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儿？ 开花的土地 画家的梦 火，在黑夜燃烧！ 我第一次看到海 自传 沉默的时候 总有这一天 我要回来，北方！ 反　击

这本诗集再版时，内容方面没有任何增添和删改，只把书名《你在那儿》改成了《开花的土地》。

目前，由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和胜利，使中国腐朽的社会开始了从未有过的急变；古老的反动统治已经寿终正寝，人民久久渴望的以新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慧（彗）星一样闪着光，带着美丽的新生的彩色，出现在东方黑暗大陆。在这样天翻地覆的事件里面，诗人们必须勇敢的坚决的站在劳动人民的队伍当中，肩负起历史交给的新的战斗和建设任务。

这些诗，在国民党野蛮的统治时期，虽然曾像一根针或一把匕首一样向敌人投击过，但在今天，显然变得寒怆（伧）无力了。因此，读者们不要再把它当作“诗”看待了，就只算作是一个人的（或历史的）血迹和脚印吧！

在这些血迹和脚印里面，也许或多或少的看到一个新社会生长的简明历程。

也好，那么就以这个历程作为再出发的基地，向着前面，向着一个幸福的工业国，卷到和封建残余短兵相接的恶斗里面，卷到搬砖接瓦的建筑新中国的事业里面，作一名小兵，作一个工人！……

诗人，应该永远忠实于劳动人民的事业！

作者　一九五○，二，十五。

(1947-1948.12)

时代诗歌的最强音

吴　季

这本诗集是从一个我叫他小马的旧书商家里买到的。先前，我从未听说过王采这个人。事后在我自己家里的藏书中翻来翻去，也找不到有关他的资料。朋友说他曾看到过一篇谈穆旦的文章里提及王采。我不得而知。网上只查到一则消息，是诗人曾卓的回忆录里提到的：王采曾担任过《大江》（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的主编。总之，读罢这本诗集，我非常地振奋惊讶，对作者的诗才和激情亦佩服无已，于是将之全文输入电脑，并置诸旅程文学网的“现代汉诗”资料库中。

本书列入“文化工作社”的“工作诗丛”第二辑，印行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包括七首长诗和总题为《给魔鬼》的十三首很短的短诗。短诗写于1947年冬到1948春，长诗写于1948年4月至12月——正是腐朽罪恶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政权在中国革命的涛声中崩溃的前夕。书前引用鲁迅的一句话为题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

王采的诗是否受到艾青诗歌的影响，我不知道，猜想是很可能的。他的长诗尤其可能受《大堰河——我的褓姆》的启发：一连串的排比句，激烈而沉郁的情感，充实的内容。然而艾青自己的大多数诗篇却总不能如《大堰河》那样，充满着深切、浓烈、奔放的情感，和深刻朴实的细节。王采的诗里没有艾青大部分诗歌的那种过度散文化、缺乏韵律、平铺直叙、毫无波澜（常常只是一句话拆成数行而已）的毛病；也不像艾青写于四十年代初的那些反法西斯诗歌，完全不能揭示具体的历史氛围与情感，而沦于口号、概念和“纲领文件的诗化”。王采诗中的“我”，是那种忘我地投入对社会的观察、体验和参与的“我”，是充满批判的想像力和省思的“我”。这种批判精神不是来自“上面”所强加的“自我批评”，而是社会现实的激发和面对时代的充分自觉。这种自觉、自然和自由，极大地激发了想像力和艺术敏感，而不是使之萎缩——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抓取并驱策着一切耳闻与目睹的细节及联想。

《扬子江的颂歌》写“我站在货船冰冷的落满露水的甲板上面”所见所思的扬子江，精神风貌昂扬而明亮：

这是春天，

这是人民的胸脯被鎚打得最痛苦的一个春天，

这是人民第一次在生活里面燃起火来的一个春天，

扬子江欢喜得

笑出眼泪！

诗人继而追溯那些久远的数不清的年代，压迫和反抗、血泪和无望的世世代代，让人强烈地感到历史之与扬子江在激情中融为一体。只是，如今的扬子江置身在“激变的春天”里，正“述说着一个将要胜利的开天辟地的故事！”作者自己则傲然挺立：

在扬子江的激动的心脏里面，

我像一个探险家一样傲然的站在货船的甲板上，

我不但有着哥伦布企图证明一个真理的信心，

也有着他的企图寻获一个新大陆的

执拗的梦想！

《给“百灵鸟”》是对自我中心的知识份子（或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愤青”）及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和呼吁：“眯缝起眼睛，像祈祷一样，……讲说着现在已经是结婚的时候了，还没有弄到一个像样的女人，∕讲说着维他命丸可以延年益寿，∕讲说着枯燥的生活，∕像沙漠一样寂寞啊！∕你说你需要刺激，∕需要烈性的致人死命的毒药！”“你憎恨一切，咒骂一切，你梦想放起一把野火，∕让整个世界在你的愤怒的火里毁灭！”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在山崩地裂的大地震的时代，抱怨和唱挽歌是徒劳的。“我的好兄弟”，诗人呼唤道：“你必须作一个新人，必须作一个真正的人”，“立刻投向人民流出的新生的血液里面！”

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我，假如在几年前，是不会如此深切感受到这样的诗中所包容的痛切的真理的，不会感受到与“劳动人民”的分离意味着什么并如何地影响着知识份子的心态和思想方式。

