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主义与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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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创立了平民社，形成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同时两个人在当时也作为“文章家”而闻名遐迩。以下列举的是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文章的评语。“读堺利彦先生写的文章，深感其直抒胸臆，丝毫不见苦心雕琢之痕迹，所谓文之达意即是如此吧。”¹“秋水之文宛如河边小鱼、水中夕阳，意象尖新。”²“秋水之文笔极为俏皮而又简明，且多讽剌。”³两个人作为“文章家”所得到的好评也与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好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以下这段对1903年出版的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书评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吸引读者的与其说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不如说首先是该书“文字”中所蕴含的力量。这段书评是这样写的：“幸德秋水乃能文之士、社会主义之热心家，于一代人中享有盛名，此书乃其就熟悉之题目、以自如之笔墨挥洒而成，其价值自不待言。”⁴幸德秋水近日著《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文笔雄健，结构规整，且叙学简明、阐释透彻，诚乃迩来之佳作。”⁵

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之所以是“文章家”当然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他们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对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也有深刻的自觉和反省，这一点可以从留存下来的两个人以文章写法为主题的著作和论述中看出。堺利彦在1901年和1915年分别出版过《言文一致普通文》和《文章速达法》，此外还发表过若干篇关于写作的论述。幸德秋水也留下了若干篇具有特色的关于写作的文章，如1901年在《新文》杂志上发表的《言文一致与报纸》，1907年在《文章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三要件》等。⁶在这些著述中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自身的文体与其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所具有的确定的对应关系，他们投身于“言文一致”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文体的变化，是与他们倾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同时展开的。

就堺利彦而言，参加“言文一致”运动是其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⁷在他居住于大阪（1889年夏至1895年9月）、尚未接触社会主义期间，他的文体受到过砚友社⁸风格的文言体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⁹当时他发表在浪华文学会的同仁刊物等上面的小说、评论、随笔等，使用的都是砚友社风格的文言体。随后，一直到1899年进入《万朝报》为止，他的大多数文章是用文言体写的。虽然期间在《少年世界》（1895年1月创刊）上发表有面向孩子的口语体文章，但那只是例外。¹⁰进了《万朝报》之后，他的文章多数还是用文言体写的。¹¹真正地一点一点地开始使用言文一致体写作，是1900年下半年以后的事。¹²而且，在部分得以留存下来的堺利彦的日记中人们发现，到了第二年、即1901年4月30日之后，他的日记的写作文体才改为言文一致体。¹³由此看来，1901年7月这一时间点特别重要，因为此时堺利彦出版了《言文一致普通文》一书，而该书不仅是一本帮助读者使用言文一致体写作的指南，它还是堺利彦宣布确立自己的写作文体的宣言。

同样，幸德秋水也是在不断加深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言文一致”运动之中的。1901年，他在《新文》杂志上发表了《言文一致与报纸》一文，表示“我等希望全国的报纸一律改用言文一致体”。¹⁴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其在世人眼中成为了一名言文一致倡导者。在这篇文章中，幸德秋水对当时报纸所用文体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批评，他写道：“鲜有文体多样杂乱如今日之时代。汉文、和文、洋文直译体、雅俗共赏体，悉数存在于同一张报纸，非通晓上述所有文体不能卒读，令人不堪其烦。”¹⁵在文章中，幸德秋水建议通过统一使用言文一致体来终结这种混乱的状况。他认为，如果报纸的版面统一使用言文一致体，读者就会“成倍”增长，其社会效益也会“成倍”增加，它会给报纸本身带来巨大利益。他同时指出，对读者来说，“如行言文一致，其所费脑力即时间亦可减半甚或大半”，因此，“报纸之言文一致显为多数读者之所盼”。¹⁶基于上述认识，幸德秋水强烈主张“实行主动、及时、迅速地采用言文一致体的方针”，并且宣布其自身也将尝试开展这方面的实践。

上述文章发表的1901年，是日本社会主义历史上划时期的一年。在这一年，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团体——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而幸德秋水就是该党的创立者之一。此外，幸德秋水的第一本著作《帝国主义》也是在这一年出版的，这本书也是他的代表作。至于堺利彦，尽管他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但当时已经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甚至于准备加入社会民主党。¹⁷幸德秋水的“言文一致”实践是伴随其走向社会主义以及深化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自觉这一过程展开的，而堺利彦用“言文一致”文体写作的风格的确立则是与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主体的确立同时进行的。

本章将分析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对“言文一致”运动的参与与他们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关联。迄今为止有关“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都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也积累了很多出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有许多受到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设定的影响，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印刷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而这些研究成果试图在“言文一致”运动中发现日本版俗语民族主义的表现，并揭示其意义和特色。但是，有关言文一致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迄今为止却几乎还没有被探究过。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对于当时社会主义者所使用的文体，除了将其视为传递其思想的对外传播手段之外，没有赋予其更多的意义。尽管一直以来研究者都知道堺利彦、幸德秋水等参加过言文一致运动这一事实，但是他们都把堺利彦、幸德秋水等人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仅仅定位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的文化活动。¹⁸关于堺利彦、幸德秋水的写作文体和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着有待于研究的空间。

在此意味深长的是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对待“言文一致”的不同态度。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宣布参与“言文一致”运动，并且决定将自己的写作文体统一于“言文一致”，但是，堺利彦自从出版《言文一致普通文》一书、发表自己的文体写作宣言之后，始终坚持使用言文一致体写作，与之相比幸德秋水却没有将自己的写作文体统一起来，一直到其去世，他在写作中继续使用多种文体。在同一时期、共同倾向于“言文一致”的两个人，最终堺利彦成功地用言文一致统一了自己的文体，幸德秋水却没有做到，这很有意思。本章将试图通过对两者有关文章写作的论述比较，揭示上述差异的由来。这一尝试自然也会成为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揭示他们两个人的“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的差异的一种尝试。

堺利彦在其所著《言文一致普通文》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此20世纪第一年即明治三十四年，若问日本社会所面临机遇中最大之改良事业是何？必先回答‘言文一致’吧。”¹⁹堺利彦是这样界定“言文一致”的：“所谓‘言文一致’是要将口语和书面语统一起来，而未必是要将书面语统一于口语。换言之，它是要让书面语向口语靠拢、口语向书面语靠拢，通过双方互相靠拢而变得一致。”²⁰在堺利彦看来，所谓“言文一致”并不只是将说话的语言移植到书写的语言中去，而是要创造出一种他所说的新的“整齐完备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言文一致’的文章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进行演说，同样，用这种语言所作的演讲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可以成为‘言文一致’的文章”。²¹

