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泽东式的禁欲主义：复兴革命精神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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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朝着稳定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模式和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方向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许多党的干部都关注着这一倾向。个人关系的发展使得政治动员体制不似原先那么灵活，因此它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也不那么管用了。同时，领导手里掌握的评定“表现”和给每人发放奖金数目的大权也使得奖励与工作成绩的关系变得不明不白。自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尽管有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改进企业设施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依旧停滞不前。许多国家领导人感到，工厂的党组织和班组制度在鼓励工人积极性上起不到足够的作用，所以必须进行改变。

国家领导中有一批人感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进行改革。在他们看来，班组制度不能很好地鼓励工人积极性的原因在于它无法给个人的工作努力以明显的物质刺激。班组内部拉平收入差距的倾向以及“表现”对工作成绩评价的干扰使得奖金的刺激作用变得模糊不清。正如苏联领导人在一九三一年之后那样，这批领导人敦促工厂将奖励和工作成绩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奖金与工资提升上更要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劳动生产成果才应该与金钱奖励直接挂钩，否则简直没有道理。同时，他们也认为，应该逐步取消将政治压力作为鼓励的手段。这些领导人所推动的工厂奖励制度改革类似于苏联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广泛地讨论并在一九六五年之后实施的改革。他们的目标是将工作奖励制度从受种种组织和个人因素影响而变得无一定之规的班组评定下解脱出来，将奖金和工资提升标准非政治化，从而为个人的生产成果提供明确无误的奖励。

毛泽东主义者认为上述想法——以及许多相关的看法——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左派。对于工厂中的懒散现象，他们得出的是根本不同的解释，也提出了完全两样的解决办法。他们指出，是因为政治动员手段遭到了破坏才导致了工作中的懒散现象，而且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让人警惕。工作懒散只是一种症状，其病因是党的干部在政治上的全面衰退，其表现包括以个人感情代替对党的忠诚，将个人好恶掺杂进党所制定的“表现”标准中，等等。在他们眼中，这些倾向都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朝纯粹物质刺激的方向转变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这只能加速政治体制的衰败，使得人们对党的忠诚进一步衰退。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主义者们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进行上述改革的号召表达了体制内部腐化的干部阶层和修正主义者自身的利益。

毛泽东主义者取代改革的办法是复兴革命精神。政治忠诚必须得到恢复，私人关系必须受到批判。党所制定的“表现”标准必须得到大力的贯彻执行。不能坚决贯彻正统的价值观的企业干部将受到撤职、批判、再教育。取代这些人的将是一批忠于正统价值观念的新领导。腐蚀领导和职工的物质刺激必须要禁止。政治气候中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政治学习会议越来越长、越来越多，宣传机器中鼓吹的是禁欲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工作班组制被转化为纯粹的政治机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在中国工业原来就贯彻得比在苏联工业中彻底，而文化大革命则将中国式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推到了其自身逻辑的极端。

虽然毛泽东主义者自称为党内唯一的进步和革命力量，但他们解决党组织变质的办法却从根本上是保守而且落后的。与其他道德复兴运动相似，文革中的毛泽东主义将原教旨道德观（也就是在第四章中所分析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堕落指责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的方案不是改变政治动员体制——这一体制无可避免地要导致私人关系的发展——而是批判实际上是这一体制结果的私人关系及其倾向。因此，毛泽东主义者在复兴意识形态信仰的努力中，将着重点放在政治教育和政治思想上，不遗余力地去发扬党的正统价值观。的确，他们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逻辑：只有通过极端的以及持续的政治压力，才能恢复政治体制的原貌，也才能打破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个人关系网络。但是他们的逻辑也是残缺的：作为一场复兴运动，毛泽东主义开刀的对象是结果而不是根源。工厂的政治体制结构本身导致了人们的以算计态度来对待政治信仰，也导致了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毛泽东主义者想要进行的那些变革哪怕是在经过细致考虑后再灵活地实施（事实上并非如此），也会由于其内在的原因而不能成功，因为党的变质的根源依旧存在于基本政治体制之中，而这一政治体制，却恰好是他们努力要恢复和发扬的。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工厂的奖励方法中引进了一些变动。这些新的方针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才被取消。取决于班组对个人的工作成绩和表现的评定的奖金被固定的“附加工资”取代了。定期举行的经过班组评定的工资级别调整也被停止了。随着物质刺激的取消而来的是对政治动员方式的进一步重视：政治学习加强了，时间也比原来更长；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工人们被要求带着对国家和革命的高度负责精神来完成任务。¹

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工厂的状况受到了部分西方人士的关注。他们将这些状况看作是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在他们看来，那种体制是资本主义西方的活教材，因为它证明了这类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可能性。今天回顾起来，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改变后的班组奖励制度是个失败，它对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几乎全面的明显下降以及班组制度本身确凿无疑的败坏要负相当的责任。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上述看法的错误还在更深的一层意义上。这段期间的方针与其说是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不如说是严格的禁欲主义，因为它们抵制除了纯粹的政治忠诚之外任何的动机，对工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不闻不问。从某些角度来看——我将在本章中论证——毛泽东式的工厂生活与过去相比甚至更不平等，更缺乏集体主义。

