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集体化

一个集体农庄的生活：

“集体农庄分子，于两个月之内，还未曾领到对于他们的劳动的酬报，包括运输木材和草料的劳动。进款项下，百分之五十入于集体农庄的公库，百分之五十则拿去缴纳国税和偿还贷款。剩下给劳动者的有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主任每月自领好多张面粉票，但一点体力劳动都不肯做。人家告诉我们：‘集体农庄分子，头几个月应当自己维持生活。’可是穷人并没有储蓄金。他们的衣服因为做工破损了，没有得到赔偿。这一切都使得富农的话有人相信，富农说人们在创立一种‘新农奴制’。

一九三〇年三月，斯大林允许一定数目的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他的通告责备地方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集体农庄的人都走空了。某村八十个农民今天来向检察官控诉，说人们当时用暴力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一些集体农庄主任在附近被人暗杀了。女人们到处来索取并拿回牲畜……城市没有牛油、肉类、鸡蛋和马铃薯，连首都也只能发极微少的口粮。长久以来，我们就没有看见肉和鱼了。最近几天，合作社终于收到马肉腊肠。”（Q.N.来信，一九三〇年四月）

在工厂，一个工人写信来说：

“他们拧紧了螺旋来压榨我们！如何压榨的呢？他们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而工资却只增加百分之一点九。并且已经有三年工资未曾改变了。虽然生产量增加了好多，——五人一队代替六人一队，工具并未曾改良。储金制度实行到如此程度，即每月只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工资，其余的作为储金半年发一次，事实上是没有领取的希望的。我们每月依靠五十五个卢布过活……”（M.来信，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关于中亚地区的集体化：

“‘农民们只能预支少数，利益的分配须待年底。集体农庄若是赚钱的，则一般须待添加于集体资金的数目超过工资总数后方才发给工资。否则庄员工资须照定额打折扣发给。’（见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庄中央机关章程）农民如此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自然没有了什么劳动积极性。

另一个同志写信来说：两百匹没有人要的马，在他的流放地的乡村周围飘荡着。农村中所见的，只有反抗、暗杀、愤怒和失望的表现，成群的放逐和迁移。高加索南部的阿布哈兹人写一张呈文给政府，把所有财产献给政府，以东方式的礼节感谢政府赐予他们的恩典，他们只要求一件事：即准许他们移居土耳其。

“一个美国通信员，很忠诚于斯大林，曾估量一九二九—三〇年间被充军和流放者约有两百万人。（见纽约《泰晤士报》）但若知道消灭富农运动，以后几年还不停地继续着，而官厅计算富农数目在五百万与一千万之间，那便可知事实上还不止如美国通信员所估计的哩。（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不久，罗斯托夫地方报纸无意中泄露出库班三个哥萨克区共被流放了五万人；可是同一地域已有十万人比他们先走上北方不幸的道路了）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至少有五百万农村居民，连男女老少都算在内，离家背井去过那难堪的贫困生活，好多人因此死亡。”（苏瓦林《斯大林传》第四八〇页）

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写信来说：

“我要叙述我在一区所见的‘消灭富农’的情形。我们看见三千个被流放的富农到来。其中有好多是贫农或中农。有些人因在内战中的勇敢而领有勋章，此时当然被人剥夺了。照计划规定，他们应当做伐木工作。但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大家挤住在木板屋中很快就引起了伤寒传染病。住在森林中的还更坏些。我不晓得，为什么在严寒冬天，没有御寒衣服，派他们连同妻子都到那里去……他们准备了一个大暴动，在老兵的领导之下。我们求得当局取消了派遣他们进森林去的命令，以此阻止了这个新的灾难……”

贫农也被人视为仇敌：

“人家进行清除贫农团体的工作。邻近一个苏维埃刚开除了二十个贫农，指斥其为‘富农走狗’，其中好多人是诚心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他们的罪过就是不肯缄口，就是时常爱说他们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不好，爱发问：还有一个五年计划吗？（报告者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替富农说话。）”¹

关于这种俄国农村悲剧，现有一个文学的文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替官僚歌功颂德的人的著作，肖洛霍夫²著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有法文译本。

为使官僚政治的错误和罪过不归社会主义负责起见，这里必须略微谈一点理论。社会主义并不主张如此待遇农民，恰好相反，是反对这种待遇的。社会主义对于农民应采取其他的态度；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将从俄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不至跟随着做的。（反之，替金融资本服务的法西斯官僚政治，为势所迫，当麦子恐慌时对于农村小业主亦能采取斯大林方法……）

列宁三番五次地说：“不要强迫农民……”，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自称为“工农国”：这是它的正式的名称。列宁一面主张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同反对其他一切资产阶级一样，一面又使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不立即于夺得政权之后没收他们财产。³他说：“恩格斯曾强调过，社会主义者并不想剥夺小农的财产，而是试图通过事实教训让他们明白社会主义机械化农业的优势。”此外，在他的关于新经济政策诸重要演说之一篇中，他也将新经济政策看作一种与农民相协调的政策，他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⁴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又名《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中，曾指出，由于主观或客观的无能，集体化之中有手忙脚乱的动作。在宣告全盘集体化之前几个月，政治局还认为集体化是遥远的工程哩！托洛茨基在君士坦丁堡放逐地不断地对于他认为一种“不祥的经济冒险”提出严厉的抗议。他用挖苦的口吻说：人家用几百只甚至几千只小渔船不能合成一只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同样，人家也不能强迫小农们将他们的犁、牛、鸡等临时合成一个大农业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应当以机械耕种和合理农学之明显的利益昭示农民使之心服。

可是，你要当心，切勿在苏联提起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真理，否则人们要把你烹食了。

我们再呼吸一点俄国空气吧。一九三三年四月一封莫斯科的来信，其中有一段说：

“一个有五六百工人的印刷厂刚发生罢工。原因：当因缺乏纸料而强迫停止工作时，工人只领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而且合作社供给的食物又是很坏的。共产党员也停止了工作；监察委员会将审判他们的。好多职员立刻被免职了，工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三个‘煽惑者’则被捉去坐牢。

在同一时期乌克兰的景象：

“哈尔科夫城显然扩大了，好多的新工业和好多的新合作社房屋。却有几万人晚上没有亮光，而且差不多没有柴火。城内好几区没有电气。电影院关门了，住宅是漆黑的。如此有几个星期长久。没有火油，没有蜡烛，是绝对的黑暗。那些官僚是唯一备有拙劣火油灯的。没有火油，虽然巴库油井的产量是增加了。没有电气，虽然第聂伯河水电站已经完工了。这是很令人不快的。其他城市也是这个情形。人们生活得同畜牲一般。生产和消费差异太大了。用的机器愈多，人们的生活不仅没有更好，而且更坏。

一封一九三三年二月的来信，关于压迫的，节录几段如下：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对党内积极分子说：‘我们是铁面无情的，不仅对于做反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即反对派）如此，对于在工厂及农村内做事缺乏毅力不能执行计划的共产党员亦然。已经有四百个党员被放逐到索洛维茨基群岛上了。’ ⁵⁶⁷

并没有什么大狱。科纳尔、科瓦尔斯基、沃尔夫和三十二个其他的官吏及农学家，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初在莫斯科枪毙了，没有经过审判。

14.htmindex.htm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