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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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来看，实际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出现同步变化。这是我们从过去几代人身上所看到的，然而今天的情况却不再如此。出于一些我还看不清的原因，实际工资开始分化了。 ——艾伦·格林斯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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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让我们“为恶人辩解”一回：资本主义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换言之即社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们可以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这种生产能力。当然，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用来衡量人们的幸福，它既不会考虑到生产的内在效用，也不会考虑到生产的分配及其对环境的恶劣影响。不过，它倒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的性质完全相符的工具。
得益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作的历史研究，我们得以看到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历史溯源，因为其中有的可追溯到公元1年！当然，人们可能会对这一旨在对不同历史时代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因为不同时代的生产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其中的数量级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长期趋势却令我们很感兴趣。
1500年，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1990年购买力计算的国际美元的800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为2万美元。也就是说，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24倍。这就相当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0.65%。这一提升并不是稳步出现的：1820年之前，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很低的（大约为0.14%），在这个时候，欧洲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比1500年时提高了50%。在经过了这一漫长的几乎停滞期之后，经济于1820年前后开始腾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并超过了1%。
表3-1大致勾勒出了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中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新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在此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4倍。20世纪上半叶则饱受战争和危机的困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1%，略低于之前半个世纪的水平。
| 时间段 | 年均增长幅度（%）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按此发展速度，人均 |
|---|---|---|---|
| 1800~1850年 | 0.65 | 1.4 | 108 |
| 1850~1900年 | 1.25 | 1.9 | 56 |
| 1900~1950年 | 0.98 | 1.6 | 71 |
| 1950~2000年 | 2.80 | 4.0 | 25 |
|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2008, http://gesd. free.fr/amaddi.xls。 |
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这一增幅是史无前例的）——劳动生产率是用每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服务的量来计算的。换言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在付出相同劳动的情况下，一个社会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确切地说是商品财富。这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因为它能够在维持高利润率以及整个制度强劲发展的同时，又有可能提高人均生活水平。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活力之源。这也是资本主义——这个在竞争和积累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制度——深层本质的体现。竞争迫使每一个资本家去提高自己的生产条件，而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积累就是“资本的摩西和先知”。不讲究积累的资本家注定是要消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因此，资本主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后者是资本主义保持活力的条件和结果。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于是可用剩余的提高。假设收入是以固定的比例分配的：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与工资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如果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那么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固定的，同样，利润所占的比例也将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公平地分配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在这种良性循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可能使该制度获得合法性的关键因素：雇员固然是处于被剥削的状态，但他们购买力也在和谐地增长着：资本家通过利润的再投资固然侵占了一部分剩余，但是他们也为劳动生产率的再提高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循环往复。
这些说法不可能被轻易推翻。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比如说英国的资本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残酷剥削、近乎野蛮的制度，这种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迈向了现代民主，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新兴国家的大跃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复制了这一轨迹，在这些国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离土地，也同样在近乎野蛮的条件下工作着。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极度不当，但最终还是会通过“利益均沾”——即英文的“涓滴效应”（trickle down）——的方式惠及穷人。
[1]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5页。
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平等的进一步加深吗？资本主义的那些优秀辩护者一定不会承认这一说法。他们的回答可以被归纳成两个简单的命题。第一种说法认为，不平等是效率存在的先决条件：如果企业家看不到赢利的希望，他们就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雇员如果不面临任何风险，他们的生产效率就会低下。第二种说法认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最穷困的人最终也能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不平等是一种虽然不好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一种权宜之计。
