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阶级倾向的环保主义的局限性：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
当今的许多著名环保主义者都自称对自己所开展的运动采取了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例如，英国绿党领导人乔纳森·波里特曾经宣称，德国绿党的崛起标志着“阶级斗争冗繁的争论和左右派神秘而一成不变的分裂已寿终正寝”。[1]按照这一观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必须因全球环境危机而受到谴责（目前来看，危机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绿党则代表了体现自然自身价值的“新范式”，一种超越历史阶级局限的方式。用这种方式，这些绿色思想家们便可置身于传统的社会争论之外，含蓄地接受一种“我们已看到敌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主导观点。这种观点将大多环境问题都归咎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婴儿的出生数量和工业化特性，似乎社会中不存在阶级或其他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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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这里通过对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木材业危机的讨论，可以说明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性。[1]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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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阶级与生态的两难困境没有哪里比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这里为拯救最后几片原始森林的努力，使林业工人和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依靠木业生活的地区，“保护论者”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而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则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把伐木工人和其他林业工人称为“自然的敌人”。迈克尔·伦纳在世界观察研究所的《1992年世界状况》一书中写道：“北方斑点鸮己经成为就业与环保之间似乎无法平息的冲突的象征，并且也是经济健康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健康之间更大冲突的象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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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森林经济体系和林业工人稳定就业两者的可持续关系得到实现，最好是通过构建环保活动家们和林业工人的联盟，而且劳工——环保计划以兼顾双方利益为目标。然而，由于美国极端环保主义者的狭隘冲动、行业工会不切实际的反应和林业资本及其在联邦政府中的同盟、在反对工人阶级和环保分子这两大对手时所采取的分化——征服战略等因素，联盟的组建化为泡影。
到1992年，环保主义分子在保护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的长期斗争中，似乎取得了重大胜利。布什政府试图在已严重威胁北方斑点鸮生存的地区鼓励砍伐的决定被法院推翻，而新当选的克林顿政府似乎更加强调环保问题。但6年以后，环保分子的胜利感消失了，代之而来的即便不是彻底的失败感，至少也是一种日益增强的背叛感。1995年7月，救济伐木工人的《预算废除法案》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该法案不顾国家环境法又一次向掠夺式砍伐原始森林的行为敞开了大门，从而对该地区的小海鸥、北方斑点鸮以及数十种其他物种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濒危物种保护法》从此在国会不时受到攻击，而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威胁则是由企业资助的“明智利用”（Wise Use）联合力量的壮大，它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工人、资源型企业、土地所有者、牧场主和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企业利益的政客破坏现有环境法律提供新的政治基础和“平民”意愿。
因此，组建更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汲取广大环保主义者都应吸取的西北太平洋沿岸保护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为了弄清在西北地区林场工人和森林生态系统保卫者之间本有可能（而当前仍有可能）建立起怎样的统一战线，有必要在此分析一下此次生态危机形成的过程，并对资本和国家的作用给予重点关注。这一描述将揭示生态危机的阶级根源，并基本勾勒出基于阶级分析的、应对在整个环保运动中都始终存在着的就业与自然保护之间矛盾束缚的一个有进步意义的方案。
在刘易斯和克拉克来此探险的时代，这片古老针叶林到处是数百英尺高、树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参天大树，单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西部的森林面积就达2000万英亩。而根据荒原协会（ the Wilderness Society）彼得·莫里森最新的原始森林统计数据，目前只有大约12%或2.4万英亩的原生态森林保留了下来，包括数百年的树木、多层树蓬，无数直立的巨大枯木或“残桩”，以及倒在地上和横跨溪流的被伐倒的树木。由于私人领地已几乎清除了所有原始森林，剩余的部分只有在公共土地上才能发现。而且就是这最后几块连绵的林地，由于土地征用、砍伐、修路和清地等原因，也大都集中在高海拔地区（海拔2500英尺以上），并被可笑地分割成被子状小块地。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科学家康普顿·J·塔克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项目，对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和亚马逊森林的卫星图片进行了比较。根据他1992年6月公布的数据，西北森林正遭遇“严重的分割”并且“实际已被分割成碎片”。“当你将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情况与巴西亚马逊相比较时，西北森林的境况要糟得多。”生物学家们用布满孔洞的衬衫比喻西北森林——意思是说衣服上的窟窿比剩下的布片还多，而西北森林的情况就和这破衬衫没有两样。根据莫里森的估计，1990年大约还有80多万英亩的原生林作为保护性公园和莽原区留了下来，而另外160万英亩则允许开发，其中一半以上已被高度分割，支离破碎。20世纪80年代，这些原生林以大约一年7万英亩的速度逐渐消失。如果这一砍伐速度继续下去，俄勒冈和华盛顿这片未经保护的原生林将在不到30年内消失殆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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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两大对抗力量于20世纪80年代汇合在一起，就原生林的管理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合作。其中第一股力量很明显，那就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萧条，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这需要加快对原生林的清除，并加大对林场工人利益的剥夺。而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突然下滑，里根时期的资本试图通过解除对自由市场盘剥自然与人类“生产条件”的调节性限制来调整经济结构。[1]一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西北国家森林这个案例中，这将意味着放弃长期建立起的可持续生产的原则，这被解释为要保持木材生产“产量平稳”，取而代之的方针是加速砍伐和清除原生林，以便最大化地增加政府收入，弥补私营木材供应的不足，并为国家林业中“全方位管理”的人工林模式的实施清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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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逐渐聚合的力量是迅速高涨的保卫西北森林完整性的环保运动。而对旨在清除剩余原生林的林业结构快速调整，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极端方式予以反击：用身体封锁伐木的道路、坐在砍伐的树上以及启动大批法律诉讼，试图放缓并最终制止原生林的消失。斗争的关键转折发生在1988年，这一年，环保主义者起诉联邦政府未能采取措施保护好北方斑点鸮――一种处在原生林上游食物链的以啮齿类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的栖息地，从而违反了《濒危物种保护法》有关条款。西雅图联邦法院对此案表示支持。
