴是“为购买他们的经济作物产品的（资本主义）地主工作的——在这里，劳动力是一种商品”⁸²。因此，对沃勒斯坦而言，农业资本主义在东欧的崛起是以“强制的经济作物劳动”（即农奴制）为基础的。后者是该地区被纳人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也使欧洲西部向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成为可能。然而，事实上，正是东欧经济体所拥有的非资本主义组织，决定了它们不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回应市场机遇；相应地，它们的失败也不会受到资本主义式的处罚。因此，尽管它们效率低下，也不会被“更合适”的劳动控制或劳动报酬形式所取代。也正是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在这些经济体中并不流行，无法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基础，即一个以积累和创新为特点的有机系统的出现。

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长期的粮食短缺是农奴制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所特有的趋势。事实上，欧洲农奴主诉诸榨取劳动力以使剩余最大化的一般做法，已引起农业收益的长期衰减之势，并导致了14—15世纪早期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产品以及（最终是）人口的“普遍危机”。虽然（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东欧农奴经济对西欧粮食市场在16、17世纪的发展的确也作出了回应，但这仍不能解决欧洲长期存在的上述难题。事实是，农奴经济对由西欧传导过来的需求（甚至巨大压力）所作出的回应相当迟缓：短期来看，根本不是产量调整引起了不断变化的价格，而是因收成极不平衡所导致的供应不同而引起了价格的波动⁸³；长远来看，面对整个16世纪及贯穿到17世纪后期的继续猛烈上涨的价格，波兰的国家商品粮剩余实际上已经因生产力的下降而下降。而且全国总产量仅在16世纪下半叶有微弱的增长——实际上这种微弱增长在16世纪末价格迅猛上涨的时期就已停止，且可能在17世纪上半叶转而开始下降。⁸⁴

当然，这一时期波兰出口的增长比产量的增长更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其增幅远比不上粮食价格的上涨。⁸⁵但这却使仅通过大规模削减农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解决方案成为可能——虽然该方案明显具有局限性，且长期受制于针对领主的农奴反抗活动。通过增加农民在领主庄园工作的时间以及削减农民自耕地的规模从而增加“绝对剩余劳动”的办法的确可行，但却会破坏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能力。由于农民不仅要负责为自己的自耕地，而且还要负责为领主的土地提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以从民远来看，这种直接的绝对剩余榨取方式意味着领主自己庄园的生产力的下降。再加上运输成本总是会限制可出口到世界市场的农产品的罪问字面积，于是波兰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不得不减缓。⁸⁶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农奴自耕地的生产率却要明显高于领主的土地——实际上，只要达到一定规模，每公顷自耕地可出售的产品量就可以也的确高于领主的土地。尽管农民在自耕地上的生产受到农奴制限制，但却依然比领主土地的生产更富有成效。如此看来，就很难说（如沃勒斯坦所主张的）“强制性经济作物”劳动系统是“最适合”于世界市场的生产方式了。无论整个经济的出口定位如何，它至多只能输出粮食总产量的5%—7%，这一事实表明了其作为世界市场生产系统的缺陷所在。⁸⁷当然，这都是可预料的结果，就像有论者所概括的，“这个（私有农奴制）系统出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生产了更多的粮食，而在于它能使统治阶级增加收入。”⁸⁸实际从长远来看“强制性经济作物”系统在发展生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低能变得日益明显。因此，按照这一趋势，农奴制呈现衰减形势的格但斯克和西里西亚周边地区，就将成为最后经历生产力下降和普遍危机的地区了。⁸⁹

然而战争却打断了17世纪中期以来低迷的波兰经济，即战争中断了这一衰退过程的充分实现。到了18世纪，从军事破坏中复苏过来很久以后的波兰农奴经济，仍不能改善其生产力发展能力。于是其生产力水平下降到了最低点。而此时，农业资本主义系统在西欧的兴起又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了激烈竞争，以至于18世纪后期，波兰粮食出口额已经下降到不到16世纪的一半的水平。⁹⁰尽管沃勒斯坦断言，农奴制（或强制性经济作物生产的）劳动控制方式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意味着它将像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劳动方式一样,“扩大或减小其对盈利的影响”，但农奴制却依然牢牢盘踞在波兰——虽然绝对或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其效益出现了明显的急剧下降之势。因此，盈利率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强制性经济作物生产方式会被更合适的、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劳动控制方式所取代。事实上，农奴制虽一直无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却并没有因此被竞争对手所取代。

但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视角的话，即不再将农奴制看作资本家自主选择的劳动控制方式（从这个观点看，资本家很容易选择另一种比农奴制更具竞争力和更有盈利能力的劳动控制方式），而是将它视为阶级关系系统历史演变的结果。由于农奴主能够直接（非市场）获取自己的生活资料（由农奴在地主领地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所提供），因此他们并不需要为了再生产而在市场上购买必需品。他们的生存和再生产能力，不受“市场份额占有”能力的支配性影响。事实上，以波兰经济为例，从西欧进口的商品（几乎由波兰领主专用）完全是奢侈品。因此，波兰生产者虽然有可能无法跻身世界市场，并因此更难购买奢侈的进口商品，但这些却不会使他们破产。因此，无论从系统内部还是外部，也无论替代性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有多大，实际上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通过竞争取代领主的地位。波兰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也绝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它的农奴制阶级结构保证了其现有的生产方式（即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远离了潜在的资本积累。正因为自由雇佣劳动没有出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也都不是商品，所以其使用价值根本无法构成资本主义投资和发展的领域，因为它们不是也不能被合并入（因必须在“社会必要率”基础上进行生产而受资金影响的）交换价值，而是早已融入了某种阶级结构之中（在这里，直接生产者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与获取方面是自给自足的）。