不过，这种论调正在失去市场。当今发达国家的现实是：“增长的果实”被极少数社会阶层窃取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用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这三位经济学家都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来研究不平等问题，而且他们的调查涉及尽可能多的国家。[1]他们还特别使用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指标（它会随着衡量不平等的其他指数的改变而出现同步变化）：1%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这一指数的变化反映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现象。[2]第一个现象是：从长期来看，不平等的程度存在着缩小的倾向。20世纪初，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很高，他们的收入大约占全圄总收入的1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平等的程度开始有所缩小，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缩减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世纪50年代初，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10%左右，之后这一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在逐步趋缓。
然而，这正是需要指出的第二个现象：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下降的曲线出现逆转，不平等现象再次出现进一步加深的势头。这一变化最明显的国家虽然是美国和英国，但贫富差距扩大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中国或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同样存在（见表3-2）。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当前这场危机的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 单位：% | ||
|---|---|---|
| 法国 | 7.1 | 8.2 |
| 德国 | 9.4 | 11.1(b) |
| 印度 | 4.5 | 8.9(c) |
| 中国 | 2.6(a) | 5.9(d) |
| 日本 | 7.0 | 9.2 |
| 瑞典 | 4.0 | 6.6(e) |
| 除美国和英国以外的平均水平 | 5.6 | 7.9 |
| 美国 | 8.4 | 18.3(f) |
| 英国 | 6.9 | 14.3 |
| 八国平均水平 | 6.3 | 11.1 |
| 资料来源：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ITY et Emmanuel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15408, octobre 2009。 |
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势头的逆转，标志着一种决裂：这不仅是与“辉煌三十年”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决裂，也意味着自1900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终结。这种发展变化既不是稳步的，也不是协调的：其间既有过停滞，也有过倒退。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资本主义的自然运行方式并不能消除不平等现象。其中必须看到阶级斗争、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公共政策等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里根上台执政后立即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如今的美国贫富差距大致与20世纪30年代相当。这一变化原本可以通过再分配的公共政策来加以弥补。虽然说这一补偿政策的效果没有完全消失，但它逐渐被一些针对过去税制改革所推出的反改革措施“僵蚀”——这些反改革措施都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即逐步减轻最富裕人群以及企业的税赋负担。高收入者的所得税以及企业税的税率都出现了下降（见表3-3）。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税收政策非但没有消弭贫富差距，反而使它进一步增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建构活动主体的国家，其干预行动并没有减弱。可以说社会福利国家变成了一个反社会福利国家。
| 单位：% | ||||
|---|---|---|---|---|
| 所得税 | 公司税 | |||
| 1981年 | 2008年 | 1990年 | 2009年 | |
| 德国 | 56 | 45 | 50.0 | 15.8 |
| 比利时 | 72 | 50 | 41.0 | 34.0 |
| 西班牙 | 65 | 27 | 35.0 | 30.0 |
| 美国 | 70 | 35 | 34.0 | 35.0 |
| 法国 | 60 | 40 | 42.0 | 34.4 |
| 爱尔兰 | 60 | 41 | 43.0 | 12.5 |
| 意大利 | 72 | 43 | 52.0 | 27.5 |
| 英国 | 60 | 40 | 35.4 | 28.0 |
| 资料来源：OECD Tax Database, www.oecd.org/ctp/taxdatabase。 |
社会不平等这一曲线很好地概括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新历史。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关系还能催生出一种可以体现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工资标准。然而，1974-1975年的危机导致了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这或许是导致力量对比关系出现恶化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恶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问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两大因素很容易被人们看清：从底层看，是工资受到压缩，即工资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从顶层看，则是金融收入（再加上那些针对过去税制改革所推出的反改革措施）的急剧增长。在第一点上，人们可以发现利润与工资分配比例的变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性：撇开经济景气所产生的波动不谈，利润所占的份额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之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份额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使得利润所占的份额开始上升，而利润份额的上升通常在两年以后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得到体现。第二个因素是股市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飞涨，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到了它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工资的压缩以及股市上涨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两大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或者欧盟委员会等国际机构都认同这一分析结论。不过，法国曾经出现过一场争论，对这一现象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诚然，法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势头可能没有别的国家那么明显，但1982-1989年间法国的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是下降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3]。
[1]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et Emmanuel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vol. 15408, octobre 2009, http://gesd.free.fr/aps2009.pdf; données statistiques: http://gesd.free.fr/aps2009.xls.
