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1963年蕾切尔·卡逊在谈论“环境污染”问题时，对20世纪后期人们不愿接受生态理论的完整含义与维多利亚时期抵触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一番很仔细的比较：
回首历史，我发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情景。请诸位回想一下查尔斯·达尔文在发表进化论之后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人类起源于先前生存的生物这一观点，被当时社会愤怒地拒绝了，而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公众，而且也来自与达尔文同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同行们。许多年之后，《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观点才得以确立。如今，知识界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了。然而我们当中却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即：影响着与人类具有进化渊源的成千上万物种的环境，也同样在影响着人类。（Lost Woods：The Discovered Writing of Rachel Carson,pp.244－5）
有许多原因可以说明这种普遍否认人类生态基础的重要性。许多人将此归结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缺陷，它发源于“支配大自然”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拒绝承认人类也需依附于自然，则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这种制度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物品仅狭隘地界定为市场商品。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厌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在绝少顾及所谓“外部”或“杜会”成本这一点上，它与该理论蓄意为其辩护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力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著名大辩论期间，经济增长理论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fow）1974年5月在《美网经济评论》上撰文写道：“如果其他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自然资源的话，那么原则上就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世界就可以不需要自然资源，资源枯竭也只不过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什么灾难。”
索洛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当时的那番话不过是假设，并没有说这种近乎完美的可替代性就是事实，或者认为自然资源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他进而论述道，这种替代性如今已达到了很高程度，生态预言家们对世界末日的担扰完全是祀人忧天。虽然价格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瑕疵，使其未能计算出环境成本，但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只要对于这种激励手段的形成，政府尽量少介人。
然而使索洛这些传统经济学家大为恼火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喧嚣后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提出增长限度的问题时，其论点竟是建立在同样的数学预测模式上，即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增长趋势指数。但这里的焦点是在有限环境中对需求的增长指数，而不是经济扩张的神奇魔力。即使‘增长有限”理论家们的预测还有许多问题，但它至少强调了一个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极易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一如资本主义注重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一样，它投资的短期行为也值得关注。资本的拥有者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预计的时间内（通常在很短时期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诚然，在采矿、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领域里的投资商通常也会考虑较长期的利益。显然选择这些投资领域的主要动机是为生产某种最终产品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从长远的角度看，其回报率也是极其可观的。但即便是在上述领域投资，其回报周期也不会超过10到15年，这同生态保护至少需要50至100年（甚至更多）相比差距很大。
至于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则需要更长远的总体规划，诸如水资源及其分配、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废物处理、人口影响以及与工业项目选址相关的特殊环境要求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这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人的。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
实力雄厚的投资商需要关注股票市场，它是资本扩张的源泉，也是企业重组兼并的助推器。股份公司期望维持股东权益的价值并能定期分派红利，公司高层主管获得财富的渠道，相当一部分就取决于他们所持股票市场价格的增值。而且公司高层主管获得的巨额红利，不仅得益于公司利润的增长，而且也常常得益于公司股票市值的增加。长远的规划与波动的股票市场是毫不相干的，股票市场上的所谓价值前景，是指近年来的盈利率、亏损率，或是今后的利润率。即便是前景看好投入到新经济的大量资金，暂时可以忽视公司亏损，也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偿。投机商们为从股市或风险投资中获得丰厚回报，也许能耐着性子等候一两年，但公司业绩如果连续亏损，这种耐心将很快蒸发。除了可以将公司盈余用于再投资外，公司还通过长期债券融资。为此，他们必须投入足够的钱来支付利息并为偿付债券而预留出资金。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控制某些有害污染物的排放（通常采用管道出口控制方式）对人的生活几乎可以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需要考虑几代人以后的需要。大最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长期环保政策不得不与第三世界相关联，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源于富裕国家的资本需要最迅速的回报，通常在一两年之后就要收回原始投资。在这些领域决定投资决策的回报周期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并不是什么“善良”投资商愿意为社会和后代放弃利润追求或是“丑恶”投资商唯利是图的问题，而是这一体制的本质使然。即便是那些着眼长远的行业早晚也必须满足投资人、股东和银行的利益。
