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朗瑞歌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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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基
贝朗瑞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的人民歌手，王政复辟时期的革命诗人。他所作的许多歌曲成了一八三○年七月革命的子弹。马克思曾给以极高的评价，称他为“不朽的诗人”。但是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诗人的作品，除了今年五月号“译文”刊载了几首外。在中国还没有翻译过来。至于他的名字，说不定有些人听到过，因为远在二十多年以前。一九三一年，李万居翻译了一个题名“诗人柏兰若”的剧本，作者为赛萨•义特里，但这个剧本非常庸俗，而且歪曲了诗人的形象；我们读了以后，不会有所得益。
今年是贝朗瑞逝世百周年纪念，为了把这位诗人介绍到中国来。我便选译了他的八十六首歌曲。这一部分歌曲可以代表诗人从一八一三年起至一八四七年止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活。当我进行选择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性，战斗精神和艺术价值；同时也适当参考了法国的和苏联的各种选集和文学史。关于贝朗瑞的评传，“译文”已有一些介绍，而且在“法国文学简史”中也有适如其分的简单扼要的叙述，可供读者参考。但是，为了便利读者阅读这本选集起见，我在下面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而这些说明基本一匕取材于苏联伊华采娃同志的论著。
比埃尔•让•特•贝朗瑞（Pierre Jean de B6ranger）生于一七八○年。他是在小资产阶级环境中长大的：但同时他也是在法国正进行正义的革命战争时期中长大的，因而很早就形成了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一七九九年他开始写作。从这一年起到王政复辟止，这是他的创作的前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以祖国为主题；但是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他还在学习，还在探求合适的表现形式，他要做到既不同于当时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模仿者。经过一定的摸索以后。他终于找到了战斗的鼓动性的体裁，他认识到诗人的首要和基本任务，就是为人民写作。他说：“我要把诗歌带到广场上去。”
一八一三年他写“意弗都国王”，一鸣惊人，全国传诵。这首诗歌，虽然语气温和，但是每一节都在讽刺拿破仑的内外政策以及皇帝本人的生活作风。这首诗歌的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明确了他的创作道路应该向社会政治性诗歌这方面发展。当他看到在外国刺刀的帮助下波滂王室又回到法国，当他看见外国军队进犯巴黎，他以无限感慨的心情写下“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歌曲”。“高卢人和法兰克人”一诗，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外国侵略者的切齿仇恨，王政复辟以后•波滂建立起来的制度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日益不满。过去亡命国外的反动阶级，一朝大权在手，便肆无忌惮地实行白色恐怖，并竭尽全力想在法国恢复“旧秩序”。他们这种行为和企图，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团结了其它各个阶级投入到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去。
路易十八即位的头几天，贝朗瑞就用自己的诗歌反对白色恐怖和压迫人民的制度。从这时起到波滂王朝被推翻的七月革命止，这是他的创作的中期，在前期里，除了以祖国为主题外，他也写了不少歌颂醇洒美人，友谊爱情的歌曲（见“春与秋”）。此外他也讥笑向朝廷卑躬屈膝的人，甚至比这等人还要下贱的无耻之徒（见“议员”）。
他的中期的诗歌，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反封建的倾向。那时贝朗瑞已经用全体人民的名义来说话了。他的任务，是要为把人民从白色恐怖的制度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他的诗歌像利剑一般，对准亡命的贵族和天主教。他很清楚。贵族像波滂王室一样，也是祖国的头号叛徒和敌人（见“白帽徽”……）。他以沉痛的心情嘲笑那些一心想恢复过去特权的亡命徒（见“贵族狗告状”）。他也生动地刻画了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祖国的大地主的丑态（见“加拉巴侯爵”）。
其次，贝朗瑞向僧侣阶级——法国反动势力的堡垒进攻，他的许多诗（如“教皇的婚礼”，“教皇的儿子”……），表现出教士们都是些坏家伙，荒淫无耻，贪得无厌，极端反动，摧毁文明，把人民引向愚昧无知。他撕破他们的假面具：他们在人的面前歌颂美德，私下里却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他们要人民恭顺，目的是为了卫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满口仁义，其实极端虚伪（见“魔鬼的死”，“传教士”……）。总之。在贝朗瑞笔下的耶稣会教士，不仅是无耻的守财奴，反动的愚昧主义者。而且他们能撞骗撒旦，甚至就是撒旦本身。
贝朗瑞除对贵族，僧侣进攻外，他也反对特务活动，密报制度，挑拨离间和造谣中伤。他讽刺那些变节分子（见“小丑”），他嘲笑那些书报检查机关（见“站住！”），他指出那些暗探们的卑鄙行为（见“犹大先生”），他也刻画了恐怖制度和间谍活动的典型代理人（见“泰达翁的挽歌”）。至于“传教士”中撒旦这个形象，实际上就是反动立法者的面貌。