总之，波兰与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联系（即贸易的不断影响），恰如马克思的概括，一方面促进了用来交换的剩余的生产，增加了生产者的乐趣或财富（这里指的是产品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也正如马克思推论的，不断增长的用于交换的生产本身，不能促进和解释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过渡。正是这一双向“机制”在贸易的压力下造就了波兰及其他地区广泛的“欠发展结构”，即为应对市场而提高剩余榨取量，并不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就决定了对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强化使用（实际是全部用完），是在没有相应加速社会生产力的补偿性发展（即相应或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具体来说，波兰农奴制的阶级结构扼杀了直接的农民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决定了其经济的欠发展，从而削弱了国内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市场，并同时决定了市场上将主要交换的是奢侈品。因此，从波兰被“纳入”世界市场的程度，可以看出其经济被抑制的程度越来越深；而从贸易（后来）下降的程度，则可看出波兰经济的停滞不前。然而，这些趋势都不是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兴起决定的，而本质上是由农奴制的阶级结构决定的。农奴制的阶级结构阻碍了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出现，同时注定了任何外来的商业化的诱发型动力最终都会导致倒退。

与此相关，波兰在农奴制经济下与世界市场越来越多地连接在一起这一事实，却表明它越发难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因为波兰的经济不能通过生产力发展提高产量以回应西欧的要求，这就限制了西欧经济的工业发展——因为西欧经济发展程度取决于波兰的粮食出口量；另一方面，因为西欧经济为波兰提供的主要是奢侈品，这些奢侈品是无法反馈到波兰的生产过程，从而更好地装备波兰的农业生产者（以应对西方需求）的商品。相对波兰的农业商品，西方手工业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衰退，表明了西欧经济对农奴制束缚下的东欧的这种矛盾的“依赖”以及后者之于前者的相对“独立”。这种衰退，直接反映的是波兰农业供应相对西欧手工业供应（以及酒、糖和香料等其他商品）要僵化得多，而波兰经济从西欧进口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必要性也远比波兰农业出口（必需品）之于西欧经济的意义小得多。⁹¹因为核心的手工业生产给外围市场供应的仍主要是奢侈品，而外围则基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核心区提供必需的原材料生产，所以东欧和西欧的经济关系十分类似于封建的中世纪欧洲的农村和城市。这种相互依存的传统特色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崛起的征兆。

沃勒斯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核心国家的自由劳动力和外围国家的强制劳动力的“结合”是“资本主义的本质”⁹²，并且他要求我们调查“整个系统的生产关系”即整个欧洲世界经济而不仅仅是每个地方经济的生产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代早期“欧洲世界经济”的程度实际上符合沃勒斯坦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是由外围强制性经济作物劳动和核心的自由劳动相关联的生产系统规定的。但从根本上讲，它仍是“前资本主义”的，即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封建主义的复兴。生产方式缺乏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一事实，主要反映在近代早期“现代世界经济”无法更好地为欧洲大部分地区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⁹³，从这一点来说，它不比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经济更优越。具体来说，虽然中世纪的经济遭遇了普遍的生产危机的打击，导致了14世纪的人口危机；但近代早期经济也同样遭遇了普遍的生产力危机，从而导致了17世纪的人口危机。⁹⁴就像它的前辈一样，“17世纪的普遍危机”是实际匮乏的危机，是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无力。这不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如贫困问题），却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框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不仅有必要认识到东欧农奴制基础上的农业无法阻止“17世纪的普遍危机”，而且也必须强调，随着农奴制的衰落，尽管渗入了大量的商业活动，西欧大部分地区出现的经济活动似乎仍无法逃离农业生产力下滑的古老循环。这是因为，西欧的许多地区特别是法国农奴制的成功，并非资本主义所赐，而靠的是本质上自由保有地产的农民（即自耕农）经济。小土地所有权为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基本粮食生产设置了一定的界限，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根本性障碍。而且就像农奴主所有制一样，即使在市场的压力下，农民所有权制度也不会被其他潜在的、更具生产力的阶级组织轻而易举地取代。因此，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基础之上，并通过城乡、手工业和农业分工而得以实现的发展潜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可见，一方面是农民所拥有的小地产为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如下文所示，与基本粮食生产中的农业革命相联系的关键性进步，要求地产的大规模统一持有。而法国农民的小土地所有权（即小块土地被当作遗产而进行划分）则加剧了对生产发展的限制。与此同时，尽管自由保有地产的农民只支付固定的租金（通常是经过几个世纪的通货膨胀呈现出来的标称值），但他们仍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所强加的沉重榨取。国家税收拿走大份额的农业剩余，且这些剩余没有被再投资到农业生产，而是被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主要是战争费用），这意味着实际上剩余榨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和农奴制一样，都是倒退性质的。⁹⁵

另一方面，尽管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民有可能会在市场上出售其部分产品，但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却并不依赖于这种市场交换。因为：首先，他的小块土地为（作为自耕农的）他本人提供了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农民不需要在竞争的意义上为了生存而生产，因为他不需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需要为了再生产而出售其产品。而且，更高效的生产者也无法通过竞争来削弱和取代自耕农。因为整个近代早期，虽然发展着的市场提供了盈利的机遇（主要表现为粮食价格的不断上升），但直接生产者由于不是与生产和生活资料相分离，而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大量的使用价值就以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形式被排除在资本投资的范围之外。于是，生产方式改进所需的土地积累的趋势就受到了极其严重的限制（或至少变得缓慢了）。

