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到东京去，以及狱中生活

一九三〇年三月底，多喜二由小樽来到了东京。他暂时住在中野区上町斋藤次郎处，等待着田口来京。

他一直期待能再一次见到藏原惟人，但藏原已从前一年十二月转入半地下生活，因而未能见面。藏原在“纳普”所属各团体将于四月召开年度大会的前夕，用佐藤耕一的署名，在四月号《战旗》上发表了论文《纳普”艺术家的新任务》，根据“应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明确区分的共产主义观点”，提出要发展共产主义文艺，认为“要把我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前所面临的课题当作自己的文艺活动的课题。”

四月四日，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在筑地小剧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多喜二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词。大会的贺词和贺电是在中午三十分钟的休会之后宣读的。佐佐木孝丸担任大会主席，场内坐满了代表和旁听者。会议记录记载多喜二的发言如下：

“主席：现在请小樽《战旗》分局代表，我们优秀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先生致贺词。（鼓掌）

　　两天以后的四月六日，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在东京本乡三丁目的佛教会馆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了把文学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贯彻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学及机会主义的文学作斗争、建立创作活动中的无产阶级原则、把日常生活置于无产阶级的环境之中以及组织同人杂志联盟和工农通讯员等作为运动的方针。

田口泷子于四月十日前后来到了东京。多喜二在上町斋藤住处的附近租了房子，和田口一起生活。田口准备由五月一日起入代代木的整容学院。这是一个专门学习西式理发的学校。学习期间是普通科三个月，研究科一个月。

从四月二十日开始，东京市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进入大罢工。多喜二到市内各处去看了罢工情况。这是他到东京后所见到的第一次罢工。

二十一日，在吉祥寺的江口涣的家中举行了欢迎多喜二的集会。这是一次亲切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作家同盟的同志，共约四十人。

在多喜二从小樽迁居东京的一九三〇年，已经开始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前一年年底开始的世界危机波及到日本，同一九二七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

危机的牺牲都转嫁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失业人数大增，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竟达三百万人。据说“东海道五十三站”旧官道上，到处是走回故乡的农村去的失业人群。

这次危机和农业危机交错在一起，生丝的暴跌成为对农民的巨大打击，米价不断地暴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增大，使得农民更加贫困化。一九三一年又遭到了大歉收，尤其是东北和北海道地方遭受冻灾的地区，情况极其悲惨。

但另一方面，垄断资本通过这次严重的危机，把主要的产业组成了康采恩和托拉斯，越发加强其控制力量。这同时也意味着走上了经济军事化的道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工人为首的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激化起来。罢工事件打破了过去的最高纪录。佃农斗争也增多了，带来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朝鲜和台湾的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四·一六事件”以后，对革命运动施加的镇压日益加剧。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者，一九二九年为四九四二人，年增到六一九三一二四人。另一方面，颓废和享乐的风气开始在城市中泛滥。

共产党和“全协”遭到数次大搜捕，被迫深深地转入地下，陷入了极左的冒险主义，甚至号召武装暴动和整个产业举行总罢工等，一九三〇年的第十一届“五一”劳动节，在鹤见等地发生了少数以竹枪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冲进庆祝“五一”劳动节会场的事件。这个时期日本的革命运动孕育着危机。

“五一”劳动节以后不久，革命运动内部曾对这种暴动主义进行过批判。但由于潜入组织内部的特务破坏，共产党中央于七月遭受破坏，八月里“全协”又遭到大破坏，一时曾陷于覆灭的状态。

一九二九年二月，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作为改组后的“纳普”的一个加盟团体进行了整顿，成为推进合法的文化运动的中心势力，它一方面从当时革命运动的情况出发，承担了较重的政治任务，同时和“文战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思潮处于尖锐对立的境地。通过藏原惟人、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川口浩、小宫山明敏¹和胜本清一郎等人的理论活动以及小林多喜二、德永直、江口涣、中野重治、藤森成吉、壶井繁治、立野信之、桥本英吉²、佐多稻子和村山知义等人的创作，不仅确立了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在日本的文坛上也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开始出现了所谓转变作家和同路人作家。

