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国民与非国民之间 ——从“非战论”到“大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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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论”是平民社引以为傲的理想。《平民新闻》列举“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三项为支撑“非战论”思想与实践的哲学。关于其中的“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有研究一般从民主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立场展开探讨，从各种角度讨论其中所展现的矛盾对立、发展与停滞。有别于此，对于“和平主义”的评价也好批判也罢，仅仅停留在指出其理想主义性格，很难说已经做了充分的历史探讨。¹这一点，似乎也反映出和平主义在二战后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在克服了战败经历的二战后时期，人们强烈倾向于把和平主义视为超越现实政治的某种绝对理想。而且，和平主义也常被视为随附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²结果却使得和平主义自身，很少成为独立的历史考察对象。

剧作家木下顺二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平论大系》丛书的最后结尾处，有这样一段短文，委婉地批判了日本和平主义的这一现状。

自己成为创造的主体，与以某种意义实现自我对现状的肯定，两者彼此对立。即便是同一件事情，是处于守势还是攻势，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立的。……对于敌方的压力不应一味防守，我方也要反过来创造压力。要让运动体中的每个人都以意识到、自觉到、互相认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开展运动，才能转守为攻。所谓攻势，也意味着对现状的非肯定。³

木下指出，既有的和平思想，都意味着一种处于“守势”的现状肯定，他主张应重组为“反‘非和平’思想”，也即处于“攻势”的和平主义。木下在考察中暗示，和平主义要成为在现实中有力的思想，必须包括对暴力的反省。只要“非和平”表现为战争这一最大的暴力状态，“反‘非和平’思想”就必须是能攻破这一暴力的攻击性行为。⁴

平民社的成立，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广为人知的是，平民社的成立是源自反对日俄战争的“非战论”。其机关杂志《平民新闻》在1903年的创刊号卷首宣称：“吾人身为人类，为尽博爱之道而倡导和平主义。故而期望无论人种区别、政体异同，全世界都撤除军备、禁止战争。”⁵而平民社的同仁安部矶雄，在平民社成立前晚举行的“非战论”演说大会上，谈论道：“若和平为人道，则向世界宣言和平，即使一国因此毁灭也为善哉。”⁶这一绝对和平主义，常被认作平民社“非战论”的核心。

但是，平民社的“非战论”并不能还原为上述绝对和平主义。只需回顾“非战论”的畸形儿——“直接行动论”的诞生这一历史事实，即可知晓。在平民社解散（1905年9月）后没多久时间所举行的日本社会党大会上，平民社的中心人物幸德秋水在演说中对“暴力”的效果做了如下阐述。

田中正造翁，在议会叫了20年，最终又有多少反响呢？各位对那古河的足尾铜山，连个小指头都碰不到。而足尾的工人们在3天里却干了那么多事，自行让一般权力阶级瑟瑟发抖。（拍手）暴动不对，但是不得不承认3天的运动比20年在议会发声更有用。⁷

在进步之名下，幸德容忍了直接行动所附带的“牺牲”。“日俄战争牺牲了40万人，如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对所付出的如此巨大的牺牲都能忍下，那么直接行动造成的少数牺牲又算什么。”在幸德向直接行动论“转向”的延长线上，发生了1910年的“大逆事件”。“大逆事件”通常指适用1882年所实施的旧刑法第116条所规定的，并由1908年刑法第73条所继承的“大逆罪”条款之事件。以策划暗杀明治天皇的阴谋为名，包括幸德在内的24位社会主义者被判处死刑。这一幸德事件，是其最初，也是最为著名的案例。

该事件被宣传为一大阴谋事件。最初，在1910年5月时以违反爆炸物取缔规定名义逮捕了宫下太吉等四人，此后全国被逮捕者达数百人。在二战前和战中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对于这一“事祥"的调查、研究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二战后随着民主主义的扎根与发展，其广度与深度都有所增加。尤其是通过挖掘与分析各种审判相关材料，弄清了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当局借管野须贺、官下太吉、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四人试做炸弹以及对相关“革命”极度缺乏可执行性的高谈阔论，把社会主义者一网打尽所做的构陷。⁸但是，将被告视为事件的“牺牲者”，并不会抹去他们的主体性思索与行为的意义。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少宫下太吉、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管野须贺、幸德秋水这五人，具有必须打倒天皇制的认识，以及在“革命”的决定性局面中不放弃使用暴力的觉悟。⁹

