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剩余的吸收：政府民用支出

上章已经表明，销售努力直接地、间接地吸收了一大部分剩余，否则这部分剩余是不会生产出来的。本章及下一章有两个目的：第一，论证政府在更大的规模上起着同样的作用；第二，论证政府将其吸收的剩余投入的用途，是受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严格限制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和具有破坏性。

在较早的各种理论中——在这里，我们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通常都假定：经济是充分利用其厂房设备的生产能力的，因此，政府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去的部分，必定是牺牲社会的某些或全体成员的。〔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失业（“产业后备军”或“相对人口过剩”）被假定是正常的，它在调节工资率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是，当不存在闲置的厂房和设备时，失业者就不能被驱使去工作，以便生产额外的剩余。〕当在这一点之外，又假定实际工资是按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用来规定从而实际上是不能减少时，结论是：供应政府资金的重担，必然落在得到剩余的各阶级肩上——要不然，他们将用来消费或增加资本的一部分资金，现在却通过赋税归于国家，供维持官吏、警察、军队、济贫等等之用。这就是古典的国家财政理论的核心，并且由于明显的理由，成为维护最好的政府就是统治最少的政府这个原则的强大的堡垒。似乎很清楚，把政府的职能尽可能限制在警察作用的范围内，最能促进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利益——这种限制也从实行自我调节的竞争市场理论同样地得到辩护，表面上是为着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事情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正常的状况是生产上的开工不足。这种制度就是不能造成足够的“有效需求”（借用凯恩斯主义者的用语），来保证劳动或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如果这些闲置的资源也能被利用，它们就不仅能为生产者生产出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且也能生产出额外数量的剩余。因此，如果政府创造出更有效的需求，它就能增加它对货物和劳务的支配，而不致侵占其公民的收入。这种有效需求的创造，可以采取政府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对能够证明自己有某种理由得到特殊待遇的集团实行“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商人和农民的补贴，对失业者的救济，对老年人的养老金等等）。

主要是由于凯恩斯及其信徒们的著作，这种可能性在三十年代的萧条中首先开始被人理解。可是，在一个时候，广泛地相信，即使在经济学家中间也一样，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创造额外的需求：它的支出超过收入，并用印刷更多的钞票或向银行借款这种“赤字财政”的形式来弥补收支差额。这个理论认为：总需求（政府的加私人的）的增加会是政府赤字的某个倍数。因此，大家相信，政府刺激的力量不是同政府支出本身的水平成比例，而是同赤字的大小成比例。这样，如果政府支出有同等数量的税收与之相抵，它就不能产生届总需求扩大的影响。

现在普遍承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存在着失业的劳工和闲置的厂房设备时，政府即使维持平衡预算，也能创造额外的需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可说明这一点，而并不略去各种主要因素的任何一个。设总需求（=国民生产总值）为一百。设政府在其中的份额为十，而税收亦为十，恰好与之相等。现在政府决定增加它购买商品和劳务——譬如说保持人数更多的军队或数量更大的军火——的支出十，并征收相同的额外税收。增加的支出将使总需求增加十，并且使总产品也增加十（因为有闲置的劳力和厂房设备可供利用）。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收入也增加了十，这个数额能通过税收吸入国库，并不影响私人支出的水平。最后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扩大十，与政府平衡预算的增长额恰好相等。在这个场合，“乘数”等于一：税收的增加切断了私人需求的任何第二级扩大。

设现在政府决定支出再扩大二，但此时不征收额外税收，因此整个数字代表赤字。〔注：要达到这个结果，自然必须在税率上有所降低。〕当政府付出这种新印的钞票时，私人收入增加了，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支出，如此等等。因为在几个回合之后私人支出的增加变得微不足道，如果能知道每次支出增加的成数，就可以计算出私人支出的总增加额。例如，假定这个总增加额为三。于是由于赤字而产生的需求扩大总额为五（政府二，私人三）。可见在此场合，乘数为二点五。

现在来观察整个经济，我们看到，同最初的状况此，国民生产总值从一百增至一百十五，私人支出从九十增至九十三，政府支出从十增至二十二，政府赤字为二。显然，这种状况只在政府继续维持这个赤字时才能持续下去。设决定再使预算平衡。如支出减少二，以便消灭赤字，乘数会从相反方向发生作用，国民生产总值会降到一百一十。反之，如支出不变，税收增加二，私人支出就会减少，而国民生产总值稳定在一百十二。

这些高度简单化的例子，能够使之更加详细和精确。〔注：参阅，例如，丹尼尔·汉伯格，《增长经济的原理》，纽约，1961年，第12，17章。〕可是，主要的原则不会受到影响。这些原则可以总结如下：（1）政府对于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是赤字大小和政府支出绝对水平两者的函数。（2）暂时的赤字产生暂时的影响。（3）即使是持续的赤字，除非它不断地增大，否则不会累积地提高有效需求。

由于我们的注意中心是美国经济，由于美国财政史并不具有持续的和不断增长的赤字的特色，我们可以集中讨论政府支出水平的变动。正是通过全部支出总额的变动，政府对有效需求的大小，从而对剩余吸收的过程施展了它的最大的影响。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支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注：这里讲的数字是政府的全部支出，包括“转移支付”，而不仅是“政府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后者构成了官方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政府部分。上面已经看到，政府通过把购买力转移给个人和商号，以及通过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来造成有效需求。可是，在官方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中，转移支付被从政府部分扣除，而列入个人和商业部分中。这种程序在统计上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是必要的，却不应让它模糊了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的政府作用的实际规模。〕在官方统计中；政府支出（联邦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只追溯到1929年，现有的更早年代的数字不是严格可比的，也不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知道的东西已经足够，使我们对于有关数量的大小，从而对于总的趋势无须怀疑。表3列举了选定的非战争年份的数字，从本世纪初起。

	国民生产总值	政府支出共计	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
1903	23.0	1.7	7.4
1913	40.0	3.1	7.7
1929	104.4	10.2	9.8
1939	91.1	17.5	19.2
1949	258.1	59.5	23.1
1959	482.1	131.6	27.3
1961	519.7	149.3	28.8

资料来源：1903，1913年：保罗·赛罗斯·拉贝里，《寡头垄断与技术进步》，剑桥，马萨诸塞，1962年，第181页。以后各年：经济顾问委员会，《1962年经济指标补编》，华盛倾，1962年，第3页。

