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读本（节录）

中国经济问题，是一个极有世界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成为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成为世界的现实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意见实在有各种各样。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它是半殖民地社会。

各派有各派的主张，各派的主张都有各派主张的根据。各派都说自己的主张是正统的主张，而他人的主张却是冒牌的主张。

究竟那种主张才算正确的主张呢？

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这问题的论战，中国革命失败以后才开始的。时间虽然不过六七年，可是从争论中或研究中积下来的文献，不下百几十种。我写本小书，就是根据这些材料而成的。本书的目的，在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说明的方法，不但根据抽象的理论，而且举出许多实际的数字。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认。

全书分成六章。第一章“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举出了许多最新材料，说明中国经济恐慌的严重，说明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的趋向。这个特征，应该从中国经济组织里面求的。为什么民族危机到了绝境？为什么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为什么民族工业，农业，金融，财政，陷于空前的危机？第二章“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与第三章“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本书最主要的部分。在这里，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经济意义，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方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二章）,帝国主义扶殖中国封建残余，中国封建制度之史的发展，封建残余在中国城市与中国农村的优势（第三章）等问题，都有较广泛的分析。第四章是“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在夹攻的形势下，民族资本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大战前后，八九年间，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到底历史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资本渐渐转到没落的路。第五章“第三期中国经济”与第六章“一九三二——三三年中国经济”，也是事实的分析。不论陈独秀，任曙，严灵峰等，如何把“资产阶级得了胜利（？）”这个错觉，说得天花乱坠，毕竟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局发生空前的变化以来，五六年间（一九二八至三三年），中国经济组织，陷于极严重的恐慌中。这无疑是半殖民地经济所特有的现象，主观上的武断，是不能够掩盖人们的耳目的。

全书六章之中，我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以真实的材料为纬，使理论与实际，纵横交错，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

自然，作者的能力到底不能担任这个任务。这本小书，不过是我个人初步研究的笔记。有许多地方，不但不能实现以上的企图，满足一般中国青年的要求，就是作者本身，也发见了许多缺点，尤其是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在什么时候开始崩溃”与“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二大问题，在理论上实际上，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但到现在为止，作者对于这二大问题，只有些皮毛的研究，这里所发表的，只算一个引子罢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企图，到底不是三五个人可以解决。如果这本小小笔记读本，对于一般青年了解中国经济问题，有点帮助，作者已十分满足了。

以上是本书的大纲。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看了一些枯燥无味的统计，发生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动摇？农业恐慌来了，民族产业恐慌来了，本位货币恐慌来了，财政危机又来了？为什么中国发生这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或许有人以为这个发问是小题大做。世界经济不是陷于不可救药的地步吗？不要说老大的英吉利，畸形的日本，矛盾的德意志，号称为资本主义王国的美利坚，不是一样经验着翻天覆地的事变吗？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这种见解不是胡说，而是铁一般的事实。世界恐慌的确震撼了五大洲，由先进的欧美，到落后的亚非。经济恐慌的现象，虽然到处如是，而经济恐慌的本质，却处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闹的是过剩的经济恐慌，殖民地的农业国，闹的是过小的经济恐慌。过大的是生产太多，过小的是生产不足。生产太多而闹恐慌，这是分配不公平，生产不足而闹恐慌，这是分配不可能。痛苦一样是痛苦，病患一样是病患，可是这些痛苦，这些病患，却有本质的不同。

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生出旁的矛盾，如生产无政府，资本家越富劳动者越贫等。贫富发生悬殊，生产没有计划，因此，恐慌是这种生产方法所必有的现象。

殖民地另有一种表现。这里有帝国主义的枷锁，有封建势力的束缚。帝国主义从外面打入来，封建势力从内面打出去。在夹攻的状态下，他们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连再生产也不能回复，结果，工业生产就没落了，农业就衰微了。人家患的是分配不公平的喜剧，他们患的却是无可分配的悲剧。

中国不是一个好榜样吗？不是资本主义从外面打入来，封建军阀从内面打出去，才造成这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剧吗？民族产业破产，也不是敌不过帝国主义的竞争，受不起封建残余的蹂躏吗？其他本位货币恐慌和财政危机，也莫不有这些夹攻的敌人，在那里作怪。

问题越迫越近，中国为什么有帝国主义的支配，有封建残余的榨取？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

以下五章准备回答这个问题，现在首先下一个中国社会的定义：

支配中国不只一个帝国主义，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经济的政治的统治操在帝国主义手里……但名义上，这些国家是独立的，自由的……”，是半殖民地国家的特质，也是中国经济半殖民地性的特质。

中国封建制度虽然在崩坏中，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封建势力至今还有极大的支配作用。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地主榨取，高利贷剥削，这些都是封建势力变本加厉的现象。

固然，我们不能忽视近代产业的发展，特别在南北大都市，近代工场的确很有可观，可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榨取之下，民族工业只有辗转在衰微，停滞，没落的过程之中。

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种社会可以叫做“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

自然，一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包括中国社会的一切特点，正如帝国主义，不能包括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然而中国社会，决不是一个谜，决不是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郭沫若说：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天堂。

让我借这几句话来做我研究中国经济性质的发端罢！

“靠生产机关的改善和交通的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于把最野蛮的民族，也引到文明的队伍中。他们的廉价商品，好比无敌的重炮。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城池，降服了一切极顽固的野蛮人的排外心。一切民族，若不愿淘汰，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必须输入文明，必须变成资产阶级。总之，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样子，来创造世界。”（《宣言》）

八九十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欧洲成长的时候，马克斯说了这样一句话。一点不错，资本主义真如燎原之火，不可压熄的。

最初，资本主义出现于英吉利，后来同化了法兰西，同化了德意志，以至于同化了整个欧洲。等到欧洲都同化了，他们又走向东方来了。

资本主义的划时代的生产机关——纺织机的发明，始于一七三八年。一七四八年，法英的势力开始在印度竞争。所谓竞争，只是英法商人的冲突，谈不上英法两国的斗争。那时，英法两国，还没有发展到占领广大的印度，使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来经常的支配它，统治它这个阶段的。

支配殖民地，必须支出许多代价。最先要征服他们，因此必须军事费。征服以后要统治他们，因此必须行政费，警察费。统治以后，要开发当地的财富，因此交通机关也是不可少的建设。

必须支出如许代价，而资本主义强国，一定征服殖民地，这无非为了殖民地可以做原料的采集场，商品的贩卖场和劳动力的供给场。不错，殖民地具备了这些无限的意义。可是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若不十分发达，所有殖民地的条件，实在没有多大作用。没有大工业的生产，无须乎掠取殖民地的原料，无须乎开扩商品的市场，也无须乎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力。

印度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六〇〇至六二年，英法先后设东印度公司。当时，这公司的设立，还不是英法资产阶级的政策，只是几个商人的企业。这些商人，为了得本国政府的武力做护符，才分出一部分利润，献给政府，作为谢礼。他们所追求的对象只是商业的利润，只是珍奇的土产。即使占领了某些地方，也为着完成这些目的的政治要求，说不上支配了这些地方的生产关系，就是说：他们没有踏入“用自己的样子，来创造世界”的阶段。

自从产业革命在英法两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他们在印度的冲突，开始带有国家对立的性质。后来法国失败了。一七七三年，英国开始监督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并且设一个总督，在内政上军事上给他以绝对的权力。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一九年，他们占领了印度的主要部分，一八五八年，占领了整个印度，同年，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从此以后，他们就一帆风顺，把广大的印度，当做掌上物，掠夺土著的土地，支配印度的全体了。

一家英国新闻，描写绅士国英吉利在一八五七年屠杀反叛的印度人的情形，真是绘影绘形。

无数的野炮，排列在一块，这些炮口对着白发的印度人。谁敢反对输入资本主义文化，轰然一声，他们的身体象雪片一样，在空中飞舞了。

这是资本主义侵略殖民地的缩影。

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英吉利为先锋队，资本主义国家抢着来开扩殖民地，他们倾全力来发挥这种神圣的权利。

一八七五至八〇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在这个自由竞争与独占的分水岭里，先进国家统治殖民地的真相是怎么样？

	英吉利	法兰西	德意志
年度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单位，百万平方哩，百万人）

这不是一个好标样吗？一八六〇年，英国殖民地有二•五百万平方哩，法国只有〇・二百万平方哩。自由竞争时代，英国是最大的统治国。一八八〇年（帝国主义阶段），英吉利由二•五发展到七•七，法兰西由〇•二发展到〇•七。这个时代，德意志还没有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互相角斗的，只有先进的英法罢了。

再看先进国家瓜分各大陆的情形，更加十分明白。

	亚非利加	婆罗洲	亚细亚	澳大利亚	亚美利加
1876年	10.6%	56.8	51.6	100.0	27.5
1900年	90.4%	98.9	56.6	100.0	27.2
增加率	79.6%	42.1	5.1	—	0.3（减）

半殖民地中国，没有算入这个表内。若中国也要加上去，一八七六年，澳，亚，婆，美等洲，已形成强大的殖民地了。英国的印度在亚洲，加拿大在美洲，整个澳洲，都是英国的领土，英国是唯一的统治国，最大的强国。

再看上表：一八七六年前，除了非洲的大部分和婆罗洲的小半，还是无主的孤魂外，全个世界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的囊中物了。

自由竞争发展到它的对立物——独占以后，资本主义转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这个时期最大的标志，就是资本主义如火如荼的抢着瓜分殖民地。