当时在白桦派及所谓新现实主义的作家当中，已产生了停滞和分化的现象。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和菊池宽的转入通俗文学，说明了日本的文坛文学已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曲折的时期。从一九二四年前后开始，横光利一³、中川与一⁴和川端康成等人怀着反抗现有文坛的情绪，组成了新感觉派⁵集团。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村武罗夫⁶、久野丰彦⁷、龙胆寺雄⁸、冈田三郎⁹、浅原六朗¹⁰、加藤武雄¹¹等人结成“十三人俱乐部”。第二年四月，以他们为中心，组织了舟桥圣一¹²、小林秀雄¹³、今日出海¹⁴、堀辰雄¹⁵、井伏鳟二¹⁶等三十二名作家和评论家，成立了“新兴艺术派俱乐部”，在《新潮》编辑中村武罗夫的支持下，依据《近代生活》、《文学时代》等杂志，提倡现代主义，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立。

“纳普”的机关杂志《战旗》，自一九二九年四月起采取群众杂志的方向，五月增加了附录《少年战旗》，九月增辟了妇女栏，十月独立发行《少年战旗》。九月前后，以壶井繁治和山田清三郎等人为中心创设了战旗社，作为“纳普”的出版部，除了发行《战旗》杂志以外，还着手出版《日本无产阶级诗集》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丛书。《战旗》在 一九二九年发行的十二期当中就有六期被禁止发售。尽管遭到这样的压迫，由于在全国各年地建立了独立的分局散发网，所以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发行部数竟达二万二千部，受到工农群众的极大的支持，工农读者的比率占百分之六十六。分局散发网的任务是保护杂志不被禁止发售和没收，这一工作主要由宫木喜久雄¹⁷等人担任。

一九三〇年以后，统治阶级进一步加强了对《战旗》的压迫，每一期都遭到禁止发售。

战旗社为保卫《战旗》，号召开展募捐三千圆基金的运动，进而计划在东京及关西地方举办保卫《战旗》讲演会，派遣了江口涣、小林多喜二、中野重治、片冈铁兵、贵司山治¹⁸及大宅壮一等人到关西地方去。

五月十七日，由京都战旗分局和“纳普”地区协议会在京都三条的青年会馆主办了第一次讲演会。按照预定的时间于六点钟开会时，会场已挤满了八百名听众。官方的镇压非常严厉，十二名讲演人当中有九人中途被禁止讲演。

十八日，小林多喜二等一行人参拜了宇治的山本宣治¹⁹的坟墓；当天的傍晚参加了在大阪内本町实业会馆举行的讲演会。某一通讯员在《战旗》上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说：

“小林多喜二君揭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本质和大山派的叛变行为，淋漓痛快。中野君的讲演也很好。单口相声《堕落干部日记的研究》极有风趣地暴露了他们的本质。大会盛况空前，七点半以前，听众早已拥塞在场外，因场内早已满员，迟到的人们被拒绝入内。”

　　在大阪演讲之后，他们又在二十日转赴三重的山田市参加有乐座举行的讲演会。二十一日出席了松坂市公会堂的讲演会。这时江口涣和中野重治要回东京，多喜二与他们分别后，和贵司山治等人在二十二日返回到大阪。当天片冈铁兵突然被捕，第二天——二十三日，多喜二也被捕，被拘禁于大阪岛之内警察署。

在东京方面，有乐町一丁目石川大厦的战旗社在五月二十日遭到彻底的抄查。据壶井繁治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抄查是在警视厅的指挥下，以前所未有的极其周密的部署进行的。不仅是当天到办事处来上班的编辑局和事务局的全体成员，连在这里出入的其他有关团体的人们，甚至连广告代办社的店员和印刷厂的学徒，也为暗中埋伏的日比谷警察署警察不分皂白地全部加以逮捕，被捕者恐怕要达一百人以上。”同一天被捕的还有村山知义和美术家同盟的永田一修；二十三日从关西旅行讲演回东京的中野重治，也在田端车站被埋伏那儿的特高警察所逮捕。这就是逮捕给共产党提供活动经费的学者和作家的所谓“五月二十日事件”的开始。

被拘禁在大阪岛之内警察署的多喜二，“在署内受到了严刑拷打。警察用竹刀殴打我，使柔道把我摔倒，一连好几天掉头发。还使用了什么科学的审讯法，一审就折腾上三十分钟之久。最后送往检察局。”（多喜二六月九日给斋藤次郎的信²⁰）六月七日，被拘禁了十六日才释放出来。多喜二对待审讯，始终是顽强地抱着否认一切的态度。

