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学者评论家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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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共产事件所牵连的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中，最为人注意的特殊人物，要算前任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和东京商大助教授大冢金之助了。

大冢歌授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被捕于伊豆汤岛温泉，河上肇于次日在东京中野区住吉町樱山画塾椎名刚义家被捕。从河上博士的秘密住所抄出了关于党组织和行动的重要文件满满一大箱和党印两颗。

据当局讯究所得，河上博士自一九三一年五月起与党中央委员长风间丈吉取得联络；亲自执笔翻译共产国际的新提纲（《一九三二年提纲》），以便在该年十月三十日在热海温泉开会而遭弹压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提纲党经费一万七千余元，对对共产党的重建，颇尽了重大的作用。

河上在被捕半年后起草了一篇十分动人的文章说：

“实际运动本非余个性所适，但余自一九二八年辞去大学教职后，竟逐步深入而卷入漩涡，此盖由于余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问上的信念使余不能蛰居于书斋也。余仅为义务感所驱使耳。于参加实际运动之五年中，在主观上余实感受人所难知之苦痛。

上面这篇文章，报章曾作为“河上博士的转变”而大事宣扬，可是有谁读了这篇文字会责备河上博士的转变呢。无论谁，都会理解河上博士心理上的苦痛，只有对他同情，决不会去责难他，和佐野、锅山等的政治转变相比，河上博士的转变，完全是心理上的转变，这种解决方法，表示出忠于良心的河上博士是多么苦痛。正因此，河上博士才会被共产党员们敬仰不已。

河上在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用“千山万岳楼主人”的笔名，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社会主义评论》，立即使人知有河上肇其人，不意执笔才到一年，竟心境一转，为唯物论所感，而跳入伊藤谦吉的无我爱之境。

他又和大山郁夫突然组织了“新劳农党”，接着又和大山分手，立于消解派的阵头，这些急骤的转变，虽受到一部分人士的非难，但这些正足以反映出河上博士始终忠于良心，勇于改正错误的一贯的人生观。

从《贫穷的故事》开始，以至《应如何生活》，《社会问题管见》，《社会问题研究》，《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等书，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普及都产生重大的作用，当时河上博士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临田德三博士共为经济学者的双擎，有平分天下之势，凡是关心社会主义的，都仰为泰斗。

河上博士唯一的女儿芳子也因为所谓“抢劫”事件等被报纸宣传为红色姑娘，河上夫人秀子的胞弟大冢有章也因为同一运动而被检举，实在可以说是一家都为信念而生。

他尝尽五年铁窗滋味，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被秀子夫人，爱女方子，长孙女洵子迎接出狱之后，一直都在京都过着静养生活。战后对民主主义运动的勃兴，志贺、德田等老斗士的出狱，野坂参三的归国不胜振奋，从病床上遥遥的产生衷心的声援，终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在许多弟子守护下逝世。

博士在野坂参三归国的时候所做的诗（见后），曾登载于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给共产党同志们以很大的振奋。

博士的一生实在是波澜万丈，表现着为了信念而生者的苦痛的生活的典型。他的四首诗是：

一、野坂新归来，抵得百万兵，我军气益壮，敌人心自惊。

站在东京商科大学的讲坛上，对青年学生讲演，高叫“探求真理的人必须走过荆棘之路”的大冢金之助教授，也是实践自家言论的一个人。

“连仅仅小学毕业的工人们，也有许多刻苦用心把《资本论》读通的，你们在大学读书的，想来岂不惭愧？”这种鼓励学生的热情而真挚的态度，怎能不使听讲的学生为之感动呢。

当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它在伊豆汤岛温泉被捕时商大学生所进行的释放运动，以及他获释后学生们对他的救援运动，都证明他是富于人性的。

他苦学力行，于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卒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在德国留学期间，从有名的松巴特教授学习经济学。归国后设立东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译瓦尔加的经济年报，自著的书很少。

