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

· 国家利益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 · 克林顿政府的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试图研究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结构机制，这一体系作为一个经济机制，同时又作为一个政治机制，在不断地自我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其美元政策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对这一体系实施控制，同时，这一体系也受制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同时我们也大致研究了该体系对各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一些影响。此外，通过研究美元政策以及美国对国际金融规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运作地位的态度，我们简单地说明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是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运作的。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间题：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国家利益？我们该如何对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定义呢？如果我们能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就能试图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克林顿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采取的激进行为。

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理智地按照本国的利益行事，那么除了一些过渡性调整矛盾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是不会导致产生任何有关经济国家本身的国际政治冲突的。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作如下定义：首先，通过提高本国生产力，为国内民众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某个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它国追求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其次，通过坚持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优势；第三，为了有效管理国际宏观经济流量，与它国政府保待合作。随着经济不断繁荣发展，该国的收入不断增加，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根据这种观点，只要其他国家采取类似公开的、理智的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国际利益与它国的利益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因此，主流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试图在国际经济中运用政治干预手段，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为获得“逐利活动”的优势，运用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对整休的经济利益而言是不利的。

主流经济学确实承认，由于存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国家之间可能会出现调整性的紧张局面，而这种紧张局面可能会使国家对进口施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或对出口提供补贴，以避免进行国内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健全的法律、法规，这样，国家就不会为了避免进行内部调整而采取这些最终是对己无益的措施了。

主流理论对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有额外的补充，它们认为某个国家的政府在其国内采取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跨国连带作用，所以就需要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对各个国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所制定的国家政策进行协调。但是主流理论中这些额外补充的方面最初是在维持国家间经济利益上最大程度的和谐性这一基本框架下，作为解决所出现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法而提出的。

这种主流经济理论与主流多元政治科学非常吻合，它们都把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政治视为党派间拉选票的竞争，而选民则是本着最大程度地扩大选民福利的原则进行投票的，因为这种选民福利与选民个人的兴旺发达有关，所以选民们就会迫使其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而如果能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方法，努力实现这此目行的话，政府就会因此得到政治方面的最佳回报，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掌握了保障国家繁荣、使选民满意的方法。但是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危险，即选民中的某些特定集团也会为了获得“逐利”方面的优势而试图控制整个政治局而，这种优势将能加强某些集团的个别利益，但是却会阻碍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所以，这种特殊利益集团行为可以而且也是必须受到抑制的，其方法是设计相应的民主责任制度。

这些主流经济政治科学的观点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不太吻合，因为“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体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促使各个国家为获得相对力量（相对力量是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而相互争斗。因为国家在整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是作为孤立的实体存在的，而国家在这种状态中要保障其安全，惟有最大可能地扩大本国相对于它国的力量，所以为了获得这种力量，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着冲突。新现实主义者声称，在这种不停爆发的权力冲突中，各个国家特别在乎军事力量的建立，它们对经济并无多大兴趣。新现实主义者的这种观点与上述主流理论又有了共同点。

但是近年来，相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主流理论，新重商主义理论又再度流行并再度占上风。其实与其说新重商主义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局面从根本上而言是由国际政治条件和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从这个基点出发，新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劳动力的金字塔型分工是“由政策路线决定”的，而并不是自由市场格局的自然产物。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对此作了这样的假设：政府通过操纵市场，避免国际市场进行“正常”的运作，并使其政策路线对国际劳动分工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那么，由于国家间制度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每个国家为了在贸易中争取获得国家优势而试图运用其对外的政治影响力来操纵其外部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了争取本国经济繁荣而引发的政治冲突。这些观点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在认知层面上却与主流的新占典主义经济学有冲突（即使那些持有重视实际发生情况的新重商主义观点的学者在研究该发生什么的时候，也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

这些不同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它们似乎能对国际关系的大部分情况进行说明，但同时它们也似乎漏掉了许多。主流经济学提醒我们，国家生产力以及国际宏观经济协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它又过多地依赖于“一味逐利”这一不利于福利发展的观点，来对违反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大部分活动进行解释。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从主流经济学观点来看，完全是非理性的。从主流观点看，美元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阶段中的剧烈波动完全是非理性的。我们真的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某些集团一味“逐利”而造成的吗？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那么肯定有一些集团是从高价位美元上获得利润，而另一些集团则从低价位美元上获得利润。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解释在一届政府的任期之中，逐利者之间看似是抢座位游戏性质的活动呢？

至于新重商主义，它解释了主流理论未能解释的一切现象，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又未能解释主流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之间合作与纷争相结合的现象。新重商主义的观点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定会存在一种几乎是永久性的经济竞争局面，但是这种局面的紧张程度会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要了解经济学中国家利益的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它们把经济的含义定义为“发展”、“繁荣”、“工作机会”和生产力，而在“经济”含义和“政治”含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性的过渡层次。所以，它们把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例如，究竟是何种社会机构实际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机构的内在需求是什么？这些机构的这些内在需求以及它们的利益兴趣是如何通过在国内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国家利益的含义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理论，它应该包括国家在经济问题方面采取的介于经济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之间的社会中间性行为，例如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这一概念就提供了这种中间行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观点对经济行为和国家行为进行了灵活的解释。

我们在这里不再介绍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的其他理论，因为这需要我们提供除主流社会科学之外的另外一种相当成熟的理论，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些初步的概念性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大国定义其国家经济利益的程度取得比较一致的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定义方法既包括了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国家间合作，也包括了新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间冲突。

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中，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确实想要得到主流经济学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比以往望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速度。但是这种事情并不是直接由政府控制的，它们是由掌握着生产性劳动力的私人资本控制的。因此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必须满足资本拥有者的特殊需求，因为正是资本拥有者这个集团将决定是否投资以及经济是否向前发展。所以，就资本家这一社会集团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学中的国家利益视为该国国内资本家的利益。

私人资本家要的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他们要的是资本的增加和投资的安全。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一定要依赖于那些以扩大国家生产力为最终目的的行动，私人资本家可以通过扩大对现存生产力的控制来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他们遇到竞争，那么他们对付竞争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致力于提高生产力、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产品品质，来增加销量，并以此吸引更大的市场。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对付竞争：利用资本的规模，采取战略性策略，击败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拉拢竞争对手，与之建立卡特尔组织，以控制市场。因此，在一个闭关的经济国家中建立垄断体系之后，为高产出而进行昂贵的投资似乎并非是进一步增加资本的捷径。而且，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并已经受到控制，对新技术（生产力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进行巨大的投资，其合理性似乎也下大明显。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发达产业的资本—产出比率极高（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的有机组成极高），所以就存在着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受到垄断的控制。资本投资中每增加的一个英镑，只能产出一点点额外增加的附加值。生产性环节在固定资本方面需要巨大的投资，而进行这种投资的资本家，为了要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他们必须要能够对市场进行长期控制，有了这种把握之后，他们才会进行投资。所以，这种资本主义投资计划有着一些必要的条件：阻止新加入者进入这一市场；对价格进行控制，以更获得固定资本投资的足够的长期回报。

发达产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能够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因而，一个公司的市场份额越大，该公司就越能更有效地与潜在对手进行竞争，所以，公司都有一种本能需求，需要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

以前，数目众多的小规模资本在国内多元化的市场上进行着竞争，在这种条件之下，市场上主要公司的破产对整个国家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国内大的垄断公司破产，而导致国外的垄断公司占领本国市场，那么这个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了。

现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生产性环节的垄断程度确实很高，这些垄断资本试图维持它们对市场的控制，其主要手段有：阻止他人进入同一个市场；实现“资本集权化”（大公司吞并小公司），以及资本集中化（发展生产体系），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国家政府也在这些垄断资本的要求之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具体的做法有：为垄断性产业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垄断性公司提供范围广泛的支持性服务（基础设施、劳工培训等等）。

当这种准垄断性产业的主要市场向国际发展，而且这些环节中的本国资本在国际上没有遇到严重的竞争时，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活动和技术创新，因为这些相关公司对未来资本的增长很有信心。但是当新加入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成功地向这些准垄断资本发起挑战时，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固定资本进行的新的大规模投资会变得极具风险性，新的竞争使利润减少，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有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继而经济开始崩溃。

如果上述描述还算大致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会在国际上造成何种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在国际间运作，其目的有：首先是为了获得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但在国内市场上又无法购买到的原材料，而且，有些原材料非常重要——能源和战略性物资，如铝、矾土、铜等——以致这些资本拥有者不能完全让市场来决定这些产品的供应，他们转而寻求本国政府的帮助，要求本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以保证这些产品的供应。其次是要控制竞争时常是十分激烈的国际市场。就如为了要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一样，在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的隋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就会发生“逐利行为”，拉拢政府的力量来帮助击败竞争。但是在这里，“逐利”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在垄断性竞争的条件下，这些做法是一种必需的、全而的要求。此外，另一个目的是获取国外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是高科技领域所需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也可以是低技术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用来从事国内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密集型部分的工作，政府同样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

在这种国内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一个特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角色？当然，政府并不就意味着获选的政治家，政治家们来来往往，但政府还是那个政府，而政府高级行政人员要使每一届获选政治家们明白整个国家长期的局势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任期内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必须尽力确保本国资本家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条件，这样才能使他们愿意增加对生产性环节的投资，提高生产力水平，并提高产量，这是国家本身资源力量的物质基础。因为这一切都是由资本来决定的，所以政府绝对有兴趣去为本国最重要的资本服务。而且又因为这些资本在国际间运作，政府还必须努力去为它们的国际利益服务。这些资本不断把其收入和利润寄回本国，而且还把影响控制力扩大到了海外市场，从这些方面来看，政府就会认为其国际地位更牢同了：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分布合理，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就越是强大。