看看《我来到上海》中这座被某位新左派冠以“革命传统和帝国气象”之名的城市吧，多么像今天的上海：

哦，这就是上海，

这就是用珍珠，象牙，黄金，和各种华丽的商品装饰的上海，

这就是用二十世纪的高度的工业建筑的上海，

这就是升华着人类的堕落的行为的上海，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血水和眼泪喂养的上海，

这就是以经济或政治作为赌博游戏的上海，

这就是被豪门夺取和压榨的上海，

这就是中国的奴仔们和国际康采恩们统治的上海！

这里的人，只知道物品和股票价格的高涨和低落，

这里的人，只知道以诱骗和敲诈作为追求生活的劳动，

这里的人，只知道以金钱和色情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

这里的人，脸部都是苍白的，没有一点正直的血色，

这里的人，仅仅用眼角观察事物，

他们涂满脂肪的嘴唇，都蓄着狡猾的机智，

时时刻刻在准备编造甜蜜的谎话！

这些生活在耀目的繁华中的“高贵的可怜虫们”不会知道：

在那不远的地方，

不是有人正啃咬着红色的草根和苦涩的树叶，

在那不远的地方，

不是有人在学习着希特勒的富国强兵的故事，

当然，这些可怜虫们同样不知道人民在反抗。就算知道了，也不过轻蔑地嗤一声“暴民”吧。

《收获季》描绘了金秋时节农民的逃难，因为“吸血虫”，因为“乡警和保安队的追逐和捕杀”。这俨然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的现代版。

《伸出钢铁的手臂》是一首更具抒情性的，令人热血沸腾的诗。诗人痛斥那些无用的“精英”，那些“用美国奶粉塞满了肠子的绅士们”，文质彬彬的“道学先生们”，和欺软怕硬的“公民们”。他们疲累而麻木，“没有真正的热爱，也没有真正的仇敌，∕没有真正的理想，也没有等待完成的真正的事业”，“受过西洋教育的女人”照旧对着观音菩萨祈福。然而，当作者把眼睛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他看到人类劳作并生息于斯的自然界，看到了太阳（“太阳以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珍珠和钻石，∕嵌满了每家的窗子和屋顶，∕嵌满了每条小河清澈的流水，∕嵌满了所有的植物的青葱的叶子，∕嵌满了人们微笑或痛苦的容貌！”这是“在我的（也是千万人的）要求活下去的顽强意志里面”看到的“人类新生的历史的早晨”，作者因此而赞美这太阳下的生活，赞美劳动、战斗和理想，赞美人类重获新生和扭转世界的力量。它更接近于艾青在1937年所写的《太阳》，而不是1942年《太阳的话》中更诗意然而已变得和缓与无力的太阳。

在这种对历史剧变的预感所带来的希望中，诗人不可遏制地呼喊出他的热望——

嗨！

伸出钢铁的胳臂，

拥抱这世界！……

《枪的祈祷》，从一个为贫困生活所磨折的平凡人的遭遇和心理出发，以铁一般的逻辑揭示了这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在这个充斥着“人为的恐怖和饥饿”的世界，在这个“绞杀善良人民的屠场”，要想生存下来，要想活得像个人，要想妻子儿女们脸上能“有一点点作为一个人的快乐的微笑”，除了反抗，别无他途。

《他们来啦！》是“一个长篇的序诗”，一首献给在“这陈旧的腐朽的中国”“将揭开一个新历史的序幕”的战士们的诗。作为序诗，它那昂扬而铿锵的旋律节奏自足感人，但毕竟还不够完整。作者后来是否写下了这个长篇，不得而知。这多少让我有些遗憾。

书末以《给魔鬼》为总题的那些短诗，就思想和情感而言是相通的：讥刺、鞭挞、希望、战斗。形式上也自然而完整。只是同他的长诗相比，还不能包含那么丰富的内容，和那种回肠荡气、晨钟深省的效果。

就艺术上说，王采的这些长诗最可指瑕之处在于他不断地反复地使用铺排式的排比句，但是诗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深刻而全面的观察、丰富炽热的思想情感与体验补救了这一点：没有重复，没有因为内容和感受的贫乏而求助于形式、技巧和语言表面的打磨和掩饰，没有出于谨慎的政治正确而把主题或内容概念化、口号化、象征化。他是整个地同时代，同社会，同斗争融为一体的。愤怒是深思而清醒的愤怒，歌唱是对人类即将自己起来掌握命运的前景的歌唱，乐观和希望则来自对大地震前夕的社会震源的深切的感知。可以说，这是我所听到的那个时代诗歌中的最强音。

扬子江的颂歌 给“百灵鸟” 我来到上海 收获季 伸出钢铁的手臂 枪的祈祷 他们来啦！ 给魔鬼（短诗集）

悲愤的悼念 小曲三章 剑 渔夫和渔妇

致王采①

王采先生：

诗稿收到，读过了。我读得出你的热情，是这热情产生了你要歌唱的善良的愿望。但照我看，你的热情还只是止于一般意识上的反抗或追求，并没有从具体的生活遭遇中碰出你自己特有个性的花采。再加上文字的感觉敏感性不强，所以呈现到读者的眼里就成为类似平庸的东西了。

