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 绿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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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在有限的世界里能始终保持几何级数增长，那他不是疯子就是经济学家。 ——肯尼思·博尔丁，1966

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依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才得以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煤、没有电、没有石油，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彪炳资本主义历史的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与新能源的发现和使用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长密切相关。图6 -1 说明了这两者之间惊人的关系。 1850 -2007年间，劳动生产率（在这里是用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增长了9. 5 倍。在此期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155 倍，由5400 万吨增加到了83.65 亿吨。如果把这两种变化趋势加以对比，人们就会发现那些劳动生产率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 http://tinyurl.com/amaddiv; CDIAC (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http://tinyurl.com/cdiac06; NOAA (National Oceanic &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ttp://tinyurl.com/noastat/。

1850~~1950年间，全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7 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辉煌三十年”（1950~~1973年）期间，正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时期，平均每年为2.9% ，之后福特主义危机导致了劳动生产率明显放缓。然而，过去十年间，在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下，全球劳动生产率再抬升势，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出现了增加的趋势（见表6 -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
	平均增长率(% )	平均增长率(% )
1850 - 1950 年	1	3.5
1950 - 1973 年	2.9	4.6
1973 - 1999 年	1.4	1.4
1999 - 2007 年	3	2.9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也有类似的联系，但劳动生产率是体现资本主义的成就的最好指标。不管怎样，结果是十分明确的：资本主义的成就是以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为代价而取得的，因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种联系能否被打破。资本主义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即商品化的解决方法——来达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所制定的减排目标吗？换言之，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

二氧化碳排放是市场不完善的一个很好例证。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人们可以免费污染一样，因为生产的外部影响并不是经济核算所考虑的内容。那些所谓商品化的解决方法只是对这些影响进行“内部消化”而已，它又是在对那些原本无价的东西确定一个价格。在这一标签下，人们可以把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合二为一，因为它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试图通过释放价格信号来改变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把它们引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

这种选择一开始就排除了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规定一个不能超越的排放总量目标，所有的生产和能源支出都应围绕着这一目标作出调整。但这只是一种规划，而规划的形式是资本主义从来不会服从的。排放许可证交易有时被认为是此类规划的一个替代品，它能根据不同行业在减排方面的不同难度来合理地分配减排目标。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尤其是在排放许可证体制下存在着“碳泄漏”的可能性，即污染的生产向南方国家转移。

有没有一种方案能用那些商品化的工具——也就是说在那些仍按自己的标准运行的资本主义的价格体系指导之下——来实现减排方面的参考目标（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确定的目标）？从抽象的角度看，这是可行的。它将主要依据以下一些机制：

①设立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制，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两者是相同的），这相当于提高了能源的相对价格；

②通过提高能源成本，环境税的设立等于是让那些更节能的，或者说采用新能源的生产方式得到更大的利润空间，因而会鼓励企业去采取这些生产方式；

③新的生产流程可能需要额外的固定资本投入，而这些投入可以全部或部分由税收收入来承担；

④提高之后的生产成本可以用减税或社会保险费的减少等方式来部分弥补。

这一模式既没有打破主流经济理论最基本的乐观主义，也没有打破它的方法论。只需在劳动和资本所组成的生产函数中，引入能源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这其中所隐含的假设是：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必须存在着足够的可替代性。换句话说，通过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成本——在这里是指能源价格的上升，人们就可以鼓励企业去使用更加高效节能的生产手段组合。

这一方案只有在三种条件下能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兼容。首先，这种“绿色资本主义”不能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其次，这一新进程必须能确定一种协调的积累机制：销售市场、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竞争的组织等。最后，第三个问题的横跨度更大，它所涉及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向假定的绿色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在第一点上，一种能维持原先利润率的“绿色”积累机制是可能出现的，其前提是能源强度的降低能给投资带来足够的效益。我们不妨假设这一收益能确保赢利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能源的节约最终能抵消相关的投资成本。