政府支出的趋势，不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在本世纪是不断地上升。在1929年以前，上升是缓慢的——从190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七点四上升到1929年的百分之九点八。从1929年起就快得多了，现在的比率是大大超过了四分之一。这种比率上升可以看作是一个近似的指数，表明政府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和剩余吸收者所起的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增长程度。〔注：在政府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所起的作用方面，美国决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下面的数字表明六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选定的最近年份中政府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英国（1953年），百分之三十五点七；比利时（1952年），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西德（1953年），百分之三十点八，加拿大（1953年），百分之二十六点六；瑞典（1952年），百分之二十五点九；美国（1957年），百分之二十五点五。F.M.贝特，《政府支出问题》，纽约，I960年，第157页。〕

政府支出越来越大的这种趋势，自然并没有吿诉我们在它下面的事态发展是合乎需要的还是不合乎需要的。只有对政府吸收剩余所采取的方式——这个题目我们还未讨论到——加以适当注意之后，才能作出这种判断。同时，应当注意，政府吸收更多剩余——在绝对数上以及相当于社会总产值而言——的趋势，并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显然是大多数正在发展的经济制度的特征。在一个合理组织的、其生产潜力堪同美国相比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为满足集体欲望和人民需要所吸收的剩余的数量和比例，比起今天美国政府所吸收的数量和比例来，肯定会是更大一些，而不是更小一些。

回到我们的主题：近几十年来为政府所吸收的巨大的和日益增加的剩余数量，并不是——我们重复一遍——从本来可以由公司和个人用于他们私人目的的数目中扣除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是这样：继续不断地增长的剩余额硬是不能通过私人的渠道来吸收；如果没有可供利用的其他出路，它根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政府所吸收的，是在私人剩余以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之中扣除的。尤有进者：由于更大数量的政府支出把经济推进到更接近于全面开工，由于直到此刻剩余比整个有效需求增长得更快，必然的结论是：剩余中的政府部分和私人部分能够同时增长，而且一般地也的确在同时增长。只是在政府的吸收甚至在达到充分利用以后仍在继续增长时，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各年中那样，私人剩余才会受到侵蚀。

这种关系可以从近几十年来纳税前和纳税后公司利润的情况得到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公司所得税相当低。在大战中，税率突然提高，在朝鲜战争期间再一次提高，以后就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可是，公司纳税水平的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纳税后利润数量的任何减少。恰好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后的利润数量增加了，它在五十年代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与二十年代大致相同。

表4清楚地表明：损害公司纳税后的赢利率（绝对数及相对于经济的其余部分而言）的，不是高额赋税，肯定不是高额政府支出，而是经济萧条。〔注：另一个造成损害的因素应当提到：价格管制。四十年代同二十年代成五十年代比较，纳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较低，可以由战时管制得到最有力的说明。这个因素在朝鲜战争期间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存在，因而影响了五十年代的记录。此外，五十年代的爬行的停滞自然也在纳税前和纳税后公司利润份额的下降趋势中得到反映。〕政府通过税收取去的是在私人剩余之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之中扣除的。此外，由于大规模政府支出使经济的运转能更加接近于全部生产能力，对私人剩余数量的最后影响不但是积极的，而且是很大的。

	纳税前	纳税后
1919—1928年	8.4	6.7
1929—1938年	4.3	2.8
1939—1948年	11.9	6.0
1949—1957年	12.8	6.3

资料来源：欧文·B.克拉维斯，《相对收入份额的事实与理论》，《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12月，第931页。1929年以后的数字是商务部的官方数字：1919—1928年的数字是库兹涅茨提出的数字，经过拉维斯调整的。

美国统治阶级，无论如何它的领导阶层——巨型公司的经理们，通过三十年的萧条、战争和冷战的丰富经验，接受了这些教训。它对待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原有的对政府活动的任何扩张的敌对态度自然并未消失。在思想意识领域，根深蒂固的态度从来不是迅速消失的。而且，在统治阶级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食利生活者和较小的商人——对于收税人的憎恨支配着对待政府作用的感情。但是现代的大商人虽然有时候使用传统的语言，却不再象他的前人那样当真对待。对他来说，政府支出意味着更多的有效需求，并且他意识到可以把大部分的有关赋税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向后转嫁给工人。〔注：正如博尔丁教授所说：“纳税后利润的相对稳定，足以证明公司利润税在事实上几乎完全被转嫁出去了；政府只是利用公司作为收税人。”K.E.博尔丁，《组织上的革命》，纽约，1953年，第277页。〕此外——这一点对理解大商人的主观态度是极为重要的——特别制订来适应所有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的税收制度是错综复杂的，它为投机取巧和大发横财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注：《哈佛法律评论》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篇文章的产生，是由于一位华盛顿律师偶然的一句话。他问道：“当我们花费同样的时间和金钱就能修正一项法规时，去提起一件有关税收的法律诉讼还有什么意义呢？”他的说法或许不正确，这肯定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老练的律师看来，这是毫不为奇的，他每天研究税收手续，以便确定国内税收这床旧被子上有了哪些新补钉。不论他们的努力是采取增加新条款的形式，还是委婉地称之为‘技术改变’，今天有一种日益加速的脱离统一和走向差别待遇的趋势。”威廉·L.卡里，《压力集团与税收法典：逝去的税法统一性的挽歌》，《哈佛法律评论》，1955年3月。〕总而言之，美国统治阶级中的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正在日益变成一种虔诚的信徒，相信政府支出的慈善性质。

对于工人和其他低收入集团的人又怎么样呢？既然大公司把它们的税收负担转嫁出去了，是不是政府吸收的剩余的增多最后要从凡勃伦所称的处在下层的人口榨取而来呢？这个问题至少已经含蓄地回答过了。如果政府拿来的是它不去拿就根本不会生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不能说是从任何人榨取而来的。政府的支出和税收一向主要是供转移收入之用的机构，现在却大部分变成了把闲置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生产来创造收入的机构。这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受到损害。收入相当固定的那些人（食利金生活者，年金领取人，某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集团），当税收提高并由公司转嫁出去时，肯定遭受到损失。但同直接间接从政府支出获得就业机会的大部分工人的所得相比，这些集团的损失就是比较小的和次要的了。其次，整个工人阶级的讨价还价力量，从而它的捍卫或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在失业水平较低时自然要大些。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之内，当政府的支出较大和税收较高时，各低收入阶级整个说来处境要好一些。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某些传统主义者表示哀叹，对于近几十年来所特有的政府支出和税收的不断增长，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有效的政治反对。既然垄断资本主义无力为它很容易创造出来的剩余提供私人的用途，那就没有疑问：政府不断增加它的支出和税收，对于所有的阶级都是有利的——虽然不是对于它们内部的所有成员都是有利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驳斥这个广泛接受的观念：群众私人利益是反对这种趋势的。不但整个制度的生存依存于这种趋势的继续，而且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福利也同样依存于这种趋势的继续。因此，大问题不是要不要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而是这种支出用在什么上面。在这里，各私人利益集团理所当然地是控制的因素。

