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Introduction
[1]19世纪最后20年,当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进入欧洲社会思想领域和进入政治斗争领域时,它们首先受到批判性地检验,然后又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思想的反击。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日益被忽视——如琼·罗宾逊所评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受到“轻蔑的缄默,只是在偶然的嘲弄性的脚注中才打破这种缄默”[2]——而大部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却继续关注马克思的思想,并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排除在经济学理论主流之外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在一个世纪以前已转化为“经济学”。哈奇逊已注意到,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一直不足,而经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却显得相当地稳定”。[3]
不稳定,经济上的国家干预迅速地增长,其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家们更喜欢称之为宏观经济学)引人注意地复活了,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马[-1页]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复兴。屈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院”经济学关系上所作的迄今最为详细的阐述中,“打算证明三件事”:第一,“正是马克思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不只是所有这些不同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他还奠定了继续发展他自己概念的基础”;[4]第三,“尽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保持沉默,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至少还对自动化时代社会制度的转化问题作了概述”。[5]
2页]两章,我将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对以下问题的讨论中产生的有歧义的结论,这些问题就是: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问题,以及从中产生一种不同社会秩序(或者象葛兰西称作的“新的文明世界”)的可能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一方面需要研究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变化和一些概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化,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些概念来表示资本主义当前形式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要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的对立的力量及它们在导致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能量。
[6]最后一章在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论点;在本书的限度内,不可能对这些论点作充分的考察。在这里,我只限于研究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形式的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条件和趋势,在极大程度上撇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形式”本身的性质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大多是在东欧、中国和其他“实际存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经历中提出来的。[7]
注释
Capitalism)一词,这个词和他的俄国追随者关于俄国是否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Capitalist)发展阶段相对应。总之,这个词在19世[Capitalism, by Thacke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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