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我很佩服任曙君，他能够把他的时间，利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他能够很有计划的，很有次序地去研究这问题，企图找到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的了解。但是在钦佩之余，我总觉得任曙君的这本书，并没有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任曙君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同他所批评的许多著作家一样，同样的表示出了他缺乏政治经济的常识，与正确的阶级的立场。

任曙君这本书，只是他整部《中国经济研究》的大书的一部份，所以他定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内容方面，主要的是在批评各派对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见解，提出他自己的立场。所以这本书是任君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的出发点与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他的全部大著的理论的基础。他以后的几本书，大概不外乎把更多的具体材料来证明他这一立场的正确吧。

因此，我对于任君此书的批评也不能不带有较多理论上的辩论性质，说明他的出发点，他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的谬误，说明他这样并不能，找到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的了解。

这是我在开始批评任君这一书时，所必须首先说到的一点。现在请言归正传。

把握着问题的中心？还是不了解问题的中心？

我想在任曙君大作出世以前，早已有人说过，要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说帝国主义，不但统治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也统治全世界（当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除外），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任曙君的发明，而是早已公开到不能公开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帝国主义本身的了解，对于帝国主义如何统治者中国的经济，怎样剥削着中国民众的了解是同任君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互相间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一致的。

在任君看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作用，是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因此任君写道：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中，在过去的一切纠纷，在将来的一切疑案，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不但这样，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关于失地失业，和农村的逃亡，目前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以及农民运动不平衡的发展，农村中各种各式的斗争，我们都可以拿对外贸易为出发点来作说明（《中国经济研究》八九——九〇页，著者加圈——梦云）在任君看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即所谓帝国主义的投资问题，在任君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投货的问题，一个入超的问题，既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任君写道：

“在投资问题中，亦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问题在。很显明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同书一〇八页，梦云加圈）

这样从任君看来，所谓帝国主义，实不过是商品的输入与输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这当然是简单与明瞭的事！

因为任君有这样简单明瞭的帝国主义“理论”，所以他很容易的解决了被“各派”所闹得乌烟瘴气的中国经济问题。只要把海关“华洋贸易册”翻翻，问题就完了。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侵略，都被确确实实的记载在这几本宝贵的海关册中间了。你们还要些什么呢！？

但是可惜这种帝国主义的“理论”，骗不了稍有政治经济常识的人！普通的读者，读了任君大著之后，一定会问，这样说来，不是帝国主义在几百年以前早已存在了吗？因为那时也有商品的输出与输入，也有对外贸易。这岂不是闹天下之大笑话，岂不是使任君十分“科学的”，庄重的面孔，变成了滑稽可笑？！

谨告任君与读者诸君：帝国主义是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简单的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同工业资本主义不相同。这种侵略，不单表现于商品的输出与原料的输入，而尤其表现于它的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表现于为财政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的统治，表现于势力范围的夺取，表现于利用并经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所以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必须要从这许多问题着手。而任曙君在“把握着问题的中心”时，竟完全把这些问题，抛到九霄云外！这未免太令人扫兴了！

照任曙君的全书看来，他不但表示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伟大的不了解，而且他是有意的要躲避开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而不说。他是在企图用各种各样“左”的空谈抹杀统治中国经济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

任曙君在《中国经济研究》的第四章内一方面写道：“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要从帝国主义问题去求解决的”但他同时说，我们用不到谈什么帝国主义。他说：

“我们为什么必欲这样提出问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这只有资产阶级学者，才去分别这些是他们的，那些是列强的。中国的工人是不应该这样那样替别的人划分界限的。他们只晓得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分开的好弟兄，打打伙伙的压榨他们，剥削他们，使得他们衣食为难，他们的农友失业失地。在紧急关头，就是在平时在合股公司内，他们显然没有分别，谁劳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别人强分宾主，去当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原书一二三页）

横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同样的压迫中国的工农群众，那我们还用得着谈什么帝国主义？！研究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如何剥削中国群众，这在任君看来，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

我想任君在这里显然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他显然是想否认统治着中国全部经济的帝国主义。他这样做了之后，还说这是“把握问题的中心”，这真是天下之大滑稽！

任君根本没有了解，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分别开来，可以变成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的战士，如若说，中国只有帝国主义，而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说，因为帝国主义压迫着中国经济，阻止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应该拥护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就因此劝告工人们参加造产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的奴才们所说的话。但是，当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国民众，是为得要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是为得要没有〔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是为得消灭与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是为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战士所说的话。他们这样做，不但不拥护资产阶级，而且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妥协，要揭破资产阶级一切嘴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欺骗，要根本推翻投降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只有这些工人阶级的战士，才把握着了问题的中心，才能真正的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做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工作，把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任曙君虽是嘴上说得很“左”，似乎只有他才挂记到工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他投降了帝国主义，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

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嘴上讲得“蛮好”，而实际上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任君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实是不足为奇的吧！

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这是任曙君这类人的基本错误

任曙君所以要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问题，只看做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无非要经过这一桥梁，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以发挥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斯基所说的中国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伟论。

实际上，对外贸易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的中心，而是任曙君这本《中国经济研究》的大著的中心的中心。任君这部书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既然如此：任君的成功，当然是无疑的。或者说，不会发生问题的。任君所以这样容易地宣布了他的对手的破产，与他自己的胜利！

只要看那一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经过或是不经过商品，我们就可以断定那一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或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就是封建的经济，这就是任曙君所发现的新大陆。至于那一社会中剥削的方法，阶级的关系，在任曙君看来，是对于那一社会经济性质的决定丝毫无涉的。

任曙君引了关于中国经济上是封建剥削占优势，政治上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等类的两段话之后，写道：

“上面两个意见，都是从剥削方式来说明中国的经济性质的。这很不对。我们只能用经济性质去说明剥削方式，不能用剥削方式来说明经济性质。并且从社会阶级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上面曾经说过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至于说富农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维持封建残余，那更是荒谬绝伦。”（同书，四九页，著者加圈——梦云）

这种把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看做完全同这一社会中的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离开，不去拿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而是什么经济性质，去决定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这实是完全离开了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的“理论”！

照任曙君的高论，读者就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在希腊罗马时代，商品经济有过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希腊罗马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远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经有过不少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在，商品经济在苏联也还存在着，难道那里也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要发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看到商品经济的本身还不能决定那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要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我们如若单单问这一社会有没有商品经济，我们还不能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我们必须要问这一社会中有什么阶级，他们中间剥削的关系怎样，只有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断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譬如我问你，罗马帝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你一定要回答我，那里有奴隶主与奴隶，奴隶主不但垄断了一切生产工具，而且垄断了奴隶的身体自由。他除了奴隶的死亡的界限以外，可以无限制的剥削。那时不但农场上的大批生产品商品化，而且奴隶也变成了商品，同牛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根据你的回答，我才能说罗马帝国经济性质，是奴隶的经济。但是如若根据任君的理论，那罗马的经济是商品的经济，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我想普通中学校的学生，都会告诉任君，说这是在给人家开玩笑。

不过我觉得任君是一个很庄严的学者，他决不会同人家开玩笑的。他只是在他的庄严中间，表示出他对于工人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丝毫的了解。读过初步政治经济学的工人，一定会告诉任君！在阶级的社会中，剥削的关系，也即是阶级的关系，是每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土地的诸侯与地主用地租与徭役来剥削农民与小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生产工具的资本家用资本来剥削工资劳动者。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只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才会离开这一中心问题而不谈。他们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也许会是非常有趣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总是要保守沉默的，因为这是剥削阶级的秘密！世界上从没有过，除了极少数之外，剥削者，承认自己剥削过任何人。资本家只是把饭给工人吃，但决不剥削！地主只是把土地给农民种，但决不剥削！地主与资本家是工农的救命主！可不是吗？！