在政府支出增长最迅速的时期（1929年以来），它的构成改变的主要事实，是大家熟知的。表5包括1929年至1957年，所列政府支出，按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注：我们拿1957年作为最近的一年，以便利用巴特的估计，后者是根据商务部的官方数字加以修订的。〕“非国防采购”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供民事用途所采购的全部货物和劳务。“转移支付”包括失业救济金，养老金，退伍军人津贴等等；政府公债利息；政府企业补助金减盈余。〔注：“转移支付”不包括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金，后者包括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国防采购”包括供军事目的所采购的（几乎全是由联邦政府）全部货物和劳务减军用品出售。

	1929年	1957年
非国防采购	7.5	9.2
转移支付	1.6	5.9
国防采购	0.7	10.3
共计	9.8	25.4
资料来源：F.M.巴特，《政府支出问题》，1960年，表1，2。

在1929—1957年期间，全部政府支出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十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其差额的绝大部分所代表的剩余吸收，是如果没有政府支出就本来不会生产的剩余。在这种政府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增长中，几乎有十分之九是转移支付和国防采购，只有十分之一稍强是非国防采购。我们怎样来解释这些数字呢？

首先，政府对社会职能和社会福利的直接贡献几乎完全归在非国防采购项下。这里我们有公共教育，道路和公路，保健和环境卫生，资源保护和娱乐，商业和住宅建筑，警察和消防，法庭和监狱，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这里，尽管公路支出由于1929年以来使用的汽车数目增加一倍以上而有了巨大的增长，但相对于整个经济的规模而言扩大是很少的。因此，商品和劳务的非国防采购的增长，对于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反之，转移支付有了很大的增长，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百分之二增至将近百分之六。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百分之十二）是由于利息支付的增长（利息主要付给银行、公司及上层收入的个人），大部分则是由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支出的增长（失业，老年和遗孤，退伍军人），这肯定是提高了人数众多的各类贫困公民的福利。普通所说的自从1929年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福利国家”，其唯一实在的一分真理就在这里。在其他方面，涉及人民福利的支出的增长，其速度只是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同。就剩余的吸收而言，转移支付的增长无疑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注：如果不是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供应是同累退的工资税紧密连在一起的，那末这种贡献还会要大些。这只不过是我们在一个简短的概论中不能进行分析的许多复杂现象之一。〕

自然是在国防采购领域支出的增长最大——从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十以上，占二十年代以来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的政府支出增长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注：应当记住：1929年和1957年都是和平年份。在1943年和1944年，国防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一的最大限度。在这个水平上，私人剩余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这可由下列事实证明：纳税后的公司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战争年代中不断下降了（从1941年的百分之七点五，降到1945年的百分之三点九）。但即使是政府在战争年代中吸收的大量剩余，大部分也是由于资源的比较充分和比较合理的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不是从私人剩余或从工人的实际收入中扣除的。后者事实上在战争中达到了最高峰，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无与伦比。参阅保罗·斯威齐，《工人阶级的状况》，《每月评论》，1958年7—8月，第120—121页。〕战备吸收了大量的剩余，这是战后美国经济史中的主要事实。约有六七百万工人，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九以上，现在是依靠军事预算获得工作。如果军事支出再一次削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规模，美国的经济就会回到深刻的萧条状况，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象三十年代的情形那样。

这一点自然有很多人不肯承认，持不同意见的人主要可分两类：第一类人主张说，如果同时削减税收和军事支出，私人支出就会增长到相应的程度。到此为止，本书大部分是用来说明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起那样的作用，也不能起那样的作用的，无需在此重复所提出的论据。第二类人承认，军事支出现在是经济的支柱（虽然一般都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把它取消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们主张，用其他的政府支出来代替军事支出，就可以避免这种后果。他们说，我们能够而且终究应当建立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来代替一个战争国家。〔注：关于这种立场的简要说明，参阅J.K.加尔布雷斯，《我们不要军事定货也能繁荣》，《纽约时报杂志》，1952年6月22日。〕他们毫无困难地列举了许多有用的和必需的计划，其所需的政府开支会同现在的军事预算一般大，甚至还要大些。〔注：例如，雷金纳德·伊萨克斯，哈佛大学城市和地区计划系主任，在替“美国改善我们的邻居关系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后，得出结论（1958年）说：都市更新所需支出到1970年共计约二万亿美元之谱，“单是必须由联邦政府担任的支出部分即将与国家安全支出相等。”经济发展委员会，雷金纳德·R.伊萨克，《美国经济发展问题》，纽约，1958年，第1卷，第339页。〕

认为非国防支出在支持这个经济上和国防支出同样有效，因而“我们”应当用前者去代替后者的论点，用来表示什么是需要的，无疑很正确。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内，用来表示什么是可能的，它是否同样正确，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赞成作出改变的人常常忽视的。然而，对于任何想要了解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怎样运用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事情的关键所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形态，尤其是它的特殊的美国形态。由于这是一个大题目，不能在现在这本书中详细讨论，我们只限于提出几点观察和意见。

除了在危机时期，资本主义——不论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的正常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投票是政治权力的名义上的来源，而金钱则是政治权力的实际上的来源：换言之，这个制度在形式上是民主政治，而在内容上则是富豪政治。这一点现在已经被一致承认，似乎不需要加以论证。只要提提这一点就够了：要开展和执行可以说是构成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的一切政治活动和职能——对选民大众进行灌输和宣传，组织和维持政党；举行选举运动——只有靠金钱，靠大量的金钱。既然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大公司是大笔金钱的来源，所以它们也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源泉。

