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危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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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主要是列宁主义传统的失败。30年代以来，列宁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的确立，固然与其他流派的代表人物被斯大林和希特勒实施肉体消灭这一事实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由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所遭受的政治失败所决定，在德国情况更是这样。列宁主义的胜利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没落。然而，尽管屡经失败，社会民主主义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四起、反抗斗争不断发展的锤炼中，由知识分子所创建的一个运动。这些知识分子既非文人学者，又非国家官员，而是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缔造者。

传统列宁主义的立场是抹杀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其特征贬损为政治上庸俗的经济主义以及粗糙的消费不足危机论。依照这种庸俗理论，经济上的崩溃必将触发不可避免的革命。对考茨基来说，终极危机的不可避免是政治上消极主义的理由，而对卢森堡来说，危机的不可避免则是主动革命的根据。这两者都同样未能有效地反击修正主义，最终一个堕落为改良主义，另一个则堕落为极左主义。

尽管这种歪曲有一定的来历，但它到底不过是一种歪曲。第二国际的理论分析和政治战略并不至于脱离时代，更不见得过于幼稚。其战略上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也难以事先预见。尽管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存在着根本缺陷，这一缺陷只是它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障碍的表现，而非缺乏理论洞察力的表现。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主要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和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纲领不断背离。它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分析具有深刻的预见性，比起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能给出的任何说法，都要透彻得多。不过，盲目相信这些历史趋势将不可避免地使广大群众投入工人阶级运动的怀抱，拥抱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导致社会民主主义的领袖们不能正确面对理论与实践、改良实践与革命抱负、当前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豪言壮语和改良主义的实践不断背离。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终于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分裂。然而，实践和意识形态一旦公然背道而驰便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分崩离析这一事实本身清楚表明，理论上的缺陷只不过是其政治暖昧的一种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首先得益于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使运动的领导人得以维持运动的团结。作为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必然归宿的社会主义终将来临，这一信念直接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此作出的论述，由第二国际重要的理论家考茨基忠实地加以发展，似乎也由19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中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迅速发展得到充分的证明。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新情况，社会民主主义必须面临这些新情况的政治后果，这一分析的理论缺陷才显现出来。但是，这些新情况本身也有一部分是资本主义面对挑战所做的回应。这一挑战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而阶级斗争正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和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一运动的理论缺陷未必就是思想失败的问题，而是这一运动政治上局限的表现。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上的局限直接表现在其危机理论在资本主义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相联系，这一长期趋势决定了阶级的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关于这些长期趋势的论述都是根据当时马克思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而作出的。¹

在这两本著作中，马克思将危机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发展趋势的理论紧密联系起来，危机的作用在于加速长期趋势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尖锐化。在马克思看来，危机并不是正常的、没有矛盾的积累模式遭到破坏的一个非常时期，而是积累内在的矛盾基础最具有戏剧性的表现，“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²②。

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与导致这些长期趋势尖锐化的危机之间关系如何，马克思并没有加以充分论述，然而，这一关系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如何将日常斗争的策略与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前者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后者则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弱点，表现在它的政治和理论在这两方面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在政治上，这一鸿沟表现为革命战略和改良策略之间不断背离。在理论上，这一鸿沟表现为积累的长期趋势理论和周期性危机理论之间日益脱节。

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论述最初并非出自马克思，而是出自恩格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大多也是受其影响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³恩格斯坚决驳斥了拉萨尔（Lassalle）和杜林（Dühring）的消费不足论，赞成生产过剩危机理论。

从形式上看，“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之间可能区别不大，但实际上，拉萨尔和俄国民粹派所鼓吹的消费不足论与恩格斯的理论根本不同。消费不足论根据“工资的铁规律”，主张持续积累的不可能性；恩格斯提出的是动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不是群众的绝对贫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形式，这一矛盾形式使积累不断超过需求的增长。恩格斯指出，消费不足是“存在了几千年”的“老现象”，而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才出现。因此，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⁴。

在恩格斯看来，生产过剩的趋势不是绝对的，而是与“生产无政府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只能“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⁵。但是，恩格斯并不像考茨基那样，认为“生产无政府状态”仅仅是由于资本家对市场的错误判断而造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生产和消费各由不同的规律所支配，所以两者之间的背离也就是系统性的。这就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在对竞争过程的理解上所存在的根本分歧。

政治经济学认为，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供给会作出调节以适应需求，因此，竞争机制可以保证生产得到适当的调节，以适应消费者对产品的需要。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竞争的机制根本不是这样。面对竞争压力，资本家的反应不是被动地降低价格或减少生产，接受较低的利润率，而是通过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或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家也不甘于固守现有的市场份额，坐享其成，而是扩大生产，力图抢夺别人的市场。竞争的趋势根本不是被动地将生产约束在市场的限制之内，而是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所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系统性生产过剩的根源。

在《反杜林论》（1878年）中，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恩格斯认为，这种生产过剩趋势只是一种周期性趋势，而不是长期趋势，它也是1825年以来所发生的周期性危机的基础。⁶这种危机是“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的结果。⁷

恩格斯始终认为，积累的危机趋势与即将来临的革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年）中，恩格斯将商业危机称为“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⁸。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和马克思一再重申这一观点，期望下一次危机预示着1848年流产的革命再次来临。到了80年代，恩格斯再次提出这一看法。

恩格斯的危机理论是一种直截了当的生产过剩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生产的扩张必定超越市场的扩张，最终便是一场危机。危机越是被推迟，其破坏力也就越大。恩格斯偶尔提到，结果也可能是一种慢性的停滞状态，不过，他认为这种停滞状态只是为灾难性大危机的来临铺平了道路。

早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就预见到，积累的周期形式可能让位于停滞。当时（在维多利亚繁荣的前夕）他指出，“英国工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多，他们正迅速地走向这样的时期，那时，他们的补救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高压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种反常状态本身不具有自己的医治办法，如果工业发展不同时产生唯一能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么工业、商业和整个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则由于极端的贫困，而势必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⁹

恩格斯再次提出这一看法，已是三十年后，当时正是1881年7月“大萧条”期间。他指出，如今资本主义已能用机器制造机器，生产能够奇迹般地迅速增加，由此导致慢性的生产过剩。每一个工业司令官都“增加自己的机器设备而不管他的邻居在做什么”，“不顾一切地把本国的生产力扩大得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但其程度“已经远非过去历次扩大生产时期所能比拟的了，其结果就是慢性的生产过剩、慢性的营业萧条”¹⁰。

三年后，也就是1884年马克思逝世不久后，恩格斯指出，自1876年以来，“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不断枯竭，而竞争却在不断加剧，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是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随着萧条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英国工人们有限的权利也将丧失，而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¹¹

然而，恩格斯在接下来的一年又强调，尽管存在着停滞，普遍的危机却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这样一来，先前每十年把大气层清洗一次的大雷雨就推迟了，因此这种持续的经常萧条必定准备一个空前剧烈和广泛的破产。”¹²恩格斯这种一相情愿的混乱想法，在他189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充分表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他同时断言大危机不可能和不可避免。他指出，“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酝酿中。”¹³

1894年，恩格斯仍然在等待大危机的来临。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个注释中，他指出：“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lO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二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资本分散到更多的地方，“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¹⁴

第二国际理论经典的表述是由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卡尔·考茨基于1891年共同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他对纲领的评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即《阶级斗争》，）一书，该书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程。《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用普及的手法，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述，并将其运用于当时德国阶级斗争的发展。

考茨基分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他将这一趋势视为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斗争发展和革命运动成长壮大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独立的小生产者遭受破产，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小资产阶级被挤到一边，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强，只剩下不断减少的资本家阶级和不断增大的无产阶级大众。

资本主义生产机械化加强了这些趋势。机器的运用并没有减轻劳动的负担。相反，机器的采用迫使资本家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因为资本家急着要收回资本，实现利润，免得新机器的出现让他自己的机器过时。机器的运用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稳定性，因为“新发明和新发现相继出现。这些新的发明和发现，使现有的东西变成一文不值，不仅使个别的工人和机器变成多余无用，而且使整个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变成多余无用”¹⁵。不但如此，机器的运用还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减少资本家阶级的人数，并扩大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总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垄断“表明他们的生活不安，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和剥削有增无已。无产者的人数日益增多，过剩的劳动大军日益庞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¹⁶

“必然时时发生的”经济危机加强了这些长期趋势，增加了资本家和工人所面临的不稳定性。¹⁷“有产者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鸿沟，由于经济危机而日益扩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它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质。它使普遍不安成为社会常态，并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现今的社会所能容纳的范围，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与生产力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发展不能相容了。”¹⁸

不过，在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论述中，危机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危机不过是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并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极限凸显出来而已。“这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的生产力越来越和商品生产不相容。”¹⁹在危机时期，阶级斗争高涨，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由此危机固然十分重要，而停滞时期也可以让资本主义罪恶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成长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广大人民群众未被社会主义事业争取过来之前，革命不会发生，只能逐渐积聚力量。危机可能加速这一过程，但是对于革命来说，危机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趋势，创造出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决定了革命的不可避免。“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创造着促使被剥削者为反对这种私有制而进行斗争的条件；其次，经济的发展，使被剥削者的人数增加，他们的力量增大，同时使抱着现存东西不放的剥削者的人数减少，他们的力量削弱。最后，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²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由贫困、衰落的无产阶级所作出的绝望的反应，考茨基强调，“社会民主党决不认为一切贫苦阶层，都是补充自己的拥护者的良好源泉”²¹。贫困状态对道德的腐蚀，社会职能边缘化，缺乏被剥削的切身经历，以及对于富人慈善救济的依赖，这些都造就了贫民的卑顺和奴性，剥夺了他们消灭现行社会制度的动机。

“这一胜利，也不会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衰落的结果”²²，而是无产阶级超越其衰落状态、获得道德升华的结果。这种道德升华通过劳工运动的发展而得到实现。“无产阶级脱离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完全不是和平的从容不迫的发展过程。……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说来，幸运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阶层迟早都要进人上升趋势占绝对优势的时期。”²³