替帝国主义做辩护士的任曙君，那里再肯揭发出地主资产阶级的秘密呢？！

当然，我并没有说，商品经济的社会，同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却正相反，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是商品经济的社会。譬如《资本论》的第一章，就开始于商品的分析，正是如此。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拿海关贸易册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决不能证明这就等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拿它们的商品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中国农民的农产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国农产品的种类依照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而变动，决不就等于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

有了社会的分工，有了私有财产，就有商品的交换关系。这交换关系，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去，也可以更其增加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帝国主义的侵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剥削的加紧

虽是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间，不断的说人家是机械论者，而他是辩证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再找到一位比任君再机械的机械论者，恐怕很难了吧。固然在他的对手方面，有不少机械论者，然而在这方面，他的确比他们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逻辑，帝国主义把商品输入了中国，所以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假使谁以为帝国主义不但不帮助而且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那他就是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任君就会到《中国年鉴》一类书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中国工厂数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来证明他所犯的“资产阶级意识”的错误！于是他同阿Q一样，又得到胜利了！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要投资，是为了要推销他们的商品，是为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给。要达到这些目的，它必须利用政治的，军事的，与经济的力量，夺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与政治权力。在中国，它们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为了垄断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在经济上必须设立它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商业机关。它们就依靠这些东西（非经济的方法，我们这里不说）推销它们的商品，搜括中国的原料，与奴役中国的工农群众。这些东西的设立，无疑的，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的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

这种议论对于任曙君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在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加紧着乡村中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任君，当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为什么？这是因为任君对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没有丝毫的辩证法的了解。

帝国主义为得要加紧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不能不相当的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不能不建立他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更其能使中国的经济变成他们的附庸。

我们只要一看帝国主义的银行，在中国的作用，我们就可明白这一点。这些银行的“营业”，不是在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是在举行各种各样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名义上是实业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条件之苛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它们更利用中国金银比价的时时变动（其实变动的操纵者还是它们）。做卖出买进的投机事业，一举手之劳，可以有数百万以至千万的收入。它们可以发行大批的纸币吸收现金，再拿现金去投机，去放款。它们更利用它们所有的特权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力量，吸收中国官僚军阀的低利，无利以至赔利的现金。一切对外贸易，也完全在它们的掌握之中，它们更经过中国的钱庄，当铺，以及各种各样的经纪人（地主，商人资本家，高利贷者）用很高的利息，贷款给小商人以至贫苦的工农群众，用很低的代价去收买农民的农产品。它们就是这样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剥削中国的民众。它们对于某一资本家的帮助与否，就会决定这一资本家的生死。照例，它们只是对于它们本国的资本家给与助力与拥护。只是因为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背后，有这样雄厚势力的后台老板，他们才能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没有这种银行做后台老板的中国资本家，自然只有失败之一途。

这些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在中国营业的利息，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这样高的利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证明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虫的，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它只破坏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

不错，帝国主义在中国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工厂，还有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是工厂的建设，大部分限制于纺织工业，烟草工业等轻工业的部门。铁路的建筑，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后，差不多已经完全停顿。现在交通方面发展得比较快的，是汽车，轮船，电话，无线电以及航空等等。这些东西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绝对必要的。有了比较便利的交通，帝国主义者才能把他们的商品运入中国内地，才能把内地的原料运到外国。一切这些东西的设备，只是为了要更其控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上。（军事的目的，我们这里不说。）

帝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这一点东西，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当然，单看到对外贸易的任曙君，决不能看到帝国主义如何的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来，正是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任曙君的所以变为帝国主义辩护士者盖以此。

其次，帝国主义这种殖民地政策，当然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农村中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帝国主义商品（不但是工业品，而且也包含农产品）输入中国的农村，中国农产品以及原料输出外国，自然会使中国农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购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商品。但是这种发展，只是加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造成大批的破产失业与空前的大饥荒，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数千百万破产失业的农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万的饿死，数千百里的沃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他们不能不去当兵，当匪，以至当人家的牛马。同时，正因为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生产力不能发展，所以中国的有些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辙，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中去，对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就是农民分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富农阶层，因为他们的剩余资本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也乐于购买土地恋〔变〕成半地主与小地主。

虽是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的脑筋中是“荒谬绝伦”，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只要稍为知道一点政治经济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因为这里对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资本取得平均利润的资本家，与得到工资的工人，而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农民那里收到地租的地主与农民。这种地租不论是生产品的或是金钱的，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相同的意义。至于这里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费本与借贷资本也是性质上不相同的。

帝国主义利用它在中国经济上的指挥地位，就是这样经过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推销它的商品，搜括农民的财富。帝国主义只是因为在多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够统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统治中国的乡村。所以在乡村中间，帝国主义维持着封建的剥削，也就是经过这种剥削，奴役着广大的中国劳苦民众。

至于帝国主义者怎样拥护中国的军阀，这些军阀怎样“非资本主义地”（就是说封建式地）剥削着中国的民众，这是人所共见的事，我想这里用不到加以说明了吧。

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看来，都不免是怪诞离奇的，然而现实常常比任君头脑所想的，要更其复杂些，那有什么办法呢？！

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

现在我要研究一下在任君大作内所有一些数目字，看任君对于这些数目字的解释是否正确。

任君最得意之作，即是引用海关册上的中国对外贸易表。他就用这些表证明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同战前俄国与战后苏联的经济不相上下。但这些表所能证明的，只是中国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正因为帝国主义，地主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一天一天加紧，所以农民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甚至于老婆小孩子，都拿来出卖。很明显的，这种农产品的出口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象在美国与德国等）。这是一。第二，中国输出品中，主要的还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这表明出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而不是工业的国家。第三，那些输出输入的工业生产品，不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我想只要我们把中国农村经济加以丝毫的考察，就会看到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生产方法，还是手工的而不是机器的，还是封建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主要生产者，是小佃农，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而不是农业资本家与农村工人。他们因为受到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因为要完纳苛捐杂税，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尽量的并且廉价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这同农业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润，而耕种土地，而出卖农产品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中国的小农一年劳动的所得，养活一家人口还不够，还说得上什么利涧？！这些具体情形，是为任君所看不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次，只要看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细目，就可以看出，中国主要输入品，是工业品，主要输出品是农产品。我们现在也引用一下一九二九年海关册上的表：

棉货	13.76％
棉衣	7.20%
面粉等	5.06%
煤油	4.36%
糖	7.80%
五金及矿物	5.60%
米	4.66%
毛制品	3.53%
化学产品	2.71%
烛等	2.62%
木材	2.20%
鱼介海产	2.08%
粮食等	1.82%
纸烟	1.64%
人造靛	1.36%
人造丝	1.23%
丝货	1.08%
汽车	0.91%
纸	2.70%
机器	2.36%
烟	2.12%
麻货	1.84%
小麦	1.69%
煤	1.51%
染料颜色	1.26%
棉纱	1.13%
食品等	1.01%
其他货物	14.76%

豆及产品	22.62％
蛋及产品	5.09％
茶	4.06％
饼子，仁子	3.26％
棉衣	2.92％
绸缎	2.07％
棉货（除棉纱）	1.70％
花生及产品	1.36％
猪鬃	1.18％
桐油	2.32％
丝类	16.26％
皮货，生皮，熟皮	4.48％
五金等	3.31％
煤	3.04％
粮食	2.59％
发毛，毛羽，绒毛	2.23％
棉纱	1.81％
木，木材	1.67％
纸烟	1.21％
盐	1.09％

从这两张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进口货中日常工业用品占进口的一大半。出口货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原料。同时在进口货内，食品也占不少部分。这并不是表示因为中国工业化了，所以需要从外国输入食品，而是因为中国农民一方面因为要适应世界市场原料的需要，所以不能不少种稻麦，而多种其他农产品，如豆子之类，另一方面（这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收成的减少，致使食品不敷应用，而依靠外国的输入。但这种食粮输入的增加在任曙君看来，都是中国资本急速发展的结果。同一事实，但所得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