的确，这种制度具有一种潜在的矛盾。〔注：马克思就1848年通过的法国民主宪法写道：“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7—428页）。〕构成压倒多数的不拥有财产的选举人可能形成他们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政党），通过缴纳会费或党费来筹集必耍的资金，从而变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赢得了正式的政治权力，然后试图以会威胁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的经济权力和特权的方式来运用它，那末这个制度就面临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只在这个寡头统治集团准备不战而降时，才能按这种制度自己的规则去解决。既然就我们所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特权的寡头统治集团这样做的实例，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摒除这种可能性。代之而发生的是，直接地或通过其委托的代理人控制着全部强迫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等等）的寡头统治集团放弃民主的形式，而采取某种直接的权力主义的统治形式。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垮台和权力主义统治的实行，也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发生——例如，长期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议会多数，或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改革进行有效的抵抗。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特别富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用权力主义的政府代替民主政府的实例：二十年代初期的意大利，1933年的德国，三十年代末期的西班牙，1958年的法国，以及许多其他的例子。

可是，总的来看，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宁愿采用民主政府而不愿采用权力主义的政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由于群众定期地批准寡头统治——议会和总统选举的普通意义就在于此——而得到加强，而某些对寡头统治集团本身非常实在的危险——个人独裁或军事独裁却避免了。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具有民主政府的长远历史的国家，寡头统治集团对付反对运动或解决困难问题不愿采用强力主义的方法，宁愿想出比较间接的和微妙的方法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用作出让步去解除工会和怀抱激进目标的劳工政治运动的武装。它们的领袖被收买了——用金钱、阿谀奉承和荣誉。结果，当他们获得权力时，他们呆在这个制度的框子以内，只是企图在这里或那里赢得少数更多的让步，以便使普通成员感到满意，但决不向寡头权力在经济中和在国家机关强制部门中的真实堡垒实行挑战。同样，寡头统治集团在必要的限度内改变政府机构，以便防止陷入可能促使民主程序崩溃的任何对峙和僵局（例如，故意限制政党的数目，以便防止出现不稳定的议会各党混合政府）。通过这些方法，以及许多其他的方法，民主比较权力主义的统治能够远远更加有效和更加持久地为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实行权力主义统治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放弃——的确，大多数的民主宪法都有特殊规定，在紧急时期实行权力主义的统治——但对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肯定不是寡头统治集团宁愿采取的政府形式。

美国政府制度自然是刚才讨论过的那种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一。在宪法理论上，人民行使最高权力；在具体实践上，人数甚少的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实行最高统治。但是民主机关并非仅仅是一个烟幕，在它后面坐着一小撮工业家和银行家，制定政策，发号施令。现实较此要复杂得多。

美国的开国祖先是锐敏地觉察到了民主政府形式中的这种潜在矛盾的，象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那样。他们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没有财产的大多数人一旦获得选举权以后，可能要企图把自己的名义上的主权变成实际权力，从而危害被他们看作是文明社会的基础的财产安全。因此他们设计了有名的互相牵制、互相抗衡的制度，其目的在使现存的财产关系制度尽可能地难于颠覆。美国资本主义后来通过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和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无数的并且常常是剧烈的斗争而发展——它们从来没有象在欧洲那样，由一个共同的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合起来过。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原因，在美国形成的政府机构的重心大大地落在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特权这一边：整个的有产者少数反对人民，财产所有人的不同集团彼此反对。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讲历史——三权分立是怎样写进宪法中去的，各州的权利和地方的自治权怎样变成了既得利益的堡垒，政党怎样发展成为纠集选票和分发赏赐的机器，没有计划，没有纪律。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结果如何，这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美国成了私人财产和商业主权的理想世界。政府结构本身防止了在经济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采取有效的行动（例如城市设计，只举一种近年来变得日益迫切的需要〔注：《一千四百个政府》，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罗伯特·C.伍德最近刊行的一本书，在他的名字上提到了纽约大市区中存在的独立的政府机关的数目。每一个这样的机关都是既得利益的储藏所和代表；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去控制和协调他们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侈谈“设计”自然是可笑的。〕）。即使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政治代表制度，连同不存在负责的政党，也赋予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暂时的或永久的联合以有效的否决权力。政府的积极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少数职能之内，这些是各有钱阶级中实质上所有的成分都同意的：扩大国家疆界和保护海外的美国商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这种活动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是联邦政府首先关怀的；〔注：不了解这一点是大多数美国历史著作的最大弱点之一。可是也有例外。参阅，例如，R.W.范阿尔斯泰因，《正在兴起的美帝国》，纽约，1960年。书中对从最早的年代起对外关系在形成美国的发展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作了正确的估计。〕在国内使财产权利更臻完善并对之加以保护；在最有势力的和坚持不放的权利主张人之间瓜分公地；为私人商业的有利经营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结构；按照众所周知的滚木头和分猪肉〔注：滚木头（log-rolling）：美国政客之间的互相帮忙，如对彼此提出的议案互相投赞成票。分猪肉（pork barrel）：政治分肥，如为报答选举支持者而授予政府职位或从政府预算中拨给项款去兴办地方事业。——译者〕的原则分给赏赐和补助金。在三十年代的新政时期以前，甚至并不假装说，促进各个较低阶级的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认为，任何依赖政府来获得收入或服务的做法是败坏个人道德的，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是毁灭私人企业制度的。

这就是二十年代景气衰退时的一般情景。我们巳经看到，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政府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只有小小的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建造道路和公路来配合汽车数目的迅速增加造成的），在第八章我们将要看到，为什么这时整个说来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但随着大萧条的到来，政府起更大作用的需要突然变得急迫了。在自由主义的新政时期，这种需要是怎样满足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编了表5a，除了把1929年同1939年相比而不是同1957年相比之外，它同表5是一样的。

	1929年	1939年
非国防采购	7.5	13.3
转移支付	1.6	4.6
国防采购	0.7	1.4
共计	9.8	19.3

1929年至1939年间发生的变化同1929年至1957年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尖锐的对比。尽管在1939年年终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美国的卷入显然已有可能，国防采购的重要性却仍然很小。反之，两类民用支出——非国防采购和转移支付——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急剧的增长。在三十年代的十年，在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政府支出总增长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非国防采购，百分之三十以上是转移支付，而国防采购则不到百分之十。

在这里似乎有着证明，象某些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剩余吸收不足问题可以由政府福利支出的增加来解决。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想要提出疑问的，并不是政府支出中新政增加额为之服务的福利目的。的确，这种支出的大部分具有对受到萧条威胁的大小不同和种类不同的财产所有人实行救助的性质，〔注：新政的这一常被忽视的方面，A.H.汉森在其《财政政策与商业循环》一书中讨论得很充分，纽约，1941年，第4章。〕但对非有产各阶级来说，许多真正有益的事情也完成了，至少是开始了。但这在基本上与本题无关。三十年代政府支出不好的地方不是在于它的方向，而是在于它的数量：它对于抵消私人经济部门中正在起作用的强大萧条力量是远远不足的。用通用的美元计算，政府支出从1929年的一百零二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在同时，国民生产总值本身却从一千零四十四亿美元降至九百十一亿美元（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七），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三点二升至百分之十七点二。〔注：即使用不变（1957年）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亦只从1929年的一千九百三十五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两千零十四亿美元，不足以保持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按人口平均数而不略为下降。〕