堺利彦对这种“整齐完备的语言”的追求过程，同时伴随着对自己此前所使用的文体的否定。他自己曾经深受尾崎红叶的写作文体的影响，但是在1901年8月发表的《言文一致事业与小说家》一文中，他对尾崎红叶的文体进行了彻底的批评，他认为这一文体妨害了言文一致。他的批评的要点在于，认为尾崎红叶及其文学派别在遣词用字方面“卖弄怪异的汉字汉语”。²²堺利彦认为，这种写的是汉字“小厮”却让人读作“こあの”²³，写的是汉字“闲话休题”²⁴却让人读作“わはさておき”²⁵的做法，是“马琴大师以来的流弊，是历史传下来的累赘”。²⁶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具体列举了尾崎红叶笔下的29个例子作为典型。如“那も恁も思って”“そりや何有に、お互の事だ”等。²⁷堺利彦在文中还对尾崎红叶采用这种文体的理由做了推测。第一，仅用日语不能充分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借用汉语以补其不足。第二，老是用假名的话难以阅读。第三，汉字光是从耳朵里听不够，还必须让读者从眼睛里感受到，如果用假名替代的话就没有趣味了。第四，如果选用日语和汉语意思完全相同的字词，耳朵和眼睛两方面的感觉会很协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美感。第五，如果选用日语和汉语（或者汉字）中发音相似、意思相同的词语加以并列，会产生一种谜一样的趣味。第六，一般人只看假名，有学问的人会将假名和汉字一起看，这样可以让人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来感受文章的魅力。第七，通过汉字可以让人们了解不大为人所知的东京的方言……尽管堺利彦认为尾崎红叶的文体选择可能出于上述理由，但他还是对尾崎红叶的文体做出了否定，甚至表示了“避而远之”的厌恶感。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坍利彦是从遣词用字这一视觉要素去把握红叶文体的特质的，他将其视为一种追求文章之美的战略。堺利彦批评尾崎红叶的文体，认为这种追求视觉效果的修饰必然导致同样的文字面对不同的读者产生多种含义。堺利彦对尾崎红叶文体的批评并不是因为其“过多”地使用汉语，堺利彦自己也完全承认“唯有汉字方能眼睛一瞥就能明白其含义之美”，他认为问题在于尾崎红叶介入到了汉语的听觉要素和视觉要素的关系中，将原本应该很清楚的关系搞乱了，弄出了一些没有注音假名就读不懂，即必须加注释才能明白，不同时写两种文字²⁸的话就不能充分明白其含义的文章，使得“日文的困难、杂乱和不规则”状况进一步恶化。确实，堺利彦对尾崎红叶的文体有过好评，认为其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对汉语进行分解，并用独特的方法将其再次组合，“无论如何是一种美”，但他同时认为，红叶文章中的这种美学要素会对读者产生多元和多重效果，带来“谜一样的趣味”，“让不同的读者感受到与其各自能力相应的不同的趣味”。尾崎红叶的做法将通过书面语本身具有的美学要素催生出各种各样与文章内容无关的“趣味”，这种“趣味复杂多样”，且对于文章的作者而言是不可控的，它是由读者基于自身的条件反应的结果。堺利彦称之为“杂乱、不规则”而要予以遏制的就是这种会产生多重含义的“书面语”的功能。

在反对上述“书面语”的同时，堺利彦向往一种“用耳朵一听就懂的文章”。他写道：“在言文一致盛行之今日，看到那些推行言文一致的小说家们仍然在想法设法地增加汉字，写一些不以耳听为目的、离开了注音假名就无法读的和汉对照的作品，感叹不已。”²⁹此处所谓“耳朵一听就懂”意味着作者和读者的直接交流。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因为他们无需“文字”这一媒介。要在说者和听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则必须彻底地遏制“书面语”自身所导致的语言含义的多样性。文章如同存在于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一件东酉，它必须像空气那样无色透明，在平常人们绝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堺利彦所说的“整齐完备的语言”并非是其他什么语言，而是指在书面语的美学要素被彻底清除后确立超来的透明、直接、单一的“声音”。堺利章希望通过创造出这样一种语言，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构起透明和直接的关系。

堺利彦对“整齐完备的语言”的希望和追求，从他对正冈子规“写生文”所表现出的极大关注中也可以看出。³⁰在由他撰写的《万朝报》上的诸多文艺评论中，对《杜鹃》杂志以及子规在该杂志上的文学活动一向赞扬有加。堺利彦对子规的文学活动有许多方面的共鸣，其中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围绕着写生文电产生的共鸣。例如堺利彦曾经这样赞赏过《杜鹃》杂志上“写实的散文”：“近来社会上有许多描写欧美情况的作品，奇妙的是虽然有很多贩来的大著述，但没有一篇能够像这些散文那样真正让我们感知欧美的生活。而且，在尽力客观再客观地写实的同时，这些作者好像具有同样的特点，在他们的文章中都自然地表现出了高雅、质朴、幽默、平淡、温和以及充满同情心的主观，这一点令人甚为赞叹。”³¹这段话清楚地表露出了堺利彦自身的文章观，在他看来，所谓文章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反映”“客观”。子规的“反映”的文章和红叶的让读者“通过眼睛”加以感觉的文章完全相反。对“反映”的文章而言，重要的是被反映的“客观”和进行反映的“主观”，它要求文章本身像“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空间那样透明。只要从这种“主观”和“客观”二元论的认识论视角来把握文章的问题，则尾崎红叶流派的那种附着于书面语的各种美学要素都会作为妨碍存在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被称为“写实”的这一直接和透明关系的污染物而成为必须清除的对象。堺利彦通过言文一致所要实现的“整齐完备的语言”，说到底就是在清除作为“书面语”的所有修饰后建立起来的“客观”和“主观”之间的透明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主客观视角的确立，是显示其思想具有近代认识论特征的重要标志。³²就认识论的层面而言，堺利彦对“言文一致”的关注和参与，只不过显示了其自身对于“近代”的志向，但是就堺利彦而言，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向伴随着通过创造新的语言、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构筑新的人际关系这一实践过程，其结果使得堺利彦在言文一致这一面向近代化的认识论层面的活动，与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这一实践层面的活动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的这种想要通过“整齐完备的语言”的创造来建构“读者”和“作者”之间直接和透明的关系的“言文一致”，只不过是其想要通过“整齐完备”的“日本语”的创造，建设建立在直接和透明关系基础上的“日本”这一共同体的愿望的表现。堺利彦的这种“国民主义”的志向，可以从他对尾崎红叶“妨碍日本语的独立及进化”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文章写作应尽可能使用全国通用的标准语”的要求中看出。³³这也是受到堺利彦极力赞扬的子规与陆羯南³⁴主办的《日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理由。

