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

在希特勒之前，德国自由运动是由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和社会理论激发起来的。因此，了解德国法西斯主义必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开始。

在国家社会主义党[1]在德国掌握权力后的几个月里，甚至那些一再证明自己具有革命坚定性和献身精神的人，也开始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过程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了。这些怀疑的产生是由于一个无可辩驳的但一开始就不可理解的事实：法西斯主义，这个无论其目标和性质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反动的极端代表，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现实，而且在许多国家已经明显不容置疑地压倒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现实正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在世界各个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抵销了工人运动在现代历史阶段上的失败，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正是在这个阶段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到了要爆炸的程度”。除此之外，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工人国际的失败和1918年到1923年间俄国之外革命起义的遭到镇压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怀疑是由严峻的事实产生的怀疑；如果它们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虚假的，假若人们仍然想达到工人运动的目标的话，工人运动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向。然而，如果这些怀疑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社会学概念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仅需要广泛而彻底地分析工人运动连续失败的原因，而且尤其需要充分说明未曾预料到的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新的革命实践。[2]

[1]全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译者注

[2] 参见本书序言。

除非能说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否则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改变。显而易见，不论是求助工人阶级的“革命阶级意识”，还是求助库埃的作法——隐瞒失败并用幻想掩盖重要的事实——即当时时髦的作法，都不能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不能津津乐道于工人运动还在“前进”，这里或那里还在抵抗，还在号召罢工。决定性的东西不是正在进步，而是与政治反动势力的国际性增强和进展相比，进步的速度如何。

年轻的劳动民主的性经济运动引起了人们对彻底澄清这一问

题的兴起，这不仅因为它是总的社会自由斗争的一部分，而且主要因为它要达到的目标同自然的劳动民主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为此理由，我们试图说明，特殊的性经济问题是怎样同与工人运动的前景有关的一般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在德国1930年前后的一些会议上，出现了一些聪明的、直率的、但有民族主义和神秘倾向的革命者——例如，奥托·斯特拉瑟——他们这样来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你们马克思主义者喜欢引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辩护。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能由实践来证实，而你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一种失败。你们总是转弯抹角地解释工人国际的失败。‘社会民主党的缺陷’是你们对1914年失败的解释；你们靠指出他们‘背信弃义的政治’和他们的幻想来说明1918年的失败。而且你们又用现成的‘解释’来说明，在目前的世界危机中群众正转向右翼，而不是转向左翼。但你们的解释掩盖不了你们失败的事实！80年过去了，哪里有社会革命理论的具体证明？你们的根本错误在于，你们反对或嘲笑灵魂和精神，你们不理解哪种东西推动每一事物。”这就是他们的论据，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对此没做任何回答。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群众宣传，唯一热衷于讨论在危机时期的客观的社会经济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无政府状态等等），求助的只是少数已经站在左派前线的人。渲染物质需要和饥饿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政党都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甚至包括教会，致使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神秘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是在经济危机和灾难最恶化之时。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宣传中，在这种一般的社会主义观中有一种明显的疏漏，而且这种疏漏是它的“政治错误”的根源。这是马克思对政治现实的理解上的错误，然而对它的纠正的一切前提又包含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中。这些方法根本没有得到使用。从一开始就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实践中，他们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性格结构和神秘主义的社会效果。

那些从事而且实际上卷入1917—1933年革命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人，不得不注意到，这种行动限于客观经济过程和政府政治的领域，它既不注意也不理解所谓的历史的“主观因素”，即群众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矛盾。尤其是，革命左派未能生动地运用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并从新的角度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每一新的社会现实。

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理解新的历史现实，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用处没有得到发扬。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熟悉的一种现实，列宁也只是刚刚看到它的初始形式。反动的现实观闭眼无视法西斯主义的矛盾和实际条件。反动的政治自动地利用了那些反对进步的社会力量，它之所以能够成功，仅仅是因为科学忽视了发掘那些肯定具有战胜反动力量的必然性的革命力量。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那样，倒退的社会力量和非常旺盛的进步的社会力量，都出自下中层阶级的造反中，正是这些下中层阶级后来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这个矛盾被忽略了。的确，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前短暂时期，下中层阶级的这种作用是非常不明朗的。

当每一新过程中的矛盾被理解时，人类生存的每一领域里的革命活动也就自动产生了。它将构成同那些正按真正进步方向运动的力量的同一。在卡尔，马克思看来，“彻底的”意思是“穷根究底”。如果人们究出了事物的根底，如果人们把握了它们的矛盾的作用，那么克服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是稳操胜券的了。如果人们没有穷根究底，那么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会以机械主义、经济主义甚至形而上学而告终，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立足点。因此，只有说明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在哪里被忽略，批判才有意义，有实践价值。马克思的革命性不在于他写了这一或那一声明，或者指出了革命的目标，他的主要革命贡献在于，他承认工业生产力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他按其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来描绘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工人运动的失败肯定意味着我们对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对某些主要因素是完全无知的。