因此，从对美国整个经济的救助行动来看，新政显然是一种失败。甚至加尔布雷斯这位主张不要军事定货也有繁荣的预言家，也承认：在三十年代，这个目标甚至还不曾接近。他说：《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从来没有终止。它只是在四十年代的大动员中消失了。”〔注：《美国资本主义》，第69页。〕

军事支出完成了福利支出所没有完成的事情。1944年，失业从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七点二降到了最低限度的百分之一点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政府支出从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到了1944年的最大限度一千零三十一亿美元。这并不是说，在和平时期，需要有如此大规模的支出才能实际上消除失业。如果不是由于在战争时期民用支出必须用各种方式加以限制，那末，接近充分就业在一个低得多的政府支出水平上就可以达到。但肯定必须有比1939年的水平大得很多的增加额——也许大一倍或二倍。为什么在整个萧条十年中这样一种增长不曾出现呢？为什么新政未能做到战争证明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民用支出的增加到1939年已将达到它的外部限界。反对进一步增加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致不能克服。

在分析这些力量及其所加于民用支出扩大的限界时，应该首先指出：州和地方政府各级的支出比联邦政府一级的支出伸缩性要小得多。在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中，各种财产税起着主导的作用。它们比起提供联邦政府大部分收入的税收（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工资税，货物税，关税）来，是更难转嫁或逃避的，而当它们落在个人的财产上时，的确是根本不能转嫁的。其次，高财产税率并没有为少数有钱的人开辟迅速致富的途径，象高所得税率同低资本利得税率结合在一起时那样。对支配着地方政治的富有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州政府和市政府两级的更多的支出就意味着更大的纳税额；既然任何一个市政府或州政府的支出数额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常常是很小的，那就没有理由期望，收入会有相应的增长。因此，州和地方的支出一般紧紧保持在维持各种必不可少的职能和服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之内。霍林斯里德说的埃尔姆斯市的情形，也完全适用于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城镇：

大笔税款伴随着大宗的不动产所有权；因此，这些家族〔属于第I类，处在社会经济等级制度的顶峰〕对于保持低的财产估价和税率具有直接的利益。他们在一个地区和一个县内，通过控制市县两级的两个主要政党的组织，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各种公职候选人——除了区检察长和法官之外——通常不是第I类的成员，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受第I类利益集团所施加的控制。金钱、法律才能和政治职位是用来把利益转成有效权力的工具。依靠它们来在争夺中执行作出的决定，这种争夺包括通过公共改良——例如新的公共建筑物、学校、道路或福利计划来提高税收。这种幕后控制的结果是保守政策的形成，和充当第I类利益集团代理人的人当选为官吏。〔注：奥古斯特·B.霍林斯黑德，《埃尔姆斯市的青年：社会阶级对青少年的影响》，纽约，1949年，第86页。霍林斯黑德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是研究现代美国社会中的社会阶级的主要学者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这是毫不为奇的：在最近三十年中，当整个政府支出的作用发生了如此根本的改变时，州和地方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却很少改变。1929年，州和地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点四，1957年占百分之八点七。〔注：F.M.巴特，《政府支出问题》，第127页。〕诚然，在大萧条末了时，这个比例升至将近百分之十三，在大战中又降至百分之四以下。可是，这两种情况的解释是很清楚的：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可能随着作为大萧条特征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锐减而予以削减；而在战争期间，各种管制又阻止了州和地方支出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重要的是，在战后恢复“正常”以后，百分比又回到大体上是二十年代的水平。

可见，在现有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结构之下，政府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的任何进一步的改变，十之八九是要靠在联邦一级开始的。因此，以下所说的必须理解为主要适用于决定联邦支出数量的力量。

在这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税收的大小虽然不是没有影响，却远远不是确定政府支出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时，更多的支出宽味着更高的收入，从其中可以支付增长的税收。有些人会受到损害，但其中很少有人可能是属于拥有政治权力的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整个寡头统治集团肯定会得到好处，因此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要把政府支出水平不断提高。

如果税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末是什么东西决定民用支出扩张的限界呢？回答是：是构成寡头统治集团的个人和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受到各种支出的影响的方式。

我们可以假定：预算中的每一个支出项目，有某种最低数额是一般都同意、不引起很大反对的。超过这个数额以后，赞成继续增加的人逐渐减少了，而反对的人则逐渐集结，直至达到平衡，于是进一步的增加停止了。从这个图式出发，我们可以试图为主要的预算项目定出平衡点，希望这样来发现各个支出限界，然后加在一起，得出总的限界。可是，这种程序会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可以称为“互相依存的影响”的存在，后者排除了个别限界的简单相加。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同时考虑两个预算项目，例如住宅建筑和保健。在今天，很少有人会反对一个适度的公共住宅建筑计划，自然每一个人都赞成至少要有足够的保健支出来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但超过某一点之后，在每一个场合反对都开始集结，首先是不动产利益集团反对住宅建筑计划，医药界反对公共医疗计划。但不动产利益集团大概没有特殊理由要反对医疗，医生们也没有特殊理由要反对住宅建筑。但是，一旦他们各自进入反对在自己的领域中增加支出以后，他们可能不久就发现，如果把力量联合起来，同时反对更多的住宅建筑和更多的公共卫生支出，是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的。这样，当同时考虑两个支出项目时，对于每一个项目的反对就会集结得更快，当考虑整个预算支出的全面增加时，反对就集结得最快。我们可以比喩地说：当考虑一个支出项目时，反对的增长是同支出增长的数量成比例的；当考虑到所有的支出项目时，反对的增长是同支出增长的平方成比例的。〔注：威廉斯学院政治学教授詹蜗斯·麦格雷戈·伯思斯在其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1962年8月5日）中所说的话是中肯的：“今天总统与国会之间的鸿沟是太宽了，不是通常的施展压力和讨价还价的技术所能渡过的。反对的因素是如此强大并互相连结在一起，以致他不能把一个政策推进到从局外人看来是可行的程度而不触动整个反对机器。”〕