堺利彦的这种“言文一致”，也清楚地显示了国民国家形成时期认识论的变化的意义和性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这种意义和性格称为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安德森认为，“所谓国民是作为印象在心中被描绘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³⁵安德森认为国民是想象出来的，其理由是，尽管构成国民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互不认识，也不会相见、相闻，但是他们都意识到彼此之间是同胞。反过来说，所谓国民是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认识论层面、技术层面的发展实现之后出现的崭新的共同体。可以认为，堺利彦的“言文一致”也是为创造这一新型共同体在技术层面所做的尝试性实践。堺利彦正确地看到，当时使用的文体会让读者因为各自属性的不同而对语言的含义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成为妨碍“我们彼此之间是同胞”这一意识产生的主要因素。堺利彦的“言文一致”想要通过创建“整齐完备”的“日本语”，在“实际上互不认识，也不会相见、相闻”的人们中间创造出透明和直接的关系，从而使那种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成为可能。

堺利彦之参与“言文一致”，与其参与其他所有俗语运动一样，是从其民族主义的认识论出发的。我们应该从堺利彦的具体的战略论的层面去探讨其作为“言文一致”论者的独特性。在此意味深长的是，堺利彦在《言文一致普通文》中，将“书信”这一体裁列为应该创造出“整齐完备的语言”的领域，重视在该领域的实践。乍一看，堺利彦之所以重视“书信”似乎只是为了便于推广其主张的“言文一致”，他说过，“书信是无论何人都要写的。既没有像书信这样普通的文字，也没有像书信这样必要的文字了。著者早就希望把《言文一致》的文章扩展到书信方面了”，³⁶但是实际上，堺利彦列举书信这一体裁的理由并不只是因为其便于“言文一致”的普及，堺利彦附带所作的下列说明足以显示在其“书信”改革这一“文学”的事项中所包含的“政治”的意图。

时至今日，德川时代的风俗被保存的最多的大概就是书信之文了。我等日本人虽经维新革命，如今戴礼帽、穿礼服、坐火车、食牛肉，但书信中“敬启者”、“然则在下”、“愈益康键”、“台瑞”、“鄙人在此”、“在下以为”、“谨有”、“惶恐谨言”之类的表述仍然比比皆是，不禁令人联想到丁髷、裃、两刀等等。³⁷³⁸

堺利彦在书信写作文体方面的主张，与前面提到的他对尾崎红叶的批评一脉相承。在他看来，在经过维新革命业已文明化、现已成为宪法治下的优秀人民的“我等日本人”中间，按理说应该已经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起了透明和直接的关系，但是在作为个人之间交往媒介的“书信”用语中，人们却仍然在操弄着奇怪的“汉字汉语”。这种用语作为视觉印象首先唤起的是人际交往中的前近代关系。时下盛行的书信用语，以其“卑躬屈膝、阿谀奉承、追随跟从等奴隶般的语气”和“自大、蛮横、傲慢等专制贵族般的口吻”明显污染了原本应该是透明和直接的“日本人”同胞之间的关系。书信的变革最终将导致通过书信交往的人们之间的被想象的关系的变革。用言文一致体书写的书信是一种技术，它将从人际关系中清除封建残余，将其变置于透明、对等的关系之中，由此使得对“日本”这一新的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

堺利彦认为，这种新的关系应该首先在“家庭”中加以实现。他在《言文一致普通文》一书中所举的范文是从“亲人间的书信”开始的。该书收录的16篇范文中“最初的9篇是家人、亲戚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书信范文中设定的写信者，有在大阪出差给在家的妻子写信的丈夫，有给在海外留学的丈夫写信的妻子，有告诉在故乡的妻子自己将延长在东京的逗留时间的丈夫，有写给在老家的父亲表示拒绝和婚约者结婚的儿子，等等。所有范文的体例都是直截了当地报告近况、表达自己的感情，极为巧妙地反映了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亲密和对等的关系。堺利彦写的这些范文受到山田美妙的极力赞扬，并在其他诸多书评中获得好评。³⁹但是如果只是将这种范文的“成功”限定在其所使用的言文一致体本身的话，恐怕就误读了。因为这些范文的新意并不只是来自文章本身的新意，更重要的是来自这种文章所表达出来的对等、亲密的人际关系本身的新意。而且，这种人际关系领域的新意，其范围和影响明显超越了堺利彦自己要求文章所具有的“写实”这一功能。

在这些范文中，我们举一封题为《20世纪的少年致叔叔》的信看一下，这是一位名叫“辩吉”的少年写给“叔叔”的，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富田的叔叔：

叔叔，接下去我要用言文一致体给您写这封信。最近我的老师说，台端敝人、之乎者也之类的书信写法，与20世纪的少年不相适合，所以我断然停止用那种充满旧弊的文体写信。可以吗，叔叔？下面是我的言文一致体的书信。

我昨天带佩斯去高崎川游玩了。叔叔知道佩斯吧？我想您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我还在东京时从黑田君那里得到、一点点养大、最后坐上火车带到这里来的家伙。佩斯很会游泳啊，叔叔。高崎川水最深处到我的肩膀，佩斯这家伙个子不高，所以拼命地游着跟着我。很可爱吧，叔叔。

忘记了，上次叔叔寄来的铅笔、铜笔、毛笔都收到了，谢谢！在学校里没人像我这样有那么多的铅笔。

就写这些了，叔叔再见。

辩吉

⁴⁰

在这一范文中，年长者“叔叔”和年少者“辩吉”之间可以设想到的任何权力关系都被完全抹去了。确实，辩吉因为接受了赠送的铅笔和钢笔等对年长者“叔叔”欠下了物质债，但是这种自卑感通过“辩吉”这一“20世纪的少年”的自负被完全结清，“叔叔”现在所有的物质上的富裕，通过“辩吉”未来的可能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其结果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了透明和直接的关系。“辩吉”给“叔叔”写信，既不是因为收到了铅笔、钢笔这一物质上的理由，也不是因为互相之间是亲戚这一形式上的理由，只是一种互相体贴的亲密感情将对等的两者连接在了一起。山田美妙评价堺利彦的这些范文时说，它们“言简情深”。⁴¹堺利彦用简短的“言”，即通常书信的文体所附带的所有形式的和美学的要素，成功地写出了“辩吉”和“叔叔”之间的深厚的“情”。