像许多伟大思想家的作品一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手中，马克思主义也蜕化成空洞的公式，失去了它科学的革命潜力。他们完全陷入日常政治斗争中，以致不能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传下来的至关重要的生命哲学的原理。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只需把索尔兰德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或萨尔金德以及皮克的任何著作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或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比较一下，就可以了。灵活的方法被归并为公式，科学的经验主义被归并为僵化的正统思想。而与此同时，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却已发展成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小店主成了工业和公共服务行业雇工的巨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蜕化成“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给那种把整个人类生活限定为就业和报酬率问题的经济主义所取的名称。

这种非常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认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规模空前，必然会使受伤害的群众产生左派倾向的意识形态。尽管甚至在1933年1月失败之后仍然有关于德国“革命复兴”的谈论，但现实形势表明，那种指望能导致群众在意识形态上向左发展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已使整个人口中无产者阶层在意识形态上走向右的极端。结果是，向左发展的经济基础同向右发展的社会广大阶层的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被忽略了，没有人打算探问一下为什么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广大群众会成为民族主义者。诸如“沙文主义”、“精神变态”、“凡尔赛和约的结果”之类的解释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我们用这类解释说明不了贫乏的中层阶级成为彻底的右翼分子的趋势，这类解释的确理解不了在这种趋势中起作用的过程。事实上，不但中层阶级向右转，而且广大的、情况并非一直最糟糕的无产阶级也向右转。人们未能看出，中层阶级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而开始警惕，求助于新的看起来奇怪的预防措施（如罗斯福的“新政”）。这些措施当时未被理解，工人运动忽视了对它们的分析。人们也未能看出，在法西斯主义向群众运动发展的初期阶段，从一开始它就反对上中层阶级，因此，单就它是一个群众运动而言，就不能轻易地把它“仅仅当作大金融的堡垒”。

问题在哪里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被当作商品来剥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少数人必然使大多数劳动人民进一步贫困化。正是从这一过程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剥夺剥夺者”的必然性。根据这一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容纳不下它的生产力。社会的生产和私人靠资本而占有产品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平衡才能解决。社会的生产必须由社会占有产品来配套。这种同化过程的第一个行动是社会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以说，只有当贫困的大多数人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大多数劳动者对少数现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专政时，这种同化才能实现。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民族经济向世界经济的成长完全同民族国家的关税制度不一致；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实现它的生产能力的一半，它的基本无政府状态是无可怀疑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欧洲有5000万人失业；上亿的工人勉强糊口，几乎一无所有。但是剥夺剥夺者的目标未能实现，与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的十字路口上，它走向的是社会最初经历的野蛮状态。因为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增强和工人运动的落后使得只能这样。那些仍希望从这场意料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当时已是现实）中爆发革命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指望群众手中的枪口会转向国内敌人的人——没有跟的上战争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在下一次战争中武装广大群众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据这一设想，战斗将针对的是大工业中心的非武装的工人，而且将是由可靠的精选出来的战争技术人员来进行的。因此，重新确定人们思维和人们评价的方向，是一种新革命实践的先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对这些期望的一个证明。

如果合理地考虑，人们会期望经济上不幸的工人群众对他们的社会状况产生强烈意识，人们会进一步期望这种意识稳固起来，成为使他们摆脱社会悲惨命运的一种决定因素。一句话，人们会期望社会上不幸的劳动者起来向奴役他们的陈规陋习造反，并且宣告：“毕竟，我认真负责地干了社会工作。社会的福祸取决于我和像我一样的人。我本人对应做的工作尽到了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思想（“意识”）就和他的社会状况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叫做“阶级意识”。我们想把这叫做“对自己技艺的意识”或“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意识”。劳动群众的社会状况和他们对这种状况的意识之间的断裂，意味着劳动群众不是去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使之恶化。正是不幸的群众，帮助政治上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者掌了权。

这个问题关系到这些作为一种历史因素的群众的意识形态作用和情感态度，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如果广大群众物质上的不幸状况没有导致社会革命，如果客观地考虑，危机却产生了反对革命的意识形态，那么，在危机年代群众意识形态的发展就阻碍了“生产力的繁华”，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说，阻碍了“革命地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它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