释放后四五天，他回到了东京，暂时寄居在杉并区成宗的立野信之家里。田口泷子在他赴关西旅行讲演的时候，住进了代代木整容学院的宿舍。

以后不久，他和立野信之于六月二十四日早晨在成宗的立野家里，再度被警视厅的特高警察中川成夫等逮捕。多喜二当天由杉并警察署转移到巢鸭警察署，在巢鸭署拘禁了二十九天之后，又转移到坂本警察署。最后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起诉。八月二十一日关进丰多摩监狱。在坂本警察署他和中野重治同住一个监房。

在这期间，因《蟹工船》问题，他和《战旗》的名义发行人山田清三郎被补充起诉，说是犯了对天皇“不敬罪”。

东京区裁判所检察局在七月十九日的起诉书中，列举了下述的起诉理由：

“第一、被告人清三郎于麹町区三番町二十八番地开设事务所，在战旗社营业的名义下，经营出版业，并以该社作为发行所，亲自担任发行人兼编辑和印刷者，根据新闻法，发行月刊杂志《战旗》。 ²¹²²²³

　　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因和共产党有经济关系而被捕的文化方面人士共三十六人。学者当中的平野义太郎²⁴、山田盛太郎²⁵、小林良正²⁶、三木清²⁷、井汲卓一²⁸及大河内信威等人被起诉，“纳普”的中野重治、片冈铁兵、村山知义、永田一修、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等人，稍后有壶井繁治及山田清三郎等十二人被起诉。藏原惟人已经转入地下生活，这次未遭逮捕。他和绀野与次郎等人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国际红色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于六月三十日秘密离开日本赴苏联。藏原的主要任务是住在苏联，留在国际红色工会工作。

国际红色工会代表大会于八月十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监禁多喜二的丰多摩刑务所的单身监房是在“南房”的二楼。这是一座T字形的红砖建筑物。

在监狱里，代替多喜二的姓名的番号是“六十三号”。

镶有铁格子的又高又小的窗户上，安着一个可以旋转的毛玻璃窗。窗子很高，起脚尖也够不着。从玻璃窗和厚厚的红砖墙的缝隙间，可以看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狭小的天空。

房子里是木板地，有二铺席宽，铺着一张没有镶布边的席子。

房子里的用品有以下这些：“笤帚。撢子。硬纸板做的簸箕。痰盂。抹布。有盖饭碗二只。碟子一只。饭桶一个。筷子一副。——这些东西都装在食器匣里。再有擦桌子布一块，茶壶、茶杯各一。黑漆马桶。洗脸盆。清水桶。脏水桶。水舀子一个。没镶布边儿的草席子一张。玩艺儿似的小蛟帐一个。”（《单身监房》）²⁹

离监房不远有一座钟楼。这里可以听到石匠凿石头的低沉的回音；有时还可以听到由中野电讯队传来的机关枪的枪声，但传到这里，已变成好像打网球似的微弱而柔和的回声。

他在出狱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单身监房》中，这样地描写他未判决前的一天的生活：

“我们早晨六点半起床。不过春夏秋冬这个时间稍有变更。起床后马上收拾铺盖，叠毡子，刷牙洗脸。‘查监’的人在这时候就过来了。他们是三个人组成一队，走在前头的狱卒锵啷锵啷地打开门，跟在后面的部长就把头伸到单身监房里，一面对证着检查簿，一面喊着：

³⁰

　　和外界的通信，要根据内容决定许可还是不许可。但送去检阅，一来一回就得四十多天，非常不便。斋藤次郎亲切地照顾他，他在狱外的一切事情都委托了斋藤。村山筹子³¹、中野铃子³²和原泉子³³等人负责给他向狱中送东西。

八月二日是多喜二的父亲去世七周年，他原来打算回小樽一次，并且通知了他的母亲，但他母亲并不知道他已经被捕入狱，还买了一个大西瓜，望眼欲穿地等了他好几天。

九月下旬，弟弟三吾由小樽来到东京，把母亲让他带来的一床厚被子给多喜二送进监狱。多喜二拜托原泉子和关鉴子³⁴，希望她们给弟弟三吾找一个适当的教师学习小提琴。不久之后，三吾经关鉴子介绍，开始跟桥本国彦³⁵学习。

