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社会的理论
第一章 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社会的理论Marx’s Theory of the Commodity-Producing Society
1842—1843年期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是在西欧开始产生的新的社会类型中的一种独特的因素、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但是，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是产业运动的产物，为了充分地理解它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意义，就有必要详细地研究一下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因此，在第二阶段，马克思最初受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已作的研究的启发，[1]开始广泛地阅读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萨伊、詹姆斯·穆勒、李斯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并写了一系列对这些著作进行批判性评论的笔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详尽地阐述了广义的人的劳动的概念，这一人的劳动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因而也是一切社会生存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发展它的特殊的人的性质和建立特殊的社会形式的手段。作为这些社会形式之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的性质可以概括如下：“劳动不仅[1页]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
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不同著作中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把他的观点概述如下：“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3]
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也阐述了类似观点。他写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4][2页]
〈序言〉》（1859年）中又重新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主要的力量集中于分析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式：西方资本主义。[6]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同其他的社会形式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生产采取了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7]
1）特殊的、质上不同的、生产特殊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2）抽象劳动，即“纯粹的和简单的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它创造商品的价值。正是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体中的结合，成了商品的“谜一般的性质”的原因，或者如马克思接着所称作的“商品拜物教”的原因；这在于商品形式把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8]但是，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一种实际的现象；对于[3页]有用物来说，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个别私人或群体独立生产的产品，而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时才能表现出来。
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9]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只受他的历史发展阶段观念的支配，而且也以他的一般社会理论的其他因素及著名的阶级理论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只是阶级社会形式的一种。他把这种形式的特征概括如下：“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10]
[11]马克思进一步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商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时，能把一个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加到其他[4页]商品上去，而它自身的价值则由维持和再生产它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任何商品类似）。[12]马克思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概括了劳动力商品这一特殊性。“必要劳动”主要是维持劳动力的总量（尽管这种需要量可以波动）；“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被生产条件（或手段）的所有者占有，部分地被他们消费，部分地当作资本积累起来。
[13]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表面现象之下的本质结构和运行方式，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而在这一分析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14]基本因素的模型，并不是他理论的结论，而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实际历史发展的广泛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研究特别涉及到对机器生产（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考察。
5页]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阶段的标志，在这一阶段“劳动实际地从属资本”，[15]这也就是劳动过程中机器的统治地位，劳动过程的不停变换，以及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因此，工人成为死的机器的“活的附属物”，“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16]有两个因素决定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个因素显然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即产业革命）。马克思不断地强调，这与他所提出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起着决定作用这一总的论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以热烈的语句描绘了资本主义在人类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7]
[18]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后期阶段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页]
-经济作用。马克思区分了积聚现象中的两个独立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积聚”，即通过剩余价值的积累使（一般的或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量得到增长，即把利润再投入到新的生产资料中。第二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集中”，即通过竞争造成较弱的资本家被较强的资本家吞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这后一个过程导致大企业（采用股份公司或联合的形式）占据生产的统治地位，造成独占和垄断，这一过程受到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刺激。因为如果要达到大规模机器生产所具有的取得更大量的利润的这种好处，那么，由引进更尖端的和更昂贵的机器而造成的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化，一方面要求投入更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又要求产品的大量产出和销售。
7页]面，即技术进步的极其重要性和生产规模扩大的强有力的根本趋势，已引起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极大的注意，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以上这两个方面为熊彼特思想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联接点。相反，马克思理论中的第三个因素，即他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很少得到充分阐述，但却引起了较多的争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之作了概述[19]）中，危机要在“世界市场和危机”部分加以阐述，但这一部分马克思一直没有写出来。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自己构造一种以散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不同评论和论证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理论。[20]结果就提出了不同的，有时还是对立的理论。[21]第一种就是消费不足理论，它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评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2]某种程度上也源于马克思对“奢侈品消费”的讨论。[23]尽管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和斯维齐）的理论中存在着消费不足论的因素，但是任何单纯的消费不足的观点一般都被看作同马克思探讨的较广泛的结构不相一致而遭到否定。[24]