英国由一八六〇到一八八〇年，虽然有了巨大的殖民地，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他们瓜分世界的速度，十分明白。法德两国，正在这个二十年代，得了许多殖民地。再回看上表：既有七百七十万平方哩殖民地的英国，由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九年，二十年间，加了一百六十万，总计九百三十万。同二十年代，法国由七十万平方哩到三百七十万平方哩。从来例外的德国，也得了一百万平方哩殖民地了。

欧洲三强国以外，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抢了夏威夷，抢了菲律滨等。中日战争以后，后进的日本，得了台湾，占了朝鲜，日俄战争以后，得了南满洲的支配权。

半殖民地中国，没有算入这个表内。一八四〇年是欧罗巴之旗，开始在中国飞扬招展的一年。由一九〔八〕四。年直至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象竞赛一样在那里耀武扬威，无所不为。连这个老大帝国也算入去，列强占领殖民地的急进，更加明了。

以上的资料，一方面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占领殖民地的趋势，真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证明：在帝国主义阶段，占领殖民是帝国主义的生死存亡关头，帝国主义若不能从殖民地里解决商品的市场，解决原料的市场，解决资本的市场，他们一刻间也不能继续生存的。

最好是“拿出证据来”：

（单位，百万平方启罗米突，百万人）
殖民地	地 域	39.917	12.490	0.294	0.310	1.634
	人 口	429.600	54.800	22.015	11.790	1.550
本国	地 域	0.314	3.935	0.382	9.386	0.311
	人 口	46.60	38.80	55.96	106.07	37. 50

这是一九二〇年的形势。一个英国人，支配九个殖民地奴隶。这是平均的数字，许多英国人，都是被榨取者，实数不知大了多少倍。英国的殖民地，大过大不列颠，不下一百三十倍。不是三倍，不是三十倍，的确是一百三十倍。

一个英国的资产阶级说：

“印度是英帝国的标的〔志〕，失了印度，帝国立刻就崩坏了。”

英国何只一个印度？帝国主义如何依靠着殖民地，如何害怕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这个聪明的统治者，一语道破了秘密。

上表不能充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寄生状态，再用以下的例子，补足这个缺陷。

朝鲜，台湾，满洲是日本的殖民地。那里每年输入去日本的商品，占日本总输入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些输入品，全部都是原料。如果没有这些廉贱的原料，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演身手了。反之，日本向那里输出去的商品，占总输出的百分之四二・四。

试看九一八事变！试看一二八事变！试看热河战争！这证明了：没有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一刻间也不能继续生存。

“资本主义越发达，原料缺乏越痛切，抢夺全世界和抢夺原料产地的竞争越利害，那么，他们为了殖民地的竞争，也越激烈。”（列宁）

为着商品的贩卖场，为着原料的采集场，为着资本的输出场，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续命剂。“殖民是帝国主义最主要的殿军”（史大林），这是确乎不可易的真理。

中国是帝国主义所追逐的印度第二。帝国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是清朝绝对专制政治支配下的封建农业国家。它紧闭着门户，树起“闲人免进”的锁国牌。打开了这个锁国牌示的，是英国商人带来的鸦片。

十七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规模的种殖〔植〕鸦片。十八世纪末，他们在广东设有支部，把吸食鸦片的恶习，扩大到中国人里面来。十九世纪，恶习越发蔓延起来，于是满清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输入。所有秘密输入的，一律没收焚烧。

这种结果造成了一八三八年至四二年的有名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原始武装到底敌不过英国近代的军舰和大炮，后来只低首屈服，缔结《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等五港为通商口岸。

一八六〇年有了英法联军的侵略战争，结果中国割让九龙，开放天津，赔款一千六百万金元。同年，中国与俄罗斯订《北京条约》，割让沿海洲。一八七六年，与英国订《芝罘条约》，承认英国有权派队调查云南。一八七一年，俄国占领伊犁。一八八四年，法国占据安南。一八八六年，英国占据缅甸。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果，订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开放朝鲜。一八九六年，俄国取得在满洲建设铁道的权利。明年，租借旅顺大连。同年，德国租借胶洲湾，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

最大的打击，是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最初，绝对主义满清政府，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强暴，它利用中国农民的原始暴动，来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落后的分散的武力又敌不住先进的统一的战线，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下结盟，中国承认撤废北京天津一带的防卫，承认东交民巷得驻外国军队，承认赔款九亿五千二百万元，期限三十九年，承认列强有管理关税权和盐税权，当做赔偿的保证。

虽然客观上的对立关系，使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能独占中国，并且矛盾的均衡，使中国保留为一个国际资本的半殖民地，可是在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实在绞了许多脑汁，用了许多方法，来束缚中国的自由。这些手段或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拿出例来，有以下十种：

一．领土 最好的标样是英国从鸦片战争中所得的香港。英国在那里设总督，建军港，造成了他们防守太平洋的门户。香港可以控制南中国经济的死命，香港是反革命的策源地。

二．租借地 日本租借旅顺大连，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就是一些好例。名义上是九十九年，但九十九年的续借这种形式是无穷，所以主权的丧失也是永远的。所谓借地，只说点好话，打个圈子，事实上已等于外国的领土。

三．租界 现在外国租界共有二十四处，日本八处，英国四处，法国四处，美国只有公共租界。上海是租界中的代表。所有一切重要都市，无处没有外国租界。所有的租界，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都操在外国人手上，不但外国人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的裁判，甚至于中国人犯了罪也不受中国法律裁判的。

四．驻兵权 租借地里面，租界里面，北京东交民巷里面，外国有驻兵的权利，于是乎外国军舰，可以停泊在广州的白鹅潭，停泊在上海的黄浦江，停泊在天津，停泊在武汉，停泊在一切都市。九一八事变之前，不只关东州有日本驻军，满铁沿线也有许多红头黑脚的屠夫。这是解除中国武装的妙计。

五．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又名领事裁判权。由中国方面来说，中国法律没有裁判外国犯人的权限，由外国方面来说，外国法律可以行使到中国领土，外国法律，可以奖励他们本国人在中国作奸犯科，无恶不作。

六．关税 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税率不能超出百分之五，这种税率，一向保持着世界的纪录。列强左手挟了廉美商品，右手执了倾销利器，杀到中国来，所以幼稚的中国工业，一败而涂地。十年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天天在争取关税自主权，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税率才提高了一些，所谓关税自由，依然是无期兑现的钞票。

七．内河航行权 长江黄河珠江以及中国沿海各地，最出风头的是外国商船，外国战舰。华北航线，华南航线，华中航线，只有英国船公司，日本船公司才一天天发达，中国的招商局，一天天衰微，以至于不可挽救。一九三〇年，长沙失陷，列强的军舰，纷纷集中于长沙，如临大敌。

八．借款 所谓“四国银行团”，所谓“六国银行团”，就是中国民众的吸血鬼。反正前后，列强以中国财政困难为口实，借给北京政府许多外债。这些外债，是永远奴隶中国人的锁链，不根本一笔勾销，中国永无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可能。

九．铁道矿山产业 为着保证赔偿保证借款，中国的铁道和矿山，大半操在外国资本家手中。名目上虽然是中国人的经营，因了资本的关系，实质上已归外国人管理。产业方面：煤炭受英日资本所支配，铁矿受日本所支配，纺织又不能同日英资本竞争。

十．宗教 列强不只要束缚中国人的躯体，还要麻醉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宗教和文化，也是无上的法门。耶稣叫人爱邻如己，牧师们于是乎教中国人爱帝国主义，如一家人，耶稣叫人无抵抗，牧师们于是乎教人虚心和平，让帝国主义来吸血，来宰割。

方法有多种多样，一一举出来，实在不可能，以上所说，不过几个最主要的方法罢了。方法不论如何奇妙，总跳不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范围。他们不惜绞了如许脑汁，唯一的目的在于追求殖民地的超过利润，政治文化是手段，经济才是目的。

他们究竟得了什么呢？这是最后的问题。

先说重工业，再说轻工业及其他。

重工业是近代国家的基础，他不但在工业本身内占重要的地位，在农业交通的部门也占同样的地位。在今日的情形下，重工业越发达的国家，国力就越发巩固。

在重工业方面，不但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发展的一般倾向，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一点也不肯放松对于中国重工业的独占，以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说煤炭的生产。

下表指出中国主要煤田的资本，生产，所有关系等等。

	所有	资本（元）	生产（吨）
开滦	中英	24,000,000	3,949,598
抚顺	日本	11,000,000	5,671,303
福公司	英国	12,000,000	670,835
本溪湖	中日	5,000,000	432,857
门头沟	中英	2,000,000	283,891
中原公司	中英	3,000,000	564,200
坊子	中日	10,000,000	141,902
井经	中德	300,000	526,484
萍乡	中国	—	—

以上九个炭田，可以代表中国的煤炭业。就生产来说，抚顺居第一位，开滦和福公司居第二第三位。抚顺是日本的资本，福公司是英国的资本，开滦名为中英合资，实权却操在英国手上。其他的公司，或中日合资，或中英合资，或中德合资，中国总是有名无实。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唯一的煤炭公司，前几年已破产了。

一九三〇年，日本武藤丸楠说：一九二六年，外国经营或中外共营的煤产，占总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八，即在三分之二以上。而日本的抚顺炭，占百分之四十。

中国有许多炭田，究竟那些是中国人的炭田，还是外国人的炭由〔田〕呢？

煤炭业是这样，铁矿和制铁业同是这样。请看下表：

大冶	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	321,330
繁昌	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	387,000
金岭镇	鲁大公司（中日共营日本操纵）
本溪湖	本溪湖公司（中日共营日本操纵）	62,407
鞍山	日本鞍山制铁所（大）中日共营振兴公司（小）	140,927
象鼻山	中国经营	172,110
当涂	中国经营	49,900

