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使斯大林便于篡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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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38年的镇压完成了斯大林预谋已久并分期进行的篡党篡权计划。早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就被称为独裁者，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三十年代末所确立的斯大林的完全不受约束的个人专政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在他的血腥统治最后十五年里，在我国生活各个领域里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和近千年来任何独裁者所没拥有过的。斯大林手中不仅掌握了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领导的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和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

但是至今为止，一些关于苏联历史及苏共党史的书籍把1936—1939年这一时期仍然看作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期，这是多么离奇。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仅仅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苏联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但没有阻止它的发展。我们在一本这类的“历史”著作中读到下面的话：“个人迷信……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能动摇党的列宁主义基础。党及其地方机构过着积极的自主的生活。党所依据的真正列宁的原理和在同个人迷信所产生的不健康倾向进行经常的冲突中，总是占了上风。”¹

1965—1966年在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直接领导下（编委：Г·Н·格里科夫、А·И·蒂托夫、Г·А·德波林等）编写的一本供学校教科书用的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书《苏联共产党简史》尤其粗暴地篡改了苏共党史。该书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一章叙述了 1936—1939年间的事件。这一章里提到：通过了更民主的新宪法，选举制的民主化，联共（布）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一点也没有提到罪恶的大规模的镇压，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最优秀的干部被消灭的事情。教科书的作者在本章中没有提到斯大林专横政策的任何一个牺牲者。只是很笼统地提到斯大林关于苏联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看法和他的滥用职权。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贬低新宪法的意义。但同时我们知道，过去的多数独裁者在他们组织了某种暴力政变之后，往往保留了那怕是形式上本国早已存在的许多民主制度。这一传统早就从科尔奈利乌斯·苏拉开始了，他成为罗马的独裁统治者之后，几乎没有改变地保留了原来的全部民主制度。苏拉时代保留了执政院，但是被选为执政官的是苏拉自己或者他所指定的人。元老院也保留了，但是参加元老院的三百名新成员，都是苏拉的拥护者。平民议会也保留了，但是它已失去了大部分的影响和权力。平民大会也继续召开，但只是为了听取苏拉的意志。

斯大林也同样追随了这一古老的传统。他没有废除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是却完全不去执行它。他既没有撤销联共（布）中央，也没有撤销最高苏维埃及我党和国家形式上民主的其它最高机构。他只是强行改变了这些机构的人员组成，并完全不考虑这些机构的合法权力。

例如，斯大林完全无视联共（布）中央的一切权力和特权。大家知道，过去联共（布）中央是作为民主的集体机构而建立起来的。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定期召开；为了阻止党内任何专横的发生，党章上还规定：任何中央委员不经过中央全会的同意不能被开除岀中央。

但是在1937—1938年期间对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镇压，以及把他们处决时，斯大林并没有请求中央全会去批准，他独断独行或者在很小的圈子里就决定了有关中央委员的命运问题。所以，对多数中央委员来说，逮捕他们是完全出乎预料，甚至连最起码的法律形式都没有遵循。例如，联共（布）中央委员约·亚基尔突然被召回莫斯科，他在布良斯克车站上，直接从高级车厢里被抓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半夜里进入了亚基尔的车厢。有一个人从正在酣睡的这位军团长的枕头底下拿走了他的手枪，然后把亚基尔叫醒，并且向他宣布说，他被捕了。“中央的决议呢？”亚基尔问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蛮横地回答说：“到莫斯科后，一切决议和批准书都会给您看。”²

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鲁祖塔克是在他别墅的办公室里被捕的，当时他正和画家В·Н·梅什科夫、亚·米·格拉西莫夫³和П·М·舒赫明在一起进行热情的谈话。⁴

根据原联共（布）中央视察员Д·Ю·佐林娜的证实，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农业部部长В·А·雅科夫列夫⁵就是在联共（布）中央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的。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问道：“难道我们这里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我是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你们有什么权力不经中央批准就逮捕我？”但是他的抗议显然得不到回答。

象安·布勃诺夫这样著名的中央委员，他的命运也很有代表性。1937年10月布勃诺夫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被克里姆林宫警卫挡住了，不让他们去参加中央的会议，说他们已得到上面的指示。不安又难过到极点的布勃诺夫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了，在那里他一直待到天黑。晚上布勃诺夫从电台的最后消息中得知，他已被撤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几天以后，布勃诺夫就被捕了，不久死在狱中。⁶

斯大林对待多数联共（布）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行为也是如此粗暴，无法无天，蛮横到了极点。

斯大林也完全无视联共（布）党章所规定的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在列宁时代十月革命后前六年里举行了六次全国性党代表大会，五次代表会议和七十九次党中央全会。列宁逝世以后的前七年里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五次代表会议和十三次中央全会。但是后来的二十年中，即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统治时期（1934—1953年）总共只举行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而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间隔了十三年之久！在这二十年里只召开了二十三次中央全会，这些全会多数是在战前召开的。1941、1942、1943、1945、1946、1948、1950、1951这些年里连一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过。⁷

换言之，斯大林把本应是民主机构的党中央逐渐改变为庞大的，机构臃肿的官僚化的党的办公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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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国内战争末期，白卫军运动的一些理论家们就谈论过，说十月革命和过去的多数革命一样，最终仍以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而告结束。有名的保皇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瓦·舒尔金⁸在他写的《一九二〇年》一书中，叙述了他在1920年底同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使馆一个工作人员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舒尔金力图证明，由于客观条件的原故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恢复俄国原来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把俄罗斯强国的边界恢复到“自然的境界”，而且将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上台”准备条件。但是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专制君主。根据舒尔金的说法，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抛弃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借助社会主义推翻了旧的一切，夺取了政权。他们必须把这一包袱背到底……而这个大包袱会压死他们……到那时会出现一个某人，他会继承他们的‘法令’……他们那敢于承担作出不可思议的决定的胆量，他们的残忍、即执行已在某种场合作出的决定的残酷无情……但他不会把他们的包袱拿过来。他按其意志能力来说，会是真正的红卫军，但按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则会是真正的白卫军。他按其充沛的精力来说，将是布尔什维克，按其信念来说，则是民族主义者。这种结合体，我知道，它是艰难地出现的……是的，正是这样……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所出现的可怕的事实，现在在俄国的头上笼罩着的可怕的威胁——这只不过是可怕的、艰难的、把人折磨得不堪的……分娩……，一位专制君主的诞生……一位真正的专制君主，而且是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诞生是容易的事吗”⁹

毫不奇怪，住在国外的保皇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些代表人物，把斯大林在苏联的篡权看成是某种君主制的政变，是迈向建立新王朝的步骤。1945年在布拉格的叶·德·库斯科娃¹⁰档案中发现了帕·尼·米留可夫于1936年9月18日写的信，米留可夫在这封信里写道：

“在您看来，这些枪决是因为抛弃了路线。路线还继续存在，因此不必惊慌，让他们继续相信自己的路线，直至送上断头台。当评价这一方法（从表面上），说它是野蛮行为时，我认为采取这些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正确的……我更加祝愿斯大林长寿，为的是不要再倒退回去……”（根据苏共党员С·彼得里科夫斯基¹¹

一个从1920年起就不断坐监狱的老保皇分子，他是一个军官，在布蒂尔卡监狱里告诉当时和他同牢房的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М·Б·库坚茨说：“我很幸福，我们敬爱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¹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由于他的软弱，没有能实现。看，现在的监狱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你们难道不懂吗？现在进行的事，正是在俄国建立新的王朝。”

显然，这些人搞错了。斯大林并不想恢复君主制度，并不打算把驱逐出去的地主和资本家请回苏联。他是力图用某种方式把新的社会制度同反民主的绝对独裁制度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将斯大林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大家知道，拿破仑取得政权以后并不想把法国农民已夺取到手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地主。拿破仑也保留了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切主要成果，当时，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拿破仑甚至在解散执政内阁和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时，也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这一新统治阶级全力支持了拿破仑，政变后第二天交易所提高了几乎所有的股票行市，这是他们响应政变的表示。所以拿破仑所做的事都是公开进行的，他不怕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裁者，而且还把皇冠加在自己头上了。相反，斯大林篡权和消灭相当一部分革命干部，无论如何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斯大林的全部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及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在拿破仑敢于公开活动之处，斯大林被迫去随机应变，进行欺骗活动。斯大林没有给自己封王称帝。从形式上他到三十年代末除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来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行政职务。直到战争前夕斯大林才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后来授予元帅称号，最后甚至授予大元帅称号。与此同时，斯大林虽然没有君主称号，但最后十五年里他手里所集中的专制权力是拿破仑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掌握的。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¹³在谈到这一历史反常现象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知道，法国革命是以拿破仑专政而告结束的，所以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革命也可能步其后尘。他们因此不相信托洛茨基，因为在全体领导人之中他最象拿破仑，他们相信斯大林，因为他最少象拿破仑。”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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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已讲过了三十年代镇压运动的基本性质、以及导致斯大林进行镇压的动机。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怎样能够实现其罪恶计划，什么因素促使他对党给以如此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没有遇到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及国家其它领导机构的坚决反抗？为什么党允许它的那么多优秀儿女流了这么多的血？为什么党在专横的威胁面前如此软弱无力？在这可怕的悲剧中什么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什么又是偶然的呢？

大家很了解，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就不止一次提出过：革命如果不是在适合它的理想的客观历史条件下进行时，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蜕变。年轻的格·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的争论中也不止一次讲到这点。普列汉诺夫确认：如果人民在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夺取了政权，那么“革命有可能导致政治畸形，就如古老的中国或秘鲁帝国那样，也就是说出现以共产主义为背景的新的沙皇专制。”¹⁵

今天，那些和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这个题目的人们认为，这些话是有预言性的，他们力图证明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象斯大林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夺取政权。作家В·К·—夫告诉我们：“如果列宁再活十至二十年，那么他一定会被‘新人’挤出领导之外，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大林。”经济学家И·对我们说：“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以直接专政，即以暴力为基础的。无视一些最起码的民主制和法制，必然会产生斯大林专政。正是斯大林最完美地走向了这个制度，他只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了这一专政中所具有的可能性。”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人继续写道：“事情就在于，俄国这样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为时过早了。在一个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里，多数人民是文盲和没有文化，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它还是在得不到其他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过早地破坏了一切旧的社会生活方式之后，发动了、并且解放出来如此巨大的力量，使这巨大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或那种斯大林主义的形式。现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对我国来说，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斯大林主义，而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它的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切又都是严格受到决定论的支配的，那么我们同时必然要接受另一种观点，即十月革命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也是由原来的俄国君主专制的畸形体系严格地被规定了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二月革命完全不是什么为时过早的偶然事件。换言之，为了阐明斯大林主义，我们就要追溯到我国历史上的更早的时代，直至鞑靼侵略为止。但这是不正确的途径，是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开脱责任，而不是谴责它。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都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看来总是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这时某种可能性的胜利不仅由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因素及条件决定的，而且还有许多主观因素和条件，其中某些因素显然是偶然的。

二十世纪初期甚至连俄国的沙皇制度也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善于领导，实行较明智的让步制度，我国也许不会发生二月革命。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同样有两种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战争结束得早（或者政府决心签订和约），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向农民作出更大的让步，如果弗·伊·列宁未能及时地回到俄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可能在我们国家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巩固下来。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因此，在从某一时期起，十月革命实际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理所当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各种政治发展的可能性里面，哪种可能性大一些？那种小些？在每一个别的情形下，需要对这一问题的全部客观和主观条件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是，这一或那一事件发展的甚至是最小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事件的这种发展乃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家А·Я·古列维奇公正地写道：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事先、而且是一劳永逸地铺好了的路或轨道。任何人都不会使历史按计划或预先决定好的那样去发展。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偶然性和不同的路子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和无限‘选择’的自由体系……已完成的事物’在我们想象中是必然的，但这只是因为其它可能性没有实现罢了。自然，历史学家寻找已经发生了的事件的根据，并对他加以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当一定的潜在可能性实现了，而其它可能性被排除了，就会产生一个观念，即已发生的事态发展的途径是唯一可能的，而这一思想随着我们发现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内在逻辑之后就变成为越来越坚定的信念了。历史过程的已实现的方案得到自己的解释并被宣布为符合规律的。但是认为历史过程是某种不可避免性，而且断言，已完成了的事情是先此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可能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合理地排除其它的那些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而不去研究社会中永远存在的各种发展趋势，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¹⁶

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们看来斯大林主义完全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也远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所形成的政治观点是没有任何缺点的。革命初期的苏维埃政权制度中也有不少缺点。但是这一制度也有许多重要的优点。所以苏维埃国家后来的发展道路根本不是受决定论的支配，即必然会转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我们的观点是：十月革命后不久所形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当时存在着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而各种可能性中最坏的形式——斯大林主义在其中并非唯一的甚至并不是主要的可能性。还在列宁时期我国和我党已发生了革命发展的各种不同趋势和不同方向的斗争。如果列宁在1924年没有逝世的话，这一斗争以后必然会尖锐化。但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在我们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化趋势的胜利。

同样的问题——即关于我们革命发展道路中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比例问题一也是许多国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其中当然有共产党人。还在1956年3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陶里亚蒂¹⁷在他接见《新论据》（Нуово Аргументи）编辑部人员时发表的著名谈话中说：

“……当我们实质上只限于揭发斯大林本人的缺点作为最初原因时，我们就仍然停留在‘个人迷信’范围内。过去一切好东西都被解释成出自某一个人的超人的优点；现在一切恶果都归结为他的如此特殊，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的缺点。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指导。真正的问题，即苏联社会为什么能够走到而且已经走到了离开了他曾经为自己制订的民主生活和法制的某种形式的问题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他为什么甚至已经走上了某种蜕变的形态……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的错误毫无疑问是和苏联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的比重过分增大相联系的。很难说，哪里是原因，哪里又是后果。某种现象已经逐渐地成为另一种现象的表现。 ¹⁸

南斯拉夫的一些研究人员，曾力图证明三十年代的悲惨事件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受决定论的支配的。这个问题，他们讲得很肯定（虽然在我们看来不太公正）。例如，南斯拉夫理论家В·科拉奇在1964年写道：“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具有非凡魔力的‘个人迷信’公式的背后，实质上隐藏了什么东西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整的体系。……‘个人迷信’标志着对社会主义民主最粗暴的消灭，是某种独特的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暴政，自由创作精神和伟大的人类宝贵财富的被消灭，在为了某种具有魅力的未来的名义下，冷酷无情地消灭人类，政策和思想的绝对化，否定人民的自由……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想，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发生呢？因为这个国家向全世界表示过：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历史的必然性。”В·科拉奇继续写道：“一个力图加速经济发展，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国家存在的艰难条件，要求它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和权力去弥补物质基础的薄弱。这就导致政策的绝对化，把它变成某种神话和神学。技术进步只是更加巩固了技术官僚阶层。国家逐步形成为控制社会的绝对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公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都失掉了作为自由的人讲话的合法权利；人道主义被粗暴地践踏，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弱点。国家权力如此强大，使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服从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体系，把自己变成这些教条的唯一的和绝对的解释者。”作者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这样一来，“个人迷信”这一神秘公式掩盖着的一切畸形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历史的任性行动或沙皇独裁制度传统的某种压力，而是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就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原故。”¹⁹（着重点是我们加的。一一作者）

В·科拉奇文章中提出的某些论点很难不同意它，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遇到了这些历史和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我们看来，В·科拉奇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当他断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别的发展道路，只能沿着斯大林时代的道路发展，而这一条道路在许多方面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这样，他就不正确了。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革命必然要伴随着群众性的暴力行为，伴随着践踏最起码的民主准则，伴随着专横暴虐和对待人民大众、劳动者及知识分子的强制行为。

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规模巨大的镇压绝对不能说明是对斯大林专横暴虐和违法行为的某种明显的反抗——这只不过证明斯大林和他的许多亲信的无限的残酷的本性。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实现其独裁和毫无止境的个人专政时，并没有遇到任何较强的反抗，不仅党和人民，而且那些成了惩罚机构镇压对象的党和国家活动家们都是如此。反对斯大林的仍然只有那些以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所指的是国际范围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白俄侨民。那些认为自己是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余势力对斯大林的反抗也是极微弱的。这样一来，斯大林在国内的篡权行为相对地说，是轻而易举的。这种情况当然要求有比В.科拉奇的文章及一些类似的材料更加深刻的解释和论证。

列宁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的体现，斯大林则相反，他是进入俄国革命运动中一切最坏的品质的体现。总而言之，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了党和国家这一事实本身，我们深信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但是这一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性的本身，以及促使斯大林得以成为党的领导并且得以巩固了他这一领导各方面的因素是什么，这一切当然要求作最细致的分析。这是因为在我们党的面前不仅提出了应该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罪恶的任务，而且还要排除一切使他得以违法乱纪和滥用权力的条件。

在我们面前必然还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斯大林虽然犯了我们今天已经清楚看到的、如此吓人听闻的罪过，那么他是如何得以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政权，而且还保持了多数苏联人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呢？！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位仅仅依靠力量来维持的暴君，这也是事实。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整个时期里，他同样是依靠自己在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当中的威望和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况且，这个冷酷地一批接一批地消灭了几百万人的暴君在我国统治的时间越长，看来，多数苏联人民对他的忠诚和热爱就越强烈。现在，回忆过去，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在党内人们对他的这种感情达到了顶点。所以当他于1953年3月逝世时，国内外亿万人们的悲伤是完全真诚的。

世界历史中这一没有先例的历史性的讽刺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促使斯大林在国内篡权的一些条件。但是，这一问题有必要更加仔细地加以分析。

允许斯大林较容易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的首要的和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无限膨胀了的、对他的个人迷信。

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里常说个人迷信，而且说得很多，在1938年以前、正确地使用‘迷信’这个词时，是指它最初的宗教上的含意。以后，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成为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大家开始战战兢兢地念叨他的名字，他们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苏维埃国家，使之不受侵略和解体。’”²⁰

把斯大林个人神化，使党和人民失去监督他的行为的权利和可能，他做的一切和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一切事情预先就都被宣布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和优越性都归于他个人的功绩，这就使党员和党的领导的政治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使他们变成了瞎子，看不清楚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这种状态要求他们不是自觉地遵守纪律，而是盲目地相信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迷信和其它一切迷信一样，使共产党变成了某种宗教组织，而且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以绝对正确的“教皇”——斯大林为首的一群僧侣——即党的领导人和教徒，即普通的党员群众清楚地区分开了。

确实如此，在斯大林迷信年代里，党的组织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宗教教阶制度的一切特点。

这样一来，斯大林迷信不仅掩盖了他已经犯下的违法行为和错误，而且为新的罪恶和滥用权力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个人迷信在这种理想的形式下不仅巩固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状态，而且加强了脱离人民的状态，把斯大林抬到凌驾于党之上的望尘莫及的高度。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一切事情离人民如此之远，对无法了解真情的人是如此神秘，尤如同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事情一样。

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我们人民的社会意识里出现的（和被灌输的）正是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点是人们有各种幻想，自我安慰，没有批判地分析形势的能力，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具有宗教的狂热性等。正如尤·卡里亚金在他的文章中公正地写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出现了宗教意识的世俗版本。²¹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实的反映是被歪曲了的，事实和现象取得另一种色采。例如，苏联人民不那么容易就相信扣在老布尔什维克头上的那些吓人听闻的罪行。但是，他们更难相信，这里的问题却是斯大林一手预先阴谋制造出来的，而且正是他决心去犯罪，把自己昨天的朋友和党内战友消灭。

对斯大林的宗教迷信必然伴随着贬低一切其他人的作用，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作用。在苏联人民之中必然会产生并被灌输给他们一种形式主义，对他们要求有统一和规范的言行。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成为斯大林服务，不是斯大林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斯大林服务，为斯大林而工作；斯大林的表扬、鼓励和微笑一下都被认为是最高的奖赏。这样，一切合理的关系全紊乱了，因此出现一种完全特殊的对人对事的评价的制度，这种评价是和是否能为“上帝”服务相联系的。这大概帮助了许多人去克服和忍受艰难的生活，但这同时又帮助了斯大林实现他的罪恶阴谋。因为狂热的迷信者不仅不断地对自己的上帝祷告，而且能很容易使他去杀害“渎犯神灵的人”。

任何宗教的另一个特点是脱离世俗，不是关心实际福利，而是关心拯救灵魂。尤·列瓦达²²写道：多数宗教通常宣布尘世的生活同永恒的天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在这样的尘世生活中，人们应该以对上帝的虔诚和顺从态度准备迎接上帝的裁判。任何宗教都宣传要听天由命地去忍受生活的艰辛。²³对苏联人民也同样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的未来的世界，为此，可能而且应该在现世的生活中，忍受任何艰辛和困苦。

把斯大林神化之后，人们就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待他的行动，甚至于对那些用任何合理的理由不能辩解的事情都力图为之开脱责任。当然，几乎一切人在自己的周围都不仅会看到好的东西，而且也看到许多坏的东西。但是正如对待万能和至善的上帝的信仰那样，多数教徒中不会因他们在自己周围看到人类苦难和不幸就不再信仰上帝，——这是因为他们把一切好的事物都归功于上帝，而一切坏的事物都归罪于魔鬼的原故；在斯大林迷信时代他们把我国发生的一切好的事物都算在斯大林账上，而把一切坏的东西都和那些斯大林本人与之斗争的罪恶势力联在一起。例如著名的苏联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就是这种真心实意的人，也就是受骗上当的人。М·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所有的朋友中，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大概是最大的积极分子……他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我和一些敖德萨的朋友们，即参加过反对派的人，我们对斯大林的信仰有过裂痕，后来裂缝被弥补起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发出那样清脆的声音。可是鲍里斯在三十年代初期，如同他十年前还是共青团员时那样，他的声音仍然那样纯洁……

在鲍里斯的性格中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他热爱顿巴斯有时到了可笑的程度，他能够一下子就激情满怀，对朋友文质彬彬，很有分寸，他有着经久不衰的少先队员般的激情和喜悦——这一切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时代刻划在他性格中的特点。时代变了，但是人的特点保留了下来，在新时代的形势下，这是很悲惨的，因为他们帮助了那些隐藏在真诚的人们背后的两面派去欺骗年轻人，青年人是惯于相信真诚的人的。几代人都相信戈尔巴托夫，相信他的直爽和真诚，但却不知道他自己受人蒙蔽了，而且不自觉地帮助坏人进行欺骗。

现在读戈尔巴托夫书的人少了，因为现代青年人不喜欢戈尔巴托夫的高调，他们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但是不对，鲍里斯不是装腔作势，他只不过是那个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代的儿子。

他是信仰宗教的人。信教的人能设想庙堂里搬进了魔鬼吗？当信教的人突然看见金色的法衣下面露出了魔鬼头上的尖角时，他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这是他的幻觉。于是他在胸前划了三次十字，祷告上帝祈求拯救他。他就这样使自己相信这不过是幻觉，于是魔鬼的镀金的尖角在他眼里消失了，变成了圣者头上的圣光。他自己祷告上帝，并且迫使孩子们也去祷告。可惜那根本不是圣者。”

“斯大林万岁！”——一些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当他们被带出去枪决时，他们是喊着这样的口号死去的。

这种掌握了群众的宗教意识也束缚了这样一些人的思想，他们已经不相信斯大林，开始觉醒起来，虽然还是模糊地但已经有些看到斯大林将会把党引向哪里去。为什么奥尔忠尼启则会自杀，而不去杀死斯大林呢？为什么斯大林十五年罪恶的血腥历史中没有一次是能够多少有效地排除斯大林的各种意图呢？这不是因为人们想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自己采取这一步骤在个人迷信时代会引起难以预料到的后果，也许这就使那些能够采取这样行动的人裹足不前了。”Г·巴克拉诺夫²⁴小说中的主人公叶梅里亚诺夫说：“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帮助人们去巩固了对他的盲目的崇拜，而现在，我们本人在自己造成的崇拜面前变得束手无策了。神圣的真理如果不符合当代人的认识的话，就会变成可怕的谎言。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现在敢于把斯大林做过的一切事情都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去宣布，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从那一分钟起，连动摇的人也会相信：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会去相信人们讲的一切事情。这样一来，任何惨无人道的行为都算不得什么了。”²⁵如果这样，正如伊凡雷帝时代一样，人们在塑造了一个世俗的上帝之后，却无力监督他的一切行为，而且也无力去惩罚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²⁶在谈到伊凡雷帝时代写道：“最可怕的是：如此怪诞无稽的思想（即指沙皇政府是上帝造出来的）不仅暴君自己拥护，而是人民也相信的。伊凡雷帝这一疯狂的野兽虽然把自己的统治变为惨酷、凶杀和纵欲的真正狂欢酒宴，虽然他卑鄙无耻和胆小如鼠，因而到处怀疑别人在搞反对他的阴谋，于是他把他的几千个部下鞭笞致死，对他们所使用酷刑连后人读起来都会令人发指，……虽然他连续不断地整整做了四十年的坏事，但是，在这一吓人听闻的统治时期，没有听到一个反抗的声音，没有人起来反对他，没有人为了报仇雪耻挺身而出去惩罚他。伊凡四世的牺牲者有时幸运地逃了出去，但是历史学家没有发现一点痕迹能说明曾经存在过反对他的什么策划。他们这些人并不是胆小鬼。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勇敢的久经沙场的战士，在战争中立过功因而英名远扬，他们在牢房里受刑时、在刑场上，一般都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身上具有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灌输给他们的错误观念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能克制自己那种自然产生的想起来造反的冲动，压下自己的愤怒，因为对沙皇的屈辱性的服从是他们神圣的信念，这是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不可动摇的观念。当列普宁公爵²⁷被插在木檬子²⁸上，当他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去时，这个不幸的人还赞扬沙皇，他的统治者和刽子手！”²⁹尼·米·卡拉姆辛³⁰在他写的《历史》中就此问题写道：“曾有过这样的沙皇！曾有过这样的臣民！我们不必为有这样的沙皇，这样的臣民而感到奇怪。如果说沙皇在残暴地虐待他的臣民方面超过了所有的人，那么臣民在忍耐方面也超过了所有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帝赐与的，任何反抗都是违法的。他们把伊凡的暴行归于上帝的愤怒；自己应该悔改自己的罪恶；他们带着信仰和希望等待着上帝的饶恕；他们不怕死，因为有一种思想安慰着他们，他们认为，美德是另一种幸福存在的形式。”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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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把宗教利世俗权力的代表神化，使他们具有非尘世所有的一切美德和力量，这样的宗教意识形式远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阶段各民族就出现了，到了奴隶君主政体条件下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沙皇或国王个人在封建欧洲的条件下也往往被神化了。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神化政权的代表以及政权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很早以前就在许多国家里为人类的性格中最坏品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最残酷的独裁和暴政创造了条件。