考茨基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期趋势的论述，重点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阶级两极化。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考茨基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趋势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客观极限。考茨基将分析的重点从周期性危机转移到长期趋势，这就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考茨基考虑了由利润率下降长期趋势决定资本主义制度极限的可能性。²⁴他指出，即便将抵消因素考虑在内，利润率仍可望下降，“当然，这是就相当长时期内平均说的”，并援引了利息率的稳步下降作为利润率下降的证明。他指出，剥削率上升而利润率却在下降这一趋势，“也是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奇怪的矛盾之一”。他又指出，由于最终落在资本家身上的租金和税收负担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就变得更加严重。然而，他接着又明确否认这一趋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有任何影响，“有些人从利润的这种下降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剥削会自行停止。他们说，资本所得的利润，最后将减少到使得资本家饿得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工作的地步。但是，只有在利润率不断下降，而资本的总额始终不变的时候，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总额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利润率的下降速度。资本的增加，是利润率下降的前提”。利润率下降的全部意义在于，必须有更多的资本，资本家才不至于沦落为劳工，因而，“利润率的下降，并不会使资本家阶级灭亡，而只能使它的范围缩小”²⁵。

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极限根植于生产过剩的趋势之中，而生产过剩趋势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是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另一方面是通过强行压低劳动力价值、创造相对过剩人口，从而限制人民群众消费力的趋势。但是，对考茨基来说，生产过剩趋势并不是恩格斯所讲的周期性趋势，而是一种长期趋势。这一趋势所导致的不是激烈的爆发，而是最终的毁灭。

“除了周期性危机之外，即除了暂时的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暂时的财富损失与人力浪费之外，经常的（慢性的）生产过剩和经常的人力浪费也日益严重。”除了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压力（preSSHre）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扩大生产的经常的意图，这种意图来自生产关系本身，它不但不是由市场的扩大引起的，反而使市场必然不断扩大”。这一压力（意图）就是竞争的压力，它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发展，发展生产力，迫使资本家为他们不断增加的产品寻找出路，“但是，这种扩大也越来越困难了。……尚未开辟的市场”如今几乎没有了。²⁶②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对新领域的渗透，破坏了本来的生产，因而降低了人口的购买力。²⁷③

不但如此，它还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长期生产过剩趋势向世界新地区扩张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大生产“为自己挖下了坟墓。市场的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每次继续扩张，都意味着新竞争者的出现。……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能继续扩大，反而要开始缩小的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其实，从某个时期以来，市场的扩大就已经进行得十分缓慢，而跟不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充分发展它的生产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来越短，而危机的时期却越来越长。”²⁸

“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在它固有的富裕中喘息；它越来越无力使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要想使它不致分崩离析，就势必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力闲置起来，把越来越多的产品白白浪费掉。”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变了，“它由社会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停滞和社会崩溃的原因”²⁹。

考茨基将生产过剩理论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理论。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理论所隐含的基础却显然是消费不足论。不过，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对工业危机的讨论中，考茨基从未提及消费不足问题。他指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但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而是与“市场无政府状态”联系起来。不仅如此，他也没有像恩格斯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一样，将市场无政府状态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联系起来，而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³⁰，这样，就像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一样，周期性生产过剩成为商业周期一个常规阶段，即繁荣刺激了生产过剩，导致危机和萧条。

在1887年首次出版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一书中，考茨基十分简短地谈到经济危机，将其视为商业周期的一个方面。他认为推动这种周期交替的，是新市场不断地被开辟出来，又不断地达到饱和。在这里，生产的周期性扩张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表现，而是由市场的发展所驱动，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已和长期生产过剩理论相去甚远。考茨基指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限制只有“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于是就有了狂热的冲动，不断开辟新市场，为工厂提供新原料和新顾客。随着市场每一次重大的扩张，都有一段时期生产如火如荼，而当市场饱和时，停滞时期就出现了。”³¹同样，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商业周期以及与其相伴的商业危机，原因都在于“由市场所引起的扩大生产的临时性刺激”³²。

在考茨基看来，危机趋势的根源在于生产者对其产品需求的无知，因为“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计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随着复杂的购销网络的崩溃，一个生产部门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就促发了一场危机，因为“除了货币商品和贵金属的生产者以外，谁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预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³³。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的发展，“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³⁴。

互相依赖的系统变得日益复杂，也意味着危机的风险日益增大。“现代生产方式的经济机构，变得日益复杂和敏感，所以，只有在它无数齿轮全部彼此密切配合、正确地执行应负的职责的时候，它才能毫无阻碍地活动下去。从来还没有过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要求有计划的调节。但是，私有财产制度却使这个机构没有可能实行计划和建立秩序。”³⁵

最后，信用空前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与机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和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一样，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信用对于各种干扰，比商业还更敏感。它一受震动，就会波及整个经济生活。”³⁶

商人资本家的投机活动“协助在独立的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生产的混乱局面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商人在进行投机的时候，也可能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何况……他不能在冒险之前长时间地仔细考虑”³⁷，如果他错了，他的失败就可以轻易引发一次商业危机。托拉斯同样也反映了资本家们为资本主义体系带来某些秩序的企图，但是，托拉斯也不可能克服危机的趋势，因为要克服危机趋势，就得在国际范围内让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加入托拉斯。“为了对付生产过剩，卡特尔的主要使命不在于防止生产过剩的发生，而在于把生产过剩的恶果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工人和消费者身上。”此外，托拉斯只不过是加剧了资本家集团之问的竞争，导致形成“若干互相火并的阶层。……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³⁸。

考茨基提出的危机理论，既不是一种消费不足理论，也不是一种生产过剩理论，而是一种“原始凯恩斯主义”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中并没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现代生产的灵活性和扩张能力、信用的弹性以及大量劳动后备军的存在，这些都意味着资本能够对有利的刺激迅速作出反应，扩大生产。当某一主要产业部门，如冶金业或纺织业受到刺激时，“它不仅可以开始迅速扩大，而且还能把它受到的刺激传给整个经济生活”，于是就推动了繁荣。“这时，得到大大发展的生产，完全满足了扩大的市场需要，可是生产并没有停止。”³⁹纵然资本家们意识到生产可能失控，他们仍旧要竭力抓住眼前的机会牟利，而不甘于在竞争中落后。不过，此时一个资本家失败了，就引起了一连串破产和不可避免的危机。

在考茨基看来，商业周期在克服生产过剩长期趋势、维持资本主义积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新市场的开辟刺激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复兴，把资本主义生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商业周期的另一面不是稳定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长期停滞，因为市场的容量始终抑制着资本主义积累。

考茨基将危机理论从长期生产过剩理论中分离出来，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在政治上颇有用意。在考茨基看来，政治上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长期谋划，将革命运动建立好，使其有准备、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夺取政权。生产过剩长期趋势理论足以证明考茨基关于革命最终不可避免的革命豪言，而对危机重要性的贬低则成为他谨慎行事的依据。这种谨慎使他不敢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动用他的政治力量。在危机时期，阶级斗争高涨，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由此危机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成长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积累的长期趋势，不断为革命积聚力量。一旦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革命就会来临。相比之下，作为周期性商业波动根源的积累危机趋势，隐蔽在帝国的深处，与工人阶级的经验无关，只能在世界市场的限制中寻找。

在考茨基看来，危机的必然性以及反复发生的危机的深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崩溃，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终必然性。考茨基的谨慎使他贬低危机的意义，然而，19世纪90年代革命运动的主流心态与恩格斯的看法更为接近，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崩溃在即，而且崩溃之后政权将落人无产阶级手中。⁴⁰尽管人们对崩溃的理解并不纯粹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崩溃的基础就是期望中的资本主义终极危机。这种大灾变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采取消极主义的依据。期望到来的崩溃始终没有发生，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几乎陷于瘫痪。伯恩斯坦所挑战的正是这种大灾变理论。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批评，尤其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上，他认为这正是改良主义革命批判的钥匙。他的主要目标是考茨基的观点，即生产过剩长期趋势是普遍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基础。伯恩斯坦认为，中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崛起扩大了国内市场，而帝国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国外市场，这些都已经降低了普遍生产过剩的危险。此外，虽然伯恩斯坦也承认危机趋势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但他认为，股份公司的兴起和卡特尔的形成已经降低了市场无政府状态内在的危机风险，而且通过削减非生产性费用，使生产合理化，还提高了利润率。与此同时，现代信用制度、信息系统和通讯手段的改善，抑制了投机，使市场调节趋向均衡。

生产过剩长期趋势和危机不但根本没有加剧，而且还被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所抵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将来有可能被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生产部门内，那么普遍危机就有可能成为过去。对于这些新变化，伯恩斯坦表示欢迎，因为他怀疑社会民主党是否有能力处理大崩溃的后果。财产的分散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既不能颁布法令废除资本主义，而且没有资本主义也确实不行，但它又不能给资本主义提供实行其职能所需要的保障。这一矛盾终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社会民主党；其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⁴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不能建立在积累客观的动力机制上，而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观指导下的改良主义运动逐步发展的基础上。

伯恩斯坦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经验上说是敏锐的，但从理论上说，却不如其对手的理论成熟。资本主义取得相对繁荣，改良主义力量不断增长，这些伯恩斯坦据以提出批判的事实，都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左派反对的，是伯恩斯坦所宣称的资本主义明显的稳定化是一个永久的特征。⁴²在左派看来，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渗透，卡特尔的形成和信用的扩张，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仅仅标志着马克思所预言的生产力社会化的新阶段，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准备了客观条件。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回应，不过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灾变式的崩溃理论，并重申他对生产过剩和停滞的长期趋势的信仰，这种趋势并不会因为偶而出现的繁荣时期而被推翻。不过，考茨基还是坚持危机必然要反复发生，并且比他自己先前的论述更为明确地将危机趋势与生产过剩趋势直接联系起来，不再强调“市场无政府状态”，伯恩斯坦宣称这种“市场无政府状态”正在被卡特尔所克服。考茨基坚决否认他自己有一种大崩溃的革命论，这种否认并不像后来大部分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不诚实的表现。我们知道，考茨基政治上消极主义的根据，不是对于终极危机的信念，而是他将革命看作一种以资本主义发展长期趋势为根据的政治过程的高潮。尽管考茨基期望，在那种宣告资本主义崩溃的终极危机爆发的很久之前，社会主义应该早就胜利了，他也指出终极限制的存在对于最终目标的逐步实现依然重要。