汉阳铁厂	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	4	330,000
大冶铁厂	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	2	320,000
持子公司	中国	1	36,000
本溪湖公司	中日共营日本操纵	4	190,000
鞍山制铁所	满铁	1	180,000

所有铁矿，差不多全部受日本所支配，大冶繁昌，名目上算中国经营，因借款关系，实权却在日本的支配下。

唯一制铁工场——汉冶萍公司，更加悲惨。它前后同日本订了三次约：第一次在一九〇〇年（与日本制铁所），第二次在一九〇三年（借三百万日金），第三次在一九一三年（向日本八幡制铁所及正金银行借一千五百万日元），以供给生铁来还债。年来因战争的影响，作业已停了大半，全部生产，不够供给日本。最大的制铁所，变了日本的傀儡，实在太可怜了。

武藤丸楠说：中国的铁产，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九，即五分之四。

单看这些单纯的数字，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的重工业，十分之九都受英日资本所支配。没有重工业，那里可以建设中国资本主义？

外国资本不但在重工业方面占优势，轻工业方面也是这样。

纺织工业号称为中国产业之王，可是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产业之王已没有发展的可能了。

武藤丸楠说：中国纱厂生产，中国资本占百分之六十三，日本占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占百分之一.二，他附带驻明在中国的生产部分中，混杂了许多外国资本的成分。

这个粗大的统计，只可以看出中国纱厂和外国纱厂的对比，而不能看出中国纱厂发展的倾向。

一九二七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广泛的调查：

中国	69	1,948,576	40,000,000两
			77,800,000圆
日本	45	1,380,022	10,400,000两
			156,200,000圆
英国	4	205,320	8,000,000两
			58,450,000圆
总数	118	3,533,918	77,800,000两
			128,650,000圆

这个表也只用以表示中外资本的比较，而不能表示中外资本的实力。日本井村薰雄在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一文里，解剖中外纺织的长短，值得加以注意的。

他说日厂昼夜作工，锭数开车，保持均衡，而中国经营的纱厂，却缩短工作，或陷于休业的状态中。从经营方法来说，日厂管理得法，所以在同等时间，用同等锭子，日厂的出品，一定比华厂多。中国纱厂，固定资本过多，流动资本不足，结果往往缺乏囤积原棉的可能，生产跟着也受限制。在中国商场里，“商德”败坏，公私混同，侵蚀欺骗，似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不但没有保护政策，而且还助长外资的发展。

似此看来，或有混杂次要的原因，或把结果当做原因，但是国内封建剥削和外国资本压迫，这不是打击中国纱厂的主要原因吗？面粉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同样压倒了中国资本。

十年来面粉输出输入的比较，可以指出面粉的衰落倾向。首先说输入：

1911	2,183,042	8,703,451
1914	2,166,318	9,016,589
1915	2,158,372	795,137
1916	223,464	1,174,544
1917	678,849	2,818,576
1918	4,552	19,846
1919	271,328	1,242,285
1920	511,021	2,330,215
1921	752,673	9,497,740
1922	2,060,838	23,712,503
1926	4,285,124

其次说输出：

1911	669,889	2,523,789
1914	69,932	339,839
1915	196,596	697,032
1916	288,747	1,141,017
1917	798,031	229,382
1918	2,011,899	8,410,557
1919	2,694,271	19,872,318
1920	3,960,779	18,251,722
1921	2,047,004	9,266,254
1922	593,225	3,654,810
1926	118,421	5,303,377

中国面粉工业的黄金时代，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这几年间。这个时期，刚是欧洲大战了结的初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一年，面粉的输出，有了急激的发展，所以在同一时期，输入因而大减特减。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面粉的输入，已回复了战前的水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输出就大减特减，连战前的数字，也不能保持。

简单来说，面粉工业没落的原因，有以下种种；一是战争天灾的影响，所以原料歉收，二是苛捐杂税的存在，资本受不起蹂躏，三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等等。

金融业方面，外国的银行不但统治中国的金融市场，统治中国的工商业，甚至于连中国的政府，也发生支配的作用。

单在上海，外国银行已有汇丰银行（英），麦加利银行（英），有利银行（英），花旗银行（美），正金银行（日），台湾银行（日），住友银行（日），三井银行（日），三菱银行（日），朝鲜银行（日），东方汇理银行（法），华比银行（比）等等十二家。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的最高统治机关。

手头没有资料，不能够在资本的关系上，在货币流通的关系上，在银行贮款的关系上，做一个中外资本的比较图（九一八前）。这里只根据一些满洲的统计，下一个粗大的推算而已。

中国货币流通量	232,128,000元
日本货币流通量	58,860,000圆
总计	290,988,000元
中国银行贮款	4,900,000圆
	4,640,000元
日本银行贮款	142,300,000圆
	20,730,000元

就货币的流通量来说，日本仅仅占百分之二〇•一，说不上有什么大作用。然而日本金融的支配，不在于数量上的多少，实质上的支配，倒还在数量之上。中国商人，非常乐意通用日币，反而奉天政府发行的钞票，纸面虽然写了兑换的价格，实际上许多是不能兑现的。所以在军阀战争迫切纸币滥发的时候，纸币一定跌价，结果，日币的支配，也就因此而提高了。

银行贮款，最足以表示他们的力量。日本有金贮款一亿四千万圆，中国只有四百九十万圆，只及百分之二•五，日行有银贮款二千零七十三万元，中国只有四百六十四万元，只及百分之二十一。

虽然这是一个粗大的统计，可是中日的优劣，事实已十分明白了。

或许英美在本部的政治力量，赶不上日本在东三省，但是金融的统治作用，谁也不能否认谁轻谁重。

“汇丰银行就是中国财政上之最高统治者，利用巨额的政治借款而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税收机关（关税盐税）及交通机关（铁道）。朝鲜银行是东三省之政治经济的最高统治者。正金银行是青岛的经济上的最高统治者。……其他的许多银行，也有不相上下的重要作用，中国本国银行仅仅是外国银行的附庸，它们的生命是依赖外国大银行而存在，自然更说不上与外国银行抵抗了。”

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这个问题，是过去争论中的主要题目之一。有些人以为中国封建制度始终没有变化，那不消说有着立论的根据。为什么？目前如果中国还是一个金瓯无缺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自然是时代的宠儿。“这是我家的天下，你们休想插嘴！”这是资产阶级阻止无产阶级进出的挡箭牌。

有些人以为中国的封建势力已消灭了，已变成残余的残余了，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短兵相接的时代。自然，劳资两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法不同，只要它们存在，就免不了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封建势力在中国若还有支配的作用，譬如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割据局面，在农村中所表现的小农经济等等，而我们偏要用一块黑布包了自己的眼睛，把封建关系抛在九霄云外，忽视农民的革命活动，忽视封建的生产关系，革命究竟能不能成功？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这些问题也不能解决的。

在革命形势正在开展的时候，这个问题成为理论斗争的主要对象，决不是偶然的事。

有人提出质问：中国既不是一个金瓯无缺的封建制度，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势力还有极大的支配作用，那么，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马克斯不是说帝国主义用自己的样子去改造世界，不是说帝国主义把一切民族都带入文明的世界中吗？这句话应该怎样解释呢？

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质问。后者提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依存关系，前者提出：封建势力的支配作用。现在先说后者，再说前者。

第二章已说了八九十年来，帝国主义如竞赛一样，来侵略中国了。这个原因，不用说为了中国是一个绝好的商品贩卖场，绝好的原料生产地，绝好的资本输出国。

在欧美二大洲，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的农业关系，一方面集中所有的土地，经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他方面强迫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变成自由的农民，变成农业劳动者或工业劳动者。这种革新运动，能够发展农业的生产力，能够发展工业的生产力，能够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市场。

这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的过程，因而是革命的进步的。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打破封建制度，从封建的生产关系之上建立起来，就是这个原因。有人以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关系，他方面又重视这种关系在历史上的价值，是一种矛盾的表现。不错，这是矛盾的表现，可是这种矛盾却是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矛盾反映到理论的矛盾。

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历史上所谓秦始皇时代有名的酒池肉林的生活，为今日反动家的护身符的孔孟哲学，被人称为东洋文明之华的唐宋文化，这些上层构造，都是建筑在千千万万的农民的榨取之上。因为一切文化都建筑在农民的榨取之上，所以古来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

这种关系，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纪中叶，保存到帝国主义的商品攻破了中国万里长城的前夜。

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业的封建性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表演一个反动的角色。

资本主义侵入殖民地，丝毫没有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或发展殖民地的生产力的动机，它时时刻刻只打主意怎样从那里榨取最大的利润，以饱满资产阶级的腰包。他们的必要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商品，向殖民地大批大批的输出，再从殖民地购买极廉贱的工业原料品，来发展本国的工业，至于殖民地的手工业，因了商品的输出而没落，农业因了原料的采集而变成畸形发展，这一切对于帝国主义都没有半点关系。他们的算盘，不在乎此。

他们向殖民地输出资本，目的同是一样。所有输出的资本，多半不是工业资本，只是借给殖民地政府的国债——带上很浓厚的高利贷性质的国债。即使输出了工业资本，也不过建设一些直接加工的原料品，建设一些有机的构成极低度的产业，如纺织工业，并且利用这种产业，来榨取殖民地的下贱劳动力罢了，他们始终不肯极力发展殖民地的重工业。

