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剩余的吸收：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

上章已经表明，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巨型公司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的性质，有一种强大的和规则的趋势，即剩余在绝对数上和作为总产品的份额均在增长。我们现在来讨论剩余的吸收或利用问题。

一般说来，剩余的吸收有下列各种方式：（1）它可以被消费掉，（2）它可以用来投资，（3）它可以被浪费掉。在本章，我们集中注意于垄断资本主义通过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吸收剩余的能力。

资本家消费掉的剩余是多少，可供投资的数量也就相应地减少多少。因而，通过对资本家的消费作出合适的假定，就总是能够得出可以维持的投资率。假定有充分就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一定的，那就可以认为：总收入（或总产量）——包括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的数量——增长之快，适足以使资本家未消费的那部分剩余用作投资。剩余吸收问题就能这样解决——在纸面上。至于资本家的消费在实际上是否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人们不必去仔细计算，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资本家未消费（因而要求用作投资）的剩余数量相对于总收入而有所增长，我们就不能沿着上述线索去找出解决办法。我们已经看到，剩余实际上是相对于总收入而有所增长的。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资本家的消费，作为剩余中的一份，也倾向于增长吗？如其不然，那末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就必定相对于总收入而有所增长，而通过资本家的消费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让我们假定，资本家把分配的利润全部消费掉。这自然不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即使在此种场合，作为剩余的一份的资本家消费也不倾向于增长，那么因此得出的结论，在资本家从其所分配的利润中进行储蓄的场合就更不容置疑地是正确的了。

问题现在只不过是，当剩余本身扩大时，分配的剩余份额（股息）事实上是否有增长、不变、或下降的趋势。在这里，证据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答案。〔注：这样得出的命题是根据约翰·林纳，《公司收入在股息、未分配收益和税收之间的分配》一文，《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大多数大公司定有股息支付率指标，在长时期内显然是保持不变的（百分之五十似乎是最普通的数字）。可是，当利润增长时，它们并不立即调整股息，去维持股息支付率指标。例如，假定一个公司在某一时期每股赚得二美元，分配股息一美元，再假定它现在每股赚得四美元，股息的提高到二美元不是在一年内实行，而是在几年之内实行。此时，实际支付率将落后于支付率指标。如果坚持这个模式——有着充分的迹象表明，这是公司行为的根深蒂固的一面——其结果是，收益的不断增长会伴随着股息支付率的同样不断下降。

在此种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在绝对数上将会增加，这自然是可以预期的，但它作为剩余的一部分将会下降，而作为总收入的一部分则会下降得更多。既然这些结论对于资本家就他们的股息收入进行储蓄来说更加站得住脚，那就很明显，从这方面是不能期望得到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的。

可见，不仅是剩余，而且还有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都倾向于增长。可是这种趋势能否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企图回答它时，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这个制度普通所提供的投资出路，是否大到足够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中一个日益增长的份额？

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如果总收入按加速的速度增长，那末就有越来越大的一个份额必须用于投资；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投资，总收入就必定会按加速的速度增长。〔注：参阅埃夫塞·多马，《经济成长理论论文集》，纽约，1957年，第127—128页。〕可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是荒谬的。它意味着，必须把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其唯一目的就是供在将来生产数量更加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之用。消费在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而股本的增长同消费的实际扩大或可能扩大则完全没有关系。〔注：这主要是杜干-巴拉诺夫斯基在他的批驳所有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著名尝试中所分析的情况。关于有关的参考文献，以及对杜干理论的讨论，参阅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42年，第10章第2节。〕

完全撇开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过程或迟或早会要超过任何一种可以设想的经济的物质可能性这一事实不说，根本就没有理由假定：在现实世界中，任何象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生产资料制造商并不能对彼此的产品相互提供无限扩大的市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尤其是，设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小心谨慎和精心算计的巨型公司，会对这种情况所预先假定的那种滚雪球式的扩张计划进行设计并予以执行，那纯粹是幻想。

如果加速增长被当作完全不现实而予以排除，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相对于收入而增加的一定数量剩余的实际投资，必然意味着这个经济的生产能力比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快。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肯定是不可能的；诚然，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常常出现过。但不可能的是：它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或迟或早，多余的生产能力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致阻拦进一步的投资。当投资下降时，收入和就业也会下降，因而剩余本身也会减少。换言之，这种投资模式是自我限制的，必定会以经济趋向下降而吿终——即衰退或萧条的开始。

