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雁

（日期1902-1967）

客家话：“涯”—我；“佢”—他；“侪”—家；“唔”—不；“柬”—这么；“样般”—怎么；“系”—是；“嬲”—逛。

商　人 不要去东京 天　山 夕　阳

刘燕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久，诗人胡风将这一天写进了组诗《时间开始了》，用最美好的汉语歌颂新政权的领袖：

一个新生的赤子

一个初恋的少女

一个呼觅的难主

一个开荒的始祖

……

无独有偶，在日本，一位诗人也写下了一首题为《毛泽东》的颂歌：

疾光闪电爱恋着山冈

在拂晓前的水罐儿边

汲出苍白的水

那面色如同磐石

他宽阔的后背正在倾泻一场崩溃

那是死刑场上雪的优美

丰满今天的每一个日子

点燃熔岩般喷发的怒火

明天在地层深处再次轰鸣

毛同志的大耳朵凝神低垂

一个震撼大地的回声飞翔俯瞰

村庄里悲苦的人们叫喊声裸露碰撞

于是老朽的木头与昏聩的绳索

刮起粗砺的风暴

像一条苦难的光河

毛同志，伫立

这首诗1954年甫一发表，立刻震撼了当时的日本诗坛。有论者说，《毛泽东》像一幅静谧的宗教画，呈现出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因为“毛同志”是基督式的救世主，所以“像一条苦难的光河”。

1995年，《毛泽东》一诗的作者谷川雁去世，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可谓众口一词：“新左翼的精神煽动者之死预示了红色时代的结束”；“归根到底是诗歌特派员活动家——以诗作幌子进行党的特派工作”；“日本最后一个古董破碎了”……其实，谷川雁并不是一位为政治而写作的诗人，他明确表示：“对于诗，我是政治派。而且是反政治的政治派。我认为我的大多数作品不过是非政治诗。一部分带有政治气味的诗只需两三年就会发霉……‘诗是诗，政治是政治’与‘诗为政治服务’两者都是偏激派。”（《诗与政治的关系》，1956年）

谷川雁（1923年12月～1995年2月），原名谷川严，后来改“严”为“雁”，原因或许正如少年时代的他在一首诗里所述——“吾似雁，雁似吾，洛阳城里，翅影背花还”。他与明治维新时代的豪杰西乡隆盛同为九州熊本县人，骨子里也有西乡隆盛的叛逆精神，上高中时就因为批判日本的盟友希特勒，被老师斥为“这家伙迟早是个赤色分子”。

日本战败前夕，正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谷川雁被征入千叶县陆军野战重炮队，在出征前的壮行会上慷慨陈词：“即使做了奴隶，同样可以用寓言来讽刺时政、揭露丑恶，伊索不也是奴隶么？”结果，在当兵的八个月里，他因为“作风不像皇军的士兵”三次被禁闭。

战后，谷川雁像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一度陷入消沉绝望的情绪之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与鼓舞。当时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正经历着黑暗的颓废时期，亟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重振民族精神。日本知识分子渴望了解毛泽东是如何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占领天然要塞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又是如何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进行抗日战争，最终打败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诗人谷川雁和诗人毛泽东可谓心有灵犀：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就是八路军的战略。只有日本帝国陆军参谋的简单头脑才会觉得无法理解。“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日译本译为“站在这里的人替换了”，非原诗之意，“换了人间”四个字是他对魏武帝的宣言，用最后的决定性的嘲笑猛然一击——人世间换了，人变了！……他不是幻影式的屹立荒野的圣者，他是在文明的真正焦点——东洋的无名村镇建筑土墙的农人……诗歌方面，毛泽东追求的是与自己的旧体诗具有完全抵抗的方向性诗歌，两个方向从正面冲突，交锋处产生新的诗歌。

　　——谷川雁《毛泽东的诗与中国革命》（1958年）

谷川雁也在诗中大量使用极端的色彩表现手法，诸如象征流血革命的“赤”、“红”，象征冥界的“青”，象征惨剧的“白”，等等。

诗人决不能认为自身已经获得了完全解放。如果持有‘自我救济已经完成’的观点，从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一个诗人。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哪怕唯一一个麻风病人，诗人就仍然患有同样的麻风病。只要革命运动中还潜藏着哪怕是瓦片大小的颓废，那么，认为这颓废与己无缘的革命诗人，其内心就已经被颓废浸润。 ——谷川雁《诗与政治的关系》（1956年）

诗人谷川雁也是革命者谷川雁，他在《农村与诗》一文中写道：“我拳头紧握的是东洋的村庄思想。”任何让古老的“村庄”共同体解体的“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一概强烈反对。而在他看来，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东洋的村庄思想”可以达到完美的结合，这是他憧憬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他说：“日本民众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覆盖日本文明的是农民的感情。劳动工人阶级的母体仍然是农民，因此不追溯母体的革命就不是彻底的革命。”“大部分劳动者在感性的领域内、在（村庄）共同体的碎片和记忆中顽强地生活着，在日本文明的最下层生活着……我主张以感性的、自由的、温暖的新共同体为基础，让碎片与记忆觉醒。”