这不是说农民所有制固若金汤，而只是说“贸易的兴起”的确可以推动对该所有制形式的破坏和替代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困难极大，且需要很长时间。⁹⁶当然，随着市场的发展，新商品的出现可能会“创造新的需求”从而诱导农民努力提高产量。可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相反倾向，即正是为了避免市场依赖，农民喜欢让自己的产品多样化，而不是专门化，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必需品。在这种结构中，他们可能只是通过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劳动（即以“绝对剩余劳动”的方式榨取自己），来显著提高供市场采购的产品量。⁹⁷同时，新的消费品真正成为“必需品”的过程，可能会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事实上，只有当农民必须求助于市场才能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之时，他们才会变得极易受竞争的影响。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指出的，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是不容易立刻屈从于资本的统治的。而在欧洲的所有制条件下，也只有经过重大的困难才能屈从于资本的统治”⁹⁸。

为进一步破坏农民所有权，就有必要剥夺农民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这种似乎在近代早期的法国已经很好地实现了的剥夺机制通常都是“超经济的”⁹⁹：一方面，遗产的细分可能将地块的规模缩减到几乎无法满足最低的基本生活需求，以使农民很容易受债务之压；另一方面，税收的增加则又可能会直接将农民置于温饱水平之下。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轻易或直接导致农民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所取代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兴起。理由是：一方面，面对大量小所有者，对于那些可能会成功接管农民地块的潜在积累者而言，要将大量的小地块实际地聚集起来，以形成适合椎动生产力发展的大规模统一财产，仍是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所有制的一般系统，带来了土地用于实现温饱目的的永久性需求，所以土地价值提高了，于是也就有了非农民所有者转售土地或出租土地以从“压榨”而非改善中获利的全部动力。¹⁰⁰事实上，即使可以积聚越来越大的地块，仍只会有相对较小的农业进步，因为剥削者（不论是地主还是佃户）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大多来自基本生存状况受到威胁或干脆生活在基本温饱水平之下的农民）。因此，尽管近代早期贸易获得了发展（贸易产品价格也很高），但很明显，广泛的农业改善并没有随之及时发生，也就无法阻止17世纪法国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和工业生产的普遍危机了。

鉴于农奴制和根深蒂固的小产权给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障碍，欧洲仅有的能基本避开17世纪普遍危机，并在近代早期经历了资产阶级农业生产关系的地区，就尤其引人注目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以英国为典型的地主—资本家、佃户—自由雇佣劳动者—这“三位一体”关系的出现，而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量讨论中的核心议题。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农业结构空前地促进了（特别是通过农业创新而实现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这一结构至少促使生产性投资开始转向“必需品”领域。

由此，地主就可获得对大面积整合起来的土地的控制权——这不仅是农奴制衰落的结果，也是小农土地所有制出现弊端的结果（详见下文相关论述）。大农场似乎更倾向于依靠引进新技术，尤其是轮流畜牧和多样的灌溉系统，来改善农业生产。而这些技术似乎更适应建立在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中化的规模生产，而不是分散型的小农生产。¹⁰¹

与此同时，建立在劳动力商品化（特别是直接生产者与土地的分离）基础上的生产组织，有助于在农业资本主义关系（即建立在自由佃户和自由雇佣劳动者基础之上的农业经济）中推动资本积累。特别是，在农村接替资本家角色的佃农（自耕农），为生存起见，必须实施专门化和引入新方法，以便能以市场价格出售其产品。而如若佃户无法以市场价格进行生产，那么结果只能是两个：其一，利润下降；其二，付不起地租。

简言之，与传统自耕农（小农）形成显著对比，资本主义佃户如果因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而导致平均生产成本过高，那么他就会面临如下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如果他试图去支付上涨的租金，那他的收益率就会进一步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其资金积累也会因此下降，因而他进一步投资的潜力也将被削减，甚至他在市场上的地位也会进一步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如果他试图支付较低的租金，他则会被地主赶走，其租客地位也会被地主新找来的佃户所取代，而新佃户则更有能力做出必要的改善以应对市场竞争。

事实上，资本主义佃户为支付上涨的租金而不得不面对平均利润率的压力，这往往会将地主置于某种资本主义投资者的位置（这也是地主们乐意接替的角色）——特别是为围墙、农业建筑之类的基础设施提供投资，并因此获得比从佃户那里获得的租金更高的利润。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某种共生关系。这实际上体现在各种租金或租借安排上，特别是确保了佃户进行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避免被地主以增加租金的方式没收了土地租种权。¹⁰²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无疑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很明显，欧洲对英国布料出口的需求，为英国布料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最初的压力，尤其是15世纪后期以来；反过来，这又引起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促使地主和他们的资本主义佃户进一步巩固和改善自己的所有物。于是，在这种有利的社会生产或者阶级关系（即农奴制和根深蒂固的农民财产关系解体的情况）下，世界市场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就典型地表现在：提供集中而持续的必要需求，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向固定资本使用以及合作劳动（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转型。问题是，繁荣的工业出口在中世纪的欧洲是个普遍现象，且在整个近代早期也持续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现。而英国较之于欧洲其他地方的重要区别就在于：面对萧条甚至衰退的海外市场，英国的工业却保持了持续增长之势——在这里，农业结构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17世纪下半叶，英国高度灵活的农业系统，不仅能够通过专业化和提高产量应对市场的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资本主义佃户为了再生产和拥有土地租种权必须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其结果就是：不断改善的农业生产力系统确保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即它们彼此为对方提供了市场和更廉价的生产、生活资料。相比之下，建立在农奴制或农民所有制的阶级结构基础之上的欧洲大陆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冲突就要大多了。因为在欧洲大陆，鉴于生产的阶级结构阻碍了借由积累和创新而提高产量的实现，市场压力只会使农业抬高粮食价格。而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则决定了社会总生产力中更大的份额会被直接用来自给，手工业生产能力也就相应遭到了削弱。