因此，毛泽东的禁欲主义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工厂里的实践为那些关于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在现代工业中实现的可能性的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样板。不仅由于这类价值观基本没有体现在实际生活中，而且也因为那是个失败得一塌糊涂的社会试验：那里面有太多的可变因素没有加以控制。有多种情况分别干扰了班组内的士气。在工资结构冻结的情况下，随着一代代人年龄的增长，以平等名义推行的冻结工资出人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新形式的不平等。取消班组奖金使得职工不再有动力去认真地评估工友的工作，同时也使得个人的工作成绩与集体的收入之间不再有联系。实际工资的下降以及住房短缺的恶化导致职工士气低落。政治上的宗派以及令职业管理人员胆战心惊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再也不愿意去为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作出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鼓励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注定要失败。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工厂在这段期间加强了工人对企业的经济依赖，因此上级对积极分子的照顾要更明显，同时也就更令人反感。这又导致了人们普遍对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说法采取嗤之以鼻的态度，并且越来越多地通过实用性私人关系手段，或是“腐败”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毛泽东式的复兴革命精神运动的失败全盘地摧毁了人们对道德——政治动员方式的信心，并且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式复兴运动失败中最主要的因素大约是禁欲主义在物质方面的影响：工人们不仅被要求生活简朴，而且他们的工资与生活水平下降了。毫无疑问，中国国营工业中的工人生活水平比农业劳动力要高得多，与其它部门的工人比较也要优越不少。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四九年以来，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有长足的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基本完成了。在这以后的二十年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七七年，国营工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参见表五）²。另外，工资下降主要发生在文革期间。如果从文革前一九六四年平均工资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算起，国营企业中实际工资的下降在这段期间为百分之十六点五。工资下降的时期待续了如此之长，以至于一九七七年的平均实际工资甚至比一九五二年还要低（见表五）。尽管自从一九七七年以来，国家试图提高工业中的工资，到本书写作时实际工资还没能恢复到一九五六年的水平（见表五）。这些数字是在毛逝世五年之后才公布的，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去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式要求人们为集体而自我牺牲的严厉政策的成效。

年份	票面工资额	生活物资指数	实际工资额	实际工资指数	实际工资指数
	(元）	（1950=100）	（1950元）	（1952=100）	（1956=100）
1952	515	115.5	446	100	81.7
1953	576	121.4	474	106.3	86.8
1954	597	123.1	485	108.7	88.8
1955	600	123.5	486	109	89
1956	674	123.4	546	122.4	100
1957	690	126.6	545	122.2	99.8
1958	526	125.2	420	94.1	76.9
1959	514	125.6	409	91.7	74.9
1960	538	128.8	418	93.7	76.6
1961	560	149.6	374	83.8	68.5
1962	652	155.3	419	93.9	76.7
1963	720	146.1	493	110.5	90.3
1964	741	140.7	527	118.2	96.5
1965	729	139	524	117.5	96
1966	689	137.3	501	112.3	91.8
1967	701	136.4	514	115.2	94.1
1968	689	136.5	505	113.2	92.5
1969	683	137.8	496	111.2	90.8
1970	661	137.8	480	107.6	87.9
1971	635	137.7	461	103.4	84.4
1972	650	137.9	471	105.6	86.3
1973	640	138	464	104	85
1974	648	138.9	467	104.7	85.5
1975	644	139.5	462	103.6	84.6
1976	634	139.9	453	101.6	83
1977	632	143.7	440	98.7	80.6
1978	683	144.7	472	105.8	86.4
1979	758	147.4	514	115.2	94.1
1980	854	158.5	539	120.9	98.7
1981	852	162.5	524	117.5	96
1982	864	165.8	521	116.8	95.4
资料来源：票面工资额与生活物价指数，国家统计局1983：490，第二栏：455，第二栏。其它栏目是从这一系列中计算出来的。

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也以大约相当的比率在下降。一九五二年，每个城市人口平均占有四点三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到一九七八年，这一数字下降为三点六平方米，下降率为百分之十六。住房面积下降的原因是国家在建筑中优先考虑生产建筑，而将生活建筑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在一九五七年之前的一个五年计划中，每年基本建设中百分之九点一的资金投放在住房上。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里，该项目砍至年均百分之五点四。由于在现有住房的维修上也同样只投入很少的资金，住房拥挤问题更是日益严重。根据官方标准，到一九七八年，百分之五十的住房处于“维修不善”状态，超过百分之十的住房属于“危房”。另外有百分之十是临时性的棚屋。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住户被归入“拥挤”一类。目前官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是，“这种恶化的状况导致人民生活上的困难，并且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工作、学习”。我的采访对象们也一再证实这一点。³

在一九五七至七七的二十年间，平均实际工资与住房面积相当程度下降了。城市地区的人均实际收入看上去是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二五，速度可以说是中等（见表六）。在平均工资下降的情况下的这一增长率，完全是由于城市就业比率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七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人口就业；到了一九七七年，就业人口比例上升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一成就的部分原因，是禁止农村向城市移民，以及从六十年代早期开始将人约一千七百万的城市人口安置到了农村（见第二章）。尽管在这二十年中，城市人口仅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国营和城市集体企业中的就业人数翻了几乎两番。绝大多数新增的就业人数来自于日益增多的妇女，特别是在集体企业中更是普遍。

城市人口（百万）	99.0	115
就业百分比	30	@50
城市就业人口（百万）	29.7	55.2
工业中的平均工资(元/年）	690	632
工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元/年）	690	540
实际人均收入（元/年）	207	259

资料来源：城市人口，表一。城市地区就业百分比，《工人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版。城市就业人口计算自上述栏目。工业中的平均工资以及平均实际工资，表五。实际人均收入，计算自上述栏目。

综合起来，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家庭在那些控制严格的年头里经过计划、努力，有时还要作出一点牺牲之后，有可能将家庭收入提高一些。数量当然不大，但对于家庭却很重要。通过夫妻双方同时就业、推迟生育年龄、缩减家庭规模、推迟已经有工作的成年儿女的婚期并让他们将收入交给家庭等等方式，家庭中的人均收入便有可能提高。越来越紧张的住房状况造成儿女们在婚后依然住在一方的父母家。结果是，家庭成员中就业成人数目显著增加，这就导致了人均家庭收入的增长。根据最近在中国发表的抽样调查结果（该调查的代表性无法证实，因此也只能作为发展趋向的粗略参考），中国城市家庭中每个挣工资的人需要抚养的人数从一九五七年的平均二点三人下降为一九八零年的不到一人。如果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来计算人均收入的变化，我们所得到的数字比从人口调查中得出的数字要大：从一九五七至一九七七，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或者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二五（见表七）。无论真正的增长数字是大约百分之二十五还四十五，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增长都是出于家庭内部本身作的调整才成为可能。如今，城市家庭的贫富不再取决于就业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而是家庭中就业人数的比例（见表八）。