坚持“非战论”的人们，既非反对一切暴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也非尊崇人命至上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反倒接受暴力的存在是人的条件，并以此进一步摸索否定战争的道路。平民社的“非战论”，并没有停留在把非暴力和平作为绝对的善，置于战争的暴力这一绝对的恶的对立面的程度。他们反而通过坚持“非战论”，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之间，提炼出了他们自己的“暴力哲学”。¹⁰

把“非战论”视作暴力哲学而非对暴力的否定，那么一条线索便跃然而出。那就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围绕战争、暴力等所展开的各种对话的积累。平民社向各种对象呼吁自己的“非战论”。其对象并未局限于国内的各个阶层，也包括有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以及正在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的人们。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给予了平民社各式各样的回答（以及不回答）。而平民社的人们，认真对待这些回答（不回答），为了做出相关回应，不断改变自身的思想立场。今日在重新思考平民社的“非战论”时，历史化平民社的和平主义是必要课题之一，也即将其视作历史状况的节点，而非绝对真理的表明，重新进行把握，追溯其产生以及变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对平民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尤其是在赤旗事件以后日趋显著的政府暴力镇压，是促成被当作“大逆事件”首犯的被告们放弃以和平手段进行改革的道路，意识到以暴力进行对抗的主要外在因素。¹¹但这一点也不能掩盖被告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对革命与暴力展开了主体性考察的意义。“大逆事件”并不仅仅是权力犯罪，也是一起思想性事件。要探讨其思想性意义，就必须把思想谱系回溯到早期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而此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平民社的“非战论”之所以发生变质的原因及其意义。

在日俄战争开战前不久，聚集在平民社的人们尝试进行各种呼吁。今天再回顾《平民新闻》，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上面印满了各种各样的呼吁之声。有《自觉吧，车夫诸君》《奋起吧，巡查诸君》《赠女学生》《告新毕业生》《告应试生》《告基督教徒》《告小学教师》……¹²《平民新闻》所呼吁的对象，还有被歧视的部落民、租户、士兵、娼妓，以及富人、妇女与政府等等。¹³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还包括面向海外的呼吁之声。具有代表性的呼吁有《与俄国社会党书》《敬爱的朝鲜》。¹⁴我认为，对于构成《平民新闻》这一文本的主要要素，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具体的呼吁之声，而非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考察或是对政府的攻击。

此时需要先回忆一下日俄战争。这是当时大日本帝国所进行的一种“总力战”。日俄战争当时的临时军费总额超过17亿1644万日元，陆军所动用的总兵力则多达108万人，分别达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的8.6倍与4.5倍。¹⁵并且政府尝试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有组织地动员“国民”来支持这一“总力战”。《平民新闻》描绘了当时的一个场面：“在运送军队的铁路沿线，黑压压如山般聚集着众多提着灯笼、举着火把旗帜之人，日以继夜欢呼万岁。”¹⁶“朝野沉醉、都鄙癫狂，醉而忘其业、狂而抛其务，竞相奔走呼万岁、起舞唤大胜，这四千万之头颅，没一丁半点常识。”¹⁷而《平民新闻》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性装置，正源自对所谓“国民”的呼吁。“国民为何可为战争乎？不能废之乎？不可不盲从之乎？”¹⁸人们只要在“国民”这一概念中寻找自身之实在，必然会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政府”的命运相重合。正因为如此，“为了战争”的标语，才能对“国民”发挥“麻醉剂”的功效。“国家政府”以“国民”询唤民众，让各色人等转变为“国民”这一新主体，视自身命运与“国家政府”之命运相一致。¹⁹

这样看来，《平民新闻》中所充斥的各种呼吁，也可以理解为对抗国家所强力拷问的“国民”所采取的策略。《平民新闻》的呼吁，试图让生活在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想起在“国民”之前，自己首先是“车夫”、是“巡查”、是女学生、是学生、是基督教徒、是小学教师、是被歧视的部落民、是租户、是“士兵”、是“娼妇”、是“富人”、是“妇女”、是“官吏”的事实。在这个时代，大日本帝国通过把所有人都溶解进抽象的“国民”中，使得自身动员能力有了飞跃性提升。而平民社所尝试的，则是通过将“国民”视作个别具体的“人”来展开呼吁，唤醒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作为个体的生活感觉。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把“国民”当作“人”来展开呼吁，建构起“只作为人，且只为社会一员”的主体。²⁰

《平民新闻》用“平民”来命名这一主体的集合。燃而，“平民”指的又是谁呢？《平民新闻》中的“平民”，“多数”是其主要，恐怕也是唯一的属性。“我等多数平民唯求职业，唯求恢复生活的权利。”²¹而《平民新闻》之所以期待“平民”能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也是基于“多数即势力”之逻辑。“我等平民以何为武器，贯彻其主义要求？……夫然，平民确有有力之武器，，其曰‘多数’!”²²