环保主义者不仅得到了《濒危物种保护法》等环保法律的有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原生林生态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科学发现的支持。人们对原生林生态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力地支持了原生林的保护工作。随着1981年由森林生态学家杰里·富兰克林及其同事所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格拉斯古生冷杉林的生态特性》以及其他研究成果的发表，得以显现的是，后继或古生森林是现存森林中最丰富、最具生态复杂性的环境，维持着至今还未调查清楚的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但是，由于森林的分片开发和重要栖息地的破坏，许多生命形态面临灭绝。研究发现，处于原生林中的特种树群“无论是单体树木的体积，寿命还是生物量的聚积都是无与伦比的”。在沿海红杉林中，古生针叶林在单位面积聚积的生物量超过了目前已测定的其他热带森林的7倍，而古生针叶林在维持生物量方面也大大高于热带森林（虽然后者在维持生命多样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原生林单位面积贮存的碳元素比目前已测定的任何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都多，使其成为全球变暖过程中稳定世界气候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连同其他一些新发现都严肃指出了森林保护的必要性，这代表了森林生态研究的进步。[1]环保主义者已十分擅长向更广大的公众宣传这类新的生态观点——主要是供职于政府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手段是铺天盖地地发表批评文章、发行书籍和录像。随着观点层层剥开，这些科学家中也会有人卷入论争。于是生物学家们也遭到了那些执意坚持对西北国家森林进行加速砍伐者的敌视，但根据《濒危物种保护法》，供职于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有义务对在保护濒危物种中起重要作用，且对处于危机中的栖息地进行评估。因此，他们的研究一次次强调了北方斑点鸮乃至整个西北森林已面临严重威胁，从而加强了环保主义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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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对立的经济与生态力量的形成，标志着卡洛琳·麦钱特曾将其与“生态革命”相联系的那种矛盾状况的出现，其特征是“特定栖息地的生态与生产需要之间的矛盾压力和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压力不断增大”。[1]当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明显处于危险境况，环保主义者、卷入争论的科学家、国家的有关法律（在《濒危物种保护法》和其他环境法律的压力下）、林业局、土地管理局以及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等部门都将站在“生态再生产的需要”一边，而资方和国家有关行政部门（通常在联邦政府的高层）则倾向于代表生产的利益。资方加快步伐急于开发原生林，环保主义者站在保护森林的立场上予以抵制，而处在夹缝中的工人则要为其经济生活而斗争，结果导致了一场日趋加剧的生态与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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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由任职于政府部门的生物学家组成的跨部门小组遵照《濒危物种保护法》进行了一项科学研究（即以小组主席命名的《杰克·沃德·托马斯报告》）。该研究建议以“栖息地保护区”的形式划拨500多万英亩的联邦林地，用以保护北方斑点鸮。该建议一旦实施，将有效地使华盛顿、俄勒冈和北加州的公共森林面积翻一番，使该地区的联邦木材年销售收入几乎下降50%。但是，根据起草报告的生物学家估计，即使这一建议实施，在今后的几十年间北方斑点鸮的数量也将在现在大约3000对的基础上剧减一半。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现存原生林的面积不仅十分有限，而且还都处于分散的小块状态，所以，保护斑点鸮栖息地不仅意味着保护原始原生林本身，同时也意味着要保护那些被严重分隔的原生林（通常表现为被分割成棋盘式的地块）之间的连接“走廊”。此外，环保主义者自然已为保持这些林地面积而付出了努力，但通常由于生态已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这些林地往往与最严格的“古生”定义不相符合，然而，这种森林仍然体现了丰富的生物价值，包括维持斑点鸮和其他濒危种群生息的能力。实际操作中，问题最终归结为在地图的什么地方划出分界线，这涉及到国家森林各区域的面积和用途的实际管辖问题。所以，保护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州的原生林，从开始就多次牵涉到华盛顿和俄勒冈州面积240万英亩的森林，根据莫里森的评估，这些森林可以完全归类为原始原生林。事实上，虽然杰克·沃德·托马斯计划承诺要划分出500多万英亩的面积，但环保主义者仍旧认为，这对保护原生林的生态系统是不够的，因为该计划已预见到未来几十年中北方斑点鸮将进一步急剧减少。
根据林业部门估计，杰克·沃德·托马斯计划的实施将在今后10年失去29000个林业岗位。而同时，过分夸张的产业估计还认为，受托马斯计划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失去的就业岗位将达10万之多。很快，北方斑点鸮便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冠以讽刺性的标题：“谁在鸣叫？”
在法律、环保主义者和法院的压力下，1990年6月，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根据托马斯报告的结果和《濒危物种保护法》正式将北方斑点鸮列为濒危物种。从那时起，危机似乎更加严重。1991年4月，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宣布，华盛顿、俄勒冈和北加州大约还有1160万英亩用于保护北方斑点鸮的栖息地。而在第二年间，从法院禁止大量砍伐原生林的禁令生效到根据《濒危物种保护法》实施保护计划为止，用于保护的森林面积从1160万英亩降到了700－800万英亩，而当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于1992年5月最终披露其斑点鸮的恢复计划时，需要保护的重要栖息地面积已减少至540万英亩，大体与杰克·沃德·托马斯减少3.2万就业机会的计划相当。但与托马斯计划相比，据该恢复计划估计，斑点鸮的减少量不到总数的1／4,期望剩余的栖息地将维护2300对斑点鸮的生存而不是现在的3000对的要求。而且，负责实施恢复计划的多学科研究小组还持有一种相当乐观的假定，以为斑点鸮种群会广泛而合理地分布，生存的数目将得到补充，不久就可以从濒危物种的名单上划去。