最后，在外国的输入品中，机器的输入，只占全输入百分之二•三六，共值二九，八八六，五〇三海关两。同时中国又没有洪大的制造生产工具的工厂。那中国是怎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输出品中，工业品输出者，主要的为绸缎，棉纱与棉货。除绸缎的输出逐年减少外，棉纱与棉布的输出是增加的，尤其是棉纱的输出。关于这一点请看下表：

一九二一年	25,000	5,800,000
一九二三年	88,000	9,100,000
一九二五年	64,000	11,000,000
一九二七年	325,000	13,500,000
一九二八年	330,000	11,700,000
一九二九年	345,000	17,300,000

这类工业制造品输出的增加是否如象任曙君所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表现呢？不是的。这是表示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国内市场的缺乏。只有四百万锭数的中国纺纱工业（其中二百三十万是中国资本家的，一百六十四万是外国资本家的）的生产品，不能完全消售于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而必须到南洋群岛，印度，以至日本等去找求市场，这表示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是如何的低微。但这在任曙君看来，这种输出，当然是中国经济繁荣的象征！

此外，任君在论对外贸易时，大骂有位姓潘的朋友，说他把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减低了，说“他为要证实中国经济落后这一主张，以便他说明中国还是封建经济的理论，意识的引用过去五六年乃至十余年的事实，而不引用在突飞猛进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关于近年的事实”（前书九十七页——梦云加圈）在另一处，他又说：“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同书一五七页）

然而，在这里我们也想拿一点小小的事实，证明任君的所谓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对外贸易”，实在是吹牛的。

根据海关的报告（这在任君是最可靠的报告），一九三〇年进出口总额为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海关两（金银不计在内）。较十八年度的进出〈口〉总额二，二八一，四六六，〇三九两减少七六，八六六，七O三，即百分之三•三。但这只是拿银子来计算的时候是如此。如若拿金价来计算，则相差更甚。十八年度海关两之换算率为二先令七便士十六分之十三。则该年进口货，应值英金一六七，七八一，六一七磅。十九年度海关两平均换算率为一先令十便士十六分之十一，该年进口货只值英金一二三，八一O，一一九磅，计减英金四三，九七一，四九八磅，即百分之二六。

这就是任君所说的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不了解中国经济恐慌深入的任君，当然这是不可思议的！这在任君看来，恐怕又是有意替资本家造谣，而不是事实。因为只有证明一切都在发展的数目字，才是任君的事实！……

现在，我再来同读者研究一下，任君在“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一章中的一些数目字。

我想只有傻子，才会和任君争论，说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丝毫的发展，说今年没有增加过一个工厂，或是二个工厂，增加过一个工人或是二个工人。我们所争论的，是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或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占统治的地位，还是封建的剥削或是封建的关系占统治的地位？所以任君的好些数目字，并不能够帮助任君，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

譬如他写道：

“如果我们说中国的帆船可以表现封建时代的交通工具，轮船则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请大家注意下列的记载：

一八七五年	85	15	100
一九〇五年	91	9	100
一九一五年	93	7	100
一九二五年	97	3	100
一九二六年	98	2	100
（见同书一四〇页）

任君利用这样的数目字证明他的结果，真不免令识者哑然失笑。即稍有常识者，而不是呆子，看到了任君这个象煞有介事的统计表之后，一定要问，难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五为轮船，百分之十五为帆船吗？这真叫做白天见鬼！可笑的，是这位学者，把“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当做全国轮船与帆船的百分比。而且到底一八七五年中国有几个海关？设在那里？登记的是外洋船还是内河船？我想这位学者自己也莫明其妙。这位学者只是为得要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所以乱用数目字，把数目字的原意完全抛开，这也不免太难为情了。

然而这种乱用数目字，在任君的大作上差不多连篇累牍的都是如此。譬如接着这种有趣的证明之后，他又写道：

“如果说由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亦可以相当的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那我们就介绍出如下的数目字来：

一九一二年	68	32	100
一九二〇年	37	63	100

这一个小小统计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十年之间，银行和钱庄表现了决定了新陈代谢的关系。银行投资日多，钱庄投资日少。这里我们很明白的看到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人们再也不能拿历史上商业资本主义一语来比拟今日了！”（同书，一四一——一四二页——梦云加圈）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不知道这一统计，是讲上海的还是讲全中国的？但是这一位科学家就可根据这类统计，说中国经济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这就是说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真是在任曙君的笔上突飞猛进的发展着。我们前面说过，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当然这同任君所要证明的，中国经济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完全不同。我们说，帝国主义经过买办阶级，钱庄，地主，军阀官僚，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来剥削与奴役中国的民众，而任君说，中国的银行已经大部分排除了钱庄，中国已经变成了财政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国家！

这位任曙君在这一统计表的下一页，又用了一张统计表，证明出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的发展。这是一张“一九二八年各种生丝出口的数量和货价的比较”，其中：

土丝占百分之九·七（数量）	百分之五（货价）
半厂丝占百分之口九（数量）	百分之五·八（货价）
厂丝占百分之八三・四（数量）	百分之八九（货价）

“这个统计表示了什么呢？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中国农家原来生产的土丝在数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货价上不过百分之五，而厂丝半厂丝合计，无论在数量与货价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将要夺去生产的全部领域，封建手工业的生产将要完全消灭。”（同书，一四三——一四四页，——梦云加圈）

拿生丝出口的比例，看做是中国全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品与资本主义生产品的比例，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戏法！

任君就是这样拿数目字来证明他的“理论”！这就是他应用数目字的“科学方法”！

读者诸君，我们现今已经完全看破了任君所玩魔术的手法，为了时间与精力的宝贵起见，想来没有更看下去的必要了吧！

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还是中国经济的恐慌？

在任曙君的脑子中间，决不会有经济恐慌的观念存在：我想这是可以断言的。

任曙君在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一章内，差不多到处都看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照他看来，“经济的繁荣”，现在是从美国转到中国来了。

譬如关于丝业的发展问题，任君先引用了下列的表：

民元以前及时间未详	20
民元至民五（1912-16）	5
民六至民十（1917-21）	11
民十一至十五（1922-26）	20
民国十六年（1927）	11
民国十七年（1928）	13
民国十八年（1929）	25
民十九至三月（1930,3）	2
总计	107

“这统计告诉我们——任曙君说——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厂，比以前任何年份增加得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两厂。”（同书，一六五页）

除了上海之外，任君还引用浙江的无锡的丝厂的发展，结果自然是都有增加。于是任君胜利的说：

“由上面三个重要区域的统计，已经把小伙计们一切非科学的，空想的，布尔乔亚的反动理论的基础榨毁无余了。”

这位只看见树身而不见树林的任曙君，引了这些数目字之后，就洋洋得意，觉得又可以把人家大骂一顿了，也不问这些工厂现在还是开着，还是关着。这同他有什么关系呢？工厂总还是工厂，不论是关着或是开着。

然而我们不能认关闭着的工厂为工厂呵！照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丝业不但没有繁荣的前途，而且正陷在严重的经济恐慌的深沟中。我们也看看资产阶级的学者所说的老实话吧。（很奇怪，有时候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比任君所说要靠得住些！）

“中国生丝产量，向来推测，应有四十万担上下，年来逐渐减少。十九年度计只二十七八万担，较之十八年度，约减少八九万担。其减产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蚕茧歉收及茧质不良，致出口欠佳，而成本反贵。同时复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国丝织厂大半减工停业，生丝销路大减。日本丝贬价出售，华丝无法竞争。故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未见。上海丝厂百〇六家中，年终时停业者约达七十家，无锡丝厂七十家中停业者有四十家，广东丝广情形之困难亦复相类。”（中国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书）

这就是任曙君的中国丝业的发展！

除了丝业之外，任曙君讲到中国航业的发展。虽是任君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受内战，灾慌〔荒〕等而停顿，并且根据一九二九年海关报告上所载“上述英船吨数，较民国十三年最高之数，亦超过二百万吨，实为空前纪录之价值”而不禁狂喜，然而中国航业界的不景气的事实，任君想来还是不能否认的。