这可能意味着，在核心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和由其他国家组成的整体之间一定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由于它国垄断企业的行为，导致某国主要垄断企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那么就会爆发国家间的非常激烈的竞争。但是通常而言，国际间除了存在劳动力分工之外，也存在着资本分工，因此，只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规模的国际汽车制造公司，而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所以，英国就准备不再努力去维持其汽车公司的地位，因为英国有其他的国际领先行业（希望如此），如金融业、军用工业、制药业等。但是，对德国而言，如果它的汽车公司无法进人国际市场，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因为战后德国的重点工作并不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国际须先的金融市场。这两个国家都会致力于确保各自关键环节中资本的利益在国际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在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行业中，可能会出现“资本配合”，那时，它们就会彼此合作，在与第三国的谈判中，它们可能会联手，互相帮助。

欧盟最近的发展，特别是统一市场最近的发展，能够显示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彼此合作的程度。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欧盟内部阻碍国际竞争的障碍。但是，这一统一市场使得每个成员国能够鼓励本国各行业的领头企业扩大其国内垄断势力，然后设法与欧盟中的其他国家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合作，这样，它们就能在垄断性的“资本分工”中共同合作。这种组成卡特尔的合作性做法在某些环节中显得比其他环节容易得多：无论如何，统一市场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而所建立的合作性卡特尔联盟通常并不稳定。然而，在维持和加强国家间合作方面，统一市场计划比任何新重商主义理论家所预测的都要成功得多。

同时，要不是欧盟作为影响世界其他经济国家的一种有效杠杆而对其成员极具价值的话，欧盟国家是不可能如此成功地实现地区性合作的。欧盟把欧洲资本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性运作，其国际性目的有：

（1）每个成员国都可利用欧盟的贸易体系，阻止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商品对其构成竞争。

（2）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把欧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外交杠杆手段：威胁那些不愿意打开本国市场的欧盟以外的国家，若它们继续这样做，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3）欧盟贸易体系并不涉及成员国的促进出口问题，所以每个成员国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任何方法，增进本国垄断性企业在国外的利益。

在核心经济国家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在核心圈以外寻求新的突破口成了一项主要的任务，而欧盟为其成员国在设法完成这一任务时提供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公共服务。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来研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因为美国能够主宰国际经济管理的作用过程，而且美国又是国际上主要的军事—政治国家，所以美国在各方面极具优势，这就使得它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更有能力改变国际环境，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元—华尔街体系就是其主宰优势的一个主要例子，整个世界都处在美国的影响范围之内，而且，美国还希望通过其资本在国际上不断加强的力量，来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持续控制。此外，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可在更多的环节中寻求确保其资本的统治地位。

对于美国的领导人而言，带着资本主义的眼光去看整个世界，这与去看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地缘战略学以及相关的后勤基地和物流要求之外，国家版图的幅员辽阔本身意义甚微，真正关键的首先是战略性经济原材料（石油等）的分布位置，如有可能，必须对这些重要物资进行严格控制，这是维持主宰地位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而除此之外，对美国有意义的是些规模非常小的地理区域：那些有着今日或未来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和主要市场——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决定件环节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区域。对于未来环节中高技术劳动力的控制，以及对于高技术劳动力所制造的机器的控制，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只有通过国际市场销售才能实现。例如，在19世纪，英国劳动力制造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一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人在各自的国家购买英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在现今世界中，真正的大市场通常要集中得多，主要是在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小型区域：北美、西欧和日本。因此，对于寻求加强其资本地位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对这些规模相当小的区域的控制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也必须以动态的概念看待这一问题，它们必须找出以后的25年中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和主要市场的方位，并设法对由此产生的大量价值进行控制。至于这此范围之外的大量的其他地区并不重要，这些地区的居民至多只有一些附带价值，甚至根本毫无意义，大国惟一要关注的是要遏止这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动乱，阻止这些国家滑入可能会影响国际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中。

在这一框架体系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确保其资本主义主宰地位的原则，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合作的程度。要确定这个问题，就要看美国保障其关键环节的资本对主要地理经济区域实施控制的需求与这些地区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吻合程度。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任何国家若是企图阻止美国资本顺利地进入这些主要的劳动力和市场密集区域的话，肯定会招致美国极为猛烈的反击，更不用说是企图在这一地区周围设置障碍，使之发展成为能够在关键环节上对美国资本发起进攻的地区性发射台了。

所以，美国的利益是毫无疑问地确保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地区向美国资本顺利地、制度化地打开其市场，同时确保这些地区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如为了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大过于美国的力量而进行转型，而使美国资本无法进入。

如此条件之下的美国无须经常担忧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会超过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如重商主义者所声称的：毕竟这种发展就是美国公司在这些地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任何把美国排除在外、积极进行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敌对国家。

然而，有关美国策略的最后一点，我们也应该提一下，就美国在金融领域所保持的统治地位而言，美国及其资本一定会利用这种金融力量，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吞并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公司。美国所具备的这种金融打击力量使之有机会能够为了控制市场而对竞争对手进行吞并，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地区的法律并未禁止这类恶意收购。所以，市场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美国公司能够在其他政治经济国家建立自己的企业，它还应该涉及与生产有关的其他力面，包括公司管理的法律形式和有关公司收购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该有利于在关键环节中运作的美国公司，使之能够进入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建议正好相反，美国会希望其军事活动配合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其他活动：因为军事力量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美国通过利用其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而从该体系中所获得的巨大优势，并不足以确保其统治地位，因为成功控制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一切。美国需要把其统治地位构筑在对全球经济中的生产环节的控制之上，而目，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的控制最终都会是十分脆弱的。

所以我们可以以我们并不成熟的理论为基础，建立一套假设：

（1）美国政府若理智行事的话，应该会希望确保其关键部门的资本在市场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获得控制权。

（2）美国政府会希望确保最活跃的劳动力密集地区和产品市场能够最大程度地向美国资本开放。

（3）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被这类市场排斥在外的风险，会采取应急性的非常措施。

（4）美国政府会要求建立一些制度，以确保对那些同时是剩余价值主要国际产出中心的关键地理区域的结构性控制。

（5）美国政府会使美元—华尔街体系朝着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向发展，除非它拥有更合适的策略手段。

1993年克林顿上台，美国在经历了20年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之后，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致与70年代时相同，但不同的是，美国出现了一种70年代不曾出现过的令人担忧的新弱点症状，这种症状反映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上。美国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出现过国际收支逆差，但那时的逆差是由于非结构性因素引起的：越南战争和美国向西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目的是要在欧共体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以便为未来的经常项目挣得大量收入。但是到了1993年，美国经常项目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逆差，这种逆差既是由贸易逆差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美国必须偿还其不断增加的国际债务而产生的，美国的债务高达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0%。我们知道，经常项目收支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它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资本是否能从其他国家中获利更多，还是正好相反。¹美国的贸易逆差说明了美国在生产部门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劣势。如果经常项目不能保持顺差，那么该国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完全稳固。当然，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能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自由地摆脱支付方式的限制，但是，贸易逆差仍是一种弱点的症状，一种人们在经济危机中肯定可以找到的弱点的症状。而且到了1993年，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同盟——日本（虽然在华盛顿，这一同盟越来越被视为是“对手”）的合作，才能弥补经常项目中的这些弱点。日本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市场，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帮了美国财政部的大忙。²布什在任时的最后一项举措就是再一次试图迫使日本政府——这一次是在汽车工业的竞争上——作出妥协，以维护美国的利益，而结果却很让布什丢脸，也让美国的领导层感到不安，因为日本人根本不把布什当一回事，而且日本人还显示出他们对在资助美国政府方面所起的作用了如指掌。

因此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经常项目逆差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也应该对美国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全球资本主义动态发展中的总体情况作一个总结。美国许多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衰退论”（指的是美国正在步l914年前的英国的后尘，选择了一条最容易走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路，最终走向永久性的衰退）。当然，这种说法十分夸张，但是，与20世纪早期的英国进行比较，这一点绝对是具有启发性的。

确实，当代国家间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国际体系的动态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核心竞争对手、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附属的支持性地区以及有组织的劳动力。

当然，领头国家分别就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在与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对英国来说，其他国家就是除英国以外的西欧，发展阶段就是19世纪；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是西欧和日本，发展阶段是“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阶段。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两种情况中，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发起强有力的竞争挑战，它们赶上了领头国家并开始慢慢占领领头国家的市场；核心集团内部分别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萧条的趋势；除此之外，核心集团内部还出现了紧张局面，而且，由于一些政治变化，如1871年德国各州合并成了一个统一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集团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在西欧，³这些都使得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集团内部特别是领头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呼声，主张跨出核心集团的范围，去那些未开发国家寻求机会，以解决发达国家内部的问题。未开发国家中的一部分是被称为附属的支持性地区的国家，对英国而言，这当然就是它的殖民帝国内部的国家，特别是印度殖民地。在核心集团市场上已失去竞争力的产品可以被大量倾销到殖民地的市场上，这些国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可以进行重组，以适应这种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制成品出口中不少于51%是纺织品的出口，以前这些纺织品都是销往欧洲的，而现在它们销往殖民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年中，这些出口中的60%是销往亚洲殖民市场的。正如埃立克·霍布斯鲍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亚洲拯救了兰开夏郡”。但其实亚洲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因为亚洲市场支撑住了兰开夏郡的纺织业，这就使英国有能力继续从世界各地进口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这样也就缓解了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印度间接地支撑着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印度关闭国内市场，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崩溃，那么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就会无法阻挡，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这种压力就在英国工业的中心地带不断形成并日益加剧。如果英国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就会被摧毁。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经济萧条，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种与英国借助殖民市场类似的体系。美国试图通过大量出口和旨在寻求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把附属的支持性地区变成美国产品的倾销基地。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重组这些国家内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确保这些市场能够吸收美国产品。这样，美国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又反过来支持了美国国内的产品市场，缓解了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面。与英国的模式相似，90年代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都销往南部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然而，即使在自家后院的拉美市场上，美国的出口量也低于欧盟国家。不管是在较早的时期，还是在现今阶段，附属的支持性地区还为核心国家的生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但同时又是廉价的生产资源。⁴

