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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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 #1 #2 #3 #4 #5 一、滑铁卢之战以后的英国［和平［peace］和富足［plenty］——译者注］是动听的，在呆子的窗户上组成透空画也是美观的；但是这两个谐音的词所描述的事情却并不经常是和谐的。”资产阶级抱着并没有多少依据的乐观主义去迎接1815年的和约。工厂主曾幻想结束战争以后，立即会为他们的制成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于是囤积起大量的货物。谁知事出意料之外，战后对工业品的需求却迅速下降。［参看本书边码第363页［指在欧洲禁止英国的法令］——译者注］已把大部分的欧洲市场封锁起来，而美洲市场又由于英国要求搜捕开往欧洲的中立国货船而引起的战争所关闭，但巨量的战时订货却足够补偿这些损失。滑铁卢之战以后，这些战时订货突然终止，而欧洲却仍旧是过于混乱和贫穷，不能购买大量的英国货。战争切断了西班牙与南美洲之间的交通，使西班牙所属的南美殖民地实际上成了独立国，因此战争确实替英国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市场。但这只是引起疯狂的投机和各种商品泛滥于市场，其中有许多商品简直没有人需要，而其他的商品也只有往西印度群岛和远东去推销，但这两个地区也只能吸引有限数量的特种商品而已。　　“自从1815年提出谷物法便开始的一系列的暴动，一直延续到1816年年底，其间只有短时期的停顿。正当讨论谷物法案的时候，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都发生了暴动，并且接连闹了儿天；布里德波特因为面包涨价而发生儿次暴动；比德福德为了阻止谷物出口也发生同样的骚动；伯里［这里指的是伯里圣埃德蒙兹，而不是兰开夏的伯里——作者注］有失业工人捣毁机器；伊利的暴动只有通过流血才镇压下去；太恩河上的纽卡斯尔有煤矿工人和其他的人们起来反抗。格拉斯哥为了设置施粥所而发生流血事件；普雷斯顿失业的纺织工人发生暴动；诺丁汉的卢德派毁坏了三十架机器；默瑟尔·提德维尔的工人因为减少工资而暴动，伯明翰有失业工人的暴动，沃尔索尔穷苦的人们起来暴动，1816年12月7日丹迪因为伙食价格太高，有百家以上的店铺遭到了抢劫。” 　　这类的暴动本身并不是件新事情。前面已经提到，在1795年曾因为面包问题而屡次发生暴动。1812年拜伦在反对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的提案的绝妙的演辞中，曾经嘲笑过军队费尽力气才扑灭了诺丁汉卢德派的暴动，他说：　　“就是这样的前进和后退！——从诺丁汉到布尔威尔，从布尔威尔到邦福德，又从邦福德到曼斯菲尔德，当军队带着光荣战争的一切骄傲，堂堂皇皇地抵达目的地时，正好赶上看到那里已经发生的不幸事件，查明罪犯已逃走，在被打破了的机器碎片中去搜集战利品，然后才在老妇的嘲笑和幼童的叫骂声中退回到自己的军营。” 　　卢德派的暴动集中在诺丁汉袜业制造厂地区，因为在那里半家庭手工业采用了织袜机，遂使袜价下跌到使手工织袜工人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在约克郡西区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破坏机器的事情。1799年和1800年通过结社条例时前后［参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作者注］罢工成了普遍的现象，许多次罢工，工人宁可忍受极大的痛苦而使罢工坚持到底。［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作者注］。二、乡村里的斗争　　“今年我们要毁坏谷堆和打谷机，明年我们要同牧师闹一场，后年我们要进攻政客们。” 　　虽然暴动以捣坏机器开始，但要求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愈来愈明朗化，在肯特和苏塞克斯，要求每天工资为二先令六个辨士，在生活状况一般都较坏的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要求每天二先令。这次运动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欣然同意这些要求，并指出，只有削减什一税和租金，这些要求才会被接受，他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并且把运动指向地主和牧师。甚至在记载上有些这样的事，即农民们帮着破坏自己的机器。［参看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作者注］。三、工厂法［《晨报》所发表的数字指明：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田庄上，每周拿七至八先令的工人，要缴纳一先令六辨士和两先令的房租——作者注］，开始鼓动禁止某些最大的弊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来帮助达到这同一目的，他们的鼓动就会毫无效果。［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和第十四章第二节——作者注］。