德国各阶级的构成可表述如下。这种表述引自 库尼克《确定德国人口的社会构成之尝试》，《国际》1928年；伦兹 编《无产阶级政策》，国际工人出版社1931年。

	有收入者（千）	包括家庭成员（百万）
产业工人〔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	21789	40.7
城市中层阶级	6157	10.7
下层和中层阶级农民	6598	9.0
资产阶级（包括财产占有者和大农场主）	718	2.0
人口（包括妻子儿女）	35262	62.4

城市中层阶级的分布	（千）
小商人的低级阶层
（家庭工业、佃农、一个人经营的商店、不足三个人经营的商店）	1196
有三个以上雇工的小商店	1403
白领工人和职员	1763
教职人员和学生	431
有小笔独立财产者和小私有者	644
总计	5437

工人阶级的分布
工业、商业贸易方面的工人	11826
农业工人	2607
家庭工人	138
佣人	1326
领取社会救济金者	1717
低级白领工人（每月收入在250 马克以下）	2775
低级职员（和领取养老金者）	1400
总计	21789

农村中层阶级
小农场主和佃农（有5公顷以下土地）	2366
中等农场主（土地在5 到50 公项之间）	4232
总计	6598

这些数字来自1925年德国人口普查。

有必要指出，这些数字表示的分布是唯一按照社会经济地位统计的，而意识形态的分布则与此不同。因此，从社会经济上看，1926年的德国共有：

	有收入者	包括家庭成员
工人	21 789 000	40 700 000
中层阶级	12 755 000	19 700 000

而对意识形态结构的大致估计则显示出以下分布：

工业、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工人和农业工人		14 433 000
下中层阶级		20 111 000
家庭工人（个体生产）	138
佣人	1 326
社会救济金领取者	1 717
低级白领工人（在像柏林的“北星公司”那样的大企业中雇佣的）	2 775
低级职员（例如，税务审计员、邮局雇工）	1 400
城市中层阶级	6 157
农村中层阶级	6 598
总计	20 111

不管有多少中层阶级雇员投票支持左翼政党，不管有多少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得出的意识形态分布的数字大致符合1932年的选票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总共获得1200万到1300万张选票，而德国纳粹党和德国民族党人获得1900万到2000万张选票。因此，就现实政治而言，决定性的不是经济分布，而是意识形态分布。一句话，下中层阶级的政治重要性比以前估计的更大。

在1929-1932年德国经济急剧衰退期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80万张跃到1930年秋的640万张、1932年夏的1300万张和1933年l月的1700万张。根据贾格的计算（《希特勒》，《红色建设》1930年8月）, 1930年国家社会主义党总共获得的640万张选票中工人投的票几乎占了300万张。在这300万张选票中，有60-70％是雇员投的，30-40％是产业工人投的。

就我所知，卡尔·拉德克早在1930年纳粹第一次高涨后就明白无误地理解了这一社会学过程的疑难方面。他写道：

在政治斗争的历史土，没有任何东西与此相类似，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牢固确立了政治分化，每一个新的政党都不得不为旧的政党坚持的立场而战斗的国家。最有特色的莫过于，不论是在资产阶级文献中还是在社会主义文献中都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个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居第二位的党。这个党没有历史，它突然出现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海岛借助火山喷发力量而突然出现在海洋中一样。

《德国选举》，《红色建设》1930年8月

我们现在不怀疑这个海岛有了历史，并且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面临一个选择：要么“落入野蛮状态”，要么“上升为社会主义”。根据以往的所有经验来看，这是一个由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选择。要么这种结构与经济状况相一致，要么它与经济状况不相一致，举例来说，要么如我们在亚洲多数社会中所看到的那样，消极地忍受剥削，要么像今天的德国这样，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相断裂。

因此，根本问题在于：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断裂，或者说，什么东西妨碍经济地位与群众的心理结构相一致？总之，这是一个理解群众心理结构的性质及其同它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的关系的问题。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完全摆脱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些观念只会禁闭认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从本质上看，这些观念可表述如下。

庸俗马克思主义，根据它的一个公式，完全把经济存在同整个社会存在割裂开来，认为人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唯一直接由人的经济存在来决定。因此，它造成了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机械对立；它使意识形态刻板地、片面地依赖于经济，看不到经济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发展的依赖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谓“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对它来说是不存在的。尽管庸俗马克思主义像列宁所理解的那样，也在谈论“主观因素的落后”，但它实际上并不这样做，因为它以前把意识形态当作经济状况的产物的观点太僵化了。它没有从意识形态中寻找经济的矛盾，它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社会力量。

