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政权

一九一七年九月，科尔尼洛夫将军¹的叛变悲惨地失败了，于是形势完全改变。现实是比那些依据“双侦探”机关所伪造的证据而做成的诬蔑人的神话更加有力的；现实指示出：谁是革命的，谁是空谈的，谁是演滑稽戏的，谁是反革命的。克伦斯基政府露出真面目来了：原来是摇摆于两种可能的专政中间的一个幽灵。或者那些将军，他们在反动方面是惟一能明见的，而且操有武力，——在社会不安定时期，一个副官也知道威权对于有钱人有什么好处的，——或者他们明天再开始这个把戏而得到成功，而革命又上了拿破仑主义的老当；或者工人、兵士、农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手段夺得政权，既然没有其他的手段。在军政府独裁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间，有什么共同解决方法可想呢？

列宁和托洛茨基看得很清楚，他们提议、催促、命令并进行夺取政权。一个做党的首领，打破了障碍，终于说服了党；一个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领，在苏维埃中组织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分配武器给工人，运动革命的卫戍军不服从临时政府并不离开首都。这事实上已经是暴动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时，往往带点忧虑互相望着。他们太迫切自觉得缺一不可了。

“我们两人，”一天，列宁问托洛茨基说，“若是被杀了，你相信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担负得了这责任吗？”

从前，我曾以如下一段文字描写过这两个人在一九一九年的状况，现在我觉得没有一点需要修正的：

“专家们出去了。两人还留在‘最高会议’中间，这会议，就它的忧愁面目说，就它的盖满了专门数字的纸张说，确然极像一个亏空极大的企业的经理部会议。负的方面：布达佩斯的白色恐怖，汉堡的失败，柏林的消沉，巴黎的消沉，让·龙格^{234 56}

这两个人，并不是自从有了“统领”、“加齐”、“元首”、苏联式“敬爱的领袖”等称呼以后那种意义下的领袖。他们的受人拥戴，并不是人为的或强迫的，而是自成的，由于他们应得的信任。人家公然议论他们的言行。不仅如此，人家还反驳他们。若是敌人，他们就一面耸肩，一面回答；若是劳动者，他们就平心解释，人家也常常使得他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这是同志中的两个人，那些有危险性的蠢才要把他们抬高于同志或党之上，是要受他们严厉责骂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无时无刻不是过着一种集体的生活。党内辩论着，种种倾向不时发生又不时消灭。而且，在国内，反对派分子——这是不可同反革命派分子混为一谈的——不停息地公然活动着，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即是说直到一九二一年。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反对派分子才完全看不见了，而且正因为这个原故，一切党内生活完全消灭了。列宁当初曾邀请他的老政敌、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⁷和唐恩⁸，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辩论。无政府主义者是这个委员会中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初时参加政权至好几个月长久。他们只因企图暴动，而且一九一八年七月间在莫斯科街上乱轰大炮，才被驱逐出政府以外。没有人想到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而拼命的，人们是为一个新的自由，而奋斗，而死。布尔什维主义向群众和世界宣告一个前所未见的自由劳动者民主制，而得到胜利。斯维尔德洛夫起草的第一个苏维埃宪法，保证劳动者一切自由。譬如说，当时绝不是想，在暴动胜利之后取消出版自由，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对于出版物之垄断”。为此缘故，必须禁止反动的出版物，这些东西本是诬蔑造谣的行家。但是，托洛茨基也说：“每个公民团体得自由使用印刷机关和纸张。”列宁有个计划，规定每个公民团体，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劳动者拥护的，若是愿意，则有权出版一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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