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西班牙！》录入后记
《万岁，西班牙》这部剧本，成书时间约为1937年，讲述的是1937年5月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一幕。按照剧本反映的情况，作者是一个有西共背景的工人作家。这部剧本至少不晚于四十年代初被翻译成中文（繁体竖版）引入国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今时，被整理成简体横版的文字，发到网上。
译者不知为何人，想必是一个爱国作家罢，毕竟他说这部剧本“由在敌人侵略下的我中华民众的声音来吼唱是最合拍不过的”。撇开他不谈，单说剧本本身，说回到那个年代去。
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及内战，可谓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后一次大革命，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各派势力竞相登场，在这部剧本中，就出现了下列人物：
国民军，就是弗朗哥（剧本中译为“富郎科”）的部队，关于他们在内战中的种种暴行已毋需多言，单在剧本里就可见一斑：
“……
纳粹。在内战中，纳粹向弗朗哥派出了大量士兵和武器，协助他们打败了共和军。在剧本中他们只是在空战中现身。
白俄。苏俄内战以后，许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流亡国外。从2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政府对白俄就采取了怀柔政策，许多人回了国，这些人中大部分都逃过了大清洗，在大清洗中丧命的只有几个头面人物（如乌斯特里亚洛夫）。但还有一些人，抱着死硬反共的态度继续顽抗，比如剧本中的这位“依凡诺夫”……
“……
被捕以后，面对众人欢呼苏联新闻记者的来到，他则是这种反应：
“呜，巴尔什维克匪徒！”
但是对白俄形象的刻画背后，大概还夹着私货，比如说，一个雇佣兵听了白俄的话，说：
“你不是俄国人……你是白俄。你没有祖国。”
又比如，白俄被俘以后，苏联新闻记者的话：
“怎么我们没有在那儿遇见呢？人们说得对：生活是狭隘的，我们的相逢不在彼列柯普城下，而在托列独城下。嗯，白骨头，西班牙的叛军帮助过你吗？你为了钱被他们雇用，一切都出卖干净了，穿上士官制服——留下褴褛的衣裳。他们把你掷在门外，并且谁不给你擦龌龊皮鞋？你腐烂了，而且发出叛变的臭气，出卖了一切，出卖了一切，人类的脏物！你的主人不会同你握手的。您到死没有祖国，在人类的世界上不会怜恤你的。”
从30年代起，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近乎毫无底线，连一个雇佣兵都知道要“爱国”，但这符合现实吗？当然，苏联的这种宣传，也是想要对居住在国外的俄国侨民呼吁：爱苏联，才是王道！
农民。西班牙是一个农业国，剧本中对农民的描写自然非常之多，当然文中全是对农民的维护，因为他们“很革命”。比如“母亲”这个角色，原型叫“莎莎亚娜”，她的丈夫被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普里奥•德•里维拉杀害，三个女儿——康卡、洛齐达、柳霞相继加入了共和军，也全都牺牲了。再如“老头儿”和“孙子”，前者没有直接参加共和军（他试图加入，但被担任司令官的矿工拒绝了），但曾为他们唱赞歌，又为在战场上牺牲的洛齐达作歌以示哀悼；“孙子”在此期间与爷爷失散，遂自愿为共和军担任传令兵。二人最后都被叛军残忍杀害。
但是问题也来了，在刻画农民的形象时，一个奇怪的情况出现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护西班牙共产党。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并没有。按照剧本的情况，这些农民大概是贫农，西共的确有影响力，但怎么可能说，连一个14岁的小姑娘，对西共领导人“热情之花”都“好喜欢好喜欢”的？而在贫农里贯彻土地改革纲领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堂吉诃德”似的人物，用甜言蜜语逗小姑娘开心，企图把她拉进无政府主义队伍里，只是并不成功。
牧师。文中提到的“托列独”，即托莱多，西班牙中部名城，也是西班牙红衣主教的驻地。由此而论，宗教在这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剧本里的牧师，满口耶稣基督，实际上都在为叛军张目：
“我握过你们的手，告诫过你们：然而你们竟排斥我的告诫。我乞求上帝的忿怒，因之上帝用食指指示着。大家还不预备回答反上天，反神圣的宗教，和反他的仆人的错误行为和思想吗？
当然，他说的话，没有人理睬……
剧本最重要的两派势力是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剧本当中，围绕这两派发生了多次冲突。在现实当中，西共和无政府派长期激烈对抗。例如对待农民出身的士兵当逃兵的行为，双方就争论不休：
“……
显然，这是颠倒黑白。因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会说出“农民制止革命发展”的话。西共一贯说自己在农民中多么受欢迎，但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他们就做得远不如无政府派。除此以外，西共还企图标榜自己的务实，此举意在打击其他派别（主要是拥有革命纲领的派别），扣个“极左”的大帽。
在这之后不久，当无政府主义者“恩利柯”听说一小队革命战友身陷重围的时候，他立即号召发兵前去相救，但这位西共将领并不同意……
“……
同样的情况，在后文再次出现：米古哀利要求恩利柯的无政府主义小队服从他的命令，恩利柯始终拒绝，为此二人再度大打嘴仗，其结果却是，米古哀利对恩利柯不能奈何，却把怒气撒到了柳霞头上，把她开除出军队，只是在桃洛列斯（即“热情之花”伊巴露丽）作保之下，米氏才撤回命令：
“……
西共参加了“人民阵线”，并全面推行纪律，即“反法西斯高于一切”。为了所谓的共同事业，什么原则，什么革命利益，全可抛之于脑后，直到巴塞罗那五月起义，终于张开了血盆大口，大肆屠杀革命群众，都是这套说辞。
此外。对西共领导人何哲（即何塞•迪亚斯）和无政府主义者恩利柯的一些描写，也的确有些耐人寻味。
何哲其人乃是工人领袖，本来应当是带领工人抵抗叛军的角色，然而剧本中却是这幅画面：
“……
作家不知是怎么想象出这种画面的，把西共的头号领导人塑造成这种形象，是为了让他“生活化”吗？但问题是，现实生活，能允许他这么搞么？还是想说，一个工人领袖和一个农民的女儿是可以结合的，所谓“工农联盟”嘛……似乎也说不大通，只能得出这样的可能——这是对革命本身的丑化。
另一段对恩利柯的描写是这样的：
“（两个哨兵带恩利柯上。）
拿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剧本当中。为了保卫托莱多，恩利柯以一人之躯消灭了进犯的叛军，自己也英勇牺牲。他的形象大概也是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民兵的缩影。他的功绩也自然是米古哀利这些人所不愿提及的，毕竟“纪律高于一切”，不听纪律的人是要抹掉的……
剧本创作至今已过去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过去，西班牙共和国早已灰飞烟灭，西班牙仍旧是有产当道。但是剧本的价值并不会随之消失，对于思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失败的原因，对阶级解放事业，它的价值是不会被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