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霍恩诗选

问：这首诗在当时肯定是罕见的一份公开挑战宣言。

答：对，我也在大学朗诵了《普拉姆斯泰德哀歌》，面对惊讶的人群，大约三四百个学生。于是我第二次被威胁解职——被一个从他儿子那里听到消息的南非白人教授。他在我正上楼梯的时候拦住我说：“如果你再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可以看到你被撵出这个国家了”。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一点，因为他跟沃斯特 非常密切，跟他有私交。

当时，《普拉姆斯泰德哀歌》作为学生出版物发行了，但立刻被禁，就跟我1975至1989年间在南非出版的所有英语作品一模一样。当时只要有我的名字出现就足以查封一份杂志或学生报纸。在这一切背后是一个叫默里教授的家伙，一个开普顿大学的退休哲学教授、审查机构成员。1974年以后对我来说出版自己的诗集已经极度困难了，直到1993年我的诗选集问世。但我出版过廉价的复印小册子。

问：的确，这种长期查禁的一个影响就是口传朗诵成为一种首要的发表形式。这肯定对你的诗观有所改变。

答：我想在这之前就有了。在我结识沃尔特·桑德斯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诗歌，就像音乐，是拿来听、拿来朗诵的东西。你已经有一个草稿，一个谱子……你得把它转换成一个朗诵。

在政治诗中，我是在用一种语言向无数不识字的听众做演讲，而这种语言至多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因而朗诵变得更为重要。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朗诵才能传递我们想要说的东西。人民需要听到的诗歌，是那种能够理解复杂的韵律但在朗诵中反对韵律的诗歌。所谓的自由韵律如果押上韵的话就一点儿都不自由了。

我的体验是特别复杂的东西可以通过诗歌让只有一点点知识的人民理解。在1980年代我面对庞大的人群朗诵，他们立刻就抓住了诗歌中包含的主要概念。但我想说的是，我的诗歌并不像一些从安邦吉传统出身的诗人那么通俗易懂，他们更接近听众。朗诵实际上是我在那个时候能接触人民的极少数途径之一。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你可以把被查禁的书拿来朗诵。这种朗诵是不违法的。但持有这本书却违法，真是有趣的矛盾。

问：《普拉斯泰德哀歌》的标题取自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而且通篇都有很多对里尔克的回应。但是，任何人都不会认为里尔克是一个革命诗人。

答：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但另一方面，我对他的政治见解有更伟大的异议，跟我对T·S·艾略特的政治见解一样，或者对叶芝的政治见解。《杜伊诺哀歌》，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被疏离的现代城市生活，里尔克从一种保守派的观点否定了这些。

我想做的是一个布莱希特以前做过的练习。拿一篇以前的文章，把它的性子反过来读，然后点出问题，把这些问题点附在其中，你就得到一篇既有肯定又有反驳的复杂文章了。你肯定原文的美的一部分，但你反对它的政治见解。我想这就是在《普拉斯泰德哀歌》中发生的。它一边读里尔克一边反对里尔克，按它的方式。

问：你的听众不会知道提到了里尔克，但我想这没什么要紧吧。

答：不，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会看到有些句子是怎样直接反对某种美学的。布莱希特曾说过你可以拿一部照相机去拍摄最精彩的贫困，但你这样做的时候在美学上也是贫困的。你不得不先参照你的美学，然后从创造美的角度去观看，这时你就是宽恕了问题的存在。压力就在这里，诗人有写出美丽诗篇的欲望，但政治的责任和诗人的觉悟却在说：我能这么做吗？我能拿这些苦难不幸的人来创造美吗？

如果你仔细读《杜伊诺哀歌》，你会在里面看到一种保守派的反资本主义。不是看到它剥削工人，而是它要摧毁现代世界。所以他才会对往昔之美被瓦解有一种悲哀。

问：跟埃兹拉·庞德一样……

答：哈，非常对。庞德跟艾略特或叶芝是不一样，但政治上、美学上他们是非常接近的。我也正好用过埃兹拉·庞德。实际上《内战诗章》是对埃兹拉·庞德《诗章》的暗示。

问：你就在心理上解决了怎样处理传统的负担这个难题，而且传达给对此并不了解的听众。

答：对……如果你仔细看《内战诗章》的话你会发现有暗示布莱希特、帕布罗·聂鲁达等人的暗示。风格改变了，是在1980年代的政治形势要求下改变的。从联合民主阵线1982年成立开始改变了。早在1980年，西开普大学的学生来邀请我，他们有一个为期三天的罢课，我是当时的主要讲演人之一而且还要朗诵诗歌，这就要求你努力把事情说得尽量简单但又不能变成非诗。

问：在这种语境中非诗或诗指的是什么？

答：要用令人难忘的方式说东西。一个独特的声音，但要用人民能够理解、能够识别、能够开动脑筋的方式来说。站在亿万群众面前，如果只有两个人懂得你在说什么那就完了。在这种强迫下，语言要更简单、更直接。简朴，我瞄准的就是布莱希特诗中的那种简朴，不是缺乏技艺而是用一种直入人心的方式去阐述。我的感觉是我已经成功了，因为人们在寻找某种可以一读再读的诗歌。而且他们似乎已经知道这种诗歌此刻就在我们身旁。

那时我已经大量吸收了南非的影响，我想它基本上是我在1974年开普敦诗歌大会结识的那些黑人作家——如塞若特 、塞帕拉（Sepamla）。这更是一种强烈的互动作用。当我出现在斗争的讲坛上的时候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人民诗人的奇迹，看到安邦吉。我从不假装我是一个人民诗人，但当我开始听到这种语言，我就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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