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六九年代：火热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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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中，不论对于左翼政党还是工会的政策，工厂斗争都表现出了工人行动的强烈自主性。金属工会曾试图领导斗争（有时办到了），但工会的不断分裂（有意大利劳工联盟、意大利工人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加上工会上头只听命于政党，使工会无法充分理解基层工人表达的新要求与内在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在1965—67年间，作为反对党的意共主导着中左派，它仍希望制订一个“政治计划”，以便“规划”和“安排”新资本主义的政治、生产与经济发展。它延续着战后“意识形态重建”的路线，与中左派在行动上的唯一区别，就是要求一个“民主计划”，即要求共产党和工会参与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的制订。

在工会和党的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它从未消失过，相反，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它的声势更大了——“让工人阶级成为国家”，让工人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放自己。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工会的整个战略甚至都鲜明地将对工资增长的要求与对生产力提高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从中左派建立以来，共产党为了让自己与社会党有所区别，对它持温和的反对态度，还将它的“政治计划”视为“工人阶级应当且能够领导斗争，使‘政治计划’成为实现各种目标的工具”，认为“生产率不是，也不会是与工人阶级无关之物，后者应当广泛地将目标与生产力提高结合在一起。”

不难理解，这样构想的政治战略与工人的本能倾向背道而驰——他们长期处于分裂和地下状态，但有时会突然登上舞台、采取行动，也倾向于打破集体协议的死板规定、打破工资与生产力的联系、制订脱离传统的斗争形式。虽然六十年代初以来，大量的工厂工人转向了共产党，但它拿不出可行的政治出路。

另一方面，不管是不是农民工，年轻无产者都必须在工厂的专制下维护自身权利，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工会，却要忍受后者在自己的要求与管理层之间的“调解”。“由于厂内阶级斗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工会斗争，厂里唯一的日常组织就是工会。”¹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工人阶级一直都看不到自己的要求与想要代表他们的人（政党和工会）的政策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为了打倒工会领导层而进行的不断反抗，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矛盾。对于经常谈起“党利用工人”或“工会利用工人”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这也不是一个愉快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所有新的斗争形式（野猫罢工、轮班罢工和间歇停工）都超出了工会传统，并伴随着“阶级自主活动”的缓慢形成。

自1965年以来，工人的压力越来越强大，往往与治安部队公开冲突。政府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和许多工业中心都派出了警力镇压工人。1966年，在米兰的阿尔法·罗密欧，工人和警察打响了真正的游击战（最终双方在“交换战俘”后停火）。而在米兰博览会开幕式之际，即便工会领导人施加了重大压力，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工人罢工，他们跑到博览会想对萨拉盖特²（当时的共和国总统）起哄，他肯定是察觉到要出事，明智地留在了罗马。

“在1966年重签协议时，诞生了首个基层工人民主组织，它是六十年代米兰西门子的第一个工厂委员会：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罢工委员会’。由于工会选择谈判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别的原因，‘委员会’没能持续多久，但这一迹象还是表明，工人的要求已经让他们走向了新的组织形式。”³正是在这些工人的自发反抗中，诞生了最初的新兴革命左翼团体。毫不夸张地说，平等主义和反生产力至上的观点，也将对先锋队和工会产生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意共的政策纯粹是寻求执政，它要求工会（为党的需要而服务的工厂“传送带”）扮演党与政府以及“新资本主义精英”进行协商的有力“社会角色”。于是，工会统一的客观需要（由于政治背景不同，分别有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会）被当作一场野心勃勃的行动，为共产党入阁执政打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与资本主义制度合作成为了主导因素，总工会也在“工会统一”的名义下，退回到比起其他工会更“合作”的立场。这就解释了，比方说，为何金属工会领导了1965—66年的斗争，它的成员人数却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年轻工人产生了新的观念，他们的处事方式与过去大有不同，他们大多数与诞生于抵抗运动的工人传统脱节，对于厂内等级选拔标准也十分冷漠，此外，在他们身上反映着更普遍的要求平等和反对专制的气氛，这主要来自厂外——对于这一切，工会领导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

“大众工人”是六十年代新一轮工人斗争浪潮的主角，它是无产阶级的新政治形象，具有新的特点与目标，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这一形象被定义为“典型的南方人，十八岁到五十岁的南方穷光蛋，啥工作都愿意干，就算有文凭，也没有一技之长，多半要到北方打工。他没有稳定的工作，天天打零工，或者被迫从事各种职业。”

这一形象是在政治上完全自发诞生的：它处在传统组织、政党和工会之外。它摆脱了以往的一切政治传统，独立自主地活动着，真正站在事实上，在现实斗争中重新建立起全部的政治实践。

正是这一无产阶级的新政治形象，扮演了整个欧洲过去二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角。他们从意大利南方农民工过来：从菲亚特、大众到雷诺，从比利时矿山到鲁尔。他们是近代伟大工人斗争的主角。他们颠覆了一切，将意大利拖入危机。他们让资本（无论是在工厂还是整个制度中）陷入了绝望。今天，他们迫使雇主使用经济危机这一极端武器，甚至让后者为了给自己的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不得不摧毁自己的财富。

雇主的敌人是南方无产者：他们一无所有，从事着千百种生计，“背井离乡者、失业者、农民、被赶出门的佃农、没有土地的短工、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这些就是中低技术流动劳动力的预备役。”他们在南方找不到工作，就到都灵、米兰、瑞士、德国或欧洲各地。为了挣房租和钱，他们接受了最艰苦、最累人和最不人道的没人肯干的工作。