可举出的有：小册子《世界经济恐慌与消费合作社运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译本（是得福田德三博士推荐的名译），《李嘉图的经济原论》等书。即以他在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中所写的文字而言，他的论文实在使人觉得那是名建筑家经过苦心深思的极精致的作品。

仅因以向共产党提供资金的理由，就被判处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后来一直默不作声，到战事告终才重逢阳春，重被聘请为东京产业大学（从前的商大）的教授。在这沉沌的时候，许多人都期待着他在潜伏十年间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发表。

平野义太郎被报界宣传的开端，是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他被文部省派往海外研究一事，因为；

（一）他所著的《法律中的阶级斗争》不稳当。

（二）他曾出席治安维持法扩大演说会而又被取消。但此事结果又是文部省让步了，他终于赴法留学了。

平野家是创立石川岛造船所、筑地印刷所的实业家，有“小岩崎”之名（按岩崎为日本财阀），据说他的夫人是贵族出身，所以在左翼评论家中，实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平野回国后在大学中的声望很大，教刑法的牧野教授有一次在研究室中说：

“严太郎（按指末弘严太郎）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是极负人望的，都说日本的民法学将因新回国的严太郎而一新。从那以后新时出现了民法学界的穗积、末弘时代。可是现在，可说是我妻、平野的时代了吧。”

其后平野因为和田中清玄的重建共产党事件有关，作为同情者被捕，不得不离开大学，实在是很可惜的。

从那以后，平野继续写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尤其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和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共称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集团之两大理论支柱，他成了讲座派集团的中心人物。

这样下去，他在一九三六年，因所谓共产主义大学事件，和山田盛太郎、小林良王等一同被捕，其后出狱，在战争中服务于太平洋协会。

其著书除上述《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外，尚有《民法中罗马思想与日耳曼思想》，《法律中的阶级斗争》，《史的唯物论与法律》，《议会和法制史》等。

与平野义太郎、大森义太郎共称为“东京帝大三太郎”的山田盛太郎，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读书的时候，受大内兵卫教授的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赶过大内兵卫，一直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堪称为青出于蓝。

他曾经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的教授会议上主张采用《资本论》为教材，与土方成美教授发生激辩，成为当时的谈资。

一九三〇年七月，因同情者事件被捕，免去副教授官职，以后在家埋头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的名著《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中所收三篇论文合并而成），实为日本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支柱，被该派视为经典。

不论文章晦涩，其分析之正确，是其他同道所难比肩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被称为共产主义大学事件的中心人物而遭逮捕，再入囹圄。停战后，重归夹大经济学部，担任农业政策讲座。他的农业政策倒是真能解决日本粮食问题的吧。

总括的说，大内教授在东京帝大的人望是了不起的。不仅从学者这一点来评价可以这样说，从性格来说也是非常温良的。

漫画家冈本一平描写大内教授的侧面说：

“在杂志文章上所感到的先生是豪爽的，而实际上则是很温和的，带有若干贵公子气，拘泥小节，而态度谦恭的才人，稍微碰他一下，他就会满面笑容的表示出有弹性的爱娇。但从笑着的眉眼里，敏感的神经如电气般向四面八方伸出警戒的触手。……和别的先生接触惯了，遇着这位先生，实在有异样的感觉。”

真是抓住了要点的话。

他生于淡路岛的富有之家，以优等成绩毕业于第五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大，曾一时服务于大藏省，中途被刚独立的东京帝大经济学部聘为副教授。

当森户事件（森户成男在经济学部机关杂志《经济学研究》上发表《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研究》而引起的事件）发生时，大内恰为《经济学研究》的负责人，因此遂辞职赴欧留学。把他那时候的报告一部分整理起来，作为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小册子而出版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归着点——德国战后经济状态》，那里而有一节写道：

“被称为世界第一个军国主义的德国（日本实在是更军国主义的，这无论从数字上或是从制度上都可以证明），它军国主义的财政倒过来被为其存在目的的战争所轻易打破了，又像是矛盾，又不像是矛盾，倒是很有趣味的。”