当然，美国和英国各自对其附属支持性地区的控制机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帝国的直接统治意味着对殖民地不存在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就是以英镑为中心的。英国可以让这些国家与伦敦的贸易出现永久性的逆差，而无须向它们提供市场，以支付由于逆差引起的债务。而对美国而言，在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同时，需要不断向这些附属国家提供出口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向美国金融环节偿还债务。在另一方面，英国必须直接负责维持其附属国家内部的秩序，而美国的体制使得美国可以把这种责任推到这些附属的主权国家本身的头上。所以，即使作为“后备市场”对美国而言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这种情况可能就像是一种摇摆和迂回。

派特内克进行了一项先进的、创新性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核心集团之外的另一个因素，该因素同样也是整个体系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由可被称为新发展中心的国家构成的。这些国家为了积累生产性资本，除了吸收剩余劳力之外，也从核心集团吸收剩余资本。在1865—1914年之间，核心集团的大部分资本出口是以英国有价证券投资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在这一时期，英国有价证券投资中的68%是投资于这些新的发展地区的，其中的一些是在英帝国范围之内，而另外一些则跨出了这一范围。英国借贷资本家把资本大量投入新发展中心，其行为本身是把早先的投资目的地改为更落后的西欧中心地带。

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核心集团中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带来能够缓解局面的巨大劳动力输出；其次，并不只有核心集团中主要国家的投资者才向新发展中心地区进行生产性投资，核心集团中的外流资本部分也来自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生产性资本。

另一种相似之处也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时期，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似乎都非常薄弱，因此，政府能够采取策略，对核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加以掩饰，并把矛头不仅指向未开发国家，而且指向工人阶层（在第一个时期中出现的劳工移民使这一点更容易做到）。同样地，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有人希望劳工运动会永久性地衰退下去，这样核心国家之间大部分的紧张局面就可以通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加以掩饰，并向下转嫁。

当然，这两个时期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与现阶段相比，来自伦敦的资金的国际化程度在第一个时期更广泛、更深入，单是英国银行在世界各地就有8000多家分行。其次，通过法律统治的方式进行外部扩张，这已经不再可行：帝国主义权力中心无法再维持对南部国家的直接控制。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安全条约和跨国公司这些机构在运作时，必须与当地主权国家合作。这些主权国家根据帝国主义体系和国际法的要求，必须为与核心经济国家发生联系而可能在其国内发生的任何情况承担起全部责任。第三，第一个时期的国际化发生在核心集团内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异常稳定的背景之下，这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混乱状况完全不同。

90年代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熟知历史，对他们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前一个时期和现阶段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两个共同点。首先，在第一个时期，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对英国权力的挑战，其形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经受住了这次挑战，但已在货币金融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却受到了致命的削弱。美国会面临类似的挑战吗？第二，英国又面临了来自新发展中心的另一种不同的挑战，新发展中心的国家包括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以及阿根廷、日本和美国这类国家。美国帮助英国对付来自欧洲核心集团国家的挑战，并以此为手段，获取了核心集团的出口资金并从英国手中夺取了控制权。这种情况还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吗？

要找到会令美国同样经历英国曾经历过的那两种挑战的因素并不太难：第一个因素，我们可把它称为货币—金融威胁；第二个是来自新生产中心的威胁。

● 货币—金融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可能是由于欧元的构建和美国国内的金融动荡这两者引起的。一次严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可能会使美元—华尔街体系走向其对立面：美国国库券可能会出现资本抽逃，由此会引起回流的美元资本的抽逃，而对美国非常严重的外债危机而言，这些回流的美元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生了任何令美国金融市场干涸的事件，那么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外国借款国可能就会抛售它们用来作为美元储备安全保障的美国国库券，这就可能带来双重影响：随着利率的大幅上升，在美元国库券市场上偿还美国债务的代价就会上升；同时，欧洲市场的利率会下降，因为人们会大量地用美元去兑换马克（或欧元）。美国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借入马克或日元，而美国与这两个货币区域恰恰存在着经常项目逆差。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担忧起美元的中期前景，而且由于整个世界经历了长达25年之久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大量的美元已遍布世界各地，所以当人们开始自我保护，以逃避即将来临的美元危机时，这场危机就带上了一种新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开始变得类似于卢布——一种贬值起来似乎无下限的货币。当然这是一种噩梦般的情况，而且也只有当美国金融体系所出现的危机达到墨西哥危机的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但是，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系列小型的但却在不断加强的震荡的话，也有可能出现相同的结果。不管是发生哪一种情况，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总有一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会突然发现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即世界领导权已经花落他家。

当然，只有在除了美元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可选择的世界性货币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货币可能不会是日元，因为尽管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金融顺差，但是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太小，无法支持日元使之成为世界货币。而且从贸易角度而言，日本的经济太闭塞——它的进出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但欧元就完全不同了，由于有着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出口的支撑，欧元可以很快就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而且如果欧洲金融市场统一了的话，它们就能很快与华尔街抗衡，成为国际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那时欧盟对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欧盟境内进行运作的同时欧盟应享受的对等权利进行严格的解释的话，欧盟就会限制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欧盟内部运作，直到欧盟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同样的权利为止（目前欧盟的金融机构还不具备这种权利）。这种前景，即使说得委婉些，都会令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 来自新生产中心的威胁

这种威胁似乎不那么紧迫，但却更危险。它来自于日本资本主义与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心的结合。这两者都成为了世界生产体系的主要中心，致使美国资本的赢利取决于与这一地区的联系。而且这两者同时又对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新组合，致使美国工业处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位置商品”——为国际有钱阶层生产的、代表其身份地位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固定资本都将属于东亚。如果与西欧一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日元区和贸易集团，该地区成为了一个整体，那么上述这种威胁就有可能出现，而且这种威胁将极具杀伤力。美国可能会突然发现，想凭借其政治力量打破该地区的障碍并进入该地区，就会招致该地区的联手抵抗。日元区作为杠杆力量的源泉，会严重削弱美元—华尔街体系。同时，日本——因为它不是一个债务国——就可以聚集起巨大的金融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这样南部国家的财政部长，甚至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都会排着队，请求东京提供投资和金融支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就仅仅是围绕着圈子日见缩小的、附属于美国的那些国家了。正如美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帮助过英国一样，日本的区域性领导人也会非常乐于帮助美国，以阻止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他们甚至会支持一个美元—华尔街区域，类似于美国在“二战”后支持过的英镑—伦敦区域。

从80年代末期开始，这两种潜在威胁就成了美国政策专家主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也并非是惟一考虑的问题。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可以与这两种威胁进行抗衡，并可以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对冷战过后的整个世界进行重塑，进一步稳固美国在21世纪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税率是最低的，所以美国能够采取必要的结构性措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税收所占的比例——使其政府的财政基础更牢固。

但是，当克林顿政府上台时，美国政府政策分析和政策讨论的层面与过去存在着质的区别：需要研究的问题已不再是在一个大部分为已知的战略环境中进行不断增强的策略性调整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历史性战略回顾问题。

上述两个威胁中，来自欧盟的威胁表面上似乎更具危险胜，但其实美国也发现了一些能与之抗衡的因素。首先来自欧元的威胁并不是由于欧元的发行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欧元有能力作为种世界货币而挑战美元。但是欧元要挑战美元，首先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支持条件，而欧盟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获得这些条件的：一个可依赖的、牢固的政治基础，在危机中可作为统一的政治单位而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具有独立于美国的、足够的军事政治能力，而目前这种能力的发展进展很小；由统一为一体的政治当局支撑的强有力的、统一的金融环节——要实现这一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一个连贯的而且在政治上能被接受的，有关欧洲大陆社会经济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通常会受到自发的市场力量的削弱；一种用来消除长期存在着的欧洲经济衰退的方法，这种方法欧洲中央银行似乎还不太可能找到；一种用来消除欧洲政治中存在着的分裂倾向的方法，而目前欧洲却出现了极右势力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政策和整个欧洲的民主统一性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此外，最具破坏性的可能是，欧洲大陆的东部国家，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支离破碎，需要进行调整，而欧洲国家明显不具备这种能力，无法提供一些合理的、严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一点是，因为西欧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有着争争吵吵的习惯，所以美国政府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使他们四分五裂。同时，美国资本不仅很容易进入欧盟市场，而且对于美国公司而言，欧盟现在的政治结构极为有利，因为这一结构的中心是一个不受欧盟内部民主机制控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解除管制，以利于跨国贸易，所以，该委员会很容易会受到美国跨国公司影响力的控制。

而东亚和东南亚，由于在政治上并不统一，所以乍一眼看去，这个地区似乎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但是，这一地区却存在着两套强有力的、从未来的角度看是互补的社会网络把这一地区的资本捆在了一起：以日本贸易为中心的网络以及连接中国大陆与海外贸易的网络。而这两种网络正在世界上惟一出现真正资本积累的地区发展着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和互补性。而且，这两种网络都倾向于把美国资本排除在外，更糟的是，该地区比较发达的经济国家，特别是韩国，正直接打入美国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环节所占领的市场。此外，该地区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协调，绝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种种障碍，使美国无法在它们的政治经济方面施加支配性的影响力。