全球化是导致不平等的进一步加深还是有所减缓？这个问题问起来容易，回答起来却并不简单。如果我们只是看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那事情就会清楚得多：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大部分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增大。如果从全世界的层面来看不平等的问题，事情就要复杂得多：这得看是从每个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是从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按照世界银行专门从事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布兰克·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定义，我们把三种不平等现象作出了区分。
——国家间的不平等。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每个国家进行排名，并计算出一个分配指标，如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被视为一个“个体”。于是就可得出第一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I。
——经人口加权的国家间不平等。在前面的计算方法中，一个富裕的小国（如卢森堡）和一个贫穷的大国（如中国）的分量是一样的。为了弥补这一偏差，就应当按照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进行加权。这样一来，中国的分量就会超过卢森堡。这就得出了第二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II。
——这一计算方法仍不尽如人意，因为在这里每个中国人的收入都被算成了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然而，不平等现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必须算出一个将全球所有人口混合在一起的全球指数。这就是第三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III。
这些度量标准提出了一些与方法有关的大问题。在测算每个国家收入的购买力——“购买力平价”时应当考虑的是每个国家的实际价格而不是使用外汇市场上的外汇比价。统计数据的改善势必要求对相关结果作出定期的修正，而这很可能是很大规模的修正。例如，2005年所搜集到的有关价格的新数据使人们对此前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修正，尤其是其中涉及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不平等现象可能比人们所设想的还要严重。全球人口的基尼系数可能达到了0.70，而不是此前的0.65。占全球人口10%的最富裕人群，其收入占了全球总收入的57%，而不是50%。”[1]
这些新数据使布兰克·米兰诺维奇得出了比在原先的著作[2]中更为清楚的结论：在那本书中，他认为不平等现象将呈现温和上升的势头。当人们把一个国家看成是一个人的时候，相关的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I）在1980~2000年间呈现的是上升势头：因此，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的差距。然而，如果把人口规模这一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基尼系数II则从1980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是新兴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带来的结果：这首先要得益于中国，而最近十年来也包括印度。最后，如果从全球收入不平等（全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角度看，则基尼系数III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趋势：不平等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剧，而如今继续在高位运行。[3]
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增大之中。唯一的例外期与一些南方大国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模式的时期完全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以及“辉煌三十年”时期。全球化导致了“历史趋势的逆转，即由过去的国家间收入不平等（国家间的差距持续加大，但是国内的差距却在缩小）日益增大的倾向，变成了国家间收入不平等差距缩小，而国内差距扩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在未来的世界里，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很可能不再取决于他的国籍，而更多地取决于他所从事的行业及其受教育的程度”[4]。
[1]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Recalculated: the Effect of New 2005 PPP Estimates on Global lnequality, World Bank, Research Department, 30 août 2009, http://gesd.free.fr/glorecalc.pdf.
总体上看，借用米兰诺维奇（Milanovic）的话来说，“全球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十分惊人”全球10%的富人占有了全球57%的总收入。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新兴国家。例如，经合组织最近在南非、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四个新兴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除巴西以外，这些国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不平等（包括消费不平等）比前十年都有所增加”[1]。然而，另一方面，“尽管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并未得到公平的分配”，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使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而南非的情况则略逊一些”。
在这里，贫困线是用人均日支出1.25美元（按照各国不同价格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来衡量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在1990~2015年间将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一半。2010年所作的中期评估[2]表明，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态有所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由1990年的45.7%下降到了2005年的26.6%。因此，22.8%的目标似乎唾手可得（见表3-4）。
| 发展中国家 | 47.5 | 26.6 | 22.8 |
| 最不发达国家 | 63.3 | 53.4 | 31.6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57.5 | 50.9 | 28.8 |
| 拉丁美洲 | 11.3 | 8.2 | 5.6 |
| 东亚 | 60.1 | 15.9 | 30.0 |
| 南亚 | 49.5 | 38.6 | 24.7 |
| 东南亚 | 39.2 | 18.9 | 19.6 |
| 西亚 | 2.2 | 5.8 | 1.1 |
| 资料来源：ONU, Objectifs du Millénair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Rapport 2010, http://gesd.free.fr/mdgr2010.pdf。 |
