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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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大革新，但此事不能说彻底；只能说在充分残存着的封建主义渣滓中，以半生不熟的资本主义来模仿欧美各国的姿态，进行着缓慢的过程。因此，对“动”所起的“反动”的强度，以及企图排斥“反动”的“动”的气势，都缺乏活泼性，也是当然的。不过在这个时代，也有为了行将到来同时也必将到来的新时代，在政治和思想上展开壮烈斗争的一群人，和这群人所创造的极多波澜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波澜，经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尤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突然变得激烈了。但浮游于这段历史中的人们，我们也不能把他们都称为先觉者。理由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单纯抱不平、追求新奇和为人奔走的人们的行动，当然不能和以炽热的信念做热血斗争的真正先觉者的行动混为一谈。对这一点，愿和读者一起，慎重地检讨一下。
我们所缅怀不已的，只是那些真正先觉者所经历过来的荆棘之路。一路为自己的伟大信念而生，以及在这个路途上为企求新时代而成仁牺牲的人，何其之多！
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个社会机构成立时，其内部就已产生打破它的因素，而渐次形成和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立的势力。
的确，由于明治维新，一方面在日本建立了不甚完全的资本主义体制，同时，对抗该体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也己从明治维新时起产生；看了这种事实，也就可知马克思的话有着难以否认的正确性。
中日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极大发条，以此为契机，日本产业才有了一大飞跃。但同时，在社会状态中也产生了劳资对立，该对立渐渐明显，社会运动也渐渐活跃。
当时所谓社会运动创世纪的情形，看了《丈夫的自白》作者、也是当时的社会运动家木下尚江的以下手记，即可明了。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我最初参与社会党创立时，安部矶雄和片山潜二人，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学识上说，我都尊为长老。但和我有特别亲密的友情的，还是幸德秋水。他比我小两岁。
日俄风云正起时，舆论界也活跃起来，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年），时任《万朝报》记者的幸德和堺利彦二人，大张反战论阵，结果被迫辞职。
于是两人创办有名的“平民社”，并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创刊《平民新闻》，从社会主义立场大唱非战论。虽然当时和最近的各种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但从正面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反对论，在这一点上，其勇气却大大值得赞赏。
堺利彦，号枯川，生于北九州福冈县的丰津，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入东京高等中学（第一高等学校的前身），但因沉溺玩乐，连学费也不交，终被开除。其后，出英语字典，靠当教员、新闻记者、作家生活，其间，他于明治三十四年，和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等筹组社会民主党，四十三年，出了千叶监狱后，因生活困难，挂起了专门翻译的“卖文社”招牌，这是有名的轶话。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竞选国会议员落马，以后渐渐退出社会运动的主流，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岁暮去世。关于堺利彦，安部矶雄曾这样说：
“我在社会运动中和堺君相识，是在明治三十四年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当时作为中心人物而工作着的，是我和片山君以及幸德秋水和木下尚江君。其后不久，该党即告解散，而堺君即发行《平民新闻》，旗鼓堂堂地大大为社会解放运动吐了气。
堺君温厚周到，真是人格完美，无可疵议。如果说幸德是秋，则堺君的性格是春风驰荡的春。他是贯通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社会运动的有功人物。”
这个人格高尚的堺君在平民新闻社时代与该社皇后为子女士之间的浪漫史，曾为当时同志间所艳羡。这个为子女士，即始终跟着丈夫走荆棘的道路、从一切压迫中奋斗过来的堺夫人。堺氏的独养女儿真柄女士，是著名的女社会运动家，她是社会大众党高濑清的夫人。
安部矶雄贯彻一生的人格主义，是因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氏的熏陶指导而开始的。他离开同志社，留学美国，就读学校是在美国也称为保守的哈德霍特神学院。但他一面研究神学，一面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杰克逊夫人的《蕾蒙纳》等书，痛感对被虐待的人们应由人道主义予以协助；又读了贝拉米的社会主义小说《向后看》，便从人道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他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八五年）作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者归国，以三田的基督教会为中心活动，到明治三十四年，尽力于社会民主党的创立，其纲领中的“独占事业的公有”、“八小时工作”、“实施普选法”、“废除死刑”、“废除贵族院”等，在当时的确是革命的口号。
