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什么东西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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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者，实际上甚至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者，那么，社会就会因此而毁灭。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1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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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而言，什么都可以（而且也必须）成为商品或再度变成商品。因此，它所自称的能确保和推广社会进步的抱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而有人则可能提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一切社会进步都离不开去商业化这一进程，而这一进程必须是强加给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等于是向一切重新商业化的转向。这其中还包含着资本主义延伸和深化这一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并不满足于自己通过扩张占领了全球，它还想进一步推进商品化进程。为了加深理解，我们不妨把时间往后退一退，以便更好地认识这场运动的深度与广度。水、知识、人类基因组、自然资源、公共服务、环境、养老、医疗、学校和人的劳动本身等：这将是一份长长的单子，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无一能够幸免。
人们有时会批评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了与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然而，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就业政策不是都把它作为目标的吗？不稳定和更灵活的就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被人们广泛论述[1]，不过更有意思的或许是揭示出劳动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所依据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劳动的供求关系必须像所有的交易（如土豆的交易）那样能通过价格这一杠杆来加以调节。劳动市场过度僵化是这种调节的障碍，而失业正是过度僵化的副产品。劳动市场的改革就是要通过增加工资构成的灵活性来减少这种僵化，从而降低裁员的成本，使裁员变得更加容易。然而，按照惯常的说法，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激活就业支出”，也就是说减少给失业者的补贴，从而鼓励他们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任何一个工作机会。
灵活性可以被定义为“取消那些不把劳动力当作普通商品的机制”。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劳动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变得越来越昂贵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有关失业的理论只可能有以下这一种，即失业是供求关系无法调节所造成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一些更为先进、更为复杂晦涩的理论建构。洛朗·科多尼耶（Laurent Cordonnier）对于这些理论做过十分精妙的剖析[2]，但这些理论的分析与所提建议在本质上都同出一辙。
在那些有关失业计量经济学的学者研讨会上，大部分论文是围绕着这一公设展开的，即对失业人员“过于慷慨”是造成失业的原因。它也是经济和社会辩论会反复出现的一个好例子。事实上，这一观点可以说还与马尔萨斯有关——马尔萨斯曾经这样写道“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曰、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3]
第二个原则：雇员只有进行了生产才能得到报酬。然而，社会的进步使得收入与工作行为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雇员在休假时有收入，生病或出了工伤事故后也有收入，失业后以及退休后还是有收入。此外，人们还通过主法来限制工作时间。如果对这些既得利益进行逐一分析，那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一部社会斗争史。社会斗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对工资的诉求，它们也体现在工作时间上。但这份清单上也有资方的目标：资方的总路线是尽可能压缩那些“虚假费用”，即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负担所产生的费用。资方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企业联盟（Medef）前副主席、法国再保险集团（SCOR）现任总裁德尼·凯斯勒（Denis Kessler）曾对相关路线图有过明确阐述：“改革的清单？这很简单，把1944至1952年间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无一例外地全部拿走。这就是改革的清单。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走出1945年，必须有条不紊地拆毁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计划！”[4]