英国的情况与欧洲大陆正好相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到17世纪末，英国己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脱离土地——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同时，农业需求也使工业产品和一般消费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的发展成为可能。反过来，后者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国内市场的力量为17世纪普遍危机时期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此时的别国工业则是萎缩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尽管17世纪欧洲的出口工业由于对前资本主义农业“腹地”的依赖（这种依赖只是变得更复杂但没有根本改变）而下降，英国工业仍能保持持续发展，因为它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基础之上的。到18世纪末，同样是发展着的国内市场为其工业革命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¹⁰³

f

概言之，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一方面，是由于地主阶级和佃户用来使剩余最大化的相应方法的历史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统治阶级所采用的方法（尤其通过农业创新推动积累的方法），仅被视为他们的自主选择，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恰是由其特有的阶级结构所决定的，由剩余榨取以及统治阶级置身于其中的、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系统所决定的。该阶级结构系统设定了一些范围，封死了某些获得剩余的可能性，同时也开辟了另外一些有前途的可能性。因此，一方面，统治阶级不能简单地通过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以增加绝对剩余劳动的方式来提高剩余。之所以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会受到如此限制，那是因为中世纪后期鉴于农民的反抗，地主已无力阻止农奴制的解体，此时的农民已不再是不自由的，他们可以随意迁徙、购买或租赁土地；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则已充分做好如下准备，即借助于给大农场引进新技术来有机地增加相对剩余劳动。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建立在个体生产单元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它们单纯依靠市场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或多或少会迫使资本家通过创新进行积累——以便可以在市场出售其产品并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并因此得以开展再生产活动。这种积累方式的可能性（和压力）之所以会出现（伴随着农奴制的解体），正是地主成功获得土地控制权（特别是阻止农民获得土地控制权）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初源起（如在英国的率先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进程的，即一方面，农奴制解体，从而废除了曾被视为正常的强制性剩余榨取形式；另一方面，农民所有制出现了境或已势微，从而开启了一条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被纳入积累对象的道路。显然，这两方面的历史发展，都不能被理解为统治阶级政策或计划的结果，而是植根于阶级冲突的阶级形成过程的产物——尽管地主试图维护西欧的农奴制，但农民的反抗还是推翻了它。但在东欧，地主却占了上风并阻止农奴制的解体。与此相应地，东欧地主权力的应用也阻止了农民所有制随着英国农奴制的衰落而广泛兴起——虽然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农民成功地获得了土地。阶级冲突过程带来的这些截然不同的结果（反过来又依赖于阶级社会的不同演变以及阶级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制衡），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最初过渡过程中的核心所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理解，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全面认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¹⁰⁴

与此相反，如果立足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以清晰一致的方式来论述（这一封资）过渡问题的。因为沃勒斯坦坚持将不同的劳动控制系统（他认为这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看作是世界市场刺激和挑战下统治阶级自主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方法给资本主义的起源（即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彻头彻尾的“不切实际”性，因为统治阶级在完全有条件也很便利的情况下，却没有去按照常理所做的那样，只顾自由地去选择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即选择所谓的劳动控制—报酬系统来增加剩余财富。然而，如果认真细想一下，并暂时接受沃勒斯坦关于统治阶级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控制—报酬系统这一理论前提，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的资本主义起源（被视为从先前生产系统的阶级结构中的转型）问题，实际上就被消解了。因为倘若随着贸易的兴起和世界分工范围内地区合并进程的推进，统治阶级就可以自由选择最合适的劳动控制方式以实现剩余最大化，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统治阶级（不管它与市场兴起之前的剥削阶级是何种关系）实际上已经是潜在的资本家了。在这样的分析逻辑中，先前社会中的剥削关系模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一旦剥削者能够进入世界市场，他们就可以根据世界市场本身的需求和最有效的市场竞争力自由地调用他们喜欢的劳动控制系统了。换句话说，贸易的兴起决定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出现“过渡”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不是源起。

可如果坚持此种推理方式，很快就会面临极其严重的逻辑和历史问题的困扰。这是因为：推理者仍然有必要说明这一过程的实际发生，即剥削者是如何运用他们的自主选择将自己变成资本家，并因此将他们从前资本主义剥削者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如果把起点放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市场兴起之前的任一历史阶段，尤其是，如果将基于农奴制剩余榨取关系（这在中世纪的西欧很普遍）的封建主义系统视为起点，然后尝试在沃勒斯坦“统治阶级选择论”的基础上来解释资本主义形成之路的话，上述理论说明的任务就会变得极为迫切。事实上，试图在沃勒斯坦的理论前提下来说明过渡的原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沃勒斯坦尝试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陷入一系列成问题的历史和逻辑论争之中。

如果沃勒斯坦以农奴制占支配地位的杜会为起点，并且如果他想解释欧洲的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他马上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从农奴制开始，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兴起（西欧自由劳动或东欧强制性经济作物劳动的兴起）最终来源于统治阶级自主选择的劳动控制—报酬方式，那就必须承认，至少某些统治阶级可能真的会选择废除农奴制并用雇佣劳动制来作为替代。但沃勒斯坦却不愿作出这一论断，因为实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选择”。

而如果沃勒斯坦力图以农奴制的衰落为起点来开始他的相关（即对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解释，那他则会面临如下双重问题：其一，农奴制实际上是如何解体的？其二，随着农奴制的衰落，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仍非资本主义的系统？对于第一个问题，沃勒斯坦认为，1450年至1500年期间，贯穿14—15世纪的欧洲人口危机，有效终结了东欧和西欧的农奴制。沃勒斯坦指出，“在14—15世纪，波兰的社会结构与法国或英国的并没有明显不同。就像西欧一样，相对于地主而言，人口的缩减增强了波兰土地耕种者的权利（封建主义的衰落）”¹⁰⁵