但是，这其中有关过渡的问题仍会出现。必须对两个阶段作出区分：第一个阶段是环境税开征阶段；第二个阶段才是补偿效应开始显现，从而能将利润率保持在足够高水平的阶段。在初始阶段，利润率只能以降低工资、减少企业的社会保险费或其他税款的方式来加以维持，因为新生产技术的引进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由于这种下降未来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因此这就降低了税收的激励效应。如果税收是按每个企业来分别估算的，也就是说按照其在能源领域的支出的比例来核算的，那么它的激励效应就等于零。如果补偿是从全球范围内来计算的，那么各行业利润率的结构就会因此而改变：高能耗行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而那些低能耗行业的利润率将得以维持甚至会有所增加。激励效应虽然不会消失，但会大打折扣。正因为如此，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环境税会有那么多困难：免税制的全面推广使得这一举措无法推行。

因此，环境税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对自身赢利能力的约束这对矛盾是难以克服的。只有通过环境税使那些能源密集型企业的赢利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它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国家——它是环境税的受益者——应当把那些通过环境税所征收到的资金专门用于绿色项目的投资。但是，利润率的扭曲必然会与资本主义的“自然”运行相违背。

此外，也不要忘了资本主义是在“众多资本”相互竞争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应当考虑建立起某种激励机制，以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压制另一些行业，从而激发起整体的活力。绿色资本所投资的那些生产行业将成为新活力的引擎，它们拥有较高的利润率，并依靠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的拉动。但是，这种描述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因为它忘记了价值规律，即“一些行业的高利润率将会被其他行业的低利润率所抵消”这样一条原则。由此得出的将是一个失衡的再生产模式：生产绿色产品的行业的增长速度将比其他经济行业更快，消费品生产行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多地流入此类行业中。这样一种模式是不稳定的，因而必须通过相对降低劳动成本来加以解决：在这里，人们再次发现收入分配成了一个可调节的变量。

其中的出路或许是加快绿色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步伐。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不是发放给雇员，而是通过相对价格机制分配给不同的行业。很难想象，在继续使用“肮脏”技术的情况下，未来所节约的直接劳动会超过目前的水平。人们所得出的很可能是一个与此相反的结论。

这一向绿色资本主义过渡的假设意味着双重转变：一是商品性质的转变——这一回将有额外的成本被纳入进来；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清楚被纳入新消费晶和投资中的劳动量如何能比过去下降得更快。一般情况下，越是“干净”的产品，其价格就越高，它所体现的是更多的劳动支出。虽然说随着新技术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差异会逐渐缩小，但是很难想象“活”劳动的节余速度如何能快到足以弥补纳入新技术中的“死”劳动的开支。

在那些一开始就认为环境目标和竞争原则不可兼容的众多著作中，一些学者清楚地揭示出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所可能出现的矛盾。尤其是当“那些生产最高效的企业也是污染最严重的企业”时，这种冲突更加明显。^[1] 那些商品化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会导致负面影响：“如果一家高效企业的污染比其竞争对手更严重，那么实行排放税很可能会导致另一家低效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高效企业的产量会因为排放税而下降，而低效企业的产量会提高”。这项研究还显示，相反，“那种只涉及污染者投资选择的操作标准……反而在竞争方面具有中立的特性”。这等于是承认数量管理（操作标准）比成本管理（环境税）具有更高的合理性。这个结果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理论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商品化的解决方案（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交易）使得资源从环境的角度得到优化配置：然而，它们服从于竞争法则的事实却表明，一些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所特有的不利影响会削弱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环境税或排放许可证交易所带来的新标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否则就会出现“碳泄漏”，即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会搬迁到那些环保要求不严苛的国家。而且这种情况已经随着全球化而发生过：富裕国家能源排放之所以会减少，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消费品生产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刚刚为法国做了统计^[2]： 2005年，法国本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 亿吨多一点。但是，如果把进口和出口也计算在内，那么法国国内的最终需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接近5.5 亿吨。相反，同一类型的计算还表明，中国2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由其净出口所导致的。^[3]

人们可以为这些矛盾设想出一条局部性的出路，即增加新兴国家的市场消化能力。这一循环将以如下的方式来完成：先进国家把绿色技术卖给新兴国家，并且低价从这些国家购买用这些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且购买数量会逐渐增加。但是这需要在全球层面建立起一个调节机构。上述所有问题，尤其是与竞争相关的问题，都要求在全球层面展开。此外，能源成本的上升将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并减缓贸易增长的速度——贸易的增长导致成本的下降。在这里，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减少能源支出这一目标之间的矛盾。

