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
作者：亚生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一月十三日，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联合组阁成功以后，一切急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即刻全数搬到新政府里的权贵们面前。对外、如何处理殖民地叛乱，对内，如何解救经济危机，这两种最棘手的课题，与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正以更严峻的态度来考验这个所谓“新联合政府”的前途。这里，让笔者提供出一些真实的材料，也许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法国的现状。
自越南群众掀起了要求独立解放的斗争以后，这种反帝的情调，即刻传播到阿尔及利亚与突尼西亚。法文世界报说“国内秩序虽然良好，但不安的征兆已经存在了。”甚至代表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宣告，大众的同情是寄予越南工农群众方面的。这样的例证并不缺乏。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次足球竞赛会上，举行了同情的示威大会，直当观众们听到马赛曲奏唱起来的时候，才静静地坐下。由海奇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党是以全力支持越南的战斗群众的。
法国政府，企图制止突尼西亚的民众运动，曾经以阴谋来维持它的残酷的政权，即：勃鲁姆内阁已经命令召回突省总督而代以社会党的官员，但这个法令，因为勃鲁姆的访问伦敦，而没有实行。其实，人民共和党是竭力反对这个法令的。
从这些事实的教训中，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应该是：给任何反动的傀儡政权，染上左倾的色彩是不可能的，只有像越南群众那种反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斗争才能给所谓“法兰西联邦”境内数亿万千的被压迫人民指出一条生路。
越南殖民地大众反法帝的勇猛而又部分成功的武装斗争，已从受伤归国的法军评论中，以及随军记者的调查报告中充分地指示出来了。
法文战斗报，在一月廿八号上刊载着一位在军中服务了六年的年轻志愿兵的评述道：“我们有些已休养得很好；有些正继续到澳洲去，他们预备归化在海外了；我希望恢复健康以后到加拿大去，因为我们在法国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也不想替她干了。”
法国报纸企图掩饰这种大规模发生的士兵逃亡与士气不振的现象。但事实上，法国军队，尤以被利用于对越盟作战的五万士兵，已无意于这种惨酷的战争了。
一位受伤的军官说：“越南军是一枝特出的军队。由于正确的领导，他们已经锻炼成一枝不可轻视而且十分懂得运用游击战术的军队了。
“亲法派的本地人，被越盟视为不可饶恕的越奸，正如一九四〇——四四年，我们之视法国的亲德派一样。”
另外一位，代表着法国报界，是唯一被允许随军出发的通讯记者，因被控告“破坏国家安全”而为军事法庭逮捕了。控告罪名的成立，仅仅因为他作了一次法军叛变的真实报导。从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叛变的可怕性了。
莱翁勃伦所领导之清一色的社会党内阁，曾以它一连串的施政方针，得到国会多数议员，包括史大林党，天主教进步党以及急进社会党的一致赞同。现在，关于内政方面，社会党的腓力波，依旧采用前任人民共和党财长许曼的政策，希图用解雇五万名政府官员与提高新税率来平衡收支预算。至于军事贷款，在新政府未成立不久之前，社会党也还坚持着大加削减的，但相反的事实，恰好构成了与过去一切诺言的一种强烈的对照。腓力波所提出且为议院所通过的军事贷款远超过一九四六年的数字。
右派集团借口越南事件，要求军费不可减少，腓力波的答复是百分之百的同意。社会党政府对于“保卫越南”的热情，从它一贯的策略与行动中表现无遗了。
至于史大林主义者，一向徘徊在民族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与同胡志明政府勾搭的两个策略之间，但最后的决定，仍不出人所料地，必然在行动上叛弃了后者。像所有的社会党员一样，史大林主义者投票拥护在越南的法帝国主义军队，正好像他们投票赞同为进行殖民地战争用的军事贷款一样。而且，为了对抗右派集团的攻击，即指谪他们始终袒护胡志明，他们大声地辩护说“我们投票拥护的是与你们所拥护的同一的政策。我们认为与胡志明的谈判妥协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在法兰西联邦之框内的越南共和国的原则；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法兰西夺去了越南。”
其实，目前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还是如何处理萨尔的问题。
法国政府已在萨尔与其他德领土的边境上设立了她自己的关卡，这不啻是经济上将吞并萨尔区域的前奏，事实上，这已赤裸裸地表现了帝国主义劫夺的行为，只为的是害怕德国经济的重建与政治的统一。因为德国的统一即刻会剥夺了法帝国主义在萨尔区的剥夺——这是受破坏的经济重新恢复所最必需的区域。法国为了预防英美苏之间对德做出政治统一的种种可能的协定，她已在运用各种离间的外交手段。伦敦与华盛顿已在密切注意这个问题，但并未公开地提出抗议，莫斯科亦抱同样的态度，但苏维埃政府在处理萨尔问题上，显然是与英美采取不同立场的。