对于伯恩斯坦的变节，卢森堡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击。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成员之一，所持的观点与伯恩斯坦所谴责的大灾变革命观点最为接近。⁴³在1898年的党代会上，她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后必然要引起爆炸，引起崩溃，在这个崩溃中，我们将担任对破产了的社会进行清算的法律顾问的角色”⁴⁴。

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就危机问题作出回应。这组论文后来收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出版。她的核心论点是，伯恩斯坦以为能够缓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信用和卡特尔，不过推迟了危机的爆发，而且其代价将是使危机变得更为猛烈。在第一篇论文中，她正面回应伯恩斯坦的挑战，并发展了巴伏斯（Parvus）的观点，即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修正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都修正掉了。“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⁴⁵

在第一篇论文中，卢森堡对危机必然性的说明，还只是提到“不断增长的，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⁴⁶。而在她的第二篇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在谴责伯恩斯坦所谓信用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缓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机制的断言时，已将危机趋势与生产过剩趋势联系起来。

既然，如大家所知道的，危机是从生产的膨胀能力和膨胀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得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发作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流通手段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掉。……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稳定性的残余……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把它们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不足，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速度。⁴⁷

对于伯恩斯坦对托拉斯和卡特尔稳定作用的迷信，卢森堡同样予以驳斥。“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结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最后，它们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普遍的关税战争成为必然伴随的现象，因而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达到极端。”⁴⁸

最后，卢森堡问道，二十年以来没有发生普遍的商业危机，“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吗？”⁴⁹

卢森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别考茨基著作中所隐含的两种危机类型，一种是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发生的周期性危机，可以由市场无政府状态来说明，另一种则是未来要发生的终极危机，只能由市场的彻底枯竭来说明。她认为，迄今为止发生的危机“全部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年老体弱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表明它正处在幼年时期的表现。……危机都是由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新建立社会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新基础引起的。……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如果世界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不再可能由于突然的扩充而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又在不可遏止地大幅度提高，那么，生产力同交换的界限之间的冲突迟早就会到来。”⁵⁰

伯恩斯坦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理论上并不成熟，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批评的回应，也不过是重申了一下原有的立场，在理论上同样不够成熟。凭直觉判断，第二国际的生产过剩理论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支撑这一理论的也只有直觉。不仅如此，这种直觉判断的基础是一个根本性的谬误。如果消费能作为积累的推动力，那么，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力确实就是资本持续积累的障碍。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积累的推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利润。此外，积累的推动力并不仅仅来源于资本家的主观意图，而是由竞争的压力强加到资本家身上的。

资本家之所以进行投资，不是因为市场上存在额外的需求，而是为了降低生产费用，提高利润率，牺牲竞争对手，在现有市场中夺取更大的份额。但是，这种投资增加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总需求，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只要资本家将所攫取的剩余价值消费掉，或者拿来再投资（或者借给别人再投资），那么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就成为不断增长的需求，与不断增长的产品供给相适应。

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力只是资本家所攫取的利润量不断增长的另一面。只要存在后备的劳动力，同时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能按适合的比例供应，那就没有理由认为不断增长的利润不能投资于生产，而且利润率越高，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越快。假如这种投资得以进行，也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积累会因市场的限制而受阻，因为市场的扩大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力不是持续积累的障碍，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推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

由于杜林和拉萨尔的影响，消费不足论在德国占居上风。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不足论的批判，主要是在俄罗斯与民粹派的论战中展开的。民粹派认为，有限的国内市场使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发展。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恰恰相反，生产过剩趋势决定了资本主义为了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必然要摧毁民粹主义将其政治希望寄托其上的小农生产。唯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摧毁，任何生产过剩趋势才有可能出现。

对消费不足论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杜冈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却利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图式”来批驳消费不足论。马克思用这些图式探索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揭示不断增长的产品需求从何而来，这些不断增长的产品相当于资本家所攫取的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证明，增长的需求就来自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因为资本家为了扩大资本，就必须将剩余价值再投资。杜冈得出的结论则是，只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增加的产品的实现就不会面临任何障碍。⁵¹如果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扩张超过了工人阶级消费需求的限制，危机有可能发生，但这仅仅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而已，其原因不在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而在于生活资料生产的过度扩张。

杜冈的结论是，持续的积累仅仅取决于维持不同生产部门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这～结论意味着，危机唯一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如果社会生产是根据一个计划来组织的，如果生产的指挥者对需求有完全的了解，又有权力来命令劳动和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那么，不论社会消费是怎样的低下，商品的供给永远不可能超出需求。”⁵²“。”⁵³这意味着不管消费品市场如何有限，通过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可以无限制地扩大。

杜冈并不认为适当的比例关系必然能够实现，因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不能保证新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适当的比例分配。由于信用的扩张，即使比例失调不断加重，积累仍能继续维持一段时期，但是，信用不可能无限地维持这种比例失调。⁵⁴

杜冈的批评没有推翻恩格斯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但推翻了斯威齐所描述的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当作“一物的两面”的观点⁵⁵，也推翻了长期生产过剩理论的基础。恩格斯理论强调的是一个生产部门中支配生产和消费的规律各自不同，彼此独立。然而，只要信用没有过度扩张，结果未必就是普遍的生产过剩趋势，因为一个部门的生产虽然过剩了，另一个部门却完全可能出现“生产不足”。

杜冈的批评清楚地表明，生产过剩趋势的结果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比例失调，因为有些部门比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在一个生产过剩已经达到极限的生产部门中，危机可能首先发生，同时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也可能普遍化。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证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更具有生产过剩的趋势，也没有特别的理由，能够强调消费不足是比例失调的一种形式。简言之，正统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理论并不意味着消费不足倾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

从杜冈的比例失调论出发，不能得出一个消费不足不断恶化的长期趋势理论，只能得出一种商业周期理论，即危机使正确的比例关系得到恢复，又创造了积累继续进行的条件。在缺乏积累长期趋势理论的情况下，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危机会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杜冈将比例失调归因于无知，而不是生产过剩趋势，他的理论意味着投资的计划化和信用的适当调节大体上能够减轻或消除积累的周期性趋势。

对于杜冈采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反应是谴责杜冈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生产力无限度发展的趋势与限制人民群众消费力的趋势之间矛盾的根据，因此，杜冈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没有理论意义的形式主义游戏。这样，左派拒绝接受杜冈的批评，坚持正统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理论，强调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决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

对杜冈关于积累能够持续进行、不受消费增长所制约的观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嗤之以鼻，坚持唯有消费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坚持认为，“‘生产目的’……归根到底就是那些……由消费品需求所引起的目的。一定的需求或消费的需求，是贯串在整个经济中、使庞大的生产机构运动不停的有生力量。”⁵⁶考茨基、鲍丁（Boudin）、卢森堡、布哈林（Bukharin）都重申了这一观点，列宁（Lenin）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但有所保留。

考茨基只是重申了一下正统理论来反驳杜冈，他强调消费不足不是偶然的比例失调，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他并没有面对问题的根本。“现在无产阶级成为这样的阶级，它的消费不足是它的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但是，消费不足不应在生理意义上理解为供养不足，而应在社会意义上理解为一个阶级的消费落后于它的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消费不足是所有阶级社会的一个特点，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奢侈性消费使这一问题得以避免。然而，资本家限制自己的消费，又限制工人的消费，目的在于将其所有的资源用来扩大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外，在还没有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的职业和民族中寻找补充的市场”。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市场尚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灵活性。“简短说来，就我们所看到的而言，这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采取的、由马克思奠定的危机理论。”⁵⁷考茨基同意比例失调是“有时单独也会引起危机或者还会使”已经存在的“普遍危机加剧的一个因素”⁵⁸，但是，“人的消费的延伸，到头来对生产的扩张起决定性的影响……生产是、而且一直是为人的消费而生产的”⁵⁹。

鲁道夫·希法亭意识到，杜冈的立场实际上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分析相一致，“便得出仅仅为生产而存在生产的奇怪概念，消费则仅仅成为一种累赘的附属物。如果说这已经是‘荒唐的想法’，那它却有‘方法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的形式规定性的分析正是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疯狂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它使杜冈的理论如此奇特而同时又如此令人振奋。”⁶⁰

杜冈的批评使马克思主义出现分裂，一方坚守正统的消费不足论，另一方从杜冈的挑战出发，发展比例失调危机理论，不过，这一分裂还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方面，比例失调理论家们一般会口头上承认消费不足论，将消费不足视为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而消费不足理论家们则承认比例失调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比例失调论与消费不足论之间的区别，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趋势和长期性趋势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前面我们看到，考茨基将一种以“市场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商业周期理论与一种以消费不足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理论结合起来，而卢森堡同样将周期性波动与长期趋势划分开来。这样一来，就完全能够继续一边用消费不足论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和终极限制，一边又用比例失调论说明商业周期。

20世纪前30年，围绕危机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并且成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之所在，这不仅是就危机理论本身而言，而且因为危机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争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最初由伯恩斯坦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究竟是趋向日益稳定还是趋向不可避免的崩溃这一问题。这些争论涉及广泛，政治上也十分重要，但是，从理论上说，却没能从根本上超越鲁道夫·希法亭和罗莎·卢森堡在20世纪前10年应对修正主义批评时所提出的理论基础。