以上提及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待环境的种种弊端，在当今我们通常称之为“环境危机”的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环境危机”囊括了以下形形色色的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沙漠化、水资源日趋短缺、洁净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不胜枚举。这一长长的清单还在继续，而且影响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仅局限于列举一些其体的生态问题还不能说明问题，比如多数人认为最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是全球变暖。这是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在大气层内积聚热量而产生的“温窒效应”。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科学共识，那就是如果不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本世纪内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生态与社会灾难。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在解决化学燃料排放问题方面成效甚微。
是什么阻止了解决问题的必要行动？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看一看资本积累过程在签署《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是如何具体设置障碍的，就一目了然了。而《京都议定书》正是国际社会为减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所作的重要努力。
国际社会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试图达成一个气候协议的早期努力导致了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内包括各签署国自愿制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未能完成减排指标的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最终导致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京都议定书》首次从“法律”上确定从2008至2012年，所有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在1992年的基础上减少5.2％。按照协议，欧盟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按照先前在气候谈判中达成的协议（称为“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协议签署国，但在初级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
随后关于实施《京都议定书》1997－2001年度指标所进行的谈判，主要聚焦在两个棘手问题上：排放许可的交易条款，允许有些国家从不需要减排的国家购买减排指标，以达到减排标准，以及“碳汇”（Carbon Sinks）津贴，对森林和农田提供排放信贷。欧盟对两项建议均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不过是试图掩饰不愿履行减排义务而已。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两项措施则持赞同意见。2000年11月在海牙举行的谈判破裂，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2001年3月问题仍悬而未决，加之没有任何重要工业国家批准协议，布什政府宣布《京都议定书》存在“致命缺陷”，决定单方退出气候协议。
然而，旨在为通过《京都议定书》铺平道路而设计的谈判于2001年7月在波恩重新启动。要使协议生效，签署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达到世界总量的55％，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不加人，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必须加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被迫在谈判中一点一点地让步，最终还是接受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最初在海牙提出的建议。
虽说在美困退出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在波恩得以通过，但由于减排指标与实际背离，《京都议定书》已被抨击得千疮百孔。农田和森林被视为具有碳汇的作用，所以可以得到排放的信贷，其效果是那些被认为已履行“减排”的国家只要其森林植被茁壮成长就可以了。协议还允许污染排放许可指标的交易，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自1990年以来已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可以向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购买排放许可指标。俄罗斯因前苏联的解体，现存工业体系自1990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锐减。对未能达到减排指标的国家，惟一的惩罚也不过是在第二轮制定标准时给该国多加几个百分点。此外，要求未达指标的国家对破坏气候行为进行补偿的建议未被采纳。其中对日本的一个重要让步是，原协议具有“法律约束”一词被删除，用合其心意的“政治约束”取而代之。这样，《京都议定书》原本区别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东西――设立减排的法律约束，便被如此抛弃了。
单美国一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总量的1/4，作为气候公约的签署国，它拒不接受在波恩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京都议定书》最令人瞠目的失败。2001年6月11日，乔治·布什总统发表了一篇演讲，再次重申他的政府在3月份所采取的强硬态度，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这样一来，他就更加明确了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已十分明确的立场－―面对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所有试图让美国通过气候协议的行为都是枉然（这也意味着在美国参议院中没有一人支持通过协议）。
何以促使布什于2001年6月重申美国反对气候协议的立场，从他处置来自声望极高的国家科学院（NAS）的一份报告的方式上就一目了然了。布什政府最初认为有必要对气候变化做进一步的研究，并责成国家科学院调查气候科学的研究现状（具体指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政府间协作小组（IPCC）的研究成果），并向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
布什政府为寻找科学依据，证明其阻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协议毫无根据的主张具有某种合理性，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他在给国家科学院的回复中写道：“本届政府正在审查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需要科学院在气候变化的科学领域提供帮助以确定在哪些方面已获得了最大确定性，哪些方面还存在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就政府间协作小组的研究报告及其概要之间有何实质性区别，希望倾听你们的意见，回复为盼。”
布什政府就是这样来责成国家科学院来确定政府间协作小组是否得出了某些政治性的结论。研究报告均由顶级气候科学家撰写，他们从事的科学根本不屑做这类政治性结论。或更糟的是，就像全球气候联盟（GCC）（为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企业进行游说的主要组织）所一贯声称的那样，政治已玷污了科学。