社会保障成了首要的瞄准对象。长期以来，资方正是以风险的名义在拿社会保障开刀。十几年前，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和德尼·凯斯勒对此曾大加赞赏：“在道德、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风险变成了一种为价值定价的方式。”[5] 当时的法国企业联盟主席把法国社会分成了“风险喜欢派”和“风险厌恶派”，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大加诋毁：“当人们无法以利润和剥削的名义与公司对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使用风险、健康保护和环境。”[6] 凯斯勒很自然地把这种不信任扩展到了“失业的风险上——今后人们再也不能认为失业与个人行为无关”[7]。法国企业联里现任主席劳伦斯·帕里索（Laurence Parisot） 直接沿袭了这一传统，这一点从以下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生命、健康和爱情都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工作要脱离这一法则？》（2005年8月），《不稳定是人类境况的法则》（2005年9月）， 《我在想是不是不应该同意把取消法定工作时间的问题摆到台面上来》（2007年11月）。
这一新的理论化是对传统的一个突破：传统上，人们一直把风险当成是企业家的特权，也是企业家获取利润的依据。主流理论的一些变种——在现实中，主流理论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是不成体系的[8]——明确地把利润当成是对风险的回报。工人参加工作，之后领取工资；企业主从事经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这一痛苦理应得到利润作为回报。法国资方似乎想要推卸这一责任。它与世界银行几年前所推出的一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1996年成立的世界银行社会保障局根据社会风险管理的概念构建成一个学说，其中的主线[9]成了2001年发表的一份名为《从安全网到跳板》（From Safety Net to Springboard） 的报告的主题。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新奇的贫困人类学：“由于害怕陷入贫困，担心无法生存，因此穷人们并不想承担风险，在参与那些高凤险、高收益的活动时他们会显得犹豫不决。于是，他们不仅未能抓住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机遇，而全球化给他们造成的风险反而进一步增加了。由于他们不能承担风险，不能从事那些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因此他们乃至他们的后代都可能很难摆脱贫困。因此，提高他们的风险管理是持续减少贫困的一个强力的手段。”这份报告还认为，福利国家并不是解决之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福利国家如果加大在抗风险方面的保护力度，那么这个国家的创业精神就会削弱。”
自由主义的想法甚至出现了全球的一致性：北方国家认为对失业者过于慷慨的补助“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努力”，而南方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惊人想法，只不过这里（的原因）被换成了“对风险的厌恶”。这样的一种分析产生了一些专门把穷人作为“特定目标”的建议，尤其是在全球化加大了税收压力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并没有只停留在嘴上：它成了一些政策的灵感之源，而且它的影响也是可以衡量出来的。国际劳工组织根据一个有关经济安全的指标测算后认为，全世界有73%的劳动者生活在经济不安全状态，“只有8%的人生活在高峰值国家，也就是说生活在那些经济安全程度较高的社会里”[10]。
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峰值”国家，其社会保障也面临着财政紧缩的考验。[11] 这种“休克疗法”是打着“灵活性”和“流动性”这两大旗号而进行的社会解构进程的组成部分。弗雷德里克·洛尔东（Frédéric Lordon）曾经表示，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是资本赋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劳动市场）的具体应用。[12] 法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Ires）的研究人员[13]对这一类比作了进一步延伸。他们这样写道：“劳动市场是流动性范围扩展的巅峰。能像资产转让那样快的速度来摧毁经济联系这样的梦想被纳入了许多生产重组的视线：外包和分包业务的发展使得过去沿袭下来的契约关系被迅速打破，雇员也因此变成了可调节的变量。人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近年来《劳动法》朝着这一方向所作的相关修改，即它所寻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动摇过去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保障制度：期限不固定的劳动合同成了雇佣劳动的标准，社会保障成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方式，稳定的退休制度使‘代际合同’变得更加清晰。"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概括成这一程式：劳动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将延伸到劳动的另一个层面：劳动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雇主们那些最疯狂的梦想，以帮助理解为什么每周35 小时工作制——即使它的最终版本已经面目全非——所起的作用不过是陪衬而已。在1994年发表的著名的《明克报告》[14] 中，时任法国冶金行业工业联盟副主席皮埃尔·吉兰（Pierre Guillen） 在附录部分建议，要转向“合同制，即劳动合同的各签订方能就工作时间的长度以及安排进行自由磋商”[15]。再也不会有法定的工作时间限制，再也没有每周总的工作时间规定，再也不会有加班，剩下的只有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直接面谈，“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经济景气以及雇员自己的意愿来自由商定工作时间”。这一回顾使人看到资方及其政治人物对35 小时工作制真的恼怒了。