在布什政府看来，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根据《濒危物种保护法》提出的恢复计划，虽然是让法院允许在西北国家森林恢复采伐的必要步骤，但仍然不能接受。其想法是从一开始就把削弱恢复计划的影响作为反对《濒危物种保护法》的一场更大战役的一部分。内政部长卢汉就曾公开表示，“也许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濒危物种保护）法律，斑点鸮问题可能是最主要的例子。”布什政府的第一个重要反击行动——被南方森林产品协会称之为“上帝法案”——就是于1992年召开了濒危物种委员会会议（在其历史上这只是第三次），这个委员会因其具有“以经济需要之由而无视物种保护”的权力，所以通常以“上帝班”而闻名。第二个重要行动是，与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恢复计划同时发布了一个独立的内务部计划，该计划显然带有破坏前者的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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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濒危物种保护法》的规定，“上帝班”成员包括内政部、农业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环保总署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负责人，以及来自有关州的代表（如本案例中的俄勒冈州）。此次委员会是应国土管理局的要求开会，决定是否在国土管理局的44宗木材销售案中可以不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的约束。正像《俄勒岗波特兰报》（1992年5月17日）报道的那样：“委员会在内政部长那细木条装修的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严格限制，但内政部工作人员为‘委托人’预留了十个座位。所有这十人都是来自木材业、工会和木材协会的代表。”
结果不出所料，1992年5月在一次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反击中，“上帝班”的委员们以5:2（环保总署署长威廉·赖利和俄勒冈州的代表反对）通过了土地管理局木材销售免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约束的决定。这次反击的主要效果是让人对《濒危物种保护法》产生了怀疑。
委员会表决之后，内政部长卢汉紧接着就宣布了根据《濒危物种保护法》制定的恢复计划和与之相对的卢汉本人提出的内政部计划。卢汉的计划是内政部官员组成的一个小组起草的，没有生物学家参与。按照该计划，需要保护的面积砍掉将近一半（只剩280万英亩），栖息地保护区的数目从196个减至75个。据该计划估计，存活的斑点鸮种群将由现存的3000对减少到最多1300对。卢汉认为，内政部的计划因为不能在其范围内保护濒危物种，明显地违反了《濒危物种保护法》的规定，所以必须通过国会特别立法才能生效。环保主义者很快就将卢汉计划贴上了“灭绝计划”的标签。那些以此态度看待内政部计划的人还包括负责起草托马斯恢复计划的科学家们。乔纳森·巴特曾领导木材业的支持者们坚信风向正在转变，所以对卢汉的计划只给予了冷淡的回应。一些木材业的代表虽然宣称内政部的计划是“沿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其他西北同业的捍卫者们，如来自俄勒冈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甚至拒绝支持卢汉的计划，因为它造成了太多就业岗位的丢失。他宣称：“问题很简单：你是为了人还是为了鸟？”还有一些人宣称卢汉计划中的75个保护区甚至也没有必要，其无法立足的理由竟是斑点鸮在再生林中也能存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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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大多数人而言，布什政府对环境立法、北方斑点鸮和原生林的恶意攻击令人惊讶。在当权者进行的大多数讨论中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以“恋物癖”般的热情将注意力放在了木材、斑点鸮和伐木工人身上，却忽视了重要历史变革的动因：资本本身和资本—政府的伙伴关系（两种不同力量的合作关系由许多线条将彼此联系在一起，但每一种力量都有自身关注的领域），这从一开始就使原生林危机变得非常神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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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本形态伙伴关系的存在，解释了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在管理西北太平洋沿岸森林的政策方面具有连续性的原因。克林顿在主持了俄勒冈波特兰林业峰会并考虑了8种应对原生林危机、斑点鸮和西北鲑鱼等濒临物种生存危机的选择方案之后，坚持要开发“第九方案”。表面上，第九方案是一个保护原生林，降低历史性采伐水平的建议，但却漏洞百出，使40%以上的现存原生林完全处于无保护状态，剩余的大部分也都面临掠夺式林木“间疏”和采伐救助等行动的威胁，200多种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期间，政府还拒绝禁止木材出口，因为这是扩大木材业就业机会的最主要措施。因而，在对待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克林顿政府也很安全地驻足在大公司圈定的范围之内。在1995年6月，克林顿确曾宣称：“在这个国家里，我为采伐业做的工作比任何一个人都多。”一个月后，他签署了《预算废除法案》，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救助伐木工人的条款。该法案以“森林健康危机”为掩饰，将国家的环境法律搁置一边，使国家森林大面积置于采伐范围，也使角嘴海雀、斑点鸮和西北鲑鱼等濒危物种处于更危险的境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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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产业的巨商富贾们，从这场斗争一开始便有意躲在幕后，让其主要政治说客美国森林资源联盟和国家森林产品协会去捍卫他们的利益。此间，几乎没有主流评论家认为值得探究一下历史上林业资本积累给生态带来了多大的灾难。所以只留给公众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全部问题就是工人与环保主义者和斑点鸮与就业机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政府保持了中立，资本显然没有介入。然而，要真实了解森林的未来命运，就必须深入剖析这种淡默，从林业资本的历史性角色人手，包括它与可称之为“自然资源政府”的合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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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和环境恶化：森林案例
美国大多数林地为私人所有，而其中大部分归属于农场主、牧场主和小业主；少数巨型木业公司虽然数量上仅占极小比例，但他们却控制着东南和西北最大林木生产区的林木种植业，支配着全国的木材生产。这些“同龄树产业化种植园”及其松杉数种的单一栽培，被称之为“林业中的城市塔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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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维布伦就坚持认为，这种由相对少数企业在产业上游集中控制木材生产和市场营销现象的出现，是“与美国掠夺自然资源计划的显著特征保持一致的，那就是在大规模和准垄断的基础上造成初始浪费和最终的不在所有权”。在西北地区，巨型私人林业控股公司早在20世纪初的垄断驱动中就形成了，它们获得的大片土地来自铁路资产。1900年，当北方太平洋铁路将90万英亩的原始林地卖给了以弗雷德里克·韦尔豪泽为首的一帮中西部伐木企业主时，韦尔豪泽木材公司就诞生了。目前，以韦尔豪泽为首的6家公司已拥有西北地区的700多万英亩的林地。结果，这些公司能够控制该地区从树木种植采伐，到木材、木板和木浆、纸张加工生产，再到最终产品营销的整个林木产品行业。较小的林业公司由于缺乏自有林地，几乎完全需要依赖公有木材才能满足工厂的需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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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大型木材企业的影响力取决于它们限制竞争和通过控制木材市场供应量维持木材价格的能力。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北木材业经历了严重的供给过量，紧接着就是1929年的大萧条。因而，林业资本鼓励联邦政府在可持续生产的基础上追加国家森林釆伐量数千亿板英尺[1]（单1993年就追加了1500亿板英尺），与此相对照，私人林地则以更快的速度加大釆伐量。这样一来，主要的木材公司能够达到以下3个目的：1.限制市场上的木材供应；2.维持自产木材的较高价位；3.维护木材产区公司驻地的社会稳定（从此就有了可供随时盘剥的劳动力）。