可这种说法却不可接受，原因有二：第一，这一说法采取的仍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人口决定论模式。沃勒斯坦认为，土地与劳动力之间比率的下降，是由中世纪晚期的人口下降引起的，即相对于土地来说，劳动力更为缺乏。因此，农奴是在一个较为有利的情况下与他们的主人谈判的：他们现在可以讨价还价以结束关于流动性和土地使用的农奴制限制，简言之，为他们的自由讨价还价。可这种说法却有必要证明：农奴实际上能够以这种方式讨价还价。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农奴已经获得了自由，于是在佃户和劳动者中也就出现了自由市场。但是，农奴制所具有的本质上的不自由属性，恰恰必须阻止这样的市场的形成以及这种讨价还价的发生。换句话说，这种说法遗漏了解释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农奴是否真的能打破领主的控制以及是否真的能与领主讨价还价。

第二，根据历史发展的事实，人口危机并没有导致整个欧洲农奴制的衰退。农奴制确实是在西欧消失了，但它的确也在东欧兴起了。不同的“结局”证明了沃勒斯坦的人口决定论分析模式是不合逻辑的。¹⁰⁶确实，包括沃勒斯坦十分倚重的专家在内的大部分研究东欧问题的权威人士¹⁰⁷都认为，在世界市场严重影响波兰之前，农奴制已经在波兰牢固确立，所以它不能被理解为对世界市场的一种反应。

不过，即便假设沃勒斯坦关于1450年至1500年农奴制在东欧和西欧已经不复存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取而代之的又会是什么呢？沃勒斯坦从未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他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随着世界市场开始发展，各地区的统治阶级选择了各自不同的“最合适的”劳动控制方式：英国农业资本家转向自由雇佣劳动；东欧农业资本家则转向农奴制。言外之意，英国地主也有权选择使用农奴制，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罢了；而且，东欧领主也可以选择自由雇佣劳动，只不过他们放弃了这一选项而已。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想法显然太不切实际了。

因为，首先，英国地主使英国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此期间（1450年至1500年），他们很难继续保留（至少在特定区域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农民们正极力固定租金和罚金。如果农民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长期的通货膨胀的趋势下），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取消了租金，也意味着地主榨取剩余能力的消解。¹⁰⁸其次，在东欧，地主在使农民沦为奴隶上肯定是获得了普遍成功，但这也很难被简单归结为地主主观选择的结果。整个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地主统治阶级在英国、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试图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使农民沦为农奴；但他们的努力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即使在主营粮食出口的东欧部分地区（尤其是格但斯克周边地区与下西里西亚省和下萨克森州一样），推行农奴制的努力也是失败的。由此看来，东欧地主在实行农奴制上的普遍成功，不能被理解为只是他们的主观意向，而是要对导致他们有能力控制农民的条件进行更全面的分析。¹⁰⁹最后，法国的情况则表明沃勒斯坦理论逻辑结论的荒谬’性。在这里，（如上文所示）大部分农民不仅能摆脱农奴制，而且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土地的基本所有权。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这是法国地主自行选择的结果？即他们自愿放弃对农民及其财产权的控制，从而为世界市场创建最合适的劳动控制结构。

关键在于，无论沃勒斯坦的理由表面看起来如何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说法将他所谓的劳动控制—报酬方式理解为统治阶级在世界市场的压力和限制下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即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问题），就完全变得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毫不相干了，过渡问题也因此被取消了。因为不管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什么关系，剥削阶级只需凭借贸易就可接管资本家的角色和操作方式，并采用适合当下的劳动—控制报酬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了斯密的世界，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世界市场的兴起，但有一点不同，就是沃勒斯坦比斯密更注重实际而非表面。

亚当·斯密《国富论》认为，在前资本主义世界，人人都是潜在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者，一旦被卷入贸易扩张之中，大家就都立足于最佳的专门化基础，随时准备扩大再生产，以满足自利的动机。与此相反，对沃勒斯坦来说，前资本主义世界是由同被剥削者有着各种（模糊）关系的个体剥削者组成的¹¹⁰但这些剥削者也随时准备在世界市场上具体采用最适合他们生产的剥削方法。这就是他所认为的15世纪后期的确存在过的欧洲世界。总之，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本质上是斯密的“原子式自我”论，所不同的是，在沃勒斯坦所描绘的欧洲前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不仅可以专门使用最富有成效的生产技术，而且可以专门运用最富有成效的剥削技术。难怪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的“世界系统”是“单一阶级”系统，因为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世界市场创造的）资本家（自己）及其动机，才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实际上，资本主义以前的世界历史（由于它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在决定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基于欧洲商业扩张的世界分工的出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远离任何通过阶级斗争的过渡的资本主义起源，还给我们提供了远离任何资本积累的阶级结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式。

因此，资本主义发展机制的最初发生，可能是这样一种阶级冲突的意外结果，即在这场阶级冲突中，农民摆脱了统治阶级的超经济控制，而后者却保有其土地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阶级结构，可能会使榨取剩余的需求，与经由积累和创新而实现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之间，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合作劳动的基础上应用固定资本（这尤其表现在农业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一致程度。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萌芽，就像“货币”、“贸易”、“商品生产”或“商业资本”等现象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所有构成要素的特有意义，取决于同它们相关的生产的阶级结构：它们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凭借其“自我发展”（独自扩大商品生产），却无法为应对市场盈利的需求而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

因此，将货币、贸易或商人资本家的活动视为资本主义诞生的因素，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这即是用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行动方式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同理，也有必要反对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仅仅因为世界市场的扩张（通过商人活动刺激新领域商品生产的增加），就可决定（如东欧般的）欠发展模式。其实，这种论点不过是把斯密的说法颠倒了过来：为市场利润而生产的需求，注定会带来造成经济落后（如弗兰克和沃勒斯坦所言）、而非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如保罗·斯威齐所言）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力。因此，《国富论》的方法不能被用来解释国家的贫困。

