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

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之后，一方面开始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化，一方面封建残余的势力，还是依然雄厚。在这许多势力冲突和矛盾的当中，中国的经济，的确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错综。

但这错综复杂的状况之下，便〔更〕是容易有许多纷纭的理论。有的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将要顺着资本主义的路线，和平顺利地向前发展。甚至于有的人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十分地兴旺，连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都不能不有相当的让步。

但是我们不听这些美丽的言词，和似乎周圆的理论。我们只知道事实——铁一般地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一切。

所以我们想把中国经济的几个最重要的部门，依秩序的来作一次考察。

我们先看中国的工业。

中国工业，比起从前，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我们看：

年份	纱厂数	锭子数	布机数
光绪廿二年（1897）	7	259000	1750
民国四年（1915）	22	544010	2254
民国八年（1919）	29	659721	2652
民国十年（1921）	51	1238902	6650
民国十二年（1923）	54	1943672	8681
民国十四年（1925）	69	1881822	16381
民国十五年（1926）	64	1878023	1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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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厂数
光绪念六年（1900）	2
民国八年（1919）	67
民国十五年（1926）	116
民国十七年（1928）	114

※　　　　　※　　　　　※

由以上两个重要工业的统计，我们就可以推想得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民族工业更特别地发达。差不多可以恢复到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的胜况。我们还只就纱同面粉这两种工业来看：

以担为单位（根据银行月刊编制）
类别	棉花				棉纱
	进口		增	减	进口		增	减
	1928	1927			1928	1927
国内统计	1596642	850877	745785		48973	69399		2426
国外统计	714821	1271688		556867	4222	18181		13959
合计	2338463	2128562	209901		51195	87580		3638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棉花进口增加二十余万担，棉纱进口减少三万六千余担，就可见一九二八年上海的纱厂营业，要比一九二七年恢复了一些。下面我们再看面粉业：

以担为单位（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沪海关清册编制）
年月	一九二八	一九二七	比较
进口	65880	24842	增41038
出口	4596741	4280686	增316055
出超	4530861	4235844	增295015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九三八年上海面粉的输出，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了三十万担，也的确是恢复的形势。

但是一九二八年民族工业恢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争的停止，和反日运动的复兴。战争的停止，仅能使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而不能积极地使市场兴旺。若不减轻对一般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剥削，群众的购买力决不会增长，市场也决不会发达。再说反日运动的复兴，抵制日货的热烈，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专靠爱国心去叫一般人不用贱价的商品，是完全不可靠的。抵制日货屡次的失败，便是极好的证明。

果然，一到一九二九年，战争便接连地爆发，反日运动也被严厉地禁止，民族工业也日趋衰颓了。

一九二九年上海的华商纱厂，虽然有了些微的进步，然而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纱业中的统治，仍是非常的稳固。因为中国厂不能纺细纱，上海日商纱厂，大半将粗纺改为精纺。据去年五月三日上海申报所载，“统计本埠各日厂制造四十二支以上之细纱，每月可六千包之多。”

北方纱业，却是衰颓得利害。据天津大公报载：

“自上年迄今，南方纺织事业，获利甚丰，大有否极泰来之象。乃天津各纱厂则仍奄奄无生气。推其致病之由，不止一端，而尤以天津乾果税局之重税，（每担棉花到津，须税洋二元六角）最足制纱厂之死命，自有此苛税以来，津厂制纱较之南方纱本，每包须加重十元上下。”

关于面粉业，也可以看去年六月七号的大公报：

“天津每月共销面粉一百五十万袋，其中属于中国之面粉只三十万袋，占五分之一。美国面粉计八十四万袋，占五分之三弱。日本面粉三十六万袋，占五分之一强。”

也许有人会幻想，一九三零年的中国民族工业，该会有新的发展，光明的前途。但是这种幻想却永远是幻想。决不会有实现的一天。我们让最近的事实来证明：

纺织工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要基础之一，可是最近却十分地衰败。全上海有一百零四家的丝厂，在旧历年关，倒闭的就有七八十家。一直到二月底，开机工作的仅仅十分之七。二月二十五日上海申报曾有这样的纪〔记〕载：

