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一九四七年春，山西。

连绵的土山，风刮着，把绵密的灰吹进每一道密密绗着的衣缝。清明已过，仍不见一点绿意。

兴县，破败的小镇。作为晋绥根据地的首府，唯一的标识是间或从这个或那个窑洞式平房的窗口探出的小旗。战斗正在几百里以外的河西进行，这里的黄昏是宁静的。

蔡家窑，晋绥行政公署公安总局驻地。

一个手提砍刀的干部模样的青年人走进一孔小窑，拖出一个同为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的山嵎，手起刀落……殷红的血沉甸甸地洒落到乾硬的黄土地上。

死者：王实味。罪名：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没有终审判决和裁定，没有上诉与驳回，执行的依据是一份批准了的报告。终其四十一岁的一生，王实味所做的顶出名的、也是最早为他带来厄运的一件事，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最高层的会议上还提到的，是他那篇共有四节、分两次发表在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

野百合花实味 前记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六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二、碰《碰壁》

这篇杂文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文艺》副刊第一○二期。届时〈三八节有感〉刚刚发表，丁玲已不再主编《文艺》副刊，但这篇稿子的这一部分，还是经她的手发的。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大战不仅心理，而且地理地滚向全世界。

华北战场上日军空前规模的扫荡和根据地军民无比顽强的抵抗。第二次反共高潮硝烟未灭，第三次已在酝酿之中。正面战场大片国土沦丧。「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追求救国救民之途的青年，冲破一道道封锁，已经和正在奔向延安——这贫瘠的黄土高原，在他们炽热的理想中已幻化为无剥削、无压迫、平等、自由、民主的圣地。就算说得实一点，近一点，也是抗战的中坚、民族的希望……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

那时，康生随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已有五年。王明对掌权的国民党投降退让的政治路线已在三年前被严酷的战争所揭示的真理击垮，但他们直接从斯大林本人那里趸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模式，再加上一提「托」就如靠近六十万伏高压电网般地从心理到生理的极度紧张，却有如一片阴云，正从天边游来，慢慢飘向聚集在延安和分散在各个抗日前线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人的头顶。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九三○年在中央苏区，将成批的「学生子」绑起来杀掉的那桩公桉至今听起来还令人毛骨悚然，而且罪名也是俄式的：Anti-Bolshevik（AB团）。如果说，那时的这类举措还带着几分幼稚、盲目，几分自以为是以及原始的残忍与漫不经心的话，到了此时的延安，则因为祭起了金光闪闪的「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再加上动辄抬出财大气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颐指气使更陡增百倍。更何况，清洗者所表现出来的无须理喻与无上权威，以及要求被清洗者所显示的驯顺与臣服，与传统的中国国民性又是如此之契合……这些「佛光」在我们头顶上罩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无人可以逃脱。破的方子据说是有的，那就是无辜者、殉道者，再加上民主斗士的鲜血。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

三月十八日，整风检查动员工作大会在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当年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召开了。

这所研究院是一年前由马列学院改组而成。只要看看将「学院」改为「研究院」，如果除去奔赴延安的人员素质的变化，就可知毛泽东此时对马列主义的态度，特别在王明「挟天子以令诸侯」般地宣示过一阵之后，已经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更加看重对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现状的研究了。

能进中央研究院的已属延安学术精英。院长洛甫（张闻天），副院长范文澜。罗迈（李维汉）那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洛甫不在时候由他代为「照顾一下」。秘书长是徐健生，党委书记是如今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言。本文的男主人公王实味那时已从洛甫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分配到欧阳山的文艺研究室，定为特别研究员（略低一筹的是研究员，之下还有研究生，比如叶群当时就属于这一档次，并于整风开始之后临时调研究院党委任组织秘书）。特别研究员的穿着与毛泽东一样，青色国统区细布。他们每月有法制四块半津贴。毛泽东可以拿到五块，原财政部长、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本人是四块。

三月十八日，动员大会开始。那时洛甫正带着一个调查团在乡下，所以动员报告是由四十九岁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作的。范文澜二十年代就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因为组织破坏而关係中断。他一九三九年重新入党，而后奔赴延安，正受託在编那本到了六十年代几乎学人人手一册的《中国通史简编》。

那时，《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早已作过，《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刚刚讲完。对于即将开始的整风，整谁、整什么、怎样整、整成怎样，用现在的眼光看，恐怕是「仁者见仁，见者见智」。