⁴²

那么，在这一范文中登场的“辩吉”究竟是谁呢？给他铅笔和钢笔的“叔叔”又是谁？“辩吉”的“20世纪的少年”这一身份暗示了堺利彦的这样一种认识，即这种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是一项将来应该实现而目前尚未完成的工作。说到底，在写作该书的明治三十年代的日本，这一范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等和亲密的人际关系，在现实中到底存在多少呢？堺利彦在设定使用言文一致体书写书信的模范家庭时，之所以必须通过因公司工作出差在外、在海外留学等形式来谋求空间的异化，其理由就在于此。堺利彦充分意识到，自己所理想的人际关系在当时日本的现实家庭中很难见到。他的范文绝不是现实中的家庭的“写照”，而是一种关于未来应该建立的理想的“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超前描绘。对他而言，用言文一致体书写书信，是一种方法，它可以使得人们有可能去想象家庭中目前并不存在但应该建立的对等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辩吉”是谁？这一名字1902年在堺利彦根据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小说《多产》（Fécondité)改编而发表的《子孙满堂的故事》中再次出现。《子孙满堂的故事》讲述的是定居于“法兰西”的“巴黎附近一个叫作三多摩的原野”上的风间周之助和他的妻子鞠尾，通过辛勤劳动和夫妻互助，养育了七男五女，积累了财富，最后聚集全家300多名成员举办“钻石婚礼”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辩吉”是风间周之助夫妇的最小的孩子，是一个“不知为什么只是幻想着将来”的人物。⁴³在父母举办“钻石婚礼”时，他已经43岁了。但是在崇尚“多子”的风间家族中，他却是例外的单身，这个“辩吉”从一位专门从非洲赶回来祝贺“钻石婚礼”的家族成员那里得知“非洲新天地之美”，感到“旧世界事物之狭隘和愚蠢”，最终决定去非洲。在《子孙满堂的故事》中，“辩吉”是因为不适应“旧世界”、向往“新天地”而出去旅行的一个人的名字。

通过根据左拉作品改编的小说中的“辩吉”这一人物的性格设定，堺利彦在一定程度上将《言文一致普通文》一书中名叫“辩吉”的那个少年的住处暗示给了读者。这一时期，堺利彦在《子孙满堂的故事》之后，还翻译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百年后的新社会》（爱德华·贝拉米《回顾》［］一书的摘译）、《乌有乡》（威廉·莫里斯《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书的摘译），这些翻译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堺利彦用简洁的语言生动地描写出了大概是在资本主义的坏影响被清除之后所确立的透明和对等的人际关系。例如在《百年后的新社会》中，一位从1887年穿越时空而来的主人公作为生活于公元2000年的“博士”给读者讲述了未来社会的见闻。在这一故事中是这样描绘一位少年和一位绅士之间的关系的：“那里来了一位少年服务员。说是服务员，看上去却很有素质、接受过相应的教育。医生在向他说些什么，少年一一答应着。看那样子，说话的人丝毫没有轻视对方的意思，听话的人也没有显示出有什么惶恐。”书中的主人公对“服务员”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感到惊讶，于是生活在公元2000年的“医生”告诉他：“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国民，不管是服务还是其他什么工作，都丝毫没有下贱的。……今天那个少年为我服务，明天或许我会给他看病。这些事情没有贵贱之分。”⁴⁴“少年”和“医生”的这一关系仿佛就好像是《言文一致普通文》一书中的“辩吉”和“叔叔”之间的关系。“百年后的新社会”因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取消了货币。人们所需要的大量物品全部由国库直接分配，人们只是为了“名誉和来自他人的感谢”这一奖励而劳动。这样一来，在“少年”和“医生”之间，因为年龄、财富、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所有差别都消失了，两者之间建立起了透明和对等的关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基于对等、互惠关系的同为“国民”的共同体意识。那个“辩吉”最后一定是一位适应这一“百年后的新社会”的少年吧。

《言文一致普通文》中的“亲人之间的书信”是“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理应建立起来的国民之间关系的写照。这样，实现“社会主义”就和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的目的一起，也被堺利彦事先安排进了他的“言文一致”活动中。对他而言，“言文一致”是作为一个让人们可以想象一种新型共同体的活动而展开的，这种新型共同体的社会是建立在迄今为止尚不存在的透明和对等关系基础上的。就此而言，在这一时期，“言文一致”之所以成为堺利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可以成为推进家庭改良、国民国家形成以及实现社会主义这三个不同领域的事业的共同动力。堺利彦在1904年4月发表的《社会与家庭》一文，明确显示了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家庭改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该文中，他甚至将“家庭改良”视为“社会主义”的起点，因为他认为，“社会”和“家庭”应该用同样类型的关系来构筑，他将两者视为同样类型的共同体：

什么是社会？人的共同生活即是社会。什么是家庭？人的安心生活之处即是家庭。人要安心生活，一定要大家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多数人是为了安心生活。可见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其目的是相同的，家庭是小社会，社会是大家庭。⁴⁵

我们已经看到，堺利彦的“言文一致”活动是要消除存在于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封建糟粕，想象一种新型共同体，即建立在透明和对等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堺利彦的“社会主义”也是上述逻辑的延续。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此时妨碍“社会”这一共同体想象的主要糟柏并不是“家庭”中的那种传统的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一新制度强加给社会的各种祸害：“相应地，随着社会的组织的复杂，成为了阶级制度或者资本制度的国家，社会不是其全体人民的共同生话的场所，而是成了少数人为所欲为的地方。与此同时，家庭也受到了其影响，家庭不是全体家庭成员安心生活之处，而是成为其主人作威作福生活的场所。”⁴⁶尽管主要糟粕的出处不同，但是这些糟粕被消除后应该建立的都是基于透明、对等关系的新型共同体，这一点对“家庭”和“社会”都是一样的。当“家庭”和“社会”被当作相同类型的共同体时，“社会主义”也就被设想为“家庭改良”的延续了。

如上所述，社会和家庭都想达到这个目的，但相对来说，要说哪一个更接近理想的话，则不是社会而是家庭。请看当今社会，现在社会上全都是围绕权势利禄的争夺。家庭中有义理有人情，远比社会符合共同生活的本义。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有家庭，就好像是黑暗中有光芒闪耀，浊流下有清泉涌动。……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无非是希望将善良家庭中进行的共同生活施行于整个社会。男子多在外从事繁重的工作，女子多在内从事家务，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大家从事适合自己智能和体能的劳动，根据各自的必要进行公平的分配，每天过着互助相爱的生活，此即善良家庭的生活，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无外于此。⁴⁷