虽然杜冈以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姿态提出他的论点，他的理论实际上与考茨基以“市场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比例失调危机论并无二致。尽管考茨基已经从这一理论中退出，转向消费不足论，以回应伯恩斯坦的批评，鲁道夫·希法亭却进一步发展了比例失调理论。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希法亭根据马克思逝世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出最为认真和深入的努力，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然而，尽管希法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进行了丰富、复杂的分析，这种分析比起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来说要深刻得多，但是，他的论述基本上建立在一种“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之上，并未涉及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体现他的理论中有哪些（如果有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希法亭重申了杜冈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即消费不足只不过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而已。⁶¹消费不足“这种说法在经济学中没有意义，在经济学中只能说社会所消费的少于它所生产的。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而危机根本不能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因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种经常的现象来说明。”⁶²“因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危机的原因必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众消费的不足。消费过度膨胀本身像生产资料的生产保持不变或减少一样，也必然导致危机。”⁶³

希法亭撇开正统的消费不足论，发展比例失调危机论。希法亭的分析侧重于托拉斯、卡特尔以及信用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这些都是修正主义论战中的关键问题。在希法亭看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是金融资本统治下的阶段，表现为银行统治下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资本主义这一新发展，主要是由固定资本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所决定的。固定资本长时间占用大量资本，降低了资本的流动性，同时降低了本身对经济波动和新出现的比例失调作出反应的灵活性，而在希法亭看来，这种供给和需求均衡的障碍，正是危机的根源。

“固定资本的这种巨大膨胀意味着：资本一旦投放出去，其转移就变得日益困难了。……只有使新的资本进入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域，利润率的平均化才日益成为可能，而要从那些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部门移出资本却是极其困难的。”不仅如此，由于生产能力的增加必须是大规模的，“生产的显著增加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利润率的影响。如果说利润率以前高于平均水平，那末，它现在却降到平均水平以下。”最后，“不仅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且这些资本强大的企业也彼此越来越势均力敌”。这种竞争斗争不是将较弱的资本淘汰出局，以恢复适当的比例关系，“而是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长期不能决定胜负，斗争各方都遭到同样的牺牲”⁶⁴。

固定资本的增加与银行在工业金融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很有关系，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明显。一旦银行承诺为工业企业融资，它们就不得不保护自己的投资。为此，它们发起成立托拉斯和卡特尔，结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的需求，刺激银行资本更加集中并与工业资本相融合。托拉斯的形成进一步阻碍了通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实现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

在工业周期的过程中，采掘业由于固定资本庞大而且卡特尔化程度很高，其产出落后于制造业的产出，因而原材料的价格在繁荣达到高峰时倾向于迅速上涨，推高了采掘业的利润率。萧条时情况正好相反，采掘业的利润下降而制造业利润相对较高。因此，工业周期提供一种有力的刺激，通过纵向联合的手段促使这种利润差别平均化，使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成为稳定利润率的手段。最后，托拉斯力图通过限制竞争提高自己的利润率，迫使无组织的资本家也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竞争者的侵害。

金融资本的趋势是以银行对生产的集中控制取代市场，但其目的仍然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合理调节生产以适应社会需要。无组织的资本家们发现自己的利润率太低，不愿意投资，托拉斯则限制投资，以保持自己的利润，结果造成资本过剩。这些过剩资本在国内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在希法亭看来，帝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这些过剩资本必须在海外尤其是在殖民地上寻找投资场所，尽管他也强调，“资本输出本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一种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个矛盾，赋予资本输出以紧迫的性质”⁶⁵。

希法亭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是比例失调的根源。固定资本引起了经济波动，面对这种经济波动，资本家们又结成托拉斯和卡特尔，同时银行业和工业资本融合成为金融资本。然而，这些新发展根本不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稳定了经济，而是增加了不稳定性，并使竞争政治化。因此，希法亭坚持认为，只有全面计划才能克服危机趋势。“有调节的生产和无政府的生产不是量的对立，以致可以通过补缀越来越多的‘调节’便由无政府状态变成自觉的组织，而是只有通过把整个生产置于自觉的监督之下，这个转折才能突发式地产生。”⁶⁶虽然从理论上说，资本家们可能通过一个巨大的卡特尔实现这一目标，但希法亭并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在政治上是现实的。

虽然希法亭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但是他从根本上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不但抛弃了消费不足论，而且还抛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趋势的论述。在恩格斯和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量在于资本家需要不断投资，开发新的生产方法，通过更为先进的生产方法，开发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受到其他资本家同样利用先进的生产方法所带来的威胁。发展生产力的动机由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所决定，而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由生产所取得的进步决定，与市场的大小无关。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是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的原因所在。

恩格斯和考茨基错误地将这种发生于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过剩趋势混同于由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普遍生产过剩趋势，而考茨基则将其局限在对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的解释中，将周期归因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他们的分析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动力机制所固有的比例失调趋势，即在富有活力的部门中生产比市场发展得更快，而在活力不足的部门中生产则落后于市场的发展。⁶⁷

对资本主义积累动力机制的这一分析，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析根本不同。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受其自身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所决定。只是到后来，资本家才将他们的产品交由市场进行裁判，而在生产过剩条件下，效率较低的资本家只能按照亏损的价格出售产品，最终可能被迫破产。通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只不过是对某一特定生产部门内部利润率不平均的非均衡力量的一种反趋势。

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片面强调资本主义竞争的均衡趋势。它们假设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同样的技术机会，因而在既定条件下会选择同样的技术。生产条件同质化这一假设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生产部门中，所有资本家都能按照某一均等的利润率获利，从而一笔勾销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中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客观决定因素。⁶⁸这一假设还意味着新投资的分配纯粹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差别所决定，而利润率差别的原因则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调。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模型中，资本主义竞争不但根本不会引起比例失调，而且由于资本家在市场信号的引导下投资，还消除了正在发生的比例失调。

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论述的基础，是固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从而导致资本转移的困难。这一论述本来可以用来支持恩格斯关于比例失调趋势的论述，因为固定资本的作用越大，投资的决定就越是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不是市场的暂时失衡，结果就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增长比例失调的客观力量不断超过强行恢复正确比例的均衡力量。然而，希法亭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他紧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后尘，抽象掉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片面强调由于资本转移困难所导致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⁶⁹

希法亭撇开资本主义动力的真正源泉，代之以他的假设，“资本强大的企业也彼此越来越势均力敌”，这种竞争斗争“是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斗争”⁷⁰，由于卡特尔的形成，这一趋势还在加强。因此，希法亭强调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差别，这种差别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假设，已经由竞争所消除，而希法亭理论的基础，则在于确定利润率平均化的各种障碍。他的理论所隐含的假设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假设，即如果资本能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流动，资本由于利润率差别而发生的转移将消除掉生产部门之间出现的任何比例失调。于是，由固定资本、卡特尔以及生产资本从属于银行资本所导致的资本转移和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便被当作资本主义生产不稳定性的根源。这些障碍扭曲了价格结构，使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系统性的失调。恩格斯认为比例失调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在希法亭看来，比例失调则是竞争受阻的结果。

希法亭十分清楚，他的危机理论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分析的基础上。他强调，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维持“生产中必须实现的比例关系”机制的失败。“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干扰，必须从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即对价格形成的干扰（结果，价格不再是生产必要性的标志）方面来解释。因为这种干扰是周期性的，所以对价格规律的干扰也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干扰。”⁷¹

同样，引发危机的比例失调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而是金融资本发达阶段的产物。这种比例失调并不只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偶然结果，而是固定资本和卡特尔导致市场运行中利润结构扭曲的整体性结果。这样，希法亭仍然可以从他的分析中得出激进的结论，主张危机是这种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的直接产物。“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来自无规律的生产可能性，从而来自一般商品生产，但它的现实性却仅仅来自这样一种无规律的生产，这种生产同时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他社会形态的特征），并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插入资本按当时的一定比率进行增殖的条件。”⁷²

希法亭对投资周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一分析的基础是由固定资本的支配地位、卡特尔的形成以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所造成的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同样，他的理论比当时资产阶级的商业周期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其实，资产阶级商业周期理论后来的发展也深受希法亭理论的影响。然而，如果说希法亭论述的理论基础中还有什么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因素的话，这些因素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但是，在希法亭看来，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危机本身也只是由市场的不完善所引发的商业周期的一个阶段。

危机以普遍生产过剩的出现为标志。希法亭强调这与消费不足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利润率下降后投资下降的结果。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利润率的下降。

一开始，希法亭似乎是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正是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根据。“危机意味着销路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销路减少是以新投资停止为前提的，后者是以利润率下降为前提的。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是由这种资本的新投资时发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决定的。危机只不过意味着出现利润率的下降的时刻。”然而，希法亭立刻就指出，“在危机之前，存在一个价格和利润水平高的繁荣时期”，并追问，“资本主义世界的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呢？”⁷³

实际上，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之间的联系，充其量也不过是间接的。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在周期的高涨阶段，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生产门利润率最高，结果生产过剩也最为严重。所以，利润率的下降只是一种周期现象，不是一种长期现象，而希法亭的周期理论尽管可能更为成熟，却也和考茨基的周期理论一样，只是正统资产阶级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版本，即在高涨阶段，市场不断扩张，刺激过度投资，这些投资集中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而当过度投资的结果以生产过剩的形式冲击市场时，则导致了崩溃。

“产业周期是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开始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是推动繁荣到来的主要动因。”刺激固定资本更新和增加的因素包括“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部门的建立，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和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需求的增加。”需求的旺盛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提高了利润率，原因在于“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但是，最初造成繁荣的同样情况，也包含着使增殖条件逐渐恶化、直至最后出现妨碍新投资和明显滞销的潜在因素”⁷⁴。

利润率的这种下降存在诸多原因。例如，由于固定资本总额的增加，新的投资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延长了资本的周转时间。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延长了资本的周转时间，像劳动力缺乏和罢工对生产的干扰，机器因过度使用而损坏，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寻找更遥远的市场，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劳动力缺乏的压力导致工资增长，削减了利润，同时利息率趋于提高，降低了企业家的利润率。贸易的增长需要“流通信用”相应增长，但银行存款却转向投机，这又干扰了生产过程，因为“用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的相应部分失去销路”⁷⁵。