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克林顿政府根本没有面临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威胁，但是如果从新重商主义的角度看，却是到处都存在着威胁。而从我们所作的假设来看，对克林顿政府构成的威胁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这种威胁还将是一种潜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产生于积极的资本积累，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金字塔中，这种资本积累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当然，美国资本主义也会乐于顺应这股潮流，因为这股潮流为美国在出口和内部结构投资等方面带来了巨额的绝对收益，但同时这也代表着一种威胁，因为这些绝对收益越是可观，那么美国政府就会越难采取能令其在地区性竞争中胜出的强硬措施。

当克林顿上台时，美国国内充满了一种正发生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面临着一个是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还是成为历史的感觉。美国人意识到了美国在军事领域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强大力量，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来自东亚的威胁，并对欧洲心存疑虑。人们意识到美国即将通过新的信息工业，创造出一整套全新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模式中，信息工业将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为重振美国所希望控制的国际资本积累开辟一条康庄大道。但是虽然美国在信息工业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信息工业却并未给美国生产力带来所谓的具有改革作用的潜能。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苏联国家集团和国际左翼运动的斗争中美国取得的胜利，但是与此矛盾的是，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美国用来在全世界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方法，以及通过类似于冷战时期安全区域的机构来加强这种影响力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

所以当克林顿上台的时候，美国知识界正全力研究着这些战略性问题。正如一个政策专家所说的，“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必须为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建立一整套新的理论基础。”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克林顿所面临的任务与杜鲁门在l945年时的一样。一个学者说道，克林顿“目前正处于开创”国际事务新纪元的时刻，这“关系着下半个世纪的安危”。

当然，克林顿集团本身并不打算公开它们是如何从理论上去理解它们所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制定战略和策略的。人们必须间接地解读种种迹象，例如，去解读克林顿政府的人员任命和机构安排，以及政策声明和政策制定。

克林顿对高级外交官员的任命，如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安东尼·莱克（国家安全局）、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驻联合国大使）、劳埃德·贝森（财政部），都属于按常规出牌，这些官员都比较保守，他们与往届政府的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卡特时代。⁵很多观察家都觉得奇怪，克林顿作出了如此保守的人员任命决定，可他却被认为是一个对外关系的行动主义者。其实这些观察家的看法本身就是过去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过去，人们以为国务卿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或国防部长所作的决策就代表了国家的外交政策，这种陈旧的观念忽视了国家的经济策略手段，而克林顿正是把这些手段置于了积极的行动主义者的手中。

克林顿为充分利用国家经济策略的杠杆作用而组成的政府团队十分引人注目：罗伯特·罗宾、隆·布朗、米基·坎特、劳拉·泰森、拉里·萨默斯、杰夫·嘉顿、艾拉·马哥兹那和罗伯特·里奇（以及副总统艾尔·戈尔），这些人对于如何捍卫美国的统治力量，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共同观点。对他们而言，这是“关于经济的问题，笨蛋”。⁶而且他们认为，要想加强美国资本主义的地位，就必须首先采取国际政治手段。此外，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他们还坚信国家政治手段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甚至是主导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规来创造这种路径。而且民族国家和市场力量之间不应该存在无谓的对立：不管在技术、贸易，还是在金融方面，它们都应该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克林顿任命的这些人不是传统的民族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们同样也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人们用“全球主义者”这一名称来形容这一团队所代表的这种思潮，即他们是一种全球新重商主义的鼓吹者。他们所持的新概念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从政治军事资源和关系这一领域转移到控制先进技术和控制市场这一领域。人们也用“地理经济”这一名称来描述这种新游戏的本质。与其他人相比，劳埃德·贝森可能属于不同时代的人，而且出身背景也不同，但他同样持有“全球主义者”的观点。

在劳拉·泰森所著的《谁在打击谁》一书中，以及在那些在政府中工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新团队所持观念的解释。克林顿新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经常直截了当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他公开支持美国采取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以确保21世纪会成为一个“属于美国的新世纪”。他这样说道：“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时，当我们的贸易伙伴不履行他们的义务时，我们不去追究，这种日子早已过去，国家安全和我们的民族经济安全这两者无法分割……现在不再有单方面的付出，不再有免费搭车者。”

克林顿对主要行政部门的改组就反映了坎特所谓的对外经济目标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克林顿刚一上台就在白宫内部建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之所以为该委员会起名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是为了要显示该委员会将会在美国全球策略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时，国会指令贸易部建立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以协调负责制定贸易政策的19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罗伯特·罗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对冲基金投机商，他曾是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⁷克林顿对罗宾的任命使克林顿集团与华尔街建立起了最初的联系。

大卫·罗斯考夫特总结了克林顿政府对所采取的举措进行定义的方法，其实罗斯考夫特本人也曾参与了这些举措的制定，他把克林顿政府制定的新的国际策略描述成一种“狂躁的重商主义”策略。而斯坦利·霍夫在研究了克林顿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所采取的新的积极行动主义策略，以及为使其他国家向美国产品、资本和服务打开市场而采取的行动之后，也作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整个克林顿执政期间，许多关注克林顿政府的观察家都认为，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国家经济策略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东亚和东南亚。在罗斯考夫特看来，这是整场运动的主要目的，他说道：“商业外交，不管如何定义，如何实施，它的发展归功于许多其他因素，但同时也归功于亚洲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如果美国“要维持其经济领先地位的话”，亚洲和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克林顿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相反，它们声称，它们的目标是要打入它们所谓的十大新兴市场。但这十大市场中有六个在亚洲，它们分别是中国、印尼、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而其他四个市场中，美国已经占领了两个：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九个市场，波兰，实际上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已经向美国开放，这样，除了亚洲以外，就只剩下巴西是美国的主要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十大市场的目标就是指亚洲。克林顿政府把在世界新兴市场上的目标定为价值为1.5万亿到2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其中出口机会占1万亿美元。按照罗斯考夫特的说法，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被卷入了贸易争端，它们为这些经济行为提供分析和其他形式的帮助”。

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杰夫·嘉顿1994年l月在纽约面对对外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中首次对这种新兴大市场策略进行了概括。1989—1994年期间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副署长的约翰·斯特瑞姆勒指出，虽然克林顿“从美国在一小部分国家中的特殊利益这一角度”去定义他的“对外政策学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但其实里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做的，里根当时的目标是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尼加拉瓜。斯特瑞姆勒指出，美国之所以会特别关注印度尼西业，主要是因为日本和欧洲正在夺走美国在该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斯特瑞姆勒同时解释道，美国为占领印尼市场所采取的行动会“使日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日本把印尼看做是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问题的关键是要在美国和目标国家之间建立起经济和政治的“交叉点”，换言之，就是要对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以使它们与美国资本主义之间实现一种整合一致。正如斯特瑞姆勒所言，“克林顿政府的策略专家似乎已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即国内必须实现的目标和国际上的现实情况都要求一种新的更微妙的‘美元外交’形式——美国与构成现今大的新兴市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方面更多的整合一致。要在这些外交方面取得成功，就如同要实现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外交目标一样，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就会给美国带来整整一个世纪的、无人可超越的繁荣和安定……”

为打进这些市场，克林顿政府公开寻求美国经济的贸易伙伴，商业部长隆·布朗直接督促美国公司在签订特定合同时寻求政府的政治帮助。除了进出口银行之外，美国政府还发动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贸易发展协会向那些在大的新兴市场上寻求准入和控制的公司提供优先帮助。

但这只能是一个小细节，根据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协会（北约引导民间舆论的机构）中的荷兰部所作的一项研究，克林顿政府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概念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从以政治军事资源为中心转移到控制先进技术和控制市场这一领域中。这种观念与我们所作的有关美国20世纪90年代合理对外策略的假设极为吻合，我们认为美国对外策略的目标应为东亚和东南亚。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策略组合来决定性地打开这一地区的市场，使之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

对于一个拥有像美国一样巨大资源的国家而言，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把目标地区内的劳动力和市场永久地置于本国和本国经济公司的控制之下，我们在此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些方法。

（1）以前欧洲帝国使用的方法：直接的军事统治和服从。

（2）把该地区的国家组成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同盟，一致对抗一些来自外部的威胁：这是战后美国为在关键生产部门获得霸权而采取的典型做法。

（3）向该地区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包括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为对抗其“同盟”而采用的石油战）。

（4）在利用多边组织方面，采取一种更激进的行动主义策略。

（5）在双边和地区型经济策略上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

（6）通过宣传，寻求本国与目标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系。

（7）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提供的手段，进行货币金融竞争。

为了对克林顿政府所面临的制定政策方面的两难境地有所了解，我们将对上述这些可能被采用的手段进行简单的研究。

● 直接的军事统治和服从

当然这种选择方法不能当真，但是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能当真，这一点极具启发性。理由很简单，虽然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极为先进，在军事能力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当今世界，采取军事镇压，继而进行殖民统治这种做法是无法想像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美国打击对手的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美国几乎拥有了无限的能力，但同时美国承受人员伤亡的能力却变得极低。而在当今世界中，直接进行军事控制，并打击被控制国的国民运动，都要求军队具有一种可以承受大量伤亡的能力。⁸世界民众政治意识的增强以及空闲时间的增加，使得19世纪常用的战舰加殖民主义的策略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行。另一种选择是，发动国内政变，扶植依赖于并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集团上台，以实现支配该国的目的。但是这种行动不可能凭空实现：通常这需要该国国内存在一种人们意识到的威胁（传统上总是来自左翼的威胁），而统治阶层中有一部分人认为现今政府未能对这种威胁采取对策。如果一个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而且国内也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威胁，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不会存在。