毛泽东显然属意于一场继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领导权、六届六中全会获得了政治领导权之后对以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清算。虽然在三年之后的「七大」期间，他反覆强调「党要思想统一」，指斥「王实味在延安挂帅，我们打了败仗」，但在一九四二年的二三月间，显然并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以青委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西北局的《西北风》、三边的《驼铃》、关中的《新马兰》再加上别的各种形式，包括直接给他本人写信，大叫大嚷地跳出来，「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

康生，按照已经披露的材料看，应该说是一个有权势欲却没有什么信仰的人。作为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副手和这位领袖一步步失势的目睹人，他能在数月间顺理成章地将「王明万岁」、拥护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扭成「打倒王明」、「打倒他的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已属不易；而在三年间，竟能在组织上把与王明的攀附纠葛甩得乾乾淨淨，成为中央社会部长兼情报部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以及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外加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从而成了执掌延安万名干部命运之神，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有人将其归结为他的「乡亲」江青的一援手，但也只是推测而已。中国人常常落入野史的思维定势，虽然不无道理，但也为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但康生似乎有个天生的癖好，即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从我们下文将要披露的一个《讲话》里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手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不过是牛刀小试，真正真刀实枪地演练起来，还是在二十五年之后。

曾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不但决心改正并且正在努力表现着的罗迈，虽然对王实味的激烈与固执未完全料到，应该说对整风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大致的路子心里还是有数的。而且，应该说，他当时的估计不但与三年之后，以及二、三十年之后的「历史结论」几乎完全一致，更由王明此后的一蹶不振、及丁玲们此后的脱胎换骨作了生动的注脚。这场运动本不要王实味们干什么：他们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发动力，他们所扮演的，不过是该听报告的时候听报告，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写一份心得或者总结的时候就写一份交上去，如此而已。罗迈也正是按照这一不必言明的「精神」，在会前就已经跟研究院领导层通过气，决定成立以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整检工作委员会，再办一份壁报加以配合——这套「运动经」，恐怕每位四十五岁以上包括四十五岁以下的读者，对它已经像对自己的手和脚一样熟悉，不但没有在伦理、人权及领导等领域对它的正确性有过丝毫的怀疑，还练就了一套用下盲棋、结毛线、打瞌睡等「以不变应万变」的对付运动的真功夫。然而一九四二年的延安青年以至中年——王实味那年三十六岁——还没有受过中国人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一场场「化进灵魂里，熔于血液中」的政治运动训练，对范文澜按罗迈的意思所作的佈置，竟噼头盖脸地反对起来。

言词最为激烈的，据许多人后来回忆，确属王实味。他的意见其实一般得很，不过主张检委会应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别说各室主任，就是院长，能不能进委员会也要由群众投票决定。他还提到壁报可以匿名或用假名，以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

范文澜看不出这提议有什么错，但罗迈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陈述如下六条：（1）重要意义；（2）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3）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与个人思想两方面；（4）要有自我解剖精神；（5）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是当然委员；（6）赞成出牆报，但必须有组织，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这六条，特别是最后两条，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会场上乱作一团，吵得罗迈头痛，提前退场了。最后范文澜主持表决：先表决委员会产生办法，结果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通过王实味提桉。但这不过是意气的胜利。选举的结果与原方桉差不多，院、室领导中只有二人未当选，而其中的一位，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1]，后来照样做了由罗迈召集的、实际上领导着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四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这当然是后话。在当时，王实味等人是十分激动且高兴的，高呼「民主」的胜利。

接着，三月二十三日，王实味登上他短促一生的峰巅。这一天，《野百合花》第二部分见报，发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一○六期——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三月十七日

也在这同一天，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亲自写发刊词，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则一人在创刊号上独发两篇，矛头直指他的顶头上司——研究院领导人罗迈：《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没有匿名。

在创刊号上，文章之外还有漫画，借用「脱裤子，割尾巴」的流行说法，不点名地画了代院长照顾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那条有四、五个人护着的大尾巴和张如心自称「经批准」了从而得意地翘着的小尾巴。