中国也不能例外。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封建地主阶级的满清政府，是他们榨取中国的工具，满清覆灭了以后，南北军阀又变成他们的新工具。这些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阀，不但不能改变封建的农业关系，反而要维持这种关系。为着适应帝国主义的榨取，整个中国农业经济，实质上带了往日的封建性质。

由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来看，他们当然维持中国的封建关系。反过来，由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来看，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在帝国主义打破了闭关主义中国的时候，他们曾对它表示极端不满。然而他们对于新兴的民族革命运动，视为致命的打击。这种运动，宣告他们的死刑，使他们感觉比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可怕，更加危险。封建贵族不能从“夹攻中”奋斗，结果，唯有递上降书，在帝国主义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于是乎一对可怜虫，双双野合，中国历史就从此多事了。

帝国主义最初用武力来攻击中国，在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当时代表地主阶级的满清政府，对于这种外来的袭击，采取了一种敌对的行动。大官僚林则徐的气焰，可算一种证据。可是这种抵抗，究竟敌不过帝国主义的新式武器，他们只低首服气，慑服于高压手段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满清政府终于驯服了，可是这种驯服，只是强奸的勾当，并不是心悦的妍识。

俗说赶狗入穷巷，终要咬你一口。老太婆被人强奸了，心中总不甘休，总要打量报复。一九〇〇年，他们利用农民的原始暴动，借刀杀人。毕竟老太婆不中用，最后的挣扎又为雄纠纠的大丈夫所屈服了。

义和团运动以后，老大帝国的假面具被人揭穿了，接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露骨，强奸变了轮奸。在另一方面，老太婆的大大小小的家丁，又赶来捉奸。这个老淫妇一来害怕名声扫地，以后再不能立足，二来也舍不得庞大的汉子，因此，一对野鸳鸯，变成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妇，由暴力的强奸，变或〔成〕如火如荼的恋奸了。

虽然上了五六十年纪的老太婆，不能穿上很摩登的衣裳，同西方的伟丈夫，在跳舞场大演身手，可是奸夫“淘古井”的目的没有达到，而老淫妇的家丁也还在磨拳擦掌的当儿，不论老太婆如何落伍，这场和奸的勾当总要维持下去。

老淫妇的遗传性，的确可以自豪，她的几个青春待字的少女，也不甘落后。她们见了母亲白日同伟男子宣淫，心中怦怦欲动，开始向伟男子卖弄风情，同母亲争夺情敌了。

一九一一年，民国革命成功，清朝政府覆灭以后，中国树起了一个共和国的招牌。在欧美先进国家里，所谓民主共和制，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形态，但是中国共和国，没有半点类似先进国家的共和制度。

虽然树起了中华民国的招牌，而国内的支配者，始终都是封建军阀。军阀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盘上生出来的，他们的阶级性和满清的绝对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即使他们受中央政府的委任，用督军的名义，来独霸一方，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把戏，实际上的关系，刚好相反，北京的共和政府所以能够存在，实在各地方军阀的势力还保持一种相对的均衡。均衡打破了，北京政府也瓦解了。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共和制不能类似欧美的共和制，终竟带上封建割据的颜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

一九一一年，民国革命成功，打倒了封建的统一政治，那不能不说是前进的表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如果推翻了清朝的统一政权，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实在比从前更加容易，因此他们甚至用种种方法，来支持当时的反正运动。

老太婆有几个娇小玲珑的女儿，轮奸的勾当不能满足一群伟丈夫的兽欲，他们自然更进一步，来大施偷香的手段，各人自打主意，去勾结一个或几个多才多艺的佳人了。

袁世凯当时一方面威胁革命军，另一方面劝告清帝退位，背后其实有英国公使的策动。中国的统一局面打破以后，列强就利用军阀，来扩大本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或者借给军阀以军费，供给军阀以武器，派遣军阀以顾问，使军阀变成了自己的工具，或者在财政上军事上援助军阀，军阀又献给他们以铁路矿山及其他种种特权，作为代价。于是乎军阀变成了帝国主义榨取中国民众的再好也没有的武器，于是乎在军阀支配下的中国，只有阔步踏上殖民地的道路，而民众所受的封建榨取，也比从前利害百倍了。

中国这个老太婆的本家多美女，落后的老太婆既不能满足西方伟丈夫的要求，所以习染了母亲的惯技的姑娘们争着偷汉子。她们今日在跳舞场出风头，明日在咖啡店出风头，今日看电影，明日开茶会。西方的男子自然财色兼收，可是老太婆的本家，却一天天衰落，不几年而陷入于破产的危机了。

虽然掠夺了东方家庭也无补于西方家族的破产，可怜东方家庭早已陷于不可救药的绝境了。

由此看来，军阀的割据，就是帝国主义支配的特殊形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始终不能一致，他们时常打主意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分割，或并合，接着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之间的战争，不特没有停熄，反而一天天尖锐起来。民国革命以来，连年若断若续的军阀混战，不外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或消或长的反映。

第一，世界大战中，欧美列强中止了侵略中国。一时，只有日本这个小鬼，在中国这舞台上纵横驰骋。袁世凯和袁世凯没落后而操纵北京实权的段祺瑞，始终代表日本的势力，努力统一中国。

第二，世界战争以后，美国财阀莫尔干指导下所谓“四国借款团”（英美日法）成立以后，段祺瑞的势力，开始瓦解，所以英美势力所支持的吴佩孚，又南征北伐，来统一中国。第一次奉直战争，始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这是代表日本势力的张作霖同代表英美势力的吴佩孚的战争。奉天军阀败北了，退出了山海关以外。

第三，一九二四年秋，第二次奉直战争又起。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大败。随后冯玉祥离开北京，所以北京政府的实权，仍归于张作霖。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一九二七年。冯玉祥倒戈，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活跃，他背后的指导者，是打着门户开放旗帜的美利坚主义。

第四，一九二六年夏，广东政府出师北伐。因为北伐军能得全国民众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统一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四月，政治突然起了翻天覆地的转变，革命的局面，如昙花一现。从前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是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如今却换上了各种人等的新军阀了。

第五，一九二八年，中国在表面上好象统一，而事实上却是新军阀割据的喜剧。虽然我们还不能直截了当说某个军阀代表某个帝国主义，某个帝国主义利用某个军阀，因为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很曲折的。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丝毫没有标准，凡是在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军阀总会趋向接近那个国家的。

美国：扬子江一带。

英国：西南各省以及扬子江中部。

日本：东三省及东北各省。

这个支配状态，一直继续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九一八以后，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往日的走狗张学良，被驱逐到山海关以外。英国依旧保持着西南的统治，最近更扩大到西康西藏青海新疆的边境去。美国始终操纵着中央政府，用财政资本，用更巧妙的方法，来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

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要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的严灵峰，说“封建残余……变成了残余的残余”的陈独秀，不是海外奇谈，就是痴人说梦。

接着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帝国侵入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也必须提出来。

在实际生活的转变中，这个问题，成为一般青年人最喜欢讨论的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三四年来，中国出版界讨论这问题，表现得很有生气。许多特辑号都出版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单行本都出版了。最近，我打算尽可能把既有的文献，做一番批判的整理，这里只用简洁的笔法，从正面先做一点说明工夫罢了。

研究一个社会，必要从社会的生产方法入手。明白了生产方法的特征，才能明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前阶段的经济结构有什么异点。明白了生产方法的性质，才能明白某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国家机关及意识形态的特色。

什么是生产方法？生产方法，就是生产力所结合的方法。生产力有三种要素：劳动力，劳动器具和劳动对象，后两种又名生产手段。劳动力和生产手段所结合的方法，叫做生产方法。

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手段，无产阶级只有劳动力。这种关系，规定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规定资产阶级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在封建社会，农民有劳动力，并且有简陋的生产手段，可是生产手段的基本要素——土地，却是地主的私有物。农民想经营农业，必须租借土地。农民必须借地然后可以生产，地主因此就榨取他们的地租——占总收获半数以上的地租了。

这样看起来，各个社会都有一种生产方法，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生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有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就生出封建的阶级关系。所谓封建的阶级关系，就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身上，用超经济的方法，来榨取剩余劳动。

“在一切经济结构之一，如果直接劳动者仍为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则所有权关系，必进而为统治与隶属的直接关系，直接生产必成为不自由。此种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劳动的农奴制，柔化而为简单的纳税义务……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资本论》）

“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定义。

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榨取关系，在中国社会史中的某个阶段，方才开始崩溃？

中国的历史学者陶希圣有一种奇异的见解。他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制度分解的时代。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那著作里，举出了那时代封建制度分解的五个特征。朱其华对于他这种“封建制度分解的时代论”，大加评判。以下介绍朱其华的见解：

第一，陶希圣以为封建制度分解第一个特征，是“等级关系的崩坏”。朱其华的评判，分作两点：（一）“等级关系的崩坏”是不是封建制度崩坏的象征？他的回答是相反的。他说：我们观察某一种社会，应该从那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入手，不能从外表的形式，来下不着实际的空论。（二）“在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关系是不是已经崩坏”？他说：陶希圣举出来的等级关系，如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等，由春秋战国以至明清，始终都存在着，或许名称有点变化，但本质上却没有不同。

第二，陶希圣的第二个理由是“战争的连续，封建领地渐并吞为集权国家。”朱其华的评判，也分作两点。他说战争和并吞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封建诸侯为满足统治欲望的军事行动，这样即使有并合的现象，但经济的基础，始终没有变动。这是第一点。他又说并吞现象不始于春秋战国，夏商时代已经出现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陶希圣的第三种根据是“社会纽带的松懈”，而松懈的特点为“贵族阶级的分裂”和“农奴上升为自由农民”。朱其华也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贵族的分裂，是封建制度的特色。因为贵族在封建社会，根本就不能统一，因此分裂的现象，也不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他又以为农奴上升为自由农民，也是封建制度的特色。农民原来是自由的，他们有生产手段，他们是独立的生产者。