当然，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政治行动还不是由阶级意识决定的。他们只是处于资本主义计划之内，即资本主义积累法则之内，完全受资本的支配。

但最关键的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资本对这一无产阶级形象，对（正如上面定义的）“大众工人”的统治，已经被打破和粉碎了。这不是因为这一形象因要求权力而产生了新思想、从而得到了新觉悟。正相反，它是在这一无产者形象的物质要求中，在冲突的现实需要中被打破的。资本的统治在斗争中被粉碎，在六九年的菲亚特被粉碎，因那些年势不可挡的斗争而在全意大利被粉碎。

六九年及之前的斗争，和今天的斗争完全不同。这些斗争诞生在发展的中心。这一工人形象诞生在资本的劳动力使用上、在资本发展过程与积累计划之内。突然之间，曾经资本的基本法则——使用南方劳动力作为自身飞跃发展的保证——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暴露出了彻底的矛盾。因为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创造财富的无产阶级，同样也在整个欧洲创造财富。这类无产者在与资本的关系中，完全基于自身的物质需求展开他们的政治行动。

这些工人即“大众工人”，与旧的共产党传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是由与建立共产党的工人完全不同的工人阶级所组成的。

意大利共产党诞生于北方的都灵，它在十月革命和苏联成立的影响下，诞生于工厂委员会运动。它的基础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工人，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要求权力。他们懂得如何完美地制造“巴利拉”（Balilla）这款车型，也以生产财富的名义，要求对这同一笔财富进行管理。

当年的先锋队，其实就是工人实行管理的委员会，它们受到工厂职业的影响，试图取代雇主，由自己来提供领导。但是，为了打击这些组织的进攻，引起了后来资本主义的反动。客观来看，苏联的经验与委员会运动引起了反动，导致作为生产过程主角的专业工人被摧毁，并被生产周期吸收。

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导致了传统工人的失败：法西斯主义、技术飞跃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它必然导致专业工人被摧毁，并被另一种生产劳动力取代。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型工人取代了技术工人，他们在生产关系与生产组织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些流水线工人是非专业的、无技术的、流动的又可相互替代的。他们是二三十年代伟大技术飞跃的福特制与泰勒制流水线的工人。时至今日，工人与机器和工厂的关系完全改变了。⁴

虽然这一主观文化仍模糊不定，但显然，它表达的是拒绝将生产力与工资挂钩。这种文化是不被理解的，例如（金属工会的前领导人）特伦廷⁵在文章中写道：“所有人都平等的工资增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主义思想”。这位工会领袖（他甚至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还享有很高声望）的十足愚蠢，还是被高歌猛进的“火热之秋”给无情戳穿了。

此外，不仅是“工人的政治构成”经历了急骤转变，技术人员、职员和服务业工人（邮局、电话局、医院和运输业等行业的工人）的境遇与职能也在不断变化着。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的生产周期中，雇员与技术人员的传统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技术重组过程中，技术部门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文员的职能则大大缩减。

在习惯上总是加入（白领）工会、在社会和心理上倾向于将自己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屈服于雇主的威信与效率的神话，在个人和日常消费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无力理解新资本主义周期的动力。他们时常把票投给中派或者保守派。由于意共的社民化及其对中产阶级的征服，他们也受到意共的压力。地位与声望不断丧失后，他们看到自己的购买力也在逐渐下降。他们被新型管理技术（自动化与打字设备）所取代，在广泛的现代化过程中，又有成千上万的富有斗争性的年轻人成为职员。

因此，自身条件的“无产阶级化”将他们带进了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人和职员在斗争中团结”的口号开始在游行队伍里流传，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分裂。当然，许多技术人员在工厂中有“工头”的职能，负责“工作速率与工时”，少数有特权的职员还有一定的管理职能。这些人已经准备好面对工人的反抗和怒火了。

在这一背景下，当学生抗议活动在工厂外爆发时，基层工人马上意识到，工会的角色是与敌对阶级进行政治合作。从那时起，反对工会政策的斗争就在工厂中发展起来了，而对共产党的批评也直接反映在了对总工会的批评上，因为后者显然是由党主导的。

反对工会合作主义政策的斗争，采取了多样的形式。从仅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为了纠正（被认为整体上可行的）战略框架下的错误——到建立“独立组织”来为没法通过工会进行的群众行动，打下阶级基础。在后一种方式下，出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小型工会，基层统一委员会（Confederazione Unitaria di Base）登场了。

1968年春天，在反对“工资限额”和争取养老金的大罢工中，最初的基层统一委员会诞生了。两场斗争都证明了它的高度成熟。“工资限额”是分裂工人阶级的工具。因各自为战、地域与合同差异而产生的工资差别，只是雇主的把戏：斗争应当是统一的、全国性的和全产业的。但不仅如此，工人还要求把握他们在工作与剥削之后的生活。他们眼见了这个阶级的状况，他们的父母、亲人和朋友在工厂辛勤劳动了三四十年后，只能拿微薄的退休金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知道有无数人工伤致残或死亡，要求改变这一切。