在接着的第二期、第三期，罗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还就态度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有人反驳王实味，王实味也作了回击（《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总的趋势，用李言的话说：「一些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讲话的同志，则受到讽刺压抑。一时歪风盛行，轰动了整个延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壁报就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那两间权充接待室与活动室的平房里。虽然也有总编辑（陈道），但基本上是谁写谁跑去贴。反响如何呢？用罗迈的话讲：「《矢与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

王实味一时间成了延安的明星。

他是什么人，又是怎么到延安来的呢？

[1] 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张如心，在这场整风运动中表现突出。沉漪在《怀念张如心同志》（收入《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文中的下面两段话颇能託出张如心当时和后来的耐人寻味的形象：

一九二六年，北京。

北京大学文学院有一个支部，属于中共北京地下党市委系统。没有专职干部，一切工作都由学生兼。支部书记姓段，名纯，湖南人（此人一年后脱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做了县长之类的官）。支部干事里有一个颇受敬爱的老大哥，名陈清晨，他是河南人，是王实味的同乡和入党介绍人，后来成了托派，被开除出党。他曾用陈仲山的名字给鲁迅写过信，并且收到那封有名的公开回答(《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他后来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中。

与王实味同在一九二五年入文科预科，且编在同一个小班的，还有张光人（即胡风），他那时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另一名是中国托派《十月》社的王凡西，如今还常有文章发在海外的刊物上。

一九二六年秋，又有两名女学生参加到支部活动中。她们都是湖南人，是两个对王实味生命影响最大的女性。一是李芬烈士，我们在《野百合花》中已经看到。她是他初恋并且热恋终生的心灵上的爱人；还有一个是他髮妻刘莹，她与他共度人生的艰难岁月，为他生儿育女，并且如今正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为丈夫几乎毫无希望的平反昭雪而奔波。沉着、刚毅的李芬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就入党了。殷实家庭出身的刘莹温柔嫺静，是李芬形影不离的密友，考入北京大学以后由李芬介绍入党。

那时「三·一八」刚过去半年，而「四·一二」半年后即将发生，地下党的工作严酷紧张。

王实味那年二十岁，他爱上了李芬，并且像所有年轻的恋人一样，开始写情书，请求会面。李芬对王实味评价不错，觉得他笔头有功夫，为人诚实，工作努力。当然对他好讽刺挖苦人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她接到信之后很为难。这倒不是因为当时流行于北京革命青年当中的清教徒式的风气，她有她的难言之隐。

李芬告诉刘莹，在家乡的时候，父亲因为怕女儿遭流寇的抢劫姦淫，还只十八岁就把她嫁给表兄。二人伉俪之情甚笃，年轻的丈夫坚持要家里继续供她读书。一次暑假返家，李芬怀孕坐了一顶小轿，丈夫在轿下随行。因为兵荒马乱，走得太急，这少年书生中暑，到家不久即离世。悲痛欲绝的李芬即将临盆，但在公婆面前，非但得不到一丝安慰，反被当作剋夫星而遭白眼。她的父亲只好将她接回。李芬告诉刘莹，经过这样一段遭际，她已不敢奢望情感生活。她立志终生不再结婚，将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贡献给革命。正因为如此，她觉得与男同志相处须十分谨慎，所以没有给王实味回过信。但这堕入情网的才子显然粗率又急躁，情恳词切的一封封逼来。无奈，李芬约刘莹与她一道去见段纯。他是支部书记，还是李芬的同乡，她想请他将自己的身世与隐衷婉言转告王实味，将此情了结。

见到段纯话还没说完，这支部书记即吩咐身边一个人：「去把王实味叫来！」李、刘二人怕局面尴尬，赶快走掉了。据后来别人告诉她们，王实味一到，段纯噼头命他以后「不要再纠缠了」。王不服，两人争吵起来。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李大钊已遭逮捕但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段纯决定在湖南会馆召集一次北京西城部委与北大支部的联席会议，解决王实味事件。参加那次会的有十多人，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