它还凸显了商品化的另一个层面：商品化离不开个性化，也就是对社会化过程的彻底颠覆，而社会化进程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在实现了全球扩张之后，资本主义的回旋余地也因此而大增：不仅 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而且还拥有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储备。地域的扩 张与行业的扩展是同时进行的——行业的扩展就是要把市场法则推向至 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幸免的一些领域。有关这种系统化、全球性的趋势 可以写成一部专著，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全景式描述。第一类 “改革"所针对的便是社会保障。这些改革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即 拒绝向公共医疗和退休机构提供新的资金以支撑其未来预期的开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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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不断开发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活力之源，有人甚至在大谈特谈知识经济。但是市场逻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知识困境：“只有对使用价格有正面预期才能保证发明资金的到位。但是，知识一旦被创造出来后，只有零价格才能保证它会得到有效利用。”[1] 言下之意：在商品世界的逻辑下，任何没有赢利前景的知识创造都不可能出现。但是，不能让知识变成一种可免费供应的公共物品。专利的功能正是把发明当作一种商品来保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麦利亚德基因科技公司 （Myriad Genetics） 对乳腺癌的两个突变基因申请了专利，并要求那些非营利的癌症筛查机构向其支付预检基因专利费。
然而，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根据以下两个属性来定义的：它在被一个人消费时并不会限制其他人的消费（非竞争性）；这种物品的消费获取很难被阻止（非排他性）。这里可借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所举的一个例子：“如果我告诉你一个定理，在你掌握这一定理的同时，我仍然继续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同样，这一定理被公之于众后，任何人都可从中受益。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2]
问题并不是出在这个“产品”的非物质性上，因为一个物品或一项服务的商品性质并不是指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取决于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困难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研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具有非常特殊的戚本结构。这种成本结构可以归纳如下：①初始投资十分巨大，但是产品的生产或其生产过程将几乎是免费的；②此类投资会迅速贬值，因此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回收投资并产生赢利；③在首次公开发行后（软件、艺术品、药品和信息等），创新或最终产品会被竞争对手以几乎免费的方式获取。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软件，其设计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它们与固定资本有类似之处。事实上，这里所指的是一个由工程师和软件师所组成的高素质团队的工作，这与马克思的一个直觉不谋而合——他把固定资本看成是活劳动的凝结。此外，这些项目都是用“人-年”（hommes-années）[3] 来评估的，这是新经济时代对于旧的价值法则所表达的一种敬意。
通常情况下，资本的增值是在一个新价格形成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个价格中涵盖了即时生产成本、固定资本折旧（它是根据经济寿命来计算的）以及平均利润。决定着利润分配规则的竞争也难以摆脱传统上一直使过度积累和资本贬值交替出现的那样一些矛盾。在“新经济时代”，这一倾向注定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这种经济形式下固定成本要明显高于可变成本，而且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也加快了。然而，这其中并没有太多质的变化。
因此，最成问题的是第三点。虽然说创新使同样的产品得以用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出来，实现这一创新的资本便因此而能获得溢价，或者更多的收益（即马克思所说的“额外的增值”）——这是先进技术所得到的暂时性回报。在“旧”资本主义体制下，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会使用同一种创新，以便也能分享这一额外利润或者说以便能抵御得住竞争的压力。而在“新经济”机制下，那些竞争企业每一次都能以一种极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技术水平，这就要出问题了，因为这种可能性会带来这样一种后果：最初的资金投入可能会迅速贬值。