从那时起，“工资限额”被废除，养老金制度也开始改革。成百上千的工人走上街头，常常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在瓦尔达尼奥——马佐托（Marzotto）伯爵的领地——工人们推翻了统治该地区的家族创始人雕像，学生们也经常聚集起来参加游行，而老板的报纸（很多时候，共产党的报纸也一样）一直在胡说八道：是“中国人的小团体”在搞鬼。警察的暴力行径与规模无法控制的工人示威活动震惊了当局，迫使工会和共产党去领导工人骚乱，官方也把解除警察武装，再将确保公共秩序的任务交给工会等等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在警察高层和特务机关中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可以说，后来被称为“紧张战略”的战术，从那时起就被使用了。1968年8月30日（12月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一枚炸弹被放在米兰的“文艺复兴”百货，最终没有爆炸。警方负责人阿莱格拉（Allegra）（他在国家恐怖主义时期成名）在一份机密文件中写道：“爆炸物是无政府主义者安置的，他们在放炸弹之前给警察总部寄了一份信，署名大写的拉瓦肖尔无政府旅⁶。”

不用说，一场事先报警的袭击也太夸张了。后来，没人再提“文艺复兴”百货的炸弹案了，只是一段时间后，有人企图把它嫁祸给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的一位同志，整个过程跟“炸弹”案一样蠢得要死。这起案子被法院驳回（同时，议会必须专门讨论解除警察武装的问题），但从1968年开始，为了防止任何的民主转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网络已经搭建起来了。

让我们回到基层统一委员会的问题上，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背景和产业下，委员会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它们的扩展在1969年秋季达到高潮。由于工人集中在北部，基统会主要出现在北方地区，那里曾与工会的策略经历过复杂的对抗关系。这种现象发生最多的地区是米兰、帕维亚、特伦托、马尔盖拉港和博洛尼亚。然而，在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比萨和罗马）与撒丁岛（托雷斯港）也不乏类似的经验。在南方，基统会仅在那不勒斯出现。1968年间，基统会试过相互协调，但没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学生们的意识形态太强烈，有时他们还把持了自己的基统会。

基层统一委员会最重要的典范，无疑是米兰的比克卡（Bicocca）倍耐力委员会。1968年春天，在罢工七十二小时后，公司即将签署协议时，倍耐力成立了委员会。一群工人（当中也有共产党、总工会和工人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张贴了告示，反对签署这份协议。没有哪一派进行过指导，委员会就这样自发成立了（它是组织斗争的核心，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机关）。

在倍耐力，劳动力更迭是一个剧烈且漫长的过程。具体来说，1967年后，合同工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三十岁，许多是学生工。这些工人与前些年进厂的成千上万年轻无产者具有相同的特点。与六十年代初招来的年轻农民工不同，他们几乎都有更高的学历、丰富的大城市经历以及复杂的精神需求。除了缺乏工会与政治经验、对官僚主义与工会合作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他们还对学生斗争更加敏感。正是这些年轻工人在倍耐力和其他工厂中，与进入工厂鼓动的学生建立了第一批联系。

在工厂外面开会的基统会欢迎学生和厂里工人一起开会，也经常会有一些技术人员和职员到场。斗争的首要目标既是签订新的合同，也包括工资不变，减少工作时长。“工会无法……对经济计划发动全面进攻”，根据委员会的说法，工会作为协商的角色，客观上就受到限制。“目标不能自上而下提出，应当在基层的讨论中确定，再予以推动”，“斗争是工人的唯一武器”。委员会的创建者们在1969年3月的 《十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下文收录），总结了他们的初期经验。文中介绍了工人在反抗资本主义计划的斗争中所有成熟的关键因素，许多因素将推动六九年“火热之秋”的斗争。

对签署协议的不满非常强烈。首先，是工人对工会的愤怒（当时不少工人撕了会员证），原因一是工会干部争着把协议算做自己的功劳。其次，工会大量的自我批评不过是想挽回信任，在大会上也想方设法要求工人克制。但对于工人来说，教训是清楚的：这场协议骗局的产生，来自于工人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洞见、缺乏不断斗争与直面老板的觉悟，它是工人寻求妥协的结果，而工会中央的路线（它只关注权术野心，丝毫不在乎基层工人的“政治”立场）也准备以“与上层统一战线”的名义，牺牲任何基层的需要。

为了给自己的不满找出出路，工人们提出了最初的建议，开始重视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对其进行讨论，想要找出斗争的方式。在工厂外面，的工人，以及其他打工者，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在这种气氛下，倍耐力基层统一委员会诞生了。

委员会成立的头几个月很艰难：工会向会员施压，让他们回到工会，而不是在工会外面活动。工会领导人最初也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委员会与工会领导人的讨论，以及委员会与党和工会在路线上的直接分歧，都清楚地表示它的做法和工会在本质上不同。

与此同时，虽然刚起步，米兰的学生斗争已经出现了工学联合的主张。尤其是在因诺琴蒂，学生运动的加入提高了斗争的烈度、提高了战斗性，帮助工人达成了一份出乎意料的协议。

倍耐力委员会的工人现在看到了与学生搞政治合作的可能性。他们与看上去比较有毅力的学生取得了私下联系。于是，委员会就由工人和学生组成了。

由于学生运动的出现，基层统一委员会成为了一种新的工会。自然，学运克服了山头主义的局限，而学运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性质，把许多学生带进工厂——资本诞生之处，亦是最露骨展现其矛盾的地方——进行政治工作，为的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瓦解体制。但在六八年米兰工人斗争 （比如在因诺琴蒂与马瑞利〔Marelli〕）中，学生只起到了纯粹工具性的作用：协助分发小册子和参加纠察队，这显然是缺乏远见的。在委员会中，学生不再属于从属地位，而是作为工人参加工作，这项政治工作不允许搞特殊。此外，学生们也一直保持着工厂中的活动，这既是学生斗争的反资本主义目标的需要，也因为。