在现代，宣扬这个或那个超人，对“伟大人物”神化般的迷信往往被形形色色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掩盖自己的扩张计划（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迷信，法西斯意大利对墨索里尼迷信，战前日本对天皇迷信等等）。希特勒公开写道：“个人迷信是统治的最好形式。”

遗憾的是，领袖是神，而他领导下的人是群氓的说法过去经常在革命运动中出现（俄国民粹派关于“英雄”和“群氓”的理论，德国对拉萨尔的迷信，诸如此类）。

但是，必然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个人迷信的产生和长期存在，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苏联的条件下出现宗教意识的一种世俗方案的问题，应该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了这种个人迷信呢？这个党曾经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的，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有关“英雄”和“群氓”的错误思想作过斗争，并且在这一斗争中发展起来，受到了锻炼。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三十年代前半期所开始的那种说得夭花乱坠地歌颂斯大林的运动不完全是自发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斯大林本人以及一批和他关系密切的阿谀奉承的人组织和发动起来的。这一组织得很全面而完善的宣传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对斯大林的信任是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灌输给人们了，从小学低年级就教育小孩说：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斯大林给的。

但是如果把我国产生和巩固对斯大林的迷信只是解释为我们善于进行新的“社会主义”宗教的宣传，那就太幼稚了。过去不是也曾把基督教首先企图解释为教会对人民的欺骗，而不是从它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解释它的起源吗？！

某些历史学家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国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后的十至十五年中沙皇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继续存在的原故。他们还提到：基本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不久前才摆脱独裁专制压迫的国家缺乏足够稳固的民主传统。许多历史学家公正地认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俄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沙皇、皇帝的迷信思想，存在着专制集权政体思想，这一切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在这里如果只说群众没有文化或者说俄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有宗教的幻想，那就要犯大错误。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蕴藏在革命本身里可能产生个人迷信的一些前提。

我们知道，革命使我国人民精神焕发，变化很大。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多少世纪形成的习惯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摧毁了。这一切变化如此伟大和非凡，因此，在人民的心目中，领导这一革命的人，往往已经不是普通人的那种形象，他已经变成了某种天神般的英雄。看来，任何一次真正群众性的，并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在人民群众中都出现一种歌颂和推崇自己领袖的趋势。这种趋势止多数情况下是自发的，产生于人民之中的。对领袖的歌颂首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极大的热情，反映了他们为自己的革命而感到自豪的心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那些为他们的解放付出如此巨大努力的人们的感激心情。

普通的革命者，他们响应了自己领袖的号召，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于自己的生命，他们必然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的领导人理想化。对人民群众来说，这些领导人是人类一切美德的代表。可惜的是，远不是所有领导人在革命发展的后来阶段，都是无愧于人民的这种巨大信任的。

理所当然，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对革命领袖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对领袖的迷信，然后迷信又会超出任何理智允许的界限，接着产生偶像崇拜，那是很错误的。把革命领袖变成全能全知，绝对正确的神的形象不是革命的规律性，这在很多方面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及领袖本人的性格、世界观和他的毅力。

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归根结蒂，他自己所犯的罪行本身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这样说看起来是显得多么反常）。

斯大林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犯下了他的罪行。斯大林利用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对他的信任，利用了党和国家纪律的巨大力量，此外，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他还利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把几百万人拖进了他的犯罪活动。不只是惩罚机构，我国整个党和国家机构都积极参加了三十年代的全部政治运动。几千个党和国家干部参加了所谓的“三人小组”，几万个党的积极分子，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参与了粉碎“人民敌人”的斗争。还在1937年的时候，政治局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当需要逮捕这个或那个部（局）的工作人员时，必需得到本部（局）的领导人的批准就足够了。这样一来，部长可以批准逮捕自己本部的工作人员，州委书记可以批准逮捕州委的党的工作人员，作家协会主席也可以批准逮捕许多作家了。

几十万共产党员在那些年代都举手表决赞成把“人民敌人”开除出党。几百万普通苏联人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都要求对“人民敌人”进行严厉的镇压。当时，人们交付政府审判的不仅是自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干部，而往往是他们昨天的朋友和熟人。

当然，那时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信任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他们真诚地对“人民敌人”的活动表示愤怒。但是也有不少心里有怀疑的人，如果说他们没有怀疑镇压的大方向，但是他们却怀疑这个或那个单独的镇压事件是正确的。甚至在内务部工作人员当中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良心面前，他们的言行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当中一些人用不同方式反对这件或那件镇压活动。另一些人顺从了，不说话了，他们用自己的沉默帮助了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去摧残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

但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和动摇，他们往往不能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同谋犯。所以他们强迫自己相信斯大林，因为他仿佛什么都知道，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他们在对他的个人迷信中为自己寻求安慰。

作家А·彼西缅内伊在他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写道：“我不能相信伊万·卡塔也夫、扎鲁金、古别尔³²、潘特来格尔或者米哈伊尔·洛斯库托夫、或者谢尔盖·乌尔尼斯，或者我的其他许多朋友是几内亚的间谍，或者比如说是准备谋害斯大林的企图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在自来水厂下毒的卑鄙的罪犯，或者是企图复辟里亚布申斯基和冯·美卡政权的敌人暗探。至今，不管我怎样讽刺我自己当时的彷徨（已经没有什么要隐讳的了，因为一切已说得明明白白），如何寻求精神安慰，但我还是首先想弄明白，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不仅应该相信今天讲出的事实，而且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在那些年代，弄明白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可能成为被诬陷的人，会发疯、会自杀，但是如果想活下去，那么对一个不幸的、惊慌失措的，又拼命想在社会上还有个立锥之地的诚实的人来说，那么最方便的方法（我再重复一下，而且还要重复一千次）就是信任斯大林。不加思索，不回头，不要去证明我的信任是否对，正如迷信的人相信各种预兆，相信上帝，相信鬼神，相信来世一样。一切社会行为可能是出自一个篡夺了全部权力的人的罪恶动机，而这个人就是斯大林，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亵渎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事。”

确实如此，这在斯大林恐怖年代产生的各种相互矛盾的感情和心理的错综复杂的混合体是斯大林迷信得以如此长期存在并得以巩固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党和国家机构干部当中，这种迷信思想至今还在他们许多人的心中得以保存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一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正是对斯大林的迷信帮助他篡夺了权力，并且消灭了一切他不称心的人。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党和国家机构的支持下以及在被欺骗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犯下的种种罪行却反而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个人迷信。换言之在斯大林的恐怖和迷信之间有着正面和反面的两种因果关系。

当然，在另外的条件下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人迷信也可能不会一定发生大规模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和对人民的镇压运动。在这方面有许多因素决定于这个人的品质，即决定于这个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的性格和道德面貌。过去被神化的皇帝或法老不一定每人都是血腥的、残酷的暴君。但正是因为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个人的行为决定于这个人的品质，与其说是决定于法律和党和国家的生活标准，还不如说是决定于成为迷信对象的个人的无法无天的专横暴政。所以，这种情况就成为个人迷信最危险的后果。因此，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绝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下去，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是每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乃至他们的生活本身的唯一保障。

一个人提出某些反革命的口号，想在这些口号下去篡夺国家的全部权利和消灭我党的列宁的核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用欺骗党和人民的办法，他只能提出这样的口号，说要保卫苏维埃政权，似乎是有暗害者和间谍钻进了政权机构内部来了。据此，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帮助下筹划了、而且实现了这一吓人听闻的阴谋。

我们知道，真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重要的武器，真理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实现了十月革命。

但是斯大林不需要这个真理。他取得政权的时候，是把欺骗党和人民，把阴谋和蛊惑人心作为自己政策的主要工具。

许多苏联人不仅仅因为信任了斯大林和党的领导而相信他所作的一切。伪造事实和欺骗群众规模吓人听闻，也很影响了共产党员。那些遭到镇压的活动家被指控的各种罪名，真是多如牛毛，而且没完没了的被重复地说，使许多人完全不可能想象，这些都是有意识地挑拨离间和欺骗活动。

与所谓的“政治犯”有关的全部案件对群众进行封锁，这种情况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关“政治犯”的案件的调查工作是特别保密的，任何想了解这一秘密的意图本身，当时被看作是政治犯罪行为。

例如，关于波斯蒂舍夫、柯秀尔、丘巴尔、埃赫、鲁祖塔克的命运一直是被沉默的墙壁包围起来。关于我党和国家其他几十名、乃至几百名杰出的活动家遭到逮捕的事实，没有一家报纸登载过，人们只能根据各种迹象进行猜测，或者从区委和市委那里得到口头简短的通知。无论斯大林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不敢在全国面前公开地指控他们的这些多数的牺牲者究竟犯了什么罪。所以甚至那些比别人消息灵通一些的人，一般也只能知道本系统、本部门范围的镇压情况。可是镇压的整个情况，恐怖的史无前例的规模，他们是想象不到的。随心所欲地经常调动工作，把干部从这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这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是这一动荡时代的特点，而这又促使人们不了解情况。苏联人们往往不知道：我党的某一活动家是被逮捕了，还是被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去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连被捕者的亲属和好朋友都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卑鄙无耻地欺骗被捕者的亲属，通常犯人的死亡或被处决的消息都不通知他们。内务人艮委员部机构利用了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期望心情和存在着的幻想，编造一些说法，似乎是被捕的（和实际上已被枪决了的）“人民敌人”已被流放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了，这些集中营是“不允许通信”的。

在许多情形下斯大林和内务部机构宁肯使用秘密恐怖方法，而不实行直接镇压和逮捕。相当一部分人被捕时既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检察长的批准。在侦查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某一犯人的案卷中，侦查员把伪造的心力衰竭死亡或患其他病死亡证明放了进去。在某些情况下，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排演一场“强盗”袭击这个或那个他们不称心的人的住宅，并且在“抢劫”时把他打死。例如，迈耶尔赫里德的妻子、演员季娜伊达·莱赫³³就是这样被打死的，因为她为了她的丈夫获得释放一直进行斗争。根据伊·爱伦堡的证实，那些袭击她的住宅的奇怪的强盗，并没有去动迈耶尔赫里德妻子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却是把她打死了——她身上有十七处刀伤，而且抢走了她所准备的文件和材料。为了谋害那些斯大林不称心的俄侨，外交人员和苏联侦探机关的密探，甚至专门往国外派出一些装备齐全的暗探。个别政治活动家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在旅馆里，打猎时或在办公室里被杀害的，有些人被扔岀窗外摔死了，有些人被毒死了，事后就发布某人患心脏病逝世的讣告（涅斯托尔·拉科巴就是如此，他的遗体被隆重地从第比利斯运回苏呼米），或者制造原因，说是身遭不幸事故，或自杀等等。

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的悲惨命运在这方面也很典型。亚·尼·谢列平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阿·汉德然是1936年7月9日在第比利斯的贝利亚办公室里被贝利亚亲手打死的。根据党的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原工作人员А·伊万诺娃的证实，在汉德然被打死那天，她正在贝利亚隔壁的办公室里办公，她听见了枪声，然后汉德然的遗体被送到一个旅馆去了，亚美尼亚党的干部通常都住在这家旅馆里。贝利亚的同伙把汉德然的遗体放在床上并往空中开了枪。根据苏·奥·加扎梁的证实，两封预先准备好的信被放进死者的衣袋里：一封是给他妻子罗沙的诀别的信，另一封是致贝利亚的绝命书。在这第二封信里汉德然“写”道：他似乎处境困难已经不能自拔了，所以决定自杀。贝利亚及其一伙背信弃义地谋杀了汉德然之后，又对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横加辱骂，把一个被他们自己打死的人，说成是可耻的意志薄弱的人，说成是畏罪自杀的人。1936年7月里整个外高加索都在进行集会，谴责汉德然的“软弱表现”。亚美尼亚党的机关报《共产党人》发表的社论说：“7月9日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汉德然开枪自杀身死。布尔什维克党一向严厉谴责党员的自杀行为，因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当党组织的领导人允许自己作出这样的叛徒的胆怯可耻的行为时，这就更加卑鄙了……近三、四年来，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的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为首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给予亚美尼亚共产党及其原领导人汉德然的工作以极大的帮助。然而阿·汉德然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当他受到了党的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时，当他被提拔到该地区整个党组织领导人的岗位时，以开枪自杀的行为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打出的这一枪我们无法称之为是别的什么行为，只能说这是叛徒打出的一枪。”³⁴当然，这里就已经暗示说：汉德然大概是已经和有嫌疑的人关系不清不能自拔了，所以他自杀不是偶然的。几个月后，汉德然就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据此理由几乎整个亚美尼亚的党组织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

显然，这一切已经是真正的政治土匪行为，它和社会主义真正目标，和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斯大林式的“国家”活动家，他们除了从事政治犯罪和恐怖外，还犯有不少各种“普通”的刑事罪。他们为自己建造豪华的私邸和别墅，为此非法地耗费几百万卢布人民的财产。他们在莫斯科附近还建立了（如格·费·亚历山大罗夫，他是执牛耳的“思想家”，也是斯大林行政机构的有名活动家）道德败坏、荒淫无耻的巢穴。而贝利亚这个坏蛋坐着他的轿车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寻找年轻的妇人和少女，以后她们就被送到他的别墅里去。正是因为我国的许多事情对群众严加封锁，以及没有批评自由，这就首先帮助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得以干出许许多多坏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涅恰也夫主义时，说道：“对付这一切阴谋的只有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却有着摧毁的力量，这就是完全向社会公开。”³⁵

列宁在谈到给党的领导培养称职的干部时指出，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使党“对每个准备担任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熟悉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要光明磊落，要光明正大一些！”³⁶列宁在谈到一切党的领导人时说，群众应该有权利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步骤，甚至于是非重大的步骤。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都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口号。还在法国革命时期《人权宣言》的第5条说：“召开和平会议的权利和宣布自己观点的权利——无论是通过报刊或通过其它什么途径来行使这种权利——这是人的自由原则非常必要的结果，宣布这些权勅之所以必要，因为现在还存在着专制制度或不久前还存在过专制制度。”³⁷

对卡·马克思来说，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争论的问题。卡·马克思还在他最初的革命活动时期写道：“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象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末，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³⁸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也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伟大口号。弗·伊·列宁还在1917年9月的关于出版自由的一篇专门文章中写道：“……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第二是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万选票的大党。第三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³⁹

许多书刊检查的庇护者至今还在引用十月革命几天后通过的，由列宁签署的有名的列宁《关于出版的法令》。大家知道，根据这条法令关闭了几家资产阶级报纸。但是这一法令仅仅具有临时的局部性质。这一法令中说：“新秩序一旦确立，对出版事业的任何行政强制就会停止——依据有关的最广泛和最进步的法律所建立的法庭所规定的出版事业责任范围内，出版界将获得完全自由。人民委员会议考虑到，即便是在最关键时刻，对出版业的限制也只能在绝对必要的限界内，因此会议决定：1.只有以下报刊予以关闭：a.公开号召对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b、用明目张胆地诽谤和歪曲事实的办法扰乱人心；c.号召从事显然是罪恶的，即刑事犯罪的行为。2.关闭报刊机关，无论是临时还是永久性的，都要由人民委员会议通过。3.本规定是临时性的，一旦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条件，它将由持别法令撤销。”⁴⁰

但是不久内战爆发了，使这条法令的有效期延长了几年，甚至为对付其它党派的机关报刊而采取的行政措施更加强了。例如，1918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和出版社暂时被关闭了。但是内战结束几个月后，列宁就计划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党内民主的措施，以及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措施。诚然，书刊检查（主要是军事方面）在那个时期还保留着。卢那察尔斯基在1921年初在他的纲领性的文章《书刊自由和国家》中写道：“书刊检查！这是多么可怕的词汇！但对我们来说，象大炮、刺刀、监牢、甚至国家这些词汇，也同样是可怕的……可是，当我们把刺刀和大炮、监牢本身和我们的国家当作破坏和消灭这一切的手段时，我们认为它们是神圣的。书刊检查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连伟大文艺作品都能令其拖期的书刊检查，如果这些作品中有明显的反革命成份的话，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会使无疑是必需的书籍的出版比急需书籍拖期，排到第三、第四位，——那么这人的话是正确的。而如果有人说：‘让那些关于言论自由的一切成见靠边吧！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所适应的是对文学的国家领导，书刊检查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的特征，而是经过调整的，社会主义化了的社会生活的所应具备的因素，’——如果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批评本身应当成为某种告密行为或者让文艺作品按低级的革命需要削足适履，那么这只能表明，这人的共产党外衣下面——只要是轻轻地搓一下——实质上是一个杰尔治摩尔达⁴¹，这种人在取得那怕是微不足道的权力后，他就只会去从中索取玩耍、享受、专横，而特别是‘硬拉着去做些什么’，和‘禁止去做些什么’……我们当然有这些征兆，而且也不可能没有，因为我们是文化太低下的人民。在低级的代理人和偶然的代表人物身上存在把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变成警察式的和阿拉克切耶夫⁴²式制度的危险。这一威胁是实际存在的，应尽力避免其发生。”⁴³

遗憾的是，斯大林恰好属于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提醒我们的那种“较年轻的代理人”。斯大林没有从任何方面去继承二十年代初期所安排的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正确的和健康的趋势。相反，在斯大林的直接安排下我国重大事件向党内和社会公开化，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已经不断受到限制，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党和国家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时，更是如此。斯大林很明白，公布和公开化对他是多么危险的事。所以当他获得了独裁权力之后，他把对国内的各种情报来源和岀版事业进行的个人监督，也同样发展到闻所未闻的规模。我国的公民和党员除了斯大林本人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有必要向他公布的情报之外，他们得不到任何其它的情报。无产阶级垄断出版事业的思想被斯大林歪曲了，而言论自由实际上也被取消了。我们的出版事业对于那些显然持敌对的批评和丑化我们的态度的写作是关门的，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从党的立场出发的批评，对批评在个人迷信年代所岀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的许多歪曲现象也是关门的。

恩格斯早就写过，在一个一切知识的源泉都服从于政府，在一个不经政府事先允许就不能说话、不能教学、不能出版和发表任何东西的国家里，是很难获得正确观点的。但是，斯大林也不愿意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观点。他很明白，对社会封锁情况不仅使他得以更好地隐藏起他的一切罪行，而且苏联公众，包括最负责的工作人员在内，不知道那些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掌握的情报，这一切在许多情况下使斯大林成为局势的主宰。大家以为，斯大林比他们自己知道的多得多，这使人们失去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主动性。

女作家莉·柯·丘科夫斯卡娅⁴⁴在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在《致“消息报”编辑部公开信》中写道：

“什么因素把我们引向了这场空前的灾祸？什么因素使人们在向他们猛扑过来的这架机器面前完全束手无策？又是什么因素使三个机构史无前例地合并起来、熔合在一起，化合在一起的呢？这三个机构：其一是国家安全机构（它每分钟，日以继夜地都在犯法），其二是为维护法律而建立的检察机构（它在许许多多的岁月里，都在迎合奉承，对一切都采取盲从的态度），最后是负有主持正义职责的报纸。但是这些机构却不去尽它们的天职，而是有计划地、机械地向受到迫害的人喷射各种造谣和诽谤——它们对现在已被平反的那些‘怙恶不悛’的、‘卑鄙的’、向‘外国暗探机构’出卖了灵魂的‘人民敌人’制造的谎言真是罄竹难书。毫无疑问，这是科学家所发现的一切化合物中最危险的一种，但它是什么时候、又怎样成功的呢？为什么这竟成为可能的呢？……扼杀真实的言论，这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从那该诅咒的斯大林时代开始的。这是几十年中发生的最凶恶的一种暴行。在斯大林时代没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不许人们怀疑，不许提出问题，不许大声疾呼，发出警告，而代之以自负的，毫无羞耻的，大量的和不断重复的谎言。每小时都在重复着的谎言妨碍人们去了解那些在他们的祖国的同胞们发生着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人是因天真幼稚而不了解情况，另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想知道这些情况了。而那些了解或者猜出了真情实况的人们，他们因处在明天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怖下只好沉默了：他们将遭受的不是工作中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不是会失业或物质上发生困难，而是最普通不过的、从肉体上把人消灭掉。看！那个时候给了‘言论’多么伟大的荣誉呀，因为为言论要被杀头”。

这样一来，斯大林把党对出版事业暂时的垄断，用于迫害党和人民了。

由于对人们进行了封锁，苏联公众很少了解斯大林是一个残忍独裁者，也不了解他的罪恶活动的内容。与此同时，苏联公众很清楚地看到了三十年代我国现实中另外的、好的一面，加以宣传机构总是把这些好的方面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大概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象三十年代前期那样，可歌可泣的和悲剧性的因素如此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在一起。

作家谢·谢·斯米尔诺夫⁴⁵现在回忆三十年代中期的事件时，描写过这一充满矛盾的时代，他说：“……一方面是震惊世界的真正伟大的事业，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高速增长，几百万人民诚挚而真实的冲天干劲。另一方面，不仅因为紧张而危险的国际形势，也纯粹由于内部复杂的因素，人们心中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失去了信心，而且还有许许多多遭受的灾难和悲剧的命运。一方面是宪法的诞生，按其条文确实是最民主的，应该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权利和最安全的生活条件的宪法。另一方面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践踏人们的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最起码的和必需的权利，并且企图把不信任和怀疑一切的原则成为公民生活中的最高原则和标准。一方面是人们真诚地深深地相信列宁主义思想、信任党和他是代表这一切的个人化身，一位形象高大的然而却是残酷的和充满权势欲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是列宁的思想和党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卑鄙的人，他有时穿着代表保护革命理想的军便服，有时穿着代表国家警惕性的、所有的扣子都紧紧扣上的上衣，有时穿上代表普通人的破旧、满是油污的上衣。”⁴⁶

时代的这类矛盾性（它不仅是一定政治的反应），以及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都在斯大林的言行和活动上打下了烙印。

一往无前的历史发展的坚定不移的潮流也拖着斯大林及他周围的人跟着自己的方向。斯大林虽然是主张独裁和专制的，而且是蔑视人们的，但他很明白，在我国具体的条件下他只有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马列主义拥护者的时候，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斯大林还必须不仅只用言论去证明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任何一个罪犯并非只是不断地犯罪。斯大林的活动也不只是由罪行构成的。因为他不仅仅只是下命令去镇压和枪杀人们。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决策，他解决的这许多问题是和惩罚机构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例如，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问题以及国际工运问题等等。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即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斯大林也犯了不少错误，苏联人民也因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不应该否定斯大林在决定这些提到他面前的许多问题时，甚至在脱离人民和党的时候，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从总的方面考虑我党的思想体系和集体意志，考虑列宁的指示和遗愿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向。因此斯大林迷信虽然阻挠了我国和我们社会较快的发展（至少在某些方面），但没有使这种发展完全停止。这种情况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又造成了揭发斯大林罪行和迷信的困难，而官方宣传机器又把苏联人民的一切成绩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例如，全体人民都知道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部分党和苏维埃领导人遭到逮捕之事。可是大家也看见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正在如何成长和强壮起来，大家看到处处都是正在建设起来的新学校、工厂、文化宫。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间谍”的军事领导人遭到逮捕的事。可是大家又都看到党对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的关怀，使它有能力抵抗任何敌人的侵犯。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暗害者”的科学家遭到逮捕。但是大家也知道年轻的苏联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它正在迅速地发展起来。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作家遭到逮捕，但就在此时我国不仅出现了美化实际生活的作品和书籍，而且也出现了永远进入苏联文学宝库的反映现实的真实作品。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民族主义者”的加盟共和国的干部遭到逮捕。但是大家也看到从前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如何向前发展起来，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如何巩固和发展起来。而这一切为大家看得见和摸得着的成就，使苏联人们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这些成就在人民心中产生着对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信任，而且也产生着对当时是我党和国家领导的人的信任。

从镇压的角度看，1937年是最可怕的一年，但它也是战前收获最好的一年，甚至连这个也许是偶然的事情也帮了斯大林不少忙。因为他打击了党的干部的时候不是在危机和萧条的年代，而是在高涨的年代，这也帮助了他去欺骗人民。

克洛德·鲁阿⁴⁷写道：

“在野蛮的战争中，敌人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强迫他的敌人的妻子和孩子走在队伍的前面。如果向敌人开枪，就是向你所爱的人开枪。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叫人们仅仅去迷信他个人，在他的身上体现着社会主义和革命，他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化身。多少世纪以来的理想和希望养育着的高尚的目标成为支持他的力量。幻想和实际，善和恶，崇高的乌托邦和失望缠成的一团乱麻没有办法解开。斯大林迫使那些从愚昧落后的深渊中得到解放的人民走在自己的前面，于是出现了那些水坝、学校、卫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但是这样的现实背后却隐藏着形成为政府制度的杀害，作为政治原则的谎言，流放，假案……以及独裁政治下的教条主义的铁丝网和集中营的铁丝网。”⁴⁸

当然，克洛德·鲁阿在这里描绘的时代面貌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话大部分是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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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和回忆录的作者，首先企图用人们在恐怖面前的恐惧心理来解释三十年代苏联人们的行为。例如，尼·阿谢也夫在他写的《忠于列宁》的诗中，这样描写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逝世时的情绪和感情：

……“为什么灵枢前那样拥挤？

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描写是错误的，也是言不由衷的。当然，许多人，特别是接近斯大林的人们都怕他，因为斯大林善于使人们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象一个雷帝。许多人怕内务人民委员部，怕镇压。另一诗人叶·叶甫图申柯⁴⁹在《恐惧》一诗中很形象地描写了这种恐惧心理：

“在那谎言春风得意的宫殿里，

原红军总参谋部一个处的处长В·А·诺弗布拉涅茨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三十年代的情景，他说：“毫无疑问，这时起作用的是：在个人迷信年代控制我们一切人的那种复杂的恐惧心理。我们怕自己被指责缺乏‘警惕性’。我们怕自己违犯党的纪律，老同志运用他们的威信使我们感到有压力。我们怕自己被指控为犯有‘右倾’或‘左倾’错误，怕说我们搞‘右派和左派的联盟’。人们拿‘托洛茨基分子’这样的字眼吓唬我们，如同用‘大灰狼’吓唬小孩一样。我们最后又怕自己的平静受到威胁，怕紧张的学习时间充满对那些我们不明白的问题和疑问的分析。”作家А·彼西门内依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在复杂的、更确切地说、甚至是病态的过程中学会相信、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而同时又是值得怀疑的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逻辑中这大概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大概是与动物保护自己的本能相类似的一种东西。也许，这也正是最不能容忍的。在一切高调、广泛的推论、思想政治上的臆测的背后，在我的崇高的思想意识中隐藏着一个小魔鬼，这个魔鬼手舞足蹈，它就是最普通的恐怖心理。这个魔鬼并不信仰崇尚的原则。这个魔鬼也不倾向于当时习以为常的论坛上的无稽之谈。这个称之为‘保护自己的本能’的小魔鬼，它的面貌是丑恶的，它却又是夭真而有远见的。它并不从事政治分析。在他的健康思路中生活智慧比在几十本学术书籍中还多。他对周围世界所持的怀疑论的态度被迫地隐藏了起来，因为这按常理也许最接近真理，但却只能把这些思想看成是庸俗的，甚至是反动的。”