堺利彦想象的“社会”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和乌托邦的共同体。但是，它绝不意味着堺利彦的“社会主义”不具有实践的含义。堺利彦试图首先在“家庭”层面实现这一理想的共同体，而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就是“言文一致”。他认为，以“言文一致”为媒介，可以首先在“家庭”中建立透明和对等的人际关系，然后进一步由“家庭”覆盖整个“社会”，最终就可以建成以透明和对等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大国民“共同体”。通过与以“言文一致”为方法的“家庭改良”这一实践的结合，堺利彦的“社会主义”就变得具有具体的战略指向性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堺利彦的“社会主义”与“言文一致”的紧密结合，显示出这种“社会主义”必然受到民族主义的束缚。确实，堺利彦绝没有将“社会”这一共同体限定为“国民国家”。他说过，“将来的社会，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都必须成为这种家庭的组合”，⁴⁸但是，只要这种“互爱互让”的人际关系的构建是通过“言文一致”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则这种关系的变革的范围就将被限定在使用“日语”的范围内。只要这种人际关系的变革是建立在“言文一致”变革的基础上的，即使能够将理想的关系从“家庭”推广到“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进一步扩大到“全世界”，按照他的“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运动的主体也不得不从民族主义的高度去寻求，对堺利彦而言，将“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的主体绝非“个人”、“家庭”、各种各样的“集团”，而始终必须是“日本国民”。

社会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普世主义的取向和当时堺利彦所持的“国语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紧张关系，在此本文以堺利彦1903年发表的《人种的反感》一文为例来确认这一紧张关系的表现。堺利彦在这篇文章中试图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黄种人的歧视的同时，揭露在对待亚洲近邻各国国民以及受歧视部落民方面的“日本人的态度”中所包含的歧视性。

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博爱人道，我不相信欧美白人能够理解这些话语的含义，对于以胜利为傲的欧美白人来说，真正理解这些话语的含义应该是很难的。只有像辛劳的日本人那样的人种，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些话语的含义。我们日本人如果憎恨来自白人的人种偏见、为遭到来自他们的人种厌恶而烦恼，那么就应该深刻地反省自身，去除我们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自己的人种厌恶，期待真正纯洁的人类皆同胞的思想在日本的土地上产生。⁴⁹

确实，堺利彦对“人种厌恶”的这种愤怒，与其旨在构建平等和对等关系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极其“国民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愤怒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同化将“在日本国内的劣等失败人种”变为日本国民是可能的。他对阿伊努人和受歧视部落民等的“同情之泪”，是和这样一种思路连接在一起的，这一思路是，先以“他们也是日本国民，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的形式，将他们统合为“日本国民”，然后再走向“人类”这一理想状态。应该在“全世界”建立的，始终是“国民”和“国民”之间的透明和直接的关系。根据堺利彦的国民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国民”内部的语言、文化上的差别，和各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一起，都应该是被均等化的对象；随后不久，通过“社会主义”消除了内部差别的被称为“国民”的理想的共同体将开始膨胀，到其外部寻求构建理想的人际关系的空间。“对日本而言，有北海道，还有中国、朝鲜、南洋、夏威夷、美国，到处都有新天地，我不知道有没有周之助、鞠尾、彦六、辩吉⁵⁰那样的勇者。”⁵¹堺利彦在《子孙满堂的故事》最后添加的这段话充分暴露了他的“国语帝国主义”的逻辑，他把这种国语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他是日本社会主义的最初倡导者。

以“生花妙笔”著称的幸德秋水还是一位能用多种文体写作的人。在此意味深长的是，他自己对多种文体并存的状况持批评态度，并且至少有一次曾经非常认真地尝试用言文一致来统一其文体。如前所述，他在1901年写的《言文一致与报纸》一文中，不满装饰当时报纸的文体的杂乱，向读者宣布“将从我开始实行主动、及时、迅速地采用言文一致体的方针”。然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幸德秋水的写作文体依旧没有统一。换言之，他的文体继续背离他的意图本身。其实幸德秋水有过类似违反言文一致公约的前科。他在写作《言文一致与报纸》一文之前，已经有过一次统一使用言文一致文体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幸德秋水这样回顾那次经历：“明治三十一年八月左右至翌年春，余曾尝试于《万朝报》社论中使用言文一致体，然而，由于余之文章拙劣及前述之困难，一时间无法成功而暂缓。”⁵²

对于在堺利彦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那样重要意义的言文一致实践，结果幸德秋水却一再失败，其原因何在？我希望从幸德秋水的社会认识中围绕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结构中去寻找答案，他的这种认识结构是独特的，与堺利彦的关于近代文章的主张性质不同。也就是说,在幸德秋水的社会认识中，不仅容许多种文体的并存，而且存在着使这种多文体并存成为必然趋势的因素，其结果导致堺利彦所主张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透明关系这一近代认识论本身就处于幸德秋水社会认识的批判范围之中。堺利彦眼中所看到的世纪交替之际的，“日本”，一方面尚未摆脱由封建道德而来的各种身份意识，另一方面又面临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阶级对立的危险，是一个分裂的共同体。堺利彦想要通过“文体之统一”，在表象层面清除掉这种多种时间共存的状态，在那里引入国民共同体的单一时间。与此相对，幸德秋水则让自己继续定位于一个与时代之间发生错位的多种文化互相对立而又共存的错综复杂现实之中，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的敏锐的感性，使之对“整齐完备的语言”产生了疏离和抗拒的感觉，而当其要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封不动地进行错综复杂的描写时，也不得不呼唤错综复杂的文体。

下面这段话反映了幸德秋水在认识论方面的特异性，正是这种特异性影响到了他关于文章写作的论述。幸德秋水在宣布采用“言文一致体”的那篇文章中，对文体与其所要描写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做了以下举例说明。

奈良平安之恋，应该用短歌来描写；耶稣会堂之恋，应该用新体诗来描写；深川吉原之恋，应该用端呗来描写。若以短歌描写耶稣堂之恋，会令人联想起牧师是否顶冠束带。⁵³⁵⁴

这段话反映出幸德秋水认为，决定文体的最终重要因素不是写作主体，而在于被写的对象。幸德秋水并没有单纯从时间轴的角度对“时代”进行划分，而是在“耶稣会堂”、“深川吉原”等空间层面进行把握，这一点意味深长。在此显示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虽然同属于明治后期，但在“耶稣会堂”和“深川吉原”中却流淌着不同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幸德秋水那里，所谓“时代”，与其说是单纯的物理上的时间的流逝，不如说是一个涉及在多样性空间中人际关系和文化形态的差异的概念。基于这一认识，在其“社会”内部就必然会包含着复数和多样化的“时代”。如果说是这一复数和多样化的“时代”决定描写其所应该使用的文体的话，那么其文体也就必须是多样和复数的了。