“本埠丝厂业，因去年洋庄丝市不振：干茧原料枯薄，不敷调节，遂于去腊先后停机休业。今正欧美厂丝销路转畅，丝价步涨百余两。各丝厂纷纷搜购千茧，相继开工。全沪丝厂一百零四家，截至昨日止，开工营业者已达七十余家，占全数十分之七矣。”

苏州是纱缎业中心之一，但是营业也日形退缩。据三月七日的香港日报载：

“苏州纱缎，在以前行销国内外，向著荣誉。辛亥以后，历年改良织造，日求新颖，而商务上反日形退缩，其最大原因是：

中国的丝绸业，既然是这样地不幸。而布纱工业也隶于同样的命运。上海纱厂一百二十二家，外资经营的差不多要占一半，而且规模比较宏大。在北方情形就更坏，济南的棉纱市场，日本纱约占十分之七。去年平时日纱每件卖二百三十五元的，今年就卖到二百四十八元，平均约涨十元之谱。中国鲁丰公司之红羊蓝羊棉纱，虽然没有怎么涨价，但仍不能与日纱抗衡。（申报二月十日）

中国轻工业中，还有比较重要的是面粉业。前清各国籍口，中国土制的面粉，不合卫生，所以运输洋粉进口，接济他们的侨民，要求中国政府免税。这种条约一直沿用到现在。洋面源源输入，而且大都由大连进口，所以麦粉特税也不容易征收。华面的销路是一天一天地紧蹙。今年银行周报六三六号曾有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国内产麦，向只敷各面粉厂六个月之用，每年其他六个月之需要，常购坎拿大麦以济其穷。今年金价突涨，除在内地面粉厂，因有积存少数原料，尚足勉强维持外，其在上海面粉厂，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停止工作。”

因此日本面粉业者，对于对华贸易，是很抱乐观的。我们看三月七日的申报：

“据东报载，日本面粉对华输出，预计（不）不久将呈突然之盛况。中国各面粉厂因短少资金，多停止开工，致中国市上面粉供给颇感缺乏，天津存货现止一百十万袋，大半为坎拿大及他国之面粉，中国自制面粉，说完全告罄。”

我国比较规模大一点的纸烟公司，只有南洋华成几家。外商购货，都在金价极贱的时候，大量制办，可以够十几年用。华商没有现金，向来都是零星购买，所以金价一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沪厂，就不能不停工了。其他烟厂情形也是一样，总共因亏累倒闭的，有三分之二。我们再看香港日报二月十四日所载关于山东纸烟工业的消息：

“本省胶东潍县安邱一带，为盛产烟草之区，故年来本省纸烟营业，毕〔异〕常发达。英美南洋各大烟公司，均在潍县坊子廿里铺一带，设厂收用。华商如济南之东裕陞，青岛之鹤丰山东各烟公司，亦应运而生。以致本省去年纸烟营业，竞争最为剧烈，烟价之廉，亦为向来所未有。废历年终结算，均亏本甚多，各烟公司遂十九不能支持。”

在瑞典火柴公司与日本磷寸株式会社合并之后，同时又取得德国全国火柴专利权，势力遂日益雄厚。想用全力来消灭中国的火柴工业。近来因金价暴涨，原料价格增加一倍以上。中国的火柴工业，前途的确是十分地黑暗。

重工业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如抚顺，如开滦，如汉冶萍这几个重要的工厂，都直接或间接在外人掌握之下。

总括起来说，由以上几个重要的部门看来，中国的民族工业不但没有一点恢复的希望，而且是日趋于衰颓。这就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想安然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

中国是所谓“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大多数的人都是农民。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都靠农村经济而生活。所以要考察中国经济，农村经济这个部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由农业方面来观察中国经济的性质，我们必须要先明了农村经济的现况，然后再来断定，中国农村经济，有没有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可能。

中国农村经济的现况是怎样呢？

第一，我们先看生产方面：

农业生产品，去年能够大量输出的，只有满洲的大豆。产额有五百三十万吨，输出的有四百六十万吨，这四百六十万吨中，包括大豆，豆粕，豆油三项。（根据中央日报一月二十日所登载的消息）

可是因为金融的紊乱，东三省的官银号，往往用奉票买进大批豆粮，转售到国外或上海南方各埠。几天之内，用电汇的手续，官银号便可以得到现金；可是农民一年的辛苦，却仅仅换来了几张不能兑现的废纸。