还需要指出，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害怕遭到镇压的心理并不简单是保护自己性命的盲目的动物本能，这点А.彼西门内依在他回忆录里还继续谈了许多。有许多害怕现在被镇压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沙皇统治的年代，勇敢地走向监狱，走向苦役营和刑场；在参加革命运动时，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害怕。可是在个人迷信时代这些人时常被一种害怕给抹得满身漆黑的心理控制着。因为多数苏联人民相信斯大林，相信他是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苏联人民在自己周围看到社会主义力量正在成长壮大，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这是非常矛盾的感情的复杂的混合体，我们的文学暂时还没有充分把这种感情表达岀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画家鲍·叶·叶菲莫夫⁵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能够担负起再现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们的思虑和感受，那就必须是真正的、而且是天才的作家，人们当时是痛苦地感到迷惑不解，又渴望明白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怀着说不出的恐惧，同时也相信自己的健全思维；他们内心充满着期待，同时又感到灵魂的空虚的失望。怎样描写人们的状态——他们完全感觉到可怕的灾祸已经临头，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如何自救，他们如在恶梦中一样，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怎样描写人们的情绪——他们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而不可能作出任何解释，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也就不可能为自己作出什么辩解；他们已完全理解自己处境的可怕，明白已临到他们自己和亲人头上的可怕的危险，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装出一种样子，似乎没有任何使自己不安的根据，一切都很正常，他们还要保持一种精神焕发的样子和充沛的工作能力……”⁵¹

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文学家В·斯特拉达⁵²写道：“斯大林在他的活动中，运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在我看来，他的活动无论从目的上或方法上来说，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整个被压迫人类以斯大林的名义为实现真正的和诚心诚意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这空点，也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他本人和制度）是工运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非凡的人物，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这样的荒唐的和充满血泪的矛盾的局势才有可能岀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历史是狡猾的，而它的这种狡猾往往是很残酷的。”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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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懂得斯大林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欺骗党和人民并使苏联人民相信国内存在着星罗棋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不仅必须回忆一下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且也必须回忆一下三十年代中期及末期的严酷的“暴风雨前”的形势。

亚·波格丹诺夫⁵⁴还在1907年（当时他是布尔什维克）在他的空想小说《红星》中说过：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取得胜利的那些国家还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甚至部分乃是资本主义前世界中的岛屿”，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将出现内部的困难。波格丹诺夫预言：“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因为害怕失掉他们的统治地位，将拿出全部的力量去毁灭这些岛屿，他们将不断地组织军事进攻，并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内部找到足够的随时准备出卖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是原来的大大小小的财产私有者。这些冲突的结果很难设想。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胜利的地方，它的性质，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长期的、在许多年里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由于必要的恐怖手段和黩武主义精神而被歪曲……这远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⁵⁵遗憾的是，亚·波格丹诺夫的许多预言和实际情况太近似了。

众所周知，不仅在整个二十年代，而且在三十年代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美、欧各国几乎全是帝国主义统治着。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紧张工作的苏联人都很清楚，同法西斯的你死我活的战斗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了。这在国内不仅形成了一种高昂的气氛，而且也引起了紧张的气氛。

三十年代，在人们的脑子里二十年代的尖锐而残酷的阶级斗争还记忆犹新。到处还有不少旧社会的残余，还有不少被击溃和被消灭了的剥削阶级的余孽。

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对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情绪的人们在城市和乡村组织了一些（通常是小而分散的）反革命团体。

帝国主义侦探机构反对我国的间谍破坏活动在这些年代也达到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法西斯国家。

这一切情况苏联人民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一切情况要求人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当然，三十年代的严酷和紧张形势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即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间谍，人为地煽风点火，挑起人们的狂热，特别是大规模地进行镇压。夸大我们敌人的力量，夸大敌对组织和侦探机构的力量，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多数领导干部很难区别那些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行为中的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所以在复杂而危险的三十年代的形势下，斯大林指控自己的政敌是间谍、他提出国内存在着星罗棋布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苏联人民都会认为这是完全真实的。作家康·西蒙诺夫在注释1941年军事日记时写道：“从季米特洛夫案件到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止，我完全不怀疑同法西斯打这场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作为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文学家，我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以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为指导的。我也正是用这一不可避免性去解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去解释我们目睹的和参与了的那个高速度、紧张的工业化。也正是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里，我们力图寻找1937—1938年镇压的答案。

不管怎样，当我在1937年春天知道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其他军事将领所进行的审讯，我这个在二十年代还是少年时不止一次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的人，虽然感到震惊，但是我相信我所读到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我相信确实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军事阴谋，参加阴谋的人们都和德国有联系，而且他们还企图在我国发动法西斯政变。当时我对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另一种解释。”⁵⁶

多数苏联人不仅相信了我国存在着“第五纵队”，而且斯大林提岀的，说我国存在着地下组织网的耸人听闻的谎言，也使人们大为震惊。他们不仅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更为自己的祖国、党、革命的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对“反革命分子”和“人民敌人”义愤填膺。换言之，我国已产生了使斯大林更容易实现其罪恶居心的心理上的气氛。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的残忍和多疑心理不仅没有引起许多主观上都是真诚的干部的抗议，相反，他们把这些性格看成是正面的品质。

一些共产党员现在称斯大林为反革命，对1937—1938年事件总的评价，说成是反革命政变。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说明他们对待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持有简单化态度。

实际上斯大林，不是简简单单地阻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关于“阻挠”这一广为传播的说法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斯大林和他同伙的行为把革命拉向后退，迫使我们远远地离开了十月革命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样看来，从某些方面说，确实可以称斯大林为反革命。不过在回顾三十年代全部复杂而矛盾的现实情况时，我们看到，斯大林在1936—1938年期间，甚至在消灭一切他不称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笼络那些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人们，置他们于自己左右的时候，他仍然是继续主要依靠那些被他欺骗的革命群众。斯大林把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的伟大热情用来达到他个人自私的目的。这是斯大林的行为之所以能成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的残酷性之所在。他把他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行为和他的教条主义总是用非常革命的语言掩盖着。正是这点粉饰了他的行为并妨碍了我国劳动者看清楚他的罪行。就是说，斯大林在他反对那些所谓“人民敌人”的斗争中，利用了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巨大革命热情，利用了苏联人民想尽快消灭掉党和革命的一切敌人的愿望。

这一切使斯大林得以比较轻松地消灭掉自己的政治敌人并巩固了个人权力。但是人民的这一支持并不允许他的行动超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不能允许他把主要的革命成果全部消灭干净，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即使象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也不能在我国维持其统治。斯大林在欺骗了人民之后，向革命老干部开了枪，把他们说成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不能公开反对革命本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列宁和他的党。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历史车轮向前发展（如果就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说），但他不能让历史车轮倒转。

当然，斯大林用暴力篡夺了权力，从这一点说，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成是国家政变，但是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政变，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持续了许多年。这一政变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是以保卫革命和社会主义为借口的，尽管它在客观上是走向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目标。这一政变消灭了革命的某些成果，但它并没有把消灭一切主要的革命成果和复辟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正是这一点帮助了斯大林去继续欺骗人民群众，而且他得以相当牢固地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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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严酷的“暴风雨之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老一辈的当时还是党和国家的干部也在思想上麻痹了，他们看见了党内和国内正在发生着极不正常的现象，看到完全无辜的人们被消灭掉了。这些干部看到对所谓“人民敌人”提出来的指控是假的。但是在我国四面八方被真正敌人包围着的情况下，当我们的国家处于象一个被包围的堡垒的情况下，这许多干部不能也不愿意站出来反对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行为，看来，他们认为，在敌人面前共产党员不应该暴露自己内部的斗争。格·波梅朗茨在他写的短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道：“斯大林已牢固地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打击斯大林就等于打击苏维埃制度。然而苏维埃制度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和法西斯发生冲突。这并不是由于斯大林不喜欢希特勒，也许在1941年以前，他感到希特勒对他有某种奇怪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比斯大林的意志更为强大所形成的逻辑的结果，因此，不能在希特勒面前，即或是为了医治病痛去打击苏维埃制度以及对它进行手术。”⁵⁷

格·波梅朗茨在他的短文中，同时谈到了战时和战前的年代。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论点只能承认一部分是公正的。出现了这样的抉择，选择斯大林还是希特勒，这样的情况只能而且在战争年代的确出现了，因为那时需要一切反希特勒的人们团结起来。甚至在白俄侨民面前也出现了一个选择的问题。这时我国一些最凶恶的敌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站到希特勒那方面去了，另一些人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侨民中以米留可夫为首的许多著名人士都站到苏联军队方面来了。

如果说一些侨民在战争年代赞成了斯大林⁵⁸，那么那些反对斯大林，但是坚定地站在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苏联人就更必须这样做了。但是，在战争前的年代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抉择，至少，这一问题还没有这样尖锐地提出来。三十年代斯大林犯下的罪行是如此之大而吓人听闻，如果人们知道这些罪恶的话，那末，就是说存在着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来的危险，他们也不会再支持斯大林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几乎没有什么共产党员当时知道这些罪行的实际规模和懂得它们的危险性。因此这些人虽然痛苦地思考国家命运，但这通常没有引起什么具体行动。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程的参加者，后来许多年里，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他告诉本书作者说：“当然，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如此居心叵测。但是我们在自己周围还是看见了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上反对它们？我们在三十年代仍如在战场上的感受一样，似乎在和整个旧世界作战。我们认为：战时就应该象打仗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骂领导的错误，但不是在打仗的时候，而应该是在战后骂；然而，当战斗正在进行中，在这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无论如何都要遵守铁的纪律。我们认为下面提到的现象自然的，那就是说，我们对敌人取得的战果往往保持沉默，而对我们的、暂时还不算大的胜利则往往从多方面加以夸大。战争中不总是这个样子吗？！”⁵⁹

共产党员叶·弗拉吉米罗娃在她的一首名之为“监狱”的诗中，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她的说法有些不一样：

“……害怕破坏

但是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思考席卷全国的镇压运动可怕洪流，正确地想到斯大林篡夺了权力，想到过去一些政治运动和斯大林个人迷信都是错误，——这一切思考在更大的程度上出现在犯人中间，而不是出现在享有自由的人们中间。因为只有人们被监禁起来以后，才突然看到了斯大林专政的可怕的反面的恐怖运动的异常巨大的规模。正如波兰作家叶日·列茨⁶⁰所说的那样，“有些思想是在被押解的刺刀下才出现的。”

还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原则之上的，这也正是党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问题，即党内民主和集中比重的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许多争论的中心。当时孟什维克中有不少人反对党内有非常严格的组织，反对党的中央机构扩大他们的权力，反对把党员变为“齿轮”和“螺丝钉”的民主集中制，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集中制还是波拿巴主义》。⁶¹但是列宁坚决驳斥了这类抗议，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涣散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必须设想，列宁是很明白过分集中的危害性的。但同时他在同孟什维克争论中不断指出，就是由于有集中化和纪律，而其重要性不亚于正确的政策，党才有可能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十月革命后的前几年中，党的集中化不仅被保存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我们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当时抵挡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必须把被已经消耗殆尽的遭到破坏的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以对付敌人，在这时期政权的集中和对民主的某些限制不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是必须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1921年写道：

“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革命思想是和自由思想联在一起的……然而在实际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建立自由的制度，也不能够建立这种制度。革命就是内战，而且不可避免地随革命而来的是对外的战争。 ⁶²

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里，也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的原则之上的。列宁在起草各国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写道（第十三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⁶³

当然，可以提出疑问——把在沙皇俄国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集中化的因素搬到共产国际来，并在那里实行的过分集中化到底其合理程度如何？这些共产党都是在另一种政治、经济和历史环境里进行自己的活动的。但不能不指出，列宁和我们的党都把我国对党内民主的许多限制看成是临时的，是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着的。所以毫不奇怪，国内战争结束后，党马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用以削弱党和国家生活的集中化，并发展全民的和党内的民主。尤其是，在俄共（布）第九次全俄代表会议（1920年9月22—25 日）的决议里规定了扩大党内辩论和批评自由的措施。半年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指出国内和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许多消极方面，并规定了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新措施。十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里说：在党组织中的过分集中和缩小党组织是集体机构的作用，会使党朝着官僚化和脱离群众的方向发展，会使党朝着滥用不必要的强制方法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党的精神生活的削弱。所以党的十大认为有必要实现符合于向和平建设过渡条件的党的改造，扩大党内民主，恢复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⁶⁴

理所当然，当时根本没有提到过彻底根除任何党和国家领导的集中化。有过这样的社会党人，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集中领导的某种自治公社的结合体。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无论如何也不适于我国的条件。苏联曾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它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最残酷的冲突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国一定的政治集中就是在国内战争胜利后也是不可避免的。某种集中的必然性不仅出自政治原因，还出自经济原因。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就不能迅速建立发达的现代工业，因为实现工业化需要动员其它经济部门的积累和人民的储备。现代社会的巨大而越来越增长的经济机器为集中制建立了客观基础，这架机器要求有高度工作效率的、统一的、有威信的、内行的坚强领导。

当然，一切事物都要求作得适度，也包括有关集中化的形式和程度的问题。现在，写我党历史的一批著作，甚至包括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持敌对立场的著作，这些著作企图从经济角度为斯大林的集中领导方式加以辩解。我们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下面的话：“用很快的时间进行快速的经济发展要求整个社会进行这样的集中，使之完全排除长期培养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和富农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是因为要在极端尖锐的国际关系条件下挽救民族于危亡。在这方面斯大林是正确的，他修正了列宁和布哈林的计划并很快废除了新经济政策。正是因为这一点，党政等级制度以飞快的速度形成了，它的一切措施是严峻而强硬的。但这只是集中化的行政管理的必要制度的操纵杆罢了。”⁶⁵

这样的看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显而易见，在新经济政策还远没有完全发挥出它的优点以前就把它废除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错误无论如何也不会加速我们的工业发展。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苏联的条件下，集中化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这里我们主张的不是盲目的、极端的、包罗万象的和毫无限制的集中化，而是善于把集中化同地方积极性，同个人创造性，同发展独立性结合起来。这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就需要寻找一种办法，把集中和民主，国家纪律和个人自由，服从需要和自由选择合理地结合起来。但是斯大林没有找到，也不去寻找这样的合理结合。所以二十年代前半期开始的我国社会和党的生活民主化的工作，后来没有再继续下去了。相反，斯大林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论点为掩护，不断地、片面地坚持要加强集中制，并逐渐地把越来越大的权力夺了过去。三十年代的镇压结束了夺权的过程，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则起源于更早的年代。我们很清楚，由于镇压运动，我们的集中制达到了专制主义的程度。但是我们不是随时都看得清楚：这些镇压活动只是在斯大林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已经趙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能允许的任何合理的界限时，才能实现的。掌握过分的权力可以腐蚀掉最好的人。如果权力集中在野心家和虚荣心很强的人的手里，集中在目光短浅、心地阴险的人手里，这样过分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用权力和犯罪。

长时期的当权也助了斯大林一臂之力，大家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里的许多政党中，党的领导是由某一领袖终身任职的。但是在许多国家内，对国家高级职务，往往也对党的职务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这一传统来源于罗马共和国，在那里两个执政官只当政一年，而且不能连任。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没有规定党和国家领导定期更换的制度和作法。

列宁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是我们党的连任领袖。但列宁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他是天才，是政治舞台上至少是百年以来不曾有过的天才。所以给列宁的继承人规定执政的另一程序和期限就更有其根据了。⁶⁶可是1924年以后，我们党内仍然保留了这样的秩序，即对这个或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权期限没有作岀任何限制。这就使斯大林这样的人有可能为篡夺国家全部权力作好准备，并一个接一个排挤掉自己的对手。

也不能不提几句有关我党对国内政治活动的垄断权问题。

大家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坚决反对建立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一政府应该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参加。但是列宁当时并没有提出一党组成的政府。正是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底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人民委员会议。此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府的十八个职位中得到了七个职位，包括土地、司法、市政管理和地方自治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职务。十月革命之后也并没有禁止许多其它党的政治活动。直至1918年6月14日，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决议，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一切苏维埃组织中开除全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1918年7月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对他们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但就是在被从苏维埃组织开除之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还继续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存在于苏维埃之外，并且是公开进行活动的。况且，当孟什维克于1918年底以中央的名义提出反对侵略和同资产阶级合作并放弃了召开立宪会议口号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废除了对孟什维克的1918年6月14日的决议。1919年2月的同一决议中对于提出主张反对侵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废除了原来对他们采取的措施。

1919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曾起过领导作用的所谓的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起来坚决对抗高尔察克军队。崩得分子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也起来反对高尔察克。我们的党并没有拒绝同这些团体的暂时合作。1919年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和会议在苏维埃共和国是公开举行的。

现在分析弗·伊·列宁在1917—1921年期间的讲话和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根本没有设想将来只保存一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并完全禁止其他任何政党的政治活动。相反，列宁指出，国内的基本革命改造结束后应该进行自由选举。列宁不怀疑在这样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会获胜，但是列宁认为其他党派在选举中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纲领，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国内战争、破坏和饥馑，这一切推迟了这一选举的完全实现，但是并没有排除实现这样的选举。

可是在苏维埃俄罗斯及其它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各党派的发展在国内战争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1920年左派社会党，最高纲领派⁶⁷以及民粹—共产党⁶⁸人等党派通过了自行解散的决议。

1920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鲍罗齐巴派在乌克兰被吸引到乌克兰共产党（布）内。1921年崩得分子的左派也决定参加俄共（布）党。

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党派后来的历史，需要认真和客观地加以研究。我们看到，这几个党在二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制订不出多少是固定的纲领和建立稳固的组织。这些党的相当一部分左派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有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由于看到布尔什维克是执政党，出于个人野心而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多数组织要求同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斗争。例如，1919年合法化了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在它的第十届大会上（1921年8月）宣布：“关于用革命方式推翻共产党专政问题以其铁的必要性具有的全部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一问题已成为俄罗斯劳动民主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性命攸关的问题。”⁶⁹部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了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动。在坦波夫省社会革命党组织拒不服从党的纪律，支持了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⁷⁰领导的富农暴动。无政府主义党支持了马赫诺⁷¹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切武装叛乱都用武力进行了镇压。契卡机构也砸烂了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秘密工会和罢工委员会的企图。总而言之，应该说，在我国同反革命的斗争采取了如此强硬的形式，使不仅同资产阶级政党，就是同小资产阶级党（它们常常持敌对的态度）的任何妥协，看来，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胜利之后也是不可能的了。可是应该公正地指出，苏维埃政府对某些“社会党”的政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从这个角度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案件的公开审理。大家知道，列宁从1922年5月底起，整个夏天都病得很重。看来，案件审理的准备工作是在总书记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的主席是格·皮达可夫，公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

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案子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抗议，包括阿·马·髙尔基在内。必须指出，到1922年初为止，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犯下了一系列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罪行。只提一下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⁷²于1918年企图暗杀列宁，他们暗杀沃洛达尔斯基⁷³之事，1918年夏天社会革命党政权在伏尔加河区域犯下的罪行，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的罪行，就已经足够了。尽管如此，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赦免他们的罪，并允许右派社会革命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于是他们在莫斯科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人民的事业》。可是，1920年国内许多州又开始发生富农暴动事件，其头目又基本上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920年在社会革命党的会议上又发出了恐怖的号召。1920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建立了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在筹备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社会革命党人，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然，这一切事实已足够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送上苏维埃的法庭。当然，苏维埃法庭应该仔细地和客观地分析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头头们提出来的一切指控，必须把有意识的犯罪行为和一些政治上确实是糊涂的人区分开来，必须把列进起诉书中的罪行，一个一个搞清楚，社会革命党人每一个头脑人物应负的个人责任（这个党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集中化的组织）。遗憾的是，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案件审理，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这样的做法。看来，为了给这个案件赋与更大的政治上的意义，审理案件的组织者甚至借助了阴谋手段。被告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真正的头头，如：阿·郭茨、Е·季莫菲耶夫⁷⁴、Д·顿斯基⁷⁵等人，他们企图为自己党的活动辩护并想为它开脱责任，然而被告中也有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头面人物，一些被告也有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人，只是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暴露身分的。这些人说什么承认什么，他们同意起诉书中指控的任何罪行，而且俯首认罪，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桩罪行。其中有一个“被告”名鲁菲娜·斯塔维茨卡娅⁷⁶（即法伊娜·斯塔夫斯卡娅），她并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她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同许多著名布尔什维克人都很熟悉。1922年她提出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请求。鲁菲娜·斯塔维茨卡娅的丈夫，老布尔什维克В·巴兰钦科⁷⁷在自己的未发表的回忆录⁷⁸中证实，有人建议她在审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时起来“揭发”，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考验”。鲁菲娜同意了这一建议。今天，她的丈夫却想为她的作法开脱责任，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桩可耻的行为。巴兰钦科在自己的手稿中是这样写的，他说：“1922年对鲁菲娜·斯塔维茨卡娅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她年轻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总是忙于想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时她不仅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要献岀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是某种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需要献出的是革命者的荣誉，老革命和老政治犯是持这种看法的。眼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意志，她不得不尽自己的力量参加审理这次重大的案件的工作。这次案件揭发了，并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了当时最凶恶、危害最大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不久，她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以前，她曾尽自己的力量为党工作。”

其他一些被告的行为及供词也值得怀疑（如严格隔离监禁的Г·谢苗诺夫⁷⁹）。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中说：“至于谢苗诺夫、科诺普列娃⁸⁰、叶菲莫夫⁸¹、乌索夫⁸²、祖波科夫⁸³、费多罗夫—科兹洛夫⁸⁴、彼列文⁸⁵、斯塔夫斯卡娅、达舍夫斯基⁸⁶，最高法院认为：该被告在犯有严重罪行时，乃系无意所犯错误，曾认为自己乃为革命利益而斗争……该被告完全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的严重性，法院完全相信，他们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为苏维埃政权勇敢地、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故法院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免除对他们的任何惩罚。”果然，在审判结束后，斯塔维茨卡娅被释放了，派到克里米亚去工作并接受她加入联共（布）。她后来任历史博物馆的馆长，1937年被逮捕和被处决了。

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多数成员被判处枪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判决，但延期执行。1924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极刑判决改为五年监禁。

这一案件结束之后，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遭到禁止。从此时起，只有联共（布）党是唯一能够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的政党了。

当然，如果某一个党在人民中间生了根，任何禁令也不会把它消灭掉。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已经同群众失去了过去的联系，所以他们多次企图恢复秘密活动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两个党实际上被分裂成为许多小组，它们没有统一纲领和统一策略。无论在社会革命党或孟什维克党内，这时都有一部分从主观上说是诚实的革命者，他们确实向往社会主义，但他们所设想的建设道路和性质，与布尔什维克党有所不同。这些党的传单和各种秘密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国内秘密发行，在这些报刊中（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导报》，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的俄罗斯》），都对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一些完全公正的批评意见。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在赞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同时，反对斯大林在合作化中推行的方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反对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反对对技术专家进行镇压，反对“工业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的诉讼案件。当时，大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恐怖政策，他们自称是“有道德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达到某一目的不能不择手段，而应该采取能够培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那种途径。他们也反对任何专横，甚至反对国家，他们继续把拉夫罗夫⁸⁷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吸取自己思想的源泉。

可是，尽管我国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形势异常艰难，尽管城市和农村大部分居民当时充满不满情绪，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中的宣传和鼓动毫无成效。他们的出版物份数很少，他们的宣传员很容易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捕获，他们的秘密组织在成立几个月后即被取缔。这是因为杜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还不能对人民群众感兴趣的和关心的问题，给予满意的答复。他们每个党过去所犯的罪行和错误成了他们沉重的包袱，人民总是把他们的活动同可恨的临时政府联在一起，同企图暗杀列宁和十月革命其他领导人联在一起，同国内战争期间在北方和伏尔加地区进行恐怖活动联在一起，以及同那些和资本家进行妥协的行为联在一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批评布尔什维克时，谩骂了十月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取得的巨大社会成果。因此，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孟什维克在二十年代没有得到群众的同情，到三十年代初时，这些党的本来就不大的秘密组织，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能够找到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其他民主党问题上的一些弱点，但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垄断权是历史的产物，而这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苏联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然而，当我们谈我国历史形成的一党专政的某些长处时，我们同时不能不指出一党专政的某些不好的趋势。这些趋势来源于一党垄断的长期存在，它们妨碍着公开揭露我党在领导国家方面的许多严重错误和缺点。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执政党的领导对待自己活动的责任感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他们的官僚主义的蜕变，和甚至转变成专制管理制度，毫无疑问是很容易的。斯大林统治的这种演变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毫不奇怪，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欧共产党都宣布自己反对一党制。

在分析斯大林做为联共（布）领导人的活动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歪曲了列宁对党内纪律和统一提出的要求。

如果对党内纪律这一问题赋予某种压倒一切其它问题的意义，把它同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良心，同认识党中央的政策有多少是正确的，多少是错误的等问题分开来，那么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在自己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举了革命党的纪律得以能够实现的必要条件。这是，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写道：“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⁸⁸

如果把共产党的统一说成是：不看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以及不看某一个党的领导人在某一时期执行了什么政策，就完全和绝对地禁止党内一切派别和思潮的存在，这也是错误的。

理所当然，统一会给任何政党以很大的力量，因为在统一的情况下，所有的人会统一行动。但是还有这种情况，缺乏对问题辩论和争论，党内没有不同的思潮，——这种党的统一并不说明党有力量，而说明他的软弱，特别是在某一政治领袖或形势的影响下，全体共产党员前进的方向是走错了的时候。

