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多年来，享有盛誉且拥有广泛读者群体的报纸和杂志一直将卡尔·马克思描述为一位富有远见的理论家，其经典命题不断得到确证。许多持进步观点的作家坚持认为，对于任何认为有必要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人来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如今，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成为诸多大学课程和国际会议的主题，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他的著作得以不断再版或者以新版本出版，并且重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在被忽视了20年或更久之后，对他作品的研究已获得越来越大的动力。2018年，我们进一步见证了这种“马克思的复兴”，这得益于世界各地为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取得的一些成果。²

1998年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对全面重新评价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具有特殊价值。目前已经出版了26卷（其中有40本是在1975年至1989年间出版的），其他卷正在准备出版中。这些包括：（1）马克思部分著作的新版本（最著名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2）马克思于1857年至1881年所写的《资本论》的相关手稿；（3）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全集；（4）马克思的笔记约200本，包括他的阅读摘录及其所引起的思考。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集合，揭示了他复杂的思维过程以及思想发展的逻辑遵循。

以上这些仅限于小范围研究领域的珍贵材料只能在德国才能找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与众多评论家或自封为马克思的追随者长期以来所呈现的截然不同的作者形象。的确，自MEGA 中获取的新文本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被认为是在20世纪头几十年来形象变化最大的作者。苏联解体后的新政治格局所发生的变化也促成了这种新的认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的终结，使得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可以肯定的是，1917年后，马克思的著作在很多区域和社会阶层中得到了广泛传播，而在此之前，这种状况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俄国革命的第一推动力耗尽之后，后来的苏联正统学说强加了一种僵化的一元论，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整理的手册，或是各种主题的“马克思主义”选集中，马克思的著作常常被肢解并重新建构成一套语录，以达到预定的目的。这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世纪末开始采用的一套做法。³有人可能会说，对待马克思文本的方式和强盗普罗克拉斯蒂⁴对待其受害者的方式是一样的：如果文本内容太长，就要截肢；如果文本内容太短，就要加长。即使在最符合文本原意的情况下，也很难将大众化的需要与避免理论匮乏的要求结合起来。但是在苏联，首先是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然后是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以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他们对于马克思著作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对马克思思想僵化理解的结果。

对马克思经典批判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导致了最不可能出现的悖论：这位最坚决地反对“为未来的饭店开（实证主义的）食谱”的思想家，⁵反而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先驱；这位从不满足于自身所取得成果的辛勤思想家，被误解为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的根源；这位唯物史观的坚定捍卫者比任何其他学者都更为严重地在其历史背景中被扭曲了。甚至他所坚持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推翻旧的社会制度”⁶的主张也陷入了强调政治先锋和政党在推动阶级意识和领导革命中的首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僵局。主张缩短工作时间是提高人类能力的先决条件的人们发现，自己被劝诱支持斯达汉诺夫主义⁷的生产主义信条。坚持废除国家制度的信徒们却建立起了最坚固的（国家）堡垒。马克思和少数其他思想家一样，都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他认为，权利的平等掩盖了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差距，这种权利上的平等仅仅是法律上的平等，他提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⁸。然而，具有这一思想的马克思，却被错误地与一种毫无特色、单一维度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被抹去了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

学界最新的研究驳斥了各种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简化理解为生产决定论的观点，同时特别体现了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重视。他多次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工人的盗窃行为，也构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这一事实。马克思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移民。他论证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劳动力强制流动是资产阶级剥削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反对这种剥削的关键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他们的出身有何种差异，也无论本地劳工和外来劳工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常常被研究他著作的学者所低估或忽视，但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发展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中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个体自由、性别解放、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技术的解放潜力以及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

此外，马克思对欧洲以外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马克思批评了一些思想家，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家在分析全球边缘地区时仍使用的是分析欧洲地区所特有的语境和方式。马克思多次警告那些未能观察到现象背后存在的基本原则的做法，尤其是他本人于19世纪70年代获得理论上的进步之后，他对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或地理领域中转换解释类别的做法非常谨慎。尽管怀疑主义在某些学术领域仍然很流行，但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如今得以进一步明晰和肯定。

因此，在柏林墙倒塌30年后，更客观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已经成为可能。人们有可能读到的马克思完全不同于那个被误以为是教条主义的、经济主义的和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家。当然，人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大量文献遗产中发现一些陈述，这些陈述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马克思认为，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取决于工人阶级及其通过斗争引发社会变革的能力，从而产生另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