这简直像是预言了这次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极堪注意。

回国之后，又再被迎回东京帝大，担任财政学讲座，除在学校授课之外，他也常在《中央公论》，《改造》上著文论各种时事问题。

这些文章都文字流畅，理论透彻，对现实的分析犀利，并且带着若干讽刺笔调，所以常能引世人注目。

要想知道他的财政学理论，最好是翻阅其名著《财政学大纲》，在那本书里我们可以痛切感到著者希望“从统治阶级的辩护中解放科学”的学者的热忱。

他虽批评经济和社会，但并未超出学者的境界，更一点也没有沾染政治活动。虽然如此，也竟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人民战线事件中被连坐，和有泽广己（四十三岁，东大副教授），协村义太郎（三十七岁，东大副教授），阿部男（三十七岁，法政大学教授），美浓部亮吉（三十五岁，法政大学教授），南谨二（三十五岁，法政大学教授），芹泽彪卫（三十七岁，巢鸭高商教授），早濑利雄（横滨商专教授）等同时被作为劳农派教授集团而逮捕。他的思想也许有和劳农派相通的地方，但当《朝日新闻》的《赤外线》指他为劳农派有力分子的时候，却遭他猛烈反对，从这一点看来，他又似乎不是有意识的劳农派。

停战前，他是日本银行的顾问人员，停战后，因东大当局的恳意难却，和矢内原忠雄、土屋乔雄、有泽广己、山田盛太郎、协村义太郎、木村健康一同回到东大任教。一九四五年度开头，他在题名为“致浓泽藏相”的广播中高叫“拿出勇气停止国家补偿办法”，大得世人喝采，在严谨中也间或有豪放之处，是一个富有人性的教授，广受一般人敬爱。

向坂逸郎也是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毕业后，以官费出洋留学，以官费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促使他“赤化”的直接发端是河上肇的《贫穷的故事》。在高等学校时代更受当时吉野作造博士和山川均的论文影响，改变当初学德国法律的志向，决心入经济学部，现在东大的土屋教授和被赶出东北帝大的宇野弘藏教授是他的同窗。他和石滨知行、佐佐弘雄共称为九大的三杰，三个人同时在一九二八年被当作左倾教授赶山九大，从那以后他和山川均等一道守着《劳农》杂志，作为劳农派的斗士大显身手，像地租论这种理论著作固为其拿手杰作，而对于时事问题，人物评论，也充分有新闻记者的素养，笔锋犀利。

一九三七年末，当劳农派尽数被捕的时候，他也受了连累，停战后人们也期待着他能再回九大任教。有《资本论体系》、《地租论研究》、《列宁传》、《知识阶级论》等著作。

猪俣津南雄也曾在一九三七年末的劳农派大检举时被捕。他生于新澙市，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之后，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作为早大留学生而赴美。

在美国，他一面帮助片山潜，一面在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回国的时候带来一位金发的美国姑娘，不久就做了早大教授，担任农业政策等课程，和堺利彦、佐野学等同被一九二三年的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连坐而离开早大。因此判处八个月监禁。从那以后专门从事著述。其间在政治研究会，旧劳动农民党背后进行指导活动。有《金融资本论》，《经济学批判》、《特权阶级论》、《军备、公债、增税》、《黄金经济学》、《农村问题入门》等著作。笔者曾见人做《猪俣津南雄论》，颇为中肯，现摘录一段于下：

“猪俣氐作为政治家的经历和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业绩奇妙的交错着。总带着一点不明显的地方，乃是精俣氏的特色。拿最近十年来说，猪俣氏总是置身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支流方面。所以总是被主流方面所攻击。当然猪俣氏方面也常常进行反击，或积极进行打倒运动。其结果主流方面常向猪俣氏方面接近。但会又再离开。然后又再接近，再离开，总是这个样子。照猪俣氏这样子，始终受人攻击而在政治上不反动化的人，在日本实不多见。而且在论争中拼命用功，陆续开辟新的领域。和他在政治上不相容的人也都不否认他在学问上的天才。