就在布什2001年6月11日发表演讲的前几天，国家科学院已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气候变化科学：若干关键问题分析》的报告。报告坚定地确认了联合国政府间协作小组在数份研究报告中已明确的观点：人类活动使全球变暖是现实，并对生物圈的稳定性和我们所了解的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对此，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开门见山地宣称：
由于人类的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的大气层中累积，致使表面空气温度和海洋水下温度上升。事实上温度一直在上升。从以往数十年的观测数据看，这些变化很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自然变异的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海平面上升将持续整个21世纪。计算机模拟和基础物理推导已得出这种变化将产生的副作用，其中包括降雨频率的增加和半干旱地区彻底干旱的可能性增加。这些变化的影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气候变暖的程度和发生的频率。
国家科学院不仅支持了协作小组的报告，而且还证实了协作小组为决策者提供的总结性意见并没有曲解科学发现；报告的主要作者及各国与会代表对报告文本并没有做任何重要修改，一些文笔上的小小改动也是经过了与会主要作者的同意。所有认为协作小组的主张受到政治左右的说法均为不实之词。
国家科学院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报告使布什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严峻性，否则就是完全漠视科学。布什总统在他6月份的演讲中也承认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导致“全球变暖”这一明显事实，并且承认了“国家科学院认为排放增加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的判断。但他进而却说，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预测和努力，以及为减少大气层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技术展望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他说《京都议定书》本身还存在两个缺陷：1．因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2．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
《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由于没有拒绝接受气候协议的科学依据，美国政府被迫承认拒绝的真实原因，是在它看来，美国经济为减排付出的代价，特别是为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减排所付的代价太高，难以负担。
为什么美国不愿承担低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减排义务，而欧洲似乎非常愿意接受《京都议定书》呢？难道拒不接受气候协议只是美国――其企业与政府――的某种特性，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痼疾的反应？
在此看一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盟和日本燃烧矿物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的记录（图1）是很有帮助的。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曾宣布，通过采取一系列自愿措施，到2000年美国将把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而事实却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燃烧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了12%，从1990年的13.55亿公吨碳当最上升到1995年的15.2亿公吨（目前美国矿物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其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82%）。同期，日本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了14%，从2.69亿公吨增至3.07亿公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却只提高了1个百分点，从9.04亿公吨上升为9.13亿公吨[1]。欧盟能够保持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原因是德国（统一后）和英国（北海发现天然气）从消耗高碳的煤转为使用其他能源，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减少，但从此以后也未再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而绝大多数的其他欧盟成员却在同期大大增加了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一形势导致欧盟在京都谈判中的“泡沫提议”，从此欧盟国家在履行京都减排义务上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区别对待，而是作为欧盟泡沫整体全部囊括其中。
[1]
美国与日本碳排放量的剧增，以及欧盟到目前为止未达到低于1990年的排放水准（而且多数成员国还增加了排放量）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现实，对《京都议定书》而言，1990年是“基准年”，时间在流逝，而到2012年完成基准年排放水准的任务似乎越来越渺茫，美国尤其如此。2000年7月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弗兰克·洛伊曾宣称，为实现2010年京都减排指标，美国必须减排30％以上，日本和加拿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某些发挥作用的力量因素。表中列举了几个国家消耗矿物燃料而形成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目前是年人均5.6吨的矿物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国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国的一半，法国由于主要依靠核能，人均排放量1.8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七国集团，或俄罗斯加入后被称为八国集团）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8吨。与此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有0.7吨。造成主要工业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在排放方面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工业国家人均能耗（以每桶石油当量计算）是欠发达国家的4倍（World Development Rcport , 1992 , p . 115 ）。
| 七国总计 | 2590 | 684 | 3.8 |
| 美国 | 1520 | 270 | 5.6 |
| 加拿大 | 151 | 30 | 5.0 |
| 德国 | 230 | 82 | 2.8 |
| 英国 | 152 | 59 | 2.6 |
| 日本 | 307 | 126 | 2.4 |
| 意大利 | 121 | 58 | 2.1 |
| 法国 | 109 | 59 | 1.8 |
| 世界其他国家/地区 | 3554 | 5213 | 0.7 |