在德国，各占领区中的所有政治党派，都很严厉地出来反对法国在经济上合并萨尔。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抗议，接着是红军占领区中的史大林党控制下的社会统一党与自由党的响应。社会统一党的机关报曾经主张“萨尔是不能脱离德国的，我们将与一切德国民主派抗议萨尔与德国的经济割裂。”
只是法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并没有在对地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得到任何利益。他们将与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一致要求带给德国以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他们将会为唯一可能解决现存混乱局势的社会主义欧洲联邦与世界联邦而战斗到底！
自“解放”以后，法国便为一连串的“紧张时期”所困扰，尤其是去年关于工资的问题。一九四七年初的示威运动，被勃鲁姆的廉价支票“减低物价百分之五”所制压下去了。但不到六星期，这种哄骗即失去了它的任何效能，新的行动已在各工厂中，码头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公务员之间酝酿着，他们正在期待着工资的再调整，使能达到总工会（C.G.T）所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
罢工怠工已随地爆发了，虽然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汇流，但这是第一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种反动的错误领导将会招来更大更深的危机。
史大林主义者，在口头上，仿佛也出来争取工人们最低的生活水准。在人道报上，署名佛兰坎的总工会秘书长主张在不刺激物价上升的条件底下，最低生活费用必须获得，但勃鲁姆——赖玛迪新阁幕后最有力的人——在人民报上的回答是“佛兰坎的谬论完全无视了现实，因为在提高工资之前，首先必须贬低物价”。实际上，这两个拥有最大多数阁员的党派间争论，纯属学院式的，没有一个党愿把这种歧见带给群众来批判，然而劳苦群众却正是对于这些工资、物价与粮食等问题最感切身痛苦哩。
粮食问题，只消拿一件事来看，即在新政府成立最初的一周内无法觅取一位粮食大臣，便可显见其严重性了。所有党派都拒绝这个位置的理由是很浅显的，因为没有一个根本的办法来解救粮食供给的困难。
这件事实又可以作为说明联合政府，即社会党与史大林党跟资产阶级合作的新政府，丝毫无能的又一证明了。
跟着工资、物价、粮食的无法解决，巴黎的印刷工人大规模地起来罢工。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巴黎的日报以及一切地方报不能出版。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巴黎印刷工人曾起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廿五，以后经过总工会的请求及印刷商联合会的保证，才成立委员会期在九月一日以前解决了这个悬案，但一直到十二月，进行毫无效果，印刷工人遂一面再提出原条件，一面又要求每一次的改变须有一百法郎的临时津贴。
印刷商人联合会最后求助于全国印刷组合（S.N.E.P）——这是“解放”以来处理伪报的机关，但工人们并不愿理这些，他们集中全力向印刷厂主要求增加工资，结果在压力之下，工人胜利了，他们依照一九三六年的集体协定规定劳动法则。
但答复这个的，是不久之后，报业资本家得到社会党人勃洛克同意的决定关闭工厂，然而印刷工人即刻以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方法对抗之。这种珍贵的经验确是劳动阶级最好的模范。
最后，印刷工人宣告，他们准备工作，但必须先获得一百法郎的保证金。此时，没有一家日报，即连装作工人阶级报纸的人道报（法共的机关报）与人民报（社会党的机关报）也不愿站在工人利益这边。
只有托派的真理周刊，是唯一的报纸宣告他与工人团结一致，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特刊。除了一月十日的常刊以外，两种特刊也出版了。因此观察报的巴黎通讯员说，在巴黎可能读到的报纸只有两种，托派的真理报与虚无主义者的自由报（在罢工前一天出版了一次）。
这样的罢工运动，中途曾因为接受劳资双方的仲裁暂时停止了五天，以后，又广大地得到其他印刷部门工人的响应与合作，但可惜在一月十三日那天，罢工运动落入了官僚的手中，不是继续共同一致的总罢工，而是工人们接受了在旧的生活条件之下工作。
虽然，印刷工人的罢工结果是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一个有着深长意味的教训。那些社会党人以及史大林主义者都已经表示，他们宁愿与一切的资产阶级印刷商人合作，而不愿出版他们的机关报为工人阶级表同情。唯一站到工人这边的是托派的真理报。它不仅揭露罢工斗争的全部真相，甚至连它自己也听任工人们自由运用了。印刷工人十分尊重“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衷诚合作，不仅拒绝一百法郎的保证金，而且义务地替它出版特刊。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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