据招商局的报告，该局最近几年来的营业。差不多陷在完全衰落状态。即以去年上半年而论，招商局轮船因应差与零星装兵之损失，一月份计达二，五四三两，二月份三，八三三两，三月份一六O，六三五两，四月份一八O，三二〇两，五月份一六〇，八一七两，六月份一二三，四二五两。至于应差各轮所应收入之租金，还不在内。合计招商局在去年半年之内，就损失了六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两。其他各华商航业公司，也莫不受到大的损失。所以年来所谓华商的船业，也同样处在严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

至于铁路工业又怎样呢？任君说：

“一般布尔乔亚的份子认为最痛苦的莫过于内战的延长，使铁路的交通大受影响。但这里我们应当知道在帝国主义干涉和监督之下（对于帝国主义应如何感恩不尽！——梦云），铁路交通不但在内战一停止即有恢复的可能，而且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进展。”（同书，一七O页）

任君的证明，当然又是那本宝贵的海关报告册。他选出了如下的数目字：

铁路机车煤小车	1,564,000	3,501,000
铁路客车货车（电车在内）	2,289,000	2,935,000
未列明铁路电车路材料	3,951,000	4,253,000
合计	7,804,000	10,689,000

不看中国铁路工业的实际情形如何，而拿这点数目字来证明铁路工业的发展，这是任君所说的形式主义者的最好的标本！

实际上，以一九三〇年而论，据国民政府铁道部统计，全国铁路除平汉陇海不计外（但这两路所受的损失实最大）营业上的损失达三百六十万元。但这还是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的，就是各铁路，年来因不断战事的关系，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预算各路车辆材料之补充，桥梁轨道的整理约需五千万元。据美人满台尔计算，则需七千七百万元。恢复铁路原状需要五千万元到八千万元，而任君却想拿几百万元的进口货当做铁道工业发展的标准！对于这类中国资本主义赞美者的布尔乔亚的分子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拿一九二四年北京农商部所发出的矿业执照，以证明中国重工业之发展，真是开辟“科学方法”的新纪元！外国器械输入的略有增加使一九三〇年中国机器工业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的事，对于任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主要民族工业部门之外，尚有丝绸业，在民族工业中也占过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来，这一工业竟有一落千丈之势。如杭州区，在民国十四十五两年中间，丝绸业还比较发达。民国十六年底，杭州丝绸厂亦尚有五十二家，但到十八年已剩下十三家了。在湖州在最盛时期，城厢内外，共有丝织厂二十余家，零机二千余架，每年丝织物的产额有九十万匹。但是到十八年底绸厂倒闭已过半数。十九年实存者，仅三十家，零机开工的，已不满千架，全年出产额不满五十万匹了。

此外如象火柴业，糖业，面粉业，制油业等，现在都处在严重的恐慌中（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举例），除了任君的脑海之外，找不到任何出路。恐慌原因虽各有某种不同，但总括起来，不外没有国内的市场（即广大民众的贫穷化），国外的市场（世界经济恐慌），外货的竞争（屯并政策包括在内），金价上涨使外来原料昂贵，本国原料的缺乏（恶化与歉收），国内战争与捐税的繁重等等。这些原因不解决，中国民族工业的长期恐慌是不可免的。这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

但是各主要民族工业部门的长期恐慌，并不就是说，在任何民族工业部门中，都不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最明显的，即为纺织业的发展。据华商纺厂联合会最近的调查：

前次调查	2,326,872	68,920	15,955
最近调查	2,391,074	88,144	17,018

此外在一九三〇年内如橡胶业，化装业，调味业，制帽业等都有相当的发展，但除纺织业外，这些企业都是新兴的，规模很小的，因为特殊原因而发展的。正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当机器工业消灭着手工业时，手工业者从这一工业部门逃到另一部门，以保持他们的运命，而且在有些特殊的企业上，如象制帽业，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一样，在中国这些小规模工业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只是因为这里的一些利润并没有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注意，或是因为特别的原因，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一时不合于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这些工业的发展，决不能说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是非常微小的。而且这点发展也不过是短期间的，它们也将碰到其他工业部门所碰到的同样的障碍。

到这里，反对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特别提出的任曙君，一定要站起来说，民族工业虽是不能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工业是能够发展的。如象在纺织工业方面在最近一年内全国纱锭增加十八万七千五百二十六枚，其中华商计增六万四千二百零四枚，日商计增九万九千四百十六枚。全国线锭增加九万零三百六十四枚，其中华商计增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四枚，日商计增七万一千一百四十枚。全国布机增加三千二百二十六台，其中华商计增一千。六十三台，日商计增一千五百八十三台。（见《纺织周报》，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

不错，各国帝国主义者因为国内经济恐慌的深入，因为银价的跌落与工资原料的特别便宜，所以尽量的把他们的资本移植到中国来。只要有利润可得的地方，当然他们没有不来的。

在这里我并不想很具体的说出帝国主义如何在经济上控制了中国。因为关于这问题的材料比较的多，除了任曙君之外，一些明瞭的读者中间，都比较的还有相当了解。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主要的还在政治借款方面。他经过借款，控制中国国家的收入（最主要的如海关盐税，烟酒税，）取得各种各样的特权。经营这些借款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各帝国主义银行。其次，投资之用于建设事业的，最主要为铁路借款。铁路工业以及各种交通工业的“建设”，差不多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事业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输出中国的原料，出卖他们的商品，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更能统治中国。

当然除了交通工业之外，帝国主义在中国还开设了一些工厂（如纺织工厂），开采了些矿山，但这些企业的资本，在帝国主义全部对华投资中实在是比较微弱的。尤其是在煤铁矿的开采方面。至于大的机器制造厂，简直一个也找不到。帝国主义比较更愿意投资的地方，却是那些土地、房屋、码头、旅馆、栈房、信托、保险、游戏场、贸易、橡皮、大都市的所谓公共事业各部门。即以上海地产公司而论，英籍的有十五家，法籍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资本已达一〇二，一三〇，二八六元。（见《统计月报》二卷五期，七十一页）这些企业，都是取得极高度的利润，但对于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没有关系的。

帝国主义怎样掠奋〔夺〕中国而不发展生产力的最好的例子，即为各帝国主义银行的营业报告。（我常常说到在华的帝国主义银行，只是因为这些银行是扼住中国经济咽喉的魔手！）我手头没有去年各帝国主义银行的营业报告，我只能根据《统计月报》上刘大钧所摘录的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在这一年内，汇丰银行的资本共为二千万元，公积金为银一千四百万元，及金镑合银五千九百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元。除公积金内大都作为外国存金或投资外国票据外，该行手内却有印度证券及殖民地证券达一万一千七百万元。汇丰银行如此，其他银行差不多也是如此。刘大钧先生在那里更写道：

“麦加利银行之资本及公积金共有七百万镑，持有政府债券及他种证券共九百二十万镑。东方汇理银行持有法国国防公债十五亿九千三百万法郎，又有国库长期债票等一千六百七十万法郎，而资本及公积金仅一亿一千七百万法郎也。大英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百七十万镑，而持有之英印两政府证券共达二百九十万镑。华比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亿四千六百九十万法郎，持有之政府公债及政府担保证券四千六百七十万法郎，于联号银行占有股本一亿一千万法郎。横滨正金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亿零六百万日金圆，持有政府证券及公债二亿七千八百万圆。”（同《月报》，二十一页）

除银行之外，再譬如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之各种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的资本虽是专为中国业务募集，但大部份仍投资外国证券，收入的保险费也是如此。刘大钧先生说：

“据某公司报告，其款项五份之二，存于中国境内之银行，五分之三投资于抵押及证券。而证券之中半为外国政府之债票及外国公司之股票。该公司之资本与盈余，合并计之，犹不及上述款项总数之半，故其资本完全投于外国可断言也。