他目前的政治立场如何是难以明了的。他最近所写的东西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他的政治立场明显的时期，怕只有‘劳农’成立的前后两年罢。那时候他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退出‘劳农’之前很久就和山川一派不合了。其结果，致‘劳农派’疑惑猪俣要到党方面去。

而在解党派出现的时候，党方面又疑惑‘解党派的幕后是猪俣在捣鬼’……”

但随着军国主义的抬头，他也渐入困境。和爱妻贝尔夫人也弄得不和起来。终于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八年初在狱中与贝尔夫人离婚，顽强的他也终于软化，屈服于当局的压迫了。

为日本学界之荣誉的西田哲学，在门徒中产出了许多英俊，而三木清在其中尤是最优秀的学者。

他在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德法两国三年。这乃是由于岩波书店主人认为三木有超群之才而予以援助的结果，这在他的名著《巴斯加对于人类的研究》的序文中说得很明白。这本书对于新康德派学说盛行的日本哲学界，有如原子弹一样，任何人都不得不注目于这个可怕的新人物的出现。

他在德国受海德贝尔大学的里克尔教授，马布尔大学的海德加教授的指导，回国后受聘于第三高等学校，不久又被法政大学以三顾之礼请上东京，仅仅在三四年中，三木哲学就在日本哲学界形成了一大势力。

他像是经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巴斯加，狄尔泰，海德加等人，然后才走到马克思、恩格斯方面，他的功绩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哲学间架设了新的桥梁。

他实在是自学的。从解释学的现象学的立场，重新解释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

起初，人们都谣传三木左倾了，但是不久又批判他说：“什么话，那里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儿！”这对于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注意马克思主义，以及我现在对纪德感到新兴趣，从我自己的心境说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么他没有变的本质是什么呢？据他自己说：

“那是现在仍在探讨中，尚不能明白说出的东西，极概略的说，可以说是在社会性与人间性之间求得大统一的工作。”

林达夫评论三木说：

“三木也好，谷川彻三也好，乃至稍微隔开一点的柏拉图也好，笛卡尔也好，凡是我所多少接触过的哲学精神，都从诗人的理智出发，还是很有趣的。他们所以成为哲学者，并不是因为他们见弃于缪斯（希腊神话中职掌文学艺术的女神）们，正相反，他们的哲学所举能吸引人，也可以说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背后，不断的有缪斯在歌唱着。所以三木哲学的魅力，正在于不知什么地方带着缪斯的气味。”

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甚至加到带着缪斯气味的三木哲学上。

对一切自由，一切带有人性的东西，不剥夺干净势不罢休的国家主义的暴压，连三木哲学也不许其存在了。三木被捕是因为他帮助了高仓辉的逃亡，（高仓辉以用假名文字著书出名，这次日本总选举的时候，他在长野县做了共产党候选人而当选）高仓从警视厅逃去之后，三木把他匿藏在家，给他衣服旅费，让他逃走了。三木在被捕后半年，在停战的那年九月二十六日，死在丰多摩监狱。死因虽据说是由疥疮和营养失调，总之不外是比印度更恶劣的我国监狱内的极坏待遇把他弄死了。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人们为三木守灵的时候，谷川彻三、丰岛与志雄、大内兵卫、高津正道、东畑精一（三木的姻兄）等知交聚集在一处，对三木的死因热心交换意见，同时设立三木清纪念事业会，决定开纪念三木清文化演讲会，并设立三木清奖金。

和三才清的存疑瘐毙同时，死因成了问题的还有户扳润。在太平洋战争停止不久之前的八月九日，户坂润死于长野监狱，死因是和三木一样的急性肾脏炎。对于这件事，也有人心不释然。对于监狱当局，急性肾脏炎这个病名倒似乎是很便利的。