获得潜在的高利润率只是建立一种协调的积累机制的必要条件，但光靠它是不够的。需求结构也必须与之相适应。于是再生产这个问题至此再度出现：绿色产品如何能销售出去？利润是必须得到实现的，也就是说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能卖得出去。与新的扩张阶段有关的“生产指令”也必须考虑到销路这个问题。

在这一点上，“绿色资本主义”只会带来更多的困难。从需求方面看，如果想通过工资的调整来保持利润率，那么薪资方面的需求就会受到压缩。从供给方面看，它的成分将会发生变化——至少暂时是如此：那些“绿色”生产资料行业将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因为其他部门的“绿色”投资使这些生产资料很容易找到销路。这一模式——投资品的生产能自动增长——的可行性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在这里将面临固定资本的增长影响到赢利能力这样的风险。

此外，绿色商品的价格将出现上涨趋势——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并会因此而降低工资需求的消化能力。它还会将人们的需求更多地转向那些低能耗的服务，但此类服务的劳动生产率会更低，因而利润也更少。更严重的是，降低能源支出的逻辑还会导致人们去制造出更多“经久耐用”的物品，从而使资本流动的速度放缓。但这与支撑利润率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在今天，想提高利润率就必须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

^[1] ^[2] ^[3]

自由主义的路径从根本上说属于乐观主义。例如，它认为化石燃料的枯竭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威胁。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最终它会使那些以目前的价格来看还不能赢利的油气储藏变得有利可图——或者会使一些新能源变得有利可图。假设这一乐观的设想是可行的，那么它就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供应的问题；但在解决额外的成本及其对利润率的侵蚀等问题上，它丝毫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所依据的是新古典主义在生产方式上所下的一个赌注，人们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赌注”。它假设了这样一种存在性定理，即在一种给定的价格体系下，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不会增加总体生产成本的生产方法。然而，那种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节能标准下，与资本要求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的想法是毫无道理的。谁也不能保证在节约能源方面所省下来的钱能弥补为实现这一节能目标所需的额外投入。我们可以假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新型“绿色”设备的价格下降，但我们不能说相关的下降幅度将足以弥补额外的成本开支。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变量很可能会再次从工资这里去找。

假设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来定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它能与其他地方制定的节能目标相适应。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前进过程中一定会在考虑边际利润，在面对各种激励时用探索和经验主义方式来加以应对，总之是摸索着进行。其终点将是那些能使利润率得以保持的新技术得到全面推广，但这一终点并不一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看，人们只能是逐渐接近它。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手段和目的被颠倒了。遵守资本主义本身的约束——这些约束只能是手段而已——这一要求决定着人们所能设定的目标。换句话说，能源强度只能下降到不对利润率构成威胁的程度，即便是环境本身所要求的要远远超过这些目标。

事实上，这里所探讨的“绿色资本主义”模式是在环境税的设立这一基础之上出现的，但它并没有在节能方面确定明确的目标。然而，创新的收益在达到临界值之后按理应当会逐步递减。在第一阶段，人们可以假设绿色技术的引进会导致能源的节省，而节省下来的资金数额应与环境税及新增的资本支出相当。然而，在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这一收益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额外节能的净成本将会增加，利润率则会因此而下降。

总之，与一定程度的节能目标兼容的“绿色资本主义”模式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种节能足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应当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些基于非线性这一极度乐观假设的参考报告。事实上，它们是用目前每吨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乘以所确定的目标总量来计算减排总成本的。然而，今天人们可以用较低成本来加以利用的方法实际上很可能是无法大规模实施的——或者说实际成本要离得多。特德·特雷纳（Ted Trainer）则特别强调现有的方法在推广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是物理局限，而不仅仅是经济局限，他由此得出了消费社会不可持续性的结论。^[1]

^[1]

衡量绿色资本主义局限性的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来加以思考。我们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称为碳强度。这一公式十分简单：只要把碳强度乘以国内生产总值便可以得出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以下两种手段：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或者）降低碳强度。

