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仍然相信世界立刻革命的地方

“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荷兰人，一九二三年到柏林学摄影化学，”伊文思说，“一九二三年，通货大膨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成立，德国皇帝进监狱，格罗茨¹的讽刺象闻名于世，德国签凡尔赛和约受序。

“凡是有正义感的人，无不向往一个人们能在一起工作的世界，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理论上，这是很自然的，对我来说，无政府主义同和平主义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过送皮杜中心的‘巴黎——柏林展览会’吧？我当时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那时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发现了埃格林、鲁特曼²、皮斯卡托³的人民舞台、舍恩贝格⁴、欣德米特⁵、艾斯勒和绘画革命。

“但是我看到社会党政府，施特雷泽曼⁶，拉特瑙⁷都不行。一九二四年，我在德累斯顿的伊卡照相电影器材厂实习。城里发生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镇压人民运动凶狠毒辣。我埋怨自己没有参加直接的活动，于是我把指挥刀退还荷兰女皇，声明不愿再当军官了⁸。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决裂，因为无论如何，这把刀我是用过的。

“我参加示威游行，与同我一起工作的工人们站在一起。我看到共产党人的要求十分具体，这就促使我接近他们。我开始读列宁的早期著作，读他在革命初期写的文章。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对我说：‘列宁背叛了革命，巴枯宁是最伟大的作家，苏联处决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政权问题。武装革命打碎社会之后怎么办？怎样对付现存的庞大的统治机器？我相信共产党人有办法。

“我没有加人德国共产党。我为他们在莱比锡和柏林之间运禁映的影片。这很好，因为这个工作很具体。但是我有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后来我又回到父亲的企业，做技术主任。”

——你同家庭的关系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我有两个兄弟，两个姊妹），父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思想是十九世纪的。全部财产就是这个家庭企业卡比公司。哥哥学医，这已经是一个牺牲。父亲是这样想的：“我为科学牺牲了儿子”。他身后，母亲和两个妹妹怎么过呢？我是次子。我想走政治和艺术道路，这就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父亲要我继承他的事业。但是我没有商业头脑，对于买卖毫无兴趣。

我和哥哥的关系，就好象凡·高⁹和他的哥哥一样。哥哥支持我不从父命，同时又使我不担背叛家庭的思想负。

——在离开卡比公司之前，你的生活情况怎样？

——我在阿姆斯特丹父亲的一个铺子里做技术主任。我大量地读书，听音乐。我对斯特拉文斯基¹⁰爱之入迷，就象你们现在迷上了滚石乐队¹¹一样。我当时过着两种生活：白天做生意，晚上同大学生、画家、雕刻家、诗人们在一起。我在柏林的时候遇到一个女摄影师，在阿姆斯特丹她就同我在一起。过的是放浪不羁的生活，什么也不需要。

艺术在发展，电影也有先锋派。当时还没有想到大规模生产电影赚钱。好莱坞简直是当代一怪。人们看爱泼斯坦¹²，日耳曼·杜拉克¹³，曼·雷，卡瓦尔康蒂¹⁴，雷诺阿¹⁵，雷内·克莱尔¹⁶等人的影片。人们发现了苏联革命时期拍的现实主义影片。为了看普多夫金（他后来到阿姆斯特丹来过）的《母亲》，因为怕检查，我只能用两台手提式放映机在夜里放映。就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了我唯一真正喜爱的影片。还有《战舰波将金号》。这是一大发现，于是同大学生们一起组织了一个俱乐部性质的电影协会，为我们喜爱的影片辩护。

我不是艺术界出身，是一个继承父业的工程师。怎样才能进入影坛？于是我开始进行纯美学的研究和尝试，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我进步得更快，我还没有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

——你是工程师，也是知识分子。你同荷兰共产党的关系怎样？

——我在意识形态上，在唯物主义哲学上，同共产党很接近。但是我不愿意承担入党后的全部后果。我当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在经商。我将一辈子留在党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不比别人低。我认为我看得很清楚，这是工人的政党，没有我立足之地。

我每天看共产党报纸，好比现在看《解放报》，可以看到别的报纸不登的消息。当时界限非常分明，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共产主义。社会党人漂在资产阶级一边。