正是列宁坚决反对对党的统一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解释。

还在1911年列宁在一篇针对托洛茨基仅仅在口头上反对派别活动时写的《党内的情况》一文中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刚刚组织了自己派别的人们大喊大叫反对派性，这真是一片空话。他们是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即空喊反对派性，只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重要的问题，从党内或者说反党的各派别的工作内容上引开。”⁸⁹我们也知道，还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会议时，就提出了（什瓦尔茨曼提出的）谴责党内各集团之间的斗争的提案。正是列宁提出反对这一提案。列宁说，不能一概反对党内的斗争。我们只应该反对非思想性的斗争。如果一概反对集团之间的斗争，就等于也谴责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斗争。”⁹⁰

还在列宁领导我们党时，我党总是有各种派别和集团，而当时这被认为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现象。列宁在争取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参加统一战线时，从来没有实行宗派主义政策并不要求把基本上同意党的纲领，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同党的领导人有分歧的那些同志从党内开除、出去。只是到我们国家结束了国内战争之后，到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当所有困难和矛盾激化到极点，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分裂已经实际威胁我们时，列宁才起来反对当时在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的没有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辩论和争吵，并建议通过关于党内统一的专门决议，决议规定了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的要求：解散当时存在的、在已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否定过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切党内派别和宗派。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非党的自发势力很容易受在俄国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影响。我们应该记住，从一定意义上说，内部危险要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所带来的危险还大，所以我们必须表现出不仅是形式上的团结，而且是更加深入的团结。为了造成这样的团结，我们非要通过这样的决议不可。”⁹¹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包括其秘密的第七节（即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甚至连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也开除出党），常常被斯大林用来对付党内的争权斗争。必须指出，当时，斯大林把这一决议已经歪曲到了极点。

首先，在反对宗派和他们的宗派主义纪律时，列宁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并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党员讨论和批评党的总的方针和个别政策的权利。这一决议也没有取消每个党员在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上保留自己的个人意见，甚至于保留与中央观点不同的意见。这一决议不仅没有取消党内辩论和争吵的可能性，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党内有这种争论。⁹²

列宁在反对宗派时，特别是在反对“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时，并没有号召这些反对派集团的代表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只是建议他们停止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出版专刊和小册子——这是另一回事。“在不造成非常形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搞清楚，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的思想宣传还是在专门小册子中交换意见……有些理论家常常给党提出有益的建议。这样做是需要的。我们要出版两、三本大的专集，这样做也是需要的。但是，这样做难道等于思想宣传吗？难道这等于不同纲领之间斗争吗？难道能把这样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吗？”⁹³

第二、列宁在建议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决议时，还专门强调说：这一决议只适用于党目前所处的时期，只适用于当前的分歧，列宁坚决反对把本决议的意义扩大化。当达·波·梁赞诺夫建议在关于党的统一决议里写上专门一节，说明决议不仅谴责宗派活动，而且今后要禁止按政治态度实行选举大会代表时，正是列宁拒绝了这个建议。列宁在大会上说：“我想，很遗憾，梁赞诺夫同志的这个愿望是行不通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们不能剥夺党员及中央委员向党提出问题和意见的权利。我不能设想，我们怎样才能办到这点。我们本届大会不能用任何办法去束缚下一届代表大会的选举。假如说，今天出现象缔结布列斯特和釣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到那时，也许要按政治态度进行选举……如果事情涉及引起根本分歧的话，难道能禁止把问题提交给全党讨论吗？不能，这种过份的建议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应该否决。”⁹⁴

这样，就不难看出列宁关于党的统一的真正理解同斯大林对十大决议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差距是多么大呵！在这里我们且不提列宁对党的统一的看法无论如何不是指某个人的领导，而是指集体管理党。而党的集体领导必然要求经常交换意见和批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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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在二十年代初期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但是这个决议并没有挡住后来的年月党内出现新的严重分歧和新的反对派。几乎一切反对派在我们党内是公开存在的，和他们的斗争通常也是公开进行的。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人在对付这些反对派时，经常企图别有用心地和教条主义地去解释十大决议。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3—1924年对付托洛茨基分子时，就是这样作的。例如，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党的骨干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托洛茨基分子的时候说：“如果你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能把宗派和小组织公开化的时候了，那么你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认为，这一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永远不会到来（热烈的掌声）。这一时机不会到来，因为这一问题和出版自由以及和整个非无产阶级的居民的政治权利问题等有关系。谁不懂这些，在这一总局势下谁就会不理解一切事物。”⁹⁵

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这些极端的有倾向性的公式（这些公式远离了列宁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解），后来就被广泛用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派及“联合”反对派。

尽管如此，二十年代中期大多数党的骨干还是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时，党员有权利批评党的上层领导，批评联共（布）中央的政策，即有权建立反对派。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6年6月23日关于拉舍维奇问题的决议是很典型的。

决议说：“党本来希望，反对派在实际工作中会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样，在出现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时，反对派完全可能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维护自己的观点。尽管反对派还继续坚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指出的错误看法，而且把明显的宗派不可调和的因素带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来，但是这是反对派在党中央内部用正常的党内途径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法，因此没有引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能否保持团结问题的严重不安。 ⁹⁶

我们在这里不去分析这一决议提出的谴责反对派秘密活动的实质。我只想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不否认反对派的存在，而且承认了在“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在中央委员会和党内有维护自己观点的合法权利。

然而后来，当斯大林巩固了他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之后，他就坚决改变了他对党的统一的解释。斯大林成为局势的主宰之后，他就不仅越来越反对某一个反对派的言行，而且一切反对派他都统统要反对。“反对派”的概念越来越包含着不祥的意思。党员的自觉纪律被盲目的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所代替。党，党的中央和总书记都不可能犯有错误，这样的信念被灌输进全体党员的头脑中去。因此，任何反对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所以最后，归根到底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我党内的代理人。这显然是对列宁的决议完全错误的解释，它在我党历史中起了非常可悲的作用。三十年代初期，以斯大林主义形式出现的机会主义恰好在我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党的统一越来越被一种情况所代替，即党的统一就是全体党员无条件地完全服从党的总书记。共产党人的统一团结的口号用教条主义去解释，成为斯大林巩固他在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政及粉碎国家和党领导中的列宁分子的重要手段。这样，共产党人的统一团结的伟大口号实际上被斯大林利用来分裂党，砍掉和消灭他所不称心的一切领导干部和党员。

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独裁专制制度真是异常复杂和铁筒一般巩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斯大林在进行大规模镇压时，首先依靠的是被蒙骗的劳动者群众。中央和地方的党和国家机构也是斯大林的最重要的支柱。然而，也不能忘记，斯大林亲自监督的专门的惩罚机关在个人迷信时代起了特殊的作用。正是这些机关成为三十年代中期落在我国、我党的头上的这一史无前例恐怖运动的主要工具和执行者。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府就建立了专门惩罚机构（全俄非常委员会）。全俄非常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1917年12月召开的。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称这一新机构为同反革命和怠工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内战时期（1918—1920）的活动的规模非常大，特别是前沿地区的非常委员会机构的行动是最坚决的。那时的非常委员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什么与审判或侦查有关的机构，而正是军政惩罚机构，它们的任务是发现内部隐藏的敌人并消灭或孤立他们。非常委员会的机构必须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上发现和消灭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正如前线的一个士兵一旦在对面发现穿着敌人军装、手拿着武器的敌人就马上要杀掉他一样。

全俄非常委员会保密局局长，费·捷尔任斯基的亲密助手马·扬·拉齐斯（苏德拉布斯），1921年在解释全俄非常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能时写道：“非常委员会不是侦查委员会，也不是审判委员会，也不是法庭。这是一个战斗机构，是在内战前线活动的机构，它在自己的斗争中使用了侦查、审判、法庭和军事法庭的方法，也使用武力。它不是去审理敌人，而是打击他们。对任何在敌对营垒中的、手执武器的人、对那些丝毫无益于我们的人，它不会去饶恕他们，而是把他们变成齑粉……然而，它也不是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进行杀头的断头台。不是的，它或者是不经审判就地把敌人消灭掉，或者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使之和社会隔绝，或者在需要进一步作详细调查和公开案件时，提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它只是搞清楚该人是否有害和他对苏维埃政权危害的程度，并以此决定把这个人是消灭掉还是把他与社会隔绝，使他不能为非作歹，并且防止他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活动。我们如同犹太人一样，是在不断地受敌人进攻的威胁，不断地受敌人狙击的情况下建立未来世界的。非常委员会是保障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人能从事和平劳动，在国内捍卫着苏维埃政权，使国家免遭一切公开和秘密的反革命分子的侵害。”⁹⁷

总的来说，全俄非常委员会的活动对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巩固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是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和滥用职权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从上面引证过的马·拉齐斯写的小册子中看到。例如，拉齐斯对“反革命分子”概念的解释得太广泛了；拉齐斯写道：“苏维埃政权的三年斗争史清楚地证实，现在存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整个阶级都成为反革命的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首先，整个大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是在小资产阶级中也隐藏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主要是从这个阶层中雇用了从事积极活动的，活跃的反革命力量。军官学校的学生、旧军官、教员、大专学校的学生及知识青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敌人的战斗力，白俄军团是由他们组成的。”⁹⁸

把所有的旧教员（见拉齐斯写的小册子第24页）都归到反革命分子的这一广义的反革命概念之中的解释，往往会导致滥用职权。拉齐斯本人在他写的小册子里第11贡上写道：在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不仅会遇到“性格软弱的神经衰弱的人”，有时甚至有骗子、乃至于刑事犯，他们用非常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名义敲诈勒索、招摇撞骗，装满自己的腰包。”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在国内战争年代象贝利亚和巴吉罗夫这样的个别冒险家和个人野心家钻进了惩罚机构。

列宁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也不止一次地批评全俄非常委员会的错误。例如，他在《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一文中写道：“所谓政治上不信任，就是不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重要职位，肃反委员会要细心地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卫匪帮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代表人物。（顺便说说，也不一定要谈到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拉齐斯同志在喀山《红色恐怖》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谬论；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杂志第1期第2页上写道：‘在处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力或用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列宁继续写道：“在政治上不信任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参加管理和建设工作，是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无穷祸害的极愚蠢的事情。谁想把孟什维克说成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谁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资本主义文明的、在大资本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除了柯卢帕也夫和拉祖瓦也夫⁹⁹之流，也产生了许多善于利用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¹⁰⁰

由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签署的1918年12月17日的指示信中，也提到有关全俄非常委员会活动的一些滥用权力和错误的性质，信中说道：

“第二个问题是专家。我们的大多数专家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圈子，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他们常常出身于贵族。这种人我们通常或作为人质逮捕或关在劳改营里让他们从事社会劳动。即便是对待专家也是如此，这种不加分析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自己的专家很少，不得不雇佣资产阶级的头脑，让他们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所以只能在确认某一专家是为推翻苏维埃政权而工作之后，才能逮捕他。如果他好好工作，只是因为他曾经是贵族、企业主和剥削者而逮捕他是不行的。应该估计一下怎样做更恰当一些，是逮捕他益处大一些？还是让他为苏维埃工作更有益处一些呢？ ¹⁰¹

然而，还必须指出，我们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过去和现在都把非常委员会机构的这些滥用权力行为，错误和过失极端夸大起来。根据马·拉齐斯写的小册子里的数字，非常委员会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内（1918—1920）在全国枪决了一万两千七百三十三人。拉齐斯写道：“把这一数字同我们同志被白匪杀害的名单对比一下，你们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如果要埋怨非常委员会的话，那么不是埋怨他过分喜欢采用枪杀的办法，而是应该埋怨它使用极刑还不够多。”¹⁰²

关到集中营里去的人就多得多了。但这种监禁措施当时被看成是临时性的措施，只适用于内战时期和用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全俄非常委员会的领导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立即采取了从监狱和集中营里释放犯人的运动，并且改变了自己工作的形式和方法。1921年1月8日非常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写道：

“现在和外敌作战的前线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威胁没有了。内战的激烈时期过去了，但是它遗留下了沉重的负担——监狱有人满之患，坐牢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者。应该结束这种状况，释放犯人，并仔细观察，今后只应该把真正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人关到监牢中去。战时，甚至连小的投机活动以及越过前线都曾被看作是对红军可能造成威胁，但现在这类事情应该彻底取缔。将来，对付土匪和惯盗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因为小偷小摸和进行了一些小的投机倒把行为而把大批工人和农民关在监狱里的事情是不允许的。 ¹⁰³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在于改变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早在1919年初，费·埃·捷尔任斯基本人就提出了取消县一级非常委员会的问题，他的根据是，只是在非常条件下才需要的全俄非常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现在它的部分职能已成为多余的了。不久，县一级非常委员会，除了生活还没有恢复正常渠道的乌克兰和前线地区外，都普遍地取消了。

国内战争结束后，有关彻底改革全俄非常委员会问题也被提出来了。这是因为非常委员会是国内战争的机构，战后这种以迅速的行动从事惩办的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已经逐渐消失了。当然，还需要发现和捕获间谍、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但为此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但是这个机构无权不经法院，即用行政手段去惩处犯人。审判的职能和惩处措施应该交给苏联法院的正常的机构。和平时期，应当把保障更多的个人权利和法制的任务提到首位，全俄非常委员会的许多优点这时成为它的缺点。因此，列宁于1921年提出了要限制全俄非常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能。根据他的建议，1921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最短的期间内从改革全俄非常委员会、缩小其权限和加强革命法制的基础的角度出发，重新审查该委员会及其机构的条例。”¹⁰⁴依据这个决议，1922年2月6日通过了一项把全俄非常委员会改变为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法令。格别乌的任务，只是同最危险的国家罪犯和罪行：政治和经济反革命，间谍和土匪作斗争。这时格别乌对大多数案件，已无权直接镇压犯罪的犯人。决定一切重大案件的权力，其中包括由格别乌担任侦查的案件，完全划归法院。列宁在1922年2月写道：“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构主要是人民军事委员会和全俄非常委员会，现在特别的战斗任务已经落在人民法律委员会的肩上了。”¹⁰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同时仅保留有判处个别人流放或监禁三年以下徒刑的权利。

二十年代前半期连续几年对全俄非常委员会—格别乌机构进行了改革。但是在弗·伊·列宁去世以后，特别是在费·埃·捷尔任斯基去世后，这一改革缓慢下来，然后就朝着完全另外的方向发展了。格别乌机构逐渐回到自己原来的只适合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职能，尽管苏维埃政权已克服了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阵地。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格别乌又开始逐渐成为惩罚组织，它又得到如下的权力：监禁、关进集中营、流放到边缘地区，后来甚至得到不经法院，只用行政手段进行枪决的权利。

众所周知，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党的老干部维·鲁·缅任斯基成了格别乌（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遗憾的是，他在党内和国内没有费·捷尔任斯基那么大的影响和威信。再说，缅任斯基到二十年代末期实际上已经不能领导格别乌的工作了，他经常长时间地患病，因此很少干涉格别乌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日常的实际工作。就在这些年代，格别乌的实际领导人是缅任斯基的副职亨·雅戈达，雅戈达是受了斯大林很大影响的人。格别乌的许多地方分局不挂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像，可是一定要挂雅戈达的像。在斯大林和雅戈达的压力下，在我国的惩罚机构活动里，从二十年代末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离开捷尔任斯基的传统已经很远很远了。正如我们所写的，正是格别乌机构承担了强行剥夺耐普曼分子黄金和珍贵物品的任务，在完成此任务时，它使用了巨大规模的暴力和专横办法。正是这些机构承担了另一任务：把几十万富农家庭迁移到国家的东方地区，而被迁移的不仅有富农本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和幼小的孩子。

斯大林镇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和军事专家时也依靠了格别乌机构，这些镇压活动就其多数情况来说显然都是非法的。就在那个时候格别乌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上面的默许下也使用了伪造侦查材料的方法，强迫被告签署假审讯记录，炮制各种莫须有的阴谋和组织，允许对犯人进行非刑拷打。当一个受刑的犯人——米·彼·雅库波维奇（在1930年底）对侦查人员说：捷尔任斯基在世时这类侦查方法是不允许的，侦查人员笑着回答说：“把老祖宗搬出来了！捷尔任斯基时期在我们革命中已是过去的阶段了。”

还在三十年代初，随着镇压规模的扩大，格别乌，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我国及我党内部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惩罚机构的人员编制在此期间也大大扩大了。例如，早在1926年斯大淋就签署了关于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编制的指示。

虽然出现了这类危险倾向和蜕化变质分子，但是惩罚机构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还是继续忠实于捷尔任斯基的传统。然而在缅任斯基去世后，随着同时发生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加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事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斯大林把雅戈达这样没有原则的人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上，并通过这个办法一个人独揽了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大权，逐渐把一切他不称心的干部从这些机构中排挤了出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大大地扩大了。例如，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特种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中说：

1.授权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被认定系社会危险分子者得使用如下的权力：a）凡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之人员名单得流放至地方受群众公开监督，为期五年；b）受为期五年公开监督的流放者，禁止在苏联的首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居住；c）送进劳改营监禁，为期五年；d）得将对社会有危险的外籍人员驱逐出苏联国境。

¹⁰⁶

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暗害后，特别是在1936年第一次“公开”政治审讯案之后，又一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进行了清洗，其结果惩罚机构的多数领导岗位都被冒险家和野心家占领了。特别需要765指出的是，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薪金约增加到四倍。如果说1937年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们的工资相对低的话，因此甚至形成了这些机构招收人员的障碍，那么1937年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工资则比其它一切党和国家组织的工资都高。与领取高工资的同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还有其它许多鼓励形式。最好的住宅、休养所和医院都交给这些机构使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顺利”完成任务后，获得奖章和奖牌。从三十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更加扩大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编制，使这些机构拥有自己的师团，几十万警卫干部，拥有几万名被授各种军衔的内务部军官的庞大的队伍。不仅一切的州中心，而且国内全部城市、乃至专区中心都建立了内务局。一切大企业和多数中型企业、火车站、各大机关和组织，高等学校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专门部门或分处科编制。公园、戏院、图书馆——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包括吸烟室）都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的机动工作人员的经常观察所。国内几乎所有的组织和机关（包括监禁所）都建立了“群众义务性的”巨大的情报员和告密者组成的网。为几千万人建立了专门档案，他们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对他们进行的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除了包括管理立宪民主党人案件和保皇党人案件，孟什维克案件，社会革命党人案件及其他反革命政党案件各处之外，又建立了管理联共（布）案件处。该处还监督和观察党的一切组织，直至联共（布）中央。委派一切区委、市委、州委书记都要先同内务部有关的处和代表进行协商。当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各个局内，也都建立了专门审查契卡人员自己的特务处，显然还有另一个特别处，他的任务是监督这些特务处。契卡人员被不厌其烦地灌输进这样的信念：即契卡纪律高于党的纪律。人们告诉他们：“你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共产党员。”在训练契卡干部的计划中包括学习各种手艺的历史，其中对宗教裁判所的历史给予极大的注意。¹⁰⁷斯大林特别重视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政治局委员的活动的监督。一本古印度书中说：“统治者的秘密工作人员应该注意一切执掌事务的大臣、统治者的近臣及亲属，而且也应该同样注意他的对手。”¹⁰⁸确实如此，斯大林掌握了他的亲密助手的每一步行为，为此借助于臭名昭著的《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这一法令是在基洛夫被暗杀后通过的。当斯大林亲自选择自己警卫人员并完全控制着他们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受委托保卫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负责干部不通知他的保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如果不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他们不能接待他们所愿意接待的任何人。

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职权和权利在三十年代初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1936年夏天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决议授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为期一年的全权，以便彻底摧毁“人民敌人”。联共（布）中央1937年的六月全会实际上把这些权利延长到无限期。根据这些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判职能和权利也大大扩大了。

上面已讲过，还在193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了所谓的特种会议。后来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星罗棋布的“三人小组”体系，它们是直属特种会议的。这些非法存在的机构同苏联宪法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有权独立地审理政治案件和有权作出判决，完全不必遵循诉讼程序。这样一来，惩罚机构就已经不受党和苏维埃、法院和检察院的约束了。不过，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人员向检察院和法院请求协助，那些机构也只能百依百顺地作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事先早已准备好了的那些决议和判决。检察长的批准手续纯粹是走形式。许多州的检察长是事后，即逮捕几个月后才去批准，或者甚至他们只签署空白表格，然后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随便填写名字。实际上全国只有一个人才能控制惩罚机构的活动，那就是斯大林本人。

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需要这个庞大的惩罚机器呢？这个机器按其人员数量，拥有的力量和职权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

理所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外来威胁和外国暗探的间谍活动都不能为这个巨大而有影响的惩罚机构的存在开脱责任。这架机器首先是反对“内部敌人”的，所以它为了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去寻找这些“敌人”。这个特权机构的绝大部分官吏和军官都自然不愿意自己失业，而他们的工作就在于寻找，审判和孤立“人民敌人”。

正如И·Р·格里古列维奇在他的文章《宗教裁判所在历史审判面前》中所写的那样，“当‘神圣的法庭’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确实在根除异端时，它的那无限扩大的机器实际上却是无事可干。但是，尽管如此，它不仅没有停止进行恐怖活动，而且依据它曾经列出的名单继续为自己寻找新的工作，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这时，各种炮制出来的案件接踵而来，过去没有得到证实的老案子又恢复审理，已被释放了的人们又重新被投入监狱，为了指控完全无辜的人，使用了造谣诽谤和‘间接物证’。甚至对早已去世的人提起诉讼，这些人当然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因为已经被开动了的裁判所这架机器不能不工作。它正如永不满足贪婪无厌的莫洛赫¹⁰⁹一样，不断地要求新的鲜血供应，供应鲜血的人就是自己搞出来的异教徒。其中有真的，也有的是他自己炮制出的假异教徒。”¹¹⁰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看到，无限膨胀了的惩罚机构不仅成为斯大林制度的坚固基础，而且自己也变成不断去镇压诚实苏联公民的根源。

在这方面还不能不指出，几乎在所有边缘地区建立起来的星罗棋布的劳改营网“要求”劳动力的供应。

根据老共产党员Ю·弗利德曼的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收到一个原政治犯的报告，这个人后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飞黄腾达。这一报告里很少谈论劳改的教育意义。然而作者指出，在劳改营里关押犯人比在监狱和政治隔离室关押犯人更为“经济”。此外作者建议，建立劳改营会使不容易招收“自由”劳动力的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起来。在这里他首先指的是欧洲的北方部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

这些思想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又得到政治局的赞同。集中营总管理局（古拉格）建立起来了，还建立了首批集中营区。随着国内工业建设的扩大，劳改营的数量也增加了。集中营总管理局的工作被纳入国家计划，并在其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还在三十年代末期，木材的开采，铜矿，黄金及煤炭的开采方面古拉格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古拉格在边缘地区实现了运河开凿，战略公路和许多工业企业的建设。

在我国实行了如此广泛的强制劳动制度，这一措施自然带来了极为危险的恶果。第一，1937年以后，劳改营里实行的严酷制度，使这里的“劳动力”很快就涸竭了，所以自然要求补充接替的人。第二，斯大林没有找到在边缘地区解决建设问题的合理方案，因此，他不断增加古拉格所管理的项目。计划机关甚至为了完成某个建设项目，往往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国家把古拉格范围的工作发展计划进去，而且还把集中营劳动力的增长也计划进去。（甚至连集中营的死亡率也包括进计划里面，实践表明这些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情况）在一些大工程开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州的机构都收到提供需要的“劳动力”。这样一来，极为庞大的强制劳动体系一旦建立，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规模镇压的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革命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伟大而人道的目的：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地球上消灭战争和暴力，全面和协调地发展人的个性。

然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无产阶级必然要走同剥削阶级，同社会主义一切敌人以及同自己的缺点进行斗争的、长期的、艰难的道路。这时在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必然提出选择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甘地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否定革命斗争中采取暴力的措施。马克思不止一次重复，当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时，暴力是助产婆。列宁也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干出来的。我们知道，敌人把残忍和血腥的斗争强加给布尔什维克，而我们的党接受了这个挑战。正是同敌人斗争的坚定性和不可调和性，善于把说服同暴力结合起来，有时也借助于恐怖手段，才保证了列宁党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胜利。

列宁在谈到内战年代的红色恐怖时指出，这一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协约国的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实行了恐怖。因为称霸世界的大国不择手段，用大批军队压到我们头上。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恐怖，但是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任务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¹¹¹

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没有也不可能认为，似乎为了革命的目的，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无可指责的。

“目的允许采取任何手段”的观点不是革命家提出来的。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他们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即这些剥削阶级确实使用了任何一种手段和方法去进行斗争，因此才提出来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在中世纪的教会活动中得到更加彻底的贯彻。主教季特利希·冯·尼希姆¹¹²于1411年写道：“如果教会受到严重威胁时，教会就不受道德的约束。统一作为最终目的，采取一切手段都是无可指责的：即教会职衔可以买卖，出卖变节，关进监狱以及谋杀等。这是因为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目的而存在，个人应该为社会福利而牺牲自己。”耶稣会也是以这些原理作为指导的，他们认为自己主要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宗教改革派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去进行斗争，为保持天主教教堂的一切特权和全部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近代，法西斯反动派也提出了这一观点。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说，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这是唯一的道路，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必要性上都是正确的。当我们取得了胜利，谁会问我们用了什么方法？我们的良心已经积满了那么多的污垢，所以，我们必须胜利，不然，以我们为首的一切以及我们的人民都会被从地球上消灭。”¹¹³

遗憾的是，事情竟会这样，一个从革命敌人的武器库中搬出来的观点，往往落到一些革命者的武器库里，接受这个观点的首先是那些钻进革命队伍的无原则的野心家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还有那些企图不管方向、只管前进的狂热分子和教条主义者。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参加者在使用方法上面，也不同程度地不择手段，不讲原则。法国于1792年发表的一个宣言说：“凡是本着革命精神办事的一切人，他们干什么都是允许的。对共和派来说，除了成为共和国法令的尾巴外，没有其它危险。谁超越出这些法令，谁似乎远远超岀了目标，这个人往往离完成任务还很远。”¹¹⁴

众所周知，雅各宾专政帮助了法国革命，使革命的内外敌人遭到一系列决定性的失败。

在那些年代革命恐怖是一种严酷的必然性，这种恐怖保证了法国革命去实现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

然而现在大家很了解，雅各宾恐怖不仅巩固了，而且也破坏了法国革命的力量，归根结蒂，正是这种恐怖导致雅各宾派人的垮台，因为他们失掉了大部分法国人民的支持。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这种恐怖的矛头不仅指向明显的保皇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也指向了那些观点比主要的雅各宾集团稍右或稍左的许多共和党人和革命者。随着这一恐怖而实行的简化诉讼法和取消辩护权都为滥用权力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不仅被那些暂时参加革命的奸诈的人所利用，就是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也利用了这一形势。根据罗伯斯庇尔提出的意见和由于他的坚持，对他的政敌提出了造谣诽谤、诬陷性的指控、并对假案进行了审理，使许多诚实的共和党人和革命者被送上了断头台。