因此，要在工厂委员会内部建立正确关系，需要建立对等的责任，这意味着对策略、手段与斗争时机，进行集体的制定与决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坚决地摆脱了以下几点：一，工人主义：“工人即自己”的说法让学生畏手畏脚，限制了他们的参与和行动。二，学运与工运的“各自管一摊”：这是共产党和总工会定下的，为的是保住它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阻止学生与工人在组织中的统一，因为这将威胁到它们的地位。

至于意共主导的学运，它们也尝试过与工人合作，虽然大多收效甚微，只在个别场合才取得成果（游行或纠察队），这是由于学运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认识（更不用说一边高呼“学工团结”的口号，一边对倍耐力情况无知又自命不凡的学生“领袖”了）并不能达成委员会的目标：学生与工人共同分析、决策与发挥政治作用，只在偶然的情况下，委员会才会分配任务。因为前者具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与行动力，可以更好地保证组织效率，后者更了解工厂的情况，也有更好的立场来分析事实、给出具体建议。

另一方面，委员会始终欢迎学生的参与，也欢迎一切认可委员会的做法、愿意出一份力的“外部势力”，即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左派积极分子。

委员会没有建立在任何的意识形态上，它诞生于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分析，这一分析无关其总体形势，而是关乎厂内的具体事务。委员会政治讨论的基础是。对倍耐力工人的条件进行讨论，就能掌握何时能够动员。

它要表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要素，工作速度、计时制和有害环境等等，无非是剥削的要素。剥削不是光说说的，它是工人在厂里的切身现实。因此，委员会总是先从分析工人的具体情况开始，从表达不满到直面剥削及其根源。

从小组到共产党的左翼，许多人（红色手册、“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 Operaia〕、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马列派〔marxistas leninistas〕以及意共〔马列〕⁷等等）都尝试过介入工厂斗争。

委员会批评过这些组织的介入（而它们从来无法理解为何挨批）：不管意图如何，它们的行动都是“外来的”，因为它们从既定的理论分析或某种政治思想的需要出发，再试图引入不受工人欢迎的斗争路线或纲领。

委员会认为，工人阶级无法回应左翼组织的类似干预，因为真正的斗争出发点必须是让工人从具体现实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行动和理论都无法取代这一点，否则将会陷入空想与教条。

委员会意在根据工人的厂内情况，制定其政治方案，按照工人的觉悟水平检验其斗争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只顾眼前”或局限于工团主义：委员会的实践，显然也是政治化的过程。

委员会旨在夺取“工人权力”。总之，如果要对老板发动进攻，必须经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当工人认识到自己的任何一个经济要求，不过又是换来一场更大的骗局时，朝向老板的矛盾才会爆发，因为他的经济要求只有夺取权力的全面斗争才能满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老板制订每一项决策时，他的权力都受到了质疑。

纯粹的经济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唯一能够打破现状的是政治主张。政治主张也要求改良，但它与日常意义的改良不同。

反之，。

例如：不是为争取计件工作制或改善工作环境而斗争，而是通过抗议计件工作制或反对有害环境，（在斗争之前，制定工作速率和有害环境标准的是倍耐力公司。在斗争中，工人自己就能决定工作速度、拒绝有害工作等等）。

任何主张都可以用来推动斗争，如果斗争变成政治性的，就有可能成为颠覆性的斗争，创造出革命斗争的地点与时机。但众所周知，在目前形势下，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仍然与工人政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相分离。

但是能够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恰恰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经济斗争只有在政治层面上战斗才会有成果，反过来说，为了不让政治斗争陷入无力，它也不能与经济斗争相分离。此外，工人认识到自己在工作场所的利益与权力，就能推动社会的全面斗争，反之亦然。

如果继续现在这样，政治斗争都由党来领导，而经济斗争都由工会来领导，工人阶级就有疏远这两者的危险。更不要说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早已蜕变成官僚了。

委员会旨在。

综上，委员会，也未针对工会进行分析或批判，相反，它对工会的客观作用提出了质疑，在工会的纲领文件中这样写道：“因此，在（资本）这一层面的工会，应当以工会的手段将斗争约束起来。工会必须越来越发挥协商作用，必须进行协商，然后才斗争（这点被经常提到，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到它）。厂内委员会必须服从工会中央，积极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劳资代表人数相等的委员会已经失去意义，它们是反对工人的武器，因为它们只在显然不公正的场合出面，几乎都处在老板的掌控之下，因为里面的一半代表是管理层，另一半代表才是工人，但我们知道，总有几个无耻之徒是被收买的。”

工会负责协商，总是用斗争来换取协商，或者将斗争放在协商之后。工会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它会为了协商，转而削弱和压制工人的战斗性。

委员会并未寻求与工会的对抗或合作，因为它在另一层面行动：它在问题的政治表达和斗争的政治领导上，真正克服了工会的领导。

但是，虽没有寻求对抗，委员会还是与工会领导倍耐力斗争的方式产生了分歧。委员会指出，（工会领导的）罢工仅仅是示威性的，它是为了达成协议而进行的示威罢工，这些罢工就像安排好的一样，它们是无害的，无法引起老板权力的危机。