据王凡西一九八五年回忆：段纯在会上「强调王实味之所以入党，只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来参加革命的。又说在此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在此党的领导人遭遇大难，斗争万分紧张与异常困难之际，身为党员的王实味非但不化悲痛为力量，以行动答覆镇压，却拚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纵然不开除党籍，也该留党察看。其他到会的人都发了言。大家都批评王实味，其中尤其以陈清晨的批评最为厉害。他完全以大哥的身份来责备这位『小弟弟』，说他不该如此胡闹。但是谁都不支持段书记的『卑鄙动机论』，没有一个人主张把王实味开除或给以严重警告。我的发言大意是这样的：男同志跟女同志谈恋爱，不能算是错误；但当一方不愿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断追求，那就不好了。现在只要王实味答应不再写信，事情就算完结。我不主张把主要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平面来考虑。段书记颇不以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看法为然，但他居于一人的少数，只好服从多数意见。结果给了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几乎和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延安开大会斗他的时候一样，「列席会议的王实味（记得李芬没有来）始终不曾说一句话，静听大家对他的批评，等到批评作出了结论，他表示接受，『桉子』便告结束」。王凡西又回忆说，「当晚王实味跑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情绪非常激动。他说他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会再给她写信。同时非常愤怒，极端不满段书记的见解与作风。他认为段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官僚的。」（《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很难说王实味善于还是不善于克制自己。他确实从此与李芬别过，但他不能不再找到段纯，向他大吼出自己的见解。段纯恼怒已极，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接受党的批评，威胁他若是再闹就把他开除。王实味反唇相讥：「你是支部书记，你有这个权！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利用职权把我开除出组织，就能开除掉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想。」

想来那时王实味一定是单独找段纯去吵的。没有人在中间缓和一下，他就这样离开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二十一岁。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生活十分清苦。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本名督翰，一九三○年开始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等名。

他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他的英文底子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年之后，该校停办，他为了升学，曾经到邮局工作一年。后来发表的小说《休息》，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心情与遭际。

他积了小小的一笔钱，考入北京大学。然而只读了两年，就再也维持不去了。他回到家乡，东碰西撞数次，好不容易託父亲的学生介绍到南京国民党党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如果王实味从那个时候起就改改他的脾气甚至改变他的信念，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正讲的这个故事了。儘管受着饔飧不继的威胁，他还是一次次一言不合，即砸掉自己的饭碗。在这期间，他开始发表小说，并且与旧时北大同学曹孟君、张天翼有着密切的往来。一九二八年春，他曾在曹孟君家中住过一段。就在这时，他与刘莹再度相见。

因为缺干部，刘莹未毕业就派往北京团北方局工作，任文书。不久北京市机关遭到破坏，为营救战友，刘莹跑回家向老父亲讨要祖父留给她的一千元学费。钱未拿到。组织上指示她赴上海重接关係。

那时他们都刚刚得知李芬的牺牲。王实味恨得切齿捶胸，只想立即找到党组织，为烈士报仇。刘莹那时尚未接上关係，不能贸然介绍。然而，就在她日后已经与王实味结婚，并且正式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再发展自己的丈夫入党——她不是对他的忠诚有所怀疑，只觉得他觉悟太低：心急如焚的王实味告诉她，入党之前，一定得先挣一笔稿费给父亲养老。然后再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他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刘莹认为将赡养父亲摆在革命工作之前这种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

他们于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结婚，住在菜市路的一间亭子间。当时徐志摩正为中华书局编辑一部《新文化丛书》，共收入十四本创作与十七本译着。据现在能查到的，共有王实味一本小说《休息》与五本翻译即：〔德〕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美〕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高尔斯华绥的《资产家》、〔英〕哈代的《还乡记》。与此同进，他还为商务译过一本〔法〕都德的《萨芙》。对于这几种书，曾在北大读过文科的刘莹，如今竟一本都记不起来了，足见他们夫妻当年一个埋头伏桉，一个苦苦操持的窘状。这情形，王实味径直向读者招认：「为了要想法子弄饭吃，开始译这本书。所根据的是Modern Library去年所出的英译本。像许多译书的人一样，我所会的外国文也是只有英文一独门，但为了要吃饭，却又不能不译书——因为此外找不出吃饭的法子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他那一触即发的坏脾气不变，而且总是发向那富贵的、有权势的、掌握着他命运的人。王凡西在一九八五年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王实味与徐志摩的交往的描写：「……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什么，徐竟爽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回却早了一点。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等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得家来。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还乡记》。」（《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但他穷得连买原着的钱都没有，哈代那本书，还是王凡西想办法为他买的。一九三二年春，王凡西作为政治犯囚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一天下午，狱吏把一包食物和两本书交给我，说是有人来探监，没有允许接见，留下了这些东西给我。两本书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给王实味购买的《还乡记》，另一本是法国福楼拜的名着《萨兰波》。从书，我猜出了前来探监的人。他那时已将书翻译完毕，特意送来给老朋友在狱中消愁解闷。」（《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从这段文字看，探监那时，正是他们夫妻按照报上的广告到东北去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并得到几笔稿费之后。王实味终于凑出了小小的一笔钱。他回到潢川，对老父说，「拿这笔钱做点小生意吧，以后不要靠我寄钱了，也不要挂念我，我革命去了。」然后兴冲冲回到上海。