当不满的工人和贫民提出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要求时，雅各宾派领袖也用恐怖回答了他们。

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雅各宾主义的力量。关于这点现在被各派历史学家已经都一致承认了。

十九世纪也有不少革命者，当他们选择斗争方法时，也不承认应该有任何限制。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涅恰也夫和涅恰也夫主义。巴枯宁也长期宣传和涅恰也夫相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不仅可以当“吹鼓手”，而且“也可以当坏蛋”，并认为抢劫是革命性的表现。巴枯宁长期以来一直都认为：革命就是破坏一切，就是复仇行动，可以使用“毒气、尖刀、绞架”这样的武器。巴枯宁直至去世前才明白：诡谲和革命是互不相容的，“阴谋诡计上面建立不起任何有生命力的、巩固的事物，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革命活动不能去依靠低级的和下流的癖好，任何革命如果没有人类最高尚的理想的话，显然是不能取得胜利的。”¹¹⁵

巴黎公社于1871年4月通过的关于人质的法令是针对凡尔赛枪杀被俘的公社社员，这一法令曾引起欧洲进步民主人士的许多责难。大家知道，这些人质在公社存在的最后几天才被枪杀了的。

遗憾的是，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期间也发生过不必要的暴力行为，残忍手段，过份的多疑和滥用恐怖手段的现象。

例如：在十月武装起义后几个月里常发生革命士兵和工人私设公堂、对一些“嫌疑犯”进行刑讯的事实。其中，原临时政府的部长安·伊·盛加略夫¹¹⁶和费·科科什金¹¹⁷都成为这种私刑的牺牲者。美国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也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差一点被枪杀，后来他写了描写十月革命的欢欣鼓舞的书。再举出下面两个例子也足以说明问题：红军第一批骑兵兵团的创建者、国内战争英雄波·莫·杜缅科¹¹⁸被枪杀了，以及第二骑兵军菲·库·米罗诺夫¹¹⁹在布蒂尔卡监狱里被杀害。众所周知，米罗诺夫和杜缅科在苏共二十大后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予以平反了。这类事实还可举岀下面的例子：1919年2—3月在顿河上游的村镇不经审判而大规模地枪杀了哥萨克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妇女，以及1919年初俄共（布）顿河局和南线国内战争局开展了“剥夺哥萨克”运动。米·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所描写的就是造成哥萨克反布尔什维克的维申斯克暴动的原因。

列·达·托洛茨基也时常滥用暴力手段，国内战争时期他是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例如，当东线的一个团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并拒绝服从东线司令员的命令时，当时托洛茨基在东线，他下达了命令枪决该团的团长和政治委员。他这时想起了好战的罗马人的传统，命令把该团按数目算是逢十的人都统统枪杀。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谢·古谢夫赞同了这一命令，并执行了这个命令。托洛茨基的命令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员的愤慨，团里的一位指挥员为了免遭枪决逃到莫斯科去了。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回想她当时怎样帮助这位指挥员躲藏起来。但是也有不少人是维护托洛茨基行为的，他们的理由是战时形成的紧张局面要求采取严峻的措施。

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В·К·普特纳与托洛茨基、古谢夫的做法大不一样。1921年他被派到一个拒绝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师里去，普特纳没有枪杀任何人，但他说服了红军战士和个别动摇的指挥员返回前线。开始时，他先派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到情绪不稳定的团里去作工作，后来这些团成为首先进攻那些反对红军的暴乱分子的先头部队。

在我们看来，国内战争初期使用人质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把阶级异己分子和对苏维埃政权有危害的分子暂时隔离起来是必要的。然而，当时人质方法不仅是暂时的隔离手段，而且还使一些人因为另一些人的罪行而被从肉体上消灭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格·彼得罗夫斯基于1918年9月在他的一项命令中不加掩饰地谈到这一点。在这项用电报发给各级苏维埃的命令中写道：“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暗杀，敌人企图暗害和枪杀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芬兰、乌克兰，以及顿河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大规模杀害我们几万同志事件，在我们军队的后方我们经常揭露出敌人的阴谋活动，此外，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它反革命匪帮都承认他们参加了这些阴谋活动，而与此同时，苏维埃方面对白匪及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镇压和大规模的杀害则是极小的，这说明我们虽然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白匪及资产阶级采取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但实际上恐怖行为并不存在。这种状况应该宣告结束。这种松懈和姑息的现象应该立即制止。凡地方苏维埃已掌握了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应该立即被逮捕。资产阶级和军官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应作为人质立即逮捕。当白匪帮有任何那怕是微小的反抗活动时，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使用大规模的枪杀方法。地方省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掌握主动性……上述一切措施应立即付诸实施。关于地方苏维埃的这个或那个机构在这方面的行为有任何动摇，内务局局长应该立即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汇报……本电收到后，请复电……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¹²⁰

格·彼得罗夫斯基这一命令确实导致大量人质被枪杀。例如，《非常委员会周报》第5期报道过，在彼得格勒就枪杀了五百个人质。就是在1918年那样的艰难环境中，也无法同意这样的残酷措施。因为这类的措施并不会根除反革命，而只能使斗争激化，双方都遭到更大的牺牲。

1920年，在粉碎弗兰格尔进攻之后，克里米亚的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隐藏在克里米亚山区的原白卫军，只要他们出来自首，就赦免他们的罪行。然而，南线的地方党和军事机构违背了自己赦免的保证，对大部分前来自首的白卫军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枪杀，而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被强迫征进白匪军的。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我党及苏维埃政府其他许多领导人当时坚决反对那些参加了革命的狂热分子的这类极端的、毫无根据的、残酷的作法。捷尔任斯基在给温什利希特的一张便笺中写道：“犯一千次自由主义的错误，也比把一个无辜的人送到流放地好，因为这个人从流放地回来后还会是一个积极分子，那么对他的指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过失。”早在1918年底，国防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授权各人民委员部及省市一级的党委会派代表参加那些由非常委员会机构逮捕的公民的审理工作。非常委员会机构有权释放有两名人民委员部常委会成员或两名党委会委员提出书面担保的在押人犯。然而，连列宁和党中央的干涉也远不能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制止那些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允许的，损害它的威信的方法。

内战的结束向苏维埃政府提岀了必须下决心采取加强和巩固革命法制措施的要求。甚至即便是过去有根据使用的那许多暴力形式，到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已经是不能允许的、和危险的了。但是，这一过渡是不容易的，因为苏维埃和党的许多活动家认为，实行法制等于“使革命解除武装”。¹²¹

正如米·伊·加里宁所证实的：“战争及内部斗争使我们出现了大批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法律就是相应地行使权力。管理——对他们来说就是完全独立的指挥，而不服从法律条文的规定。”¹²²

甚至对弗·伊·列宁来说，在新的条件下过渡到革命斗争的新方法和手段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也不要隐讳这点）。列宁写给德·伊·库尔斯基¹²³的、谈论有关恐怖问题的信证实了这点。1922年春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司法人民委员部要制订该共和国的第一部刑法。1922年5月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给弗·伊·列宁送去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法典法律条文》草案，请他提意见。列宁看了该文件后，就在这个草案的边页上作了如下的批示：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该扩大使用枪决的范围（也可用驱逐出国境的办法代替）。见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第一条规定；想办法找出一个提法，把他们的活动同国际资产阶级及他们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收买报刊和内奸，准备打仗等等）。请您提出您的看法，立即回信。

5月15 日。列宁。”

这一《法律条文》（草案）的第五条是：“在建立能保障苏维埃政权不受反革命侵袭的条件之前，革命法庭有权对刑事法典第58、59、60、61、62、63各条所规定的罪行使用极刑。”

列宁在这一条上加了批示：

“a.加上第 64、65、66、67、68、69 各条；

5月16日，列宁亲自同德·伊·库尔斯基面谈。其中，谈到关于规定什么叫“反革命行为”的条文草案。从社会主义法制的角度，给这一概念以正确的解释是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的。列宁亲自草拟了该条文草案，并于第二夭又发了一封信给库尔斯基，其内容如下：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既然是草案，当然需要反复推敲和修改。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方案1 ：

凡进行宣传、鼓动或参加或协助一种组织来为不承认业已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并图谋通过武装干涉：封锁、间谍活动、津贴报刊等手段以暴力为推翻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

一律处以极刑；其情节较轻者，剥夺自由或驱逐出境。

方案2：

（甲）凡进行宣传或鼓动，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下同）。

（乙）凡参加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协助那些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之罪犯（其活动有上述性质者），都应受到同样惩罚。

方案2乙：凡进行宣传或鼓动，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或可能为其效力者（下同）。”¹²⁴

列宁关于在刑法典中要把有关恐怖的问题“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的指示和他的方案2甲及方案2乙无疑是错误的，它们能为数不清的滥用权力的现象开了绿灯。列宁自己认为他的建议完全只是草稿，需要加以修正和加工。大概这些建议在中央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受到一定的批评，因为刑法典第57条的基础只是方案1 ，这一方案中没有“客观上效力者”和“可能效力者”的字眼。但不管怎样，列宁给库尔斯基的信（于1924年库尔斯基予以发表了），是不可能促进年轻苏维埃司法活动的改善的。

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大政论家德·伊·皮萨列夫¹²⁵不是没有根据地写道：“在各民族的生活中，革命所占的地位正如同一个人生活中不得已不去从事杀害所占的地位一样。如果你不得不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不得不保护自己母亲、姊妹和妻子的生命和尊严，你就有可能去杀害那些攻击你的坏蛋……至于暴力政变，也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把它比做防御战争。每一次政变和每一场战争本身总是给人民带来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但如果战争或政变是不得不进行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损失和它可以避免的损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¹²⁶

今天，我党的一些老党员也是这样想的。一个老共产党员拉·波·列尔特告诉作者说：

“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革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样的革命不能没有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没有对军官和富农的暴力行动的话，那么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18年枪杀沙皇全家，包括幼小的继承者也许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他们不再成为君主专制的反革命的旗帜。发生的斗争确实是你死我活的。如果共产党入不能取得胜利，他们就都会被白匪杀死。

如果列宁在世时，各种滥用暴力行为都可能产生的话，那么在斯大林领导了党之后，可想而知这类离开革命法制的行为是多么迅速地增多起来。众所周知，斯大林不仅没有对革命的“极端的行为”进行任何认真的斗争，相反，他对中央和地方的许多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积极灌输了一种野蛮的观点，即革命采取各种手段时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和顾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后来篡夺政权及对我党和国家基本干部力量采取残酷的恐怖政策。

早在1936—1938年大镇压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教会了许多苏维埃和党的干部对那些于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人进行斗争时，可以不择手段。对那些富裕的农民或者没有觉悟的农民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把几十万农户迁移到西伯利亚去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进行了非法的镇压，对反对派和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则为所欲为——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论点在实践中的体现。我国许多地区在集体化时期对富农和所谓“富农的应声虫”难道没有使用酷刑和虐待，难道没有打骂富农，冬天往他们身上浇凉水吗？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那古里诺夫难道没有说过：“如果站在我面前的有几十名老人、小孩和妇女”，而有人告诉他，为了革命的需要把他们用机关枪扫掉，那么他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统统都扫掉”吗？然而，那古里诺夫的这些话只不过是斯大林同革命敌人斗争方法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当然，斯大林并不是在我们革命中实行野蛮方法的独一无二的人，无论在领导人中，还是在普通的革命参与者里面，他都有不少助手和志同道合的人。当然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群众的文化落后，运动中的某种自发情绪以及许多人不善于独立思考等等。这样，斯大林不仅给那些参加革命的人灌输了自己的思想，而且同时还巧妙的利用了人民中间及党内存在着的一切最落后的情绪和希望。

不管怎样，在许多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以及在惩罚机构中广泛散布的那种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允许使用任何手段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斯大林实现其冒险目的和个人野心。因为，斯大林只要把那些他不称心的人宣布为“人民敌人”，实际上，这些人马上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对他们采取任何残忍作法，使用任何酷刑和暴力，都是完全允许的，也都是能够解释得通的。

1930—1932年期间，远不是所有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都是心情愉快地参与了把几十万富农及农民家属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行动的。我们知道，集体化时期被派往农村的许多积极分子，待他们从那里回来时，因为受了巨大的刺激而身患重病了。

1936—1938年期间，许多苏维埃和党的干部当他们批评自己党内的同志进行大规模逮捕时，心里是很难过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不少干部，当他们执行严刑拷打犯人的命令时，他们非常怀疑这样的作法，心情都十分沉重。

然而，这些干部所听到的是这样的话：革命的利益需要这样；因此，逐渐习惯的逻辑使他们的良心得到安慰，而他们的认识则模糊起来，使他们不能认清正在发生着的事件的实际情况。这样一来，原来还是诚实的革命者就比较容易地堕落下去了，以后就逐渐成为斯大林专横的盲目工具，后来又往往成为其牺牲品。

象尼·瓦·克雷连柯这样从主观上说，似乎非常诚实的革命者，从这方面看他的命运是很典型的。恰恰是司法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不经过司法部门、非法镇压的特别热心的拥护者。克雷连柯在1930年写道：“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广大的自由知识界对苏维埃政权不是一贯按法律程序惩罚那些暗害者，可能觉得离奇怪诞，不可思议。但是任何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正确作法。”¹²⁷克雷连柯也没有反对过违反宪法的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克雷连柯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司法人民委员，后来作为苏联的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他并没有去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1935、1936和1937年所进行的非法镇压。也许，克雷连柯很快就明白了自己言行是错误的。1938年他被撤了职并被诬陷从事反革命的暗害活动：后来他未经过任何法律审理被判决，而且被枪决了。

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Б·П·舍博尔达也夫的悲惨命7命运在这方面也是很典型的。

三十年代初，不仅卡冈诺维奇，而且舍博尔达也夫也积极赞同在库班推行大规模的镇压政策。当时，矛头所指不是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小组，而是整个市镇，整村整村居民不经过任何法院的手续就被驱逐到国家的边缘地区。1932年U月12日舍博尔达也夫在罗斯托夫讲话时说：“我们直截了当地宣布，那些不愿种地的凶恶的怠工者，富农的走狗，他们都将被驱逐到北方地区。难道我们过去没有把库班的富农反革命分子驱逐出去吗？驱逐的数量是相当大的。现在，当富农的残渣余孽企图组织怠工时，当他们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要求时，更正确的办法是把肥沃的库班土地交给其它地区的土地又少又坏的集体农庄庄员去种……不愿意工作的，把那些糟踏我们土地的人驱逐到别处去。这是公正的。会有人对我们说：‘怎么回事？过去只驱逐富农，现在要搬迁整个村镇了，村里还有集体农庄和勤劳的个体劳动者，怎么办？‘是的，现在不得不提出搬迁整个村镇，因为在现在的形势下，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确实勤劳的个体劳动者应该替自己的邻居负责。如果在一个集体农庄旁边有另一个集体农庄或一批单干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措施，那么它还能是苏维埃政权的什么支柱呢？”¹²⁸

事情刚过五年，舍博尔达也夫自己成为新的、残酷清洗“人民敌人”运动的牺牲者。

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戈梅利州委书记М·О·斯塔孔¹²⁹在积极分子会议上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犯了 “自由主义”，他要求逮捕一个因面包缺乏而骂苏维埃政权的老太太。一年后已经不犯“自由主义”的内务部的机构把斯塔孔本人也逮捕了。

十月革命英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二十年代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36年他作为苏联特使被派到西班牙。他的任务之一是把西班牙共产党内的托派分子清洗出去。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参与下西班牙共产党的托派小组很快被“消灭了”，这些托派小组当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佛朗哥和法西斯的斗争。一年之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召回莫斯科，被宣布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被处决了。

大家知道，文学家列·阿韦尔巴赫许多年来都异常激烈地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作家，诽谤他们并且赞同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暴力行为。1929年阿韦尔巴赫《在文学的岗位上》杂志写了文章，他用粗暴的语言抨击了苏联著作家安·普拉托诺夫。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有人向我们进行人道主义的说教，似乎世界上还有比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更加人道的什么东西。”可是，1938年列·阿韦尔巴赫“为了革命的利益”被枪决了。

象В·Ф·沙朗哥维奇这样的人我们已经不用说了。1936—1937年沙朗哥维奇作为白俄罗斯中央的第一书记在叶若夫和马林科夫领导下积极指挥了摧残白俄罗斯干部的工作。当沙朗哥维奇在一次讲话中要求撤掉契尔维亚科夫的职务时，契尔维亚科夫自杀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沙朗哥维奇就在明斯克党代会上宣布说：“狗不得好死。”然而，一年以后，沙朗哥维奇本人也被处决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至今还继续在自己回忆录中断言，一切坏事都是从1937年开始的。例如，В·巴兰钦科在他的回忆录《恢复尊严》中，当他描写二十——三十年代的事件时，一般都是一片赞扬，他说如果没有这倒霉的1937年，一切都会是很好的。但是，Я·И·德罗宾斯基的想法则不一样。他的回忆录中的主人翁安德烈·弗明在军事委员会受审之前，他这样想过：“人们！共产党员们！你们怎么会坏到如此地步？是马上变坏了吗？……安德烈，问题就在这里，不是一下子变坏了的。都是慢慢地准备起来的，甚至不是悄悄地准备起来的，而是公开策划的。是逐渐地，缓慢地，但是系统地，一步一步地把这种可耻的毒药一滴一滴地灌进他们机体之中，为大镇压行动准备好了干部队伍。这种毒药在他们的机体中积累起来，当人的抵抗力涸竭了，毒素就支配了整个机体。准备工作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去破坏农民家庭，破坏他们的安乐窝，把他们赶到边缘地区的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敢于说出剥夺他的邻居中农，即劳动者是不对的这样的话，于是给他们扣上了‘富农应声虫’的帽子等等。毒素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他们知道年成歉收，却要强迫农民交纳亚麻，他们知道并没有发生任何怠工，也没有怠工者，却发出指示要镇压怠工，审判怠工者，因为确实没有亚麻，年成不好歉收了。当对这些‘怠工者’进行审判时，把他们最后一头牛牵走了，可是检察长清楚地知道,没有发生任何怠工，但他还是批准逮捕他们。法官也知道，农民是诚实的，但他们仍然审判了他。可是现在仍然是那位检察长批准逮捕你，同样还是那位法官，他们审判了你。原则没有变，只不过运用得更广泛一些罢了。你当时不懂这一点。可是，那时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干部，他们不头心你是否有罪，他们只关心上面有指示，指示上说你是有罪的。你记得吗，当时你告诉吉加洛说：‘尼古拉·费多罗维奇，亚麻欠收了。’吉加洛回答你说：‘我也知道，可是国家需要亚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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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关于布尔什维克为了达到自己革命的目的，似乎使用了不体面的手段，这是西方反苏文学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

1940年在伦敦出版的柯斯特勒的小说《正午的暮色》中的一个主人翁伊万诺夫，他是一个侦查员，他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1937年的残酷的大镇压是正义的、有根据的。伊万诺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的年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想抢钱而杀死了一个老太太。他是作得不对的。但是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据党的命令，例如，为了补充罢工基金或支持地下报纸而杀死一位老太太，那么他就变成正确的了。伊万诺夫继续这样想：“人类的道德只有两个观念，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两极。其一是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它宣布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数学定律不能用在人类的法律上。另一个概念是从基本原则出发的，即为了达到集体的目的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永远服从社会、并为社会作出牺牲，然而社会则可以象利用实验室的兔子和祭坛上的小羊一样，支配个人。”

遗憾的是，在一些苏联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判断。亚历山大·普特柯的小说《我的重荷》里，党的负责干部纳列托夫自言自语地说：“好吧，让后代评价我们的事情吧。就让他们如同这个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仔细地去计算得失并加以比较吧！但是他们能否想象得出事情的实际情况如何呢？看书吗？听故事吗？……”许多事情后代是不会知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清楚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而不清楚的地方越多，猜想出来的东西也越多。纳列托夫继续想道：“他们怎么会正确地估价我们的事情呢？他们的评价会正确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是否会明白另一出路是不可能的呢？当周围一切都在猛烈地燃烧着的时候，谁会去计算得失，权衡利益呢？谁会想到应该三思而行，估量一下：代价是否太大了？有没有不必要的牺牲？不，他——尼基塔·彼得罗维奇·纳列托夫有另一种哲学。正是这个哲学暂时使他能在土地上站稳脚跟，在困难时刻不动摇。你看到你的目标了吗？相信他吗？去为它冲锋陷阵，用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需要牺牲吗？牺牲吧。但不是斤斤计较，不要精打细算，必须是能有可靠的赢余和储备。吝啬会使你付出更高的代价。目标之伟大，使任何牺牲（当然，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在内）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¹³⁰看来，亚历山大·普特柯完全同意自己小说的主人翁的话。显然，伊万诺夫、纳列托夫和普特柯的哲学同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然而，也不得不指出，这些观点和许许多多斯大林分子的观点是不相上下的。

实际上，在方法和目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不需要持这种诡谲的观点。正如尤·卡里亚金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所公正的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否认伪善者和反动派的这个欺骗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在一种情况下承认阶级暴力，即当从事暴力行为的人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因此有必要使用暴力对付他们，但也只有对付他们才使用暴力。这是人道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绝大多数人摆脱极少数入加诸他们的奴役。如果不为这一解放进行斗争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个人的自由，任何个人进行自我改造以臻于完善的地步，那就只有个人的毁灭。在这一斗争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但这不是给后代的土地施肥，而是为未来本身播种；这不是给渺茫的神明的祭坛献上羔羊而是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奴役地位、并且相信自己力量和理想的群众的觉醒和激情；这是一个人真正已经成为人之后的越来越自由的选择。在这一斗争中，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不是个性的自我否定，而是个性的自我肯定。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具有的人道主义性质，决定其方法是人道主义的，而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诡诈伎俩和野蛮行为只是对斗争方法和目的的歪曲。被这种方法所掩盖的就是最正确的思想，如果受到野蛮的方法的保护，它就不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野蛮的方法破坏了人和人之间关系中的最宝贵的东西——信任。如果挖一挖那些以‘共产主义名义’用野蛮方法的人的思想的话，那么会发现，他对共产主义目标本身的理解是受到歪曲的。”¹³¹

伊·爱伦堡公正地写道：“目的不是路标，而是某种完全实际的东西，这是现实，是今天的行为，而不是描写明天的图画；目的不仅从政治上决定战略，而且决定道德面貌。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公正的行为，你却要去作，那么你就不可能树立正义；如果把人民变成‘小齿轮和小螺丝钉’，把自己变成神的偶像，就不可能为平等而斗争。方法永远反映到目的上面，方法可以把它的面貌提高也可以使它变形。”¹³²

然而，革命有可能在巨大的方法的武器库里选择它需要的东西。这种或那种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因具体环境和形势而有所改变。我们国家的生活以及我们的革命都有过很艰难的时刻，那时不得不使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在叶卡捷琳堡我们杀害了沙皇全家，¹³³我们沉没了黑海舰队以及1918年我们使用了赤色恐怖——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是如果在事先我们没有能拒绝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和手段时，我们也不能事先宣布一切方法都是允许的。真正的革命者和真正的革命政党应该在每一时期和每一具体局势下仔细研究和讨论——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付出最低代价、经过最短的途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我们应该在仔细和具体研究之后，作出决定——在某种形势下什么样的手段不能采用，以及什么样的方法在任何形势下都不能使用。哲学家М·Г·马卡罗夫写道：“达到共产党人最后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民的一切美好的理想和精神上的要求。党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乃是为全人类的福利进行斗争的最高体现。目的本身排除了使用那些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方法。道德标准服从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的观点，无论如何不等于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否认限制人们选择不正当手段的道德规范的稳定性……依据目标的大前提去行动，用合乎革命要求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依据道德规范的要求去行动。坚定地遵循这些规范的要求，在很大的程度上，会促使工人阶级达到他们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即它们暂时虽然能带来一些益处，但是却违犯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严格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最高标准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最宝贵的是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人民的同情。”¹³⁴

这些原理是完全公正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革命者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成功，但作为革命活动家，他早晚会被揭穿并遭到彻底失败。如果革命政党采取不应有的手段，那么它必然会失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这点又会限制人们的选择，使之能选择和使用那样的革命斗争的方法，这些方法能与劳动人民的行动，与人民的革命激情相适应。这样看来，那些不应有的手段不是证明这个或那个政治活动家有力量，而是证明他的软弱和虚弱，坏方法归根结蒂会使他的虚弱更加严重起来。此外，还应该指出，向我们目标——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本身不应该培养厚颜无耻的人和暴徒，而应该培养那些符合我们共产主义理想的忠实于人民的诚实的人，实事求是的和人道主义的人。

遗憾的是，斯大林并不认为这些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中目的和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他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他从来不研究在某一个具体形势下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恰当的。对他来说，一切手段永远在任何形势下都是可以使用的，其中包括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其结果，斯大林和那些相信野蛮逻辑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正是因为大部分苏联人民相信党，相信党的领导和苏联惩罚机构，使所有非法受到迫害的人们落到非常艰难和悲惨的境地。他们并没有犯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行，但是大部分人民已不相信他们了，而且抛弃了他们。只有少数亲友还继续保护他们。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十月革命英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1938年2月于布蒂尔卡监狱告诉他同牢房同志们的一些事情。在一次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审讯过程中，审讯人员的办公室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上，审讯人员因为受审的人犯坚决拒绝在诬陷他的材料上签字而大发雷霆，于是他骂这位著名的革命家是人民敌人。

“你自己才是人民敌人，你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回答他说。

¹³⁵

然而，不但是一种孤独感使许多人丧失了反抗专横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更困难的是他们对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完全不清楚。

象米·叶·科尔佐夫这样的，看来既了解真实情况，又是很聪明的人，他对所发生的事件也丝毫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科尔佐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面重复地说，“我们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敌人呢？他们都是我们多少年来非常了解的、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后就立即承认自己是人民敌人、间谍、外国密探呢？……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按我的地位来说，我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似乎应该向人们去解释清楚所发生的事件，去解释出现如此大量的揭发材料和人们遭到逮捕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我自己如同一个渺小的被吓破了胆的庸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完全糊涂了，在黑暗中瞎摸一气。¹³⁶