委员会成为了的传播者，即。

这种罢工的观念也使倍耐力工人阶级克服了当前阶段，目前的斗争几乎都是由老板的挑衅引起的。因此，我们仍处于防御阶段，但正在转向进攻，从“生产罢工”中就能看出，没投入斗争的工人也不想参加任何谈判，于是决定减少产量。

因此，委员会与工会产生了分歧，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时被工会接受，有时又遭到工会的攻击和拒绝，但它没有指责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而是相反，它强调了，并且指出。

除了公开攻击之外，工会还对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包括工人和学生）进行了人身攻击，企图夺走工人（至少是进厂“融工”的革命学生）的同情。这都是白费力气，它最终被迫承认了委员会。

值得一提的是，《团结报》几个月以来都没有提过委员会。只有当倍耐力罢工发生后，它才承认了委员会的存在，但只把它作为“助力”。波河电台（Gazzettino Padano）声称工会在这些罢工中毫无作为，污蔑委员会是“外部势力”，在厂里制造紧张关系。这也是《意大利晚邮报》在文章中（1968年12月12—17日）的态度。

⁸

六九年初起，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蔓延了整个半岛。尽管由不同的原因和需要引起，漫天遍地的抗争已经不可控制了，尤其是在中北部地区，但南部也受到影响。1968年间，警察部队在政府和报纸的支持与掩护下，频繁进行粗暴的干预。同时，治安法官也在背后支持警察的行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即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就有将近一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被指控煽动暴力或被羁押。

“警察到处肆意妄为。1968年6月，他们突袭了电影节，逮捕了二十人，控告了三百多人。同一天在阿布鲁佐的兰奇亚诺，他们袭击了罢工工人。7月10日在巴勒莫，他们袭击了贝利切的地震受害者，这些人当时正游行前往当地政府。一名军官下令袭击，他大喊道：‘给这些流氓一点教训。’男女和儿童遭到暴力殴打。1968年12月2日在阿沃拉，警察向农民开枪，打死两人，还有多人受伤。”1969年4月9日，警察在巴蒂帕利亚向游行者开枪。在整个意大利，示威游行都伴随着长期的暴力冲突。同时，警察配备了更好的镇压装备。透明盾牌（俗称“罗马盾”）在巴蒂帕利亚首次出现。萨拉盖特总统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还在佛罗伦萨的保守派会议上给出了“信号”：他谴责“难以想象的暴力”，还说“走向进步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疲惫与痛苦。”

报纸立即煽风点火，把话解读为“总统对所有纳粹—毛主义反对派明确警告，表示反对令人不安的‘极端反对派’的秘密协议”⁹。“极端反对派”的话题将在之后很长时间里，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王牌，执政的社会党则完全充当了反动势力进攻的帮凶。

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5日（抵抗运动的周年纪念日¹⁰），两枚炸弹在米兰爆炸，一枚在中央车站，另一枚在博览会上的菲亚特展台，后者造成二十人受伤。5月12日，发生三起爆炸案，两起在罗马，一起在都灵。不久之后，同样是在都灵，学生和工人的示威游行变成了示威者与警察的恶战，双方一直交战到深夜：七十人受伤、二十九人被捕、一百六十五人被起诉。7月，《景观》（Panorama）杂志发表了右翼政变的传闻。新法西斯团体号召动员，共产党严阵以待。7月24日，在米兰的司法宫里，发现了未爆炸的疑似与都灵和罗马爆炸案相同的炸弹。8月8—9日凌晨，铁路受到了八处袭击（当晚有两枚炸弹未爆炸），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及人员受伤。¹¹

在上文扑朔迷离的文艺复兴百货炸弹案后，政权在六九年初改变了战略，包括调动警察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滥用暴力，而最大的变化在于，政权开始利用新法西斯团体和“独立机构”（情报部门之类），治安法官也开始大量援引法西斯法典（一直没被废除的《罗科法典》¹²），旨在限制言论与结社自由（针对“不断斗争”、“工人力量”与马列派的领导人和成员），再滥用职权指控左派，最后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以便压制一切形式的斗争和冲突。

米兰博览会上的炸弹案可以证明，这些事情是早就计划好的。在文艺复兴百货炸弹案近一年后，他们毫无证据就把无政府主义者“判决”为主谋。很快，无政府主义者布拉奇（Braschi）、法乔利（Faccioli）、德拉·萨维亚（Della Savia）、普尔西内利（Pulsinelli）、诺奇亚（Norscia）与马赞蒂（Mazzanti）被定罪，包括皮埃特罗·瓦尔普雷达（Pietro Valpreda）在内的数十名同志受到审讯。

此案在警察首长圭达¹³的指挥下，由米兰的警方高层，主要是卡拉布雷西（Calabresi）、帕内萨（Panessa）、帕尼奥奇（Pagnozzi）与穆奇利（Mucilli）负责调查。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决”为炸弹案嫌犯，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对于政治警察来说，“无政府主义等于炸弹案”是一个经过历史证明的、用不着解释的道理。那些被捕者也同样被指控为前几个月几乎全部袭击事件的主谋，他们被当成了凶恶的恐怖分子。有一份发给利沃诺（保罗·布拉奇的出生地）和比萨总局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布拉奇、法乔利和德拉萨维亚，它能使我们看得更明白些：“事实证明，保罗·布拉奇是一位活跃的炸弹恐怖分子，他在维琴莱昂内·埃利亚内（Vincileone Eliane）的明确指示下，前往意大利的多个城市进行恐怖袭击，他本人也是去年12月袭击司法宫的主犯。他的同谋是出生于博萨诺的比萨大学生法乔利·保罗，后者于该市发动了恐怖袭击。我司成功对布拉奇·保罗和法乔利·保罗进行了正式调查与逮捕。此外，还询问了布拉奇是否知道德拉·萨维亚·安杰罗·皮奥特罗（Della Savia Angelo Pietro）的下落，此人为炸弹恐怖分子且为上述两人的朋友。”¹⁴事实证明！证明了谁？证明了什么？什么都没解释！