据此，我们就能接受弗兰克的这一观点（被沃勒斯坦所采纳），即16世纪以来欧洲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海、南美洲和非洲，以及北美洲南部）的资本主义“欠发展的发展”可被理解为世界市场吸纳这些地区，使它们从属于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系统的直接后果。弗兰克最初主要把欠发展出现的原因解释为剩余从外围向核心的转移以及世界分工中外围的出口依赖型地位。¹¹¹这当然抓住了欠发展机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其解释力却很弱，因为正如弗兰克的批评者所指出的，这些方面本身也需要加以解释，有人甚至提出需要把它们置于外围的阶级和生产结构中来加以解释。¹¹²

而在近作中，弗兰克也曾尝试将内在的阶级结构分析整合进他的欠发展理论之中，以作为对其批评者的明确回应。他指出，“欠发展是殖民剥削和基于超级剥削的阶级结构的结果，而发展则只能在这种欠发展结构（由于不可能建立而）没有建立的地方才能实现。与剥削方式这一根本问题相比，所有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或衍生性的。”¹¹³根据这一推理，正是控制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出口生产的剥削关系，特别是奴隶制度和其他的强迫劳动系统，决定了该地区的欠发展状况。因此，“殖民统治和阶级结构，造成了拉丁美洲对超级剥削的出口经济方式的引入，即该地区由于对宗主国的严重依赖而制约了内部市场，并给流氓资产阶级（原料的生产者和出口商）带来了经济利益。反过来，该利益又催生了一种‘欠’或‘流氓’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¹¹⁴我们或可这样来套用弗兰克的说法，即一方面，世界需求刺激了市场生产的不断增长，并由此导致榨取更多剩余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以直接使用武力为基础的生产的阶级系统的确立，决定了实现产量的不断增长只能通过延长绝对（而不是相对）剩余劳动来实现。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弗兰克早期的分析与上述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尽管弗兰克没有明确说明。因为最起码根据我们的（上述结论）推理，欠发展的出现并不需要用商业系统执行不平等的交换（即在与外围的商业交易中，核心区域是最大盈利方）来解释。事实上，近代早期，在处于外围的东欧的原材料与西欧核心区的手工业制成品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反而有可能带来剩余从核心向外围的转移。同样的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在17、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这里，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似乎更有助于巨大的财富积累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手中，甚至这是以牺牲他们的英国合作伙伴为代价的。¹¹⁵可这些地区的“欠发展”状况却很典型。

当然，我们并非否认剩余一直以来都在从外围向核心区转移，而是要将它置于不同的机制之中。因此，正是强迫性劳动系统的典型特征（即它很难通过应用固定资本来发展劳动生产率），使得它很难借助于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标准以成功削减劳动成本。¹¹⁶结果是，资本市场受到了限制，消费品市场也同样被削减了，但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却出现。同时也正是在农业中实行强迫性劳动——无论是纯粹的形式（奴隶制）还是以自耕农的形式（农民持有小块维持基本生存的土地）——从而破坏了经济为工业发展提供自由雇佣劳动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弗兰克关于“由于商业和外国资本的存在，采矿业、农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从未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导向”¹¹⁷这一论断，有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并非资本的特殊民族性或与宗主国的商业联系导致潜在的投资资金从殖民地系统内源源不断地流出，而是盈利机会的阶级结构属性决定了如下状况（1）用于国内工业（采矿和种植园）的投资额较小（如果有的话）；（2）为国内市场提供产品的工业生产主要在宗主国进行（以便于组织生产起见），这导致投资资金从外围向核心流动；（3）奢侈品的巨大开支不会提高系统的生产能力。

换句话说，欠发展的发展，是植根于以延长绝对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阶级结构之中的，而这又决定了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发展的需求和整个经济的盈利结构之间的严重脱节。一方面，这种阶级结构通过阻止和破坏固定资本及技术的发展，造成盈利需求和生产力发展在受世界市场需求制约的领域中的普遍对抗——这是因为生产是建立在强迫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而劳动力价格低廉则又鼓励了劳动密集型方法的采用）；另一方面，这种阶级结构也造成了其他经济的盈利能力普遍不足，因为它们都不得不为支持出口生产而提供廉价或自由劳动力及生活资料（通过强制征收），且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接受到任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出口部门”的“补贴”通常来自各种形式的以农民密集型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之中；而这一切继而又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强大障碍——因为这会给固定资本的应用、合作劳动的兴起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普遍实现带来困难。

而且，从弗兰克修改过的关于欠发展的阶级结构问题的论述中，也不可能推断出：殖民地落后状况取决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生产用于出口的原材料。如以近代早期的欧洲为例，在不同的生产阶级结构下，欧洲的许多不同的地区都从事的是粮食出口型生产，但却产生了极其不同的经济发展或欠发展模式。因此弗兰克的这一评论即“极端欠发展……是出口经济的特性”¹¹⁸就要慎重对待了。因为并非出口生产本身造成了对出口的依赖，而是出口生产得以在其中进行的阶级结掏（以超级剥削或绝对剩余劳动为基础）决定了出口生产将导致欠发展（而不是发展）。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某些殖民地（例如大西洋中部地区）在被殖民时期为何还会出现粮食出口经济的惊人发展了。