以碳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面对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仅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不是实际开发替代能源，是无法遏制其增长步伐的。就目前而言，利用效率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能耗，却导致了总能耗需求的增加。同时对矿物燃料居高不下的需求还受到该领域高额利润的驱动，减少了围绕矿物燃料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资金（目前这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现实）。在美国，布什政府竭力提倡以煤作为然料的火力发电厂以解决加州能源危机，加上退出《京都议定书》，都为美国煤炭价格在短短6个月翻两番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July 22,2001,pp.31－34）。
碳耗为基础的经济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特殊程度，也可视为克林顿政府未能阻止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长、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期间依然增加排放，以及欧盟未能阻止大多数成员国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同样明显的是，布什政府抛出的2001年《国家能源政策：国家政策发展小组的报告》（由副总统迪克·切尼负责），就是为其要求再建1300个电厂以满足能源需求而辩护。布什政府推崇的这一国家能源政策仅以极短的篇幅（只在冗长报告的中间部分有6个段落）涉及到全球变暖问题。
7月份布什政府就已发出信号反对由八国集团委托提出的一项国际提议，提议内容是逐步取消对使用矿物燃料的补贴，同时增加对开发无污染能源的补助。美国政府声称，这些措施将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因为市场会更有效地配置能源结构。欧盟出于自身利益也于2001年7月决定不再按原先制定的2002年7月开始分步实施对煤炭的减补计划，而是将这些补贴再延长10年（Economist,July28,2001）。
《京都议定书》失败背后的最大讽刺意义是，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方面，即便是它最初的创意也仅仅代表了十分温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一小步。协议的目的原本是要将工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基准以下5％的水平，这与世界气候科学家竭力坚持的为延缓全球变暖必须大幅减排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2001年7月9日）,“即便协议最积极的倡导者也不认为这能够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几种假定模型证明，协议的影响到2100年也不过只会把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比不管不问的情况下仅仅低0.15摄氏度。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杰里·马尔曼说，要想对气候产生期望的影响，起码还要再签署30个类似协议，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60－70％。”
华盛顿以及某些大石油公司甚至对像《京都议定书》这样温和的协议也坚决反对，于是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这类近乎天方夜谭的研究，希望它能成为长远的解决方案。据称该技术既允许增加排放，同时又能保护环境。布什于2001年6月宣称：“我们相信，技术终将会给我们带来减排的希望，特别是碳收集、储存和吸收方面的技术突破。”于是，美国通过能源部投入数千万美元对这类技术进行研究。研究主要致力于两个目标：1．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2．然后再将其注回到煤矿、油田，并由此回归海洋。
全球变暖问题上最权威的经济分析家威廉·诺德豪斯和著作合作者约瑟夫·博耶在《世界变暖》（2000）一书中预测说：“《京都议定书》并没有经济学和环境政策方面的依据。”两人建议，先不要急于顾及全球减排体制给私营企业带来的巨大成本，而应对他们称之为前景光明的“没有成本”的技术作进一步的研究。这项技术叫“地质工程”，其中包括“向大气层注射粒子增加阳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第126－127页）。
所有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术研究都是为了解决排放问题，以便使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同以往一样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但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具有使用价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具有。目前己获得政府和企业赞助的一些研究理念曾在《发现》（2001年8月）杂志上展开过讨论，其中包括研究某种按序排列的“巨型吸收条，上面涂有能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的许多化学物质，从空气中通过时可吸收二氧化碳气体”，以及拖着2英里长管道的船队将冷却压缩的二氧化碳泵入海洋深处。换句话说，就是列入考虑的这些建议，其规模之巨、其愚蠢之极连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也自叹不如。所有这些都从自身的角度提出了对主要环境问题的思考。但这类研究得以资助并得到重视的事实却说明，通过减排解决全球变暖的方法远不如科幻技术的解决方案受人欢迎，而后者不过是再让我们重蹈浪费之辙。吸收技术的解决方案只是将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别的什么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气中罢了。将海洋作为弃置人类经济废物最后地点的问题，蕾切尔·卡逊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作了深入研究。
从某种理性的角度来看，温室气体需要实施比《京都议定书》制定的高得多的水平减排才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政府间协作小组第一工作组在2001年的报告中得出结论：“通过最近50年的观测，有新的更确凿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人类的活动。”政府间协作小组早些时候对本世纪温度上升的评估是1.0－3.5℃（1.8－6.3℃）,现在则改为1.5－6.0℃（2.7－10.8℃）。如果这一评估正确（即便取其中间升幅范围），地球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性的灾难将毫无疑问地出现。这些灾难将必然包括半干旱地区沙漠化扩大；其他地区则降雨剧增，面临洪水威胁；严重破坏热带地区的作物生长，最终也会危害到温带地区的作物；海平面的上升（固体冰川融化）将淹没岛屿和三角洲地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以及物种和遗传多样化的减少。最严重的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威胁将越来越大。与以往的情形一样，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那里居民所面临的危害也最大。
但是，无论阻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剧增以挽救地球所有生命的任务有多么紧迫，《京都议定书》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汽车行业的大型企业由于侧重通过消耗矿物燃料和采用这种发展模式获取利润，使其很大程度上不会考虑全球变暖的问题，即使它仅仅在几代人之后就会对地球产生威胁。