图6 -2 描述了全球范围内碳强度的长期变化趋势。在整个19 世纪里，碳强度一直呈现着几何级增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峰。之后，碳强度开始下降，在20 世纪30年代危机结束之后又开始上升，在整个“辉煌三十年”期间都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上。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碳强度开始迅速下降，今天的水平大致与1880年相当。1970 -2007年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幅为3.5%，而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年均增幅“只有”2%。因此，碳强度大约以每年1.5% 的幅度在下降。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http://tinyurl.com/amaddiv; CDIAC (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http://tinyurl.com/cdiac06; NOAA (National Oceanic &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ttp://tinyurl.com/noastat/。

这种变化趋势令人感到乐观，因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在逐渐下降。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能否足以保证达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最低目标是2000-2050年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50%。这意味着要使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90PPM，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4℃以内。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减排85% ，即将二氧化碳的浓度稳定在450PPM，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也就是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应当每年减少2.1% -4.8% ，而实际上迄今为止它们的增长势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至少在危机之前是如此）。

只要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评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假设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最终年均增幅从2025年起稳定在2%左右（过去40年的年均增幅为3.5% ）。鉴于新兴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所作的贡献，这一假设相对有些“乐观”。要想到2050年将排放目标减半，这意味着2010 - 2050年间碳强度应当除以7，换句话说，到2050年我们生产1 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是今天的1/7。这相当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必须以每年4.5% 的幅度下降，这相当于过去40年间减速的3倍。现在还很难看出这一加速将如何实现。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用碳强度来进行推理。我们做了两个简单的假设：一是按照过去40年的下降幅度，即年均下降1.5% ,二是下降速度快了2 倍（每年3%）。人们可能认为，即使是第一个假设也有些乐观，因为它所假定的是能源强度的降低不存在“收益递减”问题。相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减少将会越来越困难，第一批吨次的二氧化碳是最容易减排的。经过这一匡算， 21 世纪末的能源强度将会重回工业革命之初的水平。

表6 -2 概述了这一模拟结果，这一模拟尽管有些简单，但它还是能得出一个数量级。由此得出的大致意思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减排目标的实现过程与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是不能兼容的。^[1] 在最严格的就排方案（减排85%）下，如果碳强度的下降没有出现加速，那就意味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每年下降3.3% ，也就是说在2007 -2050年间下降77%！只有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0.9%的情况下，减排50%的目标方案才能与碳强度加速下滑相互兼容，但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一增长率要远远低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

碳强度降低	减排目标
-0.5	-0.85
（-2.1%每年）	（-4.8%每年）
-1. 5%每年	-0.006	-0.033
-3%每年	0.009	-1. 8%

^[1]

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这是由于以下的双重约束所决定的。与二氧化碳减排相关的成本的内化将受到赢利能力这一要求的制约，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则会与竞争和无休止积累的逻辑相抵触。

绿色资本主义这一构想的前提是：人们能把一些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规则强加给它。在许多方面，这一构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些最基本的机制是相矛盾的。大规模引进环境税会彻底扰乱个人资本之间的竞争原则，会影响到资本的运行周期，也使得全球经济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从本质上说，绿色资本主义这一假设要想出现，必须要有一种激烈的“外来冲击”为前提：这种冲击将彻底打乱资本主义当前的格局。此外，它还需要有另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个能确保集中度越来越高、有能力起草国际规范的全球性机构——而这些规范的颁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本质是相违背的。

因此，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修辞。这样一种积累机制的假设，既源自对资本主义法则的错误理解，也因为高估了自己能理性处理环境挑战的能力。这一负面结论将使人们看清生态社会主义替代论的特征。它要求进行一种全球性的规划并对那些与资本主义逻辑相适应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提出质疑。从经济角度看，这替代方案要求社会剩余率大大降低，或者至少要求其内容发生深刻的转变。举一个例子来说，消费品耐用性的加强本身就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反，有一点是可能做到的，即资本主义的“变绿”，也就是说那些生产新能源的行业以及那些能提高住房保温能力的行业等都将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指望这些行业能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人们因此可以看到那些用于应对气候变暖的资金大部分被用在了对这些行业的补贴上。然而，鉴于上述原因，与利润逻辑相兼容既是这一发展的条件，也是它所面临的一个制约。

FREEMAN Chris et LOUÇA Francisco,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ACKSON Tim, , Bruxelles, De Boeck, 2010.

TANURO Daniel, ,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La Découvert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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