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牺牲和葬礼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刚过正午，多喜二在赤坂福吉町的餐厅里和今村恒夫¹碰头联络。这是一家颇为别致的小店，座落在赤坂花柳区的后街。当天，他们两人打算和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机关工作的三船留吉取得联系，准备花些时间好好地开一次会。

今村恒夫是文化团体内部共青组织的负责人，还担任《赤旗报》的散发工作。当天的会议是由三船留吉提议召开的。三船在这以前不久，曾经多次通过今村，要求和多喜二一起，三个人会一次面。

不一会儿，多喜二出了这家小店，由今村领路，从这茶楼妓馆娱乐区的狭小的胡同里，朝着溜池的方向走去。这一带的胡同小弄，到处是破旧的嵌有大格子窗的简陋的平房，大多是艺妓们住宿的地方。这一带白天是静悄悄的，很少有行人经过。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都比较喜欢利用这种地方作为联络的场所。

这是一个稍微阴霾而寒冷的日子。多喜二戴着一副化装用的墨镜，头上是一顶灰色的呢帽，大岛棉绸的和服上罩着一件和服外套。他穿和服外出时总是这样打扮。

和三船联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两人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店铺，但是守候在这里的不是三船，而是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以后才知道三船留吉原来是去年十月大逮捕后打入地下组织的秘密警察的一名特务。

两个人拼命地逃跑。

这里离溜池的电车道还有二百多米的距离。多喜二一边逃跑一边脱掉了身上的和服外套。这条胡同没有任何岔道，两个人只好朝着电车道跑去。

追赶的特高警察一连声地喊着：“捉贼！”“捉贼！”边追人边喊“捉贼”，这正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他们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段来使街上的居民和过往的行人协助他们。

多喜二已经逃上了溜池的电车道。街角附近有一座汽车库。几个壮汉听到“捉贼”的喊声，从库房里跳出来，立刻就向多喜二身上扑去。

今村恒夫穿着西服，他逃得很远，可是特高警察骑着自行车追赶他，把他撞倒了，所以他也被捕了。

两个人立刻从这里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

江口涣在他写的《作家小林多喜二之死》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转述今村的见证：

“小林被带到筑地警察署以后 ，最初说自己叫山野次郎，坚决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特高主任水谷认识他，拿出他的照片和通缉令上关于他相貌的说明，他没有办法，才只说了自己的名字。

　　两个人被带到不同的屋子里。今村由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拷问，以残暴闻名的警视厅的特高警察须田和山口专门来对付多喜二。但是多喜二怀着对党的忠诚，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不屈服。残忍至极的拷问前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他完全失去了知觉才罢。显然这不是一般的拷问，而是蓄意要把他打死。

当时也同样因三船留吉的告密而被捕、拘禁在筑地警察署的岩乡义雄，谈到多喜二最后牺牲时的情况说：

“暮色渐渐降临到这严冬的寒冷的牢房。五间牢房里都挤满了我们这些被拘禁的人。大家都因饥饿、无聊和郁闷而静悄悄地默不作声，一心盼着开晚饭的时刻。

多喜二被抬到筑地警察署后面的前田医院后不一会儿就死了。死时是下午七点四十五分。

特高警察给他们所虐杀的多喜二的遗体穿上了新的线衫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引渡尸体时，暂时掩盖一下被拷打的伤痕。并且和检察署勾结好，在第二天（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左右，用特别广播报道了多喜二的突然逝世，各个报纸的晚刊也都一齐刊载了这一消息。而公布他致死的直接原因是心脏麻痹。

警视厅的特高科长毛利发表了以下的谈话：

“由于事情过于突然，我担心万一会有什么差错，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决没有动刑拷问。因为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在拼命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心脏突然发生了变化，因而警察署的处理没有什么过错。”

　　另外，筑地警察署的市川署长也发表了声明说：

“所谓殴打致死，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警察当局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样一个重要的长期侦察的嫌疑犯死了，实在感到遗憾。”

　　检察当局故意不把领取遗体的通知寄到杉并区马桥多喜二的母亲和弟弟所居住的家，而借口所谓要送往原籍，把通知寄给了小樽若竹町的幸田夫妇。

多喜二突然牺牲的消息，在朋友和同志们中间带来了莫大的震动。看到晚报上的报道，最先跑到前田医院去的是筑地小剧场的原泉子。但是医院已被警视厅和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严密地看守起来，不但不准入内，反而扭住表示抗议的原泉子的两手，企图把她逮捕起来。正好贵司山治、大宅壮一和笹本寅²等人这时也赶来了，才从特高警察们的手里夺回了原泉子。于是他们四个人暂时回到筑地小剧场，商量领取遗体的办法。