在实际上，自然不能假定有这种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能予以证实。我们只须心中记住：整个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对于政府民用支出提议普遍增加中的每一个项目的反对，比对各该项目在单独考虑时的反对要强烈得多。〔注：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军事支出的增加；参阅后面，第194—201页。〕这对我们的问题是极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需要有全部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情况，除非许多预算项目都同时增加，否则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就民用支出预算的几乎每一个主要项目来说，当扩大超过了必要的最低限度时，都会激起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每当涉及对私营企业的重大的竞争因素时就发生这种情况，然而在大体上不存在甚至完全不存在同私营企业竞争的其他支出项目，情形也是如此。

有许多紧急的社会需要，政府要能加以满足，就只有对私人利益集团进行某种形式的竞争。例如，江河流域的发展是一个私营企业决不能希望有效经营的领域，它对控制洪水、保持水土、重建被侵蚀的土壤等等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也生产电力，这就同私人动力发生竞争，从而提供了一个尺度，可以用来衡量私人动力垄断组织的性能。因此之故，江河流域的发展不仅受到公用事业本身的激烈反对，而且也受到整个大商业界的激烈反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历史，对于这种反对力量的强大提供了雄辩的证明。管理局的起源，是由于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硝酸盐。在亚拉巴马州的马瑟—肖尔斯地区建立了一个水坝、一套水力发电设备和一个硝酸厂，来满足严格的军事需要。在二十年代，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诺里斯领导了一次运动，要把马瑟—肖尔斯变成一个广泛的江河流域发展计划；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繁荣时期，运动并没有得到结果，甚至原有的投资也任其闲置变坏。只是在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总统后的“百日新政”中——这对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来说，是一个接近恐慌的时期——诺利斯的坚决的努力才获得了成功。此后寡头统治者们一直懊悔他们这个软弱的时刻。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带来的麻烦是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使美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在赋有执行一个合理计划所必要的权力的政府机关下面，明智的设计能获得多么大的成就。只举它的成就之一：到五十年代后期，在管理局所辖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在用电上只付一半的钱，就能消耗相当于全国平均数两倍的电。在全世界范围内，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变成了新政的象征，是指引着其他的人走上民主进步道路的灯塔。在这种情况下，寡头统治集团没有敢把它立即毁灭掉。它转而组织了一个长期的运动，进行不间断的批评和骚扰，目的在于把管理局限制起来，削减它的职能，强迫它服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规范。这个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来没有让管理局完全实现它的全部生产能力。可是，它受到它所管辖的七州地区人民的欢迎，这就保护了它，使它免于遭受内部破坏，并离开它原来的目标。因此，反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运动的最大胜利，在于它完全成功地使多目的的江河流域管理局的原则不能应用于美国无数其他的江河流域的任何一个，在这些流域中，这个原则能大大地促进人民的福利。需要更多这样的管理局是很容易向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证明的；在三十年代和以后，在江河流域发展上扩大政府开支作为剩余吸收不足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常常会被人很好地理解的。但马克思所称的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译者〕被彻底唤醒了，很轻易就把对于私人利益的神圣领土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犯击退了。〔注：根据这种记录，当寡头统治集团反复援引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作为美国热心于全世界不发展国家的进步目标的证据时，真是令人特别作呕。国务卿腊斯克为了说服拉美各国政府参加摧毁古巴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于1962年1月在埃斯特角的外长会议上说：“需要有多年的思想、工作和辩论，来使美国准备好采取自助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步骤。我清楚地记得，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赢得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支持以前所遭到的剧烈抵抗，这个管理局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水坝网，许多的水电站、肥料工厂、农业推广局，它们在我国南部造成了奇迹般的变化。但是前仆后继的进步领袖们下定决心要在取得政治同意这种结构之内造成社会的变革，在美国国内组织成功了‘争取进步联盟’。”（《纽约时报》，1962年1月26日。）如果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果真作出了这种奇迹，为什么这些伟大的“前仆后继的进步领袖们”从来没有能建立起即使是再多一个的江河流域管理局呢？（有趣的是，这位国务卿在这次北美、中美、南美各国的会议上，显然并没有觉得在提到合众国时径直称为“美国”有什么不合适。）〕

公共住宅建筑这个潜在的福利支出的广阔领域，是另一种侵犯私人企业领土的活动。一个真正实际可行而又成本低廉的住宅建筑计划，必然会要求在空旷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建筑，这种空地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中是很多的。但这恰恰是有势力的都市不动产利益集团所反对的。触着这种反对的暗礁，对于住宅不充足和不适宜这一对孪生问题进行认真解决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代替它的是我们有着说得好听的“消除贫民窟”或“都市更新”计划，除了对颓败失修的财产的所有主给予丰厚的报偿之外，一般是把比它们所安置的更多的人抛向街头。〔注：对“都市更新”的更详细的分析，参阅下面第276—281页。〕此外，公共住宅建筑通常体现在陵墓一般的“规划”中，这决不是能生存的社会所能扎根和成长的一种环境；这样“清除贫民窟”实际上是在地基的后面和地基的上面创造贫民窟；而“都市更新”则是对日益衰败的“灰色地带”的房地产所有主的一种户外施舍制度，这种地带从我们的大城市中心无法阻挡地蜿蜓而出。自从公共住宅建筑在三十年代首次变成政治问题以来，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的确是如此可怕，以致今天它再也得不到半点群众支持。《幸福》杂志的一位编辑丹尼尔·塞利格曼写道：“早在三十年代，公共住房建筑的倡议者具有传教士般的热忱。他们相信，新住宅建筑本身就会驱除罪恶、堕落和疾病。然而公共住宅建筑并没有实现它的倡议人所怀抱的那种期望。今天，提倡公共住宅建筑的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热忱已经消逝了；这种运动在今天是如此软弱，以致大多数不动产集团认为值不得费脑筋再去攻击它。”〔注：小威廉·H.怀特等，《人口激增的大都市》，纽约，1958年，第93页。〕一个深思熟虑的破坏公共住宅建筑的阴谋不可能获得较此更辉煌的成功：私人利益集团无须再加反对了——公众已经替它这样做了。

江河流域发展和公共住宅建筑只不过是侵犯私人利益领域的政府活动的两个例子。在所有这种场合，由于私人利益集团握有政治权力，政府支出的限界就被定得很狭窄，同社会需要毫无联系——不管这种需要是多么极端的明显。但这种限制的施加不只是在同商业企业发生竞争的场合：象教育和保健这种直接竞争不存在或不甚重要的领域，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很快也会激起私人利益集团对政府支出增加的反对；在这里，实际支出的数额同明显的社会需要也不发生联系。