[3] board foot：板英尺，木材计量单位，一板英尺=一英尺x一英尺x一英寸。——译者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整个木材生产逐渐攀升，从1933年170亿板英尺的低点，增长到1941年的360亿板英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被抑制的房建需迅速增长和退伍军人政府性抵押项目的实施，木材生产持续增长。但到了朝鲜战争期间，西北地区的私营木材生产才达到了顶峰。1952年，木材公司单从俄勒冈的私有林地上就采伐出足以满足俄勒冈200万人和旧金山70万人住房所需要的木材板英尺量。从此，私有木材的釆伐量急剧下降。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木材公司仍以疯狂的速度砍伐，植树造林的速度却十分缓慢。结果，木材公司和房屋建筑商开始更加强烈地要求采伐公有林地上高附加值的原生林，以弥补私有林木的供应不足。国家森林的年釆伐量从1945年的30亿板英尺上升到1970年的130亿板英尺，但这对木材公司来说还远远不够。1970年，尼克松政府的一个专门工作组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写道：“到1978年国家森林的70亿板英尺木材年采伐量的目标是可实现的，同时也与森林管理的其他目标相一致。”[1]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原生木材的“开釆”已在生态和经济需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后继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认识更加深刻，对日渐消失的森林意识愈加关注，因而环保运动也在蓬勃兴起，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经济停滞的现实对资本重组以及它与劳工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新的压力，加快了资本对两者进行盘剥的速度。这反映在建造住房的需求从1976年的200万英尺降到1982年的100万英尺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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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日益发展着的矛盾中，直接的经济需要最初占据了上风。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增加国家森林木材的销售量被视为降低木材价格和克服住房需求严重疲软的手段。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的拉动也给美国的木材供应形成了日趋增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木材以未加工的圆木形式在国外找到了销路——主要是供应亚洲市场，那里的圆木销售价高出美国50%之多。1987年，从美国太平洋口岸向环太平洋周边国家出口了30亿板英尺的圆木，单出口日本的木材就达到出口总量的近70%。到1988年，出口量已达40亿板英尺（大约是俄勒冈和加州联邦林地采伐总量的60%）。而1975至1985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材，只从美国软木材消费量的不足1/5上升到1/3。[1]政府虽然禁止出口联邦森林圆木，但大量私有林地的圆木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的事实，意味着木材的整体需求在增加，地方锯木厂被迫转而依赖越来越多的公有原生林的木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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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热切希望抓住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圆木需求这一有利时机，同时迫使美国木材的价格下降，所以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加快联邦木材的采伐。担当此任的就是农业部负责自然资源和环境工作的部长助理小约翰·克罗韦尔，此人曾任联邦木材最大买家路易斯安那太平洋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克罗韦尔在其任命刚被确认之时，便抛出了加倍釆伐俄勒冈和华盛顿州联邦森林的计划，要求到20世纪90年代年釆伐量从50亿板英尺上升到100亿板英尺。这一采伐量由于大大超出了持续生产的要求，克罗韦尔显然要支持以最快的速度变现原生林的现有地块。他曾声称：“实现国家森林更有效管理的主要障碍是：‘木材生产量维持平稳不下滑’的政策。而森林一旦置于充分管理状态，‘原生林现有的木材存量，会大大超出它实际査明的存量。”[1]或者像他在其他场合曾更加简明扼要地表述的那样，“如果你砍伐原生林，那么你就在变现现有存量并将森林纳入充分管理的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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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加大开发美国国家森林的总体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特别依賴于加快采伐西北森林的速度，因为正是从这些森林中，联邦木材的销售获得了大部分净收益，尽管联邦投放市场的木材主要仍来自国家其他地方的森林。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1987年，林业部门90%的纯收益是从西北12个林场的木材销售中获得的，而其木材的采伐量只占当年全国采伐量的1/3。[1]与木材销售有关的成本（如道路建设）取决于售出的林地面积，而收入则取决于木材的销售量和木材质量。西北原生林无论是木材的销售量和质量，还是森林的销售面积都非常高，所以是美国林业企业获利最丰的地区。因而，利润指标要求对这些森林保持更高的采伐速度。美国其他地方的林业企业几乎都是在亏本销售木材，因此持续销售西北地区高附加值的原生林木，对保持木材销售整体预算的赢余，并以此弥补其他地方的巨额亏损（联邦政府为此要对木材业资本提供大量补贴）以使其不显现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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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贯彻其加快销售和采伐西北国家森林的计划，里根政府在通盘考虑所有上述因素后，发现必须首先处理因国内住房建筑市场萧条而导致的木材业危机，而且由于里根时代早期的利率飞涨，使这场危机更是雪上加霜。这意味着进一步降低木材公司购买联邦木材的价格。按照传统，联邦木材合同的签署意味着允许公司购买仍在生长的成树的采伐权,并且可以延迟3-5年在市场情况好转时再实施采伐。这一政策鼓励了广泛的投机行为。1982年，住房建筑业的萧条使木材企业坐守大量联邦木材存量而未售出，相对国内疲软的木材价格，现在的国际价格已是奇高了。1984年的木材合同补贴措施已由里根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通过这一法律，联邦政府允许解除木材公司几十亿板英尺的未伐树木合同，然后将这些树木以经济萧条年份的低价再卖给这些公司使其获利。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这些公司和国会西北代表成员强迫销售剩余的低成本的联邦木材时（销售和采伐都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利润也随之迅速攀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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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内政部下属的土地管理局于1983年出台了一项计划，主要是面对日趋减少的木材供应，要求在其管辖的俄勒冈西部调减森林砍伐量并延长轮作时间。但就在同年末，该项计划受到了激烈批评（一些当事者认为，当时以詹姆斯·瓦特为首的主管部门内政部应负主要责任），木材砍伐反而又随之增加。所以，当人们看到1990年公布于众的土地管理局备忘录警告说木材代理制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釆伐森林，很快就会出现无树可伐的境况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备忘录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在某些情况下，1991年以后就无处可去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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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性角度讲，始于1984年的联邦给予私营圆木出口补贴的政策，也同样具有灾难性后果。