又因为大连的豆产市场，天天都在投机的纷扰之中，油饼豆价，完全受几个中外投机商人的操纵。

而且国外汇兑，又被外商银行把持。外洋航船，中国没有一艘。金价运费当中，又要受许多损失，所以去年满洲大豆，虽然有九成七分的收成，却并不足以保障今后的发展。

中国小麦的产量，只能供全国六月之需，其余六个月大都靠坎拿大的麦来救济。去年又是兵灾，又是荒歉，小麦出产得更少，这也就是面粉工业衰颓的主要原〈因〉之一。

米是中国南方人最主要的食品，大江南北又尽是产米的地方。可是我们一般升斗小民，所听到的，都尽是“米荒”“米荒”的呼喊。

芜湖是安徽产米汇集的地方，但是“米价日涨，每石已至十五元，贫民生计，困苦万分。”（三月三十日申报）

江苏是全国产米最多的一省，但是我们看：

“苏州米价，自每石十四元，涨至十五元后，最近一周期，忽又涨起一元。贫苦小民，尚无法求谋一饱。观此情形，恐将影响地方治安。”（申报三月念八日）

我们再看看浙江的杭州：

“杭州市米价迭涨，顶米每石十六元二角，起米十三元四角，来源稀少，各米店纷请米价评议会酌加四角。”（申报三月二十九日）

苏浙皖产米之区，情形都是这样。其余的省份，也就很容易知道。由各省米价的暴涨；我们就可以推想得到各地米的生产。

第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农民的生活。

近来中国的灾荒，可以说是遍及各地。灾民有七千五百万之多，换句话说六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是灾民。这么多的灾民里面，最大最大多数便都是农民。

关于灾区的记载，尤其是关于西北灾区的记载，天天在报纸上是遇得到的。

西北灾情，以陕西为最烈。凤翔一县，原来有二十多万人，现在死去了九万九千多。（申报二月十六日）西安城内煤油每桶卖十五元，鸡蛋一块钱才买十二三个，面粉每袋在七元以上。（二月十日新天津报）又兴平一县死去七万二千人，其他如武功，歧山，蒲石，白水，等县，灾情也一样地严重。平均陕西每县每天冻馁待毙的不下五六百人。（三月二日及四日申报）

河南也是一样，二月三日河南赈务会电云：

“豫省灾况，愈演愈烈。陕，灵，新，海，洛，汝，数十县，统计目前绝粮灾民不下七百万人。冻饿以死，每县日千百人。灾区各县，去岁二麦多未播种，瞬届春耕，又乏豆谷。”

象这样的例子，在各省都可以举出几十条。总起来说，江苏江北的东台，盐城，宝应，兴化一带。安徽临淮，巢县郎谿，浙江的玉环，永嘉，乐清。甘肃的兰州一带。绥远的归绥，包头。广东的东江一带，都是灾区的范围。

其他如湖南有七十六县的灾区，贵州有五十几县的灾区，就是山西，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奄奄待毙。（二月十日申报）

一方面农业的生产，是这样地衰败；一方面农民的生活，简直只有死，说不上生活。中国所以有这么好的成绩，不得不感谢封建势力残酷地对于农民的剥削，造成了许许多多失业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去作军阀混战中主要的工具。

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原料。又因为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农民经济破产，农民购买力薄弱，更影响了民族工业的销路。所以中国要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便使是愿意，也是不可能。

商业本来是一种中间人的制度，是一种剥削的制度。不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于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攫夺，必须经过商品的行程才能实现。所以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国内商品的售销（他就是对于国内劳苦群众的剥削）和国外市场的争夺（也就是对于国外劳苦群众的剥削）都是非常地注意。

中国的资产阶级，固然也想努力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在事实上所表现的商业现况，却的确是非常地可怜。

我们先看中国的对外贸易。

工商半月刊今年的第一号里，有一个去年全国对外贸易的统计：

“上海及各埠对外贸易，均受战事影响，而未能充分发展。……兹总计各大商港，输入贸易总数，为十二亿六千万两。输出总数为九亿九千二百万两……与上年比较，输入增加六千四百万两，输出仅增加一百万两。倘国内时局平靖，则增加之数，决不止此也”。

去年输出，虽然比前年增加一百万两，可是输入的增加，却有六十四个一百万两。而且用总收入减去总输出额，我们可以看出入超二亿六千八百万元。中国在外国又没有什么重要的投资和企业，这么多的金钱，就算白白地送给外国人了。