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页——校订者注］　　工厂主的理由既是一般的而又是特殊的，他们求助于当时流行的教条，神圣的“放任主义”，即社会上一般人渴望每人能自由地追寻自己“开明的私利”，因此，社会的共同利益，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途径，也可得到促进。根据这些理由，国家对工业的任何干涉都被斥为侵犯了自然法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放任主义”最盛行的时期，却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一个是法律禁止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另一个是地主们能够取得限制小麦输入的禁令。［扫烟筒的童工是例外。在这件事上没有外国竞争间题，因而为这种暴行辩护的人须稍为独立思考才成——作者注］。有人主张：限制工作时间或者强迫雇主封闭机器，必定使雇主们不能把商品销到国外。这样一来，工厂法的意义不管怎么好，它只会引起工人失业和使他们受到更大的贫困。另一个得意的理由是：“一切的利润都是取之于最后一个工作时”，因此减少工作时一小时便是自动消灭所有的利润。但据证明，这些理由与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所以，除了那些提出这些理由的人们外，没有人相信它们。［丝织业是唯一遭到外国竞争的纺织业。恩格斯评论道：“伪善的自由贸易者把外国竞争者的垄断取消了，但又创出牺牲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垄断”——作者注］，限制年龄较大的儿童工作时间，设置许多工厂视察员，监视这些限制的实行。最后在1847年通过了十小时法案，限制了妇女和青年人的工作时间，并且该法案实际上也为大多数的成年男工保证了一天工作十小时，因为事实证明工厂只为男工开工是不合算的。而这法令的效果还得在若干年后才能达到，在这期间，雇主们试用各种可以想出的规避和诡计，只不敢直截了当地反抗法令的条款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20-521页—校订者注］［Humphry Davy，英国化学家，今译“汉弗莱·戴维”——录入者注］见矿井中经常发生事故，非常震惊，于是在1816年发明安全灯以防止爆炸。安全灯很快被广泛地采用了。大卫拒绝领取自己的发明的劳金，他认为这是自己贡献给人类的礼物。安全灯所得的实际结果是矿井内的事故增多，因为矿井的主人要开采更深更危险的煤层，在很多情况下，有了安全灯便成为不设置应有的通风设备的借口。　　“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厂……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26-527页——校订者注］　　总之，无论工厂主怎样厌恶工厂法，它乃是发展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必要的部分，这发展包括着蒸汽代替水力，不但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大规模使用机器来制造，生产的决定点从小单位转移到大单位，这就造成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到了现在，这种胜利竟使工业资本家为争得政权公开地和地主及金融集团进行了冲突。四、自由主义的根源［HenryJohn Temple Palmerston，一译“巴麦尊”——录入者注］，有时还有皮尔和其他托利党中的“温和派”。他们经常与威灵顿和埃尔顿勋爵所领导的极端托利党发生冲突。［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作者注］。［伟大的诗人拜伦即参加了这场战争并病殁于希腊——录入者注］，揭开了曲折地穿插在十九世纪历史中的东方问题。在东方，奥地利和俄罗斯处在敌对的两方面，坎宁看出干涉希腊乃是离间神圣同盟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以极谨慎的方式进行干涉，以免加强俄国在巴尔干的地位，或让俄国沿着黑海海岸再向君士坦丁堡前进。1827年，一支由英法俄的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纳伐里诺击败上耳其人，但英法两国都谨防俄国控制新的希腊政府［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作者注］。［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作者注］。　　“这时期的政治史常令学者迷惑，而且它有很多前后矛盾的事件，因为，当旧的党派正在崩溃之际，‘时代精神’和无选举权的人自外加来的不断的胁迫，使有名无实的执政者的政策日复一日地遭到挫败。这情景很象一支大军败退时那样混乱零落，没有人知道其他的人在做什么，而阵地的夺取只为的是阵地的放弃而已。” 　　重要之点正是：在这些个人的争论和政客们的“混乱零落”后面并通过这些争论和混乱进行着巨大的新阶级联合．还有产业革命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由它产生的阶级已日益强大，甚至在这阶级夺得直接政权以前，就能够支配一种新政策。