四篇中，以《火把的歌唱》较好，因它略略传达了一点情绪的波动。《渔夫和渔妇》最坏，这完全是从卑俗的宣传见地上硬做出来的。决不会有那样八股文情怀的渔夫渔妇的。

我觉得，你现在的问题不在多写，倒是要多读些好的作品，由这养成对于文字的洁癖和敏感性。

说得很笼统，不知道可供参考否？

匆匆　即祝

努力

胡风　顿首

① 王采，《七月》的一位读者。——编者注

王采先生：

诗稿送上。从一个理念出发，全个作品都是为了表现这理念而构成的，可不可以算是诗呢？可以的。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鲁迅的《野草》内若干篇。

但这需要大力，甚至可以说是神力，使作品内每一条筋肉都是活的生命，因而非现实的意象才能取得比现实的东西更现实更活的生命。这不是容易的。

看你的这一篇吧，当然，感情是有的，然而却尽是廉价的发泄。要写，写你亲切感到的东西罢，而且要朴素地写，每一个字都要负责，对自己的心情负责。

我已搬下乡了。

匆匆　祝

好

胡风　顿首

王采先生：

二诗读过。我觉得是好的，虽然《山城夜曲》已经忘记了，说不出比较来。这里面有作者的真诚的情热。太直率了一点，这种性质的诗大概免不了的。但宜切戒，这种情热蓬勃的形式当情热不充沛的时候，绝对不宜勉强去写。稿子在这里，看有发表机会否。

要见面，得便时是可以来的，没有踌躇的必要。

匆匆　祝

好

胡风　顿首

《诗创造》发衣作品强调大方向一致，并无门户之见；也反对“明星主义”，除了发表不少名诗人作品外，还大量选用青年人的优秀诗作，其中初来者的作品即占三分之一。诗人邵燕祥当时还是个中学生，他投寄的诗作《晴天》就发表在《诗创造》第二年第二样上。与“七月派”有着较深渊源的诗人庄涌及王采的作品，也都在显著地位刊登。①

① 林宏、郝天航：《关于星群出版社与〈诗创造〉的始未》，载《新文学史》第3 期，第137、138页。

——《世纪诗星——臧克家传》第八章：驶过急浪的船

——汪曾祺《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

——汉口《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简介（来源不明）

——读《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在“文革”中，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发派一边，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诗人白桦、王采、秦敢，翻译家章其，著名法学家韩德培，还有此间的著名记者赵镕、刘若等等。这些人大都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猛烈冲击，是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得以解脱，成为游离于斗争旋涡边缘的“死老虎”。造反派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态度也远比保守派温和。当时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的有些讲话，如批判血统论，说十七年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众等等，这些说法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央可能会重新审视以往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是错觉，是一厢情愿。

录自《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第四章 异彩纷呈的新诗》第六节

《新诗潮》是四十年代初期问世于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一份新诗专刊，主要编者为麦紫、罗迦等。1944年，因受战事影响该刊停出。1947年间，麦紫、罗迦等先后返抵上海，1948年1月又以“丛刊”形式在上海出版《新诗潮》。复刊后的《新诗潮》大体每三个月出版一辑；其基本作者以抗战期间初事写作的青年诗人为主，也有二三十年代已登文坛的作家，但不多；其内容以发表新诗作品为主，也兼登一定篇幅的诗评、诗论，还有少量的外国诗歌翻译。1948年底，《新诗潮》出版第四辑后停刊。

《新诗潮》在上海复刊伊始就明确表示“倡导社会诗”，编者特意声明：“不管诗人们是有所歌而歌，或是有所诅咒而诅咒，如果，我们敢于正视现实，又怎能忽视社会生活呢？去透视它！而且启发苦难者的思想吧！让诗人的灵魂拥抱在一起。时代需要好诗，诗人们应该尽忠地为时代歌唱。”① 在上海所出的四辑中，共发表诗作七、八十首，尽管题材多样，风格不一，然而基本上都属于“社会诗”，即直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与斗争的情景；像羊　的《土地谣》，吴视的《向着暴风雨》，张大旗的《我，抗议》，红笳的《水灾》，杨琦的《该颤抖的不是我们》，阳光的《战士》，阎栋材的《到农村去》，柯金的《奇怪的国家》，金近的《天下乌鸦一样黑》，牧群的《你呀，你反说俺是强盗》等，从诗题上就不难推想出诗作的内容。就连刊发的外国诗歌翻译，如《爱吕亚诗抄》和《西班牙抗战谣曲选》（戴望舒译），也不离追求民主与自由，歌颂反法西斯斗争的主题。

《新诗潮》中的诗篇，有抒情诗，有叙事诗，也有政治讽刺诗，还有积极尝试用工农民众语言写作的“大众化”诗。该刊编者知道，“一个好的诗刊，它对于现实性和艺术性都要同样重视的”。然而在事实上，当“现实性”与“艺术性”两相比较时，编者往往更看重的是“现实性”。与此相关，写实主义也就成为《新诗潮》诗人大多奉行的创作方法；文辞朴实简洁，情绪坦率粗犷，也就构成（新诗潮》诗作的一般艺术风格。《新诗潮》里的诗作，有些形象生动，情感真挚，于情景交融中蕴寓事理；有些则不免种种稚弱，或缺少文采，或说理直露，或形象苍白，或夹杂“标语口号”等。从整体上说，《新诗潮》的诗作，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在艺术技巧和风格上，则较为单调与平浅。《新诗潮》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相对要逊色于《新诗歌》、《诗创造》和《中国新诗》。