家庭平均人数	4.37	4.30
平均每家就业人数	1.33	2.20
每个工资劳动者需要抚养的人数	2.29	1.10
平均票面工资额（元/年）	690	632
平均实际工资（1950 元）	545	440
人均收入（1950 元）	166	218

资料来源：家庭数据：《经济年鉴》1981：vi―25；《南方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第一版。工资数据是表五。

注：一九七七年家庭平均人数所采用的实际上是一九八零年的数据。一九七七年平均每家就业人数以及每个工资劳动者需要抚养的人数的数据实际上是一九七八年的数字。

50以上	9.3	71.2	3.0	3.5	85	0.17
36至49	30.2	64.4	2.9	4.2	68	0.46
26至35	37.0	63.5	2.4	4.6	51	0.94
15至25	21.4	61.9	2.0	5.0	40	1.54
不足15	2.1	62.4	1.3	5.3	25	3.05
资料来源：新华社1980

家庭中的调整对工人的工作动力有着负面的影响。许多采访对象都认为，这是七十年代中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差的原因之一，中国最近发表的许多分析也持同样看法。一位中年技术员（第六号）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工人和干部的工作习惯都很糟糕……工人在工作中故意偷懒磨工时。这不是因为工人们有意串通好要怠工。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困难造成的工作态度问题。”这位技术员解释了什么是“物质困难”。绝大部分采访对象至少是部分地重复了他的说法：

首要的物质困难是工资引起的。许许多多工人工资多年不变。……在十年里没有调过工资。……如果你在六五年毕业参加工作，你大概在十二年里都没调过工资。……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在参加工作后人的家庭状况会有很多变化。当年轻单身时，他是二级工。十年以后，有了老婆孩子，还是二级工……我自己的工资从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七年就没有变过。……这对于我不算太大的问题，因为我结婚晚，老婆也有工作。

另一位技术员（第二十号）生活的地点在地理上与上一位技术员正好处于中国的两端。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调过工资，但家庭情况却变了，多了老婆孩子。这对人们的工作态度有影响。你可以看到他们迟到早退，工作拖拖拉拉，工作时间聊天，装病，经常请假。这么做也不会扣工资。在五、六十年代很少这种现象，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了。

日益恶化的住房问题也是最常提及的士气低落的原因：“第二方面的物质困难是住房。有些人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这是在工人生了孩子却分不到面积大一点的住房时经常发生的现象。这很普遍”（采访对象第六号）。

即使那些能够在这期间内增加人均收入的家庭也面临着物资短缺以及大量食品和消费品的定量供应。大部分日常消费的食品（除了蔬菜和水果）在这段时期内都定量。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私人农贸市场属于非法。要找定过量之外的供应非常困难，而黑市上的价格往往高得令人止步。家庭日用品也同样是经常性地短缺或是定量。这类短缺商品中最常用的包括家庭取暖做饭用煤、火柴、手纸、家具、布料、金属炊具，等等。为人们争相追求的主要消费品，例如手表、脚踏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等也属于定量供应之列，但经常是干脆无货。须知这些消费品的价格通常相当于数月的工资。

第三方面是消费品供应问题。主要商品都定量，供应量是一定的。其中包括食油、糖、猪肉、煤、布，等等。……定量额一般还算够用，不过是按照很低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想要增加供应的唯一办法就是到自由市场上去，但是那里的价格一年比一年高。或者你可以走后门，通过朋友和亲戚的私人关系，或利用你的地位。（采访对象第六号）

长期性的短缺以及定量所带来的麻烦使购物成了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各家各户时刻注意，商品一旦到货就必须马上购买。这在双职工家庭中更是问题。在七十年代，购物所造成的紧张成了日渐增多的旷工现象的主要原因。

这类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会在工作积极性中直接反映出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这段期间里人们没有正常的渠道去发牢骚，而且发牢骚本身也被看作在政治上有问题。在一九六八年之前，企业工会扮演了代表工人福利的角色，工人从工会那里可以申请家庭困难补助，并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但是，工会在一九六七年被取消了，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正式恢复。一位电工（第五十八号)解释道：

文革前，工人可以就他们生活上的问题，例如住房、食品、工资等等，向车间工会代表提出意见。也可以趁党支部书记每星期到工人中去两次和大家谈生活问题时提出。不过后来就没有工会了，党支部也出了政治问题。工人生活上有困难没有地方可以提。要提就说是反映了你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期间批判工会干部的罪名之一，是说他们只管工人的经济需要，而不去加强工人的政治教育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从而在工人中煽动“经济主义”。结果，正是在这段生活问题最多的时期，工人没有制度性的渠道去发泄表达他们的难处，而且发这种牢骚被打上了政治标签。最终变成了大家主要通过故意怠工来表达他们在“物质生活问题”上的困难。

工资增长受到严格限制不仅仅导致了工人生活水平的停滞，而且限制所产生的苦果以不平等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方式分摊在人们头上。工资冻结在现有的不平等状况上，在经过了十数年之后职工的工资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此某些年龄段的人便比另一些年龄段的人产生了更多的生活困难。受影响最严重的当然不是年龄最大、工资最高的工人，而是那些在一九五八至六六年之间参加工作的人。在一九五六以前已经工作的职工工资最高，在四级以上，工资在每月六十五至一百元之间。一九五六年之后参加工作的人在六三与七二年两次得到调整工资的机会，但是他们是从最低工资开始的，并且调整工资的机会远不如五六年之前多。⁴一九五八至六三年之间参加工作的，根据他们学徒期的长短，在一九六三年调整工资时多数人都不上线。六三年没调上的人得同六三至六六年间入厂的人一起等到七二年才第一次有调整工资的机会。因此，绝大部分在这一期间开始工作的职工在少至五年多至十五年的时间里工资水平停留在起始时的最低级别上，直到七二甚至七七年才上调了一级工资。

