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MLBUILERPART0 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科尔什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从社会角度说，这种变化意味着新时代中产生的这个理论，其学术地位已日益增强。在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和考茨基都一致蔑视讲坛社会主义者——那些在大学中任教的非党“教授－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结合进中欧或东欧的大学体制中去。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政治统一形式，是同任何学术职位格格不入的。相反，作为战斗生活的活动之一，他们都在党校或工人义务学校任教。希法亭和卢森堡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学校里教过政治经济学，而列宁和梁赞诺夫在龙寿姆党校向布尔什维克工人讲过学，鲍威尔则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总部开过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理论家们仍然记得这一传统特点。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曾在激进的布达佩斯伽利略学会任教；科尔什在二十年代曾在柏林的卡尔·马克思实验学校讲课。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当时还是隶属于地方州立大学的一所独立的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过渡时期。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大学——既是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又是流亡地。在这个时期，卢卡奇、列菲弗尔、戈德曼、科尔什、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科莱蒂和阿尔都塞，全都拥有教授级的大学职位；（51）萨特先进入大学，后来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又离开大学。他们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 /HTMLBUILERPAR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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