但是，如果这两种策略都不能采用的话，那么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假设必须接受目标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则，那么美国别无它法，只能通过目标国家内部的社会统治阶层来实现美国在这些国家内部的目标。这样，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该如何改变这些社会统治阶层的态度。

**● 把目标国家组成个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一致对抗外部威胁的同盟，

为获得美国的保护，有关国家只得向美国公司打开国内市场**

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的典型做法。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解释过美国的这种策略是如何运作的：“西欧、拉丁美洲、东亚、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和非洲都进入了所谓的‘自由世界’，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的其实就是安个防卫区。在安全防卫区内的国家政府认为采取下列行为符合其国家利益：①接受华盛顿政府含蓄地或明确地担保该国独立性，或在有些情况下是该届政府权威性的承诺；②允许美国各种各样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进入本国，这些机构都希望实现它们认为是重要的目标……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发现，允许跨国公司进入所带来的优势超过了企图阻止这些公司进入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对此大卫·罗斯考夫特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认为，在战后，“对于接受美国安全保护伞保护的国家而言，由美国保护而带来的和平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安全防卫方面依赖于美国，它必须同时与美国进行贸易与商业方面的往来。”这种策略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美国必须有能力说服当地社会的统治集团，使它们相信它们面临着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第二，美国必须有能力说服这一集团，美国，也只有美国才具备对付这种威胁的决心和必要的资源。在西欧，威胁当然就是共产主义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而且根本不需要说服西欧的统治阶级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相信美国的能力——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是在恳求美国出面干涉。⁹美国的大公司，靠着其与众不同的组织模式就这样进入了外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一开始是加拿大，然后是西欧（欧共体的法规和再发展对此起了促进作用），接着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通过这种方法，而不是采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原始军国主义概念，军事力量在战后资本主义权力政治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随着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布什政府仍然希望美国作为安全防卫区域控制国以及巨大军事资源拥有者的这一地位，能够在与其经济对手的竞争中，仍然成为加强美国资本主义地位的强有力的武器。布什进行了诸多努力，以确保北约中仍然存在一个完整的德国，然后，他又向伊朗发动战争，布什采取这些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知道，它们必须认真对待美国的利益。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开端，随着苏联本身的解体，美国在政治上利用其巨大的军事优势的能力注定要受到削弱。

当然，这种能力并没有消失，把西欧、中国、日本和俄国的军事资源相加，其总和仍然小于美国所拥有的军事资源，这一事实是世界政治中最根本的事实。毫无疑问，美国决心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力量的斗争中保持其战斗能力并获胜，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希望与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确实组成了一个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盟，那么美国就可以乘机在政治上再一次利用其战略性军事力量，使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组合在一起，更牢固地受其控制。而且，这种军事力量也具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能够阻止美国的“同盟”，使它们不敢组成可能对美国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国际联盟。在70年代末期，当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国家似乎有意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之时（当时西欧面临着经济萧条，以及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混乱局面），美国叫嚣要对西欧的“芬兰化现象”采取对抗行动，并在德国和意大利部署导弹，同时在第二次冷战中发动全面攻势，靠着这些手段，美国成功地扼杀了这场运动。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排除了三足鼎力中的另两个中心想要直接挑战美国所拥有的世界资本主义领导权的可能性，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对于这种冒险行为，都不曾显示出任何兴趣。

但是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没能阻止三足鼎力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发起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问题是，在冷战后出现的新的未开发地区，美国正在逐渐失去保障其经济利益所需的政治杠杆作用，这些地区包括东中欧和东欧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面临需要像美国才能提供的军事力量才能对付的外部威胁，所以美国在冷战外交中使用的手段就失去了效果。¹⁰

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确实企图在东亚使用这种带有冷战色彩的外交手段，它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同时制造了两种威胁：第一种是指朝鲜可能发动的核打击会对该地区造成的威胁；第二种是指一种低层面的“威胁”——中国的人权行为。¹¹这两种威胁当然都带有反共产主义的色彩。这些手段相结合，美国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使东亚和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日本，联合起来，在所谓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范围内向美国打开经济市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目标是既要以有利于美国经济渗透的方式开放市场，同时又要削弱在东盟地区组成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为了经济目的而采用的以前冷战时期惯用的策略都失败了。与平壤的对抗并未击中要害，美国渐渐发现，如果对平壤太强硬的话，由于害怕美国发动军事扫击，平壤确实就会使用军事手段，而军事冲突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而同时美国又发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在平壤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而不是加入美国的阵营，对朝鲜进行威胁。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外交灾难和耻辱。至于美国企图在该地区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联合起来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美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美国未来同盟国家中的大部分都认为美国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调是不对口味的，这还是最委婉的说法。美国在1993年初期宣布今后的中美贸易关系取决于中国对其人权问题的改进，然而，一年之后，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称“我们需要把中美关系放入一个更大的更具建设性的框架之中来考虑”，而不是局限于完全以人权为中心。这种调子的转变是发生在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之时，但同时也是发生在美国经历了一年的挫折之后，因为在这一年中，美国的欧洲同盟拒绝在美国的领导下打人权牌，相反，它们都急切地希望能够在中国尽可能地扩大贸易。

**● 向该地区发动全面的经济战，或以发动全面经济战相要挟

（包括像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为打击其“同盟”而采用的石油战）**

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国内就日美关系频繁地出现这种公开的言论，当时，美国一些很有势力的团体发起了一场大众媒体运动，把日本描绘成是美国的敌人和威胁，由此足以看到这种言论的严肃、认真程度。但是，如果对该地区或日本发动直接的、正面的经济战，或是实施经济封锁的话，那么代价将是十分昂贵的，而且还会产生许多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欧洲国家很可能不会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这种做法很可能会摧毁由美国领导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可能会动摇美国经济本身。所以，克林顿政府把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战用做要要挟该地区的手段，一种有可能将来在该地区使用的方法，同时克林顿政府还调动了许多政策工具和运作理念，使这种威胁更具说服力。这些手段包括：运用里根时代制定的用于发动单边贸易战的超级-301条款，加强所谓的反倾销行功的力度，声称美国经济介入其他经济国家已成了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这样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动用经济战的手段），鼓吹存在经济对立国的理论，而且对于这些经济对立国，自由经济的原则不再适用。此外，克林顿政府甚至对关税贸易总协定中的贸易问题多边原则都不再做表面文章，表示不再遵守，相反，美国采取了互惠这一主要原则，提倡“公平”贸易。最后，美国还威胁道，美国将在美洲大陆建立地区性堡垒，作为把东亚公司排除在外的手段。

● 积极行动，改变多边组织的行动章程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中，80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发生危机的国家身上获利甚丰，因为美国迫使这些国家向自由流动的国际资金打开金融市场，向美国金融公司打开金融市场，以及向美国公司打开资产市场，以便美国公司进行资产收购，等等。但是，美国所获得的这些利益都是视特定国家和所发生的特定危机的具体情况而分别获得的，并不具备整体性。这些利益的一部分，特别是与国际资金自由流动有关的利益，有一部分是回流的，就像在智利和其他地区一样。但是问题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所以美国的这些手段在这些国家大部分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已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克林顿政府决定彻底改变各种多边组织的行动章程，使这些多边组织能够更努力地致力于积极打开经济国家市场，这样这些多边组织所起的功能性作用就与亨廷顿所谓的冷战期间安全区域所起的作用相似。罗斯考夫特曾经说过，那些希望在这些多边机构——就像北约这类机构——发挥作用的国家不得不就本国经济资产问题与美国打交道，因为美国是这些机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在这些回题上避免“与美国打交道”，那么它就无法获得这些多边组织的成员国资格；而且，如果被这些组织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该国家就容易遭受一整套的经济竞争手段的打击；同时也无法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因为一个国家能否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已经越来越取决于该国在多边组织中的良好地位。所以美国制定并实施了四项相互关联的计划，来改变这些组织的章程，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使之致力于最终消除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资金能够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较大的政治性胜利是，l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香港会议上作出决定，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使之致力于在这方面实现完全的自由化。

第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中加入一整套的全新内容。具体做法是，达成一项使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议，其最终目的是使每个金融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进入任何金融体系，并拥有与当地公司同样的权利（所谓的国民待遇）。一般认为，在这方面取得的较大的政治性胜利是，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在1997年12月达成的有关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定。

第三，在两个主要方面改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动章程：①把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和对金融服务公司流动性的控制视为取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资格的前提条件；②增加一整套称为多边投资协定的法规，这些法规使工业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介入某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购买当地公司，建立自己的运作机构并控制当地产品市场。一般认为当多边投资协定在1998年最终达成时，美国在这方向也取得了较大的政治性胜利，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中还是一直踌躇不决。

第四，要求多边组织从证券市场的组织到技术垄断（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方面采用一整套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使美国拥有领导权，能够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符合美国公司的要求，或者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的话，就是符合经济理论中的最新“科学”发展，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表达力法。

制定并实施这些计划的目的并不真是要一下子就消除所有地区的机构性障碍。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对拥有像智利这样一个重新实行某种程度资本控制的盟国，并没有任何异议。其实实行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些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转变，把它们作为所谓的政治“开瓶器”，来打开“某些特定政治经济国家”的“瓶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瓶盖”。