这一年龄段的人由于下面的情况而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到七十年代期间，他们正处于生儿育女阶段。正是这批人的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口会比较多，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他们的工资最低，这些职工的家庭中人均收入可能属于最低的一类，而且还会下降。他们还属于《表八》中低收入一栏。这些家庭中有孩子，但还不到可以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年龄（值得注意的是，《表八》里中等或较高收入的家庭中都有两个以上挣工资的家庭成员）。

事实上，对工资的严格限制对于在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年的那些人来说相对影响最大。在我的采访中，人们经常提及这批人。他们要靠固定的工资养活人口增加了的家庭，而且住房短缺问题在他们那里最为严重。《表八》所根据的家庭收入调查中的文字说明指出，五八至六六年参加工作的人家庭负担特别重，家庭人均收入比其他人低，多年之后还很难摆脱这些困难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他们，而不是那些年龄较大、工资较高、孩子往往已经参加工作的老工人，从毛泽东主义者以平等名义作出的变革中吃苦头最多。

一九六六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在职工队伍中年纪最轻，工资最低，受的影响同样不小。他们一方面受到工资冻结的影响——他们直到七七年才有提工资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受到取消奖金的影响。在奖金取消的时候，六六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人得到每月固定的一笔“附加工资”，一般在五元左右。六六年之后才参加工作的工人得不到附加工资，当然也没有奖金。⁵这意味着六六年以后的一代人被降了一级，因为每月五元几乎相当于那一水平上一级的级差。除此之外，技术工人在工作一年后本来应该自动从一级升上二级，但六六至七零年间的政治动乱以及工厂领导被打倒，使得调级被推迟了。这些年中工厂行政机构被打倒给青年工人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一九七二年的工资调整专门针对的是工资最低的工人和那些自动提级被推迟了的工人。西方观察者们有时将这次提级看作是通过给工资最低的人提级而使得工资更为平均。事实上，那些工人没有领到他们应得的调级，而且由于取消奖金而受了损失。这次调整工资不过是缓解他们的困难的一点办法而已。⁶

对于这些青年工人的困境，其他工人带有某种同情的态度。正如一位老技术员（第六十二号）就奖金变附加工资问题上所说的那样：“这使得低工资的工人产生了困难，因为他们失去了得到大量奖金来增加收入的机会。工资本来就高的人生活得很好。”一位老建筑工人（第七十二号）怀着同情谈到工资困难对青年工人个人生活的影响：“工作了四年之后，工人才挣三十五元。这时他们已经想要结婚了。但是这点钱没法养家，所以他们工作没有积极性，也不敢想去谈恋爱。”

由于严格限制工资的后果不是平均承担的，也由于上述政策以某种方式增加了工资上的不平等，职工们普遍认为情况非常不公平。中青年工人与工作多年的老工人比较总是工资过低，而且很少得到提升。他们觉得自己对在未来增加收入的期待完全破灭了。要知道，在工龄制下正是这种期待才使得工人有工作动力，并且使人们能比较高兴地接受同样工作不同报酬的现实。而当时无论是不平等还是不公平的程度都相当严重。有着十年甚至有时将近二十年工龄的工人还停留在二、三级工资上，同那些只工作了一年后自动升为二级、经验要少得多的工人拿相同或相差不多的工资。然而，比他们进厂早不过五年的老工人有可能拿着比他们多一倍的工资。这种情况下，工人有时便会觉得自己多年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回报。无论用哪种标准——工龄、能力、还是实际工作成绩——来衡量，他们都感到这不公平。⁷一位中年技术员（第六号）解释道：

大批工人在多年里停留在同一工资级别上。这意味着不同能力的工人拿的是同样级别的工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怎么能努力工作呢？还有的学徒在一年试用期结束后拿的是和师傅一样的工资。还有不同能力的工人干着不同的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和需要负的责任都不同，拿的工资还是一样。

一位比较年轻的技工（第十八号）指出了由于同一问题所造成的年轻的与年长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一般说来，老工人比青年工人工作更努力，青年工人没有什么动力。原因之一在于，老工人可能挣七、八十元，而青年工人干同样的工作才挣到他们的一半。他们觉得工资差距太大，而且不公平。”简而言之，对工资的严格限制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同时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原则不公平。

工人队伍士气的不断低落并非导致七十年代中工作纪律日渐松弛的唯一原因。管理部门本身也有责任。管理人员同样对工作缺乏热情，漠不关心，而且还心怀恐惧。他们自知无法通过握高工资或重新引进奖金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对劳动纪律也就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这段时间里，绝大部分工厂工作都被政治斗争打断了。工厂领导被打倒，原材料和工具短缺，工作纪律甚至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一九六八至七一年间，多数工厂都处于军管之下。这段时期的标志是一系列清洗运动，打击的对象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干部。政治气候极其严峻，人们很可能因为违反劳动纪律就被宣布为阶级敌人，所以劳动纪律还基本能维持。⁸在七一、七二年之后，劳动纪律成了严重问题。当时重新组织起来的党和政府试图全面恢复工业生产，军管人员也从工厂里撤出。这些年中，管理成了劳工问题中的主要原因。

首先，管理人员没有多少动力去加强工厂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管理。他们没有奖金。通常用来评判企业运作好坏的经济标准也无一定之规，而且上面还难得有人用这些标准去检查企业的运作。同这段时间里普遍存在的原材料和部件供应及其运输问题比较起来，劳动生产率低根本不是完成生产任务的主要障碍。事实上，这种问题在以前便已经是中国工业的特点，而绝大部分其它苏联模式的经济都显示出了经理人员在劳动纪律问题上对工人一定程度的放纵。