因此，存在着一系列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危机是在上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胜过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价格和利润上升趋势的瞬间出现的。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繁荣的结束准备了条件的这些趋势，怎样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竞争而实现？第二，为什么这种实现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缓地，是突发地而不是渐进地进行的？当然，后一个问题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对行情的波动来说，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种交替的突发性仅仅是第二位的。”⁷⁶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希法亭撇开他对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分析，回到比例失调问题以及投资周期过程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变动的分析。其基本点是，投资的繁荣增加了需求，但没有增加相应的供给，从而迅速提高了利润率，直到新的投资项目完成，这时增加的供给加强了竞争，利润趋于下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而在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lO％或者100％，那末，它们的相对交换比例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样，价格的上涨也不会对生产发生任何影响，不会引起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变动和引起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如果生产像前面的图式所描述的那样按照正当的比例进行，这种比例就无需改变，因此也不会受到破坏。可是，如果由于价格上涨的性质可能造成排除这种均衡性的因素，情况就不同了。那时，价格形成的变化也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变化，因为价格和利润的变化对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旦事实表明价格上涨必然带来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性。实际上，也可以指出妨碍这种均衡性的因素。”⁷⁷

希法亭指出，“在使用机器、一般固定资本最多的地方，归根结底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也最大”⁷⁸。但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也意味着超额利润的机会，于是资本流人这些生产部门，直到供给的增加导致了价格的下降时为止。同时，这些生产部门对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加，导致价格上涨，其他生产部门也有资本大量涌入。

在那些资本有机构成高、周转时间长的生产部门中，生产的增加落后于投资的增加。“因此，一方面，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增强了；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关系的变化，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缓慢增长所引起的供求关系的演变，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在景气时期，价格的提高一开始就比其他生产部门更急剧。”因此，这些部门的价格和利润的增长更快，新的资本就转移到这些生产部门。不但如此，由于生产规模大，这些工业只能“大规模地、跳跃式地”增加生产能力。“因而，在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部门中，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相比，具有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的倾向。”当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部门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这种不均衡便表现出来”，于是危机就发生了。“生产缩小，弱小的企业破产，最后只有那些即使在价格下降条件下仍能取得平均利润的企业还继续经营。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现在却具有不同的水平。它不再与产业周期出发点上的有机构成相适应，而是与已经变化了的、比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相适应。”⁷⁹

虽然希法亭将比例失调论的这些方面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联系起来，但是，这里的利润率下降只不过是那些固定资本比例高、周转时间长的生产部门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结果，与马克思的“规律”毫无关系。希法亭注意到“在技术最发展的生产部门中……危机表现得最严重”⁸⁰。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规模经济的一般推断，他将这些生产部门确定为固定资本量最大的部门。“一般说来，在资本周转时间最长、技术的完善和革新进展最大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也最高的地方，危机最为严重。”⁸¹之后，他又加上农业和采掘业由于自然情况的限制而出现的不灵活性。

希法亭的周期理论十分丰富。在他的论述中，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比例失调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似乎都发挥了作用。但与此同时，希法亭认为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都不是危机的原因，而只是投资周期一个或另一个阶段的特征，不过是“繁荣期间的比例失调是由于价格构成上的干扰而产生的”这个一般论述的例证而已。⁸²商业周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表现，而是自我复制的市场不完善的表现。这种周期应该通过固定资本的存在给资本主义体系所带来的刚性加以说明，卡特尔强化了这种刚性，扭曲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最终导致资本转移困难。在周期的恢复阶段则出现过度投资，这种过度投资往往集中在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的生产部门。这些项目一旦完成，新增的供给增加了竞争压力，利润率随之下降，投资削减，整个系统陷入危机。

诚然，希法亭的理论远比其同时代人的理论更为成熟。从表面上看，这一理论证明了危机的必然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因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就使比例失调的出现不可避免。然而，事情完全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在希法亭看来，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而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繁荣时期投资过度，促发周期循环，危机就越来越不可避免。然而，如果过度投资一开始就得以避免，也就没有必要来一次危机。因此，希法亭关于周期和危机的全部理论就取决于他对资本主义过度投资趋势的说明。问题是，希法亭抛弃了恩格斯理论中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来可以帮他说明，这种过度投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特征。这样，在希法亭看来，过度投资就成为资本家错误判断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也就被淡化为资本家主观上的非理性。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无论在恩格斯的理论中，还是在考茨基的长期趋势理论中，过度投资都是不同社会和生产技术条件下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结果。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如果不想被消灭，就得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因此过度投资的决定就显得非常理性。然而，希法亭对过度投资的说明，没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家错误判断的基础上。重工业的资本家之所以过度投资，是因为他们作出投资决定的根据是当前的利润率，而这一利润率实际上却由于需求超过供给而膨胀了，因为新的生产能力还没有投入生产。

希法亭的理论有赖于他关于投资决策取决于当前的利润率这一假设。然而，在筹划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投资项目时，任何理性的资本家都必须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向，这样就有可能由于预见到周期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成本普遍下降后价格的长期下降而抑制一时的冲动。资本家对未来的判断可能出错，他也有可能被乐观的预期冲昏头脑，但这种错误判断决非不可避免，而且卡特尔的形成还会抑制他的冲动，将风险降到最小。因此，希法亭的周期模型取决于对资本家非理性预期的假设。⁸³

建立在时而乐观时而悲观这种非理性预期的循环交替基础上的这一商业周期模型，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⁸⁴毫无疑问，资本家的预期的确不够理性，希法亭对投资周期理论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理论却完全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如果金融当局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非理性预期的影响，危机就可以避免。

对较高利润率的持续预期可能助长固定资产的过度投资，但另一方面，高利息率也可能抑制这种过度投资。资产阶级商业周期理论传统上认为，上升时期过度投资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利润率被人为抬高，而是因为利息率太低。这就提出了周期中货币和信用的作用问题。

希法亭承认货币和信用在周期中的核心作用，但强调货币运动只能反映而不能决定积累的真实状况⁸⁵，认为“由利息率的变化来解释周期现象，而不是相反地由生产关系来解释货币市场的现象，是差不多所有现代危机理论家的特点”。希法亭认为，危机之前利息率提高，融资困难，看上去好像是货币短缺扼杀了繁荣。但实际上，“货币资本的‘短缺’仅仅是由于已经发生的生产过剩所造成的流通过程停滞的征兆”⁸⁶。同样，金融危机“可以在一般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但是，交易所危机只不过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征兆或端倪，因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实际是受导致危机的生产的变化所制约的”⁸⁷。放松信用能够缓解一时的压力，却进一步助长了生产过剩，酝酿下一个破坏力更大的危机。

同样，在衰退的谷底，货币资本闲置在银行里，利息率很低，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新一轮投资的动力，要等到新的价格关系形成，允许“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进行重新分配，逐渐恢复比例关系。……一旦技术革新或新的市场引起需求的增加，后者又引起生产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新投资，繁荣就会开始到来”⁸⁸。

希法亭的理论大体上正确，却不中肯。过度投资一旦发生，只要比例失调未被克服，危机和萧条就不可避免。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上升阶段的早期就提高利息率能否阻止过度投资？尽管希法亭承认，放松信用能够维持繁荣，但却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崩溃，但是，他忽略了这一浅显的推论：若及早收缩信用，危机本来可以完全避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周期就可以被消除，资本主义就会进入持续增长的道路。20年代，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资产阶级阵营中，通过货币调节周期的可能性问题都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通论》（）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假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大体上能够调节周期，其核心问题只是，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政策可以相机抉择，在什么程度上则应该服从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以哈耶克（Hayek）为首的新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主张周期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银行在政治家们的怂恿下，发行没有黄金支持的货币信用，导致信用膨胀所致。完全实行金本位就能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保证稳定。但是，20年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写作《通论》之前的凯恩斯，都认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适用于周期的调节，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判断哪种政策才是适当的这类实际问题。

在投资周期的调节这件事上，周期究竟是一种货币现象，还是一种实际现象，基本无关紧要。即使周期的原因是非货币性的，仍然可以认为，适当的货币措施能使其稳定，苏联的比例失调理论家们就是按照这一线路展开论述的。1925年，波佛辛（Pervushin）反对布哈林，认为在繁荣末期紧缩信用能够阻止投机性的过度积累，并就此得出结论，“唯有在货币流通尤其是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说明……普遍生产过剩和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巴扎洛夫（Bazarov）捡起这个论调，将信用控制视为间接计划的一种形式，保证了生产的“一切组成部分在一切时期内都受到真实……需求的控制，以和谐的方式满足真实需求……从而消除了危机”。瓦宾斯基（Lapinsky）也沿着这一条理论线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支出大幅度上升的前提下，将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调节’机构”，国家通过操纵货币市场，控制工资、物价和投资，尽管站在国家背后的却是金融资本。⁸⁹

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希法亭的理论都深得人心，许多人还试图发展他的投资周期理论。不过，这一理论从直观上看似乎顺理成章，经验上却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周期的交替与据说是决定了周期进程的大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相吻合。这个问题还只是另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作为货币现象出现的危机，如何与其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条件中的根本原因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一直是支撑资产阶级危机理论最有力的一个论点。资产阶级危机理论历来倾向于将周期视为货币现象。1929年崩溃以后，这种货币论又重出江湖。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一直排斥比例失调论，认为它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改良主义，因为比例失调论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缺陷仅仅来自市场的无政府状态，通过加强合作就能加以克服。然而，决不能说一提到比例失调论，就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虽然在经济上升时期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抑制过度投资，但是，过度投资一旦发生，在持续萧条中，货币调节唯有通过资本贬值和生产力的破坏，才能恢复稳定。因此，30年代的比例失调理论家们，对凯恩斯主义者和哈耶克主义者两边作战，坚持只有国家全面的干预，对工业直接进行改组，才能使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恢复稳定。⁹⁰

对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在政治上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批评是，他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分析，只停留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层面上。因此，这一理论容易导致各阶级合作的结论。这种结论可能是改良主义或是革命的，却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希法亭本人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惨遭纳粹谋害，但在20世纪30年代，比例失调论却更像是法西斯社团主义的理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消费不足论。虽说理论上比较粗糙，消费不足论却能够以贫困工人阶级的苦难而不是破产的资本家作为政治运动的焦点。这一理论的基础仍然是罗莎·卢森堡在反击修正主义时所提出的理论。