在王政复辟的初期，贝朗瑞攻击的可以说只是君主制度；到了七月革命前夜，他才有力地直接打击了波滂王室。他不仅怀念那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革命时代（见“女神”）。而且还直接号召革命行动（见“旧日的旗”）。
贝朗瑞的战斗不限于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也关怀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其它民族。他欢呼反抗土耳其的残酷统治的希腊人民（见“柏色拉”）；他劝告被波滂王朝派去镇压西班牙革命的法国士兵。不要和西班牙人民作战（见“新命令”）。
贝朗瑞因为痛恨复辟，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拿破仑的诗歌；这就给了反动的批评家以借口，把他说成是波拿巴特分子。实际上，他在帝国时代对拿破仑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但在王政复辟以后，他有意识地把拿破仑理想化了，不当他是一个帝王，而是一个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统帅；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的普遍情绪。歌颂拿破仑的诗歌在这本选集里虽然一首也没有收，但是在许多歌曲中或多或少地总会涉及到他（如“与丽治谈政治”），所以译者不能不把这一点在这里加以说明。
在中期，贝朗瑞也写了不少歌唱爱情和欢乐的诗歌，这些诗歌和前期的亚拿克莱翁式的诗歌不同的地方是：具有社会性和斗争精神。“搁楼”和献给丽采特的一系列的诗歌（如“你从此不是丽采特了”，“丽采特的贞操”……）。这些诗歌毫无例外地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也表达了对复辟的痛恨。在这些诗歌中，统治阶级的伪善，淫乱和穷人的纯洁感情，劳动者和剥削的富翁及资产阶级，出卖灵魂的贵族妇人和纯洁的小家碧玉，都成了鲜明的对比，
贝朗瑞很清楚他自己的诗歌在反对复辟制度的斗争中的意义，他曾说过他要以诗歌来引导伟大的人民队伍前进。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在一八二一年，他被控告有伤风化，亵渎宗教，侮辱国王和歌颂革命的三色旗，因而被判处三个月徒刑：不难想象为什么在审问的时候•法国人民广泛地游行示威，向政府抗议。这种迫害结果反而使得他的新思想进一步高涨。
一八二四年到一八二七年，法国工业发生危机，反动统治压迫更甚，人民愈益不满，贝朗瑞的进击也就更加激烈。他进击的目标除社会上的反动阶级以外，还有君主制度，以及国王本人。查理十世继位之后，天主教及其它教派大肆活动，贝朗瑞辛辣地揭露了这些人的种种丑态（见“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一八二八年出版了他的“新歌曲集”，其中“小红人”一诗引起了国王的盛怒：还有“守护天使”一诗构成了他侮辱宗教的罪名，被判九个月徒刑，他在监牢里的时候，民主主义的法兰西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而他也仍旧继续斗争，写了好几首极有力量的歌曲（如“一八二九年的食肉节”，“七月十四日”，“主教和诗人”……）。
以下谈一谈他的创作的后期；这是在七月革命以后开始的。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革命行动，贝朗瑞不仅在思想土参加了这种行动的准备，而且实际参加到里面去，向进行巷战的英雄们致敬，拉马丁不得不这样说：“贝朗瑞的诗歌，在七月的头几天，是人民射击的子弹。”然而不幸的是：在波滂垮台以后的决定性的时刻，他摇摆不定，意识上存在着矛盾。他对民主羣众的解放斗争的规模感到惊讶。他赞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制；但他不久看清了新政权的真面目，就明白过来了。因而当路易•菲力普打算给他要职的时候，他不愿为这样的主人效劳，加以拒绝（见“致荣任总长的朋友们”，“拒绝”）。而他的著名的诗篇，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到六日起义失败之后所写的“七月的坟墓”，正反映了诗人对于革命结局的沉痛失望。起先，在七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天，他以为他的诗歌随着复辟制度的垮台而失去了作用，因而想从此搁笔；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不能够这样做（见“歌曲复兴”）。他还要向反动势力斗争；不过新的形势要求诗人创作出新的诗歌。贝朗瑞的特点在新的条件下，也必然有所变化。这在一八三三年出版的集子中看得出来；这个集子反映了在七月君主政体下展开的时代面貌。他塑造的形象还是典型的；富翁，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人物成了他注意的中心。他进击掌权的寡头——银行家和大投机商，七月王朝的支柱。他把资产阶级比做绿林强盗；他不局限于暴露金钱统治，还企图指出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实质。一八四○年写的“蜗牛”就是痛斥这些依靠别人的劳动过着阔绰的生活的人，读者看了诗人所刻画的肥胖的蜗牛的形象，不难认出牠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年老的流浪汉”一诗，是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秩序而写作的，在这样的社会中通行无阻的是那些自私自利，没有良心，不公正的人，如果说法兰西是一棵大树，那末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的“虫子”在咬大树的根。