其它因素也大大地加强了这种放纵的特点，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劳动纪律几乎不复存在。在一九六六至六八年的群众斗争大会上，大批工厂行政领导遭到批判，成年累月地被关在临时凑合出来的禁闭室里，之后又被降职到车间里从事体力劳动。几乎所有没有被关被斗的工厂行政领导都在数月甚至数年里“自愿”通过下车间劳动，干普通工人的工作来对自己进行再教育。⁹当这些管理人员在一九七一年后最终完全回到管理岗位上时，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对于加强工厂规章制度管理非常不利。在中央的派系斗争里，一部分人试图要恢复原先的管理方式以促进生产，但却遭到了文革的发动和支持者们的反对。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原先的管理方式，包括奖金、定额、检查制度等等，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的一派人指控说，他们的对手企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将中国引向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道路。这期间的许多政治运动的目标正是要清除在“生产力”上的修正主义倾向。¹⁰而且文革期间提升了许多新的单位领导，在政治运动中，他们会去积极地批判“修正主义者”。¹¹一位工程师（第二号）谈了他的观察：

（当时）领导没有多少权，有权也不敢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受过批判，也因为工人已经习惯不听指挥了。大家都记着毛主席的话：“文化革命一次不行，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每五年再来一次。”所以人人都很小心，不要做出会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情来。

一位厂长助理（第四十四号）解释了他上司这些年的困境：

在六十年代早期，工作积极性根本不成问题。……你可以说这段时期是工人工作积极性最高的时期。只是到了文革中和文革后，事情变得乱七八糟了……在文革后，……你可以看到事情起了变化。女工上班时洗衣服、补布鞋。为什么？因为领导机构还处于瘫痪之中，领导被当“走资派”来批判过。他们没胆量去管工人。反正即便管也没人会听。

一位领导过工厂生产部门、并且在这段期间曾经代理厂长数年的人（第二十三号）有类似的说法：

工作和出勤率都有严重问题。我就知道有些工人每天露几回脸报个到，之后就骑车走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你又没法惩罚他们。文革后干部不敢惩罚工人。工人是革命的。如果干部惩罚他们，下次运动来就会倒霉了。……谁也不想挨斗之后再被送到农村劳动。谁也不想被说成是搞唯技术论或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位曾经在厂长办公室当过抄写办事员的职工（第四十七号）也有同样的观察：“领导干部不敢将生产搞得太好，不敢抓得太紧。他们宁可去抓革命，因为那比较安全。如果他们不敢去抓生产，也就同样不愿意去督促工人不迟到，好好干活。”看来，工厂领导也有保存自己的办法，包括对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视而不见。¹²

这样看来，厂长经理们能够用得上的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办法极其有限。不让发奖金也不能提工资，而大多数厂长都明白收入是劳动纪律中的关键问题。对捣乱的工人进行惩罚在政治上太危险。仅仅靠政治学习和周期性的充斥着政治口号的生产运动是最安全的管理办法，但这样的办法作用有限。一位工人（第十八号）回顾道：

工人反正就是不去完成定额，对此也没有任何扣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处罚。……有时厂里会开展生产运动，干部会下到车间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这时工人工作会勤快一些。当干部在场时他们不愿意太懒散。不过干部一走，他们就又松弛下来了。

一位技术员（第三号）对此表示同意：“在这段时期中，他们经常试图用政治教育和学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让大家读毛主席关于要努力工作的语录。不过成效并不大。在七七年以前，他们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以前，提级和实际工作成绩不相干。”通过这些有限的手段，厂长经理们能够周期性地督促工人加快生产速度而又保证自己安然无恙。这特别会发生在工厂上报生产任务完成状况之前，届时上级党政部门的干部会下来进行检查。也会发生在有外国代表团到工厂来访问的时候。到了这种时候，厂区经理们能够通过加强监督和政治工作的办法暂时给工人一些压力。一位在某家著名大型纺织企业中管着几个班组的带班工段长（第五十四号）回忆道：

干部们有一定权力，但不能解雇工人或是扣工资。他们必须依靠开会批评的办法，也常常利用“工业学大庆”运动¹³

因此，出于政治上的种种禁忌以及对自己个人前途的考虑，厂长经理们只能采用那些短期内有效的手段。他们觉得在受到自己无法左右的政治力量的冲击，政治将他们的双手捆绑了起来，所以厂长经理们也开始像工人那样士气低落了。如果不允许他们采用有效的手段，那他们为什么要担心这会带来的后果呢？如果提高生产效率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为什么他们要去作努力？厂长经理中工作动力的衰退和缺乏责任感成了整个问题的关键，正如某煤矿中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第十三号）观察的那样：

干部知道（工作纪律松弛）是个问题，不过他们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怎么样。干部明白，工作太努力了就会有被扣上“唯生产力”帽子的危险，给你的（档案）里弄上个（坏的政治）标签。这被称作“唯生产力论”。我们矿每年赔钱，每吨煤要赔上两块钱左右。国家对每吨赔的钱有规定，但是矿上“超额完成”了这些规定。反正没有关系。国家给补贴，领导从来不为此受处罚。

一位汽车厂的金属工（第五十七号）给出了同样的说明：

七八年之前，工人上班迟到、经常请病假、工作时间溜走、干活拖拉、上班中途去买东西，等等。领导根本不在乎。领导上自己也没章法，只知道去开会。他们觉得反正是国家的钱，干吗要担心。