《新诗潮》的诗人分布广泛，大多散居于国内（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统治区）各地，在上海的不多，但是该刊的中坚。《新诗潮》在上海的主要作者，有麦紫、罗迦、王采和吴视等。

麦紫（1911—1982，广西荔浦人）原名麦春乾，抗战初期开始文学写作，在桂林与罗迦等结识，合作创办《新诗潮》，抗战结束后到上海。在沪期间，除了《新诗潮》，他也不时在其他报刊发表诗作，如《仇恨》、《血》、《小牛犊》等。麦紫的诗作多为短章，主要表现农村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同情农民的苦难，文辞质朴敦厚，但数量不是很多，当时没有出版诗作集。《新诗潮》的具体编辑事务，以麦紫操办最多，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新诗潮》在沪复刊第一期，即麦紫当年赠送友好的签名本。

罗迦（1921—1992，浙江鄞县人）原名沈明德，曾用笔名有郁江、骆间、李洛漠、沈蕾、沈莱、阿虎、骆大风等。抗战爆发后他由杭州奔赴桂林求学，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他写散文、评论、报告文学，而以新诗最多，也最受文坛注意。1947年春到上海后，罗迦文学写作最多的还是新诗，至1949年陆续出版四部诗集，其中的《诱惑的城市》和《要太阳的人》是两部长诗，《我爱早晨》和《给屠杀者》是短诗合集。罗迦的作品大多为叙事诗，其内容主要表现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抨击社会邪恶和残暴统治，呼唤民众觉醒，赞美人民革命。宣判法西斯独裁统治必然灭亡的《给屠杀者》；表现抗日战士在民族自卫战争胜利后面对国内阶级斗争现实而觉醒，决心再向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开战的《我回来了》和《我的家在高原》；全景式描绘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繁华而糜烂的都市景象，赞扬学生和市民“反内战、争民主”群众运动的《诱惑的城市》；谴责反动统治者贪婪残暴，断言其必将在人民革命中毁灭的《要太阳的人》；都是这样的作品。罗迦的主要诗作，结构较为繁复，尤其是他的长诗，往往围绕主题从多侧面、多层次展开编织，通常集描述、控诉、讥讽、歌颂于一诗，各有所指，爱憎分明，景象开阔，气势宏大。在诗体方面，罗迦多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样式，然而又有他自己的特点：文辞简短明朗，甚至一个词组即为一行，以此取得意象突出、节奏沉稳而快捷的艺术效果。完全写实的《诱惑的城市》是这样，应用象征手法，具有一定浪漫因素的《要太阳的人》也是这样。罗迦的诗，也存在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化词句（如“紊乱的中国呀有旋律的罢工”，“而这个战争和从前的战争已经两样”等等），但其积极的现实社会意义和鼓动革命倾向，则十分明显而强烈。有材料说，《要太阳的人》除在上海刊行，还曾在当时仍处于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青岛、沈阳等地的报刊连载，都曾受到当地军警的查禁，有关报刊的编者甚至为此遭受迫害”②。五十年代，罗迦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后受“胡风事件”牵连，又因言致罪，成为“右派”，至八十年代获得平反，不久病逝。这位早先热情激昂的诗人，在五十年代以后再无引人注目的诗作问世。

（生平不详）的文学活动大致始于四十年代初期。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宣传演出队，主编过湖北《大刚报》的文学副刊《大江》，1948年春到上海。此后，王采接连出版两部诗集：《你在哪儿》和（给魔鬼》。《你在哪儿》所收多为1947年间的诗作，主要表达投身革命队伍的渴望。在一首题为《自传》的诗篇中，诗人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与追求：出身穷苦，在苦难中觉醒，青少年时代便别母离乡，后投身革命，坚信社会主义新生活必将到来，虽一度“在敌人的拳击下铿然跌倒”，也曾入狱，然而“没有举起白旗”，现在渴望重归革命队伍。与诗集同名的《你在哪儿》，则表现“我”对革命组织的苦苦思念和寻找。《沉默的时候》、《反击》、《我一次看到海》和《画家的梦》等其他诗篇，也都借事借景以言志，从不同侧面表达诗人寂寞孤独又斗志弥坚的精神状态。《给魔鬼》出版于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仅仅几天的1946年6月。这部诗集所收大多为1948年间的诗作。《扬子江的颂歌》、《伸出钢铁的胳臂》、《他们来啦！》等，欢呼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期待人民翻身作主时代的到来；《我来到上海》、《枪的祈祷》等，倾诉蔑视邪恶、渴望战斗的情怀；《丑角》、《给魔鬼》、《奴才》等，则对反动统治者及其各类帮凶走卒进行辛辣的嘲讽。王采说：“诗的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人对人生热烈追求的精神状态的高度升华”；“我只是把作为一个人的，或散兵的向前突击或追求，痛苦与反省，不断的克服过程，一点一滴的很真实的写了出来”③。王采的诗，长于袒露个人的精神世界，尽情宣泄内心情感，激情澎湃，气势雄壮，意境质朴而广阔，语言喜用多重修饰的复合长句，节奏偏快且起伏感强；较明显的欠缺，是有些诗作近似分行排列的散文。五十年代王采调往武汉文联工作，不久因个性张狂和固执偏见受到严厉处分”④，调至中学教书，遂逐渐淡出文坛。