实际上，弗兰克近期的相关论述似乎并未完全打破为其早期作品奠定基础的新斯密式假设。因为归根结底，和沃勒斯坦一样，弗兰克继续把阶级视为一种市场现象、一种抽象的资本或生产需求。尽管弗兰克新近把重点放在阶级上，但他仍继续把它看作是一个衍生现象，即利润最大化需求的直接产物。“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发展……是为了应对海外和拉丁美洲宗主国的掠夺性需求。”¹¹⁹这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市场和利润需求决定了阶级结构，而前者则只受地理和人口的限制仿佛这些（人口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受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仿佛盈利能力本身并不依赖于阶级结构。

具体以美国的殖民地为例，按照弗兰克的观点，超级剥削的阶级结构是强加的，它取决于生产特定要求的产品（矿产品等）的可能性和本国劳动力的可用性。弗兰克说，如果地理条件允许，矿产或农产品会通过超级剥削的阶级系统得到开采或生产。此时，如果本土的生产模式可直接用于完成这个生产任务，那自然好；如若不然，最合适的强迫劳动系统将会被强加给当地居民（或是买进来的奴隶）。¹²⁰无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只要世界市场的出口生产是有利可图的，就没有办法阻止欠发展的出现。关于这一点，弗兰克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避免超级剥削和欠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市场无价值。“可供剥削的财富越多，该地区今天就越贫困和越欠发展；该地区越是贫穷的殖民地，它今天就越富裕和越发达。”¹²¹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因缺乏经济潜力而遭到“忽略”的地区，才有发展的可能性。

弗兰克还特别将矿山和原材料的缺乏视为北美洲北部地区发展的诱因，并以此来说明北美洲北部地区的发展和北美洲南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相应的欠发展这一对比鲜明的事实。¹²²由此，一方面，北部殖民地之所以不是欠发展的，是因为它们被资本主义超级剥削者“忽略”了，而且被允许与英国分享一些帝国的优势；另一方面，墨西哥和南美洲发现的黄金和白银，则正好与宗主国所要求的原材料生产相一致，这就决定了它们将是超级剥削的阶级系统的受害者。¹²³我们将对弗兰克的上述论述进行逐一认真考量。

加勒比海尤其是巴巴多斯的食糖生产的兴起，似乎比较符合弗兰克的理论（亦或许是最好的例子）。这里有来自英国的移民（他们变成了“自耕农”），然而，随着对食糖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蔗糖种植于1640年左右在岛上的引进，这里的阶级结构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少数欧洲人拥有种植园，并在自己的种植园中大量使用不断涌入的非洲奴隶，从而取代了之前在岛上占主导地位几十年的小农场生产方式。显然，市场需求和资本积累的需求直接决定了阶级结构。¹²⁴

虽如此，我们仍然不禁会问“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如何完成的？换言之，小农场主与土地的分离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这些生产者实际上拥有土地吗？此外，他们是否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除了用于出口的烟草）？如果是，他们又是如何轻易摆脱了这种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的呢？¹²⁵拥有大量移民的北美洲的土地供应情况是引起他们出卖土地的一个相关因素吗？这些都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农民（如果他们真的是农民的话）人口的更迭¹²⁶并不总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即经济需求的必然结果。¹²⁷

但那还不是真正的关键性问题，关键问题是：根据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确立生产的阶级系统。摆脱了小农场主后，商人和种植园主怎么来建立食糖生产的种植系统呢？答案很明显：通过购买奴隶。然而，这只是把问题又向后推延了一步：为什么可以利用奴隶劳动呢？要使这些奴隶的使用变得“合法”，就必须在这些奴隶可以被购买之前，把他们“产生出来”，更确切地说，他们必须“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但这又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即形成“生产”的阶级系统和占有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奴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辨别该结构的形成到底是标志着一个新的生产模式的出现，抑或仅仅是对现存模式的适应和巩固；而是要说明，它的存在本身必须加以严肃论证，且资本主义或资本家的需求也不足以用来解释它的存在。个中特别原因就在于：阶级形成或剥削加剧通常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本身需要得到解释。¹²⁸

这个案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用来说明：在殖民地环境下，征服欧洲移民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很大困难的。例如，在弗吉尼亚州，英国和欧洲对烟草的需求引起了直接生产者和商人提高出口量的需求，于是直接生产者提高产量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种植园主和商人而言，直接生产者在很大意义上是契约佣工，即要为他们的主人工作够规定的年数之后才能获得自由。此时，保证和增加产量的途径，就是种植园主强化佣工的劳动、增加服务条款并使佣人没有机会通过独占而获得土地。这些的确都是过渡过程中的动因，可实际上要真正推动过渡过程，就必须要有日益加剧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作为回应的）阶级冲突。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弗吉尼亚州殖民地就不断发生阶级冲突事件，即饱受种植园主压迫的新旧佣工所开展的一系列暴动和叛乱，这在1676年“贝肯叛乱”中达到高潮（北美“前革命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冲突）¹²⁹事实上，从长远来看，种植园主无论是在降低欧洲佣工的条件上，还是在阻止他们获得土地上，都没有取得成功。烟草小农场主阶级的大量存在，是18世纪的弗吉尼亚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特征所在。¹³⁰因此，鉴于南方的阶级斗争，种植园主如果只依赖欧洲殖民劳动力肯定是不可能建成种植园的。当然，事实证明，种植园经济最终还是统治了南方，但那却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非洲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的缘故，美加|南部、甚至整个西半球的社会发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总之，资本主义本身无法独立解释这一现象。