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新进展表明，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精细。从这一角度来看，本书所涉及的时期（1881—1883）和马克思在这一阶段所论述的主题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反思当今紧迫问题的丰富空间。长期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重视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共产党宣言》仍然是他著作中得到最为广泛阅读和引用最多的文本。然而，人们察觉到这些早期作品中的许多思想被他后来作品中的观点所取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在他最后几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最宝贵的反思，这是马克思最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自他去世以来世界的变化，这些理论可能仍然对建立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种社会经济模式的任务非常有用。

1881年和1882年，马克思在人类学、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西方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唯物史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还密切关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强烈支持爱尔兰解放斗争和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坚决反对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压迫以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马克思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经济中心主义者以及只关注阶级冲突的人。马克思认为，研究新的政治冲突、理论主题和地域问题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这使他能够分析和揭示各国的具体问题，并思考不同于他早年对共产主义构想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思想改变了世界。然而，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得到肯定，并在20世纪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学说，但他的所有著作和手稿仍然没有完整的版本。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著作的不完整性，他发表的作品数量远远少于未完成的文本总数，更不用说他孜孜不倦研究相关主题的堆积如山的笔记遗作。

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比他寄给印刷商的要多得多。⁹不完整的书稿是他晚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生活的贫困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这更增加了他日常的忧虑；他严谨的方法和无情的自我批判增加了许多事业上的困难；他对知识的热情始终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总是驱使他进行新的研究。马克思的不懈努力将对人类世界的未来产生最非凡的理论影响。¹⁰

在马克思的许多传记中，对他生命中主要事件的叙述与他的理论被截然分开了。¹¹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大多数都会忽略了其生存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工作进程。相当多的作者徘徊在马克思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的差异之中，¹²并没有显示出对后者足够透彻地了解。许多其他的研究都是基于“哲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和“政治家马克思”之间的错误划分。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已出版的人物传记都较为重视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马克思晚年，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早些时候研究加以检视的困难，阻碍了我们对他所获重要成就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传记作者都花很少的篇幅介绍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¹³解散之后的活动。这并非偶然，这些传记作家几乎总是用“最后10年”作为这部分工作的统称，他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完成工作的想法，没有更深入地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如果在过去（资料掌握有限的情况下）存在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如今却很难理解为什么MEGA¹⁴提供的新资料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晚年马克思”的大量研究并没有导致这一趋势发生更重大的变化。¹⁵

这本书旨在填补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但作者也意识到，这仍然是一个局部的、不完整的贡献，不仅因为与包含1881年至1883年时期文献的MEGA 卷尚未全部出版有关，¹⁶也因为马克思的著作涵盖了人类知识中最多样化的领域，即使对最严谨的学生来说，他的理论成果也是难以攀登的高峰。此外，由于需要依循这本专著的篇幅安排，因此不可能以同等的精力来分析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通常有必要用几句话总结一段文字的内容，或者在一页纸上总结一个章节文字的内容。特别是《人类学笔记》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确实需要进行详尽的分析，这将在本人以后的著作中进行尝试。正是在充分意识到这些局限性的情况下，本书尽可能地让读者获取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最新研究成果。

1957年，20世纪最权威的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之一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rxmilien Rubel,1905—1996）写道，“不朽的传记”仍有待书写。¹⁷这个判断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MEGA系列揭穿了马克思作为一位思想家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书写和言说了的谎言。但是，如果像那些在每一篇新文章问世时就过于激动欢呼“未知的马克思”的人一样，认为最近的研究已经颠覆了人们对马克思的已有认知，也是不准确的。

我们仍有很多方面要从马克思那里学习。今天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研究他已发表的作品中所写的内容，还要研究他未完成的手稿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反思。从他生命最后几年留下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种考虑就更有道理了。

“晚年”马克思是最为无私的：他在生活中没有掩饰自己的弱点，而是继续奋斗；他没有逃避质疑，而是公开地面对；他选择继续他的研究，而不是在自我确信中寻求庇护，也不是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盲目崇拜。马克思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具有颠覆性的、有教养的人，这与20世纪人们所误以为的形象—以教条的方式来确定未来—截然不同。马克思向新一代的研究者和政治活动家们发出召唤，因为这些人正在从事并继续着他的斗争，就像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马克思把他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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