第四，陶希圣指出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以为商业资本有“分解旧社会的作用”。朱其华反驳他说：商业资本不仅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而且也不能破坏旧的社会制度。他的解释太过抽象，这里借张横的话，来做补足的说明。

“商业资本的流通方式是G—W—G+，即以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将这商品贩卖得着比原有货币更多的数目，这就是说商业资本的作用只是完成生产流通过程的一种媒介，它只将现成的商品，把它转运到旁的地方去贩卖。……因此商业资本的自身，并不是代表一定的生产关系，它不过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中，完成一种媒介作用罢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商业资本的发展不能决定社会经济，更说不上破坏旧式制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陈独秀彭述之等，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讲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再提出来讨论。

第五，最后，陶希圣以为“士人阶级的勃兴及官僚制度的成立”，也是封建制度分解的证据。朱其华说士人阶级这个名辞不能成立，地主，官僚，士人三者，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他引了陶希圣的话来做反驳的根据。陶希圣说：“虽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人官僚，便成地主。虽有非士大夫的地主，而子弟一旦读书，“学优而仕”便取得士大夫的身分。虽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为官僚，在野为绅士，在乡为地主，入学从士则为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

这可见得士大夫和官僚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构成部分，他们之中只有职能上的不同罢了。

以上反驳了陶希圣的“中国封建制度崩坏于春秋战国论”的谬见，由此得一个反证：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存在着。

再回头看看以上的分析：封建的阶级关系，是“名义地主以超经济的压迫，榨取独立生产者的剩余劳动。”这是封建剥削的本质，维持这种剥削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

在理论上，我们既然说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社会，那么，在实〈际〉生活的转变中，名义上的地主，怎样用超经济的压迫来榨取农民呢？

首先举出几段文献，这些文献都是从陶希圣的著作中来的。

“至秦则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前汉书・董仲舒传》）

秦朝的地主阶级，是这样榨取农民的地租。

“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亩，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隶之市，与牛马同栏，……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而税一，实什税五也。”（《王莽传》）

汉代的封建制度是依样葫芦。一直到宋代，换汤也不换药。

“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兼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为奴隶。……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月秋收以至穷饿而无告。”（《文献通考•田赋考》引苏洵言）

单用这些材料，已能够证明过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而这种关系，恰好同以上的具体分析，没有丝毫的出入。

陶希圣又指出春秋战国以后，徭役的劳动和献纳特殊农产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他说：

“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是现物交纳的关系，当然与现金地租制度的主佃关系不同。佃户所负担者是现金，则其与地主的关系是纯粹的契约关系。佃户所负担者是现物，则其与地主的关系，便没有那样单纯。一定的徭役劳动，特殊的贡纳义务，尚存于主佃之间。因此，主佃之间尚保存有封建的意义。”

这些是不是封建的剥削？保存这种剥削的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

由经济关系方面来看，由阶级关系方面来看，春秋战国以后，封建的剥削是唯一的方法，所以这个中国历史的阶段，无疑是封建制度的阶段。我们承认：社会的存在，规定人类的意识，而不是人类的意识，规定社会的存在，因此，再来看看这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形态是怎么样。

许多人以为只有国王分封诸侯，诸侯各守其土的政治形态，才是封建制度的政治形态，若果封建诸侯兼并成为集权，就不算封建制度，于是乎有人巧立名词，提出什么“商人统治的理论”（李立三），提出什么“士大夫阶级统治的理论”（陶希圣）了。他们的谬见，在于把经济政治分离出来，只要上层地带有些微的变化，就执着这些现象，做他们立论的根源；或者把政治看成无主的孤魂，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封建式的政治形态，有两个标记：一是只有割据的局面，没有集权的统一，二是支配阶级是土地的所有者。

秦汉以后，中国从来没有统一的局面。汉，晋，唐，宋，元，明，清，一条线都保存着割据的政局。虽然割据一方的盟首的称号或许有种种不同，但实质上的封建割据却没有不同。

郭沫若说：

“我们不要为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时虽号称为封建，但事实上在周官有乡遂县鄙之分，并不是全无郡县。秦以后虽然号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龚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我们到了现在假使要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坏了的话，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错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关于第二种标记——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不论那个朝代，统治者的治理，都是地主阶级的治理。中国始终没有商人统治的局面，历代在政治舞台上打筋斗的士大夫和官僚，都是地主阶级的构成部分，决不是和地主游离的怪物。

孟轲不用说是封建阶级的代言人。他说：

“圣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亲其亲而长其所长；然而教之者，莫先于士；养之者，莫先于农；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是故士为上，农次之，工商为下；本末轻重，昭然可见。”

这是支配阶级重农轻商的政策。世界上会有统治阶级是商人，而他们的经济政策却打击商业资本的发展吗？李立三的商人阶级统治论，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

陶希圣的“士大夫阶级”以上已经加以反驳了。他自己也承认“士大夫阶级的生存是寄托在农民之上”，所谓“个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农民收取租稞以自奉”。这样明明白白是地主阶级，但他同时又说这个阶级的基础是因了有“一种扩大的身分，……有门第的超越，有知识的优异”。一矛一盾，煞是可看！

士大夫只是地主阶级的附庸，封建制度的寄生虫。

总而言之，战国以后的支配阶级，是封建的地主阶级。

聪明的读者再问：中国封建制度在什么时候方才开始崩溃？

先说结论，再说根据。

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方才开始崩溃，这个时代，正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第一炮——鸦片战争。

这种说法有两种根据。第一，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品经济破坏了自然经济。从前中国的农村生活，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切日常用品，如食料的米麦，衣料的棉丝，或燃料，或肥料，都是自己种植，自己使用。只有盐，铁，木材，药材等，要靠人供给。一九四〇（应该是1840年——录入者）年以后，洋棉洋布代替了土棉土布，煤油代替了菜油，肥皂代替了灰碱，洋火代替了火石，洋烟代替了粗烟，洋糖代替了土糖，洋纸代替了土纸。商品经济摇动了自然经济，帝国主义的商品打倒了手工工业的产品。这是根据之一。

第二，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在中国的各大都市，如北方的天津，中部的上海与武汉，南方的广州，都有近代产业的出现。跟着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现，又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在初期革命运动中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一贯革命性，给封建势力一大打击。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渐渐显著，所以阶级斗争，也日益深入。这些表示封建制度一天天在崩溃的过程中。这是根据之二。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现在的问题是：封建制度究竟崩坏到了什么程度？

说明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依存关系以后，视线转到封建势力在中国的支配作用这问题来了，接着第一问题，这是必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

陈独秀提出一种独特的见解。他说：

“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没有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已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就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得了优势的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了对立地位的过程之中，变成了残余的残余；她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以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

他说了什么？他说：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已开始了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残余失去了统治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而变成了残余的残余。大好江山，如今已不再为封建残余的所有，资产阶级已成为历史转变的重心，他们已代替了封建残余的优势，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活跃起来了。

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而且直接和革命的战术战略，有密切的联系。若果陈独秀的观点不错，封建残余的确变成了残余的残余，那么，革命的对象自然是这个“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而且“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得了优势的地位”的资产阶级了。不然，铁一般的事实偏要同人的武断作对，“这一个转变时期的特征”，是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的战线，“得了胜利”的是封建残余及其主人帝国主义，因而“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那么，革命的对象，刚〔则〕是这个封建的残余，而资产阶级，不过只是这个反进化的营垒中的一个附庸罢了。

先说理论，再说事实。

中国的军阀制度，显然有社会的基础。一九二四年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粉碎了中国的落后生产方法，粉碎了中国旧有的手工工业，粉碎了中国半自然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地主与高利贷资本，为要挽救他们的危机，他们的榨取比从前更加残酷，更加露骨。这种中西合壁的夹攻，造成了成千成万的无业大众。

农村的无业大众往那里去呢？到都市去吗？都市没有近代的〈工〉业，他们不能在那里出卖劳动力。他们既不能到都市去做工钱劳动者，又不能在原来的手工工业和小农经济中打圈子，结果惟有流散于四方，过着一种无恒产无恒心的流氓生活。这种转变，形成了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

他们成群成队散处于四方，成群成队做游击的骚乱，以危害社会秩序的安全。这种骚乱，足以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利用这种无组织的集团大众，作为自己的工具。军阀的军队是这样造成的。

“中国的军阀，就是建筑在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与这样的游民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

中国没有统一的市场，只有地方的市场，只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半独立区域，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现象。

“中国绝不类似印度，属于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变成某个帝国主义的领土。表面上，中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存在，名义上，中国是一个很漂亮的独立国，而且加入国际联盟。但是，这不过是表面上名义上的把戏罢了。固然，她并不类似印度，为某一个帝国主义的属国。这决不是说：帝国主义总没有野心来侵略中国，使她变成自己的领土。相反的，正为了中国是一个绝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大家互相仇视，互相猜忌，结果，他们之间的对立非常尖锐，因而造成一种列强势力间的均衡状态。”（武藤丸楠）

因为中国是一个绝好的殖民地，所以帝国主义不能把中国独占为一己的私有物，对立的均衡状态，保持着中央政权的形式。军阀既然是帝国主义的支配工具，那么，自民国革命以来，割据一方的督军，自然以帝国主义的意志为意志，而北京的中央政府，不过是他们相互间的均衡状态的外物。总括一句：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在是帝国主义共管中国和帝国主义工具的交互关系之间的相对均衡的幻象。