许多被捕的人都在想:这里一定发生了误会，一切很快会被解释清楚，一切都仍会一如既往。“我明天会回来的”，加马尔尼克的助手军政委Г·А·奥谢彼扬在内务部一批工作人员半夜闯进他家时，是这样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原苏联计委主席瓦·伊·梅日拉乌克也有过类似对“宪法的幻想”。他在监狱里还继续考虑那些他被捕前关心的问题。梅日拉乌克在被枪决前夕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计划工作及其改进措施》。¹³⁷安·布勃诺夫也一样，在一天之内，他得知自己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并被撤除了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他仍然振作精神，向新人民委员交待了工作之后，他就到国家公共图书馆工地去了，这是他一向密切关怀的一项工程。¹³⁸布勃诺夫相信，在他的问题上的一切不公正的作法都会被纠正，真理会占上峰。然而，他当然没有想到，这只能是在他去世很多年之后才会实现的事！

党的专职干部，职业革命家С·П·皮萨列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被关进监狱时，并不是怕得要命，也不是愤怒不已，确切地说，我非常震惊：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无可指责的，经受过千百次考验的，一向工作积极的共产党员，而且斯大林、加里宁、波斯克列贝舍夫、维辛斯基和雅罗斯拉夫等都很熟悉我，我在党中央机构中几乎是自家人，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把我逮捕了呢？我认为，这是极大的疏忽，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一定会很快得到纠正。那时我认为，所有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逮捕的人都是从事地下活动的阴谋家，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在实践中，我清醒地看到会犯有比例很小的错误，但这是对那些不知名的，不与人来往的，孤癖的人，他们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某些人的怀疑，被认为是敌人，这样的人就直在逮捕后也不容易很快搞清楚。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一向积极，是善于同许多人接触的党员，对一切人我都是光明磊落，我在党内及党领导机构内工作的每一阶段，中央、区委及几百名有威望的共产党员都是看得见的！……不，我一点没有害怕：逮捕时，当夜间搜查快要结束时，我和往常一样，早晨五点钟心情平静地进早餐，这使参加搜查人员吓呆了。我真如同一个孩子那样天真幼稚。逮捕以后，前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塔干监狱第四层的单间小牢房里，这时小牢房里塞进了十二名刚被逮捕的人，在这里只有一半人能勉勉强强一个紧挨着一个地躺在地板土睡觉，所以我们轮流睡觉，不睡的人在旁边站着或卷缩着身子，蹲着。在这些日子里，我认为所有同牢房的人都是苏维埃政策的真正敌人，所以在一星期内我同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其他人的表现也和我一样……

为进行‘积极的调查’，我被押到卢比扬卡，即内务部监狱，此后我才恍然大悟。”

联共（布）一位老党员，列宁的亲密战友约·阿·皮亚特尼茨基号召他的朋友要镇静，要坚强，他没有要大家去进行反对专横的斗争。苏共党员С·彼得里科夫斯基手上有一本皮亚特尼茨基妻子的日记。从这本日记里可以读到这样的情节：皮亚特尼茨基在自己被捕的前夕，当他见到已被开除党籍的戚夫戚瓦泽¹³⁹同志时说道：“为了党，我们什么都应该经得住，只要党能继续存在下去”，他是相信戚夫戚瓦泽的诚实本质和坚强的党性。

甚至在残酷的审讯，严刑拷打和虐待之后，许多被捕的人都继续相信法制，他们相信在调查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在法庭上一切都会搞清楚的。

反之，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西伯利亚城市的市委全体成员在一夜之间被“撤掉”时，关在市监狱普通牢房的被捕的市委成员还以为是他们城市里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当他们等待被立即执行处决时，他们唱起了《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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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真象和孤独感，使许多等待逮捕或已被监禁的人不知所措，产生消极甚至是屈从命运的情绪。В·沙拉莫夫在他写的一个故事中这样说：“斯大林之所以能为非作歹和比较轻而易举地去镇压几百万人，正是因为这些人是完全无辜的。”多数人知道要被逮捕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去躲藏起来或想办法摆脱灭亡的命运。例如，我们知道，在亚基尔被枪决之后，基辅军区政治部主任М·П·阿麦林也被召回莫斯科。当时，他很清楚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告诉自己的亲属说：“我不知道能否回来，但你们相信，我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政权和国家的敌人。”¹⁴⁰

指挥白俄罗斯军区的军区司令员И·П·别洛夫在突然被召回莫斯科时已有不祥之感，和他同行的А·М·桑达洛夫说，别洛夫老是在公务车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或者长时间地站在黑漆漆的窗口旁边。他几次向桑达洛夫提出问题，从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可以看得出，别洛夫总是在想自己的前任司令员伊·彼·乌博列维奇的事，后者也被突然召回莫斯科，就再也没有回来。别洛夫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到莫斯科后，马上被逮捕，不久他就牺牲了。¹⁴¹

远东边区党委会常务局委员巴·伊·沙巴尔金在内务部工作人员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拒绝执行逮捕命令，并且要求把自己问题提到州委常务局会议讨论。但是，州委书记虽然完全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却叫沙巴尔金服从命令。沙巴尔金服从了并把武器交给了内务部工作人员¹⁴²。就连被召回莫斯科的将遭逮捕的外交官，多数人明知事情不妙，或猜测到他们被召回国的原因，但他们几乎都是服从了这些命令。¹⁴³

甚至也有这种较少的情况，有一些人，他们长期痛苦地等待被逮捕，当他们被抓起来，终于被关进了监狱之后，他们心上反而出现了某种轻松的感觉。

老布尔什维克德沃列茨基被逮捕并被关进明斯克监狱之后，告诉同牢房的犯人说：“好啦，同志们！今天我大概可以睡一个好觉。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三个月以来我都坐卧不安，总是等着来抓我。每天都在抓人，可是一直没有抓我。所有人民委员被抓走了，可是就不来抓我。精神上实在受不了。我总不能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抓我？现在上帝保佑！……今天内务人民委员部来电话。我卧病不起几乎已有一年了，我的腿不能动了。这天有一个头头来了电话说：您能否到我们这里来一个小时？我们需要向您质疑。我回答说：好吧，我能去，请派一辆汽车来。”¹⁴⁴

犯人的不知所措和不明真相的状态，当然对侦查人员有利。顿河罗斯托夫的一个区委书记告诉同牢房的人说：“这样做是党需要的，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成为牺牲者。”¹⁴⁵一些犯人甚至在自己同志面前为狱方使用酷刑辩解。巴·伊·沙巴尔金在一间普通牢房里遇见一批党的干部，他们说，既然苏维埃政权被迫使用如此残酷的措施，那么“这一定是需要的这些人在经受了最恶毒的摧残之后，他们还在监狱里继续唱这样的歌子：“我不知还有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1937年在明斯克“食品工业俱乐部”里，对粮食征购局一批“暗害者”进行了一次完全是耍阴谋的公开审判。有一个被告，他是白俄罗斯粮食征购局办公室主任，老布尔什维克，是顿河第一军的创建人，上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武装粮食征购队队员丘德诺夫斯基被指控的罪名是：似乎他把壁虱放进粮食里了。在公开审讯前，同牢房的同志要他在审讯时讲实话：说自己受了刑，把手和背给人们看。可是同牢的难友听到他那哑了嗓子挤出来的几句话：“朋友们，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审讯是公开的！审讯人员说，波兰领事还要出席。我怎么能在他面前丑化我自己的国家？”¹⁴⁶

多数基层党组织对非法逮捕采取的消极态度，骤然看来令人费解。当我们看三十年代的报纸时，就可以看到，很多党组织当它的成员遭到不公正的诬陷指控时（这类指控在那时几乎每一个联共（布）党员都会遇到），也保护过他们。但是，他们去保护自己的党员，通常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还没有插手之前。而在某一党员已经遭到逮捕之后，党组织对他的态度一般都有很大的改变。事实是，几乎没有一个基层党组织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去保护自己被镇压的职员，担保他们是诚实的、是忠于党的党员。事实是，作为“人民敌人”党组织开除它的某些党员的党籍的决议，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通过的，而且对这些党员遭到的指控并不进行任何讨论。

有人要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通党员，乃至许多领导者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基层党组织在那些年代没有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那么区委和市委就要去“纠正”它，就是说要狠狠打击一切对“人民敌人”提供保护的人。一位老苏共党员写信给本书作者说：“那时，共产党员在会议上能说些什么呢？把新的揭发材料提供给告密的人吗？问题就在于任何人都不敢对另一个人去说斯大林的任何坏话，所以每个人就是在了解某些情况，知道和猜想到一些真实情况，他也只应该去歌功颂德，你看，如果你是某一区的宣传员，你试试看，如果你不去歌颂一番，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给‘敌人的攻击’予以反击！这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得不单独地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你的世界观和你周围所见所闻的那些认识应该无关。然而，任何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如果他不能在十年之中只说违心的话，如果他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思想，那么他就要被送进集中营了”。

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上述的这类逻辑，但正是这种观点在个人迷信年代广泛地流行。

1937—1938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了，他们被指控参加了各种反斯大林及斯大林的助手的阴谋，然而，今夭我们只应该责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缺乏反抗恶劣势力的斗争精神，责备他们过分老实和信任人了。这些想法真是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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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们的不明真象和不知所措的状态，他们对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的信任，同时，当他们看到降临在党头上的恐怖时，他们又怕得要死，——这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感情、思想和苦闷在很大程度上使党瘫痪了，党的领导的团结和统一受到打击，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有可能较容易地篡夺了国内的一切权力。

当然，斯大林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单单利用了党的队伍这种不知所措、不明真象和缺乏团结的状态，他还百般拨弄，造成分裂，他挑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利用部分中央委员反对另一部分，使他有可能将他不称心的人各个击破。在这里应该指出：在我们党内禁止了宗派和团体的存在，但并没有结束某些小组或一些党和国家著名领导人之间在某些原则和非原则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然而，又因为没有公开争论的可能，就使这一斗争往往采取了极不正常的和十分残酷的形式。斯大林在他的政治游戏中善于利用这些被伪装起来的争吵。他不仅不去把其他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相反，他不择手段地企图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扩大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着的裂痕和分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大林使用了一切手段：他利用了各种意见之间的斗争，某些干部的过分的自尊心，由于各种原因个别的党的领导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彼此的反感，以及各种争吵和互相猜疑。他在党的统一的口号下，使用了一切手段在党的领导层中保持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斗争的气氛，挑拨一些人去反对另外一些人，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力图借别人的手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利用了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最坏的品质，他挑拨下属反对领导，玩弄人民群众，使某些普通干部和某些领导人对立起来。作为耍阴谋、挑拨离间和进行蒙骗的巨大行家，甚至对在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中间发生的各种争吵和互相指责，他不仅不加制止，相反，却多方鼓励。众所周知，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这样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对立关系，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本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看来，斯大林非常了解自己助手的个人品质，他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是他的权力重要保障因素之一。

党和国家机构其它一切环节中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例如，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里斯大林极力鼓励李维诺夫和克列斯廷斯基之间的斗争，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鼓励伏罗希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斗争，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鼓励奥尔忠尼启泽和皮达可夫之间的斗争，等等。这样的政策也帮助斯大林把他不称心的人各个击破，一层一层地消灭掉。

上面我们已谈到关于别洛夫、布柳赫尔（加伦）、德边科、阿尔克斯尼斯等这样的军事将领的悲惨遭遇，他们都是于1938年被捕和牺牲的。然而，就在一年前，无论是布柳赫尔、别洛夫、阿尔克斯尼斯和德边科，以及其他一些后来被捕和被处决的高级将领，都曾作为最高法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普利马科夫和我军其他著名活动家，并且判处了他们死刑。他们都在判决书上签过字，他们的心情都是多么沉重。伊·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我们在迈耶尔赫里德家里度过的那可怕的一天。我们正坐在那里并安安静静地观看雷诺阿¹⁴⁷的作品，这时迈耶尔赫里德的一个朋友，军团司令员И·П·别洛夫进来了。他心情非常激动，他没有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迈耶尔赫里德还有柳巴和我，就说起如何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人进行审判的情况来了。别洛夫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就在我们的对面坐着，乌博列维奇在盯着看我的眼睛……我还记得别洛夫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把我放在他们位置上去的。’”¹⁴⁸

1938年弗·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那年最初几个月为了把“人民敌人”从海军中“清洗”出去，他专程去各舰队进行视察。新人民委员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到年底他本人就被逑捕并且被处决了。

难道埃赫作为西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在1936年没有在西伯利亚逮捕并处决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吗？后来这些原来的反对派又被逼供出关于埃赫的诬陷材料，于是埃赫作为西西伯利亚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被处决了。联共（布）中央的部长，我党著名的活动家卡·雅·鲍曼和雅·阿·雅科夫列夫难道没有在1936—1937年为了许许多多大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所犯的微不足道的过失和假造出来的错误而支持对他们进行迫害吗？然而，这些中央委员也没有幸免遭到同样命运。

众所周知，巴·波斯蒂舍夫作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为了消灭乌克兰的民族干部也卖过不小的力气。还在1932—1933年波斯蒂舍夫和斯大林一起组织了对斯克雷普尼克的迫害，直至把他逼得自杀身亡。1937年波斯蒂舍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的代表弗·阿·巴利茨基写过几十个名单，其中有几百人都是完全无辜的人。诚然，当（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专政机构的名单中岀现了和波斯蒂舍夫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人时，他开始感到非常不安。波斯蒂舍夫于1937年2—3月在中央全会上讲话时，曾对某些镇压活动是否正确和有根据表示了一定怀疑。但他的怀疑并没有使乌克兰的潮水般涌来的镇压巨浪得以停止，波斯蒂舍夫继续批准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逮捕。甚至在他的妻子于1937年被捕之后，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这些活动。不久，波斯蒂舍夫因“缺乏警惕性”被撤去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后被任命为古比雪夫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波斯蒂舍夫也并没有醒悟过来。正是在波斯蒂舍夫的领导下，古比雪夫边区（那时包括摩尔达维亚）于1938年以其它地区未曾有过的残酷程度“清洗”了“人民敌人”。难道不是波斯蒂舍夫批准摧毁古比雪夫边区的几乎全部组织和边区及城市所属的一百一十个区委组织吗？难道不是波斯蒂舍夫组织了对边区农业管理局的假的公开审讯，使边区农业机构的相当一部分干部被枪决了吗？难道不是波斯蒂舍夫批改了许多送交他批准的判决吗？本来检察长和侦查员提出可以判处八年或十年监禁的案子他却改成了处以枪决。然而，后来当边区已被“清洗”完毕，波斯蒂舍夫因“毁灭了干部”（这个带有嘲弄人味道的措词是出自斯大林之口）被撤了职，并遭逮捕和枪决。

甚至过去很巩固的家庭也于1937—1938年期间被分裂了。老党员М·Д·拜卡里斯基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

“1937年敖德萨市的伏罗希洛夫区区委会常务局一个接一个找了许多男女共产党员谈话。常务局会议有时一开就是一通宵，他们忙于开除那些已经被逮捕了的人。对被捕者的共产党员的妻子严加追逼：为什么她没有及时揭发她的丈夫？他是敌人！

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下面的一桩事，1937—1938年期间，一些文学和科学流派和小组也利用了形势，为了诽谤以及从肉体上消灭自己近年来的反对论者，有些人费尽了心机。个别的科学家、作家、艺术活动家不仅没有保护自己的同事，而且相反，狠毒地、坚决地、千方百计地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把某些科学和文化领域里所谓钻进来的“人民敌人”“清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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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所讲的是多数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不明真象和不知所措的状态。然而，就在当时，在监狱内外当然也有一些人基本上正确理解了所发生事态的主要内容。七十五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泥炭总管理局局长伊·伊·拉德琴柯在索里伊列茨克监狱里告诉已遭逮捕的原契卡人员苏·奥·加扎梁和原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М·别洛茨基说：“你们的逻辑太幼稚了。你们对发生的一切一点都不懂。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今天发生的事件，列宁早在二十年以前就预见了吗？诚然，列宁的这些话被束之高阁了，一把大锁把它们锁了起来。广大的党员群众可能不会知道列宁说过的话，他说过，当一个很不客观的人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自己之手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而现在，夭才的列宁的话变成现实了。那些有可能在某种时候妨碍这个人实施他的无限权力，不允许他不同任何入商量就可以推行自己政策的人们，都已经从肉体上被他消灭了。我同你们是能够活下来的个别的幸存者。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消灭了，有一部分列宁时代的老干部保存下来了。他们很明白一切是非曲直，我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些老干部身上。要懂得，在党没有讲出自己应该讲的话以前，在党没有把这个人予以处置之前，在党没有回到列宁的各项指示的精神之前，我们总会被看成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的敌人。”¹⁴⁹

甚至连青年人当中也有人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表示不满，这些人是从小时起就受到关于斯大林是非凡天才的思想教育。《涅曼》杂志于1962年发表了一个明斯克学生、共青团员米哈伊尔·莫洛奇柯的日记，他在1935年2月3日写道：“读报很有趣，特别是《共青团员报》。（苏维埃）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很有意思。我读了作家А·歌颂斯大林的很令人激动、措词华丽的讲话。老实说，我不喜欢总是不断地歌颂这位‘伟大战略家’、‘英明领袖’等等的作法。这已经是系统地、一刻不停地在腐蚀一个人。当然，可以说，可以写，可以给以奖励，可是现在没完没了地，用最好的形容词来歌颂个没完。大会上全部的讲话只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一切地方，一切方面都要安上斯大林的名字。我想象不到，也无法想象，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赞扬和热爱斯大林。我本人没有这种热爱的感情，甚至没有体会到有非常尊敬他的感情。”¹⁵⁰

然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些诚实的苏维埃人已经开始有所了解，看到党及国内所形成的专横，亲眼看到他们的亲友怎样成为非法镇压活动的牺牲者，他们又坚信他们的这些亲友是诚实的，是忠于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有一位著名诗人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写过一首诗：

“我们都是他的战友，

写这首诗的人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他在个人迷信年代大概生活得很不错。那时，他所见所闻比别人多，了解许多不公正的和违法乱纪的事实。但是，他并没有沉默，相反，他拼命颂扬斯大林，甚至号召进行镇压。¹⁵¹现在他感到羞愧，然而，如果他想藏到他所谓“我们大家都一样，并不隐讳自己的耻辱”的斯大林时代的那些同代人背后，那是办不到的。

情况不是这样的，在个人迷信年代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应负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首先，要看某一个人离开国内所发生的悲剧中心距离有多远，要看他们处于何种可能的条件。不能把人民委员或甚至作家同普通党员，普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行为和责任等同起来。不能把集中营或“政治犯”监狱的头头同普通看守牢房的战士的责任等同起来。第二，许多事情是以某人对当时形成局势的了解程度和他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辨别能力为转移的。最后，人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胆量和诚实程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有不少人当斯大林从事犯罪活动的时候积极帮助了他，并成为他的依靠力量。这些人自己也有不少非法行为，他们主动地诬告和迫害了诚实的苏联公民。对刽子手的这些助手和继承人不仅应该给他们打上耻辱的烙印，还应该依法惩办。

我们知道，许多还有“自由”的人，他们曾作为“证人”被叫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他们只因为怕遭到逮捕，在这里编造了任何一份材料，甚至是编造了最假的材料或在这种材料上签了字。

有不少人不仅仅保持了沉默，而且常常主动地、不遗余力地去奉承和歌颂了斯大林。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以某种形式起来反对专横。

这些反抗的性质各不相同。我们知道有这样几个例子，个别的苏维埃、党的或经济工作者在知道即将被捕时，离开他住的城市，有时甚至改名换姓转入地下。（Ю·鲍列夫在他写的剧本《一个活人的复活》中就描写了这类的事实。）

中央委员会，检察院和斯大林本人也收到了不少申诉和信件，这些信不仅是被捕者的亲属和亲密的朋友写的，还有许多文化和科学著名活动家，许多国家和党的干部写来的。我们已说过关于卡彼查要求释放物理学家兰道的事。Д·Н·普利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也坚持要求释放尼·伊·瓦维洛夫。他去见过莫洛托夫、贝利亚，最后决定迈出非常冒险的一步——即提出给被捕的瓦维洛夫授予斯大林奖金。

玛·沙吉尼扬¹⁵²写的短篇文章《过去的一页》中讲述了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和诗人如何团结起来勇敢地去维护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的苏联诗人达维德·维戈得斯基¹⁵³。尤里·登尼亚诺夫¹⁵⁴、鲍里斯·拉甫列涅夫¹⁵⁵、康斯坦丁·费定¹⁵⁶、米·斯洛尼姆斯基、米·左申柯¹⁵⁷和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¹⁵⁸不顾自己的处境和自己著作的命运，在怀疑一切和镇压活动最可怕的年代冒着危险写了申诉信和送上了担保书，请求释放自己的同志。然而，这一批列宁格勒作家的勇敢的行动并没有帮助他们想要保护的人。维戈得斯基没有被释放，他死于监禁之中了。曾介绍图哈切夫斯基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Н·Н·库利亚勃柯，当他知道图哈切夫斯基被捕之后，马上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表示抗议的信。这封信当然不会丝毫影响图哈切夫斯基的命运，但不久以后，它导致库利亚勃柯本人的逮捕。¹⁵⁹

当为物理科学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的天才的苏联理论物理学家М·П·布朗施坦于1937年被捕时，起来保护布朗施坦的有象С·И·瓦维洛夫及В·А·福克这样知名的物理学家。给苏联检察院写信反对逮捕布朗施坦的信上签字的还有萨·雅·马尔沙珂¹⁶⁰和科·伊·丘科夫斯基¹⁶¹。当然，这一抗议没有被人理睬。¹⁶²其它几十万、几百万类似的抗议信也同样毫无下文，这就使许多人后来被迫缄默起来。

我们的机关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看到侦察材料，他们力图更积极地和直接地去反抗那些加诸于诚实的苏联人们头上的非法暴行和迫害虐待。

哈萨克斯坦一个州委书记Н·С·库兹涅佐夫在大规模镇压的前几个月里批准过逮捕州的许多共产党员。但后来库兹涅佐夫开始怀疑这些镇压是否公道，他亲自到州的监狱里去，审讯了一些自己的朋友，他确信他们是完全无辜的。这时库兹涅佐夫把州委的干部派到内务机关，亲自监督州的专政机关的活动。Н·С·库兹涅佐夫争取到释放一些过去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禁止侦查人员对犯人使用非刑。Н·С·库兹涅佐夫搜集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非法活动和混入这些机构的各种有问题的人（包括一些原白匪军官）的大量材料，他带着这些材料到了莫斯科并坚持要求斯大林接见他。然而，斯大林只听了库兹涅佐夫几分钟的汇报，然后就打断了他，建议他向马林科夫去汇报，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马林科夫也不愿意过问库兹涅佐夫的材料，建议他回哈萨克斯坦，用书面方式把自己的汇报通过信使送来。库兹涅佐夫回家后才知道他已被调到另一州去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应召去阿拉木图开会，就在旅馆里被逮捕了。库兹涅佐夫过去领导过的两个州委都同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不久前根据库兹涅佐夫的要求被释放出狱的全体共产党员又被逮捕了。¹⁶³

吉尔吉斯共和国也出现过对抗内务人民委员部罪恶活动的企图。1937年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也企图干涉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吉尔吉斯党中央了解到对犯人进行严刑拷打及折磨以后，为了检查共和国的检察及侦查机构的工作状况，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的活动的结局是悲惨的——它的全体成员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镇压了。¹⁶⁴

根据原契卡人员В·А·孔杜什的证实，还在1936年，列宁格勒开了一次内务机关的积极分子会议，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科达茨基出席了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许多内务机关在深挖和消灭“人民敌人”方面的工作软弱无力。报告人是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领导人沙皮罗¹⁶⁵。沙皮罗讲完话之后，州内务局的另一位领导者——德罗维亚尼科夫也上台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我们不是在揭露阴谋，而是在炮制阴谋。我们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的党，就是说，我们正在根据诬陷的材料和错误的指控迫害和消灭人们。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是我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干出来的一切，不能保持沉默。”

德罗维亚尼科夫讲话之后，科达茨基走上了讲台，他的讲话措词非常严厉，他号召大家同一切人民敌人展开无情的斗争。当时，科达茨基还宣称：“德罗维亚尼科夫的讲话证明：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部也钻进了人民敌人，应该无情地把他们挖掘出来。”德罗维亚尼科夫当场被逮捕了，当天夜里他就被处决了。一年之后，科达茨基也被捕身亡了。德罗维亚尼科夫的讲话当然是勇敢的行动，但在那种条件下，不一定是和专横斗争的最好的方式。

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捷尔任斯基的战友，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毕克松也试图反对专横政治和非法行为。根据Я·И·德罗宾斯基的证实，1937年被任命为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毕克松拒绝审理许多假案。当毕克松了解到审讯时使用非刑以后，就去找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然而，中央书记沃尔科夫¹⁶⁶听取了毕克松的汇报之后，突然问道：“你是在为那个侦查机构服务？是为波兰还是为英国的保安警察局的密探局？说吧……”毕克松十分庄严地回答说：“我是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是很了解你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沃尔科夫喊道，他抓起电话筒就扯着嗓门向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别尔曼喊道：“我这里有一个老反革命，保安警察局的密探，你的干部毕克松。他替人民敌人辩护。”毕克松就在中央所在地被逮捕并送进了监狱，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几个月后，沃尔科夫被撤了职，降级使用，被派到坦波夫市，在那里的旅馆里自杀了。）

西西伯利亚军区的军事检察长М·М·伊绍夫也同样站出来试图抵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专横行为。例如，伊绍夫在托木斯克检查工作时发现，托木斯克内务局的侦查人员残酷折磨被捕者和完全无辜的人。犯人长期得不到饮食，审讯时非刑拷打。不仅如此，许多犯人一点也不清楚指控他们犯了什么罪。这些人一次也没有被审讯，谁也没有找过他们。侦查人员自己编造了审问记录，自己在上面签了字。档案被送到“三人小组”，在那里背着这些无辜的人把他们判处死刑。伊绍夫在证实这些事实之后，马上逮捕了托木斯克的内务局侦查员普奇金、瓦夫利什、斯维什尼科夫和其他一些人，下令把他们押送到新西伯利亚市。伊绍夫接着又收集了西西伯利亚区所属的四个内务局活动的大量材料，他开始系统地向苏联军事总检察长罗佐夫斯基¹⁶⁷、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汇报了关于这里发生的违法行为。他坚持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小范围的州委常务局会议。然而，伊绍夫虽然做到使一些非法逮捕的红军指挥员和地方干部免遭枪决，但总的说来，他反对专横政治的斗争并没有取得成效。他给莫斯科的报告通常是得不到回答的。州委常务局在听了他的报告后，便把这一问题委托给那些非法镇压的主要组织者新西伯利亚内务局的局长去进行“纠正”。М·伊绍夫的姊姊和兄弟被捕了。