在根本改变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多种政治因素，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十分重要。首先，建立一个对全球具有控制性的世界体系，使之能够对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理由充分的、要求消除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呼声作出反应，这一想法极具普遍性，而美国的这些计划的实施看上去是顺应了这种现念，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根本改变似乎实现了这一点。第二，另一种想法也同样具有影响力，即通过法律的规范，通过使用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全球法，来取代一国对付另一国的领导政治。多边组织章程的彻底改变似乎与这种愿望相吻合，因为人们以为这些多边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运作的。但是，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上述两种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存在于一种与这两种观念完全矛盾的现实之中：对大部分成员国而言，多边组织具有超国家的力量，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不适用于控制多边组织的美国。一个被某个国家用来控制全球的组织并不是“对全球具有控制性”的超国家机构。美国可以把它不喜欢的内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日程表上删除。美国同意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条件非常明确，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对美国“不公平”，美国政府有责任对其置之不理，这种做法就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了讨价还价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法律的框架体系。万一美国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体系之外达成一项更好的双边交易，美国就会置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而不顾，缔结这笔交易。正如荷兰大西洋委员会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所显示的，在克林顿的领导下，美国的这种贸易政策在“公平贸易”的代名词下，正朝着管理贸易的方向发展，所使用的是与美国互惠的指导原则，而非多边主义原则。¹²美国在日美关系上，一直系统化地使用管理贸易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用结果导向的体系来取代法规导向的贸易体系。换言之，目标国家在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数量方面，必须受一些规定指标的限制，就如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形式的贸易计划中规定的那样。

美国发起的这场彻底改变多边组织章程的政治运动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即如果没有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整个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完成。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在按照两个中心的利益重组并征服世界经济方面，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迹象。正如美国商业部副部长（负责市场进入和协调）瓦格所解释的，“经验显示，虽然我们的国家很强大，但是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开世界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获得合作伙伴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领导，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或主要的多边行动会取得成功。”瓦格继续解释道，对于乌拉圭回合、信息技术协议和基础电信业务协议而言，先前的美国—欧盟协议是多么的重要，对世界贸易组织的金融服务协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草签的多边投资协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法国政府提出反对之后，情况有所变化。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负责经济、商业和农业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也同样强调了这种合作性努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向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就范。

在建立这类跨大西洋联盟的准备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机构是所谓的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该组织是由美国商业部部长隆·布朗在l994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中提议，并于l995年11月在塞尔维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正如美国商业部副部长瓦格提到的，他主管的部门之所以提出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这一概念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公司各自向对方市场作巨大的交叉投资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跨大西洋贸易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会在任何对美国和欧洲双方都有利的共同方案上达成一致。”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在一年两次的美国—欧盟峰会召开之前定期举行会议，达成提案后，向峰会提出。

● 在双边和地区性经济策略上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

克林顿政府不断地把双边、地区间、地区内部和多边策略以一种非常复杂、非常高明的方式结合起来，以寻求最大的收益。有一个阶段，这种做法似乎在朝着一种新的经济门罗主义运动发展，目的是要占领拉丁美洲国家市场，削弱拉美南部共同市场，并威胁要把日本、东亚甚至是欧洲排除在外。当其他地区出现恐慌时，美国政府就——比如说——与东亚交涉，如果东亚同意和美国达成一笔美国希望获得的市场进入的交易，那美国就担保东亚和平。而这样一来，欧洲就会担心美国在单方面地与日本达成一种双边垄断交易，所以欧洲就主动提出与美国达成双边的美国—欧盟垄断交易或是一个全球性的多边交易。美国又利用欧洲的这种提议去威胁亚洲，要求东南亚联盟国家同意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交易，等等。

就这样，克林顿政府灵活地运用着这种把特定国家或地区排斥在外的威胁策略：这种策略极为强调早期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所谓的巨大的战略性意义，使欧盟和东亚国家都担心克林顿政府会建立起一个地区性堡垒，用以发动贸易战。这种环境对克林顿政府非常有利，因为这样它就可以最终与法国政府在乌拉圭回合上针锋相对。同时，法、美长期存在的争端使其他国家无暇顾及提议中的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亚洲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交易之后，克林顿政府就与国会取得了一致，即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不公平”地对待美国，美国保留对该组织置之不理的权利。克林顿政府想尽办法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建立美国—日本集团的强有力的杠杆手段，惟一的条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必须向美国打开本国经济。

通过双边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力量，克林顿政府极力推动东亚国家的门户开放运动。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在西雅图的峰会上同意建立“一个亚洲太平洋经济国家共同体”，并促进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圆满结束。第二年，亚太经合组织在印度尼西亚达成的茂物宣言宣称，到2010年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85%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到以2020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要实现自由及开放的贸易和投资”。1995年亚太经合组织大阪峰会采用了所谓的大阪行动议程，该行动议程列出了行动原则、存在的问题以及时间表，通过这些，亚太经合组织将能够把其政治使命转化为有形的结果。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大阪承诺，要在1997年的1月开始自由化进程，但l996年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召开的峰会则显示出，该地区的政府在是否要把这些具有相当高度的原则贯穿到实际中，采取实用的自由化措施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是，随着1997年温哥华峰会的准备工作不断开展，美国金融全球化利益的代言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活动，迫切要求实现门户开放政策。例如，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还在坚持道：“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和解除管制，对整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地区（也是其他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该地区朝着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其实际的进程却是很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在要求彻底解除对金融服务自由流动的管制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态度异常强硬，但是，它的其体做法却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并且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的。它威胁道，除非一些特定的国家能够大大地放松对金融服务进入的限制，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不然美国就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建立它自己的自由化金融服务市场网络。同时，克林顿政府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要求每一个新成员国必须首先解除资本管制，或者具有一份已获同意的解除管制的汁划，美国把这一要求作为对抗韩国的武器，因为当时韩国正在要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要求打开东亚金融环节的运动开始于80年代，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在80年代，韩国解除了许多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包括国外有价证券投资、对外金融信贷和银行存款，但是它仍然保留了对各种资本流入的许多限制，特别是那些导致债务责任的资本流入。直到1997年，韩国对本国债券在国外发行的总值还有一个最高额度的限制，对韩国股票的各种层次的证券投资也有最高额度的限制。但是外国投资者能够更容易地进人韩国国内的证券市场，而且，在1996年12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前，韩国解除了许多限制政策，比如对带有对外直接投资性质的公司间贷款的限制，对外国公司和韩国公司的友好合并的限制（虽然仍然禁止韩国大型的家族财团企业与外国公司合并）。在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韩国为履行其义务，不得不制定计划，以贯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本移动自由化法典》，并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6年制定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以及“国民待遇”决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金融服务业中的跨国交易放松管制。韩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自由化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要求加速实施自由化措施，以便在1998年12月之前完成大部分要求，并在1999年12月之前完成其余的任务。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去找日本的麻烦，但这些努力都被证实是徒劳的，因为日本有能力进行抵抗，甚至还击。但是针对韩国，华盛顿还是发起了一场强大的贸易战：美国向韩国电视机采取了反倾销行为，对韩国的钢铁、纺织品和服装采取了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此外还对韩国产品采用了超级-301条款，理由是韩国使用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并要求韩国向美国的某些产品更大程度地打开国内市场。这一轮针对韩国的贸易战取得了效果，1987年的韩美贸易中，韩国的贸易顺差高达96亿美元，而到了l996年，韩国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变成了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同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大大地解除了其国内的资本控制，但是，它们并没有向希望参与其国内经济竞争的美国金融公司提供一切权利。马来西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些国家抵制美国公司，使它们无法自由进入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务环节，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在1997年初，美国把这一问题视为主要的国际问题，为此，美国威胁道，除非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能够完全承诺实现自由化，不然，美国就会阻止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金融服务业自由化的一揽子协议的完成。1997年春，英国政府代表西欧政府进行了调解，并试图说服美国政府降低要求。但是对于克林顿政府而言，这些国家都是关键性国家，而进入这些国家的关键就是打开其余融业务环节。这就是1997年4月时的情况，而就在这一个月中，双方的僵持局面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作用因素：美国大量的对冲基金开始进攻泰国金融市场。

但是这些对冲基金的攻击并不是以数量为目的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美国到了1997年就应该很满意了，因为韩国成了美国第五大出口市场。这些攻击其实是为了对韩国国内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重组，以便控制韩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使韩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而这就需要在韩国内部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内部寻找同盟，这些同盟会帮助美国打开其本国社会关系的缺口。

● 通过宣传，在目标国家内部寻求国内社会联系

因此，克林顿政府的重商主义贸易外交只是一个多头并进策略中的一种战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战术是与目标地区国家内部的战略性社会团体建立并加强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的战术。在大众宣传的层面上，有一种观念起着关键作用，即不管是好是坏，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这一现实就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当然，该种力量并不是美国本身，因为如果是的话，这种力量就会与韩国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进行对抗。所以，不是美国，我们所说的力量当然是“全球化”力量。但是对于更高层次的资产阶级听众，宣传攻势则更具有目标性，所迎合的是当地资本家逐利方面的热情。为了吸引放款者的兴趣，经济生活被重塑为储蓄者为了投资自由以及为了获得应得的资金权利金，而与蛮横的“金融抑制”之间持续进行的一场战争。

在90年代中期，针对韩国商业阶层中存在的逐利投资倾向，美国华盛顿共识的宣传机构，包括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出版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这种宣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是一个不知疲倦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构，它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交的报告有着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标题，即“重组韩国的金融环节，使之适应竞争”，这一报告是站在受到种种限制的韩国放款投资者的立场上，对“金融抑制”的强烈抨击。报告指出，如果没有投资自由，“储蓄者所获的投资回报率就很低”；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向项目提供资金的标准，通常不是按照投资回报率，而是基于一些非经济方面的考虑……就韩国而言，这种情况反映在银行资产的低回报率上，而且韩国银行资产的回报率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更普遍的现象是，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干涉行为损害了民间资本环节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越来越受到政府官员政策决策的左右……其结果是收入增长的速度毫无必要地减慢了……”而且，“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条件下，市场无法有效运作，只要考虑一下在这种条件下对股票市场上的股票进行估价的难度，就足以认识到这一点”。“最后，金融抑制成了政府债务持有者身仁无形的负担。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政府实际上能够强迫国内居民按照较低的利率接受政府债务，而如果不存在资本控制的话，同样的政府债务，其利率就不会那么低。”简而言之，对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而言，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储蓄者们拥有获得那么一点额外利息的人权，而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在对其经济发展进行非良性的集中投入的同时，对储蓄者的这种获得资金权利金的人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 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各种手段，进行货币金融竞争