贝朗瑞自称为“大众的儿子”；是的，可以说他当之无愧。他的确和劳动者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的确热爱人民；在法国工人运动成长起来的那些年代中，他也的确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污和自私，甚至他还看到并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但是他没有像从前那样号召革命斗争，他对那些颠沛无告的劳动者和穷汉们，只有表示同情，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见“红头发的让纳”，“杰克”，……）。他一方面对人民光辉的未来满怀信心，另一方面却没有找到，因而就没有指出走向光辉的未来的这条道路。或者换一种说法，他自己以为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能够找到这条道路（见“疯子”）。他在“历史上的四个时代”里描绘出最美丽的未来的幻境。但是即将来临的未来是怎样的，他并不清楚。在他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帝王不经斗争和暴力就会自动消灭；共和制度用他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方法就可以建立起来（见“诺斯脱拉达莫斯对二○○○年的预言”）。尽管如此，他在后期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按其思想倾向来说，仍属于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范围。譬如“一个思想”，就是一首充满了乐观主义，对人民胜利抱有无限信心的好诗。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在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开始成熟，民主革命的准备正在进行的情况下，贝朗瑞的政治诗歌从“空想式”的四十年代的诗歌特征中解放出来，又一度放出光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诗人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前夜，用“洪水”这样的诗歌公开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所以马克思，在二月革命的头几天，以民主联合会的名义，在写给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贺函中特别提到贝朗瑞：“法兰西人，光荣和荣誉应该归你们，因为你们奠定了正像不朽的贝朗瑞所预言般歌颂过的那种人民的同盟的主要基础。”（见“人民的神圣同盟”）可是应该指出：当新政府请他担任职务的时候，他也坚辞不就，像从前一样。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民主主义者的贝朗瑞也未能转到无产阶级的阵地上来；不过他究竟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在第二帝国时代，拿破仑第三要求贝朗瑞同意重印有关拿破仑的诗歌，遭到诗人的坚决拒绝。诗人也拒绝拿破仑第三给他的养老金和荣誉。
他在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六日逝世。政府没收了他的遗体。他的葬礼，正像他在诗中所预言的那样，是在许多警察的防备下举行的，因为政府害怕广大羣众游行示威。至于给他以“民族诗人”的称号，那是统治阶级的诡计。有些人就上了这个当，对贝朗瑞加深了误解。但是一般地说，尽管贝朗瑞自三十年代末暴露出动摇和矛盾，他一直受到法国人民的深深的爱戴；那是因为他，尤其是在前两个时期内，代表爱祖国，爱自由民主的人民说话，反对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
最后谈一谈他的艺术。
贝朗瑞一开始创作。就力求朴实，自然。他不喜欢模仿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风格。他写信给青年说，不要效法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要在自己身上树立起对祖国对人类的强烈的信念，并且把自己的奋斗，思想和这种强烈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的题材都是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和最尖锐，最富有战斗性的问题。他的诗歌是面向大众的，他力求自己所创造的形象清晰而具体，又能令人信服。他一直有意识地向民间歌谣学习，因而他的诗歌直接和革命的民歌传统相联系，保持并发展民歌传统的优点：诗句富有旋律，语言生动准确，讽刺得十分辛辣，暴露得非常直率……他的诗歌不同于其它诗人的抽象的，宣言式的诗歌，是一定社会现象的综合概括，所以能创造出既十分具体又极为典型的形象来；加拉巴侯爵的形象：教士们的形象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贝朗瑞的诗歌是伟大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是顽强和巨大的劳动的结晶。他从力求清晰，明确和具体的愿望出发，创作出他自己的诗歌；诗歌的每一节都包含着完善的，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诗句的重复不仅是为了强调，而且往往也是为了在以后各节中进一步发挥这个基本思想的内容。他用这些艺术手法使自己的诗歌具有特殊的，鼓动性的说服力。他在他的诗歌语言上下了那样大的功夫，所以他的作品总是丰富多采，没有空洞的字眼和靡丽的词藻。他做到了这一点：他所说的话，就像是人民大众平常所说的话：他的诗歌语言几乎全部是全民性的法国语言，简洁明朗，言之有物。
1957年9月，北京。
① 葡萄和玫瑰，主要是指酒与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