这些事实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出帝国主义尽量的利用各种方法剥削中国的民众，尽量的破坏中国的手工业与农村经济，尽量的吸收中国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他们并不用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却用在保效本国的政府，用在发展自己母国的经济。这在任君看来，又是荒谬绝伦的（凡是任君不了解的东西都是荒谬绝伦），然而在帝国主义，这是再自然没有的。

但是当我们说，帝国主义，投资的主要部门，是在借款，银行业，交通工业等等，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的资本完全不投于其他工业的部门。只要有高度利润可得，帝国主义者当然是不会客气，不会落人家之后的。在这一方面，近来表示特别积极的，即为日本帝国主义。最明显的是在纺织工业，以及杂货业方面。关于纺织工业方面，我们已略略说过，关于杂货工业方面，据大坂市产业部调查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一月，日资本家在上海设立的有：

上海纸业工厂	五千元	包装箱
泰山橡皮工厂	十五万元	橡皮鞋
美芳工厂	四万元	珐琅器
河野罐头厂	二千元	罐头
冠丽制帽厂	三万元	帽子
金属精炼厂	十五万元	铅制品
日华手染厂	三千元	手染
金水热水瓶厂	三千元	热水瓶
加藤电线厂	五千元	电线类
仁和珐琅厂	一万元	珐琅器具
中华工厂	五千元	制鞋业
安川电机厂	十万元	汽车类
大坂机器制作工厂	五万元	纺织用品
东华织厂	一万五千元	领带类
泰昌机器厂	三千元	机器

自一月至五月；日人在天津设立的有：

怡丰工厂	二万元	橡皮鞋
泰山胶皮工厂	三万五千元	橡皮底
世户工场	一万元	肥皂
田中工场	五千元	橡皮管
清水工场	二万元	煤油混炉
高桥工场	二千元	兽肠象皮制膜
宫崎洋行	三千元	日本酒
高桥洋行	二千元	领带
（见五月底上海《日日新闻》）

我有意把这些厂名，资本额与产品排列出来，是为得要使读者看到到底这些工厂是怎样的工厂，他们在中国经济上有怎样的影响。如若我们仔细的把这些数目字研究一下，那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小的，主要的都是出产些日常用品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厂主，都是一些被日本国内大资本家所排挤的小资本家，他们或是在国内为本国的大资本家所吞并，或是移植他们的资本到中国来，利用一些特殊的条件，发展他们的企业。这些小资本家同中国一些土着〔著〕的资本家竞争起来却常常能够得到胜利。但统治中国经济的，自然不是这些小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本同最近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德帝国主义的资本，中国航空公司的美国资本等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天地。（即中国航空公司，就有资本一千万元。）

但是就是这些外国工业的发展，同样的受着中国国内市场，即中国民众购买力的支配。我想除了任君等这些人之外，谁也不会梦想在贫穷的沙漠里，会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蔷薇花。这些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时因为特殊条件而产生的，将同样遭到严重的经济恐慌的影响。破坏中国经济，使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贫穷到无以为生的帝国主义，以中国经济的破坏，与中国广大民众的贫穷化而为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在中国造成资本主义的宫殿！

总结起来，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只有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如象任曙君其人者，才会闭着眼睛梦想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

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任曙君，当然很容易拿海关册上的一些数目字来“证明”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剥削占着统治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想现在不必再同这位中国资本主义的赞美者多费唇舌。我们在这一节中所要批评的是任君所说的：“我们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经济之中心问题的土地问题来，证明它的关键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关系”。（原书，二〇一页）

我们现在就同任君来谈谈土地问题。

一开头，任君又表示了他玩弄数目字把戏的特别能力。他在他的大作二百零二页上，引用了这样的一张表：

中农（10至30亩）24%	13%
贫农（1至10亩）44%	6%
富农（30至50亩）16%	17%
中小地主（50至100亩）9%	19%
大地主（100亩以上）5%	43%

这张表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现在姑且不去管它。我们现在只要看任君如何解释了这些数目字。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显然的事实。贫农户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农村争斗的中心为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仅建筑在贫农之失地，而且建筑在中农的失地。中农占有土地之少，不是自足自给经济破坏的证明吗？所以土地之集中，与贫农与富农地主之对立，都完全由于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著者加圈——梦云）

这里任君所看到的，只是中农占有土地之少，自给自足经济的破坏，所以完全是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这就是任君从这张表上所得到的唯一结论。但是土地集中到谁的手里呢？这对于任君是没有兴趣的。

就是从任君所引用的表上，我们也可看到占户口数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中小大地主，却占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的面积。这就是中国的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不是很显然的吗？下面他又列举中国佃农所占全体农民的百分数。他说，佃农在

“福建和浙江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间；其次是江苏，辽宁和湖北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间，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龙江等省区……这是表现因封建剥削关系而土地集中吗？抑或因资本主义关系而土地集中呢？问题亦是不待辩而自明的”。（原书二〇四页）

接着他又拿广东与江苏佃农数目的增加证明：

“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相依为命”。（原书二〇五页，著者加圈——梦云）

这就是任曙君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全部“理论”！

从上面任君自己所引用的表看来，这些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谁是地主阶级呢？任君除了肯定这一地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

我为得要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从最近在新生命社出版的严灵峰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上，找到一些说明。虽是在这一部书内严先生大发雷霆，大骂任君为“侦探员”，为“机会主义者”，然而任君与严先生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并无两致。（很抱歉，我的文章做到这里，才拜读了“有特殊见解的”严先生的大作。“别开生命的《动力》杂志”我虽也见过一两次，但总没有拜读过里面诸位先生的大作）。

严先生对于中国今日的地主阶级这样的写道：

“中国今日的地主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于农民直接供给他们一切必需的消费品，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给地主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而时髦的商品——生产物或货币——至于这种地租，由地主看来，是他的耗费购买土地的资本上应有的利息，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份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

严先生更接着说：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农民破产的给〔结〕果脱离土地，农村生产更趋衰落，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经济侵掠而结果之贫困的农民，要出卖自己的田地，即旧式的贵族宗室也要将自己的土地整批出卖的。其次，城市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已开始发展，但大部分还是操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工业以资本积累的薄弱，不能与帝国主义工业对抗，于是拥有小数货币的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便趁土地上投资轻，本利厚的机会，出买其土地来了。这是新式地主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〇五——一〇六页）

如若把严君的主要意见总括起来，那就是说，中国旧式的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经同他们的农民一起破产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

虽是严君在有些地方表现了骂人的特别才能，然而在骨子里，严君同任君同样的对于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丝毫的了解。

任君难道会忘记，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资本已经得到不小的发展。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商品经济已经使某一部分地主破产，而出卖他们的土地，某一部分商人，高利贷者，或是官僚，因为货币的积累而购买了土地。或者因为某一部分地主，因为同时经营商业，经营高利贷，而更扩大他们的土地。在那时，难道这些地主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

我想我们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不是在研究他们的出身，而是研究他们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判断中国的地主还是资本主义化的，还是封建的。不然，你研究一辈子，还是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因为谁也没有法子专研究中国每一个地主的家世，考究他们的出身呵！

但是中国的地主，究竟怎样剥削他们的农民呢？是否象严君所说的，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的呢？当然不是的！

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实际上并不由地主拿来利用新式的机器，雇用劳动者来耕种，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所以在中国农村里，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分散给千百万农民的。这难道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所做的勾当？难道这同过去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用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的唯一记号。然而正是这种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这也说明，为什么任君严君等不能不从地主的出身去证明他们的“理论”的缘故！

至于这些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田地上所生产出来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奉献给地主。如若届时不能交纳时，地主就能用武力强迫佃户交纳。这种不用任何工资的代价做掩庇欺骗的公开露骨的剥削形式，请问同封建时代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有什么区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第一，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第二，必须对于一切生产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说，他必须没有任何生产工具；第三，资本家付给他的工资是拿恢复他的劳动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但是中国佃农呢？第一，在法律没有任何“自由”，就是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们自己还有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他们就拿这类原始的生产工具耕种他们的土地。第三，他们把田租交纳出去之后所剩下的经常的不够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经常的利用高利贷度日。换句话说，田租不但取去了他们的一切剩余生产品，而且也取去了他们工资的一部分。难道我们能称这类的农民为工人吗？