这些政策是针对多种出口商品的，据此，有海外销售业务的木材企业（也就是跨国公司）可以享受15-30%的出口收入免税。到1992年，该政策每年造成美国财政收入减少1亿美元。根据俄勒冈民主党众议员莱斯·奥库安的调査，普拉姆·克里克木业公司（以前称作北方伯林顿）利用这些补贴出口圆木，就等于在20世纪洲年代出口了5000多个林业生产岗位，少交了3300万美元的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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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森林积累与保护之间传统却又相对平和的互让交替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质的变化，预示着对抗时代的到来。这一变化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征兆出现在1983年4月份，4名来自“地球第一”的组织成员突然出现在俄勒冈西斯基尤国家林场，并拦在一台推土机和一棵树之间。不久，一些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便坐在公司的炸药上阻止爆破，有些向树里揳长钉（阻止砍伐和木材加工），在树上静坐，将身体捆在木器设备上，在圆木运输道路上把自己凝固在水泥沟里或垒进石块堆里，以组成人体路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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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球第一”选择直接冲突的途径不同，其他环保组织则采取了法律行动。一些联邦机构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法律诉讼和行政指控的案件之中。1987年是25名环保主义者通过山脉俱乐部法律救助基金三次提出斑点鸮诉讼当中的第一次，并由此导致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包括1990年春夏杰克·沃德·托马斯报告的出台和斑点鸮被列为濒危物种。
对西北林业工人来说，环保主义者的这些行动显然意味着日益增加的烦恼。毫无疑问，迫在眉睫的对数百万英亩的公共林地的“封锁”，确实给成千上万的工人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不久，工人对极端环保分子行为的不满爆发了出来，他们在汽车的保险杠上张贴愤怒的标签“我爱斑点鸮，油炸的!”，这在西北林区十分常见。在许多场合下，人们还看到杀死的猫头鹰被钉在树上或是路标上（不是北方斑点鸮，因它们很难捉到），有只猫头鹰甚至被用绳子套头吊在树上。
木材企业通常都在寻求激化工人反对环保主义者的愤怒情绪，他们不失时机地火上加油。例如，锯木厂的厂主们就在厂区的工作时间，赞助反环保主义的宣传讲座。然而更可悲的是，由于环保主义者对工人的艰难境况时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有时也促成了工人们的愤怒情绪。例如，西北地区的原始森林协会，以出版激进环保主义刊物《森林呐喊》而闻名遐迩。它曾声称，工人面临改换职业的问题，应交由市场决定：
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纯为了雇佣工人而维持一个行业。当产品过时或资源枯竭时，经济就必须适应变化。公司和企业200多年来一直在兴衰起伏，工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国家不缺就业岗位，这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为就业而砍伐森林不过是一种社会福利，而并非是这个国家值得骄傲的什么本西。[1]
[1]
这种对工人毫不同情的态度，在那些自视为“对生态有深入研究”的代表当中司空见惯。这从“地球第一”创始人之一戴夫·福尔曼（现已脱离该组织）所持的立场可见一斑：
我对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林业工人的最大失望是他们大多没有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大问题，伐木工人是不公平经济体制下的受害者，但这并不能免除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的确，有时正是这些头脑僵化、辛勤劳作、知识肤浅的乡巴佬，却对自然（和捍卫它的人）抱有最激烈最具破坏性的态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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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的言辞尽管充满冷嘲热讽，但毫无疑问，他对工人（所谓的乡巴佬无产者）以及他们为维持生计所做出的努力表现出一副极端屈尊俯就的态度。当然，认为环保主义者的行为并没有影响工人的就业安全是不恰当的。总体上说，环保主义者并未给予处于此种境况的工人多少直接帮助。同样，对实际发生的冲突视而不见，却一味抱怨工人缺乏“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此外，人们也不应草率地谴责林业工人，实际上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愿意与森林发展一种可持续性关系，而不是对自然抱定破坏性态度。
不仅资深的生态学家通常与工人保持一定距离，就连主流环保组织也是如此。他们不太愿意使用阶级这类字眼，而后者也极少公开表示他们对工人的不屑，但他们那种“事不关我”的态度却表现出许多相同的偏见，更不用说他们那些主要连锁公司中具有白人上层会员背景的董事成员了。
正像后来的“地球第一”领导人朱迪·巴里在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那样，劳工—环保最主要的障碍是，“所有环保组织其实都绝对缺乏阶级觉悟”：
一位“地球第一”的国际发言人告诉我，伐木工人和伐木公司没有什么区别：我听到各种环保主义者说过林业开采和加工不是什么“体面”职业，好像那里的工人对公司的政策比我们有更多的控制权（或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似的。只要站在我们一边的人们持有这种观点，那么老板们就很容易动员其职工反对我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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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要比多数环保组织未与工人结成联盟要复杂得多。当环保组织寻求与工人结盟时，它们通常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府发泄不满的对象。1990年5月，反环保运动的恐怖分子放在朱迪·巴里车座下的炸弹爆炸，巴里和戴尔·彻尼受伤，巴里还差点丧命，因为两人都曾参与了“红杉夏日”的重大环保抗议活动。政府进行镇压的典型例子是联邦调查局因爆炸事件逮捕了巴里和彻尼。后来两人被释放。
此外，在森林生态系统捍卫者和林业工人组成联盟的那些实例中，媒体却很少给予报道。用长期从事环保事业的活动家黑兹尔·沃尔夫的话说：作为西雅图奥杜邦协会的秘书长，我参加过多次环保和劳工联合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但出席的媒体很少，最终还是被媒体忽视了。这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故事，它说明了为什么木材行业能够成功地利用就业与斑点鸮的神话，在环保主义者和伐木工人之间制造矛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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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森林地区的大多环保组织未能将自身的要求与林业工人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最突出的表现是，它们不愿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围绕西北森林问题展开的激烈冲突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西北林业工人遭遇了产业结构调整，而这次调整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利益和进行有效阶级斗争的能力。主要原因包括：1.住房建设急剧下降；2.伴随着西北锯木厂加工能力的大幅增加，未加工圆木的出口也大幅增加；3.从加拿大进口木材的速度加快（这在美洲国际木业工人协会中造成加拿大与美国工人之间的严重隔阂）；4.机械化导致就业岗位减少；5.来自南方林业工人工资方面的竞争（1986年，南方林业工人的收入比西北林业工人平均每小时几乎少3美元）；6.由于木材行业中东南地区大面积种植速生松树和工作权利法的实施，形成了较大的“比较优势”，导致产业从西北到东南的总体转移。