各地的商业，因为军阀的混战，交通的阻碍，金融的紊乱，人民购买力的薄弱，和一些其他的原因，结果也是十分地衰败。

上海是中国商业的中心，可是也受到时局的影响：

“北方时局，渐见紧张，天津帮已有电报到沪，命即日起减少办货。上海本有大批杂粮装往天津，近日已经停运。”（三月二十五日申报）

在东北方面也是一样：

“十七年东北沈阳人口骤增，百业隆盛。……迨至十八年端阳以还，所谓工业区有烟通〔囱〕而无烟。中秋以后，即有许多商店搁浅。同时金融奇紧，市面萧条，人民之购买力大不如前，其结果只有关门大吉。据辽宁省城总商会之调查，沈阳全市入会商号，共计一万六千八百七十七户，自十八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月底，倒闭之商号达一千一百零三户之多。如加以未入会之倒闭商店，尚不止此数。此后新历岁尾倒闭者亦不少，至废历岁尾倒闭者尤多。吉林省城钱商，在十八年度春季，尚有四十家，至废历岁尾，只剩二十八家。哈尔滨中国商店，年尾歇业者亦有八十余家。”（香港日报三月四日）

我们再看看南方：

“年来军阀专横，混战迭兴，市区商人，负担日重。影响所见，商业凋落，为空前所未有。近如东西北三江之市镇商场，均已奄奄一息，全无生气。广州素称繁盛，亦日见衰落。”（香港日报一月十日）

其余各地的商业，也都是一样地凋零不堪。有些不顾事实的人，还依然高兴地唱着，“中国经济，已经在资本主义的阶段上，迅速地向前发展了。”对于这样武断的结论，我们没有辩驳的必要了。

交通是一个国家的血脉，但是中国的交通，却正好象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的血脉。

先说铁路：

铁路中京沪和沪杭甬两路，在和平与管理统一之下，的确有了相当的发展。我们看下面这个表便可以明白：

（1）京沪路（以圆为单位）
	十七年度	十八年度	比较增减数
客运	8137453	9477085	增1335632
货运	2589526	2829133	增336607
杂项	149104	122032	减26072
总计	10876083	12426050	增1550167
（2）沪杭甬路（以圆为单位）
（年份同上表——录入者）
客运	3904957	4234369	增329412
货运	1647382	1723068	增75683
杂项	69736	106152	增36416
总计	5622075	6063589	增444514
（申报也有同样的记载）

虽然两路的客运货运都有增加，然而客运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京沪沪杭道上，官盖往来的频繁，这与工商业的发达，并不发生什么重要的关系。

而且用比例的方法，我们可以算出京沪路客运的增加率为百分之十六，货运的增加率仅仅百分之十二。沪杭甬路客运货运的增加率，则一为百分之八，一仅为百分之四。而且这两路客运的收入都比货运的收入大两三倍，可见这种营业的兴旺，并不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

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种的进步，是很值得我们喜悦。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中英公司债权的关系，京沪路每年要付中英公司三千五百镑。我们看二月五日的申报：

“……并与铁路商定，在借款合同有效期内，该部每年付中英公司三千五百镑，作为经营铁路借权及经理人之酬劳金。此后铁道部付托该公司，关于购料之料理等事务，该公司另受酬金。”

即使我们再退一步承认，收入扣除债款后，还能够有限（很？——录入者）多的盈余。然而我们若是将这个数目同日本在中国的南满铁路所增加的收入比起来，就知道确是“渺乎其微”了。

南满铁路，自开办以来，营业就很发达。一九二八年收入已达八千二百五十七万七千九百二十七元。尤其是去年东铁事起，中东路的货物都由南满路转运了。所以去年收入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五百四十二万四千九百五十一元，总计八千八百万零二千八百六十八元。其中客车收入一千三百三十四万零一百七十一元，货车收入七千二百十七万二千二百六十四元，仓库和杂项收入一共二百四十九万零四百三十三元。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京沪，沪杭甬两路去年总共的收入，还不到二千万，而南满一路去年的收入，居然有八千八百多万。而且京沪沪杭甬两路，是客运比货运多两三倍，可是南满，却是货运比客运还多五倍。