直到此刻，我们一直是默然假定这个经济是在它的全部生产能力水平或者接近这个水平上运转的。成为注意中心的剩余增长趋势是来源于垄断的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而不是随产量对生产能力的比例大小为转移的。但是我们一终承认有低于生产能力的生产可能性，就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在利润与开工率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关系，后者的定义是实际生产与生产能力之比。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公司的生产能力是在一定的成本和价格之下提供最大限度利润的产量，那末，开工率的降低，不论是由于产量的减少或生产能力的增加或由于二者的某种结合，必然也造成利润的降低。而且，利润的降低比产量降低的比例还要大些，因此，在某种具体的产量上，利润将完全消失，这在商业用语中普通称为“损益两平点”（The“break—evenpoint”）——在这一点上，收入恰好补偿成本，既无利润，亦无亏损。利润之所以有这种表现，是由于存在着——这尤其是大公司的特色——管理费用，它不随同产量一起变动。产量增加，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管理费用就降低。如果价格保持同一，如果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在相应的范围内是不变的，那末，单位产品的利润将会增长，也象作为产值的一个份额的总利润一样。

下面这个引自凯弗维尔委员会对沮车工业的研究的数学实例，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注：《管理价格：汽车》，第129页，生产量见第107页。〕1957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三百四十万辆汽车，平均每辆以二千二百十三美元的价格售出。可变成本（主要是按时工资和材料）每辆一千三百五十美元，剩下八百六十三美元为管理费用和利润。管理费用共计十八亿七千万美元，按三百四十万辆平均，每辆五百五十美元。因此，利润每辆为三百十三美元，共计十亿六千八百万美元。现在生产如果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每辆的利润将下降百分之五十八，实际为一百三十美元；如果生产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利润将跃增百分之三十五，实际为四百二十三美元。在产量约二百二十万辆，即该年度实际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时，利润将完全消失。〔注：应当注意，这并不是上面所说的损益两平点。1957年的生产仅为1955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而即使在1955年，汽车工业也许没有按充分生产能力生产。凯弗维尔委员会的结论是：“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该公司现在的损益两平点是在实际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之间。”同上书，第112页。〕

对通用汽车公司来说是真实的事情，对其他大公司乃至对整个制度来说也是真实的：当生产降至生产能力以下时，剩余的减少相对地更为迅速。而且，由于股息支付率在下降方面也象在上升方面一样落在后面，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甚至缩小得更快。反之，如果经济从低于生产能力的位置向上移动时，剩余和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部分两者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均将扩大。

在这里讨论的关系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假定成本和价格结构不变，我们可以划一条“赢利变动线”，把利润率（按销售量或按投入资本计算）同开工率（产量与生产能力之比）联系起来。图1中的AA′线表示这样一种假想的赢利变动线。它从利润率的负值开始，通过损益两平点的零，上升到充分生产能力水平的最大限度利润。在AA′之上的BB′线表明，当价格上涨和（或）成本下降时，贏利变动线怎样上升：此时损益两平点移向左方，在任何一定的开工率上，相应的利润率上升了。当我们在第三章和本章开头谈到利润（或剩余）增长趋势时，我们所指的是由普通的公司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所造成的整个嬴利变动线的上升。在以前所述剩余大小变动的原因之上，我们现在增加另一个原因：即在一定的价格和成本下开工率的变动。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下剩余波动的任何令人满意的分析，必须注意这条变动线本身的位置移动和沿着这条变动线的运动。两者可以设想为反映了确定剩余大小的长期力量和短期力量。