我们不妨来做这样一种假设：一家企业投入了 100 欧元开发出了一个新产品。如果它想卖出100 件这样的产品，它的售价是每件2.5 欧元，这其中包括了1 欧元的固定资本回收费、 1 欧元的生产成本，利润为0.5 欧元（也就是说利润率为25% ）。假设就在这家企业刚刚出售其产品的时候，另一个竞争对手也开始生产同样的产品——对它来说，成本只有生产的直接成本1 欧元，再加上25%的利润率所产生的利润。那么，它的销售价格仅为1.25 欧元，也就是说比那家发明该产品的企业便宜了一半：它势必会赢得市场，从而使他人的前期投入迅速贬值。在知识经济能导致这样一种格局的情况下，它便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出现了相互矛盾之处，因为商品的地位在这里受到了挑战。这也正是一些制药巨头们所解释的：我们的药物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我们需要回收庞大 的前期科研成本。如果人们允许生产低价的仿制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前期科研投入，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资本贬值了，这样我们也就无法再积累新的科研经费。将全球市场按照不同地区潜在客户的购买力进行分割的做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些被分割的区块之间不会有任何交易往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球市场统一定价这样的教义完全是商品逻辑在全球化以及产品可随意复制这样的背景下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后一种特性通常——当然并不一定完全如此——是在“非物质”的情形下出现的，因而产生了一个相对较新的难题，即固定资本支出在商品设计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但在生产阶段相对较低。
知识的这一作用通过“认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是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出现的。[4] 但是，知识经济带给资本主义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凝聚力，而是在其运行过程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危机因素：“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5]。因此，必须引入“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来确保这些产品的商品地位。正如恩佐·鲁拉尼 （Enzo Rullani）所说，“知识的交换价值与其实际的自由传播能力受到限制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要用法律手段（专利、版权、许可证和合同等）或垄断手段来限制他人对这些知识进行复制、模仿、改造和学习。”[6] 现实生活中能证实这一分析的例子不胜枚举，包括微软垄断、对网络侵权以及对仿制药等行为的打击等。
除了鼓励创新之外，专利的捍卫者还赋予了专利保护其他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它能够规范发明创造的传播、鼓励人们在新产品研发和推广方面进行投资以及引领科研投资的方向等。[7] 但是，这些说法在实践中要想得到经验主义的验证并不容易。首先，这一经济论调依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教义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即付出劳动的唯一动力就是为了获取收益。然而，许多社会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与这一原则相悖的反例，而且这种例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可以见到。然而，在科学领域，这一假设则更加行不通了。如果是贪欲在激发着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那么今天许多大学和实验室将空无一人。物质回报从来都是与其他一些道德和象征性因素——当然，每种因素所占的比例会不断发生变化——共同发生作用的，这些因素包括：工作荣誉感、团结协作精神以及渴望获得社会认可等。
或许可以这么说，从内心深处来看，人类的行为都将服从于效用最大化的进程。但是，这一最大化函数并不是一维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一些社会决定因素。否则，人们不仅无法理解科学活动，甚至可能想用一些完全扭曲的思维法则来指导科学活动，从而将其真实效用彻底葬送。对此，达斯吉普塔（Dasgupta） 和大卫 （David） 在一篇参考文章[8]中已经做过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科学的新经济”概括成了三个命题：①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存在着偶然性；②科学发现的收益也存在着偶然性，它与这一发现得到实际应用后所可能产生的潜在收益没有关系；③接下来，市场的缺陷很可能会导致这方面投资的不足，公共部门的参与是合理的。
总之，这两位学者所悄然拆解的，正是资本主义对其固有优势的信念。这一观点显然是根据苏联解体的经验而得出的——的确，没有能力进行创新是苏联走向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最终是用一种肤浅的方式来鉴别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且只是从创新的角度来判断效率最大化的。然而，创新的活力源自私人计划与公共资金之间微妙而且脆弱的分工。那种纯私人的创新体制[9]几乎不存在，它们是由三种组织形态——当然其中的比例是可以变化的——所构成的，大卫[10]把它们称为“三P”：即采购（le procurement）——公共部门直接生产产品或通过合同定制产品；赞助（le patronage）——由公共或私人资金赞助学术研究；所有权（lapropriét）——建立在知识产权基础之上的私人产品。
然而，商品化和专利权的扩展会打破现存的这种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平衡和协同效应。大卫列举了欧盟有关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11]——简单地说，这一指令把版权延伸到了公共数据领域：一旦这些数据被收录到被认为是创新的数据库之后，它们的版权就会得到保护。他认为，这一决定限制了科学资料的获取，从而可能对“开放科学”产生反向效应，因为科学资料是其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因为数据库私有化而造成的当前这种失衡状态可能会产生创新受阻的风险”。
这些分析所依据的基础，与阿罗（Arrow）[12] 就“基础研究”和“其他发明活动”所作的区别有着相类似之处。达斯古普塔和大卫两人则把开放科学界与技术界对立了起来——技术是最容易被商品化困住手脚的科学。如果专利所保护的是一种整体成果，而不是实现这一成果的特殊方法，“那么今后旨在探寻实现这一成果其他方式的一切研究就会止步”[13]。此外，专利权所涵盖越来越多的是下游行业的一些发明，并会涉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应用领域：这些“连串的”许可协议程序等于是提前建立起了真正的垄断。