中国国有铁路十六线中，除京沪，沪杭甬外，还有北宁，（平奉），平绥，胶济，津浦，平汉，陇海等路都是很重要的。

北宁，平绥，去年因为北方政局比较平靖，营业当有相当的恢复。但是不过仅仅有相当的恢复而已，若要说是能开发西北，和供给唐山津沽一带工商业的需要，那还差得远哩！

“胶济路十八年度收入总额，一千三百七十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元，支出七百三十三万七千七百八十一元。净余纯利五百四十万九百零四元。”（申报一月十一日）

这样看来，似乎胶济路的营业还算不错。不过比起十七年，已经退步了。譬如十八年十二月份收入，计客货现金八十九万四千五百九十三元，较之十七年十二月，减少二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八元。

津浦路线地跨苏皖鲁直四省，受战事的影响，被毁坏得不堪。石友三的军队，在浦口叛变后，占据蚌埠，津浦车中断。一直到石友三军队离开蚌埠，一直到二月三日起，才恢复交通，谁知道还不到一个月二月二十八日，扣车的事又发生，跟着又炸毁黄河沿的铁桥。现在什么时候才能通车，真是“那谁知道”呢？

又据铁道部美顾问门泰尔（Mantel）的报告：

“津浦路迭受战事影响，原有货车计共一九八八辆，今仅存四六六辆。溯自民国十三年，南北发生战事，约隔一年，该路被分作两段。北段总局设天津，南段总局设浦口，其会计制度极形紊乱。浦口至临城一段，枕木毁烂尤甚。”

这样说来，即使能够全路通车，不经过一次整个的改革，也不会有什么发展的。

平汉路的情形，也是一样地衰败，或者更坏。据门泰尔的报告：

“该路积欠借款整理费及欠薪达九千二百七十四万余元，维持颇属不易。实由历年来军阀把持路政，随意委派无商业经济学识之人为局长。且常受兵燹影响，故无从发达。……该路所有机车，及客货各车，多半流入外路，现存六十五辆。此种车辆，均极陈旧，且多损坏，载量亦至有限。”

再说到陇海路，因为河南最容易卷入战争区域，所以受战争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从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以来，陇海路局简直穷困得不能维持。我们看下面这一个消息就知道了：

“铁道部令津浦路局，按月拨陇海路局经费三万元，以全部通车时为止。”（二月二十六日申报）

铁路的近况，一般都是这样地恶劣，那么航船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华商的轮船公司，最著名的当然是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其余如宁绍公司和去年新开的肇新公司，规模比较小了。

因为战争，扣船运兵，和其他的关系而停班，中国各轮船公司去年的营业，简直不及往年二分之一。而外国轮船公司，却都“生意兴隆，利市百倍。”一直到最近，华商轮船的营业，也看不出恢复的形势。

我们根据各报纸的材料，在二月底统计江海各路中外商轮之班次如下：（只计正轮）

航线	现行华轮	现行外轮
长江	六艘	二十六艘
南华	二艘	二十一艘
北洋	四艘	十七艘
宜汉	四艘	十九艘
总计	十六艘	八十三艘

由这个表我们就可以知道，外轮的势力要比华轮的势力大五倍多。所以外轮敢于随意地增加水脚。

“四月一日上海至北洋水脚涨价后，兹闻英商太古，怡和等，对于沪上装赴安东威海卫，龙口等埠之出口货水脚，亦提议涨价。业经决定，照天津运费成例，依据原订运率，一律涨起十分之一，业已通知各客家矣。”（申报四月四日）

虽然关于航空事业和汽车公路都有一个很好听的计划，可是就算计划实现，对于工商业也没有很大的关系。不能把帝国主义的势力整个地从中国驱逐出，交通永也不会发达，工商业永也不会发展。

最后我们说到中国的财政。

用不着说，中国的财政天天都是在借债，还债，筹军费，征收苛捐杂税中过日子。军费在支出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们只要看下面这个表就够了。

开支总额	15045653655	100%
军费支出	13117634095	87.5%
党部行政费	00165709678	1.1%
教育经费	00088000000	0.6%
各机关行政费	00587729677	3.9%
杂耗	00832756585	5.5%
（根据十七年七月全国财政会议中财政部的报告）