图1 假想的盈利变动线

经济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赢利变动线的研究，但有一个对于美国钢铁公司的研究，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运动。〔注：约翰·M.布莱尔，《管理价格：寻求理论的一种现象》，《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5月，第442—444页。布莱尔先生好意地给我们提供了1958—1960年的补充资料。很不幸，这种相互关系不能推广到1960年以后，因为在这一年钢铁工业停止公布开工率，以后不久，税收立法和行政的变动使得利润同以前几年相比低报得很厉害。〕在图2中，每一点表明某一年度美国钢铁公司的利润率和它的开工率的关系。〔注：这里的利润率是股东投资在纳税后的收益率。〕这个图包括1920年至1960年，略去了战争年代——当时的状况是没有代表性的。在1954年以前的所有年份，都接近于这样一条线，它表明损益两平点约为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三十八，最大限度利润率百分之十三是在百分之百的生产能力上达到的。〔注：1920—1956年的相关系数是+0.94。〕但从1955年至1960年，这种关系不再存在了。反之，所有的观察都接近于新线（我们已通过检验把这条线绘入图中），将近与旧线平行，约在它之上百分之四。例如，在1960年，开工率为百分之六十五。在旧的关系下，预期的收益率会比百分之六略低；而1960年的收益率实际上是百分之九点四。可见，从1920年至1955年，美国钢铁的价格和成本结构都是极其稳定的，因而赢利变动线也是极其稳定的。从1955年起，价格和成本有了改变，它把赢利变动线提到了一个新的和高得多的水平。在这种发展中或许包含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采用了新的和更加自动化的炼钢技术；第二，价格随着工资的增长而增长，但比例更大。正如我们在上章所见到的，两者都是垄断公司政策的典型产物。

图2 美国钢铁公司：开工率和股东投资纳税后的收益率1920—1940年，1947—1950年，1953—1960年

这个例子说明了正在这里阐释的理论的两个方面：整个赢利变动线随着时间向上移动的趋势；在一定的生产能力基础上，当产量向上或向下移动时利润的可变性。〔注：自然并没有包含这样的意思：象1955年美国钢铁点利线的突然跃增是具有代表性的。发生作用的力量通常会使赢利线逐渐上升。然而美国钢铁公司的例子是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因为突然的跃增比逐渐的增长更能清楚地说明典型变动的性质与方向。〕两者对于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赢利变动线的上升表明，当生产能力被充分利用时，剩余怎样增长。而变动线的形态本身表明，当找不到投资出路和总需求下降时，剩余怎样迅速减少。当剩余减少时，它的寻找投资出路的部分在比例上减少得更多。换言之，当下降时，消费对剩余和总产量两者的比例就上升，这就或迟或早会使收缩停止。当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数额恰好为现有的投资出路所吸收时，即达到了下部转折点。在这一点上，暂时的平衡达到了，其特点是，存在着多余的生产能力，存在着失业工人。事情的相反一面是：当上升时——不管是如何发动的——剩余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同样迅速地增长。一当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部分超过了现有的投资出路时，扩张即行终止。应当记住，这个上部转折点在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或劳动的充分就业实现以前，可能早已达到了。〔注：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历史中的这种关系的讨论，参阅本书第8章，特别是第228—229页。〕

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可以称为——追随斯坦德尔及其他的人——“内源的”投资：投资导向从这个制度的内部机构产生的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机构倾向于使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供应不断增长，而按其性质，它们又不能使投资出路的大小得到相应的增长。因此，如果内源投资是现有的唯一出路，垄断资本主义就会陷入永久的萧条状态中。同存货的扩张和收缩有关的那种波动还会出现，但只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其上限会远远低于这种经济的潜力。剩余增长的趋势在实际上会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失业。

但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内源的。还有“外源的”投资，即不随这个制度的正常运转所产生的需求因素为转移的全部投资。例如，发明了某种新的生产技术，它能使某种商品更廉价地投入市场；于是，即使对于这种商品的需求没有发生变动，也可发生对应用这种新技术的设备的投资。在经济学文献中，有三种外源投资居于突出的地位：（1）用于满足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要的投资；（2）用于新生产方法和新产品上的投资；（3）国外投资。它们预期能在多大程度上单独地或者联合地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那种投资出路呢？

（1）。近年来，经济学家对投资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彼此直接相反的看法。根据汉森，“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在十九世纪，一笔数量十分庞大的资本被吸收了，其理由不外是人口增长率大得惊人。”〔注：A.H.汉森，《完全恢复还是停滞？》纽约，1938年，第313页。〕反之，卡勒基却主张说：

“重要的事情……在这一方面不是人口的增长，而是购买力的增长。赤贫人数的增加并不能使市场扩大。例如，人口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对住房需求的增长；因为，如果购买力不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更多的人挤住在现有的住宅中。”〔注：M.卡勒基，《经济动态学理论》，伦敦，1954年，第161页〕