达勒（Dalle）和于连（Jullien）[14] 很好地总结了创新政治经济学——人们在其中再次见到了社会化的构想：“发明和知识传播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它被个人所占时的价值。”这一宽泛的命题是根据一项针对免费软件的研究而得出的——免费软件是集体发明优势最明显的领域之一。[15] 这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效率之源，例如，“Linux 系统不能仅仅被视作是一种用来表达伦理道德或个人功利主义的分析工具，或者是一种表达团体意识的工具，而应当首先被看作是一套能产生经济效率的机制”[16]。
最理想的格局至少应当是公共研究与私人研究之间能存在一个平衡，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这样一种理念，即最有效的集体发明形式是组成一个研究联营企业：“这一联营企业能创建出知识共享的空间，以一种暂时和局部的方式打破技术秘密以及私人对专有技术的把控。通过建立多边而不是双边的关系，它能打破那些独门秘诀，为集体生产创造出空间。因此，当知识的私有化正在成为创新发展的障碍之时，这套机制的出现显得弥足珍贵。”[17]
知识产权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谈判主要是围绕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协定》（TRIPS）而展开的，这些协议也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宪章的一部分。[18] 这些协议本质上是不对称的，而且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对知识产权遵守得不够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它们存在着让发达国家重新掌握技术垄断的倾向——有时这些技术垄断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如孟山都公司所掌握的一些种子专利或一些针对传统文化的专利等。这些专利的目的是防止出现诸如模仿或对外国投资者强制实行许可制等不正规的技术转让。
然而，新兴国家已充分显示了灵活的“产业升级”战略所能带来的成功。在拥有了相关技术之后，这些国家也掌握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总之，资本的出口创造出了竞争对手。在吸取了这一教训后，大集团们采取了另一种战略，即只转移一部分生产环节、只转让一部分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使局面得以维持在一种锁定状态。然而，人们仍在祈求这一保护被强化后能带来好处。如果连“自己的研究努力不会被潜在竞争对手所窃取”这一点都得不到任何保证的话，创新的活力就将受到威胁。然而，“对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的研究大部分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科研投入的力度以及科研的成效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联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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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的行为是由个人的算计所决定的，那么所有社会关系应该都能体现为金钱关系。这种逻辑被某一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推向了极端。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盖瑞·贝克。他在一本著作[1]中这样写道：“正是价格和成本这方面的考虑在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和伦理选择——例如人们是否应该诚实行事这样的选择，正如它们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着个人用品的选择一样。”这个假设之后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选择上（犯罪、毒瘾、婚姻等），它们都被归结于个人的算计。这一逻辑被推到可笑程度后，“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2]便应运而生：在这里，学者们试图解释为什么毒品贩子会住在自己母亲的家里或者将20 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解释归结为25年前推出的流产合法化的法律等。
即使将个人选择这一因素撇开后，还有一类“不纯”的物品从一开始就完全抗拒商品化；这就是“自然垄断”，或者更广义地说是集体物品、公有物品或公共物品。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萨缪尔森在1954年通过对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的区分重新提及了这一问题。[3] 集体消费品具有这样一个特性：“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这个属性被称为“非竞争性”，之后人们又增加了另一个特性，[4]即“非排他性”——它是指现实过程中不可能阻止这一物品的自由消费。那么，此类物品该如何定价，又如何营造出市场呢？萨缪尔森看到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散的定价系统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佳水平，因此必须尝试其他的决策方法。”他的结论有些离谱：没有什么东西——哪怕只是“纯粹的巧合”——能使人们从社会选择（他所说的是“社会学”以及“福利政策”方面的选择）这一整体中细化出“一个具有传统经济特征的分支”。也就是说只有存在着一些由国家或者集体来保障供应的公共物品时，商品化过程才能覆盖到社会选择这一分支。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它反对一切对物品进行公共管理——这正是圈地运动，即首次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时人们所用的辩解词——的想法。在此类堪称反动的作品中，经典之作当属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那篇《公地悲剧》[5]。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为马尔萨斯的理论，甚至为优生学理论辩护：“把生孩子的权利这一原则与所有的人生来都能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这样的信仰相结合的想法，最终把世界引向了悲剧的命运。”[6]