“平民”的第一属性为“多数”，意味着并没有假定“平民”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共性。《平民新闻》将“进化”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的历史哲学。²³但是，在此时，他们却没有假设任何能将这“多数”收敛进“一元”的进化法则。他们所尝试的也并不是将多数收敛为一，反而是通过突显构成“多数”的个人的多样性，建构起多数者的网络。

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不存在将“多数”转化为“势力”的逻辑作为平民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即对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奠定基础的“阶级斗争”的理解——还不成熟的表现，对之持否定态度。²⁴然而近年来，因安东尼奥·内格里与迈克尔·哈特而成为定式的“诸民”（multitudo）概念，则重新照亮了这一“平民”称呼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本源性。²⁵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对经内格里与哈特而脍炙人口的这一概念做了如下解说。“诸民”是指向赋予现代特征的“各种生活方式与语言游戏”的概念，是“people”（即国民）概念的对立极，由诞生于现代的各种断绝、滑坡、变革的总体所规定。其具体表现为，因全球化的到来，“外人（外国人）”的生活成为普遍条件，最终相比自己所归属的共同体（特殊意象），知性这一“共有意象”的重要性增加。通过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获得了政治行动的各种外在特征（名家技艺），个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机会主义”、“尼采主义”的蔓延，则是这一状况的感性表现。维尔诺认为要考察这些存在方式，必须想出一个可以取代能被国家所收容的“people”的，“多数性的，且使得作为多数性的政治性、社会性存在为可能的‘一元‘”。假定构成这一“一元”的主要条件，则是言语活动，是知性，是人类所拥有的各种“共有能力”。²⁶

维尔诺将1977年视为“诸民”在意大利的诞生之时。因此，将诸民概念，与20世纪初日本的“平民”相重合，不免会招致时代错误的批判。但是，不应忘适的是，平民社所处的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站在世界层次看，是被称为“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的“断绝、滑坡、变革”的时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在三面旗帜之下》中，以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的一生为纵线，描绘了反殖民主义性的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世纪转换期的交错。安德森提出，正是早期全球化，使得这些人与思想能够跨越大陆与海洋。²⁷19世纪后期，大规模殖民地建设的推进与自由贸易的展开，激活了资本的流动。而铁路、蒸汽船的发展，又使得人口大规模的安全流动成为可能。也在这一时期，全世界建起了由电信、邮政所构成的信息流通网络。而平民社正诞生于这一“早期全球化”中。平民社的创立者之一的幸德秋水在1893年进入《自由新闻》报社，作为记者正式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翻译外国电报²⁸，这一经历，就极具象征性。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事实上到1900年为止，幸德都以“国民利益”优先，“与帝国主义者们的主张没有根本性区别”。²⁹而“国权主义者”幸德，却在这一时期急速转向了批判帝国主义，幸德的“1900年问题”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³⁰不过，我认为幸德的这一“转向”，是由其对早期全球化的敏锐感赏所触发的，曼终导致其认识论的视角从“国民”转向了“平民”。幸德从借助电信所实现的语言与理性等能力的全球性共有中寻充自身思考的基础，在其眼前所呈现的世界，又不免带有与原来的存在形式迥异的色彩。

在日俄战争开始后不久，《平民新闻》对俄罗斯社会党展开了下述呼吁。“诸君，现在日俄两国政府为达成各自的帝国欲望，漫开兵火之端。然则社会主义者眼中没有人种、地区之别，也无国籍之分。诸君与我等乃同志也，兄弟也，姐妹也。”³¹而《平民新闻》针对“英美德法的平民”，则如此呼吁：“只要吾人有口，吾人有笔，就应疾呼反对战争，而俄国中吾人之平民同胞相信也必表示同一态度方法，相信英美德法的平民，尤其是吾人之同志将竞相援助吾人之事业也。”³²这里所显示的，是对通过言语、理性等共有能力才得以联结的“平民”这一存在形式的深厚信赖，而非对共同体的归属。

“平民”之称呼本身，显示出了刻在平民社“非战论”中的、激进的认识论上的诀别。而让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事实上他们自始至终都坚持把“平民”这一新的存在形式，作为现实的存在。

平民社的呼吁，也是无休止对话的开始。因为他们对来自他者的呼吁反应灵敏，有时进行反驳，有时则接受，不断变化着自身的立场。这种与他者的应答，是推动其“非战论”产生以及变化的原动力。对平民社的“非战论”所做的分析，也是对印刻其中的各种声音之痕迹展开追寻的作业。

