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保尔·拉法格的信
附录
亲爱的拉法格，首先，我要感谢你向沃冈①谈起我。你知道，我对他的评判是何等重视。至于我的传记，实在没什么可谈的。在我这本诗集的《小传》一诗中，已说了个大概。
我于一八一六年生于巴黎，只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书。十三岁时，我就跟在圣安娜街开业的父亲学徒。
| 在那制木箱的工作台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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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助一本旧的莱斯托语法书学会了写诗的规律，那本书是我在一个破烂不堪的衣柜的废物堆里找到的。后来，一本三十二开的贝朗瑞歌集在我心目中取代了荷马②、维吉尔③和贺拉斯④，我把这本歌集从头到尾抄录下来，在十二岁上就能背诵如流。
一八三○年的“光荣的三日”⑤是唤醒我的第一声战鼓。我这十二岁⑥的不折不扣的小鬼，就攀在为纪念贝利公爵⑦而在卢浮瓦广场兴建的赎罪教堂的脚手架上，伴着攻占卢浮宫时瑞士籍卫兵的最后枪声，低唱出我的第一首歌。这首歌自然就采用了这个叠句：自由万岁！
这首歌虽然相当规整，但是落套，总之是蹩脚的。此后我又写了一连串同样蹩脚的歌，其中十来首由舒瓦色尔横街的勃雷螺的伙伴们用来折纸玩了。歌集的名称是：《少年诗神》，一个可以说是巴那斯⑧风格的名称，这是沙尔勒·勒巴日⑨在歌社里建议我起的。那时，每到傍晚，离开父亲的作坊和店铺以后，我就到歌社去吟唱我的习作。
其中的一首歌：
“请再拨动你的琴弦，诗圣贝朗瑞！”
承蒙我神圣的大师给了我如下的亲笔回信：
“先生：
那时我还写了半打五幕诗剧（见不得人的拙作！）对于我本人和对于大家都十分幸运的是，老鼠把这些剧本咬得连一行也投剩。由于我愚蠢地厌烦了父亲的职业（我至今后悔不迭），我去蒙马特尔城郊的一间小小的学校里当一名衣衫褴褛的穷管理员，所挣的工资还不到宿舍清洁女王的一半。后来，当我作纸店职员时，我为歌剧院横街的儿童剧院提供了不少轻松、优雅的喜剧和饶有风趣的活报剧，简直成了这所剧院的贝尔甘⑩和斯克利勃⑾。这一时期，我和缪瑞⑿作伴，《流浪生活》⒀中的某些场面就发生于我们在蒙西尼街的那间屋顶陋室里。我的剧作在儿童剧院失火的时候烧毁了。
约在一八四○年，我写了一首巴贝夫主义的歌，现在只剩下一个不完全的抄件。我把这首歌交给一个友人，他是共产主义宣传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首歌印了出来，并且在里昂和南方获得惊人的成功。我从一张反动传单上得知，“这颗能引起火灾的火种，在由于无知轻信而投向罪恶鼓动者的劳动阶级中，深受喜爱。”
可是“罪恶的鼓动者”竟连想也没想到；不过这首歌倒确给我带来一种报酬。可怜的沙尔勒·基尔在他自杀前不几天来访问了我。他听说——也不知是怎么听说的——我就是那匿名的鼓动者，于是前来同我这纵火犯握手。
一八四八年革命使我的心灵和头脑开了窍。我阅读傅立叶的著作；我变成一个人们所谓的“狂人”⒁，并且用歌曲来反映傅立叶的思想。
阿里尔·布洛曾为我的一大批诗歌配曲，不过这些歌曲只为一些亲近的人所知，例如欧仁·纽、费迪南·基通、布尔丹、叟维斯特和玻兰等人。
诸如孔西德朗、图斯奈尔、康塔格鲁埃⒂之类的权威人士，对我不大赏识。因为与他们那种和平主义的民主主张相比，我是太革命了，我的“无政府主义”炸药总是在这些董事们的肥胖的腿肚子边爆响。
就在这期间，我成为画师：我毫不为条条框框所束缚，一任柔软的木炭和彩笔自由挥洒。作为构画者，我的才思源源不竭，然而作为制作者，我却十分无能。我在巴黎第一家画坊当了近三十年的工长，却没有发觉老板在友谊的面纱掩盖下对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瓦普洛⒃在他的《公社人物传记》中，忠实地反映了我这阶段的生活。
四八年的失望和六月的罪行⒄毁坏了我的健康，我患神经官能症和血管栓塞症已有二十年。
现在这个集子里的所有诗歌，以及保存在我的稿夹中的另外一些诗歌——尽管我认为这些诗歌沾染了过多的神秘主义和泛神主义色彩，可能有朝一日还是要发表的——都是我在茹尔—昂—茹查和枫丹白露森林休养时所作。
严格说来，我从未从事过战斗的政治活动，例外的是一八四八年六月，那次我险些被枪杀，还有发生政变⒅那次，由于我得了肺炎才幸免被迫究。后来，就是一八七一年：
| 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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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独立经营的印花布图案画师，我拥有巴黎首屈一指的画坊，生活比较宽裕，顾客不乏其人。我招致同行们的责难，因为我鼓动所有受他们剥削的职工组成了一个工会。我促使这个计有五百名会员的工会加入了国际。
正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所以在围城⒆期间我被选入第二区警备委员会，继而任派驻科尔德里⒇的代表。我当选公社委员的原因也在于此。
鉴于年老，并且右手残废，我让我的同事若阿纳尔（21）负责军事行动，我自己则专注于交易所区政府的事务。我行使区长的职权；在公社会议上，当建立公安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时，我是这样说明自己赞成的理由的：“因为目前形势要求行动果断一致，我投票赞成建立社会治安委员会，不管它的名称如何。”
凡尔赛匪帮攻进巴黎，区政府陷落后，我撤至第十一区，在那里同费雷、勒弗朗赛、瓦扬、瓦尔兰和德勒克吕兹（22）度过了战斗的最后几天。
接着我取道比利时抵达英国，在那里住了两年。然后我又携带妻室前往美国，在那里待了七年，大赦后我返回祖国时，已经是又穷又老。我曾试图重操图案画师的旧业，但这个行业的条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到处都一样，首先必须有一笔资本。经过两年已非我这把年纪所能胜任的苦斗和奔波，我又受到一次瘫痪的袭击，这次病倒，迫使我不得不放弃一切工作。
所以说，丽丝歌社今天出版的，是一个战败者的诗歌。纳斗的序言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他在一八四八年如何结识我，以及他在一八八三年又如何找到他的歌手的情景。而我可以证实的是：这歌手并没有麻烦过任何人。
老诗人吕西安—维克多·莫尼埃在他那篇语重心长的文章中精辟地概括了我的一生：永远缺少面包和时间。
随同这番毫无意义的闲话，谨寄上我所有印行过的著作，我深知，这些东西也同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再一次感谢你，我的朋友；紧握你和沃冈公民的手。
你们的老鲍鲍。
欧仁·鲍狄埃
① 见200页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