其所以是这样，原因决不是很明显的。说这种非竞争性的政府活动的绝大部分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并不能算是解释。的确，政府支出的大量增长不可能从州和地方两级开始，但这主要还与本题无关。联邦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可以起更大的作用，直接地或通过对州和地方政府单位的补助；事实上它近年来也在这样做，虽则规模还不大。这里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经济的健康迫切要求联邦支出数量不断增长的时期，用来满足社会共同消费需要的增长部分如此之少？为什么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例如，对于本人并非什么激进运动战士的历届总统年复一年地向国会提出的增加联邦对教育补助的提案，那么一贯地和有力地加以反对？这种需要——更多的学校和教室，更多的教师，更高的教师薪金，更多的奖学金，所有各级的更高标准——在任何一个留心观察的公民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在政府报吿、学术论文和通俗小册子中都曾经反复予以证明。自从1957年第一个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以来，被苏联大幅度地超过这个无法摆脱的忧惧就极端迫切地摆在全国面前：我们被吿知说，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最终获胜的一方将不是具有最大火力的，而是具有最大智力的。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月15日——第一号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四年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议上是用这些不吉利的数字开头的：

1951年我国大学毕业生在自然科学方面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人。1960年，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我国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尽管由于我们在国防和空间、工业研究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努力而对这个领域的技术人才的要求大为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数目还是从一万九千六百人降到了一万七千一百人。

〔注：《纽约时报》，1962年1月16日〕

　　 当国家的利益处在危机——从这个词的最简单、最露骨的意义来说，这个词就是寡头统治集团中头脑最迟钝的人也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中的时候，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联邦对教育补助的甚至是极小的增加也常常被拒绝呢？

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现行教育制度是主要使寡头统治集团得到好处的一大堆优惠和特权中的决定性成分。从三方面来说，这是实在的。

第一，教育制度为寡头统治集团提供了它的成员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所需要的那种质量和数量的教育服务。〔注：这并不是说，这种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制度的阶级性的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参阅下面，第287—315页。〕对富人的子女来说，并不缺少昂贵的私立学校和大学。富裕阶层居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的公立学校并不象在城市和乡村为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服务的学校那样缺乏资金。换言之，现行教育制度并不是一个质量均匀的整体。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为了寡头统治集团，一部分为了其余的居民。迎合寡头统治集团需要的那一部分具有充足的经费。在其中受教育是一种特权和社会地位的标志。而它只为居民的一小部分服务这个事实本身，正是它最可宝贵和被小心翼翼地加以捍卫的特色。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使它的好处普遍化的企图注定要受到寡头统治集团的顽强反对。这也或许是对扩大联邦教育补助计划的反对之所以强大有力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也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用来为绝大多数青年服务的那一部分教育制度，必须是次等的，必须制造出适合于低级工作和低级社会地位（这都是社会为他们保留的）的那种人材。这个目的自然不能直接达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的平等主义是它的力量之一，不能轻易予以放弃。人民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用一切办法教导说：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摆在他们眼前的不平等并不是不公正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的天赋聪明才智有优有劣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按照欧洲的划分阶级社会的方式，设立两套不同的教育制度，对寡头统治集团一套，对群众一套，那就会同这种教导相违背。想望的结果必须用间接的方法去追求：对为寡头统治集团服务的那部分教育制度予以充分的供应，而对为中下层和工人阶级服务的那部分教育制度则使之资金匮乏。这可以保持教育上的不平等，后者对于支撑作为整个制度核心的普遍不平等是极端必要的。可是，要对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强行喂食而对另一部分迫使挨饿，不需要作出特别安排即可达到目的。私立学校和大学不管怎样总是供应充裕的，而对公立学校由地方政府管理和提供经费的现行制度，自动地造成了对富裕阶层居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的公立学校和对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的极不平等的待遇。极关重要的是，要防止这种精密的平衡被大规模的联邦入侵所推翻，即利用全国政府的巨大的征税权力和支出权力，去实现教育改革家的古老的理想：一切的人都有接受平等的和优良的教育的机会。这里有第二个原因，迫使寡头统治集团在这样一个领域把政府支出保持在最低限度：理智吿诉我们，这个领域能有益地吸收社会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

从第三种意义所说的教育制度支持现存阶级结构，是同以上两点相辅而行的。每一种能生存的阶级社会必须提供一种方法，把下层各阶级中的聪明才智之士选拔出来，加以使用，并将其纳入上层各阶级。在西方的封建社会，天主教会提供了这种必要的机构。竞争资本主义使下层阶级的能干的和有进取心的青年能沿着纯粹的经济阶梯上升到寡头统治集团中去。垄断资本主义有效地堵塞了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现在很少有可能从开办一个小企业开始，把它建成一个大企业。在教育制度中找到了一个代替的机构。通过收费低廉的州立大学、奖学金、贷款等等，真正能干而具有野心（即渴望成功，这个社会所给予的定义）的男女青年可以从教育制度的劣等部分向上爬。被接纳到较好的预备学校、学院和大学以后，他们可以受到同上层阶级的青年人同样的训练和造就。从那里，敞开了一条道路，通过公司机构或专门职业，而同中上的，偶尔也同最高的社会阶层结合起来。皮相的观察家听到平等机会的口号，可能从这里看到了教育制度对阶级结构起破坏作用的证据。绝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一切的人都有平等机会的理想，只在取消了上层阶级的特殊权利以后才能实现，单单让下层各阶级的精选的少数人享受这种特权是不能实现的。这只不过通过把新鲜血液吸收到上层各阶级来，并夺去下层各阶级的天然领袖，而使阶级结构更为增强。〔注：马克思写道：“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资本论》第3卷，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当代时髦的教育改革，包括寡头统治集团准备容忍的联邦补助的少量增加在内，实际就是为这种目标服务的。任何满足一个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现代社会的真正教育需要的认真尝试，必须采用完全不同的办法——包括承担使用大量资源的义务，其规模之大，使热衷于保持它自己的狭隘特权的寡头统治集团甚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注：关于现行阶级教育制度实际获得的结果的讨论，参阅下面，第299—315页。〕