目的是否能合法化暴力手段？这是在《平民新闻》杂志上反复开展的战争相关对话中，时常出现的问题。平民社最初的立场非常明确，拒绝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暴力手段。因此，追踪平民社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演变过程，就能找出其“暴力哲学”的产生轨迹。重要的一点是，平民社对于暴力的考察，并不仅仅是自言自语，而是将其自身视为一种对话而开始的。其开端则在于《平民新闻》上所刊登的对俄罗斯社会党的呼吁书《与俄国社会党书》。如下文所示，在这一呼吁中，平民社夸耀了自身的绝对和平主义理想。

然则，我等不得不说一句，诸君与我等都非虚无党，也非恐怖分子，是社会民主党也，社会主义者奉行万国和平之理想，社会主义者之战斗手段，必须始终排除武力，不可不为和平手段，不可不为道理之战，不可不为言论之争。³³

在这段论述中，平民社承认俄罗斯社会党“在没有宪法没有国会的俄国，进行言论战斗、开展和平革命是极为困难”的处境。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批判其暴力革命论，称“以干戈一举颠覆政府之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会为马基雅维利之流专制主义者引以为快，却非重人道者会取之道”。平民社的“非战论”，建立在对独立于目的合法性标准的暴力自身的原则性拒绝基础之上。

无论是其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这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性拒绝，是平民社“非战论”的核心。³⁴但是，我所注意到的则是，在战争这一现实面前，平民社的绝对和平主义立场必然会发生分裂，而平民社的人们事实上对于现实具有高度觉悟。有一份投稿，深刻反映出了平民社引以为傲的绝对和平主义所存在的局限性。而这份投稿，与平民社写给俄罗斯社会党夸耀自身理想之文，刊卷在同一版面。这份投稿，是“即将受召入伍的一名预备兵”所发出的悲痛叫喊。

仰愿，《平民新闻》上为人道为公益述说战争悲惨、哀悼士兵不幸的记者足下，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信仰社会主义的士兵同仁被国法所桎梏，被强置于一死报国之危险中的战场觉悟、阵营态度立案公布，如此，予辈在炮火相交中也能身怀清新有益之护身符，有了安心立命之目标。³⁵

这位即将出征的支持者提出的是一种根本性的质疑，即平民社所说的“真理”在战场这一残酷现实面前，几乎毫无用处。而对于这一质疑，《平民新闻》的记者做了如下回应。“至恬至文，读完只觉百感交集，然则吾人也与尊兄一样，不知该说什么。愿您能重读本报第14号之《送士兵》一文。”此后，便引用了《送士兵》中充满苦涩的一段话。

诸君今日为杀人而去，否则就是为被杀而去。吾人知晓，此实非诸君之希望所在，然则诸君作为士兵……不可有思想之自由也，不可有躯体之自由也，诸君之前去也绝非诸君之罪也，……诸君不可不去，去吧，去尽诸君之职责，作为一机器而行动。然则俄国士兵也为人子也、为人夫也、为人父也，与诸君之同胞同为人类也，思之而慎为，切不可对彼等施以残暴之行。³⁶

也就是说，被加以暴力当事者命运的平民社支持者们发出了如此绝望的追问，而在面对这些追问时，平民社的人们却只能给出肯定现状的回答。当现实对他们的绝对和平主义提出根本性异议时，他们也只能含糊其辞，给出一种妥协方案。

如果说与“即将受召入伍的一名预备兵”之间的对话，从外部给平民社的绝对和平主义带来龟裂的话，此节所探讨的另一场对话，可以说是从内部分裂了平民社的绝对和平主义。那便是平民社与托尔斯泰之间所展开的、围绕日俄战争反复进行的对话。³⁷1904年8月，《平民新闻》刊登了对托尔斯泰发表在《伦敦时报》上的评论所做的译文，题为《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³⁸在之后一期《平民新闻》上又刊登了批判这一“预言者之声”的评论。³⁹这篇批判托尔斯泰的评论，由安部矶雄送给了托尔斯泰，在将近一年后的《直言》第2卷第30号上（1905年8月27日），则刊登了托尔斯泰对此的回信。就这样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平民社与托尔斯泰就战争与暴力问题展开了深入对话。

而这一对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平民社对于托尔斯泰的双重态度。一方面，针对当时日本新闻界对托尔斯泰反复开展的浅薄批判，他们表示拥护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并试图阐明其中真意。另一方面，他们又如下所引那般，一直尝试着明确托尔斯泰与自身在“非战论”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