　　 汉森的主张似乎既前后倒置，又把资本迅速形成的条件同它的形成的原因混同起来了。这样说会更加接近于事实：十九世纪的高度投资率刺激了高度的人口增长率；而后者通过它对劳动力的影响，又使高度投资率的继续成为可能。

然而，卡勒基似乎又走得太远了，他否认人口增长对于投资的需求有任何影响。就他所举的住宅而论，由于人口增长而造成的拥挤，可能导使人们需求较多的住宅和较少的其他各种货物；既然住宅建筑要求相当大的资本投资，这就会导致投资总额的扩大。其次，投机的建筑商可能以人口统计为指导来作出他们的投资决定，某些其他的生产者特别是公用事业也可能是如此。但在这一方面，有关系的不是全体人口的增长，而是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地点的人口增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新工业和运输方式的兴起所推动的国内移民的结果——一句话，是由同总人数的增长只有间接关系（如果还有关系的话）的力量所造成的。

可见，虽然没有理由否认人口增长本身确实能创造某种投资出路，但也没有理由赋予这个因素以巨大的重要性。美国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起三十年代的降低了的增长率来是急剧上升的，这种经验强有力地支持着下述理论——古典经济学家所持的理论：人口增长是一种附随的变数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变数。是战争导致的繁荣促进了出生率的增长；较高的出生率对投资出路的相应影响肯定是造成这个时期的繁荣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至于将来，如果（不问原因如何）人口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同时其他的投资出路又在减少，其结果很可能是失业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持久的投资景气。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认为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外源投资对解决剩余吸收问题能作出很大的——更不要说决定性的——贡献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2）。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样一些划时代的革新，如十八世纪的蒸汽机，十九世纪的铁路，二十世纪的汽车。它们每一个都在经济史上统治了整个时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直接地和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出路。在此刻的分析中略去它们，并不是否定它们的极端重要性；只不过是为了给予这种观点以理论上的表现：它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独特的历史事件，并且必须这样来处理。我们将在第8章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在该章我们将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简单的历史分析。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可以称为“正常的”技术革新，即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源源不断地涌现的那种新方法和新产品〔注：“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二者常常是不可区分的，因为一个生产者的新产品可能是另一个生产者的新方法。多年来有一大部分投资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改良品种或全新品种中。这是否意味着，技术进步能为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自动地提供出路，任何的出路缺乏都在原则上能由技术进步速度的适当加快而得到克服呢？

在经济学家中间早就常常这样主张，仿佛这些的确都是不言而喻的命题。汉森在三十年代中期十分担心人口因素和地理因素对于投资出路会有严重的不良影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迅速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如果想要找到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私人投资机会，就必须求助于技术比过去更快的进步。”〔注：A.H.汉森，《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下降》，《美国经济评论》，1939年3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委员会选编的《商业循环理论读本》中重印，费拉德尔菲亚，1944年，本段在该书中见第378页。〕而在近年来，随着“研究与发展”运动的兴起，几乎也是同样普遍地假定：技术变革的速度已经或即将达到这样一点，在这里任何关于投资出路短缺的谈论严格说来都是一种时代错误。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有心去理解科学与工业之间正在改变着的关系，他发现他所称的“革新工业”的兴起在经济和商业思想中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

在《纽约时报》或《幸福》杂志中，你很容易读到新的课文：今天经济的推动力量是直接的、有利可图的、制度化的对新奇事物的研究。这里有着无穷无尽的边疆，不仅有理想的边疆，而且有营利的边疆。这就是对于“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倾向”需要新的投资出路的回答。读一读彼得·德鲁克，或萨默·斯利克特，甚至是更专门的技术文献，收尾的复唱词都是一样的。”〔注：菲利浦·莫里森，《革新的工业》，《每月评论》，1959年7—8月号，第103页。在某些场合，通过“研究与发展”传来的救世福音是用极大的热情来传布的。金融专栏作家西尔维亚·波特在评论一项麦格劳-希尔的工业研究支出计划的调查时说：“这将是美国整个发明和革新史中新事物和新服务的最大涌现……这将不断地灌输这个崇高的启示：我们现在正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根本变革的前夜，我们将促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近年来的迟缓步伐，我们将在同苏联的增长竞赛的紧要关头中恢复速度。”《旧金山纪事报》，1961年5月1日。〕