这种幻象好象舞木头戏。观众散在舞台，而舞台横排着一块掩饰物。他们只看见木头在那里手舞足蹈，可是实际上手舞足蹈的不是木头，却是玩弄着木头的戏中人。

今日中国的时局，不是一出木头戏吗？

这是自反正以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光景。一九二七年以后，光景依然，不过时代转变了，木头戏的演出比从前更加巧妙罢了。

自革命失败以后，在各个半独立的地方市场里，资产阶级早已同封建军阀混在生长过程之中，早已同当地的封建政权结成一双混血儿了。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有着独立自由的意志，而是一个带上半买办色彩，带上半封建色彩的怪物。所以当某些军阀集团的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必定咬住牙站在当地的封建势力的战线上，形成一个纵横错综，光怪陆离的人鬼互斗的奇观。这些混乱的现象，决不是所谓民主〈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斗争，而始终是买办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条百兽战线的混合战争。

二十年来，中国军阀战争就是这样一种光景。它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统一全国市场的影踪，不论在那一方面，有买办豪绅地主，也有地方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背后，战争的组织者却是帝国主义。

读者且看看以下的事实。

民国革命，二十三年，混战的局面，从来没有间断。满清专制政府崩坏以后，代替满清政府的是袁世凯。袁皇帝没落以后，继任人物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以后，英美的直系把持了中央政权。一九二二年奉直战争和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战争，是英日的前哨战。冯玉祥倒戈以后，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和张大元帅的反赤政府，在北京的旧皇宫里，先后互相辉映。九一八事变前，北京的旧皇宫早已换了旗帜，均衡式的中央政府，转过来树立于明帝的故坟里。虽然目前政局已换了一个新形式，可是战争的风云，无时无刻不弥漫于全国。各地的政治分会，是不是当日的巡阅便〔使〕，各省的主席，是不是当日的督军？

陈独秀不懂得这些秘密，只要见了北京故宫里的政府崩坏了，就大声疾呼：“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大的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了。

“陈先生完全不理解什么是封建残余的中央政权形式，大概他以为一定要在北京旧皇宫中建立起来的政府，才是‘封建残余的中央政权形式’，才是‘道地’的封建残余的政权。北京以外，北京旧皇官以外，都不是‘真正的’封建残余，至多是‘冒牌的’封建残余的政权。……陈先生的错误，简直是不懂得什么是封建残余的政权，什么是第三阶级政权”。

一定是北京故宫里的古香古色的政权，才是封建残余政权，而工业中心区域的所谓委员主席式的政权，也一定是道地的资产阶级政权，只见到现象，不见到本质，这是何等浅薄的理论！

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终变为反动阵营的附庸呢？（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买办，所以他们不能彻底同帝国主义抗争。（二）因为他们本身是高利贷的变相，染上很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他们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民族资本，幼稚得可怜万分，政治的力量，也非常微弱。他们想发展资本主义经营，必须用各种形式来同外国资本合作（1）。因为大家的力量不相等，中国资本到底要屈服外国资本。况且在很久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筑了很深厚的基础，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特殊的权益，来压迫中国资本的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其实是变相的地主阶级。他们在都市经营近代产业，在农村用高利贷资本来榨取农民，所以他们多多少少同封建势力，发生利害关系。农村的革命运动，根本推翻他们在农村的榨取地盘。中国资本不论如何都不能够同外国资本竞争，他们除了经营一些幼稚的工业外，必须把资本投到商业，投到军阀公债，投到土地家屋，同当地的军阀，发生密切的关系。

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恐怖工农运动，所以革命运动越发向前进，他们的恐怖也越发加强。如果革命运动对象集中在帝国主义，他们还勉强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到了革命运动转到他们身上来，他们就手忙脚乱，跑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资产阶级没有阶级的军队，他们只靠军阀军队来镇压工农运动。

在军阀混战中，资产阶级不能形成一条战线，以统一的集团，站在某个军阀方面，或者直接同军阀斗争，而只能跟着军阀混战而混战，这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割据局面，帝国主义是主动人，军阀是刽子手，资产阶级只在刽子手的背后拍拍马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还是封建军阀得了胜利，是封建势力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还是资产阶级附骥尾而招摇？

事实是最雄辩的！

封建势力不但在都市占着支配的优势，在农村也是这样。

陈独秀又反对这种见解。他以为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封建的榨取已经不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了，所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才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他说：

“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的主要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反封建的斗争不是目前的口号，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不是目前的任务，反资本主义才是现在的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才是现实的问题。这是陈独秀的根本主张。

这是陈独秀的武断还是事实的确如此，事实是最好的证人。

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业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是怎么样？阶级的关系是怎么样？

中国人口，概算有四亿三千万人，农家有五千六百万户。一户农家如果平均有六人，那么，中国的农业人口，有三亿三四千万，占全人口十分之八。

这些农业人口怎样分配着全国的耕地呢？根据国民党土地问题委员会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代）的报告，农业人口中有土地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此外，佃农占百分之四十，雇农占百分之九，游民，兵队，土匪等，占百分之〇•六。根据这个报告，没有土地的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五。

这些有土地的人口（45%）所分得的土地究竟有多少？

	所有地的面积	人口的比率	所有地的比率
贫农	1—10 亩	44%	6%
中农	11—30亩	24	13
富农	31—50 亩	16	17
中小地主	51—100亩	9	19
大地主	100亩以上	5	43

根据这个分配表，得了几个重要的结论：

（一）全国耕地百分之六十二的所有权，属于百分之十四的地主阶级；连富农也算入去，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属于榨取阶级。

（二）有土地的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四四。这些贫农或者向地主借田，或者受雇于富农，或者在都市附近做点季节的劳动，以支持生活。

（三）佃农是农民中最重要的构成分子。

（四）雇农有长工（一年以上的契约），月工，短工等区别，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变相的农奴生活。

（五）没有土地的农民，在半数以上（55%），加上有仅少土地的农民，至少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土地饥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是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由这种所有关系，生出什么样的阶级关系呢？

中国农村的被榨取人口，最大多数是佃农。佃农制度也带有地方的特点，如中国北方，佃农制度，不十分发达，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佃制却非常普遍。直接榨取佃农的是地主阶级。他们发挥着土地私有的神圣制度，用一些超经济的榨取方法，来压迫他们。地主榨取佃农的方式：

（一）地租 地租也有地方的区别，平均算起来，大概占全收获的百分之七十，最少也占百分之五十。此外押租用五元，十元以至三十元不等。征收的形式，小部分用货币，大部分用农产品。

（二）提供农业副产品，地租以外，佃农还要献进农业副产物，如广东的田信鸡田信米，湖南的年鸡年肉等。有了新的农产品，无论是黄豆，青菜，麦子等，他们要无条件分点给地主，作为礼物。

（三）提供劳动力 佃农还要无偿的提供劳动力，如湖南的应工，每月八日，江苏的送工，每月五日。他们派定这些时间为地主服务。这是变相的徭役制，封建支配的证据。

（四）人体的支配 地主不仅在经济领域内榨取佃农，连人体生命的支配权，也操在手上。佃农如不能依期纳地租，地主可以强占他的妻女，作为代价。在广东的农村，契约规定地主有屠杀佃农的特权。

地主利用私田，以一种超经济的榨取，来压迫农民，乡村的土豪劣绅，却利用公田，如“族田”，“祠田”，“官田”等，来征收地租。他们在政治上有种种特权，所以他们能够支配土地的使用权，变成农村的榨取阶级。

这些豪绅地主阶级同时是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从借贷中交换中，来榨取农民。

经济的榨取以外，还有政治的支配。所有农村的行政，司法，教育等，都操纵在他们手中。他们利用无赖汉，组织什么“民团”什么“保卫团”，来巩固榨取的机关。

豪绅地主阶级的榨取以外，又有军阀的剥削。

地主阶级是军阀的来源，军阀是封建关系的武器，他们是互为因果的。

军阀就是事实上的大地主，所以他们的榨取和地主阶级的榨取是共通的。除此以外，所有一切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无偿的拉夫征发，都是这些吸血鬼杀人的惯技，这些负担的全部，不用说也落进到农民的身上。

总而言之，这些现象是地主阶级榨取农民的普遍现象，也是封建的榨取现象。这是不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除非以一块黑布包着自己的眼睛，有意来蒙蔽事实的妄人。

如今我们可以反问陈独秀：目前是否“封建的剥削已经不是农村的主要形式”？目前农村的斗争是否“是反各种各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事实粉碎了陈独秀的武断。

中国经济第三个特点是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

谁也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无穷无尽的天然财富的国家。中国的领土，有三二，七〇九，八九六方里，这个面积，大过全欧罗巴洲，除了苏联，世界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比拟。

中国海岸线的延长，有一〇，二六〇里，大小河流，三十余条，最主要的是黄河，长江，珠江等，尤其是长江，这是世界的宝库之一，和美国的密士失必河，印度的恒河相辉映。河流以外，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

中国人口有四亿，若果世界的总人口是十六亿，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中国还有许多天然的物产。

苏联的马扎尔，对于殖民地经济理论，有极精深的了解，他评论中国的财富说：

“中国的伟大，不只是有五千年长久的文明历史，不仅有四亿以上的人口，尤其是在于这个国家，拥有别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天然的富源”。