事实上，它极力不去理解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动态；它把这作为“心理学”而丢弃一边，认为心理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把主观因素的操纵，所谓历史中的“心理生活”，留给了政治上反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留给了非犹太人和罗森贝格人，这些人使“心灵”和“灵魂”唯一对历史的进步担负起责任，并奇怪地以这种论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社会学这一方面的忽视，正是马克思亲自批判过的18世纪唯物主义东西。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心理学是十足的形而上学体系，他根本不想对反动的心理学的形而上学特点与心理学的基本因素之间做出任何区分，而后者实际上是由革命的心理学研究提供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发展它们。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简单地否定，觉得自己把“动力”、“需要”或“内在过程”这些事实当作“唯心主义的”来反对，自己就是“唯物主义者”了。结果，他陷入严重的困难中，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因为他仍然不得不在政治实践上使用实际的心理学，不得不谈论“群众的需要”、“革命意识”、“罢工意志”等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是极力否定心理学，他越是发现自己在实行形而上学的重心理主义，以及更坏的乏味的库埃主义。例如，他极力用“希特勒的精神变态”来解释历史状况，或安慰群众，劝说他们不要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论如何，他都要断言，正在取得进展，革命定会成功等等。他最终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在给人民注入幻想的勇气时，实际上却说不出有关局势根本的东西，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政治反动势力并没有迷失方向，找不到摆脱困境的道路；尖锐的经济危机既能导致社会自由，也能造成野蛮状态，这些事实对他来说无异于一部天书。他不想从社会现实中来引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是使现实符合自己的意愿，以此来在想象中改变现实。

我们的政治心理学考察的不过是这种“历史的主观因素”，既定时代人的性格结构及其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不同于反动的心理学和重心理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政治心理学并不企图通过抛出关于社会过程的“心理学观念”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称王称霸，而是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正当权益，如存在产生意识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的大意是，从起源上说，“物质的东西”（存在）转化成“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意识中），而不是相反。这个观点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l )这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头脑发生了什么情况，( 2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意识”（从现在起我们把它当作心理结构）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性格分析的心理学由于揭示了由存在条件决定的人的心理生活的这一过程，从而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样一来，它也就正确说明了“主观因素”，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未能理解的。因此，政治心理学具有一种明确规定的任务。例如，它不能解释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每当它企图这样做时，结果总是反动的胡说——例如，资本主义是人的贪婪的征状）。然而，正是政治心理学——不是政治经济学——可以考察在一个既定时代人的性格结构，考察他如何思考和行动，他存在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他如何努力对付这种存在，等等。可以肯定，它只考察个体男女。然而，如果它专门考察一类人、阶级、职业集团等共有的典型的心理过程，并排除个体差异，它也就成了群众心理学。

这个观点直接来自马克思。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1]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或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剩余价值理论》[2]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 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I第300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注

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不是在修正马克思，正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所有人的关系”不仅指作为劳动过程一部分的条件，而且也指人的本能和思想的最隐秘、最切身和最高的表现，即妇女、青少年和儿童的性生活，社会学对这些关系的考察水平及其在新的社会问题上的应用。希特勒正是以某一种这样的“人的关系”，造成了一种不应被嘲笑为不存在的历史局面。马克思未能提出性社会学，因为当时还没有性学。因此，现在出现了一个把纯经济的关系和性经济的关系结合进社会学框架中，并摧毁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在这个领域里的霸权的问题。

当一种“意识形态对经济过程有一种反作用”时，这意味着它一定成了一种物质力量。当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物质力量时，只要它能够吸引群众，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探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如何能产生一种物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如何能产生一种革命效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应该是对反动的群众心理问题的回答；换句话说，它应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变态”。

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反映这个社会的经济过程的作用，而且更重要地，还具有把这个经济过程深植于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人民的心理结构中的功能。人以两种方式屈从于他存在的条件：直接通过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影响，间接依靠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换句话说，相应于他的物质地位发挥的影响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发挥的影响之间的矛盾，他的心理结构也不得不产生一种矛盾。例如，工人既屈服于自己的劳动境遇，也屈服于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然而，不管属于什么阶级，既然人不仅是这些影响的对象，而且也在自己的活动中产生这些影响，那么人的思想和行动就一定像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一样是矛盾的。但是，只要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那么，它就不仅在人身上再生自身，而且更重要地，还会成为人身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一种物质力量，而人则发生具体的变化，并因而以一种不同的矛盾的方式来行动。这样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意识形态对它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是可能的。一旦把“反作用”理解成社会上能动的人的性格结构的作用，它也就失去了它表面的形而上学的和心理学的特点。这样一来，它也就成了对性格进行自然的社会考察的对象。因此，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变化的速度慢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的观点，有明确的说服力。与某种确定的历史状况相一致的性格结构的基本特性，是在童年形成的，而且比技术生产力保守得多。由此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条件的急剧变化，而且后来会同新的生活方式相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性质，即旧的社会状况和新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基本特性。