田口泷子在九月底从整容学院毕业，但她所依靠的多喜二突然被捕，情况不明，使得她手足无措。多喜二从狱中寄来的书信，她也不知道是回复好还是不回复好。

多喜二曾经委托斋藤次郎，让田口有事和斋藤商量。

田口第一次来看他是在十月中旬以后，已经是深秋的时候。他在十月三十一日给田口的信中，写到会见那天的情况：

“你来看我，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而且看到你气色很好，更使我喜欢不尽。我想到这是一副充分吸收到阳光的幸福的脸庞。而我们这里的人虽然都希望能像向日葵那样追随着阳光转动我们的面孔，可是办不到，结果就像小泷所说的那样，脸色变得‘苍白’了。能看到在这明朗、清澈的秋天的阳光下走来的人，这对我来说，是无比的愉快和幸福。…… ³⁶

　　田口从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里当助手，每月有三圆的津贴。多喜二原来打算先开一个小店，逐渐地打好基础。可是，现在是一无办法，他身在狱中，还不得不经常考虑到小樽的母亲和妹妹以及来到东京的弟弟的生活。

一九二八年秋，多喜二曾经把《到东俱知安去》一稿投寄给文艺春秋社的《创作月刊》，但是一直没有下落。这时，由斋藤次郎将该稿从草稿本上誊写下来，经作家同盟的江口涣和西泽隆二等人的介绍，发表在十二月号的《改造》上。改造社还预定出版短篇小说集《到东俱知安去》的单行本，作为新锐文学丛书之一；另外改造社出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的《无产阶级文学集》中，还决定收入他的《蟹工船》和《在外地主》。这样一来，他的经济困难才算暂时有了解决的希望。

他还经常地劝导田口，说她已经掌握了技术，生活就有了依靠，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焦急，与其在东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不如回到小樽若竹町他母亲那儿，暂时和母亲一起生活。

多喜二的母亲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不会读书写字。但多喜二入狱以后不久，她开始专心地学习起字母，不时还用铅笔在习字纸上写信寄给多喜二。

也许是由于和外界隔绝的缘故，每当他见到时常来探监的斋藤和弟弟等人，那以后两三天内，总是感到精神亢奋，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

从十月中旬起，他每天早晨提前三十分钟起床，用冷水摩擦全身，光着身子打扫房间，然后做体操。甚至到了水桶里结上一层薄冰的冬天，他每天早晨还是坚持这样做。

送进监狱里来的书籍，在内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里他头一次读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

“我在这里知道了一些新的作家，如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现在正在读巴尔扎克。这对我来说，简直等于在自己的面前横列着复杂的高次方程式，使我感到必须要一个一个地、真正脚踏实地地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十月十二日给村山筹子的信）³⁷

³⁸

　　他还给当时住在奈良的志贺直哉写了下面的信。他要不是五月下旬在大阪被捕的话，原来预定要去奈良拜访从未见过面的志贺直哉的。

“我以前写过五、六篇作品。我想您大概都没有看过。这些作品，当时我虽然都是全力以赴地写成的，但我认为它们还只是一些粗糙的、陈旧的、浅薄的作品。来到这里，有了许多独自思考的时间，我越发清楚地感到了这点。而且 ，我忽然发觉自己也许是有一只脚跨上了半职业作家的惰性。这是可怕的事情。我现在甚至觉得这次事件是偶然地给我及时打住的机会。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高兴的。”（十二月十三日）³⁹

　　十二月一日，在北海道，主要针对“全协”的组织进行了大逮捕。小樽的伊藤信二、寺田行雄及因藤庄助等八人被起诉。曾因“四·一六事件”而被捕、保释出狱的岛田正策又被逮捕。他们都是多喜二的亲密朋友，曾经共同组织过研究会，在一起工作过。

田口泷子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继父突然去世的消息而回到小樽。田口的母亲改嫁后，又有了三个幼小的孩子。妹妹美津子在小樽的中央饭店工作。由于继父去世，母亲和四个幼小弟妹的生活担子一下子落到田口肩上。

