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
五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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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在其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1965）、《阅读资本论》（）（1965）、《列宁与哲学》（）（1968）中所提出的立场，得以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政治学渗透到人类学，从历史书写渗透到艺术批评。
“阿尔都塞主义”这个词——无论是作为对阿尔都塞语言风格的时髦调侃，或是对其作品的更严肃的指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革命理论和实践领域激进的挑战。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绝对不可忽视的。
想要在一篇简短的文章中概述阿尔都塞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建议从他的理论中挑选出四个核心领域，然后在每个领域的案例中做三样事情：
第一，指出这些观点的价值，说明它们如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
第二，指出这些有价值的观点是如何与我们必须反对的理论观点纠缠在一起的；
第三，在每个领域的案例中，指出阿尔都塞的理论错误与斯大林主义的联系（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其主要理论家）。
阿尔都塞正确而毫不客气地拒斥一切认识论。这不是故作虔诚的姿态，因为形形色色的经验主义仍然深刻地污染着马克思主义。
无论自觉与否，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持有一种粗糙的认识论，认为“真理”就是由根据事物本身来判定自身对于事物的概念而确立的。
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非常幼稚且前言不搭后语的。因为除了通过概念之外，我们永远无法进入事物本身，无论对象是咖啡杯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根本不存在一种与现实的“裸露”交集，即一种抽离于特定概念框架而与现实的交集。
要根据事物本身来判定你的概念，它本身就需要概念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又如何判定后者概念中的真理呢？
因此，阿尔都塞认为：一切现实都是在某种话语之中并由其所的。
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发生于一种他所称的“总问题（Problematic）”之中——即具有特定历史性的概念结构，在其中，某些观念会被冠以主导地位，另外的则被悄悄地排除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总问题”必然要排除“劳动力“的概念，而马克思在对这些著作的批判中则揭示了这一隐藏的总问题，并主动将其改造。
如果马克思不发展出一种特定的概念结构——例如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得可以理解的“商品”——他就不可能写出《资本论》。
他并非像粗糙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所想象的那样环顾四周就得知了真理。
而且，那种概念结构也不是一次性就形成的：马克思花了很长时间去阐述它，而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历史性发展。
到此为止，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并无多大区别。
但是阿尔都塞的理论不止这些。对他来说，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是生产的一种形式（a form of production）。
理论的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需要特定的“原材料”（概念），而通过利用特定的“生产工具”（理论方法），可将它们转变成特定的理论产品。
作为对理论过程的一种解释，它有效地消除了理论能“凭空产生”（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的唯心主义幻觉。
但从另一方面说，它自身也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归根结底它只是在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需要离开书房。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理论是一种能够通过自己的内在程序推动自身发展的（autonomous）实践。
无需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因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如果要验证理论真确与否，也无需将理论与其他形式的实践相联系，因为理论的真确性完全是由该理论的内在程序来保证的。
后来，阿尔都塞修正了这种极端理论至上主义的立场。
现在，他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理论层面的阶级斗争”，他这样说的意思是：只有首先在理论层面采取一种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自主性科学才能发展。
但是，在这里，阶级斗争的出现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种。
这种观点与列宁“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与真正的群众革命运动紧密结合才能成形”的看法相去甚远。
阿尔都塞之所以是斯大林主义，正是因为他缺少了这种辩证法。
理论实质上就是党官僚的所有物，从工人阶级实践活动身上剥下来，又从上而下分发给群众。
阿尔都塞争取理论自主性的努力，可以视为他在法国共产党内为自己的理论所作的斗争的一部分。
但就其本身来说，虽然采取了夸张的形式，它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看法的一种宝贵的反对意见。
我们在这些文章中所谈过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那里已经多次遇见过这类看法，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化约为仅仅是某个阶级特定历史利益的一种“表现”，这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的客观有效性，把它降格为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
阿尔都塞的作品是对此种化约论的一剂及时解毒剂，即使这种反驳滑向了最狂热的唯心主义。
阿尔都塞对他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坚定谴责也可以说是类似的情况。
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是指那种仍然立足于某种“人”的概念，将历史视为“人”这个实体从自身异化（阶级社会）然后又回归自身（共产主义）的过程。
实话实说，这的确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蕴含的观点，这的确是受到了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阿尔都塞坚称在早期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和后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有一种近乎全然的“认识论上的断裂”。
早期的马克思仍在用诸如“类存在物”（species-being）之类的唯心主义概念来进行思考，他认为“人性”的“本质”在资本主义下被异化了。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达到《资本论》所具有的科学地位，必须坚决地与这种人本主义决裂，转而采取一整套完全不同的科学的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
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是否存在这种明显的决裂，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阿尔都塞把早期马克思定义为“人本主义者”，并且人本主义是（），这是正确的。但同时，阿尔都塞几乎可以肯定低估了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之间的延续性，于是不得不采取某些极度东拼西凑的操作。
举例来说，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商品拜物教”中就反复出现了“异化”这一早期“人本主义”主题，阿尔都塞主义者因此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
阿尔都塞反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在于：他认为把一切化约为“鲜活的人类个体”的活动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不能这样来理解：它按照规律运行，这种规律又能被科学分析把握，科学分析又决定了人类活动。