吴视（1914—1982，湖北黄陂人）的文学写作始于三十年代，但早期发表的多为旧体诗词，四十年代初期转写新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界救亡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47年春到上海。他在《新诗潮》发表了《向着暴风雨》等诗作，参加了“新诗潮社”组织的“关于新诗的方向问题”讨论活动。1949年出版的《大陆的长桥》，是吴视四十年代在川渝地区所作主要新诗作品的结集，或抒发抗战时期的种种感慨，如《凄凉的亭畔》、《我经过大陆的长桥》、《大流亡线上》等；或表现战后的种种社会景象，如《向着暴风雨》、《从黄昏到半夜》、《重庆的街景》等。吴视的诗，写景详实，抒情奔放，文词朴素，节奏快捷，但也有“散文分行”的情况。上海解放后，吴视参与筹组“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后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兼理论批评组组长，随后加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五十年代初期因工作调动离沪。

四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且比较活跃的几位上海青年诗人，如罗山、罗根等，也是《新诗潮》的主要作者。罗山发表的诗作，有描绘江南农村现实景象的《村野诗抄》和《赶早呀，完成桥梁的工程》等。罗根发表的诗作，有用上海方言反映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使老百姓困苦生活雪上加霜的《一叠烂钞票》等。五十年代以后，罗山、罗根似乎也不再见闻于文坛。

① 见1948年1月《新诗潮》复刊第一期《编者•读者•作者》

② 详见如火：《给作者及其他》，载《要太阳的人》，翻身社1949年8月版。

③ 王采：《你在那儿•自序》，上海中兴出版社1948年5月版。

④ 参见周代《追忆诗人王采》，载2000年10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人民日报1952.04.27)

武汉市文联前秘书主任王采（共产-党员），违法乱纪，目无组织，堕落腐化，品质恶劣。他在文联工作期间，更公开敌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宣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则对抗上级领导，发展成为山头主义，组成宗派集团，施行家长统治。他的这一连串错误，最近已为武汉市文联许多干部揭发出来。

王采在武汉市文联任职期间，曾公然收容了一个逃兵——他的侄子王利伦到文联来工作。别的同志批评他，还遭到他的讥讽，他说：“原则问题谁都会说一套，碰到实际问题谁都行不通。”又说：“自己年过三十，老婆、孩子一大群，万一病倒不幸死亡，或工作中犯了错误，应该有个安身之处；我家乡还有三、四十亩地，不收容王利伦，对不起家乡父老，田地也将保不住了。”待此事被上级发觉后，他又三番两次地抗拒上级命令，并在群众中间散布不满言论，说上级决定要将他的侄子送回原部队处理是“党对年青人何其残忍”。最后，他见实在隐瞒不住，又串通落后分子，盗用文联公章，暗地里为他侄子作鉴定，转介绍到新华书店工作。表面上则诿称不知道他的侄子上那里去了。

王采在这一事件中对党所采取的阳奉阴违、坚决抵抗的态度，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不能允许的。其违法乱纪、目无组织，已达到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

王采之所以敢于采取这样错误的作法并不是偶然的。他在文联工作期间，一贯地企图培植私人势力，以求达到其施行家长统治的目的。那一个干部若对他的恶劣作风提出批评，他就视之为“眼中钉”，认为别人在和他“争权”，轻则扣帽子，说是“有政治问题”，重则独断独行，“开除”了事。为了施行家长统治，他采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流氓手段，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他曾对那些向他提意见的干部说过：“你们要暴动，我就要镇压。”还说要用“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另一方面，又拉拢落后分子，组成宗派集团，和上级领导人员以及机关群众相对抗。为了培植私人势力，他对历史不清的人无限信任，并互相标榜，互相包庇。文联的图章保管，机密档案及公文处理，经费开支、人事问题等等，都交这些人包办。这些人倚仗王采的信任，平常在机关内部便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弄得机关内部邪气冲天，正气不能伸张，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

王采在生活作风上也是贪污浪费、腐化堕落，一心一意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和生活方式。他一个人掌握了文联的全部现金以及会计、出纳工作，一只手批条子，一只手拿钱，滥发滥用，随心所欲。他私人请客上馆子也都要由公家报销。明明工作上并不需要，偏要花很多钱买个照相机，经常背在身上摆样子，装阔气。平素更吃喝逍遥，不务正业。常常白天酗酒睡觉，夜晚灯火通宵，酒醉后抱着椅子跳舞。他不但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经常打骂自己的爱人，有一次竟把他的爱人朱益珍的脸打得青肿。他高兴的时候，就仰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捧着一本“唐诗”，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王采是我，我是王采，王采好快活！”一九五零年秋，王采闲极无聊，叫一个卖唱女子上楼到房里来弹曲子给自己“欣赏”，为了表示“大方”，当即“赏赐”一万元人民币，还恬不知耻地美其名曰：“学习民间艺术，照顾女艺人生活。”这一万元也要上到公家账上。别人批评他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时，他还振振有辞：“文化人是有些自由散漫的。”

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武汉市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王采，特别严重的是，他还公开敌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自己的工作中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在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群众中间散播了极坏的影响。