到了1997年，人们可以证明，美国在对东亚和东南亚发动的攻势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可以以数量来衡量的成功。美国不仅成功地获得了进入该地区市场的新的合法权利，而且还成功地从该地区获得了更大量的利润。但是尽管如此，美国资本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分量仍在下降。

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199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在亚洲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下降。虽然美国对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出口份额在增加，但是在中国、印度和韩国（还有在南非和土耳其）美国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有所下降。

美国出口亚洲产品的总的份额从1990年的15%增加到1996年的20%，但是25种关键产品类别对该地区的总的出口份额却从1990年的13.5%下降到1996年的12.3%。日本的出口份额也从20.5%下降到18%，而欧盟是从16.4%下降到5.7%。这些下降从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解释为是由于亚洲内部的国家开始互相出口而引起的：亚洲国家间相互出口的份额从l990年的34.2%上升到l996年的38.6%。“然而，在一些关键产品方面，主要是由于日本和欧盟所占份额的增加，才导致美国份额的下降。”通过对亚洲进行一种新的定义，并对亚洲国家间贸易忽略不计，表5.1强调了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的地位是如何的薄弱。

表5.1 1996年七国集团对亚洲的出口

出口国　　亚洲出口市场的百分比

美国　　　　　29

日本　　　　　43

德国　　　　　10

英国　　　　　6

意大利　　　　5

法国　　　　　4

加拿大　　　　2

注：亚洲包括韩国、东盟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大陆和香港。1996年的总出口为3500亿美元。

这些数据显示，到了1997年初，美国对该地区开展的攻势不再起作用。

难道真是不再起作用了吗？美国财政部还掌握着一项武器，这项武器我们还未好好研究过，即美国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使其成为货币金融竞争手段的能力。把美元—华尔街体系作为这样一种工具，这一点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该地区（亚洲）的政治经济国家并不具备第三世界国家通常会有的脆弱性：政治势力薄弱的国家，其薄弱性表现为巨额预算赤字，这些巨额预算赤字会使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借贷，背上沉重的债务。而该地区国家并非是以这种方式背上债务的，相对于美元—华尔街体系而言，它们的脆弱性首先来自于该体系的货币支柱。因为这些国家都依赖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这就使它们非常容易受到货币大幅波动的影响。由于它们的货币主要与美元挂钩，而它们又大量向日本出口，所以美元对日元的低汇率促进了它们出口的增长，但是，美元的升值和日元的贬值，又使它们的出口受到了影响。在80年代初期，作为可被视为美国针对日本开展的政治攻势中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日元升值。这样，日本工业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日本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把新投资转移到该地区的其他市场上，以便从贬值了的美元中获利；另一方面则大声疾呼，要求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之下的、能够把该地区结合在一起的日元区。如果日本成功的话，对美国资本主义利益而言就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但是，随着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任命拉里·萨默斯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华盛顿改变了其美元—日元政策，而且允许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上升到比以往都高的水平。这就使该地区中许多经济国家的出口业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时，大量的游资也开始从美国进入该地区。那些已经放松了资本项目控制、允许这类资金进入本国的国家发现，由于这类游资的流入，本国货币的价格被抬得很高，而另一方面，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不断增加。1996年，流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资金增长了43%，高达170亿美元。表5.2显示了90年代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的规模。亚洲出口的紧缩给亚洲私人环节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造成了困难，它们不得不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银行贷款，以渡过出口紧缩这一难关。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净私人资本总流量	21.4	37.7	22.4	59.5	75.1	98.9	106.8
净对外直接投资	9.5	15.2	17.2	35.2	44.6	50.7	58
净有价证券投资	0.9	2.8	9.6	23.8	18.5	20.1	20.1
净其他投资	12.9	19.7	4.5	0.5	12	28.1	28.8
源于境外政府机构的净融资	5.6	10.7	10.2	8.2	5.9	5	6.7

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世界经济展望资料库。

总之，到了l997年，美元—华尔街体系两大支柱的联合作用使该地区的经济国家陷入了一个圈套。美国的美元政策是即将来临的危机的第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公司成功地说服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打开国内的金融环节，允许游资自由进入，这是第二个前提条件。1995—1997年间游资的实际流动其实是由于在美国经济繁荣期间美国金融环节的利率下跌造成的，它们希望在该地区仍然飞速发展的经济增长中寻求更高的短期资金权利金，这是第三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到了1997年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剩下的就要靠美国的几笔对冲基金来完成了。

当然，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克林顿政府究竟是否有意识地利用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把该体系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手段，用来对付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国家？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确实利用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使之成为一种政策手段，萨默斯制定了抬高美元对日元比价的计划，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该计划的实施。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萨默斯为何希望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升高。一种解释是，他希望帮助日本经济，特别是扩大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这种解释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另一种解释是，他希望能够阻比日本采取建立日元区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从未加入过要求建立日元区的运动。这样，对于萨默斯的这项政策，就产生了一个谜团，惟一的解释是，萨默斯有意要压制日本在该地区的后方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而且我们掌握的有关克林顿政府坚信该地区对美国经济构成挑战的所有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活动主要为说服该地区国家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为此，克林顿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并提出了多种优惠条件，而这种情况在美国针对智利的政策中并不曾出现。美国政策的焦点是亚洲，是致力于打开亚洲金融环节，使外国金融服务能够不受管制，自由进入亚洲市场，特别是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这三个市场。当然，用于有价证券投资的游资流入该地区，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组织进行的，但是这种游资的流入是肯定要发生的：这类与美国国内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资金的外流，其动态众所周知；而且美国财政部长罗宾曾多年服务于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十分有经验，他对这些动态了解得很清楚。正如尼克松早在70年代就意识到的，金融市场可以被用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

至于提供给东亚和东南亚的银行贷款，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一直声称，德国和日本银行为其本国的政治策略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不同的方法。然而实际上，在70年代美国银行向南部国家进行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起了很强的政府指导作用。

但是，我们当然无法掌握克林顿政府存在这方面意图的证据，以及与私人部门进行协调的证据，在许多研究分析美国经济策略具体实施的文章中，我们都无法找到这种证据。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一些间接证据来进行推断。

让我们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有点像事后诸葛亮，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大幅提高美国利率时就意识到，这样做会使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场严重的金融货币危机。但是在他提高利率之前，他有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他提高利率，是不是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经坚持说，在他的考虑中，这一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联邦储备局缺乏足够的资源能力，无法对利率上升在该地区的影响作一个先期的研究。我们当然不能就这么听信他的解释，但是间接证据显示，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1979年的利率上升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美国国内方面的其他理由；而且如果他意识到他会在拉美地区引起一场巨大的危机的话，他当然也会同时意识到，这样做也会使美国银行濒于崩溃，沃尔克当然不可能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当那些自以为与美国决策者保持良好联系的分析家们声称，里根政府在1981—1983年间有意识地提高美元价格和利率，目的是要向“社会主义法国”施加压力，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是国家经济策略的一种情况，所使用的是货币政策。这一条信息来源是可信的，而且这一目标的政治重要性十分明显：在西欧，人们把在1981—1983年间法国开展的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运动的失败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最终失败。那么，这儿我们就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说明美国政府为了战略性政治目标，把美元用做一项主要的武器。同时，里根政府成功挫败法国所进行的实验，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华盛顿的主要智囊团成员之一，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的兰德尔·海宁声称，美国政府经常利用对美元价格的控制，使之成为在与西欧打交道过程中的外交手段。海宁指出，美国不像西欧那样容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当与欧洲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或国际收支平衡上发生冲突时，美国官员经常对这种不对称现象加以利用。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威胁将出现巨大的汇率波动，这就会迫使欧洲政府为符合美国的要求而在本国再次实行通货膨胀，或抑制本国经济的发展。”

东亚和东南亚例子中的间接证据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美国财政部进行了战略性策划。但是，这种策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从宏观经济方面削弱这些国家的实力，造成金融不稳定和货币脆弱。但是是否是在为对冲基金的金融性冲击作准备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在东亚和东南亚危机中的活动似乎是一个晴天霹雳。直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爆发，大部分人可能才第一次听到对冲基金这一名称，但是对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来说，对冲基金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在90年代爆发的所有主要的货币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一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例如1992年的意大利里拉危机和英镑危机，1993年的法郎危机和欧盟兑换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许多其他危机。而且当我们谈到对冲基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散布在全美国的一千多家这类机构，我们谈的是同一名称下的少数几笔基金，这些基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运作，而且这些基金获得贷款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能够从最大的美国银行中获得巨大的贷款。虽然对冲基金透明度很低，而且对其本身的运作严格保密，但是它们是处在美国金融结构的最顶端，它们所拥有的力量，使得像超级-301条款或反倾销措施这类手段相形之下不过就像玩具手枪罢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研究这些对冲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大幅波动，其直接的结果便是，在外汇市场上特别是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上运作的对冲基金的发展。外汇衍生工具可以被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套期保值（例如保险），以预防两种货币的兑换率出现大幅的突然变化而造成损失（外汇风险）。我们将解释如何利用这种套期保值，然后对对冲基金所进行的投机性运作进行研究。你（指英国人）可能在做一笔生意，你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法国进行采购，采购的价格以法国法郎计，而当时英镑对法郎的比价较高，是1个英镑兑换10个法郎。可是，在未来的三个月中可能会发生某种情况，致使英镑对法郎的比价大幅下跌，跌至1个英镑只能兑换5个法郎，如果那时候采购的话，其成本将是现在的两倍。但是在衍生工具市场上，你可以向一家银行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按1英镑兑换9.5个法郎的价格用英镑兑换法郎的期权。如果英镑与法郎的比价一直保持是1:10，那你损失的不过是支付给银行的费用。虽然你有权利按l:95的价格购买法郎。但是你并不一定要按这价格购买法郎，但是如果英镑确实下跌，比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跌至1个英镑兑换6个法郎，那么你购买的期权就会弥补你的大部分损失，因为它使你能够按照1:9.5的价格，而不是l:6的价格用英镑兑换法郎。所以这种所谓的远期外汇衍生工具市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有所保护。