　　 这些关于更迅速的技术变革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有利影响的观点，来源于对竞争制度的传统分析。根据这种理论，在竞争制度下发生的普通情况是：某些特别有进取心的商号在技术革新上进行投资（在熊彼特的模型中，这些商号是为此目的特别组成的），它们在一个时候享受着额外利润。其他想要分享它们的幸运的商号也就跟着做。于是供应马上大量扩张，价格开始跌落。在这些其余的商号中，有些采用新方式是为了保卫它们的利润地位；其他的商号行动太慢或者力量太弱，无力回答这种挑战，它们被排挤掉了，它们的旧设备变成了一堆废铁。在这个过程——它一再重复发生，其步伐是由技术进步的速度所决定的——中，许多新资本投入了，许多旧资本毁灭了。〔注：熊彼特因此谈到“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一书第7章的标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本被创造了，也被毁灭了，股本的净增加额甚至从来就不是竞争经济中新投资的近似尺度。〕逻辑的必然结论是：任何技术变革的加速必定会开辟新的投资出路，并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个理论不再适用了。革新的技术普通是由巨型公司采用的（或不久就接收的）。它们不是在竞争压力的强迫下行事，而是根据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方针小心计算地行事。在竞争场合，没有一个商号能够——甚至实行革新的商号自己也不能——控制一般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而在垄断场合，情形不再是这样了。很明显，巨型公司不是以单独考虑的新方法的赢利为指导，而是以采用新方法对商号的全部赢利的最后影响为指导。而这就意味着，一般说来，采用革新技术的速度比在竞争的标准下慢一些。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假定有一项新的生产技术可供利用，如果通过作出新投资来采用它时，可提供百分之十二的利润。在竞争情况下，只要利息率低于百分之十二，这项新投资将立即作出。可是，如果想要使垄断资本家立即采用这项新方法，他就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之一：或者是降低他的价格，以便诱使市场吸收用新旧两种方法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停止使用一些旧设备，借以避免把更多的产品投入市场。既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反对削价的强烈偏向，可以确有把握地把第一种办法排除。至于第二种办法——停止旧设备去为新设备让路——只在下述情况下才对垄断资本家有吸引力：用新设备可以获取的利润同用旧设备实际获得的利润之，大于采用任何其他可供利用的投资办法所能获得的利润。假定旧方法实际提供百分之十的利润，而新方法可以提供百分之十二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只在利息率低于百分之二时（又没有获得比百分之二更多的其他投资可能性），垄断资本家才会立即决定投资。乔安·罗宾逊用稍微不同的措词来发挥这个论据：

有时候有人主张说，一个垄断者面对着一项新技术的蓝图时，如果用新技术生产的他的垄断商品，平均单位成本比用他的现有设备生产时的主要成本更低的话，他就会……〔安装〕新设备。这种主张看来是错误的。垄断者没有必要因为发明了一项成本较低的技术就降低他的价格。他的标准是：在一年的产量上主要成本的节约……须足以使新投资所提供的利润率同他用任何其他办法所能得到的利润率一般大。如果他由于某种原因只限于生产这种商品，那末，只要引用新技术的平均成本，包括所需借款的利息，低于旧技术下的主要成本时，他就会感到值得更换所用的设备；但是在普通情况下，垄断者可以让他的旧设备继续运用，而在其他方面随着自己的意愿进行新投资。只在这种商品的成本节约是他所能利用的最吸引人的投资时，他才肯对他的设备在其物质寿命终了以前予以废弃。因此之故，认为垄断并不阻碍技术革新的传播的观点，似乎是没有根据的。〔注：乔安·罗宾逊，《资本积累》，伦敦，1956年，第407页。〕

　　 我们的结论是：从垄断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当采用新技术会增加他的生产能力时（假定需求不变），他普通就避免采用。在他的现有设备需要实行更新以前，他宁愿等待，而不去安装新的设备。〔注：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也许是颇为重要的例外，将在下面第96—97页讨论。〕重要的是，要认识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和它所没有包含的意思。