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群众的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状况之间不一定一致，的确，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裂隙。经济状况不是径直地、直接地转化为政治意识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早以前就会有社会革命了。根据社会条件和社会意识的这种断裂情况，社会考察应该循着两条线索进行。尽管心理结构来自经济存在，但用来理解经济状况的方法一定不同于用来理解性格结构的方法：前者应在社会经济学上来理解，而后者应在生物心理学上来理解。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忍饥挨饿的工人由于工资被缩减而举行罢工时，他们的行动就是他们经济状况的直接结果。那些因饥饿而偷盗的人也属于这类情况。一个人因饥饿而偷盗，或工人因被剥削而罢工，这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心理学证明。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和行动是同经济压力相符合的。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相一致。反动的心理学根据假定的非理性动机去解释偷盗和罢工；结果总是反动的合理化行为。社会心理学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应该解释的不是饥饿的人去偷盗或被剥削的人去罢工，而是为什么绝大多数饥饿的人不去偷盗，为什么绝大多数被剥削的人不去罢工。因此，社会经济学完全可以说明一种服务于一个合理目的的社会事实，即那种满足一个直接需要并反映和放大经济状况的社会事实。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不一致，也就是说，是非理性的，社会经济学的解释就很难成立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些头脑狭隘的不承认心理学的经济学家，面对这种矛盾束手无策。一个社会学家越是倾向于机械主义和经济主义，他就越不了解人的心理结构，他就越是在群众宣传的实践中求助于肤浅的重心理主义。他不是去探索和解决群众个体中的心理矛盾，而是求助于无聊的库埃主义，或者根据“群众精神变态”来解释民族主义运动[1]。因此，探索群众心理的路子恰恰开始于直接的社会经济学解释无的放矢的地方。这是否意味着群众心理学和社会经济学服务的目的相交叉呢？否！因为群众的同直接的社会经济状况相矛盾的思想和行动，即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本身就是以前的更早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靠所谓的传统去解释社会意识的压抑，但不曾去考察确定“传统”的是什么，它塑造了哪些心理因素。头脑狭隘的经济学家一直看不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工人对社会责任的意识（这是不证自明的），而是禁锢这种责任意识的发展的东西。

[1]由于这种经济学家既不知道也不承认心理过程的存在，所以，“群众精神变态”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意思，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环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东西。

忽视人民群众的性格结构，探索必将是徒劳的。例如，共产党人说，正是社会民主党人误入歧途的政策使得法西斯主义者掌权成为可能。实际上，这个解释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要害正是散布幻想。一句话，它没有产生一种新的行动方式。那种认为以法西斯主义为形式的政治反动势力“愚弄”、“腐蚀”并“催眠”了群众的观点，像别的解释一样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法西斯主义存在，这就是而且仍将是法西斯主义的职能。这些解释之所以难以站住脚，乃因为它们指不出一条出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解释不管怎样一再重复，都不能使群众信服。换句话说，光有社会经济的探索是不够的。探询一下那些不能而且不会辨认出法西斯主义职能的群众中正出现什么东西，难道不更有的放矢吗？说“工人应该相信……”或“我们不理解……”，这无济于事。为什么工人不相信，为什么他们不理解呢？工人运动中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翻来覆去地讨论的这些问题，也应该被看作是毫无结果的。右派认为，工人天生不想战斗；而左派反驳这种说法，断定工人是革命的，右派言论是对革命思想的背叛。这两种论断由于未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严格地说都是机械的。必须做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估价，即普通工人本身具有一种矛盾，也就是说，他既不是截然革命的，也不是截然保守的，而是处在分化点上的。他的心理结构一方面来自社会状况（这为革命态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来自权力主义社会的整个气氛——二者不相一致。

承认这种矛盾，并准确了解工人身上反动的东西和进步革命的东西如何互相抵消，这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自然，这也适用于中层阶级的人。他在危机中反抗“制度”，这很容易理解。然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容易理解的是，尽管他已经处于经济不幸的地步，他却害怕进步，并成为极其反动的。一句话，在他身上也存在着造反情绪同反动的目的及意图之间的矛盾。