丰多摩刑务所单身监房的厚实的墙壁，是用粗劣的混凝土造成的。在寒冷的夜晚，墙壁常常突然发生噼噼啪啪的声音而裂开了缝隙。这是因为含有湿气的混凝土在晴天的夜晚容易冻裂。这种声音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纳普”因它的领导人在五月二十日事件中被捕，一时受到很大的打击。镇压“纳普”的消息传到海外，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⁴⁰书记局、迈克尔·高尔德⁴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的鲁德威希·雷恩⁴²、中国的萧三以及英国的哈洛尔德·海洛斯洛普⁴³等人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抗议的函电。

一九三〇年九月，战旗社从“纳普”中独立出来。《战旗》在“纳普”的五个加盟团体以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产业劳动调查所和农民斗争社等单位的支持下，作为群众性的杂志发行。同月“纳普”协议会创办机关刊物《纳普》。但统治阶级对出版的镇压更加厉害了。《战旗》在这一年最高发行部数为二万六千册，可是除四月号之外，其他各号都遭到了禁止发售的阻挠。

但是，一九二八年十月，以“纳普”的人们为中心，创立了国际文化研究所，接着又广泛地团结进步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以一九二九年十月创立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机关刊物《无产阶级科学》）为中心，于一九三〇年七月成立无产阶级世界语协会，八月成立新兴教育研究所（机关刊物《新兴教育》），日本的文艺运动逐渐开始发展成为包括科学部门在内的文化运动。

东京左翼剧场于十月四日至十六日在市村座举行第十七次公演，上演了多喜二的《在外地主》（四幕十一场）。编剧是小野宫吉⁴⁴和藤田满雄⁴⁵，导演是佐佐木孝丸。佐佐木孝丸、原泉子、中村荣二⁴⁶及藤田满雄都参加了演出。

左翼剧场是剧场同盟的主要剧团。在这一年，它通过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二月）、村山知义的《全线》（《暴力团记》的改编，五月）等剧的公演，在戏剧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受到了审查制度的严重迫害。《在外地主》上演时，禁止剧中有喊声、歌声和群众行动；审查剧本时删节去一百二十二个地方，达三千五百六十四字；彩排以后，又删去四个地方，六十八字；甚至在首场演出之后，还强制删去十八个地方，共六百十六字。

这一年的六月，十六国代表于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工人戏剧同盟第一届国际会议（成立大会）。当时在柏林的千田是也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同年十一月，来自二十二个国家的约五十名作家、评论家齐集于哈尔科夫，召开了国际革命文学局第二届扩大会议。当时在柏林的藤森成吉及胜本清一郎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第二届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另外还讨论了农民文学与民族文学的问题，将文学运动的基础置于工人之中的问题，以及工农通讯员、培养新干部和同路人作家等问题。并通过了四项国际性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白色恐怖及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拥护苏联，与社会法西斯作斗争。另外还召开了苏联、德、英及法各国的文学委员会，同时也召开了日本文学委员会，根据关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决议。由于欧洲各国过去不太了解日本的文学运动，所以这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注意。日本的文学运动和德国的文学运动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日本文学委员会在其决议中，对《工厂支部》作了下述的评价：

“小林多喜二的中篇小说《工厂支部》的内容描写了这样的整个经过：处于困难状况中的日本共产党正在开展地下工是在这一作；被称为‘优秀工厂’的某制罐工厂工作中被视为最困难的对象；在该工厂实行产业合理化的过程中，党巧妙地抓住了机会，终于扎下了地下工厂支部的根子，不久就动员了全厂的从业人员，建立了公开的工厂代表会议及其他组织。这部作品可以说完全是在革命的意图和正确的阶级观点的指导下写作的。”

　　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一九二七年以来为联系世界革命作家团体而设立的革命文学国际局 （机关杂志《外国文学通报》），发展为国际革命作家同盟，并决定将机关报《世界革命文学》（后改称《国际文学》）用英、俄、法、德四国语言发行，文学运动的国际联系与团结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一年，德国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计划要介绍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着手翻译《没有太阳的街》、《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蟹工船》等作品。

另外，宫本百合子在写完长篇小说《伸子》之后，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起，就和汤浅芳子⁴⁷一起居留苏联。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宫本百合子（当时姓中条）回到日本。回国后不久，即于十二月中旬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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