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为贫困人口的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现象呈现出了极为不平衡的势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形势几乎没有任何改观，而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2%）也是成效甚微。2005年，仍有14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联合国则警告称，当前这场危机的影响“很可能会长期存在：即使经济增长速度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到2015年甚至到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的比例仍可能居高不下”。
用这一方式来衡量的减贫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丝毫也不矛盾。也就是说，在那些经济高增长的国家，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也在提高——他们因此而摆脱了贫困状态，但是他们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那些特权阶层。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平等的发展模式：穷人也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他们所获得的好处远远少于其他阶层。
然而，缺钱的贫困只是生活水平的衡量尺度之一。不管怎么说，人首先必须得有饭吃，因此联合国千年目标中所规定的第一方面的目标是：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即在1990-2015年间把每日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这一比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自那时候起，这一比例一直在13%和14%左右徘徊，离2015年降至8%的目标相去甚远。如今，在全球68亿总人口中，有将近10亿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最近的粮食危机使得“营养不良的人数不断上升，而在某些地区，尽管在2000-2002年以及2005-2007年间曾在降低饥饿发生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步伐明显在放缓（虽然还没有完全停顿）”。
甚至是一些有工作的人也难逃贫穷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有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s）的现象。1988年，发展中国家48%拥有工作的劳动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日支出不超过1.25美元）。这一比例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0年后降到了26%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比例如今又回到了31%。这种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尤为明显，比例分别为64%和51%。
除了消除贫困和饥饿外，联合国还设定了其他一些目标：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对抗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等。这些目标指明了人类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些优先事项。这些目标与全球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应当得到保障。2005年联合国曾对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投入进行了估算[3]。这些所需的投入应当逐渐增加：2006年为1210亿美元，2010年为1430亿美元，2015年为1890亿美元。但这些额度最多只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35%而已，也就是相当于一天产值的额度，或者说只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9%——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估算，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15310亿美元。
数字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把这些数字与用于救助银行的数字相比之后。地球上居民的基本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保障，我们所生活的究竟是怎样的野蛮世界？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仍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世界（见背景资料）。然而，尽管好心并不一定能办大事，但我们何不这样设想：为什么不把这些投入看成是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呢？如果在为每个人提供有尊严生活的同时，又能从各方面入手解决贫困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同时，又能使环境恶化问题得到遏制。
如果我们把全球的人都放在一个只有100人的村庄里，那么这村庄可能会是这样的：
——81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年收入为3580美元，另外19人生活在发达国家，平均年收入为22060美元；
——61个是亚洲人，12个是欧洲人，13个是非洲人，9个是南美人，5个是北美人；
——75个是非白人，25个是白人；
——48个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不到2美元，20个人每天的生活开支甚至不到1美元；
——48个人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卫生设施；
——50个人是城市居民；
——25个人没有住房或者居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简陋房屋里；
——17个人年龄不到18岁；
——16个人喝不上自来水；
——16个人是文盲；
——14个人营养不良；
——8个人能在家里上网；
——4.5个人是美国公民；
——1个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
——只有1个人拥有高等教育的文凭。
资料来源：nationsonline.org, Summary of the World, http://goo.gl/RoCqW。
这一全面的概述印证了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突变的结论。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北方耗尽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潜力，而南方的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粗暴的、不平等的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使一部分民众告别了极度贫困的状态。今天的中国所走的道路与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初所走的道路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是齐格雷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来的：“在世界发达地区所积累的资本能自由地在遥远的地方重新创造出其原籍国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条件：老板们单方面打破了义务对等的原则，能随心所欲地增加受其新行动自由控制的人数。这一回，老板是那些与其所雇用的员工相距数千里的‘远程企业主’。”[4]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它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作出选择。只有那些能在资本主义活力中占有一席之地、能本着遏制的逻辑与他人拉开距离者才能被其所接纳。这种排他性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南方国家的就业不足以及北方国家劳动者的贫困都属于这种阶层划分的逻辑。换一种方式说，只有那些有可能带来收益的社会需求才会得到满足，其他的社会需求只能承受“挤出效应”的后果。