展览会爆炸案的审判将持续很长时间，期间将诞生一类新的律师群体，他们自发地站在了被告的政治犯这一边：六九年前后，律师—同志的角色诞生了，更确切地说是同志—律师。被告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对真相一无所知，但这项警察与法院的协同行动，代表着紧张战略的新一步。就算是施展了这些阴谋，工人与学生的斗争似乎并没有退潮。

7月26—27日，在都灵的体育宫举行了基层委员会与集会的全国大会。这是过去一年诞生的自我组织进行统一的首次尝试。但它没能实现。但是，这场大会掩护了战术和组织决策的部署，它们将迅速成熟起来，从秋季开始，“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的小组也将通过各自的机关报和组织中心投入到斗争中。

9月初的都灵，秋天到来，敌人的进攻也开始了。最富战斗性的车间，尤其是五十四号车间，恢复了各车间的分批罢工。作为回应，阿涅利¹⁵以生产被中断为借口，不给其他车间的数千名工人派工作和发工资。这引发了第一个斗争高潮。短短几天后，争取协议的最初斗争开始了。局面非常紧张，到处出事。10月19日，罗马拉丁路的贫民窟居民点燃了自己的棚屋以示抗议。10月27日，在比萨发生的冲突中，一人死亡，另有一百二十五人受伤。

秋季运动的主要动力，是由革命与工会这两种不同冲突逻辑所交集（和对立）形成的。

工会试图组织大型游行示威（五万人在米兰角斗场参加了示威）来削弱革命群众对北方大型工厂的影响，孤立他们推运动更进一步的想法：在10月10日那天，“不断斗争”的工人小组一时间占领了米拉费奥里（Mirafiori）造车厂。

从10月到11月，经历了罢工、强硬纠察和货物封锁。政治势力、警察机器和治安法院都对工人领导的群众自我组织过程毫无办法，这些自我组织从城市到城市、从街道到街道，建立了分散型权力网络的组织与文化基础，它们将在未来十年发挥重要作用，深刻地改变意大利社会。

政治气氛正在升温，斗争的工人和学生不断控制着街道。虽是出于战术目的，工会也开始提出工人的要求，当局也在制定《劳动法》，以便为冲突赋予新的合法性，就算不考虑它的政治意义，那也将是工人在全欧洲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当然，即使在政府内部，专制与改良的两派也有矛盾，不管怎么说，政权看来无法再用恐吓来阻止“工人与人民的前进”了。仅在三个月中，就有超过一万三千人被控告：有短工、工人、学生、公务员和警察。“庞大的镇压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它在电视广播的掩护下，将男女老少、工人和工会成员、退休老人和无产者困在其中。”¹⁶“反共救国”让政府机关、大众媒体以及资产阶级的广大部门站到了一起。曾经支持1963年政变的《时代》杂志，摆出了三色的头版和一个沉重的标题：意大利将发生什么？

11月19日，住房问题引起了一场总罢工。米兰发生了暴力事件，警察无故冲击从剧院散场的抗议者。在事件经过中，安纳鲁玛（Annarumma）警官身亡，他极有可能是被一辆警车撞死。照片和目击者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如此，责任还是落在了抗议者身上。圣安布罗吉奥广场的国家警察¹⁷新警察局以安纳鲁玛命名。与此同时，萨拉盖特总统写了一封电报，上面写道：“年仅二十岁的安东尼奥·安纳鲁玛被野蛮行径谋杀，于捍卫民主法律时牺牲……冒犯了意大利人的良知……这项丑恶的罪行应当激励所有人，让我们孤立和消灭杀人犯。”

在每一座工厂中，争取协议的斗争都是讨论的主题，但那时，革命团体开始认为，它已经碍手碍脚，甚至阻挠了从工厂到工厂的、不断增长的自主性。他们认为必须快刀斩乱麻，避免队伍的分散。11月28日在都灵，“不断斗争”的传单写道：“工人们想要结束这场斗争，它历时太久、经历了太多阴谋……工会完全出局了。工人们的口号是‘受够了协议！’。”

在协议初步敲定时，革命组织的回应非常关键。在11月底签署新协议时，“工人力量”分发了题为“这是第一个骗局”的小册子。革命先锋队低估了协议的作用，对争取协议带有成见。任何工厂中的条件改善都被视为骗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改良措施没有扎下根，不足以打破雇佣劳动的奴役，以及“用命换工钱”的现实。

这种激进性并没有在讨论中减弱：它渗入了工人的文化，使之与工业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的工作伦理，以及在文化上服从于西方文明的命运背道而驰。在那个火热的秋天，工人们变得狂野了。这就是当时的文化革命。劳动的目的及其历史的必然，终于受到了质疑。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与西方文明的历史是格格不入的。