幸德秋水在“翻译”这一实践领域也积极肯定了不同文体的并存。他说：“即使在一篇文章中，也会既有希望用言文一致体翻译的地方，也有适合用汉文调⁵⁵翻译的地方，以及用雅俗共享体比较容易翻译的地方，等等，各种各样。因此，如果将来能够出来一种文体，以言文一致体为基础，很好地调和直译偏好、汉文调和国语风格的话，翻译将成为一大快事吧。”⁵⁶幸德秋水预测，即使将来“言文一致”实现了，它也绝不是一种简单划一的文体，而必须具有伴随着多样变化的风格。我认为，幸德秋水的这段话并不只是其个人审美意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其社会认识本质的特征。即之所以“即使在一篇文章中，也会既有希望用言文一致体翻译的地方，也有适合用汉文调翻译的地方，以及用雅俗共享体比较容易翻译的地方，等等，各种各样”，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内部并存着适合“直译偏好”的空间、适合使用“汉文调”的空间以及适合使用“国语风格”的空间等各种情况。明治时期日本的文体之所以“涉及种类多、杂乱”，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本身包含着“涉及种类多、杂乱”的关系。明治后期的日本社会是这种不同“时代”并存的社会，我希望从幸德秋水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感受中去探寻其自身在文体统一方面未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1907年发表于《文章世界》上的《论文的三要件》一文较为清晰地显示了幸德秋水关于文体和主体间关系的思考。堺利彦认为文章写作的本质在于“写生”，即将其作为单纯的交流手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幸德秋水是从可以称之为魔力的层面去把握文章写作的本质的。在这篇论述中，幸德秋水这样表达自己对文章写作的追求：

论文之能事，不能仅止于说服读者，更须使之感奋；不能仅止于激起读者之同情，更须使之魔醉；不能仅止于获取读者称赞，更须使之同化。……论文写作之理想应是读者忘却自我，其眼里既无纸张也无文字，直接与作者融为一体。⁵⁷

幸德秋水在此所阐述的文章观，超越了文章是交流的工具这一近代语言论的界限，到达了具有巫术性质的实践领域，这种巫术从太古时代起就存在。对幸德秋水而言，文章写作等同于作者面向读者，对其施加“咒语”，让其同化为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幸德秋水对文章的巫术性要素的强调，就转向了对能够使文章产生巫术性要素的作家自身所应该具有的巫术师素养的探讨。在此问题上，幸德秋水强调了作者自身建立在坚强“信念”基础上的“精神的充实”。他认为，“若要以此文章说服读者，则首先必须自己决心坚定”；⁵⁸要充分发挥文章所具有的魔力，则首先作者必须对“其所主张的意见议论”持有充分坚定的信念。

关于作者和文章之间的关系，幸德秋水没有将其视为制作主体和由其产生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固定化的关系，而是从极其流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幸德秋水试图通过以下这段小插曲来表示自己对作者和文章之间的这一错综复杂和流动关系的认识：

我曾经阅读宗教界某名家之文章，屡屡被其闪烁的灵魂之火所打动、为其神韵而陶醉，感奋不巳。然及至与其接触时却甚感失望，怀疑以如此之人果真能作成如此之文乎。但其实这并非不可思议。他平日里因信念淡薄、意志缺乏，面对辛苦烦闷之状熟视无睹而难以动笔。须使其巩固信念、坚定决心。一旦有了思想，就会幡然猛醒、伏案写作，此时的他迥异于平日，真正成为敬虔、率真、高尚、伟大之人，其头脑中充满神之灵感，而其文章之感召力亦不言自明。有世人比较其人与文章而骂其为伪善者，然其非伪善者或其他什么人，而是一个当其在写作之时确实值得尊敬的伟人。⁵⁹

在此，幸德秋水提出了作者和他所创作的文章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同在这一节的前边所提及的那样，文章中的作者和实际生活中的作者之间存在乖离，这一现象只不过是日常经验中的一种，在人们的常识范围之内。文若其人的情况实际是很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赞扬作者的“言行一致”，同时当发现其言行之间有显著乖离时就对其进行批评，指责其为伪善者。意味深长的是，幸德秋水在前文中“但”前后所做的翻转。关于文章，我们通常是这样考虑的，首先以文定人，即透过文章想定其背后的主体——作者，然后再进一步想定这一主体内在的思想性的东西，于是，将文章理解为似乎就是作者为了传递浮现于自己内心的思想而创造出来的产物。但是，上面这段插曲中所反映的作者、思想和文章三者之间的关系却不同于人们的常识。在这段插曲中，首先，思想和主体的关系颠倒了。因为在这里，思想与其说是属于作者这一主体自身的东西，不如说是来自外部、让作者和读者等主体“被打动”、“陶醉”的东西。再者，作者和文章之间的关系也颠倒了，即不认为是作者的主体性创作出了文章这一产物，而是将写作文章这一实践过程本身当作构成作者主体的重要契机。概而言之，作者要写出能够让读者陶醉的文章，首先自己必须被其文章的魔力所倾倒。

幸德秋水认为，并非文章反映“时代”，而是“时代”决定文章，作者通过为这种被时代决定了的文章所倾倒，获得和建构起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性，对持这一观点的幸德秋水而言，文体比其所承载的内容更具有决定性和重要意义。我们在研究其思想时，必须认识到其文章文体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文章内容本身，因为幸德秋水所使用的文体，可以认为是他想要反映的“时间”的一部分，并且也是活在时间中或者想要活在时间中的他自己的主体性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明治三十一年八月前后至翌年春天”这一时期他所撰写的《万朝报》社论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文本群，根据幸德秋水的回忆，在这些社论中他尝试使用过言文一致体但最后失败了。

口语	1898年8月29日	国民负于内阁乎？内阁负于国民乎？
口语	1898年9月8日	怎么也不能完全废除
口语	1898年9月22日	不详的现象
文言	1898年9月24日至10月1日	和平会议之赞同（1-6）
口语	1898年10月6日	御信任
口语	1898年11月8日	欢迎山县内阁
文言	1898年11月18日至19日	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上、下）
文言	1898年12月31日	岁末慨言
文言	1899年1月7日	松之内之国民
文言	1899年1月10日	所谓内阁改造
文言	1899年1月13日	非政治论
文言	1899年1月15日	选举法修正案
口语	1899年1月20日	可怜的工人
口语	1899年1月24日至27日	贝卿60
口头	1899年3月15日	意大利的要求