在影响西北木材业就业的所有因素中，机械化是最重要的。1洲7年，加工100万板英尺木材只需要8个工人，而10年前却需要10个工人。1976年，俄勒冈和华盛顿地区共生产了150亿板英尺木材，木材加工、造纸以及林木产品相关产业为15090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1989年，同样的木材产量却只有135700人就业，比以前减少了10%。在北方斑点鸮成为焦点问题之前，在俄勒冈这个具有最大面积原生林的州，木材加工业的就业岗位从1978到1990年间减少了21.9%,其中1978到1988年间的下降幅度达到71%。
毫不奇怪，资方在这一时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阶级攻势。1983年，路易斯安那太平洋公司要求裁减工人8-10%,并且在其所属的15个西北锯木厂采取双轨工资制，逼迫工会组织罢工。罢工持续了1年也没达成任何协议，路易斯安那太平洋公司锯木厂的地方工会只好收回成命。1985年，韦尔豪泽公司要求数家所属锯木厂每小时削减4美元的工资和福利。当工会奋起反抗时，锯木厂只好关门。在显示其强硬立场后，韦尔豪泽公司竟能于1986年迫使工会与其签署了每小时削减4美元工资和福利，以及实施一项复杂的“利润分享”的协议。虽然西北锯木厂的罢工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还在继续暴发，但在与资方的阶级对抗中，显然遭到了巨大挫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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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业公司与工人激烈斗争期间，环保主义者几乎不见了踪迹（除了朱迪·巴里这类“地球第一”的活动家之外），而且似乎也没引起多少关注。绿色运动中很少有人把这视为显示他们与工人团结一致的时机。中产阶层的环保主义者有时确实好像故意与工人拉开距离。[1]
[1]
环保主义者与工人相分离，这种没有阶级的环保主义运动，其政治和组织后果在西北地区的基层单位表现得尤其明显。今天，俄勒冈最基层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在两大联合体的对立上：一方面是俄勒冈自然资源委员会（ONRC）,这是国内最有势力的地方环保组织，拥有大约6000名会员，代表着近80个不同的环保团体；另一方面是俄勒冈土地联合会，这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企业联合会，拥有72000名成员，代表了47个组织。俄勒冈自然资源委员会通过地方章程与山脉俱乐部、奧杜邦协会、荒原协会和野生动物联合会等国家环保组织保持着密切关系，而反环保主义的俄勒冈土地联合会则与西北地区国会议员中共和党代表和美国森林资源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时还与劳联—产联的地方组织保持着越来越微妙的关系（关系微妙，是因为俄勒冈土地联合会的一些成员组织如资本支持者黄缎带联盟还持有人所共知的反工会态度）。
劳工与生态运动之间出现的这种分歧，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布什和克林顿政府能够成功抵制环保主义者对木材业的攻击。布什政府充分利用了民间各种势力之间的分歧，一开始就采取了分化征服的策略，避开了环保主义者和工人双双对资本利益构成的威胁。因此，乔治·布什一方面宣称他十分关注因保护濒危斑点鸮而受到威胁的工人就业问题：“我们是要保护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但我们也绝不愿看到40000伐木工人失去工作。”[1]而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又不断地告诉人们，总统也反对通过特别立法来保障转产工人的利益。[2]
[1] [2]
虽然托马斯报告于1990年4月公布，并于1990年6月将北方斑点鸮列为濒危物种，但政府行政机构却于1990年的春夏两季命令林业局停止执行斑点鸮保护计划。与此同时，白宫还扣压了林业局/国土管理局关于北方斑点鸮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还提出了各种弥补工人失业的措施。根据民主党众议员彼得·徳法西奥所称的“林业局内部可靠消息”，林业局/土地管理局的这项研究已遭政府枪毙。1990年5月起草报告，有52页纸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根据20世纪30年代民间环保联合会形式制定的一项8600万美元预算的工作规划，禁止“各种财产形式”的圆木出口，增加木材销售收入返还木材依赖地区的份额以及广泛的再培训和道路复垦的投入等。由于该报告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政治方案可以满足环保主义者和工人双方的要求，完全具有可行性，所以德法西奥说“白宫的某个人，我敢打赌就是约翰·苏努努”只能将其扼杀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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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看，布什政府从1990年春到卢汉计划公布的1992年春，在斑点鸮问题上显然是保持了一种防御立场。它最初的战略是鼓励林业局、土地管理局和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等主要联邦部门拖延执行北方斑点鸮的保护计划。这种拖延可使木材公司从西北森林额外采伐大量的木材。该拖延策略似乎只奏效了1年时间。从1991年4月开始，政府的这一策略失败，因为联邦法院（谴责布什政府）裁定，联邦有关部门在斑点鸮保护计划制定和生效之前未能遵照法律禁止林业局（后来还有国土管理局）的木材销售。从此，布什政府便将精力主要放在了更具进攻性的战略上。比如通过召集“上帝班”委员会破坏久拖未果的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恢复计划和《淑危动物保护法》，以及为更大的木材砍伐利益而实施其斑点鸮缓慢灭绝的计划。
布什政府任期的结束对许多人来说标志着拯救原生林斗争的转折点。不仅新当选的总统曾承诺要结束这场斗争，而且整个斗争长期以来只局限于保护北方斑点鸮，也由环保主义者成功地转向更宽广的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问题。包括1992年秋，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其他一些动物也被列为濒危物种。1992年10月，角嘴海雀，一种在西北太平洋沿岸原生林里筑巢栖居的小海鸟，也被列为濒危物种。虽然三分之二的角嘴海雀栖息范围与北方斑点鸮重叠，但新的名单对没有划入斑点鸮保护区的沿海林地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1992年3种野生鲑鱼种群（奇努克斯内克河春夏秋3个季节）被列入《濒危物种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也马上对西北国家森林沿河两岸的采伐业产生了影响，因为鲑鱼每年都要沿河水返回上游产卵。这却使一个事实更加戏剧化，那就是这一地区大约有100多种普遍认可的野生鲑鱼种群已经灭绝，而其他种群也濒临灭绝的危险，因为森林釆伐是仅次于拦河筑坝的主要危害因素。由于上述情形的变化，原生林的问题已被视为关系整个流域的管理，不再单单是北方斑点鸮的问题，而是太平洋沿岸生物区内众多物种生与死的大事。[1]
[1]
如果说上述发展变化一时间给参加保护原生林斗争的环保主义者以很大期望的话，那么这种期望很快就变成了深深的失望，甚至痛苦。克林顿总统在俄勒冈波特兰主持召开了一个森林峰会，在考虑了8种应对原生林危机和斑点鸮、太平洋沿岸鲑鱼濒危物种生存威胁的方案后，认为这些方案不能满足足够的森林采伐量，这就导致克林顿出台了臭名昭著的第九方案。亚历山大·科伯恩和肯·西尔弗斯坦写道：
虽然第九方案减少了国家森林的采伐量，但却没能划出永久性原生林保护区，并且仍旧允许在许多原生林地区和极为重要的斑点鸮、鲑鱼的栖息地成片采伐。事实上，附在第九方案之后的环境分析也承认，这一方案使数百物种处于更严重的濒临灭绝的境地，其中包括斑点鸮、角嘴海雀、十几种太平洋鲑鱼和硬头鳟。
事实证明，政府为工人所做的那点微乎其微的事情比如它大加推崇的“林业就业”项目，也远远不够。根据参与该项目的环境组织太平洋河流协会的说法，森林就业项目除资金有限和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外，“作为就业项目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对于那些以为很快看到利益的离岗工人和社区领袖们来说，该项目开始带来的是希望，然后是失望和愤怒”。[1]
[1]
