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龙事件』
作者：翟光〔刘家良〕 来源：《新声》1948年第11期
“九龙事件”，当本文执笔的时候，似乎已接近尾声了。中英双方都已在寻求赶速妥协的道路，为的是他们双方都害怕中国民众的斗争越过他们的头。我们为了一个定期刊物所限制，不能在事变之始来贡献意见，而迫得于事变之未来作铨释工作，实在觉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唯一可以宽解的，就是这个事变是我们久已预言了的战后中国的整个政局发展过程中之一环，牠供给我们一个更新鲜的材料，藉以丰富我们对今后中国命运的诊断。
我们简单的把战后中国的政局追溯一下，便不难了解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三大问题——民族、土地、民主权利——在一个更紧张、更绝望的基础之上，仍然改头换面的出现于中国民众之前。土地问题与民主斗争曲折地反映在“共产”党的农民武装斗争以及一连串的学生运动中，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尽管中国被宣布为四强或五强之一，又尽管有些不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新帝国主义”——仍然没有解决，实在离解决还远得很，从战后三个连贯的斗争：反克林姆宫的示威（所谓“护权运动”）、反美军暴行示威以及这次的反英示威中，我们可以无误的诊断：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旧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新的不平等条约（“雅尔达协定”及其副产品“中苏条约”、“中美通商条约”及许多尚未公布的密约）却取而代之；租界收回了，但不仅大半旧的割让地与租借地（香港、九龙和澳门）仍然保留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甚至还在帝国主义战争密约的压迫之下，丧失了新的领土（如旅顺、大连等）。这就是一个不彻底的抗战造成的恶劣后果：中国民众还必须牺牲更多的血肉来偿付昨天的失败和不彻底。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辩证的历史光辉下，我们才能透切的了解这次新的反帝事件。
香港、九龙之继续保留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本身就是中国政府过度软弱和妥协的后果。因为没有一个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能够容忍这种荒唐的现实：一方面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却保持另一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赃品。这种矛盾的现象只有从中国政府一贯的畏惧民众——依赖帝国主义之一方来反对另一方的投机政策中，得到确切的解释。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统治者对中国民众及其武装表示极度不信任，打击他们，压制他们，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美英的援助上面，结果虽然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却不得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苏维埃官僚，偿付极高的代价，用新的奴役来代替旧的奴役。假如抗战“胜利”之翌日，中国抗战的领导者竟迫得承认“雅尔达秘密协定”，割弃了新的领土，并对美屈服，成立“中美通商条约”，则香港、九龙和澳门的保留显然是战争中经过同样的密约或默契保证了的。否则香港政府绝不致那样大胆的滥用牠的统治权力，而最近中国政府也不致于那样毫无争辩地继续承认英国对九龙的租借权，迫得以一种让步的姿态来结束这件事。
第二次大战后，太平洋的国际势力关系起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中国便是：美国代替了英国的地位，扫除日本的势力；苏联则起而操纵了东北，甚至华北；英国则抱残守缺，退守香港，企图从这个老根据地操纵华南，特别是广东。两年以来，英国在香港所进行的工作已充分表现牠的效果：她把香港变成为唯一工商业繁荣的中心，靠走私和金融的操纵，使整个广东变成香港的附庸，并经过广东侵入中国中部和腹地各省。在这种威胁之下，华南以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受致命的打击，正常的商业活动被扰乱，手工业完全破产，关税收入被减损，法币更加迅速的贬值和失去信用（广东一带的民众已逐渐视港币为当然的可靠通货，而法币则降为零找辅币）。更可注意的，配合着这种经济的破坏作用，香港政府还或明或暗的，在政治上企图助长华南的分离运动，英国的代言人早已公言：英国将把香港变为民主的示范区，藉以吸引中国人民的注意。而与香港政府公开联合的中国反对派人士也把香港视为“民主的堡垒”，反对把香港归还中国。所有这些事实证明“香港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富于矛盾的、异常复杂的问题。
首先，牠在中国所促成的经济和政治的崩解，使中国政府及其后台——美国——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经济加速崩解过程中，不仅仅广大的工农民众，甚至中小资产者也迅速趋于破产、失业、赤贫化，因而产生极大的政治不满。广东既然首当这一祸害之冲，一般民众的不满自然更富于爆炸性，何况这个地方还保有百余年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