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地主的一部分政治的特权为货币的权力所代替，使农民的田租，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从自然品的转为货币的，但是这对于剥削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的商人，资本家，高利贷者，军阀，官僚，所以要购买或掠夺（掠夺的形式，现在还是很普遍）土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正是为了实行封建式的剥削。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投资到土地中间，同投资到工业中一样，为的是要取得平均利润。在中国农村中间，这种平均利润是没有的。可惜关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专门名词，任君严君完全不懂，所以也只马马虎虎说些什么“由地主看来”，“由农民看来”是“资本上应有的利息”，是“他自己的社会必须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剩余生产物”这些似通非通的话。所以同这类人辩论，有时恐觉得有些对牛调琴的不快的感觉。

然而不必要怎样丰富的科学知识，就是普通的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也会明白，中国民族资本家不能在工业方面立足以至把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收租过活，一定是因为在乡村中间他可以更利害的剥削农民。他现在不必象工业资本家那样，要天天提心吊胆的去经营，他现在只要安安静静的坐着吃就行了。当然土匪来的时候，农民起来捣乱的时候，他还是不能不用一些心思专同土匪与暴徒做斗争！他还是要设法组织团防与民团，来保护他自己，以继续他对于农民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对于农民的剥削除了地主之外，还有商人与高利贷者。这些商人，他们利用农民的困难情形，廉价的收买农民的生产品，再转卖给比较大的出口商或城市的商人。他们在这中间所赚的钱，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所分得的一部分利润带有完全不相同的性质。他并不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家那样，因为他代替工业资本家，把商品从工厂传达给消费者而分得利润的一部分，而是由买价与卖价的相差中来的。这种商人，在封建社会中是常有的。至于利重至于每月二分以至十分的高利贷，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借贷资本完全不相同，那更不用多说了。

在中国农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时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真是无孔不入。农民今年如若交不出田租，那就当做农民对于地主的借款，拿高利贷的利息来计算。农民要出卖谷子或棉花时，他在乡村中所能碰到的主顾又是地主，又不能不廉价的出卖给他。不论在那一方面农民都受损失。这种各方面的剥削，当然使农民只有破产，或者变为地主的奴隶，或者流为乞丐，土匪，以至冻死与饿死。

但是我们这种意见，当然是严君所反对的。严君说：

“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的性质，而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这种商业利润，只是从工业部分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即直接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买办或本国工业资本家，由生产部门中抽取一部分资本向农村购买材料；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已失去自力的‘独立’和‘优势’了”。（同书，一二九——一三〇页）

严先生真是善于创作似是而非的文章的大匠！他的整本大著就是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杰作！我们同他争论，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怎样剥削农民，他就会同你讲许多“城市的大商店”，许多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商人，以及什么“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等等牛头不对马嘴的话。然而他究竟怎样证明中国商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统治时代的商业资本呢？他说，一方面因为“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性质”都是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另一方面又因为“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向农村购买材料”，“所以它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只是从工业部门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样曲曲折折的“绝妙好词”，无非说，中国商业资本带有给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做出卖工业品与购买材料的买办性质，所以它的利润不是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的，而只是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部分。

我现在要问一下严君与读者，为什么商业资本而一带有买办性质，就立刻会从封建时代的变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资本呢？

这除了证明严君这一段议论，是在给中国的商业资本家或买办阶级做辩护士以外，不能证明任何论点！

研究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主要的不在问它给什么人做买办，给帝国主义者或是民族资本家，而是问它怎样做买办。如若严君少做些骂人的“斗争”，而肯虚心地专一研究这一问题，那对于严君关于中国经济的了解一定有绝大的帮助，因为这问题的解答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

同帝国主义有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的买办，以及一切在中国乡村中间来来往往的商人高利贷者，他们利用他们的货币，利用同国内国外市场不能直接发生关系的农民的困难与他们对于他们生产品市价的无知，尤其是他们对于货币的急迫需要，用垄断，欺骗以及强迫的方法，廉价购买农民的生产品，这是人所共知的普通现象。我想这除了给中国买办做辩护士的严君外，谁也不能否认的。譬如在我手头所有的仅少的普通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上，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类普遍事实的叙述。

“中国农家常以经济困难，又无合作的习惯和组织，遇着急需款项或物品的时候，往往贱售农产品或预售农产品或举行赊欠，买卖均受莫大的损失。……分析研究，居间的商人固是一个剥削的拿手，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苛捐……也是同样的损害农家。阅者如不相信，可以事实证明，下表便是乌江农家出售棉花的损益：

售价	改良棉花	普通棉花
在本地出售	32,00元	30,00元
售与无锡纱厂	42,00元	38,00元
打包，运输，保险入栈等费	3,16元	3,16元
实收利益	38,84元	34,84元
由合作社代售所得的利益	6,84元	4,84元

“观察上表，可见由合作社代售的价格比较农家在本地出售价格，改良棉花每包可多得六，八四元，普通棉花每包也可多得四，八四元，……然此种售价，据报告所说，还是价格低廉，运输困难时的标准，若在平常年份所得可以更多。由此足以证明农家所受的损失一定不小了。这种损失，必为居间人所剥削无疑”。（见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古梅编著，二〇四页）

同书作者，更引用了民十八年十月立法院统计处在各乡村调查的“上等粳米在乡村和市镇出售价格的比较”。表很长，我现在只摘取其中最能表示出这一相差的几处吧。

江苏省句容县土桥村	33,0元	14,0元	92,8
同,扬中县，三圩埭	14,0元	15,5	90,3
安徽省宿松县	9,8元	14,5元	67,5
同，秋浦县占村	8,0元	9,0	88,8
湖南省临湘县泾港	10,0	12,0	83,3
浙江，义乌，东郭联合	10,0	12,0	83,3
……（见同书，二〇五——二〇七页）

但是这些统计还只是一些市镇价格与乡村市价的比较，实际上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农民的剥削，还不止此。

我现在想从我手头所有的一本关于东三省金融的书上，找一些普遍的例子，给严君与本文的读者看看。当然，在严君等看来，东三省是全中国最富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省区吧。

侯树彤先生在他的《东三省金融概论》上讲到钱庄与农民的关系时写道：

“钱庄之贷款营业，恒限于接济城市商民。中小各钱庄，间亦有贷资于农人者，惟另以一种‘批粮’办法行之。每年旧历六七月顷〔间〕，年景丰歉，大体分明，而时正青黄不接，农民需款孔〔很〕亟。钱庄于此，常以现资接济农人，预约俟秋成后，以粮豆抵偿。实际本为一种贷款，而形式则为购买期粮。凡粮豆之价格，及交代之日期，皆预先议订。其期限愈长者，粮价愈小。其期限愈短者，粮价愈昂。盖此种‘现钱期货’交易，粮价以内，须扣除贷款利息。故期限愈远，所扣之利息愈多，粮价亦从而愈低贱也。此种贷款办法，在钱庄名日“批粮”，在农人名日“卖青”，风行吉黑两省，可谓农村金融中最主要之制度。钱庄而外，粮栈，烧锅，当铺及杂货商为止者，尤伙。所获盈利，以月息计之，率在十分左右。就哈尔滨附近言，十七年旧历七月一日批粮，每车（中东路货车容粮七十石）大豆，平均行市约值哈大洋一千三百元，比至十月一日，新粮上市时候，最高行市曾至一千七百五十元。是以一千三百元本金，于三月期内，竟获利四百五十元。约略言之，合月剌〔利〕十一分五星强，可谓骇人听闻。然此犹非极端之例证也。沈海路沿线，东丰西安各地带（俗呼东山里），十七年旧历七月一日批粮行市，大豆卖青，平均每斗价奉小洋二十二元。迨十一月一日新豆上市时，市价便为每斗四十七元。计四阅〔个〕月间，可获纯利，已超过母金，约合月利三十分弱。农人所受之剥削，可想见矣。”（《东三省金融概论》，一九四——一九五页，梦云加圈）