例如，在我们分析作为一场战争的直接原因的特定经济和政治因素时，我们并没有对这场战争作出充分的社会学解释。换句话说，1914年前德国的并吞野心紧紧盯住布列依和隆依的矿山、比利时的工业中心，放在德国在近东的殖民地扩张上；或者说希特勒帝国的兴趣集中在巴库的油井、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等等上面，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德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还应妥当考虑到世界大战的群众心理基础，我们应探寻群众的心理结构何以能吸收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帝国主义的口号变成直接违背德国人民的和平的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的行动。仅仅把这归因于“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过失”，是不够的。为什么无数具有热爱自由、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工人群众允许自己被蒙蔽呢？害怕合乎良心的抵制所带来的后果，只能说明事情的一小部分。那些经历过1914年战争动员的人知道，劳动群众明显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从少数人的自觉抵制，到相当广泛的人口阶层对命运的奇怪的屈从（或十足的冷淡），再到明显的军事热情，各种情绪都有。不仅在中层阶级中是这样，而且在大部分产业工人中也是这样。某些人的冷淡，像其他人的热情一样，无疑都是战争的群众结构基础的一部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群众心理的这种功能，只能用性经济的观点来理解，即，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具体地改变了劳动群众的结构，使之适应了帝国主义。说社会灾难是由“战争精神变态”或“群众的糊涂”引起的，纯粹是废话。这些解释什么也说明不了。此外，假定群众容易成为糊涂虫，这对群众的评价也太低了。问题的要害在于，每一社会制度都在它的群众成员中产生一种结构，它需要用这种结构来达到它的主要目的[1]。没有群众的这种心理结构，就不可能有战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作为社会成员的群众的心理结构之间有一种本质联系，这不仅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于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深植在被奴役的群众的心理结构中。否则，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只有通过服从于这些规律的群众的活动才能成功地达到具体结果，便是不可思议的。

[1]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 卷第52 页——译者注）

可以肯定，德国的自由运动了解所谓的“历史的主观因素”（同机械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把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列宁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之上），所不了解的是非理性的、似乎无目的行动，也就是说，不理解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脱节。我们应该能解释神秘主义是如何战胜科学社会学的。只有当我们的探索路线能使我们的解释自发地产生一种新的行动方式时，这一任务才能完成。如果劳动者既不是截然反动的，也不是截然革命的，而是处在反动的倾向和革命的倾向的矛盾中的，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这种矛盾，那么，结果一定是一种用革命力量抵销保守的心理力量的行动方式。每一种神秘主义都是反动的，而且反动的人都是神秘主义者。嘲笑神秘主义，或极力把神秘主义当作“糊涂”或“精神变态”而不加以注意，并不能产生反神秘主义的纲领。如果正确地理解了神秘主义，那么必然就会有解毒药。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用我们所有的认识手段来彻底理解社会状况和结构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理解按纯社会经济的依据未能解释的非理性的观念。

甚至列宁也注意到了群众在起义之前和起义过程中有一种特定的非理性行为。关于1905年的俄国士兵起义，他写道：

士兵们对农民的事情充满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答，重新套上枷锁。

《论宗教》第65页[1]

[1]《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3 页。——译者注

任何神秘主义者都根据人的永恒的道德天性来解释这种行为，并认为这种道德天性禁止向神圣模式和“国家权威”及其代表造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无视这些现象，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它们，因为从纯经济观点出发是无法解释它们的。弗洛伊德的观点非常接近事情的真谛，因为它承认这种行为是幼年对父亲人物的犯罪感的结果。然而，它未能向我们说明这种行为的社会学根源和功能，因此拿不出实际的解决办法。它还忽略了这种行为同广大群众的性生活的压抑和扭曲之间的联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考察群众的这些非理性的心理现象的方式，有必要粗略地看一下性经济的探索路线，这个问题在别的地方还要详谈。

性经济是一个研究领域，很多年前由于机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应用从而从关于人类性生活的社会学中产生了它，它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见解。它从下列前提出发：

马克思发现，社会生活是受经济生产的条件和这些条件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时刻造成的阶级冲突所支配的。在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中，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很少求助于野蛮力量，它的主要武器是它对于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权力，因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我们已经提到，在马克思看来，具有心理和生理性情的活生生的生产者，是历史和政治的第一个前提。能动的人的性格结构，即马克思意义上的所谓的“历史的主观因素”，却没有得到考察，因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因为当时科学的心理学还不存在。为什么人允许自己被剥削，在道德上被凌辱，一句话，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屈服于奴役，并没有得到回答。马克思已确定的东西只是社会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剥削的机制。

大约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使用了一种他所说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发现了支配心理生活的过程。他最重要的、对现存的许多观念具有压倒一切的革命影响（起初使他仇视世界）的发现如下：

意识只是心理生活的一小部分；它本身是由无意识地发生的因而不易自觉控制的心理过程支配的。每一种心理体验（不管看起来多么无意义），例如梦、无用的动作、心理疾病和精神错乱的模糊发音，都有一种功能和“意义”，如果人们能成功地追溯出它的病因，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曾经完全蜕化为一种大脑物理学（“大脑神话学”）或一种神秘的客观的格式塔理论的心理学，就进入了自然科学的领域。