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意愿是始终如一的，即要证明市场可以做得更好。在此，还可以拿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来举例：他所提出的“定理”认为，污染者与该污染的受害者之间能达成一种比环境税或管理规章更好的解决方法。这一推理的前提是假设所有这些损害都可以用金钱来估算：“人们并不是因为好玩才产生污染，而是因为这是生产某种东西更廉价的方式。这是它好的一面，而污染所造成的价值损失则是它坏的一面。必须对两者加以权衡。”[7]
尽管这样说会令科斯不快，但是的确有一些物品的管理离不开公共部门的干预，而不能靠个人之间的商品化合同。因此，必须把萨缪尔森所说的“传统”经济的理论框架延伸到政治决策领域。公共选择学派接受了这一挑战。公共选择可以被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是相同的……像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是一个自私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8]。然而，这一研究计划成果寥寥，公共选择学派最终破产主要是由于以下两大原因：政治动机不能仅仅被归因于功利型的私心，而社会决策则是复杂权衡后才得出的结果，是一些难以被模型化的妥协方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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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而且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坚持到底。这一逻辑使他们去计算人类生活的成本。这种做法听起来或许令人震惊，但我们不妨来为恶人辩解一次。我们以修建一座环岛这样的小事为例来加以说明。假设其中不存在任何贿赂行为，那么是否修建的决定将在对这座环岛的修建成本与建成后所可能避免的事故数量进行对比后才能作出。这意味着——至少暗示出了——我们在用一种虚拟的币值（在此可以被称为“影子价格”）来估算那些被避免掉的死亡，并将这一“好处”与相关成本进行比较。此类研究越来越少，但是2001年的布瓦托（Boiteux） 报告[1]把每条幸免于难的生命定价为150 万欧元，重伤员只“值” 22.5 万欧元，轻伤员为3.3 万欧元。
这种方法在生态环境领域找到了新的扩展空间。 1997年，罗伯特·科斯坦萨[2]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试图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所“提供服务”进行评估，包括气候调节、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水、食物和原材料等。对于整个生物圈而言——用这些研究人员的话来说，生物圈的大部分区域是“不能用市场价值来估算的”——这些“服务”的价值约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左右。最近，另一项专门针对法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3]显示，经过“特别精细的计算”，每公顷森林每年创造的价值平均为970 欧元，“根据娱乐或旅游人数的多少以及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的不同，每公顷森林每年创造的价值大约在500 -2000 欧元之间”。
但是真正使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方式发挥影响的则是斯特恩（Stern）[4]的报告。他把各种节能计划的成本和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评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表明这场博弈值得一试。虽然这种计算方法对于权衡环境挑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也要对那些原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估算的”现象算出一个货币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这些评估是如何按大小来分类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知道一切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的问题。[5] 总之，它是根据一些“或多或少具有虚拟性质的交易”[6]——这一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会涉及“愿意支付”的概念——来对市场进行模拟的。例如，人们会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来推断环境质量所隐含的价值。又比如，人们通过调查来衡量人们的支付意愿或能接受的风险补偿水平。此前提到过的布瓦托报告公布了评判公共计划达到最佳状态的规则，即“为了拯救更多生命而所需付出的戚本等于一个集体为了安全而愿意付出的平均‘边缘意愿’（是指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或服务，个人愿意支付的金钱——译者注）——这一价值或通过调查得出，或由决策者拍板或由那些能体现集体立场的一部分代表来决定”。