[25]并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繁荣阶段出现的畸形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过剩，[26]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囤积和库存积压。这种理论同危机的另一种理论，即“比例失调”论有关，“比例失调”论在希法亭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27]根据这一观点，危[8页]机产生于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增长（特别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个部类之间比例失调的增长）。希法亭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特征”和由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频繁的转化的情况下，维持“生产中必须存在的复杂的比例关系”是困难的。在当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再次强调了这种困难。哈维证明，马克思是这样提出这一基本问题的：“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受个别资本家行为制约的技术上和结构上的变化过程，怎么能够永远地使可行的技术达到积累和阶级关系再生产上的平衡呢？（……）他〔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极为充分的证明，即不可避免的技术上和结构上的混合只可能偶然地暂时被打破，而个别资本家的行为不断趋于动摇这一经济制度”。[28]
3卷第三篇中同“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的讨论一起提出的），在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已被详细阐述成一种更加独特的危机理论。因此，法因和哈里斯认为，危机（它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积累进行过程中的暴力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利润率下降趋势和相反作用的矛盾发展。[29]然后，他们进一步从对价值的抽象分析出发，考察了各种表面的现象——囤积、信用制度的限制和崩溃、阶级斗争和工资决定上的竞争，以及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以这些决定性的矛盾为基础的。[30]最后，他们考察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干预是怎样不仅通过直接的经济手段，而且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手段，特别是通过缩减福利服务的支出和加强国有化产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来影响循环过程（生产性[9页]资本的重新组织）的。
[31]但是，它的一些重要方面现在至少还是清楚的。首先，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并不表现为……一种易于理解的形式，”[32]或者更激烈的说法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局部的分析，而不是总体的图景。”[33]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仅仅分析了大约十年一次的短期循环，而完全没有涉及更长的循环（诸如后来冯·盖得伦和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长波”）。至于这些更长的循环的发现要能充分地加以确定，还必须在经济危机的综合理论上加以考察。只是在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曼德尔[34]）才重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35]尽管马克思偶然也提到，经济危机将会逐渐地变得更为强烈，并且“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生存”。[36]但马克思的一般观点似乎是认为，在纯粹的经济学用语上，危机是对付不平衡的手段，是重新建立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条件的手段：“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这些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37]
10页]解释为：“资本主义将是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崩溃，而不是经济上的崩溃”。他还进一步考察了“金融资本”时代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情况。[38]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的分析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甚至比他的经济危机理论阐述得更不充分和更不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命题。这就引起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各种不同解释，提出这些解释需要注意马克思逝世以来这一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变化，注意一系列新的政治现象的出现——其中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超级大国之间对世界的瓜分、人类正卷入的惊人的科技革命的影响。
6章再讨论。在这里，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出一个清楚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化并被废弃。很明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暂时的社会形式，并且嘲弄了那些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39]但是，他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的消失只是因为以前的社会形式就是这样作为某种神秘的目的论过程的结果消失的。[40]相反，他所从事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内起作用的对抗[11页]力量）的分析，这种矛盾可望引起资本主义的衰亡和新的社会形式的出现。
[41]《哲学的贫困》概述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形式从事的政治斗争；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描写道：“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42]
3卷的结束部分论述阶级的片断中，马克思看到，即使在英国“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43]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讨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为了达到最初分析的目的，他撇开了“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44]更有意义的是《剩余价值理论》中涉及中间阶级的增长的另外两处评论：李嘉图“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45]在提到马尔萨斯时，马克思又指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12页]人数会绝对地增加）。……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46]
[47]也许由于初步接触这个问题（在第5章之后要作更充分的探讨），有人可能提出，马克思关于社会两极分化增长和阶级对抗强度发展的观点，应当被看作是对一种在实践中被各种不同的“相反趋势”所抑制了的趋势的表述。应该采用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趋势”时指出的那种格式。这样，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就涉及对19世纪后期以来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政党和政治运动的历史发展的背景，这些抵消的趋势（从中间阶级的扩大到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社会服务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阶级之间主要的对抗，特别是1945年以来更是如此。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13页]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
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3.世界市场的形成。”[48]
[49]
[50]
14页]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1]
[52]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大公司的优势，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长，各种不同经济计划形式的出现，都为“由资本家组织和指导的经济”转化为“由民主国家直接指导的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社会化的一个先进阶段的观点，已牢固地根植在当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53]我们将会看到，它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有组织的资[15页]本主义”是否可能和在何种意义上可能进一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特征这一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加以考察。
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在这一方面，人们一直试图扩展马克思的理论。我将依次考察一些主要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然而首先必须先考察那些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和前景进行争论的各种资本主义理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