在这方面，王采的错误主要地表现在创作思想、创作态度、接受批评的态度、对普及和提高的看法、对中外文学遗产的看法等等问题上。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明确指示，并已为多年的事实所证明：没有长期的深入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不能创作出有生命的作品的。但是，王采却公开宣称：“创作可以不要生活。”他在一次市文联干部业务学习讨论会上说：“创作可以不要生活。即使要，那么什么地方都有生活，文联即生活……”他认为：“文艺，是人底感情的高度升华。”“诗，是诗人底感情的高度升华，是诗人底感情发展到忘我的、类乎疯人的境地时的产物。”但是，这种“感情”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说教，这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荒谬性、反动性是尽人皆知的。而王采正是借着这种荒谬的论点来掩饰他生活的极度贫乏，脱离人民的本质问题，抱残守缺，死不放松，并日甚一日地陷入脱离政治、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的泥沼中。

王采一贯地看不起中国的民间文艺，看不起通俗文艺作品，甚至在解放区多年来实践了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受群众欢迎的优秀的人民文艺作品，也受到他的轻视。他说：“中国的打击乐器是最原始的、野蛮的东西，根本没有艺术价值。”他认为学习民间的诗歌会流于庸俗；学习传统形式就是“复古”。他说“东方红，太阳升”等句子不好，大呼“救救诗吧！”而沾沾自喜于他自己的作品。对于工人群众的作品，他是不关心的。

王采的创作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式的。在王采的眼中，文艺创作正是“赚钱的工具”。他称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是“卖出去了”，他说：“创作必须要站几个地盘（发表作品的地方）”，他把文艺创作当成一种可以“名利双收”的“营业”。

王采对待别人对他的批评采取了非常粗暴、野蛮的态度。如“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栏对他的一首诗提出了批评，他不但不虚心考虑别人的意见，还大发脾气，并把该报藏起来，唯恐别人看到。

王采对于今天人民的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用无产阶级思想、用毛泽-东文艺方针去衡量的，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用他自己那种庸俗的宗派偏见，去颂扬或诽谤一个人或一篇作品的。

他认为某作家的成名“完全是被捧起来的”。

难道说今天一个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底作品的成功和被人民欢迎，都是什么人“捧”起来的吗？难道我们今天对一部作品的推荐或批评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名为利因而互相攻讦、互相标榜、吹嘘的宗派纠纷有任何共同之点吗？

王采的错误，是极严重的。他已经丧失了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资格。王采应正视自己的错误，深刻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有关部门对于王采的问题也应作严肃处理。

端木蕻良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生于唐季，宋，真源人。据说邢台是陈抟老祖的老家，陈抟是人们传说中的寿星老。五代时，他曾在武当山、华山隐居过，著有《指元篇》传世，是道教一派的创立人。”当年，这段话是听诗人王采对我说的。王采引陈抟为老乡，我还没有听见再有朋友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是否属实，我也没查对过。

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在重庆已经买到直飞香港的机票，但遇到刘开渠，他需要机票比我还急，便把机票让给他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买到机票，但是，演剧四队已经弄到船位，就约我一同乘船直下武汉。我想到可以再一次直下长江，多领略一下三峡风光，所以我就和四队同船来到武汉了。到武汉，我本来和朋友约好马上就去香港的，但是没想到却碰到邵荃麟和葛琴夫妇。葛琴正在编辑《大刚报》副刊“大江”，见到我便说：“荃麟在武汉已经呆不住，我们就要撤退了。你来得正好，可以接着编下去。”我当时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虽在武汉住过一阵子，但是我熟识的人都已离开，我的朋友也没有返回，这里一切都很陌生。正犹豫时，葛琴又拉来黎少岭，说她和荃麟马上要走，以后有事可以和他商量，并把《大刚报》总编辑等人介绍给我，同时又把最年轻的黎维新介绍给我，说他是最可靠的，每次发稿都是由黎维新转到排字工人手上的。

这样看来，我是不能离开武汉了。我和《武汉日报》、《武汉时报》的同志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也都还处得来，于是我就编起“大江”来，成了《大刚报》副刊主任。我在报上写过《牯岭之秋》一类的文章。那时邹获帆提议在报上开辟的副刊中，单辟个诗刊，这当然好。他们发来一篇斥责中央社记者到延安考察，回来诬说解放区种植鸦片的稿件。他们是以讽刺诗的形式写的。武汉国民党大兴问罪之师，一定要我交出撰稿人来，我说：“是投稿来的。”他们便要我把“原稿”交出，核对笔迹。我和黎维新说好，赶快把原稿毁掉，说：“我们从来没有保留已发稿件原稿的习惯。”

我还要四队杨默为副刊加添漫画，有一幅画内容是墙上悬一张袁世凯的像，旁边只有半副对联“法古今完人”，前边画蒋介石像照镜子似的注视着画像。

王采从重庆带着于刚写给邵荃麟的介绍信，可是因为邵荃麟马上要离开，王采并没有交给他，却找到了我。我只是在重庆开会时遇到过他，我便和四队商量是否可以借住在队里，四队本来就是孟尝君店，专门招纳四方豪杰，而且建立了队友制。由队务会通过，王采成了四队的队友，和我—样。

但是王采还没有找到职业，必须为他安排一个工作才行。我便找到《武汉时报》的负责人，他居然答应了。这样，王采和他的夫人，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红薇，就在四队安顿下来。那时四队正住在没有开业的江汉路大华饭店，我们便成了大华饭店的长期住客。