他的社会主义，始终是人道主义的，而非过激的，在这一点上，永远被批评为右翼的东西，但他说：
“在二十五年前，我被称极端的左倾人物，可是今日，却被称为右倾。但我的思想一直是健全而激进的，我要的是那种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样，可见他决不是煽动政治家，也不是野心家，而是真正尊重人格的人。他担任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不管刮风下雨，永远戴旧帽子，着旧西装，二十年如一日，勤恳不倦地到校授课；就从这点上，也可以窥知他的真面目了。
这就是受过他的熏陶，越在他前面为解放日本而奋斗的许多社会运动家，永远将他当作先生而尊敬的原因。
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一月七日西园寺内阁成立，该内阁对取缔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显著的自由主义方针。受此事刺激，樋口传和西川光次郎二人，在一月十四日揭起“以实现普选为目的”的纲领，组建“日本平民党”，以稳健合法的手段，开始了企图增进大多数无产者利益的运动。其后不久，堺利彦和深尾韶二人也组成“日本社会党”，于是西川等的日本平民党马上并入这个日本社会党，而产生了新的“日本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第一次大会，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京桥区木挽町的加藤医院举行，选用片山潜、堺利彦、西川光次郎、加藤时次郎、竹内余所次郎、斋藤兼次郎、樋口传、冈千代彦、森近运平、深尾韶、山口义三、田添铁二、幸内久太郎等十三人为评议员，堺、西川、森近等三人为干事，这样，日本社会运动先驱的社会党就产生了。
最初日本社会党虽依照其声明，倾全力于普选运动；但一到三月，在东京市出现了电车涨价问题，舆论骚然，大家开始指责了，因此，该党就抓住这个实际问题崛起了。因为市议员被电车公司收买，成了公司的走狗，所以该党把议员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早春的三月十一日和十五日，该党在日比谷公园召开东京市民大会，展开大型群众示威运动。尤其在十五日第二次大会上，参与市民约两千人，西川光次郎对到会群众说：“诸位，我们现在就跑向正在开会的市议会，好吗？”这样一煽动，群众马上报以掌声，于是由樋口传、深尾韶、山口义三等人举着红旗带头，蜂拥到有乐町的东京市街铁路公司，东京市政府等，且曾有投掷石子的。
由于该事件，西川光次郎、山口义三、大杉荣等日本社会党干部十五人，依照所谓暴徒啸聚罪被捕起诉；从此政府对社会党的压迫渐渐严厉，不久社会党即烟消云散。（该事件初审被判无罪，二审被判有罪。）
其后发生的，是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的赤旗事件和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都是当时声动社会耳目的事件。
所谓赤旗事件，是社会主义者正在东京神田锦辉馆集会时，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拿着红旗涌上街头，警局就以此为由，拘捕了许多社会主义者。所谓大逆事件，是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秋举行阅兵式的时候，计划向天皇坐车投掷炸弹。据小山松吉讲：该事件中，被视为首脑人物的幸德秋水等十二人因此被判处死刑。但关于该事件的真相，未能判明之点还很多，有人说这是取缔当局所捏造，这种说法也很有力，所以该事件也许永远成谜。据白柳秀湖所述：
“据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下午最高法院发表的判决书，则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幸德传次郎、菅野菅、宫下太吉、新村忠雄、古川力作、大石诚之助、奠山健三、森近运平等十六人，企图于明治四十三年秋做不忍言之暴行。”
据记录所载：“事件以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长野大林区警察局拘捕信浓明科制材所工人宫下太吉开始，至六月一日，拘捕首领幸德传次郎，全国大搜捕之结果，拘捕二十六名连累者，初审在极度秘密中进行，至十一月九日审结，认为大逆事件，立即转送最高法院特种法庭，翌年即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八日，二十四名被宣告死刑，十九日，天皇下令特赦减刑，二十四人中十二人改判无期徒刑。翌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开始对幸德等十二人执行死刑，至下午三时全部结束。”
幸德秋水本名传次郎，他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既有历史意义，现在读来也具有名译的价值，可以说是日本社会运动史上灿然辉耀的金字塔。他曾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入狱，出狱时则已变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生不久，父即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也许因为这一点，他虽始终激烈反对一切权力，但据说对母亲却是由衷的孝子。
在大逆事件中被判死刑后，他在监狱立即致信堺利彦，信中也曾说及听到母亲死讯后的感想，有下面一段名文：
“走进临时监狱，拿起饭盒时，心胸立即感到闷住，几点热泪淌到粥上。我一直喝的是粥。（中略）母亲是三十三岁当了寡妇的，为了十三岁、七岁、五岁和两岁的四个可怜的儿女，坚拒再醮，过了四十年的牺牲生涯。那时两岁的孩子，正是我这个天下第一不孝之子。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