按这种时代的常例，政府也被迫采取目前不可避免的但终必至于使他们自受其祸的行动。五、选举法改革案［即以后的黑僧场［Blackfriars Ring］，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空袭——作者注］，人们称之为圆厅党）并制定了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一年一任的议会为纲领。这时，普累斯马上看出这个组织的危险性和价值。它之所以是危险的，因为它是认真的，因为它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它之所以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用来做为一件武器去威吓托利党，使托利党同意某种限度的改革（足以满足中产阶级要求的改革）以免发生革命，普累斯和其他辉格党始终不倦地用可怖的色调来描绘革命，一方面又扬言自．己如何费尽心力，运用圆滑手段和适当调处，才得避免革命。　　“中产阶级和‘小老板们’用革命的恐怖为理由来诱使你们认可他们的方案……剧烈的革命不但是那些企图危害革命的人们所不能左右的，而且它正是那些人们最害怕的东西。” 　　为了充分利用当时的局势，普累斯创立了他自己的全国政治协会，这是一个在中产阶级控制下的团体，但其中拥有大量工人阶级的会员，它能够被鼓动起来，在严格控制的限度内造成革命的恐怖。全国政治协会与托马斯·阿特乌德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及全国各地类似的组织都能密切合作，圆厅党只能影响工人中最进步的一部分，选举法改革案无疑地能博得大多数工人的热情支持，尽管它给予工人们很少直接的利益。其所以如此，只有考虑未经改革的议会性质和即将改革事项的性质就不难明白了。［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作者注］，有少数的闲职位被废除了，日益增长的舆论迫使贪污行为稍有所畏俱，但这些收获却被两种恶化现象所抵销。　　“皮尔拉长着下领；特威斯的脸象一张入地狱者的鬼脸，而赫利斯很象犹大在解去领带要作最后行动时的神情。我们握握手，轻轻地互相拍拍背膀，笑着，叫着，欢呼着走出来，去到休息室。” 　　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完美，应当加以补充．当时马考莱刚作完他的最有名的演说，来支持选举法改革案，他说这个改革案可以改变“法律的破坏、职位的混乱、财产的掠夺和社会组织的解体”的情况。 11.htm index.htm 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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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 #1 #2 #3 #4 #5 一、滑铁卢之战以后的英国［和平［peace］和富足［plenty］——译者注］是动听的，在呆子的窗户上组成透空画也是美观的；但是这两个谐音的词所描述的事情却并不经常是和谐的。”资产阶级抱着并没有多少依据的乐观主义去迎接1815年的和约。工厂主曾幻想结束战争以后，立即会为他们的制成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于是囤积起大量的货物。谁知事出意料之外，战后对工业品的需求却迅速下降。［参看本书边码第363页［指在欧洲禁止英国的法令］——译者注］已把大部分的欧洲市场封锁起来，而美洲市场又由于英国要求搜捕开往欧洲的中立国货船而引起的战争所关闭，但巨量的战时订货却足够补偿这些损失。滑铁卢之战以后，这些战时订货突然终止，而欧洲却仍旧是过于混乱和贫穷，不能购买大量的英国货。战争切断了西班牙与南美洲之间的交通，使西班牙所属的南美殖民地实际上成了独立国，因此战争确实替英国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市场。但这只是引起疯狂的投机和各种商品泛滥于市场，其中有许多商品简直没有人需要，而其他的商品也只有往西印度群岛和远东去推销，但这两个地区也只能吸引有限数量的特种商品而已。　　“自从1815年提出谷物法便开始的一系列的暴动，一直延续到1816年年底，其间只有短时期的停顿。正当讨论谷物法案的时候，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都发生了暴动，并且接连闹了儿天；布里德波特因为面包涨价而发生儿次暴动；比德福德为了阻止谷物出口也发生同样的骚动；伯里［这里指的是伯里圣埃德蒙兹，而不是兰开夏的伯里——作者注］有失业工人捣毁机器；伊利的暴动只有通过流血才镇压下去；太恩河上的纽卡斯尔有煤矿工人和其他的人们起来反抗。格拉斯哥为了设置施粥所而发生流血事件；普雷斯顿失业的纺织工人发生暴动；诺丁汉的卢德派毁坏了三十架机器；默瑟尔·提德维尔的工人因为减少工资而暴动，伯明翰有失业工人的暴动，沃尔索尔穷苦的人们起来暴动，1816年12月7日丹迪因为伙食价格太高，有百家以上的店铺遭到了抢劫。” 　　这类的暴动本身并不是件新事情。前面已经提到，在1795年曾因为面包问题而屡次发生暴动。1812年拜伦在反对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的提案的绝妙的演辞中，曾经嘲笑过军队费尽力气才扑灭了诺丁汉卢德派的暴动，他说：　　“就是这样的前进和后退！