本来写诗的作家，收入是有限得很，而王采的写作又不勤奋，他人很瘦小，脾气却很大，人很有性格，但很难与人合得来。他对我说：平生最服膺是“盗跖”其人。他有时写诗写到深夜，眼睛都熬红，但写好又撕了。我劝他写些通俗易懂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他也居然听进去了。我记得他有—篇稿子，内中有“生活少了一把盐，生活为什么这么淡?”我还记得这两句。我劝他尽量多写些，我给他发表后，他又停下笔，说写得不好！

有一次我请他看电影，是英格里•保曼主演的《卡萨布兰卡》。我一向对保曼的演技很是欣赏，认为她是少有的好演员，对这部影片也觉得不错，但被他说得毫无是处，好像他对《封锁大西洋》这部影片也不满意。

我一直认为王采是很有才能的诗人，尤其对他不写应景诗，我认为很可贵。但他嘴上议论多，而笔底创作少，觉得不大好。一个人不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化作物质力量，而一味的自己燃烧，实在是对自己价值的估计不足。

王采富于正义感，热情、敏感。敏感就容易激动。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中，宣铁吾的“电驴子”每天在傍晚出动，到处捉人。我和他就在大华饭店楼上向下观察他们的动静。武汉一向是战争必争之地，天气闷热，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和军事上的火山口。演剧四队挂的是陈诚的金字招牌，所以可以混得过去，而且还可对王采和我加以庇护。

在武汉，我参加过武汉学生大游行，和缪朗山一起，在武大讲演。缪朗山要我先讲，讲完便由四队把我由后台接走。缪朗山旋即被捕，我得悉后便到武大找我的老师吴宓将他保释出来。

后来生活书店被查封，经理被捕，因为他也是四队的好友。

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日子，我和王采过的真可以说是相濡以沫的日子。有时我们到公园茶座谈论，发泄内心的郁闷，也谈彼此的欲望。王采的脸上焕发出光采，这时才觉得他的名字和做人是很符合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被划为“胡风分子”，可我在武汉的时候，没看见他和胡风有来往。后来我看到有位署名俞林的人，写王采的“罪行录”，他写的驴唇不对马嘴，越看越令人莫名奇妙。文化大革命时，我也曾被封为北京市最大的胡风分子，准备“揪出来”示众，但因为反胡风时《人民日报》公布了三批材料，胡风骂我们在攻击他，专案组又没有捞到什么“有利”的材料。至于王采，那时只知道他正主编《工人文艺》，刊物我也没看过，信也没有通过，所以我们两人都没有得到揪出来示众的“殊荣”。

后来，曾听说武汉闹大水时，王采立了“三等功”。这以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1994年写于和平门

解放前夕，端木蕻良和王采分别在国民党的演出四队和演出六队潜伏。四队在长沙，六队在武汉。名为国民党的演出队，其实都受地下党指示，演出的大都是郭沫若、洪深、夏衍、田汉、阳翰笙、曹禺等革命剧作家的作品。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作家也都参与了剧队的工作。王采不过其中一员。解放后，端木蕻良曾多次来汉看望王采。外地作家来汉，不少人也都来看他。

1950年5月武汉市文联成立，他任市文联秘书室主任。当时的汉口黎黄陂路不仅有市文联，还有中南（六省二市）文联，大批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也居住在附近。中南文联由于黑丁、李季主持，部队和地方作家陈荒煤、刘白羽、崔嵬、俞林、郭小川、陈笑雨、曾卓、骆文、程云、绿原……都经常出现在省市文联的活动中。

我知道王采，是因为在解放前快当大学生的时候，读到了他的许多华丽和充满激情的诗篇。大约是在上海一个文学刊物上，他发表的不少诗是写祖国母亲河长江的，我至今能背诵出他的许多诗句。

王采不仅是名诗人，也主编过文学报刊，如《大刚报》文学副刊《大江》。

没料到武汉刚解放，我们就一起分配到武汉市委宣传部了。我十分尊重他。他离开宣传部调到市文联，恰好我又以宣传部的一员和文联联系。在此之前，我和他几乎形影不离。我能理解他，因为他经常四处飘泊，从来没受过组织的约束，虽然身为地下党员，生活作风却颇散漫，爱发点小牢骚，却从无害人之心。

但他去了市文联以后，我从亲身经历中感到了对他的某些失望，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市文联的大门，他就那么忘乎所以，前后判若两人，而且从此很少见到他写诗。

刚解放那阵子，干部待遇大都是很微薄的供给制，王采却一开始就有工薪，足以养家糊口，而他并不感到满足。记忆所及，他确实有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他自以为是“自己人”的文艺家们，盛情款待，过于铺张浪费；而对他稍有微词的作家艺术家，他则冷若冰霜。我记得崔嵬和林路二位艺术家，就曾对他当面提过意见，王采都不能接受，有时争辩得面红耳赤，甚至恼怒。

当时市文联住房并不宽裕，王采一家占有最好的居室，他的个人办公室也最宽敞。大约他对此还挺得意，因此常常找女孩跳舞，找不到舞伴，便抱个椅子跳，一面跳跃旋转，一面念念有词：“王采是我，我是王采，王采好快活！”当时自然被视为放荡无羁，很难令人理解。