希法亭在杜冈对消费不足论的批判基础上发展了比例失调危机论，罗莎·卢森堡则奋起反击修正主义，力图将消费不足论建立在严密的理论基础上。她在《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一书中，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断言在缺乏“外部”市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积累是不可能的。卢森堡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她将恩格斯和考茨基正统理论的重点转换为纯粹的消费不足论。卢森堡用这种消费不足论，说明帝国主义为什么企图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摧毁前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市场扩张，同时说明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正是这一极限决定了资本主义一旦完成了对世界市场的征服，其崩溃就不可避免。

《资本积累论》一开始，卢森堡就将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与其周期形式严格区别开来。她将积累的周期形式视为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偶然结果，但同时指出“企图利用危机的周期性特点来解决再生产问题……基本上是庸俗经济学的一种手法”。与此相反，她坚持应该“撇开循环和危机不谈”，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积累的长期趋势上。⁹¹

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是那部分与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对应、不断增长的资本产品的需求来源问题。这在杜冈看来（或在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是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积累有自己的动力，即竞争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这样，其他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雇用更多的工人，就产生了额外需求，至少在市场饱和、危机爆发之前是这样。然而，卢森堡认为，用这些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数量更多的消费品，终归必须有市场需求，其他资本家才会多雇用工人，多购买生产资料，因此，投资的前提是已经扩大了的消费。

一旦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确定为消费而不是投资，要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解释资本主义的崩溃，不如说是解释资本主义如何是可能的了。需求不可能来自工人，因为“这意味着先有资本家的扩大生产的动机存在；如果新的工人被用来运用新的生产资料，那么，对于即将生产出来的生产物必然有新的需求”⁹²。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第三类人也无法填补这一缺口，因为他们的收入最终来自工资或来自剩余价值。对外贸易也不能创造额外的需求，因为对外贸易不过是将问题从一国转嫁到另一国而已。

在卢森堡看来，答案只有一个，推动资本主义积累的，是来自于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需求，尤其是来自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它的扩张冲动和帝国主义倾向。不过，依赖这种需求有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因为资本主义竞争必定摧毁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前资本主义外围的枯竭将加剧围绕剩余市场的竞争，这标志着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随之而来的是军费的增加。卢森堡认为，增加军费的手段是向工人征税，同时增加军费也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⁹³。

一般的批评认为，卢森堡理论的出发点，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完全误解。这一批评无疑正确，却不中肯。卢森堡同意杜冈用再生产图式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但她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因此，卢森堡批评布尔加科夫（Bulgakov）、杜冈和列宁关于再生产的形式主义观点。布尔加科夫“相信这些数学公式解决了积累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容易地假想象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那些比例数字，，这些公式也将适用。然而布尔加科夫忽视了主要的问题：象他们所考察的那样机构如果扩大了，究竟谁从中得到好处呢？”⁹⁴

卢森堡理论核心的谬误不是她对再生产图式的误解，而是她假设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必须来自于消费需求的增加，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是额外的需求、而是不顾市场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势这一事实，这种趋势由竞争的压力强加到每一个资本家身上，又因生产力日益革命化而加剧。⁹⁵

无论是从论述的形式上，还是从她所作出的政治结论上，卢森堡的著作都受到广泛的批评，以致消费不足论最终与卢森堡的名字分离开来。然而，正是卢森堡坚持只有消费才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终极的动力，从而只有依赖外部需求资本主义才能生存，才提出了消费不足危机论唯一可行的理论基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围绕消费不足论的争论十分热烈。到了30年代，消费不足论成为正统理论。但是，它在理论上却没有取得多少进步。瓦尔加定律成为莫斯科的正统理论。瓦尔加认为，由于采用新技术和提高劳动强度会排挤掉工人，伴随资本主义积累的，是雇用的生产性工人人数绝对减少，因此，伴随生产增长的不仅是消费的相对下降，而且是消费的绝对下降。在西方，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除了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评述了这次争论以外，还试图将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综合起来，提出一种停滞理论，主张唯有国家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开支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存。

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提供了维持资本主义生存所需要的市场。但在20世纪20年代，有人开始提出，无论是工资的上涨还是国家支出的增加都有可能为积累添加新的动力，从而提出了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合作实现资本主义稳定的可能性。到了30年代，凯恩斯又为这一可能性提出新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凯恩斯的消费不足论与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其主要区别不是理论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马克思主义对凯恩斯的反应，主要是承认凯恩斯主义改良大体上能够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但强调，指望这种改良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实现是不现实的，因为扩大消费必须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会遭到资本家的抵抗，同时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愿意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方案，将社会需要置于利润之上。⁹⁶战后，凯恩斯主义被一些西方共产党所采纳，成为通过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政治联盟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基础。在这一联盟中，力量将向后者倾斜，因为在不可避免的危机面前，资本积累置于社会民主的控制之下的努力，将遭到资本家的抵抗。

战后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加上新的大规模生产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一特殊环境支撑了繁荣，左派对凯恩斯主义改良政治上可行性的怀疑态度也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⁹⁷然而，随着繁荣的持续，坚持长期停滞和危机不可避免的消费不足论显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而有关凯恩斯改良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断言也显得越来越空洞无力。至此，消费不足论调转方向，将持续的繁荣解释为凯恩斯主义公共开支和财政调节政策的结果。在这种分析中，只有对这些政策的阶级基础的揭示，以及对不用于满足基本人类需要的非生产性浪费和军事开支的重视，还算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还有“永久性军事经济”理论的一个版本，都继承了消费不足论的传统，将“非生产性的支出”的增长视为资本既不让国家将积累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又得以避开生产过剩危机的手段。⁹⁸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牢牢扎根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中，将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相结合，为凯恩斯主义商业周期理论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⁹⁹阿格列塔（Aglietta）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也有类似关于“外延型积累”体制的理论，融合一种与利润率下降相联系的比例失调论，形成“内涵型积累”体制的理论。¹⁰⁰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则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折衷理论，将不同的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¹⁰¹因此，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逐渐被同化为一种左派凯恩斯主义，二者的区别主要是修辞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

20世纪20年代，希法亭和卢森堡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斗争占据了舞台，消费不足论者最终胜出，不是因为任何理论上的优势，而是斯大林主义胜利的结果。¹⁰²到30年代末，斯威齐已经可以将比例失调论斥为一个“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部分”，其“理论的内在价值不高”，平心而论，只能占据“次要的地位”¹⁰³。在斯威齐看来，消费不足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比例失调论，而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规律在30年代已经和危机趋势联系在一起。当时这一理论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反击凯恩斯改良主义和法西斯社团主义的蔓延。凯恩斯改良主义和法西斯社团主义宣称，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危机已经在资本的基础上被消除了。

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上一直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视为一个长期规律，对危机理论没有多大意义。与危机趋势有关的是不断增加的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认为利润率下降不属于危机的原因，是因为经验上在危机之前利润率一般是上升的，利润率下降被视为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崩溃的原因。¹⁰⁴

较低的利润率所影响的主要不是危机趋势，而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利润率低给中小资本施加的竞争压力最大，而中小资本是资本主义积累动力的源泉，这就会加强已经存在的消费不足倾向。同样，如果利润率比较低，中小资本在崩溃中相应也更容易受到伤害。利润率下降趋势被看做是加速资本积聚和集中的一个因素，它可能加强危机趋势，使随后发生的危机越发严重，但利润率下降趋势本身未被当做一个可能导致危机的原因。

即使利润率一定会下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说明较低的利润率会促发危机。只要利润率还是正数，就存在投资的动机。¹⁰⁵另一方面，可用来投资的资源多少，取决于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即使利润率下降，只要每个资本家占有的利润量更大，他也有能力既增加消费，又作出新的投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希法亭认为“消费的扩张”和“利润的实现”之间存在矛盾。工资的增加容许消费增加，从而克服消费不足问题，却以利润率下降为代价。但是，提出这一论点根本就是错的：只要工资增长不会快到将所有的剩余都耗尽，利润实现的条件不过就是全部产品实现所必需的比例关系问题。只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不管利润率是多高还是多低，剩余价值总量都能提高。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消费不足不是利润率过高的产物，利润率下降也不是过度消费的结果。¹⁰⁶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利润率下降规律和消费不足危机论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同的发展趋势中互补的方面，前者涉及利润率的下降，后者则来自利润量的同时上升。¹⁰⁷

利润率下降可能引发危机的唯一情形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绝对过度积累”¹⁰⁸。在这种情形下，新投资所赚取的利润率根本就不是一个正数。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危机就只有在工资上升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致吸收了全部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资本积累使劳动后备军枯竭，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随之而来的利润下降会引发一场危机。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在他对卢森堡的批评中，沿着这方面的线索提出了一个商业周期理论，即工资的升降调节积累率，使积累率与劳工队伍的增长率相适应。“繁荣、危机、萧条的周期性的重复，是以下事实的经验表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自动扬弃积累过剩和积累不足，资本积累一再与人口的增长相适应。”¹⁰⁹在鲍威尔看来，这是说明在工资和利润率差别的影响下资本和劳动的国际流动的基础。另外，查拉索夫（Charasov）也提出了一种危机理论，认为侵蚀了利润的工资增长不仅是市场条件的结果，而且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¹¹⁰

1924年，埃里克·普赖塞（Erich Preiser）将这种“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Over-acctm1ulation with respect to labour power）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资本积累不会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受到限制，因为积累的典型形式是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因而资本主义创造出自己的产业后备军。然而，积累在何种程度上采取这种节省劳动的形式取决于机械化对利润率的影响。

如果机械化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而剥削率却没有相应提高，资本家将继续采用机械化程度较低但利润较高的生产方法。然而，只要积累率大于劳动力的增长率，资本扩大再生产终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的增加将侵蚀利润，从而可能引发一场危机。因此，在普赖塞的理论中，利润率下降趋势没有正面展开，而是通过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来论述的。