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刊登用言文一致体写作的社论，是从1898年8月29日的《国民负于内阁乎？内阁负于国民乎？》这篇社论开始的。其后，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这种用言文一致体写作的社论，直到第二年3月15日最后一篇《意大利的要求》发表为止。在此之后，幸德秋水所写的社论又恢复使用以前所使用的汉文调的文体。在从《国民负于内阁乎？内阁负于国民乎？》开始到《意大利的要求》为止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是他尝试用言文一致体来统一文体的试行期。在此期间，他在《万朝报》上总共刊登了15篇社论，其中有8篇是用言文一致体撰写的。如果进一步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期间存在着“摇摆”，这些社论中的前半部分基本是用口语体写的，中间一度回到文言体，临近最后时又返回到了口语体。这一“摇摆”，可以用上面的一览表具体显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篇社论是其文体转换的契机。一篇是《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在写这篇社论之前，除了《和平会议之赞同》外，幸德秋水基本使用的是口语体，但是写这篇社论时他改用了文言体。在使用了一段时间文言体之后，从《可怜的工人》起，其文体再次发生变化，由文言体改为口语体。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契机才必然导致了这两篇社论文体的变化？

关于《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可以认为是其中出现的“仁人志士”的语言导致其拒绝口语体，而将汉文调的文言体召唤到了一起。在这篇社论中，幸德秋水将现代日本面临的危机状况描写为“近来我国民于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其道义及信用全然扫地，殆至于腐败堕落之极点”，究其最终原因，幸德秋水认为“与其说此乃腐败堕落者自身之罪，毋宁说是使彼等陷于其中而无以自拔之现时社会制度组织之罪”。⁶¹基于对社会的这一认识，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但是，在此幸德秋水设想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具体承担主体是“仁人志士”。他写道：“如此之大破坏、大改造，非真心为国为民而谋之仁人志士不可。”⁶²从社会的制度组织的“腐败堕落”中寻找问题的本质，将仁人志士视为变革的承担者，可以说这些论述显示了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这些思想后来在他所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被真正地展开。

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正在尝试用“言文一致”体来统一文体的幸德秋水并没有能用“言文一致”体来书写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换言之，这篇文章中的文体本身成了这一时期幸德秋水对“时代”的认识及其与该时代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象征性表现。他在此之所以不得不呼唤“仁人志士”这一前时代的主体出来，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明治后期这一“时代”中，找不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承担者。在明治后期这一时代，虽然资本主义已被人们视为各种弊端的始作俑者，但是设想中的推翻它的阶级主体无产阶级还不十分成熟。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一般而言，在有关革命运动主体的思考方面比较薄弱，在很多方面不及社会进化论。然而，这也是明治后期日本现实的真实写照，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埋头于推进富国强兵政策的“时代”，工人作为阶级本身还在形成过程中。不管如何，在他的文章中被呼唤的“仁人志士”这一前近代的主体，显然与应该使用“言文一致”文体加以描绘的近代社会是不相吻合的，但是，既然幸德秋水将他们视为运动的主体，则其“社会主义”思想就不得不使用汉文调的文体书写。

和这篇社论形成对照的是他在两个月后写的《可怜的工人》这篇社论。可以认为，是这篇文章中所描绘“工人”的“将来”，唤来了言文一致这一“近代”的文体。幸德秋水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有关机械工人工会集会被警察命令解散这一事件的评论。幸德秋水说明，这一集会的目的是“庆祝工会成立一周年”，这“只不过是彼等职工在自己平日里累死累活所得之微薄收入中挤出一点钱来互相祝愿其工会的和平进步而已”，尽管如此，这一和平活动还是受到了镇压。幸德秋水揭露道，“警官认为其危害治安，面对彼等可怜之职工挥泪陈情仍然坚持不予理会，命其解散。彼等多日苦心策划、准备以及相关费用尽归于水漂”。幸德秋水还将笔墨涉及了一般国民，他在文章中从“建立良好的工会实为燃眉之急”的立场出发，对一般国民对工人表现出的“冷漠”以及对这一事件所持的“恰似隔岸观火”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一现状“尤其堪忧”。⁶³

在这篇文章中的“工人”这一群体的定位，就像文章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与其说是担负社会革命重任的主体，不如说是应该成为同情对象的社会弱者。不过重要的是，幸德秋水使用“言文一致”文体描绘了这一所谓微不足道的事件，或者说对他而言这一事件只能用“言文一致”文体加以描述，因为它显示出幸德秋水在这一事件中读到了与未来连接在一起的“时代性”。幸德秋水在这篇论述中，将工人定位于将来必然承担日本社会重任的中心角色，他写道：“当我国将来成为工商业国家时，职工实为其精髓、枢纽。”⁶⁴透过眼前“可怜的”工人的外表，他看到了作为“将来”的社会的中枢的工人形象，“工人”并非只是现在的弱者，他们还是应该承担“将来”的社会的重任的中枢；只要是这样，那么描绘这一形象的文体也必须反映那样的“将来”。他在这篇社论中使用“言文一致”文体这一行为本身，清楚地显示了幸德秋水想要从眼前的工人身上看到的“时代”的发展方向。

确实，幸德秋水在其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不得不在“仁人志士”这种不合时宜的概念中去寻求运动的主体，但是我认为将其原因归结于幸德秋水人格上的“前近代性”和“精英意识”等是错误的。对幸德秋水而言，一方面只能用汉文调的文体来论述“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只能用“言文一致”文体来表现眼前工人和警察的冲突。他在写《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时，毫无疑问是一个活着的前时代的“仁人志士”，而当他在写《可怜的工人》时，他又作为一个工人运动家活在了必将到来的新的“时代”中，前者与后者并不矛盾。

如果只是按照从前近代到近代这一线性发展的时间概念的话，“社会主乂”就无法完全涵盖远东地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在这些国家中，各种非共时性时间卷在一起，相互冲突。我希望从明治后期“社会主义”面临的那种多层次的时间经验中去探寻幸德秋水多种文体并用的理由，幸德秋水最终相信的与其说是说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如说是不断构成和变革“现实”的文章的力量。由于相信文章的力量并反过来自身也深深地被这一力量所附体，幸德秋水通过文体本身的多样性表达了自己的超越“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认识。