对我来说，我的生活很完美，我非常幸福。一九二八年，我完成了一部表现动作的习作《桥》。接着在一九二九年拍了《雨》，这个片子我父亲还能接受。一九三〇年，由于普多夫金的关系，我应邀访问苏联。

在那里，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所有的人都戴鸭舌帽。人们坚信工人阶级有伟大的才能，人类已经赢得的东西，工人阶级能把它推到最高水平。这是最有朝气、最自觉的阶级。我看到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创作灵感如泉涌。坏事我见得不多，内战我能接受，在人类历史上这样伟大的转折关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到荷兰的时候，就象十年前从中国回来时一样，是寥寥可数的几个到过苏联的荷兰人之一。我到处做报告，人们同我握手，因为我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探察。父亲很不高兴，因为顾客们会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次访苏（一九三二年）更进一步激起了我的热情，同时，要通过电影使人们考虑问题、使人们行动起来这个念头，更强烈了。一九三二年的苏联，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十分贫穷。他们已经考虑到德国会进攻。我开始懂得，一个相信自己的革命的国家，可能遭受多少苦难。

有人要求我拍一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片。计划订得太笼统，普多夫金就为我出主意：“你为什么不抓住一个方面拍呢？”我到处跑，最后发现了乌拉尔的青年。年龄最大的工程师只有二十四岁。天气寒冷，住在木棚里。跳蚤成患。建设一个国家困难重重，但是人们意志顽强。劳累算不了什么，人们知道在朝一个目标前进。以后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犯了错误。

接着，我生平最有趣味的篇章之一开始了。我的头几部影片在巴黎的“28号摄影棚”¹⁷和“于絮琳修女院”¹⁸上映以后，在作家和艺术家中，获得很大的成功。在他们看来，我是荷兰绝无仅有的先驱者。一九三三年，亨利·斯托克邀我同他一起拍比利时博里纳奇矿工罢工的后果。技术上我是在行的，但是我突然处在一个斗争的环境面前，我的摄影机变得十分胆怯，十分呆板。

《博里纳奇》是我第一部“考虑问题的”影片。它控诉社会制度，揭露贫穷的根源。有人说：“这不是艺术。尤里斯·伊文思以前是个艺术家，现在完了”。于是，在荷兰再也没有人要我干了。

——几年之后，你应邀去美国演讲，谈你的影片。对你来说，这个世界是苏联的对立面，实地一看情况如何？

——我还记得纽约，建筑物高耸入云。后来，我告诉普雷韦尔，那里有自助餐厅，他还不相信。他对我说：“这个东西没有灵魂，不是生活。”一九三九年我同他谈起脱衣舞，他也是不相信。我想：“你错了，这里也马上就会来的。”但是后来因为战争而就耽搁了一下。

我带着我的划分世界的理论到了美国，发现那里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顶峰。我把我的阶级斗争公式套到种族问题上，这个公式到处都能适用，懒人可以因此而满足。我很懒，但是慢慢地，老一套说法一个个站不住脚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我面前。

面对这个富有、效率高，但是没有传统的国家，任何欧洲人都怀有一种优越感。如果说政治上美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是人们知道，在美国这个世界里，不是一切都是如此愚蠢的，例如听到人家谈起的波洛克¹⁹。我发现纽约有文化生活，我也知道，一旦发现某人有才华，就把他送到好莱坞，在那里把他毁了。

好莱坞影片的情感主义，我同你说过，我们是反对的。当时的好莱坞是一个幻梦制造厂。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在它雇佣的五万人中间，也有些作家、编剧、导演和摄影师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他们在那里也是出于无奈。

在好莱坞，我受到一个接待委员会的招待，有克伦威尔、金·维多²⁰、福特²¹、马歇尔等人。他们看过我的全部影片：《桥》、《雨》、《英雄之歌》、《新地》、《博里纳奇》。他们对我的影片的评价，以及多斯·巴索斯²²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评价，都要比欧洲人高得多。

我很快学会了英语，熟悉了环境。我介绍苏联的情况，因为我是仅有的到过苏联的几个人之一。在好莱坞，做左派是很时髦的，是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早期活动连在一起的。他们一边三千美元周薪，一边听马克思主义的课。