墨西哥的玉米种植是这方面一个很现实的例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玉米种植还受到双重的调控：对外，玉米的出口受到严格限制；对内，玉米所实行的是保障价格，农民的收入有保障，而穷人则可以通过墨西哥国家基本商品管理委员会的销售渠道以固定的价格买到玉米。国家的这种干预既确保了就业和农民收入等基本的社会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穷人的基本粮食供应。
这当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但是制度机制毕竟还是有的，尽管它们会时不时地受到质疑。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后开始实行的自由化和贸易开放政策使这些制度机制彻底消失。边界完全向进口开放，玉米的保障价格被逐步取消，最后连墨西哥国家基本商品管理委员会也不复存在了。在那些享受了巨额补贴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面前，墨西哥的玉米生产者没有任何机会，该来的终究都会到来：墨西哥的玉米生产者们大部分被彻底“挤出”，他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资源，而那些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则因为销售环节补贴的取消而受到了侵蚀。我们无法用别的方法来理解这场“墨西哥玉米饼”危机。2007年，主要是在投机因素的作用下，玉米的价格出现飞涨（半年内上涨了70%），结果导致饥民闹事，而且此类事件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这场危机还表明，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已不可逆转地消失了。这一例子还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冲击，这是该国历届政府政策选择所导致的——这些政策虽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但也是这些政府所接受的，并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对其进行了强化。
这一故事从反面为人们勾勒出了全球化向另一方向演进的大致轮廓。这些轮廓线也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不像传言所说的那样不存在任何替代方案。这就是以更公平的方式对收入进行分配，并对经济实行“去全球化”。就像全球化是贫困的介质一样，公平分配与去全球化这两者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国内市场没有支付能力，把经济重点重新放在国内需求的做法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国内市场的支付能力就不可能得到提高。这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乌托邦，而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就美国而言，过去25年的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成以下三个特征：不平等、过度消费以及对外举债。这种靠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资金的“负债型增长”并没有让大多数民众获益。然而，这种模式已经被危机所击溃，而且很可能无望重振。[5]为了减少对外金融依赖，应当提高家庭储蓄的利率（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但这将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而这只有在分配公平的情况下才能被人们所容忍。另一个办法就是扩大出口。然而，这条路也已经被封死。不可能所有的大国都采用依靠出口来拉动增长这种战略，德国对欧盟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美元的贬值来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样做又可能带来衰退效应，尤其是对欧洲的经济。
类似的结论也可能同样适用于中国，只是方向与美国相反：中国的增长模式成功地抵御了危机，但是它并不会因此而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因为消费在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太小，而且越来越小。对中国而言，将经济重点转向国内需求这样的调整，其关键在于改变过去不太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6]
[1] OCDE, Tackling Inequalities in Brazil, China, India and South Africa, 2010.
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其新著中认为，平等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1]。他们援引大量研究成果，旨在证明社会的机能障碍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恶化、心理健康及各种成瘾症、肥胖、教育、暴力和违法犯罪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另一本著作[2]中，威尔金森阐述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些可比人群在健康方面的差异可用他们之间不平等的程度来解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平等状况更好的社会人群，其健康状况也更好。
然而，健康状况的差异不仅与医疗开支有关，还与公共部门在这些开支中所占的份额有关。[3]此外，不平等的程度还与医疗卫生开支的总额成反比。[4]这样就出现了三方共赢的局面：公共开支越多，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健康状况就会更好。威尔金森不仅使用了一些客观的指标——其中有两个传统的指标是人均寿命以及儿童死亡率，而且还使用了一些与量化的社会数据有关的主观指标。例如，他发现在那些不平等问题严重的国家，人们往往不太容易相信他人。这一结论与本书第一讲中所引用的扬·阿尔冈（Yann Algan）和皮埃尔·卡于克（Pierre Cahuc）等人的观点存在差异：这一研究把人们之间的信任度看成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
相反，威尔金森的研究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关系与一些心理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尤其关注融入社会网络的程度。许多统计数据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健康状况不仅只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这唯一的因素，而是由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多种条件共同决定的。威尔金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性本质不能仅仅归纳为唯利是图，而是在两种矛盾的心态之间徘徊：合作与统治。每个社会都会在这两个动机之间选择出一个特定的“量配比”。不言而喻，自由派那些针对过去税制改革而推出的反改革措施打消了人们合作的意愿，并使人们普遍退缩到了一种后退的、充满争斗的个人主义。因此，相关的结论已十分清楚：平等是社会福利和真正自由的绝对条件——平等在这里被定义为“不受歧视、不被人低看的感觉”。
在加剧世界不平等的同时，资本主义也使人类偏离了对自身幸福生活的合理追求。因此，“挤出效应”理论已经破产，成了那些已经死亡的理论之一——用约翰·奎金（John Guiggin）在其书中所描述的话来说，它们已成了“僵尸”[5]。在此需要再次强调这样一个结论，即资本主义的运行导致了财富的极化，而只有社会压力能改变这一“自然”倾向。
[1] Richard WILKINSON et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res, Penguin Books, 2010.
MADDISON Angus,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IKETIY Thomas, 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au XX°siècle: inégalités et redistribution, 1901-1998, Paris, Hachette, “Pluriel”, 2006, http://tinyurl.com/Piketty1.
WILKINSON Richard, L’ Égalité, c’est la santé, Paris, Demopoli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