50年代初，市文联分来了毕业于中原大学文学院的一批学生们。这些满怀壮志、敢说直话的年轻人，很是看不惯王采的种种行为和作风，他们动用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奈何王采不吃这一套。

自然，王采的固执和偏见，在解放初期，在党员中是罕见的。市文联的问题，受到全市纪检部门的注意，终于查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不在别人，而在于王采个人的不良作风和不愿承认错误。

王采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调离了武汉市文联。王采调到一所中学任教，很受学生欢迎。毕竟他是颇具才华的一位诗人。可能他如梦初醒，认识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但在那个党纪十分严厉党风非常严肃的年月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想，如果当初对他的思想工作再细些，让他留在党内改造，他完全可能改正过来，不会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这桩公案大约发生在1952年，可见王采的这次不幸的遭遇与1955年的“反胡风”并不相干，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是在事过三年后的“反胡风”中，由于他认识不少七月派诗人，王采确实受到了牵连，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事隔一年，全国大鸣大放，王采应邀参加文艺界鸣放大会。他的发言白纸黑字地被记录下来，经整理后交由单位处理，可谓在劫难逃。那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完全是一个“阳谋”，一次“钓鱼”的鸣放。我和他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应该说他并没有大放厥词，更无心怀叵测。但从此他和武汉文坛彻底“拜拜”了。这时的王采，大约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永远的命运了。

他是多次遭受“左”的路线伤害的，“反胡风”时糊糊涂涂被卷进旋涡，“反右”时，莫名其妙地带上了帽子。好不容易从“十年浩劫”灾难中走了出来，他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只会见人便笑的老头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众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武汉文艺界不少得以恢复名誉的王采的故人都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们觉得王采应该重新评价，让他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呼吁没有被采纳……这件事终于被搁置下来。好在王采自己并不知道，不然他会感到又一次心灵的折磨。

从50年代初，我和他分手，一直没见到过他。他渐渐地在新中国文坛消失。直到80年代初，在一次集会上见到他，才知道他家离我家很近。这时他已丝毫无诗人味。我多次想去看望他，可惜自己重病缠身，难以遂愿。几年前，听说他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我是从故友老梅那里得悉这些消息的。老梅也是老文联人，是个高度近视眼，常常和王采在街上邂逅，并未“见”到王采，王采却走近他身边，有意碰撞他一下，并欣喜若狂。听后叫人感到心酸，常常让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

王采的悲剧已经永远结束，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如今花甲以下文学界人士，大概都不知道王采其人。王采的悲剧的形成，他自己并非没有责任，但我看主要还是那个“左”的年代造成的。王采式的悲剧的根源，已不复存在，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却不能淡忘。……

作者：周代，2000年9月18日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0月第7期

文振庭

诗人，河北邢台人。1933年入党，曾一度脱党，1948年恢复党籍。毋庸置疑，王采是文艺阵地上的一个老战士。

王采的诗直抒胸臆，充满激情。如写于1948年的《枪的祈祷》、《我来到上海》、《画家的梦》都是这类作品。他和沙鸥、禾波是好友。诗作多发表在王亚平、沙鸥主编的一些文艺刊物上。他崇拜胡风，曾多次投稿给《七月》和《希望》，都未被刊用。《胡风文集》第九卷收有《致王采》3封信，其中说：

诗稿送上。从一个理念出发，全个作品都是为了表现这理念而构成的。……当然，感情是有的，然而却尽是廉价的发泄。要写，写你亲切感到的东西罢，而且要朴素地写，每一个字都要负责。

这是退稿信，3封都是退稿信。

然而奇怪的是，1955年5月20日左右的一个上午。在武汉市工农中学全校师生大会上，王采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武汉另一骨干分子”的所谓罪名被当场逮捕，其证据就是上面提到的退稿信。这封信被当场宣读，王采不服，举起被铐住的双手，伸出两指连声抗议“两次，两次，这是第二次！”人们知道，王采解放前曾被国民党逮捕过一次。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采同胡风只有投稿通讯关系，找不出任何其他证据。不久，王采被悄悄地放出来了。但在1957年，王采又被划成了“右派”。此前，王采曾担任武汉市文联秘书长，“三反”中出了点问题，转入工农中学教书。80年代中期不幸去世。

端木蕻良在《记王采二三事》一文中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指王采)被划为‘胡风分子’，可我在武汉的时候，没看见他和胡风有来往。后来我看到有位署名俞林的人，写王采的‘罪行录’，他写的驴唇不对马嘴，越看越令人莫名其妙。”

胡风冤案在武汉类似这样“莫名其妙”的事例，何止王采一人。

资料来源：《春兰秋菊集〈武汉春秋〉二十年文存》 第852页

作者：王采著　页数：82　出版社：中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48

简介：本书收《你在那儿》、《开花的土地》、《画家的梦》、《沉默的时候》等10首。

主题词：新诗　学科：选集

作者：王采撰　页数：61　出版社：文化工作社　出版日期：1949

主题词：新诗　学科：选集

作者：王采撰　出版社：武汉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1

主题词：话剧　学科：剧本

作者：王采撰　出版社：文化工作社　出版日期：1951

简介：本书初版名：你在那儿

主题词：新诗　学科：选集

作者：王采撰　出版社：武汉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2

主题词：话剧　学科：剧本

作者：王采撰　出版社：正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0

主题词：新诗　学科：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