——从诺丁汉到布尔威尔，从布尔威尔到邦福德，又从邦福德到曼斯菲尔德，当军队带着光荣战争的一切骄傲，堂堂皇皇地抵达目的地时，正好赶上看到那里已经发生的不幸事件，查明罪犯已逃走，在被打破了的机器碎片中去搜集战利品，然后才在老妇的嘲笑和幼童的叫骂声中退回到自己的军营。” 　　卢德派的暴动集中在诺丁汉袜业制造厂地区，因为在那里半家庭手工业采用了织袜机，遂使袜价下跌到使手工织袜工人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在约克郡西区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破坏机器的事情。1799年和1800年通过结社条例时前后［参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作者注］罢工成了普遍的现象，许多次罢工，工人宁可忍受极大的痛苦而使罢工坚持到底。［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作者注］。二、乡村里的斗争　　“今年我们要毁坏谷堆和打谷机，明年我们要同牧师闹一场，后年我们要进攻政客们。” 　　虽然暴动以捣坏机器开始，但要求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愈来愈明朗化，在肯特和苏塞克斯，要求每天工资为二先令六个辨士，在生活状况一般都较坏的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要求每天二先令。这次运动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欣然同意这些要求，并指出，只有削减什一税和租金，这些要求才会被接受，他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并且把运动指向地主和牧师。甚至在记载上有些这样的事，即农民们帮着破坏自己的机器。［参看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作者注］。三、工厂法［《晨报》所发表的数字指明：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田庄上，每周拿七至八先令的工人，要缴纳一先令六辨士和两先令的房租——作者注］，开始鼓动禁止某些最大的弊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来帮助达到这同一目的，他们的鼓动就会毫无效果。［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和第十四章第二节——作者注］。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页——校订者注］　　工厂主的理由既是一般的而又是特殊的，他们求助于当时流行的教条，神圣的“放任主义”，即社会上一般人渴望每人能自由地追寻自己“开明的私利”，因此，社会的共同利益，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途径，也可得到促进。根据这些理由，国家对工业的任何干涉都被斥为侵犯了自然法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放任主义”最盛行的时期，却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一个是法律禁止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另一个是地主们能够取得限制小麦输入的禁令。［扫烟筒的童工是例外。在这件事上没有外国竞争间题，因而为这种暴行辩护的人须稍为独立思考才成——作者注］。有人主张：限制工作时间或者强迫雇主封闭机器，必定使雇主们不能把商品销到国外。这样一来，工厂法的意义不管怎么好，它只会引起工人失业和使他们受到更大的贫困。另一个得意的理由是：“一切的利润都是取之于最后一个工作时”，因此减少工作时一小时便是自动消灭所有的利润。但据证明，这些理由与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所以，除了那些提出这些理由的人们外，没有人相信它们。［丝织业是唯一遭到外国竞争的纺织业。恩格斯评论道：“伪善的自由贸易者把外国竞争者的垄断取消了，但又创出牺牲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垄断”——作者注］，限制年龄较大的儿童工作时间，设置许多工厂视察员，监视这些限制的实行。最后在1847年通过了十小时法案，限制了妇女和青年人的工作时间，并且该法案实际上也为大多数的成年男工保证了一天工作十小时，因为事实证明工厂只为男工开工是不合算的。而这法令的效果还得在若干年后才能达到，在这期间，雇主们试用各种可以想出的规避和诡计，只不敢直截了当地反抗法令的条款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20-521页—校订者注］［Humphry Davy，英国化学家，今译“汉弗莱·戴维”——录入者注］见矿井中经常发生事故，非常震惊，于是在1816年发明安全灯以防止爆炸。安全灯很快被广泛地采用了。大卫拒绝领取自己的发明的劳金，他认为这是自己贡献给人类的礼物。安全灯所得的实际结果是矿井内的事故增多，因为矿井的主人要开采更深更危险的煤层，在很多情况下，有了安全灯便成为不设置应有的通风设备的借口。　　