令环境主义者感到最大的失望是克林顿总统1995年7月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救助伐木工人的《预算废除法案》。就在此前2个月，克林顿还谴责救助伐木工的有关规定，认为“这将从根本上引导我们把（纳税人补贴的）木材卖给大公司，并且将使我们围绕木材销售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形同虚设”。但总统不仅没有否决预算废除法案（第二次），反而将其变成了法律。结果为救助伐木工人需要在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原生林中解禁大约10亿板英尺的木材销售，而这种销售是环境法明令禁止的，包括威胁北方斑点鸮、角嘴海雀和太平洋鲑鱼生存的木材销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和总统在俄勒冈和华盛顿州促进了大约180笔会给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木材生意。该法案的某些支持者，如共和党参议员斯莱德·戈登，毫不犹豫地解释说经济动机支配着生态动机。他一直认为，“最终会有这么一天，你不得不说够了，够了，让物种灭绝吧。”在一个以所有纳税人为代价向企业妥协的案例中，木材公司要求林业局按年的价格出售木材。
在角嘴海雀的问题上，伐木工救助法附加条款要求的木材销售包括了海雀现存栖息地的15%,这将导致海雀的数量同比例减少15%。海雀面临的危害尤其严重，因为法案规定的59笔木材销售都集中在西乌斯罗国家林场，而这里保留着最完整的原生林，是大多数海雀种群繁殖生息的栖息地。但结果就像《野生森林评论》的斯科特·格里森所描写的那样，角嘴海雀似乎“注定要在贪欲中灭绝”。[1]
[1]
随着对森林新一轮攻击的开始，在“地球第一”这类采取直接行动的环保组织中，那些好战的激进分子走到了为环境而斗争的最前沿。1995年10月初，在西斯基尤国家森林的三角区，试图保卫669英亩原生林的激进环保主义者与美国林业局、警察和博伊斯·卡斯卡德林产品公司发生冲突，结果导致数十人被捕，成为俄勒冈历史上环保冲突的最大事件。相同的冲突还发生在翁普夸国家林场，1996年春，来自“地球第一”，卡斯卡德森林捍卫者、西斯基尤森林捍卫者以及其他环境组织的抗议者，日复一日地用汽车封锁和其他干扰措施试图阻止森林采伐。期间，“地球第一”者们，为试图阻止威拉米特国家森林沃纳河地区的树木采伐，通过设置栅栏和挖造永久壕沟形成路障。僵局持续了11个月，直到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7月宣布，根据救助法案，沃纳河地区不允许伐木，并且将该地区的采伐置换成另一块（托马斯河木材与伐木公司）作为补偿时才告一段落。但是，环保主义者始终没有放松警惕，不断到现场查看。1996年8月中旬，联邦官员介入，对外封闭了整个区域并且拒绝媒体报道。然后他们紧接着推平了路障，并以非法侵入的名义逮捕了5个抗议者以及来自地方主要报纸《尤金纪事卫报》的2名记者。执法部门釆用了强硬手段，包括将2名记者戴上手铐达3个小时（拘留时间达6个小时），抢走他们的胶卷和笔记——后来得以冲印和拷贝——所有这一切都明显违背了国家宪法规定的保护新闻自由。[1]
[1]
虽然有过上述过激行为，目前环保主义者在寻求保护原生林的过程中显然是处在防御状态。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西部“明智利用”运动的基础上，一股组织完备的反环保势力已在过去的几年里形成。如前所述，这些“明智利用”的支持者主要包括资源型公司的职员，小规模土地拥有者、锯木厂厂主、牧场主、釆矿业利益集团以及木材和采矿业中一些工人。他们的目的是，砍光伐尽荒野地区，保护放牧权利，解除釆矿限制，免除环境法规对私有土地的限制（并且对这些法规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及允许将大宗公有土地拍卖给最高竞标者。
“明智利用”运动得到了公司的资助，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所以，“西部奋斗者”组织1990年95%的预算靠公司的赞助。然而，“明智利用”运动具有民众基础，正如马克·道伊在其《正在失去的战场》一书中解释的那样：
“明智利用”运动的激进分子大多在农村社区组织起来，而主流环保运动则始终依赖于大量免费杂志、郊区慈善团体和其他环保组织的寄送名单，无论“明智使用”呼吁带有多大的欺骗性，但它对辛劳的农场主、伐木工人和矿工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环保主义要想真正成为一项有实际意义并且行之有效的运动，就必须接触这些人，特别是在西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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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明智利用”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可归结于大的环保组织和劳工组织未能结成坚强的劳工—环保联盟。所有这些也说明，忽视阶级问题（以及种族、性别、国际不平等等问题）的单一环保运动也能取得成功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
如果前面的分析正确，并且环保事业受到政府行政机构和大型公司的阻挠，而工人和濒危物种正被迫承担着危机的主要成本，那么环保主义者和工人在同一条战线上联合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于原生林危机，一项进步的着眼于阶级的应对措施，应将焦点集中于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生态转化。正如维克托·沃利斯所言，“转化这个术语，传统上是指由军工转化成民用经济。”但这一概念可以用于更广泛的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必需的对社会经济的重新规划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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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生态转化战略可以用于解决原生林危机。此外，工人运动中也有进步的关心生态的声音，他们支持这种战略。这从美国国际木工工会的政策分析家威廉·斯特里特所持的立场可以得到说明。他在1990年5月工会报纸《林业工人》的专栏中解释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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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工人的森林政策其出发点就是承认可持续的循环发展林业的必要性，承认地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生产出它利用的那部分资源。这部分资源应当尽可能地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生产。工人的森林业政策要求以可持续的速度采伐森林，并且确保被采伐的成熟树木主要用于生产无法替代的社会必需品。如此限制使用树龄较长的树木，才能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缓解采伐压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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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工会中的一位进步人士所持的这种立场并不能解决原生林所而临的悲剧，因为它并没有充分考虑现存原生林的脆弱性。但它却代表了一种观点，包括了生态和社会成分，这对试图拯救森林和保障工人生计都至关重要。此外，它还坚持了另一种观点，这同单纯的环保主义者对工人一贯持有的成见相去甚远。
斯特里特的“工人森林政策”澄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公司狭隘的赢利目标不再被视为解决环境和就业问题的主要制约，寻求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就具备了各种新的理性的可能性。可以想象，生态学家杰里·弗兰克林所推行的“新林业”技术将取代全部伐光的办法，其目的是模仿自然进程，让那些直立的枯树和残桩断枝在林中自生自灭。对成熟木材的用途可以施加限制，这样，原生林就不至于被采伐，然后制成木浆，做成一次性餐巾纸之类的产品。对专门采伐那些十分古老而又有价值树木的行为要严格禁止。不允许使用除草剂以及焚烧林木废材。禁止联邦圆木出口的措施也要适用于私营原木出口（或课以出口关税）。对产业中的老职工实行提前退休计划，以确保年轻劳动力的年就业率。从林业收入中拨出更多的经费返还当地社区。建立“民间环保社团”，负责在森林中建设休闲娱乐设施和实施生态恢复计划。对栖息地保护区内的道路恢复原貌。提供转化基金，协助原生林锯木厂转型为加工再生林的更现代化工厂。对因限制公有木材供应而使自有林木升值的企业课以额外利润税。对面临转行的林业工人实施广泛的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工人的GI法案）。为困难社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资助和贷款。制定联邦计划，协助更有效地管理非工业用途的私有林木。改变现行的联邦木材承包方式，确保木材以足额价值出售，减少投机行为。大力压缩通过修路预算拨付的木材资金补贴，将省出的资金用于木材产区的社会服务领域。拨出资金，以非赢利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的运作方式拓展国家森林面积，把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用于维持林区工作机构的运转。最后，要通过达成国际协议，建立统一的可持续性林业开发合作渠道，减少国际上鼓励森林砍伐和分割导致的竞争压力。