——那个时期，人们还在想世界立刻革命的可能性……在想起来，这些指导你一切行动的幻想真是奇怪。

——三十年代未，你认为哪个国家是你的祖国？你为什么没有在苏联定居？

——我当时漂泊不定，失去了经济基础，离开了父亲的企业。我不愿意留在苏联（我又去过第三次）。我想，你们进行了革命，但是我们还没有。我的斗争岗位在西方。我坚持保留了荷兰护照。有一次，钱拉·菲利普²³对我说：“你终究仍旧是荷兰人。”我不理解这个“终究”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在法国有所依恋，不过仅是精神上的关系，合不到一起。我是国际主义者，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四年期间，美国是支持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中心，就象后来的反帝斗争集中在越南问题上一样。

——你没有想参加人民阵线²⁴吗？

——布鲁姆²⁵背信弃义。说他背信弃义还不够。但是这也很容易理解，他代表着社会民主党的利益。

——那未你是一个战斗的电影工作者？

——我是一个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战土。我不是政治家。在考虑工作时有时候很教条，但是现实马上会纠正这种情况，于是影片就通人情了。我是作为反法西斯战土，探索工人阶级和党的作用而到西班牙去的。美国人莉莲·海尔曼和多斯·巴索斯给我一个剧本。但是在巴伦西亚²⁶我意识到：你在这里干什么？人们正在战斗，快到前线去。

即使在中国，我们也没有剧本。在我看来问题在于要向现实进攻，因为现实会使你着慌，你会掌握不住它，这是个危险，你需要防卫，就得进攻。同现实的这一种关系，画家、音乐家就有。

我从来不喜欢写作。我写过《摄影机和我》，因为当时正失业。这很困难。然而搞电影，我就心中有数，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是碰机会凑巧，那个是趣味不雅。但是，我不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一组镜头不满意，又无法重拍，我就设法在剪辑时加强前面或后面的镜头）。在剪辑《西班牙的土地》时，要是再有三个月时间，我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时间，我要行动，影片是武器，它不能出得太迟。

继《四班牙的土地》和《四万万人民》之后（两片都是知识分子组织资助的），有人向我订拍几部关于“新政”的片。美国当时的“新政”就象你们的左翼联盟²⁷。它投入了最精锐的力景。这种精神产生于危机之后，现在已经消失了。罗斯福上台，安排失业人员就业。

罗斯福计划是建设计划，要拯救一个国家，不是小事情，不能骗人。然而“新政”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毕竟是资本主义。我在一部关于新边境的影片中开始揭示这个问题，这部影片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

——你当时仍旧是亲苏派？

——我对我的观念始终不渝：苏联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同美国共产党人谈得很多，我同真正的反法西斯流亡者（布莱希特²⁸，艾斯勒）保持联系。

我同情所有的左派运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去年我才能重访美国。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期间，麦卡锡委员会（尼克松也在其中）提的一系列问题中，就有一个是：“你是否认识或曾经与伊文思先生交往过？”如果认识，就证明你曾经资助中国和西班牙。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苏联，美国尚未参战。他们要等到十一月，日本人进攻之后才参战。为了动员美国舆论，我们同路易斯·迈尔斯顿一起拍了《我们的俄国战线》。必须赢得这场战争，这样苏联将更强大，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将更广泛。后来，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了六个月书。格里尔森²⁹邀我到北大西洋去拍一部关于加拿大舰队的影片（同时，弗兰克·卡普拉³⁰请我参加陆军电影署，可惜晚了）。

——你选拍了什么东西？

——我不能一下子什么都抓。我选择了潜艇，拍了攻击和战士努力防御的镜头。我需要两场戏，超过就是故事片了。因为纪录片有它的限度（尽管我说的常常相反）。四个月中，我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观察，理解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危险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幻秘。但是我无法全部都表现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仍旧在那里，是不会消失的，而且以后会对你更慷慨。如果你真正体验了它，你一定能够再把它拣起来，再现它。限度是要找的，因此我谈我的经验。不过，如果你明天证明我错了……

——经验不是永远正确的吗？

——经验不是永远正确的。一九六八年的运动³¹中，经验没有用了。在智利，在古巴，我也感到应该慎重对待一生的教训。孩子总得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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