下面是幸德秋水年轻时写的一段日记，它清楚地表达了当人被文章这一魔鬼附体时的烦恼与痛苦。⁶⁵

我不管何时，总是为了消遣而读书，而不根据需要来读书。虽然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在无益的读书上耗费光阴，但即便这是一种病，我也无论如何都停不下来。现在每天都会在报刊上耗费6个多小时。……且无论何时都如此度过，其结局该会是怎样，真不清楚。⁶⁶

自其19岁师从中江兆民时患上这种病之后，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过。幸德秋水非但没有远离此病，反而选择了通过彻底沉浸于此病中，将此病所具有的魅力作为自己具有的东西这样一条道路。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后来变得让很多人、尤其是青年读著感到“魔醉”，并因此引起国家的恐惧而成为其镇压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他自身的人格也逐渐和所写的文章融为一体了。即使在其因“大逆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幸德秋水仍然写了数量庞大的文章，这仿佛是要证明，不仅他的人格不能离开文章而存在，相反，只有处于写作这一行为之中，其人格才会存在。他自己好像也深信这一点。他在狱中所作的《死刑之前》成了他的绝笔之文。这篇绝笔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幸德秋水对文章写作的这一态度。他开始写这篇文章是在1911年正月，即死刑执行前约3个星期，此时所有被告都已被要求判处死刑。另外奇怪的是，他要写的这本书尽管是在这个所谓的生死关头构想出来的，但它却处于一个过于悠长的时间过程中。

在残存的关于该书目录的笔记中，这样记载着:

死刑之前（腹案）

⁶⁷

幸德秋水当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期待自己能够完成这一作品？就剩下的时间来考虑的话，人们认为这一计划构成规整、过于完备。不知到底能否完成这一计划的幸德秋水，只写完了第一章就走上了刑场。但是从他留下的文字中，看不出他急于完成写作的痕迹。他在这一章中，时而给亲密的朋友留言，时而涉及圣贤的生死观，时而游走于历史，时而回顾自己的人生，笔墨淡定而从容。

假如这篇文章在写的时候就没有期待完成，那么它应该已经不是为了向谁传递什么的手段。在这篇文章中，幸德秋水述说着自己的生死观以及对人生的深深的谛念。不过我更加希望读到的不是这篇文章的“内容”，而是包含在幸德秋水着手庞大的写作计划这一“事实”中的他的最后的思想，这一计划写作的内容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其后没有数月或者数年时间也难以完成。只要继续书写，幸德秋水的人格就继续存在。即使拘禁幸德秋水的肉体，幸德秋水这一主体仍然将在其于囹圄之中创作的文字中继续活下去。对于天皇制国家的权力而言，既然无法消除其文章的魔力，那么压制其文章所散发的危险至极的力重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物理上清除成为魔力之源的他的肉体。

今即其时。此乃我的命运。以下我想稍微说一下我的命运观。⁶⁸

《死刑之前》留下这样一句只说了一半的话就被合上了。这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束，本身就佐证了在天皇制国家权力的眼中幸德秋水文字的魔力是何等危险。就此而言，它已成为他们在思想上败于幸德秋水的纪念碑，而创造这一纪念碑正是幸德秋水那种让文字的魔力彻底地活下去、一直到死都毫不动摇的生存方式。

幸德秋水走了。而另一位，堺利彦，则在《言文一致普通文》出版后的第十四年，即1915年，以《文章速达法》为题再次发表了关于文章写作的著作。《文章速达法》中已经没有了像前书中那样的关于“言文一致”的启蒙内容，这表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言文一致”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国民语言被接受。正因为文体已经不成问题，于是《文章速达法》中更多的篇幅被用于介绍文章的具体写法。就此而言，《文章速达法》是比《言文一致普通文》实用得多的写作参考书。尽管这两本书之间有此表面上的差异，但是堺利彦对于文章写作本身的态度在两本书中一以贯之，并无变化。例如《文章速达法》的第六章介绍了书信的写法，其前半部分原封不动地抄录了《言文一致普通文》上的文章。此外，堺利彦一直以来关于文章应该如实描写“客观”的“写生文”的主张也没有发生变化，他在书中写道：“有人这样说，写文章和拍照一样，眼睛就是镜头，脑髓就是底板，用笔写字就是在底板上记录图像。”⁶⁹

《文章速达法》和《言文一致普通文》都举了一些范文作为好文章的具体例子。在《文章速达法》中作为范文最后列举的是出自堺利彦自己之手的两篇记事，一篇题为《圆脸》，另一篇题为《暮春的旧衣裳》。在范文《圆脸》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圆脸”的：“‘神户、梦野’这一地址已经拥有让人联想到什么的力量，‘小松春子’这一名字更是那么柔和，给人以温婉的感觉。”并且这篇文章最后是以“春子大概今后还有好多年会在2月等待一年一度的来信吧”这样一段话结束的。⁷⁰另一篇范文《暮春的旧衣裳》写出的则是下面这样的风景：

听说森近君年迈的父母住的地方还要往里走，距离此处还有一里半，我只能遗憾地放弃了。我知道小菊也在那里由她的祖父母抚养。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大多是优，还成了学校中的模范学生，所以我很想见一下小菊。但是又想，不见有不见的好处。在远处那座凸起的山的脚下，朋友留下的孩子在其祖父母的抚养下，每天上学，成绩优秀……，这样从远方眺望、想象也是一种风情。森近君的墓当然也在那里，所以就不去参拜了。……从高屋返回时事先发了电报，繁子今晚大概会到这里来见我，（森近去世后）她暂且回了娘家，这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吧。⁷¹

这两篇都是堺利彦在1911年3月至5月间看望和慰问“大逆事件”被告的遗属的旅行记述。⁷²《圆脸》写的是他看望被判无期徒刑、当时正在长崎监狱中服刑的小松丑治的家属时的情形，《暮春的旧衣裳》写的则是他前往冈山的高屋探望被处死的森近运平遗属时的情形。《文章速达法》继承了《言文一致普通文》中提出的关于文章写作的思想，但毕竟是不同于后者的另一本书。在《文章速达法》中，堺利彦好像很不高兴地反复强调，“好文章不是教出来的，只有靠自己努力”。⁷³“自己的想法、感觉到的事、知道的事，尽可能地将其表现出来，这就是最好的写作方法。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特别的感觉和特别了解的事，就不要写文章。”⁷⁴堺利彦的文章，诞生于描绘生活在以透明、对等关系为基础的新的共同体之中的“20世纪的少年”，但是14年后，他写出来的实际上是被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所撕裂的若干“家庭”的片段。

[06.htm](第六章 在工人运动和反殖民地斗争之间.md)index.htm[08.htm](第八章 短歌毁灭的时候.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