弗洛伊德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甚至儿童也有一种活跃的性活动，这种性活动同生殖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性与生殖、性的与生殖器的，不是同一回事。对心理过程的分析解剖进一步证明，性，或毋宁说它的能量，即里比多（身体的里比多），是心理生活的原动力。因此，生活的生物前提和社会条件在头脑里相重合。

第三个伟大发现是，儿童的性活动（父母与孩子关系中最关键的东西，即俄狄浦斯情结，是它的一部分）一般是由于害怕因性行为和性念头受惩罚而被压抑的（“害怕阉割”)；儿童的性活动受

到禁止并从记忆中被根除掉。因而，尽管儿童时期的性压抑摆脱了意识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减弱性的力量。恰恰相反，压抑强化了它，并使它在头脑的各种病理失调中表现出来。由于在“文明人”中间很少有不符合这个规则的例外，所以弗洛伊德说他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病人。

与此相关的第四个重要发现是，人的道德准则根本没有神圣的起源，而是来自幼年时期父母或父母代理人使用的教育措施。归根到底，这些反对儿童性活动的教育措施是最有影响力的。最初在儿童的欲望和父母对这些欲望的压制之间出现的冲突，后来成了个人身上本能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成人身上，那些本身无意识的道德准则，不利于理解性和无意识的心理生活的规律，它支持性压抑（“性阻力”)，并要求广泛抵制对儿童时期性活动的“揭示”。

每一个这样的发现（我们只提到了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最重要的发现）都通过自身的存在而构成了对反动的道德哲学，特别是宗教形而上学的严重冲击，因为这两种东西都主张永恒的道德价值，认为世界处在一种客观的“力量”支配之下，除了把性限定在生殖功能上而外，还否认儿童时期的性活动。然而，这些发现未能发挥重大影响，因为立于其上的精神分析社会学阻碍了它们以进步的和革命的冲动方式所提出的大部分东西，在这里我们不便证明这一点。精神分析社会学试图像分析一个人那样来分析社会，把文明的进程和性满足绝对对立起来，把破坏的本能当作永远支配人类命运的首要的生物学事实，否认原始母权制时期的存在，由于回避自身发现的结果而最终成了一种跛脚的怀疑主义。它敌视根据这些发现而进行的努力，倒退了许多年，它的代表顽固地反对这些努力。但所有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维护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反对任何一种不管出自任何缘故的攻击的决心。

性经济社会学的探索路线依据的正是这些发现，这条路线并不是用弗洛伊德来补充、取代或调和马克思，或用马克思来补充、取代或调和弗洛伊德的典型尝试。在上面一段话中，我们提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有一个领域，精神分析学应在这个领域起一种科学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社会经济学不能够完成的，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动态，而不是理解它的历史基础。由于结合了精神分析学提供的见解，社会学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并能更好地支配现实，人类性格结构的性质将最终被把握。只有头脑狭隘的政治家才会指责性格分析的结构心理学不能够提出直接的实际建议。而且只有政治上喋喋不休的人才会执意谴责它被一种保守的生活观所扭曲。而真正的社会学家将承认精神分析学对儿童性活动的理解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革命行动。

自然而然，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基础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基础上的性经济社会学的科学，同时本质上是一种群众心理学的和性社会学的科学。它拒斥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学[1]，它开始于精神分析学的诊断心理学探索路线终结的地方。

[1]尽管这种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蕴含的关于现实生活的真理要比所有社会学和某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蕴含的真理之总和更多。

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性压制和性压抑的结果和机制及其在个人身上的病理后果。性经济社会学进一步探询：出于什么样的社会学原因，性被社会所压制，并被个人所压抑？教会说，是出于要从地狱中获得拯救之缘故；神秘的道德哲学说，这是人的永恒伦理道德的天性的直接结果；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学认为，这是为了“文化”的利益。人们难免产生怀疑，禁不住要问儿童的手淫和成年人的性交怎么可能破坏煤气站的建立和飞机的制造。显而易见，要求压制和压抑性活动的并不是文化活动本身，而只是这种活动的目前形式，如果能消除儿童和成年人可怕的灾难，人们愿意牺牲这些形式。所以，这个问题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制度有关。如果人们研究了性压制的历史和性压抑的病因，人们就会发现，不能把它们追溯到文化发展的开端，换句话说，压制和压抑不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是到了相对较晚的时候，随着权威主义父权制的建立和阶级分化的产生，性压制才开始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阶段，性兴趣普遍开始服务于少数人对物质利润的兴趣，在家长制婚姻和家庭中，这种状况采取了一种稳固的有组织的形式。随着性的限制和压制，人类感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一种性否定的宗教开始出现，并逐渐演变成它的性政治的组织，即有着自己和先驱者的教会，它的目的不过是根除人的性欲以及由此而来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幸福。从现在盛行的剥削人类劳动力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