可以把全部民用支出项目一一加以研究，表明在每一个场合，寡头统治集团怎样基于私人利益而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实行坚决反对。对私人企业的真正竞争不能被容忍，不管这种竞争的作用是多么不完全和多么不充分；对于阶级特权或阶级结构的稳定的破坏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予以抵抗。而几乎所有的民用支出都包括这两种威胁之一或全都包括。在今天的美国，对这个普遍结论就只有一个主要的例外，而这种例外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律是正确的，这就是政府用于公路的支出。

在这里无需详细说明汽车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注：这个题目在第八章讨论得比较详细。〕我们只须说：有几个最大的和最赚钱的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生产机动车辆；石油工业中约有十个公司，资产达十亿美元以上，大部分利润是从出售机动车辆所用汽油得来的；有其他几个主要垄断工业部门（橡胶、炼钢、玻璃）主要依靠向汽车制造商或使用人出售产品；有二十五万以上的人从事汽车的修理和服务；还有无数的其他商业或职业（货车运输，汽车游客旅馆，游览胜地等等）之所以能够存在，直接或间接是由于机动车辆。这种环绕着一种产品聚集起来的私人利益复合体在经济中——或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相同的一种。而这一整个复合体自然完全依靠政府来提供道路和公路。这样，有着极大的压力，要继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在公路上的支出，是很自然的事。来自私人利益集团的反压力确实存在——显然是来自铁路，它受到了公路运输发展的严重打击，但铁路并不是汽车复合体的敌手。政府在公路上的支出激增：州和地方财政所加的限制被日益增长的慷慨的联邦补助克服了。在今天，公路作为政府民用支出的目标，仅次于教育。〔注：1957年，政府在民用方面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共计四百零四亿美元。其中，一百三十六亿美元或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用于教育，七十二亿美元或百分之十七点八用于公路——两项合计，占政府民用支出半数以上。参阅F.M.巴特，《政府支出问题》，第26—29页。〕

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公路支出超出了社会需要的任何合理概念。它所证明的是——显著地和不可抗拒地——汽车复合体象毒癌一般的成长所加于美国社会的可怕的浩劫；如果政府在所需公路上的支出受到了寡头统治集团加诸其他民用支出上的那种限制和削减，这种成长是不可能的。城市已经变得可怕地拥挤；它的空气被带细菌的染污物质污染了；城市和乡村的大片好地变成了混凝土带和柏油地；宁静的居民住宅区被猛烈冲过的汽车和卡车的喇叭叫声和汽油臭味搅扰了；能够高效率地和不受阻拦地运送货物和旅客的铁路失去了生意，因而造成了提高运费的恶性循环，这就威胁了我国大城市的长期车票旅运事业本身的存在；城市迅捷的交通系统既感不足，又觉阻塞，以致通过纽约、芝加哥以及其他许多大都市的商业区变成了一种苦难的经历，只有贫困的和莽撞的人才会忍受。对于这种日益加剧的可怖的和使人惊惧的事态，通常的救济办法是什么呢？更多的公路，更多的街道，更多的汽车库，更多的停车场——更多的同样的毒物，它已经在威胁着一种日益都市化的文明的生存。而这一切之所以有可能，是由于公共资金的慷慨补助，这是拥有财富的寡头统治集团所渴求和批准的，而他们对那些于自己的大部分同胞有利的公共服务的扩张则拼命予以反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疯狂，没有比在这里表现得更明显和更不可救药的了。

新政设法使政府支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但这离经济达到人力物力充分利用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寡头统治集团对民用支出的继续扩大加强了抵抗，使失业仍然保持在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五以上。到1939年，越来越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的改革，它想要从垄断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的倾向中来对它加以拯救，是可悲地失败了。当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将近届满时，深刻的挫败和不安的感觉遍及全国。

然后战争来临了，随之得到了拯救。政府支出激增，失业骤减。诚然，战争终了时，军事支出大为削减；但由于在战争中民用需求积压得很多（这是供给短缺和流动资产储蓄的大量积累两者所造成的），军事支出削减带来的下降趋势是相当温和而又短暂的，不久就由一个通货膨胀性的恢复景气所代替了。当冷战当真开始时，这个景气还在有力地继续着。军事支出在1947年降到它的战后最低点，1948年开始上升，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有惊人的增长，以后两年稍稍下降，然后在1956年又开始缓缓上升，除了在I960年稍有间断外，一直继续到六十年代。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军事支出变动的格局也大体相似，除了在1955—1961年变动很小以外。

〔注：1946—1961年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如下：

1946—8.91950—5.01954—11.01958—10.11947—4.91951—10.31955—9.81959—9.61948—4.51952—13.41956—9.91960—9.01949—5.21953—11.01957—10.01961—9.4

在第八章，我们对战后时期经济的特点还将有所论列。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三十年代的深刻停滞和五十年代的相对繁荣的差别，完全是由于五十年代的大量军事支出造成的。例如，在1939年，有百分之十七点二的劳动力失业，其余约有百分之一点四可以假定是被雇用来生产军事方面的货物和劳务的。〔注：这是“国防”采购的商品和劳务对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换言之，有百分之十八以上的劳动力要不是失业，就是依靠军事定货来得到工作。1961年（象1939年一样，是从周期性衰退中开奸恢复的一年），相应的数字为百分之六点七失业和百分之九点四依靠军事支出，共计百分之十六左右。可以使这种计算更为详尽和精确，但没有理由认为，这样做会改变一般的结论：1961年的失业率或依靠军事支出就业的人数和1939年大体相同。由此可以推论：如果军事预算降到了1939年的规模，失业也会回到1939年的规模。〔注：依照今夭流行的自由主义逻辑，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一类自由主义者显然忘记了全部凯恩斯学说，从来也不理解垄断对经济运用的关系，他们主张说：如果军事支出少一些，私人投资和消费就会多一些。他们不去解释，为什么在三十年代，当军事支出事实上很少时，私人投资和消费没有更多；他们也不去解释，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失业率上升了，当时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一般是稳定的。在他们未能对这些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以前——我们相信，只有沿着本书所概举的线索才能予以解释——他们所宣布的削减军事支出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无法认真看待的。另一类自由主义者至少没有完全忘记大萧条，却同样口若悬河地侈谈以福利支出代替军事支出。但是他们忘了透露他们的魔术般的方案：怎样能使寡头统治集团和他们想到一起去。我们关于这种自由主义者所要说的，正是马克思关于他那时代的改良派所说的话：“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选集》，纽约，1935年，第1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页）。〕

为什么对民用支出控制得那么严格的寡头统治集团，在过去二十年中对军事支出却变得如此大手大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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