通过分析全球变暖而得出的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反环境特征这一严酷结论，与近年来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不是威胁，而是本身就具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主流环境经济学家当中，近来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的自然发展趋势将成为所有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非物质化的假设认为，资本主义正朝着“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会与通过利用能源向环境倾倒废料形成的经济增长“脱钩”，减小每单位货币GDP增长的环境影响。照此观点，实际就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充其量只需要制定公共政策加速非物质形态化的进程，并确保环境融入“更具知识驱动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之中”（Charles Leadbeater , The Weightless Society,p.177）。正像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所陈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随着环境无害化实践与资本存量携手，经济增长正在与污染“脱离干系”（第40页）。这种假定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表示，这是一种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倒U形曲线，据说这方面到20世纪中后期达到顶峰后，每单位GDP的有形投入将逐渐减少[1]。
[1]
但事实上，这种“脱钩”主要发生在通过管道容易处理的那些污染物方面。富裕国家中，虽然GDP与物质外流的比率有所下降，但人均排放废料却大大增加。另外从绝对量上来看，能源材料的投入（耗费量）和排入环境的废料产出都在持续增加，这是《各国的重量：工业经济体的物质排放》（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 2000）的研究报告在统计研究了澳大利亚、德国、日本、荷兰和美国情况之后得出的结论[1]。报告强调指出：“实际上的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第19页）“燃烧矿物燃料是当代工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十地排放废料的惟一最大的污染源。”（第14页）大气层仍然是工业国家处理废料的主要排放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本身就占工业国家国内加工输出（DPO）量的80%，除德国外，在所有的统计国家中都在增加（我们注意到惟一的例外是因东西德统一和高碳煤的减产）。《各国的重量》强调指出：“我们了解到，技术和新型管理模式带来的效益已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抵消了。”（第35页）
[1]
显然，这样的结果使非物质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自然结果的说法变成了问题。事实上，从单位GDP增长能耗减少的意义上说，所谓“脱钩”的事实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每一次改进都比先前的机械性能更有效率。环境社会学家斯蒂芬，邦克写道，“节约原材料的革新比工业革命还早，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所以那种视单位GDP增加有形投入减少为最新创举的观点是“对历史的深刻误解”[1]。
[1]
但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和更加集约的工业化过程），所以也始终促使着环境在不断恶化。而且，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大量研发生产各种毫无价值的商品，鼓励各种废物的产生，只1年之内，工业国家年资源投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就作为废物排入环境。因此，作为“后工业”或资本主义自然半成品的非物质化的承诺不过是危险的神话而已。
如果上述事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还要说明的是，单从量上衡量废物的排放并不代表质的方面，特别是一些有毒废物的排放给环境造成的影响。美国在1975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潜在危险的废物量增长达30％。（The Weight of Nations,p.34）
蕾切尔·卡逊于1963年就指出，“当今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崇拜快捷地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滋生了滔天罪恶。”她指出，导致最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得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Lost Woods,pp.194－5）。但既得利益者们拒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狭义）而不是生态学还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生活的环境。社会的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地忽略当代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为创立公正可持续世界必须彻底改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他们把主张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对周边改善的生活质量视而不见。工业也助长了这种自鸣得意的态度，与此同时还竭力把自己塑造成对社会负责、善待环境的形象。科学也常常在企业的影响下违背信念，为无可辩护的事物进行辩护，比如进行风险管理分析等。
蕾切尔·卡逊正是为了抗争科学界主导意识中存在着的诸如此类歪曲事实的观念，才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她在1962年全国妇女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这样问道：
工业是否变成了过滤事实的筛子？严酷的、令人不快的事实被挡在背后，而只有那些无足轻重的碎屑才得以通过？我知道，许多有思想的科学家正在为他们的组织演变成工业的挡箭牌而深感不安，不止一位科学家提出过这样令人焦虑的问题：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的精神是否在当今的美国蔓延？李森科的学说的确曾使俄国的遗传学误入歧途，甚至浸透到该国家农业科学的方方面面。但这里发生的是篡改和隐瞒基本李实，其目的不是为了迎合一党路线，而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为利润和生产之神服务。（Lost Woods,p.210）
我们经常应那些忠实服务于“利润与生产之神”的人们的邀请，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诸如淡化我们的担忧，把导致全球环境恶化的现行经济体制作为解决它所带来的所有问题的方案。如此一来，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我们面临着严酷的选择：要么摒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目标的一切行为，要么面对自然后果，即迅速失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和众多其他与我们共存物种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