在这些年里，工厂的制度文化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特征。管理人员发展出了一种对执行劳动纪律采取的极其纵容的领导方法。许多工人都看穿了游戏中的新规则，于是根据这个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对政治态度的监督依旧很严格，但除了在周期性的生产运动中外，工厂领导并没有多大兴趣去督促班组对工人施加压力。就违反劳动纪律所制定的惩罚措施基本上形同虚设。即使在有个人生产定额的地方，定额量也多年没有变更。批评和政治学习会议是班组内唯一能采用的手段，而这些方法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原本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奖金和提级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期间内在奖励制度上的改变，再加上对工资长期的严格限制，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但却是情理之中的结果，那就是实用性私人关系的自然经济在工厂生活中起了更大作用。住房问题日益严重，工资冻结和奖金取消给某些年龄阶段的人带来了严重困难，消费品和食品供应长期短缺，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之间就上述物资和资源进行的竞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企业干部由于能够满足他们看中的部分人对新住房、额外供应票券、贷款与补助等各方面的需求，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竞相争取的对象。由于新的工资政策将实际工作成绩与报酬脱了钩，人们没法通过努力工作来满足这些需求。工人们设法满足家庭中越来越紧急的需要的办法之一，是更加积极地去同那些在有权提供好处的地位上的人发展实用性私人关系。（积极分子作为权力结构回报的对象仍旧能在这类分配中得到优先照顾。）对工资的严格限制也影响了工厂的干部，而他们满足自己家庭需求的主要办法便是利用职权去换取好处和礼物。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这期间人们都产生了更大的动力去开发实用性私人关系的自然经济。

某工厂一位厂长助理（第四十四号）的话为许多采访对象的说法准确地作了总结。她解释道：

工人们有各种办法去绕过规定。文革后，什么东西都有后门，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文革前，事情一般总是按照严格的程序来办的。……（问：为什么文革后的情况会变了呢?）情况是这样的：工资低，物资短缺。所以人们就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利用一切长处。……（大家）希望通过和别人交换好处、发展关系来使得生活容易一些，对双方都好。（问：这类事情在文革前也发生吗?）当然……你不能说文革前完全没有，但是文革前少得多，也不那么公开。……但在文革后，这变得远为普遍，远为公开，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人们说，文革后是“感情代替政策”了。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指出这类小规模（有时规模也不见得太小）腐败行为的泛滥并对其作出分析是许多报纸社论和短篇小说的主题（参见第五章）。对于本书来说，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毛泽东式的工资和奖励政策使共产党社会工厂文化的这一特征变得更为显著，而且也在于它对工人的士气有着重要影响。工人将本来可以用在生产上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发展这类关系。当其它工人看到瞄准目标发展关系能带来优先照顾时，大家的士气就更低落了。而且，从制度的层面看，既然通过实用性私人关系的渠道分发的东西必然要减少通过奖励制度发放的物资和福利，那么奖励制度本身便注定会被削弱、被腐蚀，从而进一步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一位牢骚满腹的工厂厂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了通篇抱怨。他的话准确地总结了工人的士气状况：那些浪费工作时间到分房办公室里同干部拉关系的人得了好处，当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看到这些人受优待时感到愤怒至极。

综上所述，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五个虽然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了工人工作积极性的大幅度下降。第一个因素是奖金以及根据工作评定进行的调级的取消。奖励与实际工作成绩之间的关系本来已经被“表现”标准弄得很模糊了，而这一来，无论是在个人层次还是在班组层次上，奖励与实际工作成绩变得全然不相干。第二个因素是实际工资和住房面积的下降，以及在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二十年里总的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第三个因素是严格限制工资带来的不公平，这加重了某些年龄段的人的生活困难，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并且使工人在内心深处感到现行工资制度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第四个因素是在日益士气低落的管理人员之中出现的对违反工作纪律的纵容。他们的动机完全要受政治因素和派性左右。第五个因素是实用性私人关系在满足需要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有时这不但转移了人们的工作责任心，而且还导致了那些没能通过这些渠道获得好处的人的愤怒。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记载了这其中的结果，但是这些数据无法告诉我们上述因素在车间基层的影响到底如何。“工人们的思想不稳定。人们普遍对工资状况不满，所以他们工作拖拖拉拉，消极怠工。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工人出工不出力”（采访对象第二十三号）。-

这段时期中的政治运动也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人们对运动中横加罪名、不断批判、不时整人的做法日益感到愤怒：“干群之间关系很不好。政治运动和给人加上的各种罪名后来往往发现是错误的，人们在心里对干部非常反感。如果他们心怀不满，就不会努力工作”（采访对象第四十七号）。另外，政治运动还因为占用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使得问题更严重。

直到一九七二年之前，我们每天都有政治学习。你大概会觉得工人在下班后太累没法学习了，不过在中国工作不像在香港。工人在那里工作要慢得多，因为政治学习很累人，而且还有许多生活上的问题，例如不够吃、某些商品没法买够之类。（采访对象第四号）

工厂工人和职员中普遍的不满最终影响到了工作的所有方面：出勤率、迟到人数、工作紧张程度（这取决于操作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工人自己来控制工作速度）、对质量的关心、对机器和工具的爱护、等等。一位老技工（第十八号）描述了她所工作的半自动化车间的情况：

一般来说，人家对工资都不满意，觉得工资太低了。但他们又不可能换一家工资高的工厂。所有工厂工资都一样，你也没办法。（问：这影响了工人的工作吗？）对。……有人会早退迟到。还有人对他们应该检查的工具漠不关心。质量下降了，这又造成了原材料的浪费。这是普通生产工人的状况。还有其它类型的工人，比如维修工，修东西慢吞吞。需要一小时的工作干上两个小时，也不好好修。大家普遍怠工，对工作漠不关心。维修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机器总是要维修的，而机器出了问题往往就影响生产进度。所以，当维修工迟到、干活慢的时候，对生产的损害就更大。在我们“半自动”车间里，他们做的是关键性工作，所以他们应该去加快速度，加紧努力。