他一直认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左联」。「一·二八」之后的淞沪协定，把他气得日夜不宁，不停地对刘莹说：「快参加『左联』，非揭揭他们不可！」顾顺章的叛变他是从报上看到的，立刻动手写文章大骂叛徒，想想无处发表，恨恨地一次次讲：「不行，赶快参加组织报仇！」但从已经得到的材料分析，他那时候只遇上两名「共产党员」，两个人都明白告诉他自己已经参加左派反对派，并且被党中央除名。而已经接上关係的刘莹，这时被不时命令去参加的「飞行集会」吓坏了。她并不怕死。对死，早在一九二六年入党的时候就有了思想准备。她怕灵魂玷污——她亲眼见到三名女同学，熊宗瑛、刘敏和刘中一，无一倖免地在飞行集会时被捕，继而遭姦污，终于当了警官或特务的小老婆。她以为党是可以暂时离开一下的，待斗争策略改变之后再回来。谁知一离就是半个世纪，刘莹从此再也没能进入共产党的大门。但刘莹毕竟知道一些党内的严厉告诫：与「托派」们是绝对不可以往来的。在她一再劝告下，王实味作了最后的抉择：他们搬了家，割断了一切旧有的联繫。按王实味的打算，再译一部书，把生活稳定一下，就去找「左联」。王凡西不知道的是，王实味那次去探监，其实也有最后道别的意思。可是在他准备接中华书局下一部书稿的时候，偶然看到前一部上有改动过的痕迹，他勃然大怒，与编辑争吵起来，一直吵到把这部译稿计划吹掉。他负气回家，没过两天，大口大口吐起血来。

他们再度陷入困顿之中。不要说全力革命，失掉了健康的王实味，已经连妻儿都养活不起。岳父接走了刘莹母子，王实味先是在杭州养病，一年以后，回河南重操教师旧业。

一九三六年春节，作为一直不讨岳父欢喜的女婿，王实味第一次回长沙省亲。见到带着一岁与四岁两个幼儿的刘莹，噼头的话就是：「现在抗日，要出来工作。」他成了妻子幼弟的当然的崇拜对象。他给他们讲抗战的道理，教他们唱《国际歌》，还厉声告诫：「谁也不许参加三青团，否则我不认你们作弟弟。」（三民主义青年团组建于1938年3月29日，王实味1936年在长沙时似不应出此语。这段话或许是他在家信中提及而为刘莹所误记。——笔者）

西安事变促使他最后下定北上的决心。他与刘莹商量：「不如直接到延安参加革命，我们一起去！」他作好安排，在开封等刘莹。但刘莹受父亲之委派，到武汉去接生了精神病的姐姐，迟了两个月。王实味老大不高兴：「你看看，为了自己的姐姐，就丢了重要的抗日工作，怎么这样？！」不巧刘莹又怀了孕。他们在开封找医生，胎儿竟几次三番打不下来。刘莹决定回长沙去打胎。王实味等不及，带了六名女学生先走了。他们约好在延安见，那时是一九三七年十月。

开头的几个月夫妻书信来往频繁。王实味那时在鲁艺教书，党籍刚刚恢复，看来还没有如《野百合花》中所描述的那种感受。他的信几乎全是报道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场面，可惜这些信因为怕被特务搜去，刘莹一封都没有保留。

不久，武汉沦陷，长沙沦陷。刘莹拖着儿女逃到湘西，与转信人断了联繫。转信人拆开了王实味的最后一封信：「挂念你们，怎么不见回信？」她将这信重新封好退回延安。从王实味那方面看，一定觉得妻子儿女已经在战乱中丧生。他没有再给刘莹信。现在所能查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潢川的老父亲的。一反平日风格，措词十分凄婉：「我现在犯了错误，一定认真改正，请家人放心。」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冬，没有回信地址，落款之后是「请《解放日报》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