因此，阿尔都塞的“反人本主义”是对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黑格尔的、存在主义的或是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必要的强硬驳斥，这些在我们本系列中已经谈过了。
为了反击法国共产党中此类修正主义权威——如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可以与基督教融合的富有诗意的人类救赎方案的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的荒唐行径，阿尔都塞坚定不移地努力捍卫它的科学主张。
然而，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对抗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污染，他采取了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确实把着重点从“鲜活的人类个体”上移离了，但代价是把“人类个体”简化为仅仅是某种恒定的“结构”功能，而这种“结构”又通过他们的脑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对结构主义来说，历史本身只不过是在这类静态的结构之上所编制出的一系列变化，于是阿尔都塞和他的同僚们就着手去将生产方式定义为仅仅是某种规定元素的排列组合，他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独创性，如同在已经陷于火海的大学里却仍醉心于破解二次方程式的数学家一般。
结构主义最终无法解释的是，这些结构又是怎样被历史性地的。
对结构主义来说，人类实践只是结构本身的“效果”，因而也永远被限制于其中。
不难看出这样一种理论对法国斯大林主义者的吸引力。没有什么能比从他们最重要的理论家口中听到用最复杂的理论语言说出工人阶级仅仅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功能”和“效果”更能让他们开心了。
对阿尔都塞来说，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重犯黑格尔的一个错误。黑格尔相信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单一的本质或原则，而这些现象只是其“展现“。
对他来说，这一原则就是世界精神（World-Spirit）；但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只是将其简单地替换为另一个原则——生产方式、生产力、阶级斗争——而没有改变黑格尔派的理论结构。
针对这种化约论，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并没有“本质”。
社会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四个不同的“领域”构成，他们之间无法互相化约。对于整体来说，各个“领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而互相之间又以不同的复杂方式相关联。
各个领域都依照着自己的内部规律而发展，同时又互相联结，这些发展在不同领域之间通常是。
阿尔都塞并不否认经济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当他写下那句著名的话“归根到底决定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时，他并非否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性。
他的意思是这种决定性永远不会“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也不会是“纯粹”经济性的，总是会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他的看法是对的。
阿尔都塞表示一切历史现象都是“泛层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这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它们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抽象的原因的产物，而是多个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这种立场有效地反击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化约主义倾向——即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机械地联系起来。这种化约主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但是阿尔都塞这样做也是为了方便自己的政治主张。出于他的斯大林主义，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关键在于领域——在国家架构中允许了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之间被不平等地分配。
对阿尔都塞以及马克思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生产领域中的实际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一个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秘密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
那么，如果国家本身可以被夺取，生产领域中的实际社会组织则可以像此前一样运作下去。
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基本上就不是从出发的社会关系问题了，本质上就变成了谁通过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了。
那么，就难怪阿尔都塞乐于将“经济”与“政治”分离开来了。
这正是他的斯大林主义所要求的。关于这一点，最明目张胆地的显露可在他对于“个人崇拜”的评论中找到。
确实，这真是再简单不过了。认识到这一点真是让我们长舒了一口气：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尽管其中存在着一个两个令人不悦的事件，“社会主义“的基础仍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的保护下愉快地发展着。
阿尔都塞从两个主要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重要的独创性贡献。
第一，他坚持意识形态不能简化为“错误意识”。首先，它大部分是深层无意识的；其次，意识形态不止是对现实的“失真反映“，而且还表现了人们实现自己与现实的方式。
第二，阿尔都塞向我们展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它并非是悬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海市蜃楼，它内嵌于物质实践和机构之中（家庭、教育、媒体、政党、教会等等），和经济生产本身一样是十分物质的。
意识形态不止是一套无形的观念：它是在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物质的、实践的力量。
然而，阿尔都塞没能做到的是把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充分结合。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意识形态只是作为科学的反面出现的；后来，意识形态被描绘成一种庞大组织，一种资本主义在其中进行自我再生产的自动机制，而我们每个人都被动地被塞入其中。
这种观点几乎很难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区分开来。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内部的关注不足，通过这种矛盾，被动的臣民也可能转变为革命者。
在他看来，阶级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结构，在其中包含它自己潜在的永续再生产的机制。
这是另一个最符合他斯大林主义逻辑的看法。
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的自主性的强调，被证实对于大批年轻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并不奇怪，因为它赋与了他们自己活动的崇高地位。
正如阿尔都塞的前门生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所写：“在那时，要想成为好的理论家，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当个懒惰的混蛋。”
这些知识分子之中的某些人现在显然已经无可救药了：阿尔都塞的前门徒、在英国学生中负有盛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保尔·赫斯特（Paul Hirst）和巴里·亨德斯（Barry Hindess），现在已经将生产方式、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唯物主义、革命党等等概念视为“错误”而加以拒绝。
从逻辑上说，这一切不能归因于阿尔都塞本人的作品，还有其他“阿尔都塞主义”理论家曾作出过宝贵贡献，应该引起讨论。不过对于亨德斯和赫斯特那种“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能有一种回应：反对并消灭他们的理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