有时人们的不满还会导致事情虽小但却公然发生的违抗命令：“工人们还会拒绝去干某些工作，因为他们工资级别低。如果让他们去做某项需要很高技术的活，有时他们就会拒绝并且说：‘让五级工去干得了！’这时有发生”（采访对象第三号）。采访对象经常提到的另一种方式是对领导的消极反抗。当领导不在场的时候，他们便人在心不在地故意消磨时光。一位工人（第三十五号）这么描述：“工人们当然会听上面的指挥，但工作时泡蘑菇。除非直接给指示，否则他们就不动。”

最能表现人们不满的是工厂中松弛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职工有大量的时间去串门聊天，做私人的事情，或者干脆休息。来自一家大型纺织厂的一位当班工段长（第五十四号）叙述了常常令他头痛的一种情况：

工厂中的节奏非常缓慢，工作效率很低。每天都有大量时间没有用在生产上。不过他们还是完成了定额，因为标准订得不高，原因是领导喜欢夸功，宣布所有任务都百分之百完成了。工人知道完成任务需要的实际时间，所以就安排得恰好，一点也不多做。他们会抽时间去洗衣服、修自行车、睡觉。在这么大的工厂里找个不让人看见的地方睡觉是很容易的事。……上夜班的人睡觉。他们有定额，但不想完成。不管是否完成任务，对于他们都没什么区别。

在经历了香港工厂和商店中紧张的工作节奏之后，移民们经常以怀恋的口吻来叙述中国工厂里这种缓慢的工作节奏及其带来的舒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段时间里，这点看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给工人带来的最为实质性的好处。一位车间技术员（第五十六号）回顾道：

中国的工人虽然不能像我一样订《参考消息》¹⁴

有些这类行为是出于想办法向企业要回时间与物质上的补偿，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得到的报酬远不如付出的劳动。采访对象们经常提到，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从工厂拿走原材料去做严格定量或根本买不到的家庭日用品。机械车间的职工特别幸运，因为他们能拿到金属，有时还是稀缺的不锈钢，可以用来作炊具。几位当过机械工人的采访对象说，这种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从来都存在，到七十年代增加特别快。一位在玻璃厂工作过的技工（第八号）描述了类似的情形：

工人从厂里偷玻璃回家的现象很严重。这从来都有，但到了七五年左右变得更加厉害。厂领导知道这种情况，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工人们的意图是从厂里拿东西来补贴工资，因为工资太低了。有句话说是“堤内损失堤外补”。人们家里没有多少家具，就可以用玻璃去作桌面。非常有用。他们还拿走防火玻璃，这用来在家里做饭很好。

工人还利用上班时间干自己的事情。他们不过是在要回自己的时间，特别是因为他们经常被要求在下班后留下来，或者是在晚上回到厂里来政治学习。一位机械车间的技术员（第五十六号）解释道：

工人经常提早完成定额，之后做自己的事。在七十年代，这是中国工厂中最严重的问题。……他们会利用厂里的肥皂和水来洗衣服，找朋友聊上半个一个小时。还有，他们会到工厂集体澡堂里洗澡，用厕所，因为多数住房中没有澡房和厕所。这样，他们把人和衣服都洗干净了，到下班时间就可以直接回家。

为自己找回时间同时又能完全不用工作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休病假。这在七十年代中成了严重问题。国家慷慨的劳工保险政策，再加上工厂规章的松弛，使得这成了非常通行、非常有效的离开岗位的办法。国营企业的职工（以及部份集体企业职工）能够带工资病休长达六个月之多。根据工龄长短，他们在这期间领取百分之六十至一百的工资。想要休病假的话，只需要厂医（或合同医院医生）的一纸签字证明，写明需要休息多长时间。在文革前，班组通常都会对过分病休的行为加以限制惩罚，一般是规定每月只能病休二至三天，超过了就要扣除这人本月的全部奖金。随着奖金取消并变成了六七年之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领取附加工资，病休成了要逃避工作的工人基本不用付什么代价的办法。这么做最大的困难在于是否能得到医生的签字。

在任何工业中，退职与旷工是工人表示不满意的两种常见的方式。在中国工业里，（由于在第二章中解释过的原因）自行调换工作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因此，旷工成了工人表达不满的最主要方式。一位技工（第七号）解释道：

大家结果都开始从休病假中得好处。在厂里工作七年后病休就可以拿全工资，休多长时间都行。如果你和签假条的厂医关系好就更有办法休病假。……装病休假的情况在文革中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最近，在出勤率和奖金挂钩之后才改变。通常出勤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人们利用病休去做个人的事情。工人和干部都这么做，但工人做得更多，因为干部有更多自由……不像工人那样，干部可以从岗位上开溜一、两个小时。

一位工厂的厂医（第十四号）在他的日常工作中熟知这种病休的真相，提出了他对这一时期的观察。他的话与前面引用的那位工人和技术员的说法是一致的。

一九七七年之前，工人心里明白无论是否上班，拿的工资都一样。所以在四人帮时期，……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些有了八年以上工龄的工人病休更多。如果他们每年病休六个月，照样能拿全部工资。工龄不是八年的工人只有在工伤情况下才能拿全部工资，若是病休，部分工资就要被扣除。所以，青年工人只有在情况严重的时候才会提出要休长假。（问：为什么工人在这些年中要这样做？）一方面，这些年中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检查，也没有常规性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工资很低，又很长时间没有提，所以工人一有机会就要求病休。

必须牢记的是，这段期间的社会状况使得人们经常需要额外的时间。职工每星期工作六天，每星期学习好几次，食品和消费品常年短缺，家庭中基本以双职工户为主，所以找时间去做家务、买东西成了大问题。一位要照顾丈夫和孩子的办公室技术员（第七号）描述了人们通常面临的状况：