中国的钱庄，粮栈，烧锅，当铺以及杂货商等等当然是中国乡村中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标本代表者，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否象严君所说的，“只是从工业部分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我想除了严君以及他的朋友之外，稍为了解一点中国实际情形的人，都不会这样说的。

帝国主义者在通都大邑，就经过那些大买办取得高度的利润，而这些大买办又直接间接的经过这些统治乡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不论是三位一体，或二位一体，以至一位一体）来剥削中国的农民，譬如帝国主义者要把中国的大豆，运往外洋，帝国主义者，就把资本给中国的大买办，而大买办就经过这些居间人，到乡村中去贱价收买。结果得到高度利润的，不但是帝国主义者，而且也是中国的买办，以至一切这些居间分子。帝国主义者，不必要想种种方法，把资本投到中国土地中间，改良生产，以取得廉价的生产品。他们经过这一剥削的系统，就能够在中国取得廉价的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实际上，帝国主义除了利用买办，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间接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外，它还亲自出马，对于中国的农民实行高利贷的，封建地主的，以及奴隶式的剥削。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在满洲所做的营业。这一组织在东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种种特权，用高利贷放款给贫苦的农民，强迫农民给它做苦工（实际上这与封建时代的徭役无异），使农民不能自由行动，把农民变为它的奴隶。

这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大中华民国，特别的赐与，这在非洲，在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印度，南洋群岛等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上，差不多是很普遍的现象。南洋群岛荷兰资本家对于中国的“猪仔”的剥削，难道是资本家对“自由”的工人剥削，这是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

所以，在我们看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过买办（或是不经过），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同这些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拥护他们的统治，同他们共同宰割中国的民众，实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对于严君这类人，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高叫着：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他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严著，一二四页）

文明的进步的帝国主义，怎会同野蛮的落后的封建势力联合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最反动的理论”！

当然揭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奴役民众的真相，在帝国主义者，以及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看来，当然不能不是“最反动的理论”！

剥削中国农民群众的，除了上述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外，最出众的，当然是中国的军阀。至于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军阀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军阀怎样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而存在，以至军阀如何征收苛捐杂税，如何封马封牛，如何举行军阀混战，如何屠杀民众与破坏中国经济：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多在〔用〕篇幅去描写这许多事实，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吧。

但是严君在他的大著里却说：

“中国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阀制度，不但帝国主义尽量想利用去统治中国扩充自己经济的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势力，而中国资产阶级不管是独立的，买办的，半买办的，也想利用来扩张自己的利益，然而，结果，不管帝国主义占取全部统治也好，中国资产阶级在刻苦可怜的挣扎中侥幸发展也好，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同书，一二六页，梦云加圈）

对于这种违反任何事实的空洞的“理论”，我们当然是很佩服的。然而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呢？

实际上，中国现存的军阀制度，是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把中国划分成许多势力范围后，依靠帝国主义，依靠封建剥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在每一军阀统治的区域内，除了对于帝国主义绝对尊重外人生命财产，对于各种各样体面商人资本家地主等须互相客气之外，对于广大的民众，可以任意征收苛捐杂税，可以任意强迫他们做苦工，可以有完全生杀与夺之权。这同封建时代封建诸侯对于他们统治下的庶民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所不同者，就是封建诸侯在他统治区域内自己是主人翁，而中国的军阀则同时是某一帝国主义的工具。

但军阀对于中国民众的这种剥削，这种特权，在严君等看来，无非为得要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看吧，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国民众不是变成更其穷困，更其没有出路，中国的经济（不论是工业或农业）不是更其破产，灾荒的区域不是更其扩大，军队土匪的数量不是更其增加吗？但一切这些，说道都是为得要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些人说，中国军阀利用这种剥削方式取得来的钱财，等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这实际上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中国军阀的金钱，除了一部分用于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而豢养大批的军队外，大部分都是储蓄在外国的银行里，为得预备一旦失败后，能够到租界上过他们优裕的岁月。同时，他们还购买地皮，购买股票等这些最靠得住的交易。他们并不愿意把他们的货币变为经营生产事业的资本。

当然，也有些军阀，把他们一小部分的货币用在开设工厂，但这种百分比几乎小到不能诉说的。这种生产的事业，对于军阀们实不过是一种不关重要的副业。读者试思，中国民族资本家尚且因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困难，而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上或其他更有利的投机事业中去，何况军阀。

至于中国军阀同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关系的密切是不成问题的。军阀制度的存在就依靠这些封建的剥削者。不但这样，每一军阀，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买办，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东三省的那些军阀，他们不但给日帝国主义当买办，而且自己还开设钱庄，发行各种各样不兑现的奉票与军用票，收买东三省的各种特产，拥有千万亩的良田沃野。所以每一军阀，必然的是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代表。

同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也同军阀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成许多势力范围，造成各个区域的市场，所以每一区域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同这一区域的军阀有不可分离的政治上的与经济上的关系。在保护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受他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竞争，尤其在保护他们不受到工人阶级“捣乱”的损失这许多点上，军阀当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常常提出一些统一中国，发展实业等空想的口号、提供给军阀，做军阀相互斗争的旗帜！但是不断的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竞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些“不满意”。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军阀，他们也就很难存在。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呆子，他们也是善变的分子，他们难道不能利用他们的资本，做些有利的事业吗？当然能够的。这是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资本，近来也逐渐投向股票，地产，钱庄，银行等方向去的缘故。

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就是处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的不安分，他们的起来做反抗的革命斗争，实是这种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吧。然而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

我现在还要说的，就是在中国乡村中间虽是封建的剥削占统治的地位，然而这并不就是说，那里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相当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侵入中国农村，当然使农民内部起了相当的分化，使农民阶级内部产生了贫农中农与富农的阶层。但是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以及长期的经济恐慌，所以这种分化一方面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使他们不能到城市中变为无产阶级，而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的冻死与饿死，使地主们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紧对于他们的剥削。另一方面，乡村中因分化而产生出来的富农，也因为同一原因与其把他们所积累的资本投入土地，自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还不如拿钱购买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对农民实行地主的剥削，或是做投机事业与高利贷更为有利。正因为这原因，在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任君所认为荒谬绝伦的半地主的富农，这是说明为什么当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消灭地主与平分他们的土地时，他们不能不而且必然要反对到富农的缘故。

当严灵峰君论到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这种特点没有丝毫的了解。他从一百十一页到一百十五页差不多完全照抄了俄人华林先生的文章（见《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前途》，李麦之译，七一页——八七页），所不同的，就是华林以此来证明，中国农村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是主要的矛盾是封建地主与农民，而严君却以此来证明中国的农村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严君在这种地方，的确表示出了他的抄文章的特别能力！……

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资本家，富农等重重剥削之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现在无疑的，是处在一个长期的恐慌崩溃的时期。世界经济恐慌，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号称数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国家，现在不但要把工业品从外国输入，而且主要的农业品，如象米，麦，棉花等等的输入，也逐年增加。据一九三〇年海关报告册的统计，去年米的输入，竟达一九・九二一・九一八担，值一二一•四四二•〇五一关平两。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事吗？然而这是农村经济崩溃过种〔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农村经济崩溃的最明显的记号，莫如灾荒区域的增加。所谓灾荒，当然不只是水灾与旱灾，而且也是兵灾与匪灾等各种各样的灾害。这些灾害，当然不是天意，而是人祸。只是因为河道的经常不修，水利工程的不兴，旧的灌溉事业与闸灞〔坝〕等的崩坏，农林的不事讲求，所以雨水多些或少些，可成为水灾或旱灾。至于兵灾与匪灾，那更不用说是人祸了。此外，在重重剥削下的农民，不能不年年缩小他们的生产，以至完全抛弃不能给与他们任何东西的土地，而流为兵灾，再进一步的来破坏农村经济。在全中国现在差不多没有一省没有灾荒区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灾而论，受到重大损失的已经有十六省之广。今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人口，变成了灾民，等待着饿死，病死与冻死。