他们决定让多喜二的母亲和弟弟三吾会同医生和律师去交涉领回遗体，立即进行了准备。他们也考虑到多喜二的母亲可能会一个人跑到警察署去，于是动员了左翼剧场的女演员，守候在筑地警察署的前面。

另一方面，当天的傍晚，多喜二的母亲从邻居那儿得到了消息，她一面托人赶紧转告从秋田来东京的亲戚小林市司，一面背着两岁的小外孙幸田昌久，跑到了筑地警察署。前一年的十月中旬，多喜二的母亲曾经随着女儿佐藤智摩子回过一趟小樽，十二月中旬带了幸田夫妇的长子昌久回到东京。

多喜二的母亲出其不意地背着孩子上警察署的行动，使得埋伏着的特高无法在街上拦阻她。稍后不久，小林市司也赶来了。

筑地警察署只准他们两人进了特高室，马上把门紧闭起来。赶来的朋友和同志一律不准入内。

从领回遗体到举行葬礼，江口涣是主要的负责人，给予了同志式的照料。根据他的记述，前后的经过是这样：

“特高室前面的走廊上，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这里有佐佐木孝丸，有安田德太郎³

　　这时已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马桥的家里，早已有多喜二的亲戚以及斋藤次郎、乘富道夫、寺田行雄等小樽时代以来的朋友等在那里。大家把他的遗体抬进他进入地下生活以前当作书房的那间八铺席的屋子，铺上被子，暂且把他放在那里。不一会儿，宫本百合子和佐多稻子也赶来了。

佐多稻子在《尸体之上》这篇文章中，这样记述多喜二母亲⁴的情况：

“妈妈‘啊！哦！’地发出呻吟般的哭声，边流眼泪边脱小林身上的线衫。中条在一旁帮着她：

　　一会儿，大家围住安田博士，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检查遗体。江口涣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

“脸孔苍白得可怕，凹凸不平的肌肉印下了剧烈的痛苦的痕迹，这完全不是小林平时的神情；面颊凹陷，眼睛落了坑；左太阳上有一个铜子大的创伤，四周还有五六块伤痕，因为皮下出血，都显得紫黑紫黑的。

　　作家同盟、“普罗特”以及美术家同盟等组织的朋友和同志们都陆续地聚集来了。赶来的立野信之、壶井荣，本庄陆男、川口浩、山田清三郎、上野壮夫、鹿地亘、淀野隆三和冈本唐贵⁵等三十余人当中，也有田口子和她的妹妹美津子。

将近十二点时，贵司山治、原泉子、千田是也和佐土哲二赶来准备给多喜二套取石膏面型。千田和佐土匆忙地套取了面型，冈本唐贵给多喜二的最后的面影画了油画；贵司山治和笹本寅请了时事新报社的摄影记者前川拍摄了几张伤痕和遗体的照片。

第二天是二十二日，前一天就商量好了要在这一天解剖遗体。检察当局发表谈话说是心脏麻痹，要揭露真相，需要有科学的证据。

佐佐木孝丸与安田博士和大学附属医院办了整整一个上午的交涉。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看来已由当局打了招呼，只问了一下姓名就一口拒绝。交涉的结果，慈惠大学接受了解剖。

下午两点钟左右，遗体由小林三吾、江口涣、绀野孝二郎、田边耕一郎⁶和青柳律师等人伴随送往慈惠医科大学。安田博士已在医院里等候。

在小林市司和青柳律师前往爱宕警察署递交解剖申请书时，遗体已经用担架抬进了解剖室。但是当天午前还满口答应接受解剖的慈惠大学的当事人，突然改变了态度。

江口涣曾经记录下病理学教研室大场胜利副教授和安田博士的对话如下：

“‘首先，您们电话里说是肺炎，可是刚才一请教，死亡原因和以前说的完全不一样。’

　　反复地交涉到下午四点钟以后，但是慈惠大学已接到检察当局的关照，虽然曾经一度接受了解剖，现在却坚决地拒绝。没有办法，只好把遗体又运回马桥的家里。

另一方面，在遗体送出去解剖以后不久，警视厅和杉并警察署就在离小林家约五十米远、面对胡同口的前街上的一所空房子里设立了戒严总部，动员了五十多名警察把小林家的周围包围了起来。杉并警察署还根据死刑犯和囚犯葬礼取缔法，认为葬礼和守夜的集会都会影响治安，通知除亲戚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参加；并从小林的家中赶走了除近亲以外的所有的人，把来吊唁的人全部加以拘禁。