这样的核算可能变得更加冷血。布瓦托报告提出了另一种方法，即“未产出的损失”计算法。生命成本是用“社会因为一个人消失后而可能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承受多少潜在的损失”来计算的。专家们虽然认同这一总体原则，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存在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应当用“净值”来加以思考，因而这一“未产出的损失”中应当扣除这个人如果活在世上所要消费掉的部分。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当更多地考虑那些更易被量化的因素，并且应用“总值”来考虑问题，因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在生活享受方面所蒙受的损失可以一次性换算成个人消费的商品价值。至此，商品的逻辑被推到了极致，而这是相当可怕的。我们不妨把这一推理说得更详细些。起初，一些专家发现，根据净值来做评估似乎缺乏道德深度，因为它把一个人的价值等同于他所生产的与所消费的之间的差额，换言之等同于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必须引进一点感情因素，但是感情因素又应如何来衡量？这些专家们所想到的解决方案似乎更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要根据一个人所累积消费的比例来评判他受重视（以及受喜爱）的程度！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工人的生命显然要比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生命低贱得多，因为每个人的生产当然是用他的工资来评估的。
这里所涉及的正是那个饱受最极端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他们深深地理解到了其中的危险）批评的问题，即某些社会权利的不可通约性。虽然我们都认为儿童卖淫应当禁止，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此类“交易”的超级税就能解决的：我们把此类交易变成了一种可受惩罚的罪行。当然，惩罚的大小会与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成比例，但这种罪行的很大一部分将因此而被抹去。将各种惩罚的法规汇编成册与价格目录单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在编篡过程中不会考虑到客户的“偏爱”。一项罪行所以会受到严惩，是因为社会已经决定把它定为重罪，而不是根据犯罪者“愿意付出”多少来决定。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要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而是切断犯罪的念头。把做这样的区分变成了一种精妙之举，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之一。
有许多机构根本不是在商品经济核算的思维下出现的——这些核算又是以个人偏好的体系为支撑的。相反，这些机构在社会领域中写下了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仅仅用人们愿意付出多少或者愿意接受多少补偿为基础来作决定，这显然是搞错了地方。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7] 所做的比较很好地体现出了价值与偏好之间的区别：传统经济核算所进行的位置转换是指在对所有可能的惩罚的净好处进行计算之后再来选择判决结果；或者说根据预期收入来决定是选择教神创论而不是教进化论！
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大量的“物品”并不属于市场的范畴，或者说不应当属于市场的范畴。我们可以把“非竞争”和“非排他性”[1]两种特性相互交叉，得出一种广义的类型学。纯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相反，纯公共物品则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两个类别之间，人们还可以区分出两种中间情形：
——“俱乐部物品”只符合非竞争性的特征：人们可以在这里随意消费，但是要想进入其中，必须首先跨进“俱乐部”的门槛，而“俱乐部”是不允许其他消费者进入的。
——“混合”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但却具有竞争性：这是一些人们可以随意使用的公共资源，但它们的消费是不能无限扩展的。
这一类型学显然还可以无限地加以细化。比如说人们很容易把这一方法与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意味着一种物品的消费可能会带动其他物品的消费——的概念相结合。联合生产也属于这一问题的范畴：正如其名字所指出的那样，联合生产是指由一系列基本物品所构成的生产形式，这些物品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分开，也不能独自实现升值。这些例子都显示，社会成本正在偏离私人成本，甚至价格这个概念——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是不同的——也都失去了意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引入地域和代际等因素，从而得出另一个更复杂的分类法。[2] 事实上，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用延伸性和可逆性来加以评估。例如，人们可以根据相关物品所涉及的生态“圈”将其区分成全球性公共物品或区域性公共物品。人们也可以用代际来区分这些物品：只涉及当今“消费者”的为代际内物品，而那些不可逆程度很高、今天作出的决定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物品被称为代际间物品。
这些类型学的好处在于：它们对所有可能导致市场出现“缺陷”的情形进行了盘点。但它们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因为这一做法只是将那些存在需求的空间标志出来而己，但它同时强调了一些非商品化需求空间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是由一些与商品化逻辑不相容的特性所决定的。这就等于是说公共物品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不符合一般原则的特例。