有利可图的地区作为原材料输出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不必然决定超级剥削的阶级系统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欠发展的发展。在大西洋中部的殖民地（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与其他地方一样，殖民化是在小农场主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也像其他地方一样，生产的需求刺激了（供出口所必需的）剩余的不断增长（粮食和面粉即属此列）。然而，这里的小农场主并没有因超级剥削的阶级结构的确立而被取代（就像在西印度群岛那样）。¹³¹此外，也很难说小农业系统是最适合商人或种植园主资本家最大化市场粮食产量的系统。因为在这里，新技术的引进即便有也是十分缓慢的。而且事实上，尽管生产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也很难说这些农场主已经专门化。在一些较大的农场上，他们会生产许多必需品以确保其自身的生存和再生产。而只有当剩余超过了再生产的需求之时，它才会走向市场。¹³²显然，专门化生产可能会大规模提高产量，而如果有可能把这些农场主变为佃农，这种专门化也许就可以实现了。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一方面，这些小农场主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使得他们免受来自替代者的竞争之苦；另一方面，他们所拥有的阶级力量似乎已经足以阻止任何直接针对他们自身的剥夺活动。

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州农场主所取得的进步虽然有限，却也能够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明显是因为他们大多拥有土地财产并且能够自由灵活地开发和利用这些土地资源。但在这种情况下被纳入世界市场（通过农民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结构）并不决定它的欠发展。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显然要销售其产量的40%—50%（一些在殖民地，大部分在海外）。¹³³而一旦有了回报，他们就能够提供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同时，其生产能力允许增长的人口脱离土地进入非农业生产领域。因此，小城市网的成长与农村生产者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最大的殖民地城市费城与其腹地的共生关系，也使宾夕法尼亚州的发展和繁荣成为可能。¹³⁴于是，一个缓慢但却意义重大的经济发展机制开始起步。

弗兰克最初的构想旨在摧毁共产党的“人民阵线”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以及其所依据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¹³⁵弗兰克强调，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和投资进行的扩张并没有自动带来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进步的坚固壁垒可被树立也可被打破。弗兰克指出，当这种“欠发展的发展”发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就开始支持束缚经济发展的生产和剩余榨取阶级系统，而不是进行改革、促进发展。尤其是，外围的商人支持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的利润和帝国主义在宗主国的工业生产一样，依赖于“反动派”控制的矿业和种植园业。但是，即便外围的工业资本家没有对现有结构提出任何挑战（这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参与服务于上层阶级的奢侈品生产的结果），他们也仍然会通过家庭关系和国家机构与“新封建主义”融合。正如弗兰克声称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资本主义渗透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这基本上是痴心妄想；而指望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起到重大作用，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

然而，包括弗兰克在内的整个“斯密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该传统还包括斯威齐和沃勒斯坦等人）却未能超越其论敌即经济决定论者的分析框架，反而采取了与对手同样毫无根据的政治视角（而不仅仅是将其颠倒过来）。旧的“正统派”声称资产阶级必须反对新封建主义，而弗兰克则认为新封建主义就是资本家；旧正统派认为发展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渗透，而弗兰克则认为核心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外围欠发展的发展。因此，在上述每一个环节上，弗兰克和他的合作者（如沃勒斯坦），都追随的是他们的论敌的基本观点，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抽象过程中来定位发展和欠发展的依据。而且和论敌一样，弗兰克等人没有详细说明哪些历史发展进程真正形成了特定的阶级结构，并实际上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根本特征。因此，他们无法将重点集中在作为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关键的劳动生产率上来，也没有说明后者与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和剩余榨取阶级结构相结合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超过了市场的作用。因此，他们没有看到整个时代发展或欠发展模式的程度，可能会因阶级形成及阶级斗争的具体进程而定。结果造成了弗兰克分析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他的分析可以用来支持他自己肯定反对的政治结论。

认为只要融入世界市场或世界分工就可自动地引起欠发展，那么，资本主义欠发展的合逻辑的解药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给自足。由此，只要资本主义仅仅通过榨干“第二世界”就可获得发展，那么根本性对抗就一定会是发生在核心与外围、城市与农村之间，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了。事实上，这一结论所导致的危险是双重的：其一，支持一个新的开放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其二，带来一个错误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战略。

其实，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提上日程，因为国际资本家、本地资本家和新封建主义者依然存在，而他们又基本七都支持欠发展的阶级结构。尽管如此，这些结构还是阻止了大量重要的使用价值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形式进入资本积累领域。当然，一般来说，直到最近“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背后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阶级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开辟一条有利可图的投资发展途径。然而，随着发达国家获利机会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新市场和欠发展世界所拥有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利益之源。因此，把“发展”的动力当作其结果（且其结果远未确定），是很难给欠发展地区的劳动人口带来大的改善的，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低工资待遇和政治上的压迫——绝不排除这一切都是在独立（反依附）、民族发展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

当然，最直接的是“欠发展的发展”概念为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从发展仅发生在与资本主义积累无关的宗主国的结论来看，它也可以只是经济半自足的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中的一小步。于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就在一个国家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乌托邦，而且这是以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只能来自外围的断言为基础的——因为核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大部分由于剩余从外围向核心的转移而被收买了。这样一种视角，必然倾向于尽量降低任何重要的生产力发展，降低对如今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分工的依赖程度（虽然经济发展并不取决于这种联系）。因此，这必然会忽略针对外部政治妥协与内部政治变动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发展所必需的压力都夹杂在（并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缺乏先进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绝对剩余劳动以榨取剩余并谋求发展之需，这种压力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有的。

此外，这一视角也必然会将战后资本主义在特定宗主国成功发展生产力的政治影响力降到最低，即忽略这样的生产力发展会给激进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的下降提供（虽然不是决定性的）物质基础这一事实。因此，它一定会尽可能地减小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对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政治行动所开辟的可能性。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个视角必然会淡化事物间具体的内在关联程度。然而，最近发生的葡萄牙和南非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高涨的革命运动，可能标志着一个突破，预示着国际团结的复兴。“最薄弱的环节”上的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宗主国中心地带的革命运动之间，注定是相互依存的，是列宁等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人战略思想的核心。而这个基本命题，至今仍有效。

〔

01.htmindex.htm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