财政部十七年度（十七年七月到十八年六月）财政报告里，也承认了军费的繁重，和筹措军费的困难：

“成立预算最大之困难，为不知军费之需要及限制。政府亦屡次竭力主张，减少军费至最低限度，例如十八年二月第一次编遣会议时，各方重要将领见政府收支总表，因一致议决军费预算，除编遣费外，每年限定一万九千二百万元。讵桂冯军阀，相继倡乱，议案遂同虚设。迨桂冯次第解决，政府复以整理之机又至，续开编遣会议，略将军费提高定为每年二万一千六百万元，另加编遣费三千万元。但不转瞬间内乱又复频作，致政府不得不用尽方法，筹措军费，重渡东挪西凑之难关矣。 则超过两次编遣会议所定之数，尚不知凡几。”

每年的支出，既然要这样大的数目，只收入就只好靠增加税收，和发行公债的这两种办法了。因为关税盐税除了还债以外，就没有什么剩余。我们看总税务司梅乐和，对十八年海关收入及支出的报告：

“民国十八年海关税收按整数计算，共为关平银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六万两……再总税务司兼管之常关税，民国十八年征收数目，按整数计之，共为关平银四百五十八万两。……所有民国十八年应付用关税担保之外债赔款各本息，已完全照付。惟因金价昂贵，计共用规平银六千五百三十三万六千一百十三两四钱一分，较十七年多用七百九十四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两五钱四分。至于以退还赔款及增加关税为担保之内国公债，所有民国十八年应付之本息，及以旧部份关余担保之内国公债，所有民国十八年应付之利息，均已偿付。”

在各省那更是一榻糊涂！

山东的情形比较好一些，去年下半年收入一千万元左右，十二月以前军政各费分文不欠，十二月发三分之二，金库尚存二十余万元。（申报一月十日记载山东财政厅长袁家普之谈话）

江苏收入四千多万，支出四千多万，亏空一些，到还不多。（参看三月二十五日申报前江苏财政厅长告江苏父老书）

浙江去年亏空二千多万（一月四日申报）安徽一月份解款到省的只有十五县，各厘局毫无收入。福建一月二十日党军政各机关会计，到财政厅白等了一天。“一文莫名”江西十七年度十八年度省库短少二三百万。广东国税收入平均每月毫洋二百六十三万，每月军饷至少四百二十万，所以预征钱粮，预征税厘到二十一年。（见今年申报及银行周刊）

象这样的例子，还不知道能举出多少。既然财政是这样地支绌，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内外债，加重税收，甚至于直接派款。结果劳苦群众购买力愈低弱，工商业愈不能发达。同时农人很多变为流民，更助长军阀的混战，更增加财政的困难。

由以上所有的叙述与例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一句，中国民族工业，的确不能说是在一种发展的进程里，不过是张望着资本主义的后影，越离越远罢了。

民族工业的不发展，主要的原因，可以归到农村经济的破坏方面。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工业上原料品的来源，便首先告了缺乏，即使有了些微的供给，早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用更高的代价，大量收买了去，加上一番制造，以与中国的工业竞争。

农村里当然有很大数目的农民，既然农村经济已到了破产地位，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抛弃了耕具，离开了乡村，争向城市里去。然而因为民族工业的幼稚，只有很小一部分被收留在工厂里了，还有一大部分找不到相当职业的，幸亏这多少年来托老军阀老爷们的福，把他们尽量收了进去。于是往年在庄稼地里安分守己做活的农民，如今都成了军阀们的工具，农村的人口，因之也渐渐地分化了。

由于军阀连年的混战，工商业运输主要的交通，便受了阻碍的影响，金融机关整个受了操纵，同时再加上商业上中外商人的投机，中国民族工业，如何冀望能顺利地发展？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如关税的不自主，帝国主义商品可以横冲直撞，长驱直入，财政的紊乱，大部分消靡在军阀混战上，没有余力助进工商的发展，以及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行动；在足以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致命伤。

民族工业的发展既属不可能，国内资产阶级的步入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之亦告绝望。究竟民族工业的致命伤是怎样来的？我们细细看看事实，考察其中原尾，便不能否认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底侵略及“封建制度的存留”。

那么，要发展中国经济，必须铲除封建剥削的障碍，驱逐帝国主义的在华的统治，不是一件很明显的事么？

（亲自《新思想》第7号，1930年7月1日出版）

12.htmindex.htm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