中国究竟有什么富源，而这些富源非别国所能比拟呢？

先说重工业原料——煤矿和铁矿。

根据一般的估计，中国煤矿埋藏量有1,000,000,000,000吨以上。一九一三年，美国地质学会调查世界最大的产煤国，有以下的重要报告：

美国	3,325,394,000,000吨
英国	135,621,000,000吨
德国	56,889,000,000吨

照这个报告，中国煤矿埋藏量，在世界居第二位。

中国铁矿埋藏量，从来没有精确的计算。《中国铁矿志》，说有951,000,000吨。世界最大产铁国的埋藏量：

美国	4,200,000,000吨
德国	3,600,000,000吨
法国	3,330,000,000吨
英国	1,300,000,000吨

照这些估计，中国铁矿埋藏量，至少等于英国，或在美国之上，在世界中，居第四五位。

陕西，四川，贵州，甘肃，新疆，满洲等地方，有许多石油；有一个外国人，估计中国石油埋藏量，等于美国的十分之三以上。

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棉花，生丝，茶，米，麦等，中国的生产，也远非他国所能匹敌。

棉花是近代产业的主要原料。美国的年产，约算有14,000,000包（四担），印度有4,000,000包，中国有2,000,000包，埃及有1,500,000包。世界四大产棉国中，中国居第三位。

生丝的生产，中国从来在世界居第一位。近十几年，日本赶上去，所以中国退却至第二位。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美国丝业协会调查世界生丝的生产，得以下的报告：第一位的日本，总生产量有41,541,000磅，第二位的中国，有15,678,600磅，第三位的意大利，有8,234,000磅。

从来中国是一个最著名的产茶国。近年以来，生产虽然渐渐减少，但始终还保持着第一位的记录。一九一三年，世界主要的产茶国，有中，印，锡兰，日本，爪哇等：

中国	730,000,000磅
印度	300,000,000磅
锡兰	200,000,000磅
日本	100,000,000磅
爪哇	70,000,000磅

大豆的生产，中国也居第一位。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产豆国的生产：

中国	47,680,000石
日本	2,999,000石
朝鲜	4,352,000石
爪哇	810,000石
美国	608,000石

小麦的生产也居第一位。以下是一九一八年的统计：

中国	1,783,740,610蒲式耳（约二斗）
北美	915,192,431
印度	379,032,944
俄国	395,176,440
法国	234,666,666
加拿大	209,878,144

一九一六年，世界主要产米国有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请看下表：

印度	76,336,960,000磅
中国	46,450,028,311磅
日本	18,315,793,000磅
朝鲜	3,936,361,000磅

单靠书本的研究，不做具体的分析，这个得天独厚的中国，最容易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有丰富的重工业原料，有丰富的轻工业原料，这些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此外如人口众多，面积广阔，海岸线绵延，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推理是一件事，事实又是一件事。中国始终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

在欧洲大战中，近代的产业虽然在中国有些微的发展，可是发展的状态毕竟非常可怜。近几年来，不但不能发展，一天天急趋于没落了。

中国决不能算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族资本决没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决不象陈独秀，陶希圣，任曙，严灵峰等所武断这样，资本主义还是继续发展。一九二三年以后是这样，一九二七年以后是这样，一九二九年以后更是这样。

这不是一个不可解的迷，而是客观的事实。只有靠具体的分析，才能回答这个疑问。

为什么有伟大天然富源的中国，始终不能资本主义化？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来怎样产生出来？同个世纪，中国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最近几年，中国近代产力的状态是怎么样？

欧洲资本主义出现于十八世纪，决不是历史的偶然。一切现象的生长，必有一种根据，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也不能例外。

欧洲产业革命，直接的刺激是机械的发明。一七六四年，英国哈格里夫发明吉尼纺织机（S. Pinning Jenny），一七七一年，阿克来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水力机（Water frame），一七七九年，克朗登（Samule Crongston）发明骡机，一七七四年，加特来特（Edward Cartwright）发明纺织机。为什么在十八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许多机械相继发明出来？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以前，许多发明变为废物，天才竟埋没于无用？

历史决不是一个谜。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见，土著人口的剿灭及其奴隶化与埋没于矿山中；东印度的征服和掠夺的开始；非洲变为贩卖黑人的商业狩猎场，这些都是表现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这种清正纯洁的过程，是原始蓄积的主要原因。”（马克斯）

这是什么话？他说：资本主义，是欧洲商业资本家，从美洲和非洲的新市场，用一种最残酷的方法所造成的。

“新大陆的发现，好望角的周航，就供给资产阶级一块新的发展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对殖民地的贸易，交通机关和商品的增多，都使当时的商业航海业和制造工业，受一种空前的刺激，因此，那革命要素，就在颓废的封建社会里急激发展了。”（马克斯）

这又是什么话？他说：新市场的发见，是引起产业革命最有力的条件。因为发见了新市场，商品销路就扩大起来，商品销路扩大了，生产也就发生根本改变了。

这里有两种说法：第一，新市场开扩了商品的贩卖场，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第二段话的意思。第二，新市场不但开扩了商品的销路，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供给一切无耻的掠夺，完成了资本原始蓄积的过程。这是第一段话的意思。

先说资本原始蓄积。

榨取工钱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点，所以资本主义的出现，必具备两种条件：第一，市场中必须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非出卖劳动力不能生存的劳动者，第二，资本主义经营是一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经营，所以必须有巨大资本。

从新市场来进行残酷的掠夺，无耻的剥削，这是资本原始积蓄最有力的方法。

顺手拿出证据来：

西班牙人战败了秘鲁人，掳了他们的酋长，这个酋长献上的赎身金，能够载满了拘留他的小室。

荷兰人为了得Malak kos市，以二万多磅英金贿赂葡萄牙的总督，等到那个受贿赂的总督允许了他们入城以后，他们把他杀掉，为的是节省这些贿赂金。

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所谓基督教的种族，对于他们所能够征服的世界上每处地方每种人民所施的残暴与凶悍行为，在世界历史无论那一个时代，无论那一个种族——不论这种族如何狞猛，如何野蛮，如何无情，如何无耻——是没有能和他们比拟的。”（W.Howitt语）

这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吗？

再说新市场与产业革命的交互关系。

以上说了产业革命的完成，始于机械的发明。而机械的发明。又由新市场的开扩而引起增加生产的必要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若果没有新市场，就没有增加生产的必要，没有必要增加生产，因而那些新式机械也不会发明，发明了也不会应用于实际。

“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市场，其引线全在美洲的发现。有了这种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就成就了绝大的发达，这种发达又转而促进了产业的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然这样发达，资产阶级照这比例而发达，资本愈加增多，就把中世纪留下一切的阶级都尽情推倒了。”（《宣言》）

以上是新市场的发见，引起产业革命的注脚。

积蓄了巨大资本，出现了产业革命，“从此大规模的近代产业，就取了手工工业的地位，豪富的实业家，产业军的首领，近代的资产阶级，就把产业界的中等阶级降服了。”（《宣言》）

欧洲资本主义出现的关键，在于新市场的发见。中国经济落后，是不可掩饰的事实。为什么欧洲能够发现新大陆，中国不能够发现新大陆呢？

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更不是不可解之谜，事实是最雄辩的。

欧洲商业资本家在十八世纪发现了美洲非洲和亚洲新市场，这是必然的事实。

欧洲国家的国内市场原来非常细小，一旦手工工业进步起来了，交换范围扩大起来了，国内市场，立刻不能容纳它的发展，因而必向外国找寻新的市场。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和哈格里夫发明纺织机，对于资本主义有同等的功绩，可是这些发明和发现，是给客观的要求所造成的。

在那时代，中国倒没有寻求新市场的必要与可能。第一，中国封建制度的剥削，比西欧来得厉害，这种过度的剥削，很足以妨碍商业资本和手工工业的发展。这是可能的问题。第二，中国的天然财富，不但非别国所能比拟，而且各种天然富源，都普遍于全国，在封建制度时代，他们勉强可以保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没有向外发展的必要。第三，中国不但有无限天然财富，并且有广大市场，因而也没有找寻新大陆的必要。这些都是必要的问题。

没有找寻新市场的可能，没有找寻新市场的必要，当然不能增加生产，改变生产的方法，更不能凭空造个产业革命。

资本原始蓄积呢？

原来欧洲商业资本家拿来建设资本主义的资本，是他们用残酷的方法由新市场得来的。中国没有发现新市场，自然不能象欧洲这样，由新市场得来许多财富。中国虽然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可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不能集积集中巨大资本，既没有资本，自然也没有建设新式工场的物质条件。

劳动力原始蓄积，在中国也不能成立。为什么？

工钱劳动者是一种非出卖劳动力不能生存的人类，因此，不强迫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变成赤条条的不能不出卖劳动力的人，就决不能完成劳动力原始积蓄。

怎样使农民不能不离开土地呢？第一种是间接原因：农民受不起封建诸侯的过度榨取，不能不离开土地，找寻别种生活方法。第二种是直接原因：手工业发展了，榨取阶级强迫他们离开土地，象十五世纪末叶的英国，因了羊毛价格飞涨，榨取阶级硬生生驱逐农民离开了土地，把耕地变作牧羊场。

中国也没有这些条件。过去不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榨取，如何厉害，毕竟中国有无限天然富源，所以农民还能够勉强支持水平线下的生活。其次，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手工工业，依然非常落后，所以农民用不着离开土地。

没有资本原始蓄积，没有劳动力原始蓄积，所以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在中国不能存在；没有前提条件，当然不能凭空生出一个资本主义，不能凭空创造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寻求市场，所以不能从新市场中完成原始积蓄，从新市场中发展生产力，刺激机械生产的发生。