“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厂……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26-527页——校订者注］　　总之，无论工厂主怎样厌恶工厂法，它乃是发展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必要的部分，这发展包括着蒸汽代替水力，不但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大规模使用机器来制造，生产的决定点从小单位转移到大单位，这就造成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到了现在，这种胜利竟使工业资本家为争得政权公开地和地主及金融集团进行了冲突。四、自由主义的根源［HenryJohn Temple Palmerston，一译“巴麦尊”——录入者注］，有时还有皮尔和其他托利党中的“温和派”。他们经常与威灵顿和埃尔顿勋爵所领导的极端托利党发生冲突。［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作者注］。［伟大的诗人拜伦即参加了这场战争并病殁于希腊——录入者注］，揭开了曲折地穿插在十九世纪历史中的东方问题。在东方，奥地利和俄罗斯处在敌对的两方面，坎宁看出干涉希腊乃是离间神圣同盟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以极谨慎的方式进行干涉，以免加强俄国在巴尔干的地位，或让俄国沿着黑海海岸再向君士坦丁堡前进。1827年，一支由英法俄的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纳伐里诺击败上耳其人，但英法两国都谨防俄国控制新的希腊政府［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作者注］。［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作者注］。　　“这时期的政治史常令学者迷惑，而且它有很多前后矛盾的事件，因为，当旧的党派正在崩溃之际，‘时代精神’和无选举权的人自外加来的不断的胁迫，使有名无实的执政者的政策日复一日地遭到挫败。这情景很象一支大军败退时那样混乱零落，没有人知道其他的人在做什么，而阵地的夺取只为的是阵地的放弃而已。” 　　重要之点正是：在这些个人的争论和政客们的“混乱零落”后面并通过这些争论和混乱进行着巨大的新阶级联合．还有产业革命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由它产生的阶级已日益强大，甚至在这阶级夺得直接政权以前，就能够支配一种新政策。按这种时代的常例，政府也被迫采取目前不可避免的但终必至于使他们自受其祸的行动。五、选举法改革案［即以后的黑僧场［Blackfriars Ring］，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空袭——作者注］，人们称之为圆厅党）并制定了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一年一任的议会为纲领。这时，普累斯马上看出这个组织的危险性和价值。它之所以是危险的，因为它是认真的，因为它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它之所以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用来做为一件武器去威吓托利党，使托利党同意某种限度的改革（足以满足中产阶级要求的改革）以免发生革命，普累斯和其他辉格党始终不倦地用可怖的色调来描绘革命，一方面又扬言自．己如何费尽心力，运用圆滑手段和适当调处，才得避免革命。　　“中产阶级和‘小老板们’用革命的恐怖为理由来诱使你们认可他们的方案……剧烈的革命不但是那些企图危害革命的人们所不能左右的，而且它正是那些人们最害怕的东西。” 　　为了充分利用当时的局势，普累斯创立了他自己的全国政治协会，这是一个在中产阶级控制下的团体，但其中拥有大量工人阶级的会员，它能够被鼓动起来，在严格控制的限度内造成革命的恐怖。全国政治协会与托马斯·阿特乌德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及全国各地类似的组织都能密切合作，圆厅党只能影响工人中最进步的一部分，选举法改革案无疑地能博得大多数工人的热情支持，尽管它给予工人们很少直接的利益。其所以如此，只有考虑未经改革的议会性质和即将改革事项的性质就不难明白了。［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作者注］，有少数的闲职位被废除了，日益增长的舆论迫使贪污行为稍有所畏俱，但这些收获却被两种恶化现象所抵销。　　“皮尔拉长着下领；特威斯的脸象一张入地狱者的鬼脸，而赫利斯很象犹大在解去领带要作最后行动时的神情。我们握握手，轻轻地互相拍拍背膀，笑着，叫着，欢呼着走出来，去到休息室。” 　　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完美，应当加以补充．当时马考莱刚作完他的最有名的演说，来支持选举法改革案，他说这个改革案可以改变“法律的破坏、职位的混乱、财产的掠夺和社会组织的解体”的情况。 11.htm index.htm 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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