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参考资料

作者是哲学博士，现为波恩弗里德里希·文伯特基金会研究所研究人员，发表过《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著作。——译者注 ↩︎

参看理查·费舍1895年2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载于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L 1848。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L 1852。 ↩︎

指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这个法案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案被帝国国会否决。——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6页。 ↩︎

参看梁赞诺夫：《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载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5年第1卷第160—165页。 ↩︎

阿道夫·布劳恩1908年10月5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载于《考茨基遗著》，编号D VI 292。 ↩︎

此外，布劳恩在这里谈到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转载了遭到歪曲的恩格斯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参看恩格斯1895年4月1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以及1895年4月3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32、436页），因为费舍并没有作一点修改，相反，他根本没有参与李卜克内西的行动（参看费舍1895年4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说:“至于《前进报》上的讨论，我们现在仍在进行。你现在还对‘V’[德文“Vorstand”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意即“执行委员会”。——译者注]感到惊讶——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我只有在它达到它的使命的顶点时，才会感到惊讶。但是，只要总编辑部存在，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L 1857。 ↩︎

参看克利斯提安·格内乌斯：《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57年杜宾根版第2辑第202页。 ↩︎

爱德华·伯恩施坦：《回忆理查·费舍》，载于《社会主义月刊》1926年第32年卷第63卷第676、677页。 ↩︎

参看古斯塔夫·迈耶尔：《恩格斯传》1934年海牙版第2卷第567页。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66—767页注508。 ↩︎

维尔纳·布卢门贝格编辑的《弗·恩格斯和奥·倍倍尔通信集》1965年格拉芬哈格版第795—797页。 ↩︎

维尔纳·布卢门贝格编辑的《弗·恩格斯和奥·倍倍尔通信集》1965年格拉芬哈格版序言第XL页和注57。此外，从下面可以看出，我不同意布卢门贝格的解释，他认为恩格斯同倍倍尔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之间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66—768页；另见《德国工人运动史》1966年（东）柏林版第2卷第59页。 ↩︎

倍倍尔。 ↩︎

辛格尔。 ↩︎

伊格纳茨·奥艾尔。 ↩︎

“在我们的书报检查官那里”一句被伯恩施坦删去了，而且未作任何可供辨别的标记。 ↩︎

伯恩施坦误认为“避免”。 ↩︎

维克多·林泰伦博士，中央党在帝国国会中的议员；彼得·施潘，中央党政治家，帝国国会议员，1917—1918年担任普鲁士司法大臣。在1894年12月和1895年1月帝国国会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第一次讨论同1895年5月的第二次讨论之间，由于中央党的决定性影响，政府的草案在委员会中变成了一个保护道德和宗教的法律草案，而施潘是中央党在该委员会中的代言人之一。 ↩︎

伯恩施坦就刊印到此。 ↩︎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执行委员会要把这句话的后半句抽去，而恩格斯用“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这句话取而代之。 ↩︎

指手稿中下面这句话，“……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

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0页。 ↩︎

在发表的《导言》文本中，引起执行委员会成员反对的地方被删去了。 ↩︎

阿尔伯特·冯·鲍古斯拉夫斯基（1883—1905）——军官，军事著作家；1889年为第二十一步兵旅旅长，用武力镇压了西里西亚因矿工罢工而爆发的起义。恩格斯在这里很可能指的是鲍古斯拉夫斯基1895年初出版的著作《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该书攻击社会民主党，鼓吹从上面实行政变。 ↩︎

指普鲁士宗教大臣法尔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这四项法令就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它们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天主教僧侣是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殉教的荣誉。在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来同工人运动作斗争，不得不起初是缓和而后来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译者注 ↩︎

指新教教派门诺派教徒特伦涅尔，掷弹兵；他由于宗教信念拒绝执行军队勤务。 ↩︎

在1880年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539页注204）上，根据施留特尔的提议，从哥达纲领第二段中——“从这些原则出发，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力求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达到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打破铁的工资规律，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铲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删去了“合法的”一词。 ↩︎

指1893年以来在奥地利兴起的极其激烈的争取选举权斗争。倍倍尔在3月11日的信中认为，将奥地利的形势同德国的形势进行比较是不容许的。 ↩︎

非常法，也叫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

从这里到这段结尾都被伯恩施坦删去了，并作了删节标记。 ↩︎

以下直到这段结尾都被伯恩施坦删去，而未作任何标记。 ↩︎

这个比喻显然是出自费舍的挚友伊格纳茨·奥文尔之口。奥文尔根据伯恩施坦的倡议，把“人家不谈什么，你就干什么”这句话实际运用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后，便成了党内实践者的纲领。 ↩︎

威廉·李卜克内西。 ↩︎

倍倍尔。 ↩︎

以上一整段，伯恩施坦均未刊印。 ↩︎

伯恩施坦刊印到此。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0页。 ↩︎

同上书，第36卷第230页。 ↩︎

参看同上节，第37卷第362页。 ↩︎

在1877年帝同国会选举结束时，恩格斯在给米兰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的信中就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已经特别在后备军中产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8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1—292页。在我发表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研究所编辑的丛书上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论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意识形态》著作中汇集了所有证据。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7—109页、第22卷第285—303页、第37卷第361—364页以及《现在怎么办？》（《社会民主党人报》1890年3月8日第10期）。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62页。 ↩︎

参看同上书，第363页。 ↩︎

《第九届（立法）议会第三次会议速记记录。1894—1695年》第3卷第2172页等。 ↩︎

参看格利伦贝格1891年在帝国国会的讲话。（《第八届（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1890—1891年》第3卷第1776、1805页） ↩︎

《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德文版第795页等。 ↩︎

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米尔巴赫之流主张进行上层政变，即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来对付国内反对派。——译者注 ↩︎

恩格斯的原稿写的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译者注 ↩︎

《前进报》在这里删去了原稿一句话：“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而且也没有标出删节号。——译者注 ↩︎

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辩证法》，载《新时代》第17卷第2期第46—47页。 ↩︎

在恩格斯的信中这里写的是“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

《社会主义者报》，1900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6页，——译者注 ↩︎

同上书，第432页。——译者注 ↩︎

此处应为1895年。——译者注 ↩︎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附弗·恩格斯的导言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前言，1911年柏林版。 ↩︎

原文有“（1）”。——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4—605页。——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6也。——译者注 ↩︎

同上。——译者注 ↩︎

同上书，第10卷第400页。——译者注 ↩︎

同上书，第22卷第607页。——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译者注 ↩︎

同上书，第609页。——译者注 ↩︎

同上。——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页。——译者注 ↩︎

同上书，第39卷第432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