没有巨大资本出现，没有自由劳动者出现，没有新式机械出现的社会，竟然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奇迹，才是不可解之谜。

总而言之，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主要的原因，在于新市场的发现。新市场完成了原始积蓄，新市场引起了产业革命，所谓新市场，就是从国外新发见的市场，如美洲，非洲等等。

于是乎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专制主义的满清，固然闭关自守，可是，中国与外国通商，远在汉唐以前。汉代曾与西域通商，与印度通商，与地中海诸国通商。隋与暹逻通商，唐与马来半岛通商，与婆罗洲通商，刘宋时代与苏门答腊通商，宋朝与菲律宾通商。中国与阿拉伯通商，起源很早，与日本通商，远在唐隋之前。安南在汉代已成为中国的属地。

“这不是矛盾的说明吗？中国与外国通商，不是有很久的历史吗？为什么这些外国市场，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呢？”——反对者提出这样的反驳。

抽象的图式，不能回答这问题，只有具体的分析，才能回答的。

中国与外国通商虽然有很久的历史，起源于汉隋的盛世，可是这些外国市场，决不能作为引起中国产业革命，完成原始积蓄的发祥地。这不是开顽笑。中国国际贸易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说明外国市场不能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是一种邦交的关系。

中国素来有一种夸大狂，他们以天朝自居，中原以外，视为蛮夷，所以历代的国际贸易，表示有两种关系：一方面夸示中国的富强，另一方面把外国的交易当做朝贡。明永乐年间，剌泥国来朝，载有胡椒等物，与中国交换，有司奏请征税，帝不许，曰：“夷人慕义远来，征税则亏辱大体”。

试问这种所谓“仁义道德”的外国贸易，能不能引起生产方法改变，能不能完成原始积蓄？

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只限于丝织品。

西方产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中国不然，丝织品为主要的输出品。虽然历代因丝织品的输出，刺激了丝的生产方法的改变，可是中国市场广大，对外输出，不容易引起国内市场的缺乏，所以丝的生产改良，也受了极大的限制，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第三，过去的外国贸易，只是物物交换。

“商量物价，虽议偿金多少，然非偿金，实偿椒也；如价金二两。则偿椒百石，……。”（《东西洋考》）

不但中国不能从外国换得现金，外国商人，反从中国取去了许多财帛。

试问这种物物交换的贸易，能够完成原始蓄积吗？

第四，过去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是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

“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众，天下货财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前汉书•食货志》）

清康熙三十九年，渝户部：

“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

乾隆二年，谕农桑为政之本，日：

“朕欲天下之民，皆欲尽力南耕。”

由以上几处零碎文献来看，历代的经济政策，主眼在于重农轻商。所谓重农，并不是地主阶级政府爱护农民。不，封建制度，本来建筑在农民的榨取之上，所谓重农，名义上表示地主政府重视农业的经营，实质上却加紧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所谓轻商，其意义也是非常明白。商业资本虽不能破坏封建制度，但对于自然经济，总会起一些分解的作用，与地主阶级的利益，互相违背。

试问在这种经济政策的统治下，商业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吗？外国贸易有扩大发展的可能吗？

这些原因，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不能引起产业革命，不能完成原始积蓄，说明中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的落后，决不是一个谜，铁一般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国的确有新式的近代企业。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固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近代工场，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汉，南方的广州，也有新式工场，近代工场以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银行，大规模的百货商店。

资本主义的农业，也有一点萌芽，东北的满洲（九一八前），有许多新式农场，中部的江苏，有人试验过经营新式农场，开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可是我们要晓得：中国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是一件事，资本主义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是一件事，即使资本主义从前在中国有点发展，能不能叫中国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件事。

现在首先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开始，再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最后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再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谁也不能忘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的经济意义，“世界战争，是今日的资本主义，转到没落期的过渡。

因了世界战争极端破坏了物质的生产手段和人类的劳动力，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绝对不能调和，因而造成了经济混乱的状态，使今日的资本主义，转到革命的过渡……”（伐尔加）

在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不能不暂时中止侵略中国，战争了结的最初四五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非常混乱，也没有侵略殖民地的可能。趁着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一九一四年后，八九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如雨后春笋一样，大有万华撩乱的美观。所有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有了突飞的景象。下列AC两种统计，表示中国民族产业在大战前后的发展概观。

1897年	7	259,000	1,750
1915年	22	544,000	2,254
1919年	29	659,721	2,650
1921年	51	1,238,902	6,650
1922年	54	1,943,627	8,580
1925年	69	1,881,822	16,381
1927年	64	1,478,023	12,281

	外国经营	中国经营
工场数	49	73
纺锤数	1,532,240	1,881,822
纺织机	9,553	16,381
劳动者	76,088	133,571
生产量	251	467

年度	工场数
1900年	2
1916年	67
1926年	116
1928年	114

以上举出AC两种统计，可以证明：由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三年，八九年间，中国民族产业，有了空前的飞跃，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同种统计，再可以证明：一九二五年以后，民族产业的发展，开始停滞，过去的黄金时代，不仅是空前，而且是绝后。这个时期，就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安定期。战争了结后，资本主义世界利用通货膨胀政策，集中了资本，再拿这些资本，厉行产业合理化。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安定时期（第二期）的经济基础。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虽然埋伏了许多不能调解的矛盾，但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却是普遍的现象。

产业合理化造成了慢性失业的危机，资本主义农业，也陷于慢性恐慌之中，因此，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生产与消费，发生正面的冲突，于是他们加紧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榨取，以补尝国内市场的损失。他们一方面输出廉价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采用倾销政策，同外国竞争。双管齐下，前后夹攻，幼稚的中国工业，未经接战，早已弃甲曳兵而总退却了。

由A表来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纺织工场少了五间，纺锤减了四十余万枚，纺织机减了四千余架。C表证明：一九二六年后，面粉工业已渐渐衰落。这些不过表示一般的倾向，究竟全体纺织工业的生产状态是怎么样，纺织工业以外的一切工业是怎么样，这才是问题的中心。

一九二七年，中国纱厂发表宣言，指出中国纱厂凋落的原因，他们首先说中国纱厂在世界大战了结的初年，非常发展，所以新厂兴起，锭子数量，增加了两倍。一九二四年以来，纱厂呈现了一种衰落萧条的景象。他们又说纱厂以买棉卖纱为主要的任务，但因棉贵纱贱，营业必大受损失。

“棉何由贵？国产不足，供不敷求，一也。交通阻滞，内地之临，不能完全输出，二也。捐税重叠，外人有享用三联单之。利益（外人以三联单在内地采办土货，沿途概免税厘），而华商则否，三也。不能直接购用外棉，多假手于外人，四也。”

以上是棉贵的原因。他们又说：

“纱何由贱？内乱不已，人民生计已穷，购买力薄弱，销路阻滞，苛捐繁兴。”

这是纱贱的原因。最沉痛的是这一句：

“而其最痛苦者，棉价随世界市情为左右，而纱市则一视国内销行滞畅以为断，其病徐进退，每非并行。”

读了这段话，虽然他们不能分开主要与次要原因，不能分开原因与结果，可是帝国主义进攻与封建势力压迫，使得民族产业不能发展，这恰如一条红线，贯串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纺织工业是中国产业的王国。产业王国的黄金时代已死去了，从此是它的日暮之年。

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重工业，勉强说有，也不过是英日资本的企业。煤田是英日的共有财产，铁矿是日本一人的私有物，中国最大的唯一的汉冶萍，已破产了。

汉冶萍以外，中国所经营的煤矿公司，算山东的中兴公司。以一九二五年的生产来算，中兴公司居第三位。这个可以自豪的盛况，不只空前，而且绝后。一九二六年以后，连年混战，中兴公司受了绝大的损失。张宗昌在山东时代，屡次向这公司索款。张宗昌失败了，国民革命军强迫他们报效一百万元军费。哑子吃黄莲，吃了说不出来。一再受难，如今中兴公司已完全停工了。

浙江长兴煤矿，也是中国所经营煤矿中算有规模的煤田。自从南京政府收归国有以后，为了经营不得当，理事者只会贪心扒钱，如今已停了工，复兴不知在何日。

此外如安徽水东煤矿，馒山头煤矿，烈山煤矿，无处不衰落凋零，到了极点。

以上是第二期中国经济。这个时期，所有主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复兴大半达到战前的水平线，可怜的却是半殖民地中国，不但没有半点安定的征象，连原有的生产行程，也不能保持得住。

“以世界大战为一转机，中国民族产业急邃发达起来，各种企业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力量。大战了结后，帝国主义为了要从殖民地那里，恢复当日经济创痛，集中火力，杀到半殖民地中国来。一九一四年后，十年之间，向上发展的中国产业，不得不碰着最顽强的障壁了。”（藤枝丈夫语）

有人以为机械输入的增加，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征兆，请看下表：

1913	836,864
1916	1,930,657
1921	26,723,011
1922	30,480,376
1923	12,028,210
1926	4,057,796
1927	3,709,254

一九一六年，纺织机械的进口，突然飞跃起来，至一九二二年，六七年间，由八十余万两，跳上三千余万两，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四十倍。十年以来，机械入口，突然增加，这是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反映。一九二三年以后，进口数一年短少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剩下三百余万。不到五年，减少了十倍。

中国产业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两重剥削，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固然是错误，忽视封建残余的剥削，也是严重的错误。在别一方面，中国近代产业不能发展，不仅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作用，并且可以看出封建残余的支配作用。

（录自杜鲁人：《中国经济读本》上海现实出版部，1934年9月版）

26.htmindex.htm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