然而一切这些，在任君等看来，都是促进中国乡村中生产力的发展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要发展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资本家与富农的统治，只有消灭中国农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的剥削。然而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革命性质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我们和任君等对于中国经济性质不同的估计，当然会得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不同了解。任君既然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自然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然而任君也说中国的革命是土地革命！

综观任君的全部大作，任君对于中国土地革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实际上没有丝毫的了解。他只是把这许多名词连接在一起，乱七八糟胡说一阵，把一些人的文章乱抄一下，甚至把俄国马札亚尔的话抄上去当做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话，说这就是“理论”，真不免令人肉麻不止！

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现在任君既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不主张消灭封建剥削（这些东西，在任君看来，都是人家在造的），那末还有什么土地革命？老老实实说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了，还讲什么土地革命？这是一。

一切少数派的“著作家”（客气些，称他们为著作家吧——梦云）都认为假使这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一定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君也就是这一类人；在任君头脑中死也不会想出，除了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土地革命的“十八世纪的勾当”之外，还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土地革命的二十世纪的勾当！

任君等根本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与农民。他们所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就等于打倒资本主义。却正相反，在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资本主义反而能得到更快的发展。这一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所以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

无论任君与严君等怎样乱七八糟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在他们估计中国革命的动力时，他们从没有把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放在眼里。他们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阶级，虽是他们嘴上说些“革命的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严著，一五〇页）的空话。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对于这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从来不能了解，而且也不肯了解的。

他们总是这样的想：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革命，既然中国的革命也要打倒资产阶级，那当然没有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他们根本不了解，需要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为了要肃清一切阻碍他们发展生产的封建残余。他们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有勇气反对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向他们的私有财产进攻，以至主张，“土地的社会化”，以至拥护“土土地国有”的口号，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共产。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想取得他们自己的私产。

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的革命，与他们的政权——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的观念，在任君等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关于这一点，他们的“革命大师”托洛斯基先生最近还做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认为这是最反动的主张。最反动的，因为它主张领导这数千百万的革命农民，先行取得工农革命的胜利，抛弃对于这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坐在自己家里，空喊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精髓！

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级〔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组织广大的贫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进一步的去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

所以不但从客观的任务上讲，而且也从革命的动力上讲，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这是第二点。

土地国有，是土地革命的最后的一句话，即是土地革命的最彻底的实行，因为这是消灭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的最彻底的办法。但是土地国有的时候，必然是工农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在主要的许多省份成立的时候，即是无产阶级能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所以这口号的实行在那时更将帮助工人阶级进一步的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时，土地国有将是趋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的开始。

根本没有闻过李银（应该指列宁——录入者）主义气味的任君，在这里引用了李氏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说过的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时候，革命又使土地问题，比之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成为一个更大更深更紧张的问题了。……战争使参战国落入向所未闻的痛苦，同时战争又非常迅速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的资本主义变成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指广大的农民群众——梦云注）不能限止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就是土地国有已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字，而是趋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的开始。……组织模范式的经济”。（《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二八二页）

任君想拿这一段话来证明土地国有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引用了李氏的话，这真不免太滑稽了。想来任君从没有知道过，从二十世纪之初起一直到二月革命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政纲上明明写着土地国有的主张，但是布尔塞维克并不以为那时俄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吧。却正相反，李银等曾再三指出托洛斯基企图跳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主张，实是倒置的少数主义，是俄国革命的取消主义者。当然，关于这些是任君等所不愿意讲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引用李银的话，只是为得要反对李银主义！这是他们的祖宗托先生的惯技！

拿李银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说的话，来反对李银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说的话，这除了有意曲解李银主义，对李银主义实行污蔑外，没有其他的意义。明明是反李银主义的托洛斯基主义，一定要利用一些李银的话做遮掩，真是何等的卑劣！

更进一步说来，土地国有虽是土地革命的最后一句话，虽是没有超过革命的民主资产阶级性的范围，然而这一政策，不一定在一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中所能实现的。在某种客观条件之下，这一政策，可以在民主资产阶级〔段〕革命的范围之内，实现出来，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这一政策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内，才得实现。所以很明显的，革命的性质，并不以这一口号的实现与否而决定。这关于土地国有的口号是如此，就是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也何尝不是如此。譬如俄国的二月革命不但没有实现土地国有，而且也没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有些工农民主专政已经成立的区域，地主的土地已经完全没收，而且已经平均分配了一切土地。为什么？因为革命所处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但这是不是等于说，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在任曙君等的“辩证法”看来，这也许是可能的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革命所以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不但是因为客观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也因为革命的动力是工农的。中国现在所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中国目前革命的取消主义者，才会拿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话，取消目前工农的革命！

说到这里，我还很想告诉读者，任君等对于他们所最欢喜用来做攻击对方武器的二月革命的例子的本身，同样的表示了空前的不了解。

任曙君严灵峰等，只是利用李银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政权已经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话，以此来证明中国现在用不到任何工农民主专政，因此他们还公开的反对在目前的中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他们完全不了解二月革命的特点，就是两重政权：一方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有大多数民众拥护的工人与兵士代表苏维埃，在“论两个政权”中，李银说：

“我们革命的奇特之点，大部分就是在他造成了两个政权。这件事实首先就要认清，因不了解这问题，即不能前进。

革命的专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不按集中的国家政权所颁布的法律，而由民众直接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这并不是一种存在于国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国家里而统治于欧美各先进国家的那种寻常形式的政权……”（《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二七——二八页）

在“我们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李银也同样的伸说这一特点：

“我们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征，最是令人深思熟虑的特征，即是在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天内所形成的两个政权。

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那种上述阶级的专政”。（同书，五九——六〇页）

对于二月革命的这一特点，是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所不愿意讲的，因为这不免违反了“打倒沙皇，工人政府万岁”的公式！一切不合于托洛斯基主义的东西，都应该削去或缄默不言，这样才能把李银主义曲解成为托洛斯基主义。

“工农民主专政在二月革命中已经实现了”这是任曙君等所不能了解，也是不愿了解的。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了解二月革命，不能了解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不能了解李银主义的全部策略。以至托洛斯基不能不在十月革命之后，在“十月革命教训”一文内，说到十月革命后，李银主义的“重新武装”了。（关于这些问题，将专文论及）

因为二月革命有那种特点，所以李银那时批评了加米尼夫的错误。加米尼夫的错误，正是和任曙君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一样，在于不了解这一革命的特点。他们中间不同的，就是加米尼夫根本认为那时还没有工农民主专政，所以还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政权的实现，而任君等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而且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专政。

可见任曙君等，反对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想跳过这一阶段的思想，实在不是偶然的。但这一错误，实际上等于去取消革命！

我重复说，中国现在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工农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当然同俄国十月革命中所实现的，一定不相同，中国不会有那样自己握有政权，而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农民主专政，这是很显然的。中国的工农专政将实现很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所不能实现的任务，这也是无疑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不同是必然有的。

但是能够因为中国的民主专政，能实现许多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任务，同俄国二月革命不相同，所以就说那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为〔当〕然不！这是我所要说的第三点。

最后，任君写道：“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原书二〇六页——著者加圈——梦云）

我想这样不通的文章，只有任曙君做得出。既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那还有什么土地革命，还有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还说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真是莫名其妙！

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土地革命，实际上对于任君这类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只是为得要使人家相信他们，他们也是主张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所以不能不拿这些名词来乱用一顿，结果闹出这样的笑话！

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

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我想这里没有多谈的必要。然而只有了解到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人，才会了解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

很明显的，革命的转变问题，在任曙君等是不存在的，虽是他们嘴上吹着什么“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落到他们的手里，就会变成“断送革命论”！这虽是很可悲的事，然而这是事实！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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