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劝工大楼血案得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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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上期出版后即发生劝工大楼血案，当时报纸杂志写了许多抗议和哀悼的文章，三月份本刊因故不能出版，以致来不及参加抗议和哀悼，现在四月份本刊出版时舆论界已经没有人提起这件血案了。此时我们再来为血案说几句话，似乎是多余的。

可是我们还是要说几句话，因为这几句话是一切抗议和哀悼的文章中未曾说过，而又是一些颇重要的话。

梁仁达烈士预定出殡前一日，吴国桢市长下令禁止出殡，为了害怕出殡时双方会发生冲突；因为，据他说，治丧委员会虽能动员五万学生和店员，但总工会也能动员十万工人。当时”文汇报“曾从这几句有名的话做出结论，来证明梁仁达究竟是谁打死的。可是”文汇报“及其他刊物都未曾注意到吴国桢这里是把工人和学生（及店员）对立起来，更未曾从这对立做出什么结论。

不错，我们应当说，在劝工大楼血案中并没有工人和学生的对立，”总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那天即使出殡，至多只能动员几百个或几千个”护工队“罢了，决不能动员十万工人。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吴国桢说话中为什么能把工人和学生对立起来呢？凶手们为什么能够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站在治丧委员会一边的，即站在民主一边的，是学生和百货商店店员，而站在敌对一边的，即站在反民主一边的，则是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呢？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群众，虽然不是站在反民主一边，也不会站在反民主一边，但他们也还未曾站在民主一边，他们尚未曾表示其政治意见。工人群众自从上次革命失败，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以后，至今尚未重新踏入政治舞台。舞台面上留下这个空隙，所以反民主派才能穿上工人衣服，扮演工人角色。

中国工人未能在政治上发言，主要当然是为了那些反民主派压迫得太厉害。抗战胜利以后，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固然也是受压迫的，但比起工人来，还有相当的自由，还能出版刊物，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叫喊口号。至于工人，则完全没有这些政治权利了。工人可以提出经济要求，人们大体上也允许工人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虽然市政府制造的生活指数本身就有问题。可是工人不能提出政治要求，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示。社会局，总工会，特务机关，那些工运专家，那些工人”领袖“，有时抵不过群众压力，也会以伪善的方式去帮助工人经济斗争的，但绝对禁止工人政治斗争。他们帮助工人经济斗争，其目的正是为了更能控制工人，更能阻止民主派和革命者到工人群众中来领导工人作政治斗争呀！反民主派明白，只要城市工人在政治上沉默，则无论其他阶级如何叫嚣，甚至内战，他们仍可高枕无忧的。在如此压迫之下，工人群众没有政治发言，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可是，这里，民主派是否全无责任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民主派，恰恰与反民主派相反，并不认识工人群众的力量，并不明白：若无城市工人参加而且领导，则他们追求的民主是永无实现之日的。某某民主派刊物公然说建国的两个支柱是农民和学生，公然在封面上画着拿镰刀的农民和拿自来水笔的学生搭手前进。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工人位置。胜利之后，人们把工人运动交付于朱学范领导的劳动协会，只限于替劳动协会做点下层工作。胜利之后，人们忘记了替工人提出切身利益和要求。请问从收复失土以来的一年半当中，民主运动替工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呢？给予了工人什么利益呢？即以劝工大楼血案而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除了说中国资本家发财，工人生活也能好些以外，还有什么好处给工人吗？某某民主派刊物甚至公然反对增加工人工资。

这一年半的民主运动，仅在学生圈子内打转，至多到了文化较高生活较好的职员和百货等从业员，而未能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可见民主派本身也是不能辞其咎的。

怪工人站在反民主一边，与学生和店员对立起来，——这话自然是胡说。但若怪工人沉默，不积极起来参加民主运动，——那是民主派自己应当首先反省的。

我们向梁仁达烈士及那日被殴受伤诸君致敬。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向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战。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经过此次教训能够觉悟：民主运动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中去，是没有力量的，但要深入工人群众，则此民主运动首先就应当提出工人利益和要求。工人参加了和领导了民主运动，一切反民主派就无从假借工人名义，造成工人和学生对立之印象了。

感谢 吴朗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