户坂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后，立即跑到长野监狱去领尸首，但尸身已被烧成白骨，只接到一级急性肾脏炎的死亡证明书，连丈夫的死后面貌也没见着。

《朝日新闻》（一九三七年六月）描写评论家户坂润的侧面说：

“会了面，虽觉得他是没有胡须的，面皮白净的青年，但里面显然隐藏着嶙峋的气骨。”

尤其是近来当唯物论阵营总溃败的时候，在败军中，他很有毅然做殿军的气概，足以在论坛中记录为辉煌的战将。

户坂的文章没有精彩，没有抑扬，缺乏引人入胜的魅惑，这虽不敢说一定就是缺点，但的确使他很吃亏。虽然调查周到，眼光广博，该指摘的也指摘，该讽刺的也讽刺，但终不能给人以彻骨之感，使人受冲击。但因此却带有着实的性质，使人感觉可以信赖。作为三木清的后辈而露头角，在三木清变质离开唯物论的时候，他仍固持唯物论研究会创立者的立场。

世态近来日趋暗淡，像他那样的立场己不得不渐次衰萎，但他的评论一点也没有萎缩卑小的地方．让人感到一种坚强的性格。”

《中央公论》的人物评论中对于他的坚强性格也说：“罔邦雄有一次对他那坚强的性格表示钦佩，说那是日本人中少有的。在同属唯物论研究会系统的人物中，像罔和三枝就带有常人的弱点。”

随着“中国事变”的发展，右倾法西斯攻势的激化，左倾评论家户坂的生活能力受到极端的压迫，于是他的结发夫人挺身而出，当了女学校教师来维持生活，这成了当时新闻界一大话题。

这户坂也终于成了囹圄之身，受到司法当局的残酷待遇，遂至没有看到停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抬头，就结束了他四十六岁的一生。

他的著作有《科学方法论》（岩波书店）、《日本意识形态论》等，尤其对于三笠书店印行的《唯物论全书》之计划编辑有很大的贡献。

最后把《人民评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号所登载的他的《狱中信》附在后面：

“户坂岚子（户坂氏的长女）——一九四五年二月九日。

这封信岂不是很有动人胸臆的地方吗？信中所说的“老母之日记”指的是他自己的母亲。原来户坂的母亲老后犹集中全付精神把每天发生的事记下来寄给狱中的儿子，虽年老眼花，字迹混乱，但她后来追想起来仍说：“那个孩子读我那样的日记似乎比任何事都感到快乐。”

和羽仁五郎先后被捕，在警视厅的大号子里受到同样虐待的评论家三木清，关于羽仁五郎曾作如下叙述：

“羽仁学着对历史做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不是最近的事。几年前我初和他在海德堡相识的时候，他己经进而研究故系井靖之氏等人的学问，在实证的研究上他也显示了优秀的成绩。

在《关于佐藤信渊的基本研究》之后，又出版了《唯物史观与发展阶段的理论》、《历史学批判序说》、《转换期的历史学》等书，于是他作为新进历史学家的地位确立不动了。

他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和藏原惟人、小川信一（大河内信威）等创立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担任中央委员、资料委员而活动，用“大川彪之助”的笔名写左倾论文发表，在一九三一年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的时候，他捐助了基金，对于产业劳动调研所、劳农救援会也捐助款项，后来成了唯物论研究会的中心人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被捕。

出狱后为“岩波新书”写《米开朗琪罗》等书，依然发挥着羽仁五郎的认真态度，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被派往华北工作期间又成为监禁之身，直到停战，都过着铁窗生活。出狱后，又从事天皇制历史的说明，颇为活跃，他今后的动向是受人注意的。他是自由学园主持人羽仁元子的女婿，妇女运动家羽仁说子的丈夫，这是大家都晓得的。

[18.htm](六 镇压下的科学运动.md)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