同样在秋天里，革命组织发生了转变，或者说，又给自己定了位。“不断斗争”与“工人力量”彻底分成了两个团队与两个独立组织。都灵是两个组织在论战与共同调查中走得最近的地方。别的地方各有不同：罗马的学生运动几乎由“工人力量”包揽，帕多瓦和佛罗伦萨也一样。另一方面，“不断斗争”主要在特伦多、比萨和帕维亚活跃，但也在米兰的许多工厂中扎了根。

那个秋天中最复杂的情况，或许在米兰。虽然产业工人当年在政治上尤为重要，但倍耐力、西门子、阿尔法·罗密欧工人群众的声音，还是没能真正传入学生运动中，后者仍然陷于国立大学城内的山头教条之争。

虽然米兰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戏剧性的方式参与了六八年代和工人之秋（米兰新闻界在七十年代的所有出版物都能表现这一点），但它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文化。它始终在被迫转变，而它本身是不懂得转变的。

¹⁸

1969年12月12日下午一点，在丰塔纳广场上，下帕达尼亚¹⁹的农民按照惯例与邻省的农民做买卖。历史悠久的农业银行也设在这个广场上，它在下午开业。下午4时37分，一枚重磅炸弹在银行的中庭引爆，造成十六人死亡，八十人受伤。同时，罗马也发生了炸弹案：下午4时55分，一枚在国民劳动银行爆炸，造成十六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下午5时21分，一枚在祖国祭坛处爆炸。下午5时30分，又一枚在复兴运动博物馆入口附近爆炸。同时，第五枚炸弹在斯卡拉广场的米兰商业银行大楼内被拆除。

无论是对于革命左翼的形成、对于工厂还是社会舆论，它都产生了轰动的影响。人们都觉得，将有大事要发生。最初的分析纷乱而不知所措，萨拉盖特则是煽动暴力之火，宣称：“米兰的袭击事件是悲剧性的恐怖活动链条的新一环，为了保卫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断它。”国外的看法截然不同，有人在一月份就写道：“萨拉盖特总统的党和产业家都对工人阶级统一的前景感到恐惧。恰巧米兰发生了爆炸案，这似乎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是对一个正在自然更新的社会的恐惧。”

但在意大利，少数知识分子立即意识到，这是国家为了遏制斗争而施展的阴谋。革命左派在几个月内就意识到了，丰塔纳广场炸弹案就是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一场值得纪念的“反信息”战斗开始了，1969年12月19日在米兰街头能读到署名“国际之友（情境主义者）”的传单，标题是“国会大厦又起火了吗？”，这显然指的是1933年把希特勒推上台的国会大厦纵火案。一开始大家不以为然，但传单上的分析令人惊奇的透彻。情境主义者们写道：

同志们，

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回不了头了——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敌人。当所有回到“常态”的可能性不断瓦解时，双方为了赢得未来而冒险的必要性也成熟了。

面对革命运动的兴起，尽管新旧“左派”官僚和工会都在有条不紊地扑灭运动，对于政权来说，压轴戏是请回秩序的旧喜剧，本次登场的是虚伪的恐怖主义，因为它不想让自己的阴谋暴露在革命的光芒之下。

1921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是当时失败的革命运动幸存者的绝望之举，它正好为意大利资产阶级以法西斯主义建立整个社会的紧急状态提供了理由。

在无力时想起往日教训的1969年意大利资产阶级，无需对革命运动抱有多大的恐惧，也不用等从失败中汲取力量。今天，已经不需要老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来为它的极权政治寻找理由了，它为自己制造了理由，将新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困在警察的闹剧中，或者用挑衅来操纵无知者。更何况，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有着满足政权需要的最好条件：刻板印象和运动本身的思想，以及他们在运动中的极端属性，这些使其成为了打击“极端主义”的靶子。

炸弹案是为了惊动不那么激进的阶层，让它们和政权结盟，再号召资产阶级“猎巫”：袭击农民（农业银行）和在资产阶级中间散播恐怖（商业银行），这两起案件绝非偶然。袭击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正中它们的下怀。

在过去，不管是落后条件下革命暴力的幼稚原始的表现，还是在革命失败后绝望的暴力，恐怖行为始终只是不彻底的反抗，因而带有局限性：它是对政治本身的拒绝。而在当前形势下，面对新革命时期的来临，为了巩固极权，这个政权拒绝了政治，它使出了恐怖主义。

在这个压制一切个人权利的时代，运动卷土重来，政权不得不（甚至在有意识的行为中）发现，所有它杀不死的东西，都会使它变得更加虚弱。但意大利资产阶级是欧洲最可耻的资产阶级。今天，它无法在无产阶级中间制造恐怖，于是不得不将自己的恐惧，即它对无产者的恐惧传播给人民。它在以这种方式阻挠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为制造它所不具备的力量时，表现出的无力和背信弃义，可能使它两头落空。这就是政权中（内部或外部的、执政或在野的）“进步派”失败的原因。过分的软弱让意大利资产阶级过分依赖于警察手段，它开始意识到，为了避免自身的毁灭，唯有铤而走险。

因此，政权只好打出内战或政变（它也办不到）前的最后一张牌：那是一张双面的派，一面是虚伪的“无政府主义的威胁”（打给右派），另一面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打给左派），旨在隐藏意图，使它能够对自己的真正威胁——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此外，资产阶级在今天用来避免内战的行为，就是对无产阶级发动的内战第一步。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逃避或接下它，而是要战胜它。

而无产阶级也开始领会到，不是通过恐怖行为，而是通过自觉的革命暴力，以及由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面武装，它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懂得必须通过革命来彻底拒绝意识形态的暴力与暴力的意识形态。