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在于“农村包围城市”，谷川雁的革命斗争则是从位于农村和城市边缘的煤矿开始。煤矿工人多为农家子弟出身，怀有朴素的“东洋的村庄思想”。五十年代末，谷川雁在日本最大的煤矿——三井三池煤矿中组织“大正行动队”、“大正矿业退职者同盟”，号召矿工团结起来，“干一场充满热浪与气味的革命，让三池斗争成为日本革命的序曲”。身为日共党员的他把党组织晾在一边，主张“反对一切由多数决定主义，一个人可以决定一条方针”，结果被日共除名。1960年3月，三井三池煤矿举行大罢工，谷川雁热情呼吁：“战后十五年，八路军精神终于在日本劳工运动中开始登场，并试图扎根……”

在同年出版的《谷川雁诗集》中，谷川雁宣布罢笔。从1954年出版处女诗集《大地的商人》开始，他在诗坛上只不过活跃了短短六年时间，但正如评论家松本健一所说：“谷川雁因写诗而成为诗人，因不写诗而成为大诗人。”他的著述，为日本六十年代安保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整个新左翼阵营以及“全学连”、“全共斗”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精神教祖”和“天才组织家”。

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给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鼓舞。新一代日本知识青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相信“毛同志”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少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给“毛同志”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就在一片火红的革命热潮中，十二年前便把“毛同志”比喻成“一条苦难的光河”的谷川雁却选择了退守和沉默。这一年，他宣告说：“诗歌已经灭亡。”此后便投身漫长的教育生涯，直至生命终结。

他为何退守？为何沉默？

1960年以后，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经济高度成长计划，使得日本“前卫与后卫”、“都会与农村”、“中央与地方”三大对立显著缩小，“经济奇迹”开始走上前台，日本的主要能源由煤炭改为石油，“大正行动队”败北。而日本乡村城市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农业人口锐减，更使传统的“东洋的村庄思想”成为过时的梦想。

早在1954年，发表《毛泽东》的同一年，谷川雁评论法国诗人兰波：

他放弃诗作是对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西欧世界的唯一抵抗，他逃往非洲大陆，是他最后一纸绝缘书。为了再次寻找与公社的太阳相似的极地之光，他做了徒劳而悲壮的努力。

可以说，十二年后他宣告“诗歌已经灭亡”，是像兰波一样，“再次寻找与公社的太阳相似的极地之光。”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红卫兵运动正方兴未艾，“熔岩般喷发的怒火”又一次点燃，“老朽的木头与昏聩的绳索”再度“刮起粗砺的风暴”，但那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革命。

但是，日本现代诗（指战后的《荒地》诗派，包括鲇川信夫、黑田三郎、中桐雅夫、北村太郎、田村隆一等诗人）的开端带有这么灰暗的基调，也的确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不用说，当时社会整体是处于朝着复兴的方向发展逐渐找回了活力的氛围中的。这使《荒地》派的悲观主义和在社会上的孤立显得格外突出。

发挥与复兴的活力相称的积极性的，应该说是“革命的诗”的系统。继承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并试图在其基础上实现批判性的超越的诗人们在《荒地》的数年之后，发行了同人杂志《列岛》，追寻革命和诗互动的梦想，尽管这一过程是很短暂的。正像上文中提到的那样，《荒地》这一“诗的革命”系统的幸存者，虽然出身于现代主义，却主动给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性定了罪。与此相反，《列岛》认识到了战前无产阶级诗歌在语言表现方面较为单调这一问题，所以积极地致力于从以超现实主义为首的各种流派吸收艺术性。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从这个社团先后涌现出了关根弘、黑田喜夫、长谷川龙生等带有特殊色彩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下面引用的长谷川龙生的《瞠视欲》这一作品中，描写（冷静地刻画出了在快车上拉肚子忍着上厕所的“随军妓女”的形象)和情绪(对民众的爱，深切地甚至到了怀有杀意的程度，像是和排泄行为连动起来一样喷泄了出来)这一相互矛盾的内容在紧凑的诗行间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再也忍不住了

女人昏绝般地喊叫。

过了几个车站

可是终点依然远着。

那时我想　干脆在那里　像拧开淋浴一样

便了吧。

（中略）

对松弛地　散慢地

又变成情欲亢进的女人的肉体

我涌起刺眼的嫉妒。

心如刀绞，撕碎

升起一种杀意。

另外，不属于《列岛》的，在共同体的周边探寻革命起点的诗人谷川雁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

革命是什么　是带着瑕疵的最美的黄昏

是飞进他们耳中的小小的金龟子

是已在劳动者的筋骨沉睡的那边下起的

类似冰蜜的骤雨

（引自《革命》）

诗人所憧憬的革命的意象通过隐喻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个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讽刺的倾向，但是可以说，现实中的革命越是艰难，这个形象也就越鲜明越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