宫本百合子谈到当天的情况说：

“小林多喜二被害了，可是他的生命的力量还继续存在着。警察惧怕这种力量，他们把来守夜的人统统拘禁到杉并警察署里。我带着上供的花束前去的时候也被拘捕了。他们这样地追问我：

　　交涉的结果，仅仅允许江口涣和佐佐木孝丸参加葬礼；当晚的守夜，除多喜二的母亲和弟弟外，仅有江口涣、寺田节和岛田松三人，和屋外戒备森严的情景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从这时开始，陆续不断地收到全国的工会组织、民主团体以及同志和读者寄来的唁电、赠送的花圈和花篮。

二十三日一早就举行戒严，吊丧的人一律不准走近多喜二的家。但从前一天起，唁电就不断地寄来。住在奈良的志贺直哉也寄来了吊辞和供品。佐藤藤吉夫妇由小樽来到了东京。

按照规定的计划，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在八铺席的那间屋子里举行了告别式。灵柩上覆盖着一块大红布，系着黑色的缎带。站在灵柩前面的有多喜二的母亲关子、弟弟三吾、佐藤藤吉夫妇、小林市司夫妇、田口泷子和她的妹妹、寺田丰、江口涣、佐佐木孝丸、斋藤次郎和他的父亲共十三人。江口涣担任主祭人，开始讲述故友的生平和事业，可是涌上心头的悲愤，使得他泣不成声，讲述了一半就再也无法继续讲下去。

下午三点多钟，多喜二的灵柩送往杉并区堀之内火葬场。在离开戒严区的沿途的两边，可以看到街上的人们悄悄地跟着灵柩送葬。

警视厅和杉并警察署的特高把警戒一直部署到堀之内火葬场的门口。

多喜二的葬礼决定于“三·一五事件”纪念日的三月十五日，按全国性的工农葬的仪式举行。这是解放运动中牺牲者的最高荣誉。会场决定设在筑地小剧场。

三月一日，工农葬全国葬礼委员会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日本红色救援会、苏联之友会、日本消费组合、工农救援会筹备会、日本工农律师团以及全农全国会议联名发表了以下的宣言

“全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动人民！ ⁷

　　检察当局逮捕了葬礼委员会委员长江口涣以及其他有关团体的很多活动分子，企图先下手来破坏工农葬礼。

三月十五日是一个无风的、阴霾而暖和的日子。大批警察总动员起来，早在上午就占据了筑地小剧场，在周围广大的地区每隔五米配置一个武装警察，便衣特务盘查行人，对于稍有嫌疑的人立即加以拘捕。由于戒备森严，附近一带一时曾断绝了行人。

示威游行预定在下午三点钟和七点钟分两次举行，数百人先分散在东西南北四个地区，然后向一起集中。但由于遭到分乘在卡车上的警察队的袭击，无法靠近会场。在南部地区集合的数十名工人遭到警察队突然的包围，全部被拘禁。

下午七点钟，一队约四十人的队伍，由六名妇女走在前头，突破了警戒线，已经示威游行到会场附近，但全部被等在会场里的警察队所拘捕，被装在卡车上带走。

东京的工农葬就是在这样的镇压下被破坏了。但是这一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农葬的斗争。札幌、小樽、函馆、新潟、青森、兵库、大阪和神奈川等地，散发了标语和传单等，或举行了追悼晚会；另外各地的工作现场还举行了追悼和抗议的小型集会。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三月十五日）、日本共产青年同盟机关报《无产青年》（三月十三日）、文化联盟的《无产阶级文化》（三月号）、《大众之友》（三月十日）和《劳动妇女》（三、四月合刊）、作家同盟的《文学新闻》（三月十五日）和《无产阶级文学》（四、五月合刊）以及其他民主团体的机关报都分别发行了追悼和抗议的特集。

国内外寄来了许多抗议信和吊词。中国的左翼作家联盟寄来了抗议信，另外由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等人发起了援救遗族的募捐。

文化联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出版了评论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决定每年的二月二十日为文化日，设置小林奖，并与作家同盟合作，着手编辑小林全集。另外从三月十八日到三十日，新筑地剧团作为追悼公演，在筑地小剧场上演《沼尻村》，编剧为大泽干夫（四幕），导演是冈仓士郎。

从战斗与革命的中国，鲁迅寄来了以下的吊辞：

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在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小林多喜二同志的死就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正在坚强地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12.htmindex.htm[14.htm](十四、回 忆.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