同志们，不要停下步伐：政权及其盟友害怕失去一切，可我们不应害怕：“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工人委员会的绝对权力万岁！²⁰

在这份情境主义者的传单上，他们的政治直觉和看法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成为集体的财富。但同时，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各政治党派都采取了非常坚决的态度。虽然做法不尽相同，大多数主流政党都在公共秩序和“保卫体制”的问题上采取了严厉的立场，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也通过报纸和电视要求采取“强硬手段”。

但是，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有少数站在革命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反对镇压和系统性的伪造事实。由此诞生了“体制内反对派与体制外反对派”的同盟，它将持续数年。在这种合作的趋势下，法院内部的反对派“民主法院”（Magistratura Democrática）成立了，它为改革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将盎格鲁萨克逊的“批判犯罪学”引入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律师—同志的人数激增，他们由民主派的少数新闻记者组成，这些人为打破反革命霸权进行了值得尊敬的战斗，他们还创办了《民主反信息公报》²¹，它于1970年5月首次出版，多年间致力于揭露安全部门的越权、强权之间的勾结以及警察手段的滥用等等。

他们还出版了《国家的屠杀》一书。它由萨维利（Savelli）出版社匿名出版，售出了一百万册，这本书成为了反对法院体系的基础。《国家的屠杀》讲述了一场为了维护被监禁者的、反击反动势力的集体斗争，它为“激进反法西斯”与建立捍卫社会运动空间的组织等话题打开了道路。

在这一背景下，红色救助会（Socorro Rojo）成立了。它在律师、知识分子、艺术家（达里奥·福²²和弗兰卡·拉梅²³做出了重要贡献）、革命者、学生和工人的倡导下建立，它在七十年代上半叶，在支持社会与监狱斗争、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它的民主与激进的两面混为一谈。前者是民主力量为保卫所谓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制”的无私尝试。而后者是一项具体的政治决定，反对的是作为“自由保障”的国家机器背后隐藏的阶级关系。不论是律师还是什么职业，参与赤色济难会活动的同志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了反思，（从《红色手册》时代就开始）采取了拒绝自己的身份和技术专业的政治立场。在“拒绝身份”的立场之下，他们重新将“资本的学问”作为“敌对阶级的科学”，用以“揭露”压迫与统治的根源。于是“反信息”运动在意大利诞生了。

反国家恐怖主义与镇压全国斗争委员会（Comitato Nazionale di Lotta contro la Strage di Stato）为反信息运动奠定了基础，协调并凝聚了议会外左派的大部分力量。炸弹案发生后不久，警察就咬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从丰塔纳广场爆炸的那个下午，他们就开始搜查位于米兰市斯卡达索莱路的无政府主义者本部，皮诺·皮内利²⁴（他是一名铁路工人，也是一位在运动中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他的同志塞尔吉奥·安德鲁（Sergio Ardau，很快他为逃避警察的迫害，到了瑞典避难）在那里被捕。警察专员卡拉布雷西（他可是挑衅能手）对这两位自由意志论者²⁵说：“我知道和你们无关，都是瓦尔普雷达那个疯子干的。”可见，离炸弹爆炸仅两个小时，警察就认为瓦尔普雷达是犯人。

12月15日，根据法西斯分子梅里诺（Merlino，渗透到无政府主义者中间的奸细）的情报，皮埃特罗·瓦尔普雷达在罗马被捕，同时皮诺·皮内利在米兰受到了“严酷审讯”，又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科尔内里奥·罗兰蒂（Cornelio Rolandi），他声称犯人乘过他的车，看到瓦尔普雷达的照片时，也咬定犯人就是他。正当新闻界大肆污蔑时（“逮捕了人类的残渣”、“人面兽心的暴行”等等），《团结报》记者阿尔多·帕伦博（Aldo Palumbo）于12月16日凌晨0点04分走出米兰警察总部的新闻发布室时，听到了争吵声和内院的巨大撞击声。皮诺·皮内利残破的肢体倒在地上，他已经死了，是不幸从四层楼“掉”下来的。

关于“国家的屠杀”已经有太多的故事，我们只需再补充一点。瓦尔普雷达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将无辜地在监狱呆上多年，真正的凶手却仍未找到，也没人能为“国家谋杀了皮诺·皮内利”给一个说法。由于这场令人难忘的民主激进运动，还有它展现出的力量与团结，瓦尔普雷达和其他无政府主义战士重获了自由。对皮诺·皮内利之死负责的卡拉布雷西专员，几年后被不知道是谁给暗杀了²⁶。

受国家恐怖主义阴谋打击最沉重的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就让反信息战斗带上了它的激进烙印。因此，它也经常鲜明地反对与国内冲突的敌人恢复民主。从当时发行的《皮内利之歌》（Balada de Pinelli）就能看出分歧。“不断斗争”的版本虽然是战斗性的，但更加温和。而无政府—情境主义者的版本明显更为激进，甚至一些歌词还带有“预言性”。后者由朱塞佩·皮内利俱乐部（Circolo Giuseppe Pinelli）发行，在它的黑胶唱片上写道：“只要不是想搞恢复民主的进步主义者或者制度的假敌人，都可以自由演绎、复制或改编此曲。”

皮内利之歌无产者作词作曲 https://mp.weixin.qq.com/s/CW9jY-pGfd_ZE1VbABeF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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