八小时工作之后还有政治学习，你哪里有时间去给家里买东西？……家里没有冰箱，所以每天都得买菜买肉。商店营业时间和工厂上班时间一样，……所以人家总是很忙，没时间休息。有话说：没有星期天，就有星期七。意思是说没时间休息。这对人们是很大的负担，影响了出勤和工作。

有趣的是，这些叙述表明许多工人觉得他们呆在家里比上班更能改进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厂医成了重要人物。只有他们在假条上签字职工才能病休。工人不仅通过同厂医之间发展实用性私人关系来获得假条，而且在这段期间中人们还经常采用另两个办法。一是装病。一位医生（第十四号）叙述道：

你怎么能知道一个人是真病还是装病呢？这是很难的，因为病情严重程度不一。某个人是有点小病，是装病，还是真病？你可以作检查，但往往找不出明确的症状。但这个工人坚持说他觉得有病，还会要求病休两三天。实在令人怀疑时，我就会向车间领导问一声，有时我就只给一天。七七年之后，工人们不再因为伤风感冒、咳嗽、拉肚子等小小的不舒适就来要假条了。

如果装病不成，工人就会再试第二种办法：吵架骂人。另一位厂医（第十六号）解释道：

在六六年之前与七七年之后，要求病休的工人比较少。在这之间的十年中，工人要求病休的情况比较经常，往往是装病，还同我们争病假休息的天数。如果他们争吵起来，我们一般就签字算了，因为这个工人可能会骂我们是臭知识分子，不替工农兵服务。……在这十年里，工人们经常要求我们增加他们的病假天数。不过在这以前和以后，他们却不愿意要两天以上的时间，即使我们开了假条也不要，因为病假超过三天就没奖金了。

这种工作积极性、工作纪律、出勤率的全面下降同时也表明了班组制度的作用在下降。用来对付懒散工人的班组批评过去还算有效，而如今由于不再有奖励或惩罚与此相联系，已经变得没有最什么用了。

在文革前，他们不再因为工作不好或工作态度不好把你解雇掉，但却可以降低你的奖金、开会或出墙报对你进行批评。文革后唯一的差别就是没有奖金可以扣了。如果你干活，没问题；如果你不干活，也没问题。他们还是可以批评你，不过在文革后你不听也没关系，因为听不听反正也没什么区别。（采访对象第三十六号）

批评的方法由于纪律的普遍松弛而变得更加不起作用。如果只有几个人懒散落后，批评大概是有效的。但大部分工人都这样的时候，批评就成了空话。另外，班组的收入同班组的工作成绩已不再相关，对于造成班组落后的懒散人员的集体压力也就不再有道德基础，因为偷懒的人不再使班组内其他人受损失。

消极方式的结果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人们在行为和态度上逐渐从尽量表现得驯服转变为仅限于不说政治上犯禁的话。在班组会议上，消极态度甚至公开表示没有兴趣的现象日益普遍。在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他们之间被前者能得到的奖励分隔得越来越远。这又造成了人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投机、有野心的积极分子日益严重的敌意。简而言之，积极分子在他们越来越消沉的工友之中越来越孤立，他们再也不能像在当年班组制度起作用的时期中那样影响整个班组的行为了。班组中的相互评估和批评成了空洞的仪式。在这十年中，班组会议中作评估和批评越来越少，而是将时间主要花在选举模范积极分子上，这些被选出的人能得到荣誉性奖励，并为将来的政治前途开拓道路。政治学习会议还在继续，而且事实上次数还增加了，但是在这些会议上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泾渭分明。班组的运作方式与早年再也不一样了。

用毛泽东的方式去复兴班组制度不仅没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还使得本来想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进一步恶化了。班组本身状况严重下降，小规模的腐败行为以及其它各种个人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工人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比原来还要出于算计，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大幅度退步了。可以肯定，毛泽东式的复兴运动并不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推行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工人生活水平的停滞使人们对工作班组制度产生了怀疑。当然，物质困难、不平等、以及随着工资冻结而出现的不公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原则本身，而是这些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方式。

然而，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复兴运动的核心原则自身也是百孔千疮。复兴运动针对的是现象而不是造成制度变质的根本原因。政治动员体制的败坏的原因根植于其结构之中，包括这一结构中的党领导与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对积极分子的优待、对政治忠诚的要求、以及奖惩制度下赋予干部的极大个人权力。在试图以激进强制的方式恢复制度的本来面目时，毛泽东主义者所做的无非只是重新制造出了导致个人关系、精心算计、腐败等现象的环境，须知这些现象是这种环境的内在逻辑的产物。唯一能够跳出这个怪圈的办法是改变工人的道德和政治倾向，但是毛泽东主义者越是企图通过政治化的奖励制度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就越是重新将人们引向精心算计和更严重的政治冷漠。

为了强调毛泽东主义是标准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有些人将它描绘得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事实上，这十年中的中国工业体现了一种以集中的、制度化的劳工动员方式来取代一切物质奖励的倾向，目标在于用提高对个人牺牲的要求以及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方式来抵消工资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影响。中国的工厂并不是所谓体现了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个人的行为和集体的利益之间必定有实实在在的联系，个人参与集体活动也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而且集体利益的增进必定直接有赖于个人的共同努力。整个的革命精神复兴运动完全是由一个高高在上、为派系斗争所左右的官僚领导阶层来推动与操纵的，这个阶层与直接生产者在双方关心的事物上远离十万八千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义用独特的方式来表现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的时期，然而，事实上文革的后果却在许多方面与这些价值是背道而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主义成功地摧垮了本来是它的核心内容的政治化奖励体系，从而加速了中国朝向新传统主义社会模式的发展。

【注释】

[05.htm](五、上下间施恩回报关系的体制 工厂中的社会体制.md)[index.htm](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1985).md)[07.htm](七、从禁欲主义到家长式统治 毛泽东之后的变化.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