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意义，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提出了另一个类似的理论。在斯特雷奇看来，利润率下降不仅是一个趋势，而且是一个绝对规律。¹¹¹他坚持“重要的是……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这一正统观点。¹¹²积累的加速可以抵消利润率下降对利润量的影响，利润率下降越快，为了抵消它对利润量的影响所需要的积累速度就要更快。然而，刚从一条路上仓皇逃离利润量下降的威胁，资本却在另一条路上又与它撞了个满怀，因为劳动后备军的枯竭导致利润量的下降，从而引发了一场危机。

在斯特雷奇之后，多布（Dobb）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似乎很清楚，马克思把这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仅看作是形成长期趋势的一个原因而且也看作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¹¹³。虽然观点与斯特雷奇相似，多布却将利润率的下降视为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的结果，而斯特雷奇则将过度积累视为既定的利润率下降过程中人为地避开利润量下降的结果。另外，多布认为这不过是危机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中的一种，其实现取决于关于技术进步形式一些偶然的假设。

不管是多布，还是斯特雷奇，都没有说明工资的增加为什么能够引发危机。工资增加是资本主义机制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它将较为落后的资本家淘汰出局，为更加先进的资本家让路。如果工资增加来得太急，那么，它所侵蚀的就不仅是较为落后的资本家的利润，而且是更为先进的资本家的利润。不过，工资增加得如此迅速是通货膨胀才有的一个特征，是“过度投资”的表现，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过度投资”正是危机的原因。收缩一下信用就会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缓解劳动力市场上过高的压力，从而避开危机。简而言之，如果危机存在，那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韵、不可救药的缺陷，而是由于货币当局没有抑制膨胀性的过度投资。

不管是多布，还是斯特雷奇，都没有详细展开他们的理论，两人很快也都放弃了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另外，这一理论也与当时成为斯大林主义正统的“瓦尔加定律”公然对抗。此后，关于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正统说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至70年代。这样，伊顿（Eaton）不承认利润率下降与周期有什么关系，认为它只与长期趋势有关。吉尔曼（GⅢman）也在《利润率下降》（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一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将利润率的长期趋势与危机理论联系起来，主张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意味着一连串危机的不断深化。¹¹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战后繁荣接近尾声，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开始和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分道扬镳。资本主义无疑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危机时期，而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措施解决不了这种危机。危机在初始阶段并不表现为大规模失业，而是表现为利润率下降和投资减少。随后发生的增长率下降确实引起失业的增加，然而，伴随失业增加的并不是通货紧缩，而是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消费不足论无法解释“滞胀”这一新现象。

利润率下降是所有危机的特征。无论是消费不足论，还是比例失调论，都认为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因为需求不足导致价格下降，使利润无法实现。然而，60年代和70年代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在价格下降后才出现，而似乎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出现了。到了70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普遍认可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原因，而不是危机的结果。¹¹⁵不过，围绕这种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引起危机的利润率下降究竟是工资增加侵蚀利润的结果，还是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一种表现？前者的原因要么是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结果，要么是“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的结果；后者则是生产越来越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前一种理论将危机视为分配变化的结果，因而被后一种理论的拥护者斥为“新李嘉图主义”（neo-Ricardian）；后一种理论则将危机视为生产技术变化的结果，因而被前一派理论家斥为“基本定理派”（fundamentalist，或译为“原教旨主义者”）。尤为显著的是，尽管这两派危机理论都大量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它们都没能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得到有力的支持。

“新李嘉图主义”把目光集中在劳资双方围绕分配问题所展开的斗争上，将工资增加视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政治上，“新李嘉图主义”与一种试图将60年代末的工会斗争与革命的政治结合起来的努力互相呼应。¹¹⁶格林（Glyn）和萨克利夫（Sutcliffe）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中首先提出这一理论时，强调工人阶级的斗争在迫使工资提高并由此引发危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¹¹⁷不过，这一理论过于强调的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其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有唯意志论的倾向，因而被很多人斥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

由于没有将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是归因于工人阶级的要求，在工人阶级大众缺乏社会主义觉悟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可以轻易地被反过来对付工人阶级，得出改良主义甚至是反动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派（Trotskyite）的“过渡性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理论与这一理论异曲同工，认为资本主义未能满足工人阶级的物质要求这一事实能够促进社会主义觉悟的形成。但是，同样是这种理论也可以（而且已经）被右翼分子所利用，宣称资本主义之所以满足不了工人阶级的期望，主要就是因为工人阶级中的少数人，受到控制着本来就不民主的工会、而且具有政治动机的派系所误导，进行“既无知又不负责任”的斗争。这意味着解决危机的出路并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限制工资增加、摧毁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以恢复盈利、投资和所有人的繁荣。¹¹⁸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工人阶级的失败，这一理论丧失了它的政治基础。由于在整个80年代中，对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反击虽然对于利润率的恢复十分奏效，但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却完全无能为力，这一理论也同样丧失了它原来似乎站得住脚的理论根据。到70年代末，工人阶级的斗争显然更像是对危机的防御性反应，而不像是危机的原因。工人们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之所以勇于斗争，是因为在不太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里，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侵蚀了经过谈判而增加的货币工资，导致了实际工资增长率的下降。

与“新李嘉图主义”相反，“基本定理派”依据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论述，主张寻找危机的根源，不应该从阶级斗争的“主观”条件出发，而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趋势出发。

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政治上倾向于与一种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宗派为伍。危机被铭刻在积累的客观趋势上，与阶级斗争进程无关，革命派的任务就是做好准备，接过危机推到他们手上的领导权。然而，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口头上引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却没有将其与任何理论联系起来。总的说来，这一规律所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为某种危机理论提供了基础，倒不如说是表明了这种理论还不存在。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来自于利润率、剥削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简单的数量关系。假设资本一年的总周转由用于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C和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构成，利润率则为当年生产的剩余价值S与资本周转总额C＋V之比。利润率S／［（C+V）］可以表示为［S／V］／［（C／V）+1］，其中为剥削率，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显然，利润率与剥削率同方向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反方向变动。

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是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使每一个工人推动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同时由机器不断取代直接劳动，使每一个工人使用更多的固定资本。从实物形态上看，这意味着资本构成显然有提高的趋势。从价值表现上看，资本构成的提高不会太快，因为与劳动力成本相比，机器和原材料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不过，像马克思那样假定资本构成在价值形态上存在着不断提高的趋势，也并非没有道理。在剥削率既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利润率下降趋势可以通过各种减缓资本构成提高的因素得以缓和。但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还可以由剥削率提高的趋势所抵消，而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剥削率提高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剥削率的提高是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在实际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立即意味着剥削率的提高。所以，利润率究竟是下降，保持不变，还是甚至有所提高，取决于资本构成提高的速度与剥削率提高的速度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似乎缺乏一种因果明确的（a priori）理论根据证明利润率会下降而不会提高（尽管可以证明这种下降“最终”将不可避免）。这就是杜冈和克罗齐（Croce）等修正主义者在19世纪末批评这一规律的根据。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并不过于重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也很少将它与危机理论联系起来。不过，70年代期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正统，主张只有利润率下降才是唯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消费不足论，将其斥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种修正主义邪说。这一奇特想法的根源，似乎就是将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中的观点颠倒过来。斯威齐的这一著作是6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建中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论著。他将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当做他自己提出的消费不足论在逻辑上的对立面，然而，他所引述的只有多布和普赖塞的理论。如前所述，这两人所提出的是一个建立在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基础上的商业周期理论。

其他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的著作包括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很有影响的《马克思和凯恩斯》（Marx and Keynes）¹¹⁹，该书将利润率下降理论当做反对凯恩斯改良主义的革命理论。马蒂克的观点来自格罗斯曼（Grossman）。格罗斯曼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提出了一种古怪的解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奇特的“剩余价值缺乏”过度积累理论。¹²⁰在一系列随意的数学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原本是奥托·鲍威尔批判卢森堡时所作出的），格罗斯曼的模型表明，由于维持积累所需要的投资量将大于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资本主义终将崩溃。格罗斯曼十分清楚，这并不是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不是利润率的下降，因而“只有与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联系起来，才能说明崩溃。……因此，利润率下降只是一个指标，表明利润量的相对下降。不但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下降只有同时意味着利润量相对下降时才有意义。”¹²¹

对格罗斯曼的模型，马蒂克既没有详加说明，也没有作更充分的论述。马蒂克著作的力量在于它对凯恩斯改良主义的猛烈谴责。这一谴责的根据是划清了消费不足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两者之间的界线，前者强调分配和交换领域，后者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前一类型的危机可以通过分配层面上的干预得到缓解，而后一类型的危机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得到缓解。此后，戴维·耶菲（DavId Yaffe）和马里奥·柯果伊（Mario Cogoy）为马蒂克的革命豪言寻找新的理论基础，他们回溯马克思理论，将危机趋势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直接联系起来，断言这才是唯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¹²²

“新李嘉图主义”对于“基本定理派”这种利润率下降规律危机理论的反击，采取的是从前克罗齐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批评这一规律的标准模式。一方面，利润率下降还是上升，仅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率和剥削率提高的速率两者之间的对比。由于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说明前者一定会超过后者，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指望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确实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们就不会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

对于第一个批评，“基本定理派”的反应基本上是坚持利润率最终一定会下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剥削率相应提高可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这是正确的，但是，剥削率的提高不是无止境的。而且，剥削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还要相对提高，以补偿对生活资料需求的相对下降，这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更加迅速地提高。因此，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因素的作用不过是刺激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得更快。在某一点上，利润率一定会下降，引发不可避免的危机。当然，正如新李嘉图主义者所指出的，这一点也可能是在遥远的未来。¹²³

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杜冈的第二个观点最为关键。资本家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他的资本能够赚取的利润率。如果新的方法无助于提高利润率，他就会沿用现成的生产方法，赚取现有的利润率。凭直觉判断，进行革新的资本家有可能暂时赚取较高的利润率，但新技术一旦得到普遍应用，利润率也将随之下降。¹²⁴但是，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只要恢复原来的生产方法，利润率也就能够提高。新技术得到普遍应用的过程只是一个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之间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因此，它不可能降低利润率。置盐信雄（Okishio Nobtlo）正式证明了这一结论。¹²⁵