接下来应当更进一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将举证的责任反过来：哪些东西是社会愿意全力放手，愿意让它们完全听从市场博弈的？商品和非商品之间的界限已经从原先的技术和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不妨用医疗卫生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它究竟是一种公共物品还是商品？在现实中，人们所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在美国主要是私营的，在法国则更多是公营的。就两个国家的情况，每一种都属于社会选择，而不存在任何与这一物品的特性相关的东西。在这里，商品化的经济核算再一次与需求的逻辑出现了对立，而这种对立人们曾经在理论著作中看到过：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些围绕着医疗是不是属于“高级”物品（奢侈品）而引发的争论。“此类商品是指其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然而，从中期来看，医疗很明显属于此列。换句话说，对健康的渴望是一种深层社会需求的表达，这种需求能冲破所有制度和资金的障碍，最后杀出一条道路。”[3]
今天，所有的人都明白国内生产总值既不能用来衡量幸福，也不能衡量福利，这种衡量法就好像是去撞已经打开的大门。因此，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指数。几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借鉴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一概念：它借用寿命、婴儿死亡率、男女平等（不久前才刚刚被使用）等一些定性的指标来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调整。人们发现，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还是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计算，得出的排行榜会有很大的不同。不久前成立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参考报告[1]。它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改变了主流经济学过去的胡乱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胡乱计算会彻底消失。
事实上，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Stiglitz-Fitoussi-Sen）的报告采纳了世界银行所提出的“调整后的净储蓄”这一概念。它旨在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修正，尤其是减去一些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一些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损害。但是要计算“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其前提是必须能将所减去的部分换算成美元或欧元。我们仍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因为我们又在想给那些原本无价的东西定价。不妨把这种逻辑说得更荒谬一些：要不要将婴幼儿死亡率折算成一个价格，尔后把它从化学工业的营业额中扣除掉？这种做法十分阴森可怖，而且也是站不住脚的。国内生产总值所衡量的是发生过的经营活动以及资金转移活动。既然人们认为生活质量是无价的，那么又想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生活质量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用一种更高级的理性来规范经济核算，使其能归入“技术经济学”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就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这些优先事项的次序弄反了。经济效益原则是指付出尽量少的努力以达到给定的结果，它的适用范围应当仅限于此。然而，今天存在着一种逆决定法，即经过一种荒谬的反馈之后，经济效益原则被用于选择一些很容易实现的目的。这种倒错并不是外界强加给社会的，而是由存在着严重缺陷的社会组织结构所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本-效益核算只是民主辩论的一个蹩脚的替代品。从更深层看，资本主义是社会民主充分发展的障碍。因为在这里，人们又是根据商品经济核算或者说伪商品经济核算来“揭示”社会优先事项的。绕了这样一个弯是为了否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合理性、存在着两种不可能导致相同决策的效率原则。让我们以抗艾滋病药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到底是把医药行业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还是把接受治疗的患者的人数最大化作为目标，这两者所导致的经济模式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意味着私人资金、专利以及有助于收回投资的高药价；而第二种情况则意味着公共资金、根据患者的购买力来制定药价。但是，没有任何抽象的经济效益原则能在这两种模式之间作出选择。
互助模式被边缘化以及商品化核算的得势，其所依据的是一些个人主义的人类学占据了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然而，许多人类活动并没有被纳入这一分析图式，它们的被否定使得个人决定的间接影响被普遍低估。后退一步以便更客观地看，人们发现经济理论是一个充满废墟的领域，这里充斥着许多不可能定理以及其他悖论。虽然说新自由主义进攻的目的是想收复失地，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类活动在作出决策时至少有一部分能摆脱纯赢利核算：幸运的是，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社会保障都属此列。资本主义曾经逐渐被迫接受社会进步，而这必然会涉及一定程度的去商品化。今天，它又在竭力试图让人类历史的车轮倒转，而这种逻辑很可能导致社会的倒退。
[1]
GALBRAITH James Kenneth, L’Éat prédateur, , , 2009.
,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 1999.
感谢 志留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