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在这个总体方针下迈出的几小步，距离解决因保护北方斑点鸮而划拨出林地所造成的就业和社区稳定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而，釆取一种能够满足森林生态系统和社区需要的统一的劳工一环保战略是切实可行的。要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必须投入一些赢余资金，帮助那些因新的生态需要而失去工作和所在社区受到严重影响的工人。
不无遗憾的是，像威廉·斯特里特这样的人在工会界有些孤立，而当人们在这方面只投入极为有限的精力时，西北地区的劳工组织也就不愿意全力推行生态转化（或行业转型）计划，因为这被视为向主张削减伐木指标的环保主义者做不必要的妥协。当时的一个迹象是，俄勒冈劳联—产联主席艾夫·弗莱彻曾威胁俄勒冈民主党众议员伊丽莎白·弗斯，如果她继续反对救助伐木工人计划，就不再支持她的连选连任。而由于主要环境组织对工人艰难境况漠不关心，而且直到最近才谨小慎微地开始考虑行业转型的问题，这使情况变得更糟。
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反对环保和支持资方的保守联盟在这一领域使工会的作为黯然失色，这应该不足为奇。因而，当“上帝班’‘于年5月宣布将免除《濒危物种保护法》追究的土地管理局13笔木材销售案的法律责任时，据称俄勒冈土地联合会的一位代表竟说道：“这一决定是俄勒冈工人的一次胜利，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调并不代表这一阵营的立场，倒是保守的支持企业的反环保运动的市民联盟，诸如俄勒冈土地联合会（包括牧场主协会、房地产开发商、反工会组织、基层木业组织和黄缎带联盟等成员单位）在进步工会对危机问题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应该成为“俄勒岗工人”在原生林问题上的主要声音。
地方工会组织未能大力推进生态转化计划，部分原因是对于地处偏远地区自然资源行业的工会来说，依靠自身力量推进这种计划是极其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现实情况下，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经济危机严重，资本重新配置，工会作用下降以及环境管制加强，都使地方工会难有作为。从根本上说，实施生态转化战略，并不十分需要臆想中的衰落社区的积极性，而是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动，包括寻找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将经济盈余输入生态转化项目的手段。不容置疑，用于这种目的的盈余资金是存在的。[1]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石油化学原子能工会提出创立“工人超级基金”，给予因环境问题而被迫转行的工人最长达4年的资助，使他们能够获得职业再培训，甚至通过延伸教育实现整个职业生涯的转变。“工人超级基金”还可用于其他方面，如资助设立小企业以及补偿从事较低工资工作的工人的收入。如果年资助100万工人，基金额将达400亿美元。[2]
[1] [2]
但近年来，美国实际的发展趋势却正好相反——对转行工人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联邦用于工人再培训的费用远远低于里根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好承担越来越大的产业转型造成的社会成本。1987年，用于就业和再培训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瑞典是1.7,前西德是1，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是0.7,而美国却只有微不足道的0.3。[1]
[1]
这种情形不单是工人和行业工会的问题，也是任何名副其实的环保运动的问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这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区别开来。人们需要的是稳定而有价值的就业和日益改善的生活质量，因而与生态恶化的集约过程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西北林业工人出于自身利益，首先要设法保护他们的生计和社区。在这一方面，出口未加工的圆木、无情的机械化升级，与“新林业”相悖的砍尽伐光、滥用化学除草剂、焚烧林木废材等等，都是工人所不愿接受的。
所以，可以看到，似乎经常迫使工人保持反环保立场的“就业胁迫”，与通过剥削人力和自然的手段将追求利润的一种制度紧密捆绑在一起。[1]发动大规模环保运动的直接途径，就是要通过生态转化——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规划新的与自然合作的关系——从每次生态斗争的核心努力解决就业与环保之间看似难以处理的冲突（目前以斑点鸮与就业岗位之间的冲突为象征）。这将意味着必须摈弃环保主义可以超越阶级斗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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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广泛的生态转化运动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同样也意味着作为整个社会与环境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因为这始终是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环节。这种合作关系通过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必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1]这种转化需要革命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摈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社会主义——从正面而不是负面取代资本主义——对任何转化过程都至关重要，因为它对世界范围平等变革的广泛承诺，反映了对各种不同社团需要之间相互适应方式的理解，“这种方式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并且能满足全球环境的需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已自身显示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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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不难看出，原生林的迅速破坏是生态系统与利润的矛盾问题，而不是斑点鸮与就业岗位的问题。生态学告诉我们，在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发展形成的原生林中，其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个临界点，破坏程度超过这个界线，生态将无可恢复。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条通往更理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途径，这种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聚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不论问题是物种灭绝、以身殉职、妇女自主权、向少数民族社区倾倒有毒废料、城市衰落、第三世界贫穷、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核污染、沙漠化、土壤侵蚀，还是水源污染，所有的问题与答案都是一样的。正如《欧洲的绿色选择》一书作者描写的那样，我们必须在两种逻辑中做出抉择：“一方面，是与其他事物脱离的经济学，而另一方面，是生活与社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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