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

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内部，没有自立发展的可能性。就像古典社会缺乏“创造能力”而不得不等待外部“野蛮活力”的推动一样，因此亚细亚社会也需要接受欧洲殖民主义的刺激。

马克思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只有英国殖民主义设法结束亚细亚社会这一长期停滞的状态。亚细亚社会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该社会基础接近完全的稳定，在那里，各种村社好像是通过自然法则以不断变化的形式自行再生产；一是在它的政治领域的最上层定期地爆发出更新，这也最终有助于该制度长久存在：

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¹

英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因为它有“伟大的文明”，或者用不那么种族优越感的措辞来说，因为它具有不同的、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而以前对印度的所有征服者都失败了。英国激烈的破坏性使命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²这一使命并不仅仅只有消极作用，它也正“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具有独一无二抵抗能力的亚细亚制度，³本来大概还可以生存下去：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细亚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⁴

马克思在预测这些事态发展时，被过分的乐观主义情绪弄糊涂了，他不是没有种族优越感的。马克思本人在其晚年遇到了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所显示出来的巨大破坏力造成的大灾难，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⁵为此，马克思被迫对他地判断作了一个程度的修改。比如说，在1881年，马克思一反他先前在这个问题上所阐明的态度，毫不犹豫地把消灭印度的土地公共所有制叫做“英国的野蛮行为”，“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⁶

马克思毕竟从来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⁷，同样地，他也从未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加以理想化。诚然，他曾断言，“不列颠人和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⁸，他指出，“像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⁹他列举，由于英国人“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原则——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¹⁰英国人的残酷剥削造成并扩大了匮乏，权利的被剥夺，饥饿和疾病。¹¹

但是，尽管马克思觉察出这一切，由于英国破坏了亚细亚制度的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¹²。“不列颠人已经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打破”，必然也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¹³也打开未来进步的道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是不会收到这一进步的果实。¹⁴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毕竟是十分清楚的，即人们对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期望不应比实际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更多：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人物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留学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¹⁵

正如马克思所十分清楚阐述过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正打破东方停滞的千年循环，而且身不由己地被迫进入西方历史发展的两重进程：

只有在外来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¹⁶

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马克思谴责鸦片战争背后的贪婪无厌地强调资本主义渗透打开中国大门的“进步”性：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¹⁷

鸦片打开了向资本主义通商的大门，而资本主义商业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造成了其他种种结果：

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¹⁸

因此，鸦片就自相矛盾地逐步把中国从它的亚细亚长眠中唤醒：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¹⁹

同样，恩格斯也毫不犹豫地将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美国牺牲墨西哥而扩展版图，²⁰以及俄国征服中亚，²¹都欢呼为“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和幸运的事件”。²²

这种态度经常为人们所误解。有人甚至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抱有隐蔽的种族优越感，指责他们对欧洲殖民扩张持有一种不加批判的赞赏的观点。另外一些人，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认为（至少最初是这样）他们未能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²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无疑是有些文化上的种族优越感的色彩，比如他们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普罗米修斯似的”关系，而且经常强调个人的观念，但是事实上他们是特意从全球性的战略看问题，因此肯定不能说什么狭窄的种族优越感。因此，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误解，还需要对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加以澄清。

马克思由于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结构，才有可能区分历史事件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尤其是，适当“树立”“理性的狡诈”的概念，使他能够从遭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苦难的人们的观点去谴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又从客观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重要的进步力量。这种善于同时抓住一个历史事件中两个并存而又矛盾的因素，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它绝不会停留在单单一味谴责“资产阶级文明的极大野蛮性”上，这一点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反，它超越了整个“人类史前历史”所充满的“可怕的兴衰变迁”、资产阶级社会以及所有的其他阶级社会，而是抓住了历史本身所产生、培育和发展到巨大规模的那些力量，即“历史的不自觉作用”。这样，马克思就赋予了黑格尔的另一个概念“历史的嘲弄”以新的生命。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全盘接受矛盾这个基础上的，至少在人类史前历史（所谓Entstchungsgeschichte）这一基础内。在人类史前历史中，向成熟方向的发展同时就是阶级划分的现实。只有那一进程结束，阶级的消灭标志人类真正“历史”开始时，矛盾才不再存在。

马克思从写《贫困的哲学》一文起，就曾抨击任何非辩证的思想和试图绕开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的乌托邦式的思想。他喜爱的“萨利婶”是蒲鲁东。蒲鲁东对辩证法的看法具有道义上的讽刺性：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

²⁴

根据上述理论方面的考虑，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如何一方面对促使英国征服印度并用大炮迫使中国接受鸦片的“最卑鄙的利益”，给以丑恶的名称，指出它强制推行这些利益的“愚蠢方法”以及在殖民地赤裸裸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文明固有的野蛮性”，同时，还把对印度的政府和迫使中国开放，视为对世界历史产生必要的、进步的和有效的最重大的革命影响。

同时，马克思总是强调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作用，“毫无顾忌地，强迫人类去”，这一社会-经济形态构成“暂时的（历史的）必然性”，由于生产力取得喧嚣一时的胜利和建立了真正的世界市场，才能够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有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模式，创造”。²⁵

从那个意义上、以及从那个含义上说，甚至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对资产阶级“最终的革命作用”唱一首真正的赞歌：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趋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关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称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么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²⁶

但是即使如此，一首赞歌的结尾也不能没有颤音，表明资产阶级通过这些行动如何为它本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²⁷

他在评论殖民主义的影响时，也使用同样的讽刺性语言：

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²⁸

特别是，他中肯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影响正在中国孕育一场革命：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并非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²⁹

并非如有些人仍然难以理解地指责的那样，马克思远远不是在思想上僵化成狭隘的民族优越感，³⁰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新时代的主要问题，将是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内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同非欧洲民族分散的、但历史上已有先兆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恩格斯在谈到中国的抗英斗争时所说，那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最好承认这是por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³¹

同样，恩格斯富有同情心地强调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大胆无畏和阿尔及利亚民族情感的产生，谴责法国殖民军队的残暴³²，同样对1879祖鲁人反抗英国和1881-1884年马赫迪领导的苏丹人民反英解放战争表示同情。³³很清楚，他们承认现代生产方式扩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他们对于那些浪漫主义反应所吹捧的民粹主义价值观表示了应有的不信任，但这些并无碍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运动的重要意义。这些运动除了具有仍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目标意外，标志了过去属于历史对象的各民族新觉醒的开端。马克思甚至指出，在“野蛮人”同“所谓的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正义经常是在“野蛮人”一边：

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毁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者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寻思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³⁴

爱尔兰问题给了马克思一个机会来更加明确地触及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殖民统治的领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³⁵

上述看法是合乎逻辑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相一致的，这一看法同1848年在欧洲的激昂经历，即“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³⁶所产生的结论，是直接相关的。这一结论后来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从意大利社会党反对对利比亚的征服战到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苏联占领军——成为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一个口号。

[17.htm](第十七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md)index.htm[19.htm](第十九章 印度与中国的不同发展.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