为了理解性压制与人类剥削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考察一下使得父权制权威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和性经济情况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基本制度。如果不把握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理解一个父权制社会的性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每一社会阶级的男男女女的精神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结构同社会的性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再生产的交错，是一个人最初的四五年里在权威主义家庭中进行的。后来教会只是继续了这种作用。因此，权威主义国家从权威主义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

我们已经发现了使得权威主义体系的性利益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应该探询一下这种结合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起作用的。不言而喻，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时，对反动的人（包括工人）的典型性格结构的分析才能有答案。对儿童自然的性活动的道德禁锢（其最后阶段严重损害儿童生殖器的性活动），使儿童感到害怕、羞愧、畏惧权威、顺从，以及权威主义意义上的“善良”和“驯良”。它对人的造反力量起了一种削弱作用，因为人们极为畏惧每一种至关紧要的生命冲动。既然性是一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那么一般的思想和人的批判能力也成了被禁止的。简言之，道德的目的是产生逆来顺受的主体，这些主体不管多么悲伤和蒙耻都要适应权力主义秩序。因此，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儿童必须学会适应家庭，以便为后来总的适应社会做好准备。人的权威主义结构——这应该是明确确定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普通的保守工人的妻子的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性经济把家庭当作权威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最重要源泉。在经济上，这种妻子像自由的劳动妇女一样是悲优的，有着同样的经济状况，但她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党，如果我们进一步弄清楚普通的自由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同普通的保守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实际差别，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性结构的决定性重要性。保守的妇女有着反对性活动的道德禁锢，使得她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会状况，这些道德禁锢使她害怕“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也使她稳固地听命于教会。从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机械地思考问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当经济上的痛苦又加上了性痛苦时，人就会特别敏锐地辨别社会状况。如果这个假定是真实的，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和大多数妇女一定比大多数男子更喜欢造反。但现实显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他发现不可理解的是，反动的妇女甚至对他的经济纲领不屑一顾。我们的解释是：对一个人首要的物质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不同于对一个人的性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前者激励造反，而后者——就它使得性需要被压抑、不被意识到并作为一种道德防卫而固定下来而言——则阻止向这两种压制进行造反。的确，这种对造反的禁锢本身是无意识的。在普通的非政治的人的意识中，甚至找不到它的痕迹。

结果造成保守主义、畏惧自由，一言以蔽之曰，反动的思维。

依靠这个过程，不仅性压制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了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如果由于性压抑的过程，性不能得到自然的满足，那么性就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替代式的满足。例如，自然的攻击性被扭曲成野蛮的虐待狂，这种虐待狂构成了由一些人煽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群众心理基础。再举一例，从群众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军国主义的效果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里比多机制上的。同我们博学的政治家相比，实际上一个售货女郎或一个普通的秘书更能理解一套军服的性效果、有节奏的正步走的刺激性欲的效果、军事程序的表现癖的性质。然而，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却故意利用这些性兴趣。它不仅为男人设计了华丽的制服，而且．还把征募新兵的事情交给有魅力的妇女来干。在结束本章时，我们不妨只提一下好战的政权征募新兵的招贴画，上面写着：“到外国旅行去——参加皇家海军吧！”而且用外国女郎的形像来描绘外国。为什么这些招贴画有效力呢？因为我们的青年已由于性压制而开始在性生活上挨饿。

禁锢自由意志的性道德，以及那些顺从权威主义兴趣的力量，从被压抑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它们的能量。我们对“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程的一个本质部分有了更好的理解：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

因此，群众心理学能使我们具体说明并解释列宁的观察。1905年的士兵在他们的长官身上不自觉地感知到了他们童年时的父亲形像（凝固为上帝的概念），这些父亲否定了性活动，扼杀了生活的乐趣，但人们既不能也不想杀掉他们。士兵的悔悟及其在夺取权力后的犹豫不决，是其对立面的表现，即转化成怜悯的仇恨，怜悯是不可能变成行动的。

因此，群众心理学的实践问题是唤醒那些总是帮助政治反动势力取得胜利的消极的大多数人，并清除那些阻碍从社会经济状况产生的自由意志发展的禁锢。一旦摆脱了各种束缚并纳入自由运动的合理目标的渠道，普通人民群众的心理能量就能在足球赛上激发起来，笑谈廉价的音乐喜剧就不再会被阻止。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进行了下列性经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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