70年代关于“置盐定理”（Okishio Nobtlo）的争论十分热烈，但其意义被过分夸大，因为它不过是比较静态分析一次简单的运用，既不涉及非均衡，也不涉及动态分析。置盐定理并没有证明利润率不能下降，它最多只是证明了，利润率下降的近似原因应该是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之外的某些因素。希法亭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时就已指出，由于固定资本投资的建设周期很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首先伴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要等到危机爆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出现生产过剩，利润率才会下降。斯特雷奇和多布将利润率下降视为工资提高的近似结果，工资提高又是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的结果，这种过度积累本身则是利润率下降趋势所引起的取代劳动过程受阻的结果。

一旦在动力分析的语境中考虑技术革新的过程，革新对利润率的影响在理论上就变得不确定，而且也没有理由能够说明这种影响最终不会导致利润率下降。¹²⁶安瓦尔·赛克（Anwar Shaikh）认为，即使新的生产方法降低了利润率，资本家也可能出于理性考虑而采用，以降低单位成本，这样他才能在竞争中得以生存。¹²⁷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策略将使长期利润最大化。¹²⁸鲁特（Reuten）用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证明，如果资本家使用一系列利润率不同的技术，一项革新很有可能以牺牲其他生产者为代价，提高革新者的利润率，从而降低平均利润率。¹²⁹

这一场争论完全偏离了核心的理论问题。显然，并不存在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趋势，同样，利润率也完全可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下降。然而，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利润率是否会下降，而在于利润率下降何以会导致一场危机，而不是积累率的平稳下降。

基本定理派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在政治上的主要缺陷，是机械地将这一规律视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从而把危机趋势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完全割裂开来。对基本定理派的这种批评往两个方向发展，两者都试图将阶级斗争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方向通过重新挖掘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理论，试图将新李嘉图主义所强调的在分配领域中围绕工资进行的斗争与基本定理派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结合起来。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理论由普赖塞、斯特雷奇和多布等人所提出，斯威齐又把它当做利润率下降论的成果加以介绍。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它既避免了新李嘉图主义将利润率下降简单视为工人斗争的结果这种唯意志论倾向，又避免了基本定理派忽视阶级斗争在利润率决定中的作用这种机械经济论倾向。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日本的宇野派（Uno School），尤其是伊藤诚（Makoto Itoh）的著作。¹³⁰

宇野派并不将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直接联系起来，而是将其建立在一个垄断资本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其基础是垄断的产品市场和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这样一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就取代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成为革新的动力。在这一模型中，积累开始时，有着固定的技术和稳定的利润率，直到工资增加的压力挤占了利润，迫使资本家进行一轮节省劳动的革新，由此引发危机。¹³¹伊藤诚的理论是对新李嘉图主义、利润率下降论和比例失调论复杂的综合，每一种理论成分指向周期的一个阶段。伊藤诚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努力证明利润率下降如何导致危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他与几乎所有其他利润率下降理论家都不同。然而，正是这种努力严重地摧毁了他的理论，因为在他的理论中，危机的原因实际上不是利润率的下降，而是财政货币当局在繁荣时未能遏制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过度扩张，由此导致对利润的侵蚀。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完全抽象掉了国家的作用。¹³²

第二个方向与新李嘉图主义一样强调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但是将焦点从分配领域的斗争转移到生产领域的斗争。¹³³这一理论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解释，主要的依据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而不是第3卷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比较机械的论述。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的运用首先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压低了利润率。当然，利润率的降低可以通过剥削率的提高得到补偿，但剥削率并不会自动提高。资本家要通过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降低劳动力价值等斗争，才能提高剥削率。从这一观点出发，利润率下降趋势就不是一个客观规律，而是生产领域中阶级斗争必然不断进行的表现。这意味着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对于提高劳动强度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抵抗，这种抵抗阻止了资本家占有充足的利润。

这一理论虽然避免了基本定理派在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时所存在的机械经济论倾向，却与新李嘉图主义理论有着共同的弱点，就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工人阶级对资本的抵抗，而在这一理论中，就是对生产结构调整的抵抗。这一理论虽将危机理论与阶级斗争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却未必就能得出激进的结论。同新李嘉图主义一样，如果危机的起因在于工人阶级抵抗能够增加利润的先进生产方法，那么可能得出一种结论，即资本主义应当被推翻，也完全可能得出另一种结论，即这种目光短浅的抵抗有损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通过阶级合作，共同面对其他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及其工人的挑战，才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70年代中期，对于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走到革命危机的边缘、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人们来说，这两种理论确实才具有说服力。到了80年代，这种观点已经难以支撑，其理论也随之被视为不正确的。

尽管存在不少重要的分歧，前述各种危机理论都反映了70年代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形势。到了80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理论也都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一方面，失败的经验并没有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投向革命左派的怀抱。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大城市中心，利润率出现了戏剧性的恢复，也破坏了对于危机必然性的革命信念。

面对这种形势，出现了一种彻底放弃危机理论的思潮，将危机理论视为错误的“实在论”、“经济论”、“教条论”，转而赞成一种折衷的经验主义，用具体原因解释具体危机，任意宰割各种理论，或者将不同类型的危机视为积累不同阶段的标志，但将通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割裂开来。由于放弃了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中探寻社会主义基础的努力，当前这种思潮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形相似，与一种伦理社会主义观念的复归密切联系，却与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物质需要和诉求毫无关系。的确，很多人一旦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信念，就堕入了技术改良主义的泥潭。他们为新技术的生产力而欢欣鼓舞，却不是将新技术视为危机的先兆，通过这种危机迫使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枷锁下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将新技术看成一种将人从劳动的需要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力量，与阶级斗争毫无关系。

这些思潮虽然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但是，号称社会主义，却对全球范围内的剥夺、剥削和压迫背过脸去，这种社会主义怎不令人心寒。今天，这种剥夺、剥削和压迫与过去没什么两样，依然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提出正确的危机理论，决不意味着危机趋势就不复存在。也许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固有的危机趋势，也许造成目前资本主义体系动荡的原因只不过是制度和政策的失误，也许资本主义还可以在人道主义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然而，在这些层面上改良资本主义的每一个企图均告失败，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表明，探索必然导致这种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将失败归咎于偶然因素，并非教条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甚至是人道主义知识分子至高无上的责任。

当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正在抛弃资本主义存在固有的极限这一观念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围城之外这一观念却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更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们发问，90年代初期的衰退是不是与之前的历次衰退没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种结构性特征，无法由任何传统的政策工具加以纠正。在更大的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资本主义即使不被其社会和经济矛盾所拖垮，也会被环境的毁灭所拖垮，甚至人类本身也可能随之毁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则在于它并不从自然或准自然的经济、心理和生态极限中，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中探寻危机的原因，并且不是脱离社会关系，而是从社会关系内部探寻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造解决危机的途径。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处于最低潮的这一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显得最有意义、最为重要。

我们不应该因为20世纪70年代各种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理论的失败，就完全放弃这一努力，而应该探寻新的理论基础。要建立新的理论基础，应该重新明确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符合全球资本主义深受危机困扰这一现实的理论。

在这一章中，我简要地考察了过去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危机理论一步一步抛弃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竞达到如此程度。一个正确的危机理论应该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力的理论，证明危机趋势为资本主义动力所固有，证明资本主义的极限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我们说资本主义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判定是哪些力量既驱使资本主义前进，又同时驱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的竞争趋势中判定了这样一种力量，竞争迫使每一个资本家一方面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为他扩张了的资本的实现寻找最终产品的市场。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必须通过已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销售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根本矛盾的特殊发展形式。这一矛盾规定了危机趋势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唯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才能克服这种危机趋势。

恩格斯判定这种矛盾的结果是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因为生产的发展总是超过市场的扩大，这正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周期和危机的基础。考茨基将恩格斯的危机理论转化成为一种消费不足的长期趋势理论，代之以“市场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危机。

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最为精湛。他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障碍不在于消费不足，而在于比例失调，从而摧毁了考茨基的长期理论。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批评的反击，却与恩格斯的危机理论基础渐行渐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限制。然而，不管是希法亭，还是卢森堡，都抛弃了这一趋势，代之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观念，即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的增长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量。这使希法亭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正统资产阶级的商业周期理论，而卢森堡则提出了一个古典的资产阶级消费不足论（前者为熊彼特和哈耶克所发展，后者为琼·罗宾逊所发展）。尽管两种理论都声称证明了危机必然性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干预的发展不断削弱了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激进成分。

70年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构，摈弃了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将利润率下降视为危机的原因，不过，如前所述，这一理论不能解释利润率下降为何会导致危机。虽然70年代的各种危机理论似乎都排斥先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排斥并不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彻底。对于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理论的批评，主要是这两种理论过分强调分配和交换关系，完全不考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批评也导致了70年代的各种危机理论同样片面地强调劳资关系中剩余价值生产的障碍。

如此一相情愿地强调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完全抽象掉特定的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听起来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它却隐含着或明显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均衡的框架。采纳一般均衡框架并不等于就得相信资本主义趋向一般均衡，它也可以是坚持危机的非得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加以说明，完全抽象掉偶然的“市场无政府状态”。然而，排除一切其他因素，片面强调生产条件，使危机的解释成为不可能，因为危机总是采取资本流通过程的形式。

古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弱点，并不在于它们与片面强调劳资之间生产关系的理论正好相反，片面强调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于它们对特定的资本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没有放在资本再生产总过程的语境中进行，而生产、分配和交换都是这一过程必不可少的成分。这样一来，它们对危机动力机制的论述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却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说明危机动力机制的基础。当代理论则陷入另一个极端，从基本定理出发说明社会生产关系，但却不能说明危机。

看来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除了死胡同，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但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说明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但至少，比起他的继承者们来，他以更富有启示的形式展现了这一问题。在我们决定将各种危机理论一笔勾销之前，值得先回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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