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Capitalism, Individualism and Freedom
[1] ”在这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哈耶克把这种社会形式称作“工业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社会”在社会科学家中间广泛地得到使用，这些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在“管理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2]
47页]语源于亚当·斯密，[3]并和波普尔所使用的“开放社会”具有同样的意义。[4]大社会是一种“自生的或自发的秩序”；[5]他赞许地引用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利用这一“看不见的手”，那些只以个人目标为基础的个人意图，能够导致“和他本人意图无关的结果的产生”。同时他也诋毁斯密的批评者“没能设想一种不是故意造成的秩序”，而只能设想一种“自发秩序所不能达到的以具体目的为目标”的秩序。[6]但他没有注意到斯密的进一步的评论，“对这一社会本身来说，这并不总是更坏的事”（[7]
[8]它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有计划的”经济相对立。在这一方面，哈耶克的观点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它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形式。实际上，韦伯认为，有计划的经济能够通过加强对官僚机构调节的程度消灭个人自由；但同时，他又把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以及或许在当代工业社会中都不可避免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过程当[48页]作中心议题。在韦伯看来，创造和维持个人自由的领域有一种哈耶克所忽视了的复杂性，对这种复杂性的合理的讨论不仅需要一种哲学的分析，而且还需要对工业社会（不管它是资本主义形式还是社会主义形式）中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实际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1954年的一篇论文中作了最明显的表述，[9]这篇论文介绍了试图就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影响问题进行重新评价的一系列研究（这一问题是和“历史上对社会主义的解释”相反对的）。在这篇论文中，他证明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的地位得到巨大改进”。但是，他对资本主义成功的论证，主要就表现在对有计划经济问题研究的否定上。[10]然而，在任何方面，他都没有熊彼特或马克思阐述得那么充分，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不断强调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高度先进的阶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49页]济的不断进步极其一致。而哈耶克却没有注意大公司的增长，[11]却强调企业家和竞争市场连续的重要性，并且他不断提出的主要的批评也是针对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上的有害活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945年以来（也就是经济上国家干预大量增长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就会看到，1950年和1973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820年到1950年之间的任何时期的两倍多。[12]或者举一个近期的特殊的例子：1979年以来的英国一直是哈耶克用以证明他的资本主义观点的那种政府，但现在英国的特征却是社会腐朽、大众贫穷的增长、大量的失业和经济衰退；而哈耶克的故国奥地利却成为一个失业较低和经济增长率较高的繁荣的国家。在奥地利，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对经济政策一直发生着强烈的影响，它从1971年到现在一直是执政党。
[13]为了评价这一主张，我们首先需要细致地区分一下它的不同因素。
50页]义”或“个人主义”出现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他提出的对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经济、社会类型之间，在允许个人行为（首先是经济行为）自由方面的对比，这是用很抽象的词句来阐述的，没作任何历史上的研究，但同历史学对15世纪资本主义起源的说明似乎极为一致，[14]表达了一个平常已为人所接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通过城市的增长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封建社会关系的瓦解确实创造了个人活动的新空间，扩大了人类自由的范围——这一变化已不全面地被归结为“城市的空气带来了自由”的警句。[15]马克思也持类似观点，尽管作了各种的限制。马克思证明，早期社会是建立在一个“人类作为个人的不成熟的发展”基础上的。在市民社会才第一次使“个人的”和“阶级的”人之间的区别变得明显，使“个人的偶然的生活条件”变得明显，从而揭示了个性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尽管阶级统治仍然限制着它的充分发展。
19世纪个人主义和自由问题的讨论，在这里，他的解释也是极有争议的。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和北美已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了，这一时期不仅以经济活动自由的增长为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家的出现，另一方面表现为“自由”劳动的出现（马克思用较不热情的语言，把这种状况描述为毁掉以前全部的社会契约，剩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赤裸裸的自身利益和无情的‘现今支付’”）；而且这一时期还以劳工运动的发展为特征，这种劳工运动起先是防御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就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这种劳工运动——开始试图在政治俱乐部中建立工会组织和合作的商业企业，经过新[51页]教徒和1848年革命之后，最后发展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群众性的工会——通过普选制、结社的权利、对经济权力的控制和对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贯彻等方面的斗争，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并得到了由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激进主义者的支持，而哈耶克却忽视了这些人的观念和影响。
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将意味着自由的毁灭……持续几代人的大乌托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它所产生的某些情况是如此地背道而驰，以至现在他们中很少还有人愿意准备接受它所产生的结果”，[16]后来“同法西斯主义或同共产主义一样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导向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秩序的毁灭”。[17]防御这种威胁的唯一防卫，就是坚持“为一般利益服务的自发形成的市场秩序”，这种市场秩序将取代社会主义的“由某些专断的人类意志所决定的、强制的[52页]秩序。”[18]
[19]或支撑着他的自发秩序的独特的伦理理论，[20]不是本书考察的范围。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是，他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理论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回答必然是：其影响微乎其微。他所提供的是辩护，而不是分析，主要是明显地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关系（包括它的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体论述，缺乏对当代社会已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性质、程度经验上思考的论述。[21]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的著作根本无法与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的研究相比较，他对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可以说是其著作中所表述的东西的“无意的后果”——即是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暴露。这一观点在以后的章节中还需要重新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