对冲基金投机者之所以能够对这些远期市场加以利用，其关键主要在于相对于目标市场的规模，他们所能筹集到的资金的规模。如果相对于目标市场而言，投机者的资金规模较大，那么他就能用自己的资金对市场价格进行调节，而其他较小规模投机者的紧紧追随，又能使所设定的价格保持坚挺，这样，大投机者就能收到倍数效应。而且随着倍数效应的继续，他就可以退出他所占领的市场地位，而在退出的同时，他带走了大量的利润。

我们再举法郎与英镑兑换率的例子。一开始的运作是一样的，只不过投机商签订了巨额的期货合同，能够在一个月后以1:9.5的价格出售英镑购买法郎。比方说他签订的期货合同金额高达100亿美元。¹³为此，他必须向一家银行支付一定费用。接着，他开始等待，直到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又开始大量借入英镑，然后又大量抛售英镑，由于他所抛售的英镑金额巨大，致使英镑价格下跌，比如与法郎的兑换率下跌3%。在这时，其他小型的投机商看到英镑下跌，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这样就使英镑继续又下跌了3%。一夜之间，该投机商又借入一大笔英镑，并抛售以购入法郎，同时，市场上风传大庄家在采取行动，这样每个人都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英镑就又下跌了10%。当期货合同到期，该投机商能够以1:95的价格出售英镑购进法郎的时候，现货市场上英镑与法郎的比价已跌至l:5。这样，该投机商在执行了期货合同之后，就赚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英镑危机，等等。

华盛顿共识的官方解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斯和他的副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要策略的设计者―斯坦利·费希尔对此的官方解释都是，对冲基金投机商的作用甚微，他们只是充当了导火线的角色，而且他们所引发的现象其实早已存在于一个经济国家内部所谓的基本规律之中。其证据是，在金融市场上，没有哪个投机商能够导致价格产生结构性变化，因为在这些市场上，经营者的数量众多，而且这些经营者中的大部分人的经营行为十分理智，他们的买卖行为是建立在他们对相关的基本经济的判断之上的。（费希尔的调子不得不有所改变，承认“市场上情绪的波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较大，有时这种较大的情绪波动会具有传染性效应，而在某此情况下，这种传染性效应本身会非常强烈”。）

这种官方解释十分肤浅，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大型的发达经济国家中，其大型金融市场上流动资金极为丰富、整个市场运作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才站得住脚。但是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许多其他人士所指出的，对于较小经济国家中的小型的、十分不稳定的金融市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即使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言，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观点也不适用：1998年10月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令人吃惊地下跌了10%，多数人都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有一两笔数额巨大的资金在抛售美元，购入日元。而之所以一两笔资金抛售美元、购入日元会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当时的市场交易不旺：当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买（或卖）时，价格的下跌（或上涨）就可能被夸大。

外汇期货市场上的大型投机商们同样不同意康德斯的观点，对他们而言，相对于特定外汇市场规模所筹集到的金融资金的规模是决定性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首席货币投机商比尔·利普舒茨与杰克·史瓦格进行的下列对话，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一点：

史瓦格（以下简称史）：为什么规模大就是一种优势呢？

　　利普舒茨（以卜简称利）：你在开玩笑！

　　史：没有，我很认真。

　　利：如果有一个大买主进入市场，使市场价格上升4%，这就是一种优势。

　　史：但他还要出货，除非他对市场判断正确，不然的话，规模大似乎并不是一个优势。

　　利：他并不需要一下子把货全部出清。外汇市场是一个打心理战的市场。你以为市场将很快恢复平衡——快到他还来不及把货全部出清，但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例如，如果你使市场价格上升4%，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你将改变整个市场的心理状态。（换言之，当其他人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对冲基金造成了一次大的价格波动的话，他们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效仿大基金的做法，也进行购买，这样大基金就能抛售给他们，赚取利润。）

　　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规模就是优势。

　　利：在外汇市场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史：你在所罗门公司进行交易的账目有多大？

　　利：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直接的意义。像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公司，交易活动的背后并没有资产的直接支撑。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交易商和金融机构向银行取得了金额越来越巨大的信用透支。银行很乐意提供这些信贷服务，因为我们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这又是规模在另一种情况下发挥优势的例子。到了1990年，我们部门所获得的信贷额度可能高达800亿美元，但是，并没有哪一笔具体的资产是投资于外汇交易活动的。

　　（利普舒茨所提的800亿美元，指的是80年代末期的数字。到了90年代中期，最大投机经营公司可利用的杠杆资金可能十倍于这一数字。）

利普舒茨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巨大的对冲基金能够从美国银行获得极为巨大的金融打击力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的危机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对冲基金能够从美国最大的银行获得几乎是无限的融资能力。虽然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索罗斯的昆腾集团公司和罗伯逊的老虎基金这些基金的活动十分隐蔽，但它们其实就在华尔街网络的最中央进行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到，这些基金的融资规模达到其本身资金的20倍，而索罗斯则更承认道，其融资规模可达本身资金的50倍。但是，最后人们发现，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融资规模竟然达到了250倍。主要对冲基金的联合资金应该是3000亿美元。假设它们的融资规模是本身资金的100倍（不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250倍），那么它们的融资能力加在一起就达到30万亿美元。当然，这些对冲基金并不会把资金放在一起，只有一些最大的对冲基金才会这么做。这样，往往是五六个最大的对冲基金联手合作，冲击货币，它们联手合作所筹集到的资金远远大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富裕的中等经济国家如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其他任何金融环节都相形见绌，而衍生工具市场中最大的市场是外汇衍生工具市场。国际结算银行在l995年作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外汇衍生工具的总的投资额达到16万亿美元。虽然在1995年4月，普通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量为5200亿美元，但在同一个月中，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上的日交易量却高达7400亿美元。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巨大的一个市场上肯定会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经营公司在操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市场的中心位于美国、伦敦和加拿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这些市场上不少于75%的交易都是由十家对冲基金操作的，而且这十家公司合作非常紧密。这十家公司交易中的大部分都是“场外交易”，而不是在交易机构内部进行的，因而完全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它们的交易活动十分隐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外汇衍生工具交易中的约65%都是在这些交易商之间完成的。通过联手合作，这些公司能够筹集到巨大数额的金融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是，外汇衍生工具对冲基金为向货币发起投机性冲击，它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在6000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之间，它们的这种战斗力真是令人震惊。

毫无疑问，在向泰铢，然后是向该地区其他货币和香港股票市场发起的冲击中，对冲基金正是背后的驱动力。对冲基金发起的第一场对泰铢的冲击是在1997年5月，正是在克林顿政府发动运动，要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向美国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月后。泰国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该地区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泰国政府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也是与美国的要求最接近的，而且它也有着美国式开放金融体系的典型特点——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投机性泡沫。

《金触时代》和其他金融杂志当时就对对冲基金在触发1997年亚洲危机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作了全面的报道，但是大部分的英美主流媒体都似乎把这一现象看成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偏执的民粹主义的表现。但是马哈蒂尔只是在说明有关这些对冲基金公司所起作用的一个事实，而且有很多人都有同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出现了争执，而且这种争执还前所未有地公开化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董事，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政府的压力之下，执行总裁康德斯同意对危机中对冲基金的活动进行调查，他任命了一个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承担这项工作。对于这一经济学家提交的报告，康德斯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董事们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报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一报告对这些对冲基金在危机中的作用太过于轻描淡写。而且这些董事们不止是不同意，他们还坚持康德斯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华盛顿会议的报告中公开记录主要董事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它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存在的远不止是在问题分析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有些董事们坚信在这一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某种掩盖手段。

当然之所以这问题特别敏感，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一定对这些对冲基金的活动十分了解，因为联邦储备局肯定会知道美国大银行在为这些基金在东亚的话动提供资金，这样美国政府当然也就了解了详情，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同样如此。任何国家的主要银行都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通常，政府会让本国主要的私人银行贷款给某个外国政府或某个大公司，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的。而且主要的银行反过来也能从本国政府获得情报信息，这些信息在分析政治风险和其他经营风险时十分重要。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是十分正常的。过去美国官员总是坚持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政府是不同的，这种声明在冷战期间可能还有点说服力，但是在美国对冲基金在l994—1995年对克林顿的墨西哥政策造成破坏之后，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政府会不采取措施，实行某种监控，至少是对对冲基金的活动实行某种监控。如果美国情报机构——如我们所知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为主要收集经济和商业情报的话，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它们的工作只是局限于关注普通买卖交易谈判中的细微变化，而完全避开在政治上绝对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领域。

但是不管这些对冲基金的活动和美国财政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何种关系，在1997年的夏、秋两季，这两者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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