内务局机构给莫斯科送了一份这样的报告：“军事检察长伊绍夫已经把自己摆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立的地位上，用拒绝批准逮捕的方法阻挠对人民敌人进行侦查，擅自逮捕内务局的工作人员。他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些机构的威信。我们请求撤除他的职务并批准逮捕他。”

1938年3月，伊绍夫搜集了有关内务局机构罪恶活动的补充材料之后，前往莫斯科。他把材料交给了军事总检察院以后就回到新西伯利亚，在那里又为实现社会主义法制进行了斗争。当他确信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时，伊绍夫于1938年7月又前往莫斯科，并坚持要求维辛斯基接见他。М·伊绍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进入维辛斯基的办公室，他指着自己办公桌旁边的座位让我坐下并问我为什么要找他？我把材料从皮包里拿了岀来，放在桌子上，请求他听取我的意见……此外，我还请维辛斯基特别注意那些为取得假口供而使用的各种方法和手段：毒打、虐待、使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有的各种方法等等。维辛斯基听完我的话之后，向我讲了下面的话，这些话我这一辈子永远深深地留在脑子里了。他说：‘伊绍夫同志，从什么时候起，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对人民敌人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决议呢？你，伊绍夫，是检察长，你丧失了党性和阶级感情。我们不准备姑息人民敌人。给人民敌人一记耳光有什么不好呢？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必须消灭他。我们不能怜悯阶级敌人。’”伊绍夫还是力图向维辛斯基说明，他在这里指的不是人民敌人，而是无辜的人们，内务部机构用毒打这些无辜人的办法逼他们诬告自己和别人。然而，维辛斯基冷淡地拒绝听取这些道理，只是表面上表示将委托在座的罗佐夫斯基去核对伊绍夫送来的材料。当然，任何核对也没有进行。几天后，回到新西伯利亚的伊绍夫被捕了，而批准逮捕他的正是维辛斯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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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到的三十年代下半期反对专横政治的斗争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

第一，所有这一切尝试都是分散的和个别的，是无组织的和互相没有联系的。

第二，应该做的许多事已经为时太晚了。二十年代末还可以制止斯大林，三十年代初也还存在某些用党的正常办法排除他的可能性。然而在1934年以后，要排除斯大林只能用暴力，但看来任何人由于惧怕将产生的恶果而不愿意走这一步，因为在实践中实现这一步是很困难的。此外，谁都几乎不明白，这些事情就是由斯大林本人组织的由他策划好的篡权行为。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他们还继续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所惯用的那些原来的反抗形式——即给“有关的地方”写信，并指望“上面”给予帮助。

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认识到反抗专横政治和非法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要找岀进行这一斗争的恰当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可是这点谁也没有做到。当然，在这一问题上，很难去埋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也勤勤恳恳地进行了斗争。苏联人民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在个人迷信时代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粉碎了法西斯，并帮助了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摆脱法西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

必须估计到，那时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都还没有取得必要的历史经验，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反对那些来自领导人，即来自苏维埃国家和党的专横政治和非法行为的斗争道路和方法。苏联人是最先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为全人类开辟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的人民，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等待他们的一切危险。因此，当党受到了打击，而此打击是来自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方面，他们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我们的党已做好准备经受任何来自正面的危险，但是当它受到了来自背后的打击时，他就丧失了保卫自己的能力了。

我们的党已做好准备同任何敌人做斗争，但党在来自自己领袖的打击面前就暂时丧失了保卫自己的能力了。

如果我们把我国产生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仅仅归结为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或只归结为斯大林本人的个人缺点的话，那我们会犯很大错误。如果我们不去分析我国在革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而其基础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包括无产阶级道德同小资产阶级道德，我们党内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及官僚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我们不可能懂得产生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真正原因。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¹⁶⁸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小、中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下层职员和知识分子都归属于小资产阶级。俄国及其他许多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下层的大量游民也应归属于这个社会集团，他们是那些丧失了或甚至从来没有占有过小私有财产的人们，同时他们也不习惯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劳动，而是靠偶尔得到的工资过活。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当中每一个阶层或集团都具备某种独自的特征。然而，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小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特点。

由于自己政治上不稳定性，小资产阶级依据客观情况和条件，可能成为革命或反动派的后备力量。例如，众所周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这一期间正是那些离开正常生活轨道和迷失了方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成了欧洲一些国家法西斯专政的依靠力量。

在腐败透顶和人人憎恶的沙皇制度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遭到破坏的条件下，俄国有着人数众多的不满现状的具有革命情绪的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使我党不仅把多数工业无产阶级，而且把沙皇俄国的相当一部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几百万无产者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党的周围团结了几千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都是同样遭受到沙皇和资本家的残酷奴役，所以他们在斗争中成了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如果设想，这几千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几年的革命斗争中已改造好了，摆脱了自己的缺点和阶级局限性的话，那么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此外，如果把无产阶级理想化了，把他说成是各种善良品质的代表者，那么这也是不对的。不仅在俄国的条件下，就是在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里，相当部分无产阶级也沾染了各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弱点。马克思早已写过，无产阶级只有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才能清除那些他沾染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固有的峡点和恶习。

这样看来，如果设想我们的党能够和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环境隔绝起来，设想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不会经过各种渠道对党施加很大的压力，设想这种小资产阶级环境不会给予革命干部以极大的影响，不会对我国的整个党和苏维埃机构给予极大的影响的话，那是非常幼稚的。

众所周知，组成我党骨干力量的多数职业革命家是知识分子、小贵族和官吏家庭出身的人。这种出身并没有妨碍多数人同无产阶级心心相印，领导他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党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改造过程。此外，革命本身和内战使不少新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走上了舞台，而他们并没有在此之前经受过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严格的锻炼。因此在列宁逝世以后，我党领导人当中有不少的人，今天我们不能称他们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因为党缺乏预见或犯了错误的结果。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这种现象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规律性的必然结果。

列宁很明白，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怎样使我党的干部免受官僚主义蜕变，怎样克服威胁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来自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列宁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变为执政党之后，不仅使部分老党员的小资产阶级的和个人野心的趋势增强了许多倍，而且使党外各种小资产阶级和个人野心家想钻进党的队伍里的趋势也增加了许多倍。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必须避免会在实际上助长违法乱纪现象的一切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思想，毫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好的办法。”¹⁶⁹

列宁在自己的几乎所有最后著作和信件中，最重视这一问题,即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化和蜕变。列宁在谈到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时说：“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培养的人材，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¹⁷⁰

列宁在1922年3月致党中央的信中说：“如果不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只要这部分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这种威信即使不被完全破坏，也一定会降低到他们不能再作什么决定。”¹⁷¹

列宁在同一年（1922年）写道：“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的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海里，正如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¹⁷²

理所当然，个人野心家和冒险家钻进我党这一事实不可能也不应该导致党和国家机构必然的蜕化变质和丧失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的时期里，小资产阶级加强了对无产阶级压力的同时，一种相反的运动过程也加强了几十倍，这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心理、思想及道德的坚决改造的过程，向他们灌输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心理和无产阶级道德的过程。我们的党不单单是经过不断地清洗自己队伍以保护自己，用以对付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首先以前所未见的巨大规模组织了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再教育，包括对农民、手工业者、半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小商贩等基本群众的教育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后，使用了许多传动带继续带领劳动者，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精神，培养他们对不公正的现象的不调和精神，政治积极性和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应该指出，还在列宁在世时，党在这种教育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然而，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领导了党，在他的性格和观点中，表面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点和思想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野心家的蜕化变质倾向交织在一起。

斯大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神学校里受过初等教育，从来没有真正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做过工作，因此他并不具备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品质。这当然给为列宁党的纯洁性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造成困难。当然，事情不仅仅在于斯大林本人。

我们应该十分惋惜地指出，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前半期，蜕化变质和官僚化过程在不同程度上也能触及到一部分列宁党的老干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及极大的权力，使他们当中一些人冲昏了头脑。加上越来越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并没有从来自下层的普通劳动者和党员方面也相应加强的监督取得平衡，有关这方面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所以，毫不奇怪，一部分过去是坚强而谦逊的革命者开始摆官架子。同时，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方面许多人也太脱离了人民。一些过去是谦逊的党的干部学会了说假话，学会了阿谀奉承。二十年代末期他们并没有去制止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对他们自己的过份颂扬。

在这方面米哈伊尔·拉祖莫夫的命运是很典型的，他是1912年入党的，先是鞑靼州委书记，后是伊尔库茨克州委书记。根据很熟悉他的叶·谢·金兹堡证实，这个忠实于党的老干部眼看着变成老爷了。1930年他在公共宿舍里占有一间房子。一年之后，他修建一座“鞑靼宫”，其中有为他自己修的一幢花园洋房住宅。1933年鞑靼共和国因集体农庄建设方面有成绩，荣获了列宁奖章，于是这位“鞑靼斯坦第一个工作队队长”的像片在歌声中被抬着满城走，在农业展览会上展出了他的别致的像片，这像片是那些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们用各种粮食作物——从燕麦到小扁豆——制作出来的。

根据М·Д·拜卡里斯基的证实，1936年五·一节时，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Н·杰姆钦科下命令借他人之手，在各楼房的阳台上和机关门口挂上他的像片。他的像在节前早就印好了足够的数量。当时纸张不足，为印刷他的像，杰姆钦科允许动用冻结了的学生课本专用纸。

贝塔尔·卡尔梅柯夫也逐渐成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一个小独裁者，在他自己被列进人民敌人名单之前，也非常卖劲地把他的共和国的“人民敌人”“清洗”了出去。卡累马集中营的头子Э·别尔津在1937年以前已被他拥有的权力以及他在卡累马搞的对他的个人迷信而忘乎所以了。他已经在许多方面都蜕化变质了。叶若夫撤了他的职，与其说是因为他对犯人实行了“人道主义"，不如说是由于叶若夫想在卡累马安排一个完全是“自己”的人。根据革命博物馆职工们的反映，该博物馆的馆长加涅茨基也变成了真正的官僚主义者。“黄金总管理局”托拉斯的领导人谢列布罗夫斯基也变成一个极端粗暴的人。我们还可以听到有关其他许多老党员的类似的反映。但是，过去完全有根据把他们列入列宁党的老干部的队伍里面的。

当然，出现这种令人伤心的现象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人们走上通向革命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革命思想对人们所走的道路的影晌也不一样。例如，可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于1920年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的孟什维克维辛斯基担任检察长职务时，他首先迫害的是他原来的同志——孟什维克，而后来又去迫害他的新战友——布尔什维克。维辛斯基是一向贪求权力的、无原则的、胆小如鼠的政客。难以理解的是，象雅罗斯拉夫斯基或加里宁这样的人，看来他们过去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他们会屈服并以自己独特的那种方式去帮助斯大林。不管怎样，从一切方面来说，管理国家比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

这样，我们看到，对革命者真正的考验不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权，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的初期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的条件下的表现。

当然，这些或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身上出现的官僚化蜕变是不一样的。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象波斯蒂舍夫和克雷连柯这些人的极严重的，道德上的堕落。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官僚化”并没有使某些干部发生很大的政治和道德的蜕变。无论是拉祖莫夫、加涅茨基、谢列布罗夫斯基和成百上千的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基本上保持了他们对人民和党的忠诚。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逐渐丧失了作为列宁式的领导者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们染上了瞎指挥和命令主义的习惯，他们已经不去研究，也不去考虑群众的意见了。这些人因为脱离了群众，失去了批评斯大林的行为和个人迷信的能力，相反，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斯大林。我们还不能不看到，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远不是所有的领导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作风的改变引起了劳动者和普通党员的不满。结果，斯大林有可能较容易地消灭象拉祖莫夫和卡尔梅柯夫这样的人，因为这样，斯大林就有可能把他同他不称心的那些人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说成是从党内清洗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

虽然蜕化变质已触及了党的老干部队伍，但是在斯大林的“清洗”之后，党内上层的成分就更坏了。在这些年代，为数众多的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下涌上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岗位。这些人不需要变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具备象忠于人民，愿意为劳动者服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性和原则性这样的品质。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最坚固的基础。

诚然，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个人野心家登上党的领导岗位之后，他们也不能公开地为非作歹。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本身的特性，他们只能或依附于资产阶级，或依附于无产阶级。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野心家必然（那怕是口头上）只能去追随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设法适应环境，他们学会掩盖自己的目的，掩盖自己的真正的道德面貌，他们很巧妙地用表面的革命性掩饰了自己真正的面目。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及我党出现了整整一个阶层——他们就是“苏维埃”的市偿和“党的”小市民，他们只掌握了某些完全是表面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特点，所以他们与“传统的”小市民和市侩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伪善和口是心非，按其程度来说更加严重就是了。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机构受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更加严重，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领导核心不太强，而革命的影响又大不如俄国基本地区那么深刻。

同样，不能不看到，在大镇压期间受到重用和上了台的那些人，他们因为迫害和逮捕了诚实的苏联公民而飞黄腾达起来的，这些人根本不想实行民主，也不愿把重大问题向群众公开。这些“斯大林分子”完全满足于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政制度。因为只有在个人迷信和无限集中化的条件下，这些人才得以巩固和维持自己的宝座。对上面阿谀奉承和百依百顺是他们对付下级和人民的挡箭牌。这样一来，个人迷信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一种宗教现象，而且完全肯定地说，它有着阶级内容，它的基础就是部分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官僚及野心家广泛渗透进党和苏维埃领导机构。斯大林不单单是独裁者，他是站在整个比他小一点的独裁者组成的体系的顶峰上的领袖人物。他在几十万更小的官僚主义者中是最主要的官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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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同志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列宁在世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机构里，在那些不断发生的，一下看不见的、但是十分残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能够逐渐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在列宁去世之后，似乎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它是以列宁党的核心被彻底粉碎，以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宣告结束。这当然是对列宁逝世后这一时期中苏联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歪曲和简单化的解释。

在此期间内，所发生的社会进程是异常复杂的，在这方面还有待于对它们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这一过程表现在多方面。一方面，工业化导致了工人阶级非常迅速的增长。而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是从游离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补充的，其中还有几百万跑到城市里来的农民，还包括一部分富农和亲富农分子。1929—1935年间，新工人按其数量比过去形成的工人阶级核心多了好几倍。自然，这一切都影响了工人阶级的行动和心理。工人阶级的成分的迅速变化也影响了党的成分，而这又使党和国家机构的个别环节里更容易发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式的蜕变的过程。

老党员Б·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可以说最大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成分的改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大批的农民群众涌进了生产部门（起初是建设工程单位），他们之中包括被剥夺的富农，难道这样的事实不重要吗？

俄国无产阶级从来都是由原来的农民进行补充，但那时他是以平稳的速度增长的，始终能够融化这些补充进来的农民队伍。而现在由于工业化过程，这是革命的急不可待的需要，因此，产生了另一个平行的过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自发性开始冲击无产阶级的内在实质，冲击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冲击无产阶级对人、对所有制、对自己事业的态度。这个自发势力是来自内部，它穿着工作服，手持锉刀……一旦工厂缺乏一种能够使农民工人化的力量（在数量急速增长的情况下只能如此，另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么马上就会出现使工人农民化的过程。工人成分的变化也改变着工人自己的灵魂。这一切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党内来。

然而，发生上述这些过程的同时，也不断产生，而且越来越加强着另一个相反的过程，这就是工人阶级也在坚决地改造着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和意识，向他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道德。就在这些年代，我们的社会内部及其经济中发生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蒂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工业建设、农业集体化、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这一切明显地改变了我国的政治气氛。无产阶级的影响经过出版物、军队、特别是学校，广泛传播给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群众。新的劳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代替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共青团和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的大规模的工作也在进行。如果说，有许多人仅仅掌握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的纯粹表面特征，那么，当然，有更多得多的人已经把无产阶级思想和道德变成自己内在的信仰和行为的基础。正是这些过程才是主要的，它们决定着我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如果列宁在1922年公正地说过，我们的党按其基本成分已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我们的国家机构还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的混合体，那么十年以后，这方面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各种机构的工作大为改善了，它已经能够解决更复杂的任务了。然而，在党、社会和国家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环节中，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发展也是各不相同的。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是在苏联人民基本群众中，在苏维埃社会最低的基层里面进行得尤其积极。镇压的结果虽然使党和国家机构下层环节也有些损失，但是就下层环节的总的领导数量来说，这些损失和社会的上层相比是少得多了。所以即便是在个人迷信年代里，在基层党组织及下层党的机构的领导中，在多数车间和企业，集体农庄和农场的领导中，多数人是无产阶级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这使地方组织及相当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中基本上保持了苏维埃的气氛。当然，同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各种歪曲和不正常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多数基层党组织。这些组织在三十年代残酷的“清洗”中不是袖手旁观的。许多错误的甚至按其实质说是罪恶的指示是通过基层党组织付诸实施的。但是，在这些下层党组织及普通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的言论行动中，那种出自诚实而走上歧途和出自“好心的”自我欺骗的因素，比起上层来，在程度上要多得多。事情就在于，发给下层党组织的多数决议和指示是按最“革命的”精神写成的，这些指示中满篇讲的都是如何同社会主义敌人进行斗争，讲的是对人民如何关怀、如何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必要性等等。下层党组织因不了解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所以在那些年代看不到这个人及其助手们的言行不一，这些基层组织努力遵守的政治和道德准则是斯大林及其他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遵守的。普通党员和党的下层组织都不遗余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各种口号，他们都是做出成绩了的。然而，这些口号对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野心家以及那些在党的领导层中占领了某些阵地的官僚主义者来说，只不过是一些不断重复的空话而已。

至于党和国家的上层，那么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占上风的是一种相反的过程——即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列宁分子却被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斯大林分子”的人所代替了。

当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在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中间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那些会镇压诚实的人们的主要的斯大林分子，却并没有能力去实现对我国的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构的领导。因此，斯大林不可避免地不得不用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另一些人来领导国家和党。例如，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有较年青的活动家，他们虽然在几乎一切方面都支持斯大林，执行他的建议和指示，但对他的许多罪行却并不了解。他们虽然也有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所特有的那些缺点，但他们还是愿意忠诚地为党、为人民服务，然而他们由于政治经验不足，不能看清楚国内发生的悲惨事件的真象。这些年轻的党和国家活动家中，有些人后来也牺牲了。另一些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活了下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努力支持了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的斗争。

小资产阶级分子钻进我党和国家机构以及部分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蜕化变质通常表现为：野心膨胀和贪得无厌，无原则及官僚主义，虚荣心和老爷作风，随声附和和个人主义。

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我们这里成为产生个人迷信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吸取营养的环境。斯大林主义正是从这一小资产阶级的土壤中吸收了自己主要干部力量。

但同时不能不指出，党的基本无产阶级核心和党的领导中存在的一定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倾向也有利于斯大林主义在我国的产生和保持长期统治。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先进的阶级。然而单凭这一观点把无产阶级理想化是不对的。列宁曾经指出：“甚至在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的条件下，甚至也在最先进的被置于一切精神力量处在最高涨地位的情况下，在每个阶级里也永远会存在着——在阶级还存在，无阶级社会还没有在自己基础上完全坚强和巩固地发展起来的条件下——而且必然会存在着一些不愿意去思索和没有能力思考问题的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果情形不是如此的话，资本主义就不会成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¹⁷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对现实和理论持创造性的态度。然而，片面强调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教条主义的缺点是不正确的。不能认为，教条主义始终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令人讨厌，相反，创造性地对待事物的态度就能吸引人们。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由于他们没有受到必要的教育和训练，因此，恰恰是教条主义更吸引他们，更能被接受。因为教条主义可以使这些人不用去思考问题，不必对工作独立处理，对自己的事业也不必要具有创造精神，也就用不着非学习不可。他们不是去认识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认为只学会一些公式和原理也就足够了。无论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还是一切宗教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正是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具有巨大力量。具有创造性思想能力的人，各种革新者从来都比教条主义者们困难得多。任何革命，一般虽然是新的战胜旧的，新的革命思想战胜旧的生活方式和旧的教条，但同时几乎任何革命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产生了自己的教条。在沙皇俄国时期革命的许多参与者都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和训练，所以上述的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善于把许许多多复杂的原理极端简化这点在他步步高升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党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只是通过被斯大林简化了的和公式化了的形式去了解列宁主义。这些干部看不见，斯大林已经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十分贫乏，把它庸俗化了，把本来应该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学说变成了某种宗教。

这样一来，如果把咋天的革命者所犯的任何错误和任何不正确的行为都统统解释成小资产阶级的蜕化，这是不对的。相反，革命者们的许多错误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来思想体系，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相应地改变他们的原来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教条主义。

实际如此，我们从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无限忠于人民，不考虑个人得失，保持了真正共产党员的许多优秀的品质，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能力继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能力把它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没有能力运用新的工作和斗争方法。在这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法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教条主义的特点和局限性，保守主义和不恰当的呆板、拘谨，严肃、思想僵化和宗派关门主义等等，这就是托马斯·曼¹⁷⁴在谈到叔本华¹⁷⁵的时候所称的“革命的保守主义”。

例如，在同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时期，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在建设新社会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就大不如革命的前一时期了。

这些许多人们的特点是对待事物过份简单化，观点非常狭隘，他们习惯于思考一些简单的范畴，他们把前一时期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及活动方式和方法用在新的时期。

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习惯于用武力解决大部分矛盾和冲突，遗憾的是他们不善于进行复杂而艰巨的教育工作，然而这种方法都是长期内用以解决新矛盾和新方法时应该使用的主要方法。某些共产党员本来应该好好学习，但是他们甚至于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反而感到自豪。二十年代末期有一位知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当听众为他鼓掌时，他说：“我们中学没有毕业，但是我们正在管理整个省。”所以当这些布尔什维克遇到困难，不能足够地了解周围的环境时，他们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往往成为来自上面命令的单纯的执行者，表现出盲目的纪律性和服从。思想和行动的这种僵化状态，不善于分析和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这一切都是个人迷信思想和实践的认识基础。因此，我们在看到那些接受和支持个人迷信的人们之中不仅有蜕化变质分子和个人野心家，还有许多“诚实地执行命令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为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也是对革命和人民有利的。他们相信了有关1936—1938年间政治案件的各种假话，相信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激化的观点，相信了大规模镇压的必要性，并有意无意地成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他的牺牲品。

М·Д·拜卡里斯基的回忆录（手稿）中描写了一个这样的诚挚而有原则的教条主义执行者的很精确和突出的例子。作者写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她名叫叶娃：

“……叶娃可以称之为群众工作干部的典范。她的文化水平不很高。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对自己工作中所必须知道的一切都熟悉，这些知识对她来说是固定不变的、成套的、是无可争辩的。她读报纸，更经常是学习指示。不过，后来她对这两种学习不认为有什么区别了……叶娃在中央服装厂工作期间一直是团支部书记……超团龄后，她成了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担任党的工作，任党组织的书记。这样几乎直到她去世为止……叶娃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一生中并没有变成一个呆板的机关干部。相反，她一直是一位积极分子。真奇怪，她一生的变化是非常小的。她一开始就信仰革命，一直到死还是虔诚地信仰着革命。

亚·别克未发表的小说《新任命》的主人公亚历山大·里昂蒂耶维奇·奥尼西莫夫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大干部，人民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上面指的那个时代的许多领导者的那种局限性、教条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奥尼西莫夫是一个主观上忠于社会主义，在工作上十分诚实，在生活上也很朴实的人，他从来没有为某种个人利益而利用职权，但同时，他被作者描写成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个盲目崇拜纪律性的人。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干部，他心中想的，只是怎样更好更快地去完成来自“上面”即“主人”那里的命令。在奥尼西莫夫办公室以外的一切事情，他都没有兴趣。他个人虽然是贝利亚的敌人，但同时他又是斯大林制度的栋梁之一。作者写道：“不过当奥尼西莫夫向斯大林汇报东西伯利亚地区冶金生产的各种问题时，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时代有什么反常现象和矛盾问题。对于那些足以使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智和良心感到不安的问题，他用最简单的办法加以避开，溜掉，他的办法是：这不是我的事情，和我无关，不是我应该判断的事。他心爱的弟弟在监狱里牺牲了，他心里哀悼瓦尼亚，但是，这时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作法：对不是我应该管的事不加评论，对他来说，‘党的战士’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当‘斯大林的战士’一词广泛地通用起来，毫无疑问，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有权称之为这样的战士”。¹⁷⁶

斯大林行政机关的原某负责干部在狱中写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无论什么力量和语言都不能摧毁我对领袖和人民的忠诚。”就是在经受了十分痛苦的许多天的严刑拷打之后（有时就在贝利亚办公室当着贝利亚的面对他进行这些折磨的），这个共产党员还是不断重复着自己对领袖忠诚的这一“誓言”。他在十七年的监狱和集中营生活之后又写道：“一个有原则的无辜的人，一个被投进监狱的爱国者，当他发誓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无可非议的事。然而，斯大林制度腐蚀作用表现在，当一个有思想的人已经成为专横的牺牲品，当他知道斯大林的走狗消灭了成千的无辜的人之后，在他的心中在政治上他仍然对那不公正的、危害人民的斯大林制度持效忠的态度。我应该彻底地、准确地、自我批评地指出，我为自己无罪而坚决地辩护过，我坚决拒绝提供任何诬陷别人的假口供，我在‘不公正’的侦查过程中的这些勇敢行为并不排斥一种情况，即如果我暂时能获得自由，我仍然会自愿地而不是强制地继续作这一制度的忠诚的公仆。后来，当我经过思考和严肃的思索之后，思想解放了一些，我才逐渐地摆脱了忠实的官吏和教条主义者的心理状态（这是我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一次犯人转移中有人编了一首“人民敌人”妻子之歌，这首歌可以证明部分领导干部的妻子的思想达到了如何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程度，这首歌中有这样的内容：

按苏联严厉的法律， 177

瓦·伊·沃尔金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忘记了一切凌辱和气愤，申请把我们派到前线去。我们这些要求都被他们轻蔑又心怀恐惧地拒绝了。我们安慰着自己，我们想，开采黄金和锡矿，为供应开采黄金的电力站伐木也是前线，按其经济价值来说，也许不亚于大陆上的前线。我是队长，于是我要求大家超额完成任务。满肚子气忿的谢廖沙·波斯蒂舍夫经常什么也不干闲坐着，有一次我把他痛骂了一顿，我很生气地说：‘你的父亲是教育人民的，¹⁷⁸可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寄生虫！’然而，我太不应该骂他了。这个青年人刚从叶伊斯克航空学校毕业，他父亲就被逮捕了，所以谢廖沙作为‘家庭成员’被‘特别三人小组’判了十五年集中营监禁。他为他父亲和自己的事而情绪很坏，气得要命，他经常连续几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沉思，而我却把这种情况理解成怠工。”