中国政府之突然派一大员——宋子文主粤，而他一登台即刻进行与港方谈判走私及通商条约等重要问题，已反映这次事变所隐伏的矛盾之一面；但还有更深刻的另一面表现在普遍的“匪患”（读作：农村骚动），城市工业破产所引起的不安，及统治层的离心倾向（如李济深等所组织的武装叛乱）中，这简直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瞭解何以香港政府对九龙的一点点挑衅行动便唤起那样大的反响，使沉寂半年的群众运动又重新爆发起来。
目下一些浅薄的论客认为这次示威运动纯然是当权党故意领导起来，藉以增强牠的外交地位的。这种观察与他们过去对反克林姆宫示威运动的分析同样无知，仿佛一个极端孤立畏惧民众的统治阶级还有勇气去组织一个认真的群众斗争似的！这种观点不仅是无知，而且客观上还尽了欺骗的作用。
事实上，这次“九龙事件”所引起的斗争是许多冲突积聚而成的，是无可抑制的，自发的。假如慈禧太后这个老腐败还晓得巧妙地转变“义和拳”的农民骚动为“排外运动”，则目前中国当局当然更懂得把一个无可压制的斗争引向牠自己设定的河床之上，转移牠的目标，把牠限制在狭小的意义中，利用牠作为向英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工具。
不幸，战后中国所蕴蓄着的矛盾太复杂，太紧张，民众运动不管在什么形式之下爆发起来，牠总是迅速的扩展为要求彻底政治改革的斗争，威胁现政府的生存，因而一转瞬间就超过了“领导者”的头。过去的经验如此，最近这次“九龙事件”的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以为广州民众可以安份地把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抑制在一个检阅式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但想不到却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造成“沙面事件”；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学生示威行列中还听到了“打倒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外交”之类的口号。这些事实表现在这次群众运动中，政治觉悟力已超出过去每一次斗争之上，迫得中国政府急忙要结束牠、压制牠，因为火已经延烧着他自己的手了。
这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听到当权党方面埋怨“奸党的利用”、“捣乱份子乘机兴乱”等等。这种埋怨也是必然的，因为牠既然无力控制这一运动，这一运动自然只有落在另一领导手中，不管这一领导是否更好。我们在这次运动当中，也不难看出在野党的活动，尤其是“共产”党，牠是不会放过这一时机的，除非牠准备完全放弃群众的领导权。但假如我们认定这个党一开始便起来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史大林党久已丧失了牠的革命性了，牠的成分久已改变为一些缺乏斗争勇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在连续的打击之下，牠残存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员大都采取消极的等待态度——等待“前方”的军事胜利。这次群众运动的新爆发是出乎他们料想之外的，甚至是违反他们的意志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最初才对这一运动采取消极和观望的态度，仅仅当群众的情绪继续高涨，他们才被推动起来，企图把这一运动转变为反美反政府的斗争。尽管这一转变在客观上合乎群众运动的逻辑，但牠却安置在两个错误的基础之上的：第一、史大林党连同牠的附庸（如民主同盟及所谓“国民党左派”）在香港正公开与英帝国主义联合，破坏罢工，迫害工会的革命分子，甚至认为香港是“东方的民主堡垒”，应继续保留在英国手中。（就是在上海的学生示威运动中，我们也不断听到史大林党份子的劝告，认为不应过份着重收回港九，因为英国在港九的统治毕竟较中国的统治进步等）；第二、史大林党并不是企图把这一运动彻底转变为独立的革命运动，牠只是设法使牠隶属于牠的军事目标与克林姆宫的外交利益之下，牠提出“打倒政府”的口号仅仅为的是设立那个“共产”党——民主同盟——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府，牠的加重“反美”的意义，仅仅是为的掩饰克林姆宫对中国被压迫的民众所犯的罪恶。
在这两个错误的基础之上，史大林党的领导必然也要迅速地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障碍，因为只要中国工农和学生群众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必然不满于史大林党与英帝国主义妥协，以及依赖克林姆宫官僚的叛卖政策，必然不满于那个破产的“联合政府”公式，必然不满于那种不彻底的、反复无常的土地改革和军事冒险政策。
只有能超出于帝国主义、苏维埃特权官僚层及他们底中国工具的利益之外，不受其丝毫束缚的独立领导才能满足中国民众的要求，才能引导他们走向独立革命斗争的道路，完成他们的彻底解放。
这个新的领导不仅要求“收回港九”，还要求收回一切失地（包括澳门和旅顺大连）；不仅要求“美军”或“苏军退出中国”，而且还要求一切外国驻军及行政官吏撤出中国（包括美、英、葡、苏的）。在内政上，这个新领导不是要求半吊子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求彻底的土地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是要求成立虚幻的“联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战后中国民众革命运动既然一次比一次深入和普遍化，牠所要求的新领导自然一次比一次急迫，这也是客观的逻辑使然，我们站在这次新运动的基础之上，热诚地准备与一切前进的革命份子完成中国民众这个迫切的历史愿望——促成一个新的领导，新的革命党！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感谢 江风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