许多关在集中营的人和囚犯都是这样想的。我们从那些活了下来又回到自己家里的人们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集中营里，犯人之间对“劳改”营的劳动总是有几个观点在争论着。一种观点是最激烈的看法，认为在斯大林集中营里的劳动是奴隶劳动，为了抵制在苏联的这种强制劳动（和镇压）最正确的道路是降低这种劳动的生产率。为了证明这样可怕的集中营制度在经济上没有效果，犯人不仅不应该认真干活，而且还应该尽一切可能对各种劳动任务进行怠工，暗中破坏设备，甚至破坏暖室中的菜苗（可是暖室中的菜是供给犯人吃的）。这一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其结果会使集中营内部恐怖制度加强起来，使集中营的管理制度和伙食更加恶化，导致犯人更快地死亡。多数犯人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不愿意举行示威和罢工，不想去破坏设备，但在工作中也不卖力气，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活下来。然而，在集中营里都有不少这样的犯人，他们力图说服自己和别人：就是作为犯人，他们仍然是继续为社会主义，为苏联的福利而工作，所以任何任务应该更好地，更努力地去完成。正是这些犯人的这一立场得到《十月》杂志的特别赞扬，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这家杂志也不得不写一点关于斯大林镇压的材料了。例如，1964年《十月》杂志发表的В·菲尔索夫¹⁷⁹的长诗《从露珠到星光》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

“我们胜利了…… 180

当然，这种立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斯大林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强制劳动不是为社会主义，不是为祖国福利，不是“为列宁思想的永生”的劳动。这只能是极端教条主义者的想法。

我们已经说过，教条主义者不能为解决革命新时期的任务和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法。然而，事情还不在于此。教条主义者往往不能懂得，许多新问题和新任务都有多种而不是一种的解决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依据地点和时间，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条件而采取不同形式。教条主义者看不到这些，所以他把任何离开他所习惯的教条和公式的倾向都看成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相敌对的行为，因此都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和惩罚。

还必须指出，在个人迷信时期对现实状况持有的简单化的态度，公式化和样板化的工作方法不仅表现在某些领导者的行动上，而且许多极其幼稚的公式和教条通过宣传和教育系统地灌输给群众，把这些东西变成群众的行动指南。Н·科尔扎文¹⁸¹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写道：

“我以极大的兴趣翻开了

的确，在二十——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流行过一个教条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口号：“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¹⁸²

这样一来，一切站在中间立场的人，一切动摇的或者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却不是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人都归于敌人之列了。结果，本来应该落在敌人头上的打击，却落到中间分子，甚至落在我们的同盟者和友人的头上了。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共产党变为执政的、管理国家的政党不仅为布尔什维克开辟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极大的可能性，而且同时也带来了党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家和国家政权问题，早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就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应该保存和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还是应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应该在旧的国家废墟上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还是它有可能完全不需要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会存在多久，它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官吏集团呢？这一切问题都成为革命者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的对象。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自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例如，无政府主义奢在他们的学说里，是把社会和国家严格加以区别的。按照他们的学说，国家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主要的保守力量。按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按他们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立即消灭任何国家，如果还存在着强大而发达的国家，那么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无国家的社会才可能实现自由和平等。这样一来，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过渡时期的问题，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了镇压被推翻阶级反抗的必要性，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必要性，按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的必要性，等等。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立即取消国家。无政府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米·亚·巴枯宁写道：“由于任何国家权力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及按其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地位来说，必然力图把人民所不欢迎的秩序和目的强加在人民头上，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任何国家制度的敌人。我们认为，人民只有当它自下而上通过自主和完全自由的联合方式组织起来时，在完全没有官方监护，但不排斥和他们一样自由的人物和党派的影响下建立自己生活时，才有可能取得幸福和自由。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观点，为此，人们称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反对这样的称呼，因为我们确实是任何权力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权力对当权者和对那些被迫屈从于它的人们起的腐蚀作用是一样的。在权力的腐蚀作用之下，一些人变成野心勃勃的自私自利的独裁者，他们为了自己个人或整个阶层的利益而变成社会的剥削者，另一些人就成了奴隶。”¹⁸³

从这一立场岀发，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反对无产阶级国家。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任何无产阶级国家不可避免地蜕变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因此，只不过是成为奴役人民群众的新形式。巴枯宁写道：“成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会成为管理国家的领导吗？……那样的话，就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对待这一非此即彼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把人民管理说成是人民通过少数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结果，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最后都要得到同样的最悲惨结论：特权的少数人管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说，这少数是工作人员。是的，也许是原来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一旦成为管理者或人民代表时，他们就不再是工作人员，他们会从国家的高度去看待整个从事粗活劳动的世界，他们不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自己和他们对管理人民的要求。谁会怀疑这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质。”¹⁸⁴

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描绘的这一暗淡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在一天之中就产生出来。这一社会的建立需要为在新基础上改造社会结构和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反抗而进行长期的斗争。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所以无产阶级不可能没有国家。无产阶级在摧毁和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后，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要给它以“革命的暂时的形式。”¹⁸⁵

弗·恩格斯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他写道：“……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¹⁸⁶

理所当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保护无产阶级国家，使它不发生蜕变，不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然而应该指出，这一问题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得到多少是满意的解决。这点当然有它的原因。

第一、在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经验时，很难制订有关这一国家活动的任何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才提出了有关国家的一些设想。

第二、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国家的存在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毕竟还是短暂的阶段。

弗·恩格斯写道：“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¹⁸⁷¹⁸⁸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一般关于国家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国家问题首先由列宁加以发挥了。1917年列宁为此问题写了他的一本主要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

自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的1917年，对列宁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发展和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必要工具的这一学说。

众所周知，列宁那时就已经不同意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那种原来的设想。列宁从自己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理论出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取得胜利。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之间最残酷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点又把建立强有力的和巩固的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摆到十分迫切的地位。

列宁写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¹⁸⁹然而，列宁同时也不排斥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家逐渐消亡的论点。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¹⁹⁰然而，列宁强调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通过吸收劳动人民的群众团体经常和无条件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办法，为任何国家化的完全消亡而做好准备。

至于无产阶级国家有可能蜕变问题，在1917年的时候这一问题还没有显得那么迫切。因此，列宁并没有太重视它，他只是基本上重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¹⁹¹

然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我国正在迅速建立和巩固强大而广泛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它面前提出了维护和继续发展革命成果的任务。正是由于全国各地产生了新的苏维埃政权机构，由于有了强大的红军，由于岀现了象全俄非常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我国的无产阶级在残酷和血腥的斗争中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得多的敌人。

另一方面，就在刚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中同时出现了一些其它的使人不安的过程。由于缺乏有文化的和有训练的苏维埃工人，管理机构钻进了许多阶级异己分子，而他们并不准备也不愿意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工作。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了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

共产党作为执政的党，作为监督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党，用自己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约束了这些过程，并不断关心无产阶级国家的不断健全和巩固的问题。实际上党开始监督新的苏维埃国家机器，党的最优秀的干部被分配到国家最关键的岗位，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向党组织及俄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执行党组织交给他们的指示。

然而，甚至连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

其次，也是特别值得指出的一点：我们的党，特别是他的领导部分，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不再仅仅是社会的政治组织，即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革命以后的党的机构已经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党的机构，首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在我国成为制定政策法令的机构，换句话说，它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系统中的真正的立法机构。当然，在苏维埃国家里，党的这种影响是应该肯定的。因为正是经过两次革命锻炼的党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它把刚刚产生的新的社会机体的一切器官联结在一起，并把它们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党的上层这种国家化过程也存在一些不好的结果。由于党的机构中的许多工作人员现在掌握了比画家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更多的实权和影响，所以这使一些党的干部往往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重要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某种独立性，他们身上出现了一些念头和心理状态：企图使不太坚强的党员屈从于自己。

另一方面，党的高级机构变成了制定政策法令的立法机构之后，这使一些革命前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体系中的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了。这些机构与其说是制订和从实质上讨论这些或那些法律，还不如说只是从形式上通过党中央所提出来的决议和指示。

弗·伊·列宁很仔细地观察了上述的一切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和趋势。我们知道，列宁本来准备在革命胜利之后写《国家与革命》的第二部分，他想在这一部分里总结一下建立年青的苏维埃国家及其活动的经验。然而，他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这一意图。

遗憾的是，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非常重要的和关键性的任务，在列宁去世之后也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是最不关心去完成这一任务的。相反，斯大林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和实践问题还不完善这一点，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环节，特别是能够防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措施，所以斯大林才有可能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逐渐把国内及党的一切权力篡夺到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列宁时代建立的反对滥州权力和官僚主义及蜕变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保障不仅没有继续加以发展，而且逐渐并彻底地把它们的作用削弱了。我们在下面会看到，连党内最高工资限额的规定也逐渐被取消和完全不存在了。列宁去世以后，立即开始了广泛吸收新党员入党的运动。仅仅三年之内（1924—1927年）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半，1927年初，党员已达到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人。斯大林就连象为纪念列宁逝世征收党员（当时称之为“列宁召唤”入党）这样神圣的群众运动也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几十万文化水平不高和政治训练不够的工人在同时间里被吸收入党，这就大大加强了党的机构的影响和权力。一切领导干部定期更换的原则被斯大林广泛利用来更换他不称心的干部，同时，斯大林及他的一些亲信实际上则被宣布为终身任职。

对于列宁去世以后，我国发展着的这一切复杂而危险的过程和趋势，我们还需要进行最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下面我们将十分粗浅地分析一下这些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管理机构人民监督的削弱。

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大量的国家职员以及党、军、政工作人员，就不可能管理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整个官吏队伍是骑在人民头上并首先维护剥削者的利益（当然，除非劳动者自己建立的组织中的职员）。所以，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乃是不可缺少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在那里，管理是通过脱离群众的特权人物来实现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官吏阶层是完全依存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当权的阶级通过许许多多的渠道对国家官吏和党内职员的活动实行自己的、有时是不公开的，但是相当彻底的和可靠的监督。此外，还应该指出，这些官僚的最高阶层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依附于剥削阶级，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某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摧毁了国家机器之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新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首先是由这个国家的主要机构的成分以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分所决定的。然而，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许多本来应该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却走上了滥用权力的道路并利用委托给他们的权力去危害人民。在个别情形下，正如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那样，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人也会走上滥用权力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下，对劳动者来说，异常艰难的岁月就来临了。过去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尚可在受到原来的统治者和外来敌人的欺凌时得到保护，可是在自己的领导者的专横政治面前他们实际上受不到任何保护了。这是因为这些领导者，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利用了劳动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和权力机构。

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不仅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而且要建立来自劳动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有效监督，用以监督国家和党机构里面他们自己代表的活动。

应该指出，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被提到过去的革命者面前。罗伯斯庇尔说过：“如果存在着由人民建立起来的代表机构，即最高权力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去监督所有的公职人员，并且不断地控制他们的权力。可是谁去控制这一机构本身呢？……”¹⁹²罗伯斯庇尔对自己提岀的这一完全正确的问题却给了错误的答案：按他的意见，代表机构只能由它本身的善行来进行控制。巴贝夫¹⁹³主义者对此问题的提法就比较深刻了。巴贝夫主义者“起义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中写道：“如果国内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只有它了解社会的艺术、法律和管理的原则，那么这个阶级就会由于自己智力优势，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同胞的不明真象，很快会找到怎样为自己创造出差别和特权的秘密……这个阶级会借口社会福利把他们的大胆的尝试掩盖起来，同时向那些已经受到更加残酷奴役的、不明真象的公民继续宣扬自由和平等，使这一奴役在公民看起来是合法的和自愿的。”¹⁹⁴大家知道，巴贝夫主义者因为预见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制订了各种维护民意团体的草案，类似罗马人民会议，批评公职人员的会议，实行立法机关的分啟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需要人民监督的问题。

恩格斯早在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指出：“……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¹⁹⁵

列宁也多方研究人民监督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在我们的国家里必须在不以某些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为根据的条件下，制订出并实行监督制度，以防止我们的国家、党和经济机构的蜕变和官僚化。必须找出人民群众和国家及党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的形式，即要使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变成官僚主义者，不能脱离人民，不能丢掉自己是人民公仆的思想的形式。这尤其是由于无产阶级需要在自己的专政的机构中，长期地使用大批资产阶级专家和旧国家机构的官吏因而找到这样的形式就更有必要了。

毫不奇怪，在我国十月革命之后，马上就开始建立人民监督的机构。早在1917年10月底，为了实现对国家的监督成立了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1918年5月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这个人民委员部同时存在的，国内在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还出现了很多工人及工农检查组织。1920年决定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委员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机构，即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在建立国家和苏维埃监察机构同时，党的监察机构也建立起来了。根据列宁的建议，第九次全俄党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专门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为了巩固党的统一和威信建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渗透进党内来的官僚主义、个人野心，党员滥用他在党内及苏维埃内的地位，同违犯党内同志关系规则，同散布没有根据和没有核实过的丑化党及其个别成员的谣言及诽谤以及其它类似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现象作斗争。”¹⁹⁶

革命后建立的党和苏维埃的监督机构当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些机构的活动还是不够有效，所以理应受到列宁的批评。列宁批评得最尖锐的就是1919—1921年以斯大林为首的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列宁写道：“说句老实话，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¹⁹⁷

列宁特别重视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督机构，所以他在1922年又制订了人民和党新的监督制度。

列宁建议，第一，把党的和国家的检查机构合并起来，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扩大一下，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至一百名新的监察委员作为补充，而他们必须经过极仔细的党的审查，因为他们将享受同中央委员同样的权利；第二，部分中央监察委员作为委员和领导机构成员派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去，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之间活的联系将由他们来承担。与此同时，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机构缩减到三四百人。列宁对新的检查机构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党中央出现分裂，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党的总书记的“无限权力”。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是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还没有取得符合它威信的条件。我提出的改革办法必将有助于这种情况的改变。那些必须有一定人数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作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¹⁹⁸

当然，任何一个甚至最完善的监察制度，在没有联共（布）中央，它的书记处及政治局积极帮助和支持的话，是不能发挥其效率的，这是因为在两次党代会之间书记处和政治局是党内最高的机构。遗憾的是，在列宁去世之后，当斯大林领导了我们全党的时候，党和国家监察机构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帮助和支持。根据列宁的意见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监察机构享有的那些巨大的权力和全权的职能，对斯大林来说，无论如何是不方便的。当时列宁愿意、并且努力争取实行保障劳动者的权力，而斯大林首先想的是自己去统治人民和党。因此他并没有去继承列宁所开始的建立和巩固人民和无产阶级监察机构的工作。还在二十年代，斯大林就明显地限制了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权力，这些机构主要是检查下层组织的活动，监督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对上层党和国家行政旳活动并没有实现足够的和有效的监督。后来随着斯大林权力和影响的强化，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权力和影响相应地越来越小了。1930年12月，斯大林建议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下面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并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一系列监督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主要职能交给这个委员会。1931年2月，在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下面也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党的十七大开幕前夕，报刊发表了卡冈诺维奇关于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报告提纲，其中提出了关于取消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并用两个机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去代替它们。

斯大林在十七大上的报告里面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委员会已经不必要存在了，因为现在需要的是“这样的组织，它并不提出无所不包的监察一切的目的，而是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监督工作，即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这样一来，监察职权缩小了。象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国家机构，为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斗争，同经营不善和贪污浪费作斗争等问题就根本说不上了。

在已形成的个人迷信的形势下，斯大林的建议实质上根本就不能去讨论。

就这样，列宁的党和国家监察体系被破坏了。

众所周知，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后来改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按其主要职能只不过是一个监督检查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检查与有关违法行为的汇报材料。至于联共（布）中央所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那么它几乎什么监察职能都没有，基本上只能处理共产党员个人的事情和党员的申诉。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几乎完全被排斥于监督工作之外。过去建立起来的工农监察机构体系（工农监督促进小组和支部，工农监督分会，信访局，“轻骑兵”等）¹⁹⁹也逐渐被取消了。这一切都为加强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开了绿灯，帮助掩饰国家管理中存在的缺点，削弱了同违法行为及滥用权力进行的斗争。这样一来，取消列宁的党和国家监察系统是斯大林篡夺国家及党全部权力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很了解，在任何一个反对独裁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正是人民或早或迟终要推翻各式各样的暴君和独裁者，然而有的时候仍然是这些人民群众又成为独裁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马克思说过：“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配得上自己的统治者。”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卜杜尔—拉赫曼·阿里—卡瓦西比²⁰⁰写道：“普通百姓是独裁者的食料和他的力量；他统治他们并借助他们的力量迫害别人。他俘虏了他们，可是他们还赞扬他的强大；他掠夺他们，可是他们却感谢他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命。他侮辱他们，可是他们却颂扬他伟大；他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而他们却因为有了他的政治而感到自豪。如果独裁者挥霍了他们的财富，他们说他慷慨；不施严刑把他们杀了，他们认为他慈善；他逼他们去冒生命危险，他们因怕受惩罚，而服从了他；如果反抗（独裁主义）的人对暴君进行指责，那么人们会象同暴君进行斗争那样去和这些人战斗。总而言之，普通老百姓由于恐惧，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屠宰自己，这种恐惧是来自他们的愚昧无知。如果愚昧无知的状态被消灭了，恐惧也就消失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²⁰¹

这些道理能不能用在三十——四十年代斯大林独裁主义奴役下的我们国家人民身上？也能，也不能。

我们在本书前几节里已经谈过，人民群众在树立和巩固斯大林个人迷信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也谈过，人民受了蒙骗，而在这方面不仅反映了政治蛊惑家的极高的手腕和狡猾，而且也反映了我国人民历史经验之不足，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低下，民主传统的薄弱等等。

俄罗斯人民也和住在原俄罗斯帝国的其它各族人民一样，是在半封建的专制独裁制度下发展的，他们都在三重奴役下，即在地主、资产阶级、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生活过。这一切决定沙皇俄国人民群众的极大的革命性。然而，也正是这些条件必然导致基本劳动群众的落后和文化水平的低下。著名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弗·柯罗连科在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一封信中写道：“你们轻而易举地就带领了我们的人民群众跟你们前进，这不是说明我们已准备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相反，说明我们人民的不成熟。”这一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正的，列宁用不同的形式也不断地重复过它。恰恰是列宁不止一次提醒党说，在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把它进行到底，并且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人们的脑子中，在思想意识方面进行革命，就要困难得多。理所当然，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可能得到的文化必然主要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是（这点柯罗连科没有完全领会）一种两面的，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能够较容易一些，正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较容易一些一样，也正如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也容易一些一样。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通常伴随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个人主义心理等的扩散，这也是对的，而这种情况将来会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因素。

所以在革命之前，我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说过，俄罗斯人民是tabula rasa（一张白纸），这不是什么缺点，而是优点，因为这会使人民更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意见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公正的。我们知道，我国的人民群众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就其多数来说，也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但是，也正是这些人民群众，由于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太低，不久之后，他们就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歪曲了的解释。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专政是寄生在革命俄国的人民群众尚未能克服的许多的峡点上面的。斯大林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我们人民的最优秀的品质，他们的革命干劲和对革命敌人的仇恨。斯大林当他有所行动时，也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落后及低下的文化水平。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了一些简单化的十分机械的口号，如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尖锐化了，必须消灭“人民敌人”等——这些口号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当时的情绪的，这些口号落在合适的土壤上，就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斯大林就是利用了这种力量用以巩固他的专政，用以实现他的那些远离劳动人民利益的计划和目标。М·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手稿里在谈到此问题时公正地指出：“缺乏教育威胁着思想性本身的存在，有使思想性变成狂热性的危险。狂热性就是忠于学说的文字方面而不是忠于思想本身。如果这是科学上的狂热性，它就把科学理论变成和宗教一样的僵死的教条，狂热分子是瞎子，提高这样的人的思想理论水平，对他们也不会有所帮助，最多只能使他知道更多的语录。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有思想性的共产党人改造成为狂热分子的巨大的学校，这是培养没有多少教养的、只会读死书的那些书呆子、培养宗教伪善伎俩的学校，是培养教条主义和崇拜语录的学校，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可兰经、把思想性变成虔诚信仰的学校。这一伟大宗教学校的创始者、它的第一个宗教老师就是斯大林。按其功绩，可以授予他伟大马克思主义可兰经传教士的称号。

当然，不能用人民群众教育不够和文化水平低下的问题去完全解释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谈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总的说来，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还不仅仅只是人民群众缺乏教育和文化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年来有人力图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出现首先同俄罗斯农民的特点连在一起，同他们还没有克服的对沙皇的幻想及宗教信仰连系起来。这同十八世纪末法国农民因为得到了地主土地而支持了拿破仑一样，他们在拿破仑身上看到封建地主不能再回来的保证。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俄国的农民在十月革命后也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就成为现在的斯大林专政。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阶级基础是农民的这种论点在1965年11月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也被提岀来了。格·波梅朗茨在他的文章中也拥护这一理论。他写道：“鞑靼统治和农奴制度时期留下了足够的蛮横行为和奴隶主义的传统。革命动摇了这个传统，但另一方面，革命使农民群众走出了他们世代习惯的地方，使他们失去了旧的基础，然而他们还没有完全接受新的思想意识。这些群众根本没想到要取得更大的和巩固的自由，他们也不明白，要个人自由有什么用？！他们要的是一个主人和一种秩序，这是给斯大林的第二号委任书。授予他的第三号委任书是没有首领的宗教。农民相信上帝，救世主和喀山教堂圣母的形象是他们热爱和无限崇拜的对象。……向农民解释没有上帝，但这并不能取消他们的宗教感情。所以斯大林把上帝，一个世俗上帝给了劳动人民，这个上帝当然不能说他不存在了。他存在着，就在克里姆林宫里，偶尔也出现在观礼台上，而且还向他们招手，他日以继夜地关怀着劳动者们，连他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能让从头上落下来……”²⁰²

对斯大林迷信的这类解释显得太简单了。第一，活上帝的新的偶像根本没有在农民心上代替老的上帝。农村的宗教影响虽然削弱了，但是在三十年代，特别在四十年代，仍然是相当厉害的。在斯大林时代宗教并没有被砍下了头，因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很难认为这是俄国农民宗教感情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对斯大林的迷信不是从农村扩大到城市的，而是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的。我们已经说过，斯大林迷信是三十年代初产生的，那时农村刚刚结束集体化、正经历着困难时期。几百万农户被驱逐到北方地区和西伯利亚。我国许多地区发生了饥荒。广大农民群众对按随意定的征购价格进行强制征购的政策是不满意的。个别地区甚至爆发了粮食战线上的罢工。这样一来，农村形势显然不利于促进斯大林迷信的形成。所以我们认为，夸大斯大林迷信在苏维埃农村，在劳动农民基本群众中的意义是不对的。我们认为，斯大林迷信以其经典形式在农村的环境中恰好传播得最少。

斯大林迷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中也没有很大传播。三十年代初，城市小市民中也有不少不满情绪。但是在这里由于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疲惫和消极的情绪也很厉害。因此，这些不过问政治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不仅没有多少是真诚地颂扬斯大林、为他歌功颂德，而且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的宣传也是很反感的。

我们认为，三十年代，斯大林个人迷信是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党员层及在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首先是年青的工农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特别是在1936—1938年大镇压之后在我国所成立的那个机构即内务部中，这一迷信特别强。这样一来，在评价斯大林个人迷信对人民群众影响的时候，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总的评价，而是进行个别分析。当然，这些问题还需要有最深刻和具体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对人民群众缺乏文化和教育问题也不能持简单化态度。当然，愚昧无知，没有教养，粗野，缺乏精神财富和文明，以及那些潜在的争权夺利的人物的大批出现——这一切对树立斯大林专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年青的马克思早就写过：“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耽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²⁰³

马克思在他的成熟时期又警告说：

“我们已知道，愚蠢在革命中起什么作用、和坏蛋们会怎样善于去利用它。”^{204 205}

²⁰⁶

当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同意对社会主义的这类看法，因为这样的论点认为社会结构形式宜接产生于当时人类所具有的生理和社会本能。如果说多数人们的道德和思想面貌会影响社会结构，那么社会结构也在影响着道德和思想面貌。

然而，在十九世纪，斯宾塞提出来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得到相当有说服力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欧洲那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前提出发的。

二十世纪初，由于革命运动转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当时，不仅孟什维克，就是一些布尔什维克在回答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俄国取得胜利这一问题时，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还不成熟。马·高尔基在1917年也持同样的态度，他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即革命会给数量还不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带来沉重的打击，使社会的发展受到阻挠。

我们知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驳斥了这些疑虑。列宁写道：“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²⁰⁷

当然，这一看法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党从这一观点岀发，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马上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向前发展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然而，正当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和文明程度不断迅速地提高的时候（这完全证明了列宁预见的正确性），在党的领导层中以及国家管理的许多很重要的环节中却正在发生着完全相反的过程。我们在前面已讲过，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欧洲的一切政府中大概是“教育水平”最高的政府。但是党和国家许多高级，特别是中下级干部，非常缺乏文化和教育。这一点列宁也很明白。列宁在指出我们暂时没有建设真正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一定数量的人材时，写道：“我们有哪些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的人材呢？只有两种。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建立不起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而作这个工作所必需的正是文化。……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这种人在我国，比在其他一切国家简直是少得可笑。”²⁰⁸

显然，斯大林领导全党之后，国家和党的领导总的水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就是从总的文化、精神和文明水平来看都下降了。在经济和国家管理部门的下层环节中，专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增加的同时，斯大林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却不仅粗鲁和蛮横，而且以其吓人听闻的愚昧无知而闻名。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就其本质来讲，都是愚昧无知的人。象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和布琼尼等人也都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斯大林周围的人，按其文化和所受教育水平都无法同列宁周围的人相比拟。就是斯大林本人直到最后也还不仅是个粗暴和残酷的人，而且是极没有教养的人，尽管他自命是天才的学者和科学的巨擘。三十年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是由极端无知的和鄙视知识分子的人们组成的。三十——四十年代在文学、科学和艺术占据很重要地位的新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也都很明显地具有缺乏文化的特点。

斯大林的高级行政人员的总的文化水平不够高，又加上了一种特殊的愚昧无知——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国家和党的建设特点的一无所知，完全不懂新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这些人很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在新条件下去发展它。其结果，我国劳动群众的政治和文化发展都带着很大的片面性。工人阶级以及党员基本群众虽然在三十——四十年代保持了自己的革命性，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但是他们的革命性在斯大林专政年代并没有得到正确引导，使之从政治教育上入手而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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