它并不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速度必定有任何的减缓。我们已经着重指出，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大公司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要去发明成本较低的新技术；由于它应用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比竞争性的小商号大得多，我们实际上应当预期垄断资本主义会加快发明的速度。这个理论也并不意味着，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必定有任何压制新技术的趋势。在任何一个大公司，总有一些设备达到了它的有效寿命的终点，它自然会被体现着现有最新和最获利的技术的新设备所代替。这个理论的意思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速度，要比传统经济理论会引导我们去假定的更加缓慢。因此，看来虽然好象是荒谬，我们却必须预期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具备两个特点：技术进步的速度是迅速的，可是大量技术陈旧的设备仍然保留使用。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状况恰恰就是这样。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经济学部的成员于1958年对现有广房设备的陈旧程度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用最好的新厂房设备去代替所有的陈旧设备，至少须费九百五十亿美元。查出的某些详细情节的确是令人吃惊的：

我们对美国商业厂房和设备状况（在古老和陈旧程度方面）的调查还表明：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现代的（从1950年以来真正是新的这种意义来说）。但1950—1958这些年代构成了一个这样的时期：迅速改变着的技术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已经使较老的设备变为陈旧。…… 〔注：德克斯·M.基泽等，《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纽约，1958年，第23页。作者们对于经济现况是很好的观察家而不是同样好的分析家，他们把这些事实解释为意味着有作出新投资的巨大需要，他们的意思是：由于某种未能说明的方式，这种需要已转化为对投资的需求，即我们所说的投资出路。很明显，他们在这里是在用竞争的理论来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事实。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当补充说：陈旧的设备不仅仅是在垄断的工业部门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最完全的竞争条件下，调整到一个更高的技术水平的过程也需一定的时间——撇开这个事实不谈，也还有这样的重大考虑：垄断经济中的竞争工业部门，可能具有这样的特色：过份的拥挤，经常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低。在这种情况下，旧设备常常可以按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得，这构成了对购买效率更高的新设备的强大阻碍。此外，竞争性的小商号常常发现，要获得供新投资之用的贷款是利息奇昂的，或者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就在经济由于缺乏足够的投资出路而日益陷入停滞的时候，保留显然陈旧的设备的使用能够如此广泛。〕

　　 诚然，某些新技术不太需要在新厂房设备上进行投资，这就没有理由说，它们的引用必须根据旧厂房设备的磨损程度来规定时间。一个典型的实例是注射氧气的炼钢方法。把输氧长管插入现有的炉子中（并加强炉壁以获得更大的热阻力），加热的时间即可锐减，炉子的生产能力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里革新的实际是，加快现有厂房设备的生产速度；如果不需大量支出即可达到这个结果，那它自然会同样受到竞争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的欢迎。可是，就整个制度的投资出路的充足与否而论，这一类革新是一种十足的祸害。它们直接吸收的资本很少。又由于它们必然增加现有的厂房和设备的生产能力，就阻碍了用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新投资。尤其坏到极点的是，由于降低成本，它们使利润增大，从而使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数量增大。

从上述论证得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在技术进步速度和投资出路大小之间，不存在象在竞争制度下所存在的那样一种必然的关联。技术进步倾向于确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投资所采取的，而不是它的数量。〔注：清楚地看出了这种关系是斯坦德尔的巨大功绩之一（《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第133页），但他的错误是，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适用于资本主义一切阶段的一般命题。在寡头垄断下这是实在的——这一点已由保罗·赛罗斯·拉贝里在他的富于启发性的《寡头垄断与技术进步》一书中加以承认并强调，剑桥，马萨诸塞，1962年，待别是第148—149页。〕

这并不是一条毫无例外的严格规则。特别是就新产品来说，它和现有产品的新样式不同，可能首先涌向市场，享受一时的不受挑战的垄断地位。麦格劳-希尔的调查说：“新产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们常常带来非常之高的利润边际。当一个公司首先来到战场时，它可以规定相当高的价格……并希望赚得很高的收益——在大多数场合，比起市场处于高度竞争状态的标准产品来要高得多。因此，有着建立新设备能力以便迅速利用新产品发展的充分推动力。”〔注：《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第34页。一种新产品究竟是怎样有利可图，可以从塞罗克斯公司的成功故事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描写塞罗克斯及其产品的一篇文章中，《新闻周刊》（1964年9月9日）谈到了“在静电誊写器中，等于是垄断的一种惊人的利润潜力。例如，A914的制造成本不到二千五百美元。但塞罗克斯将其大部分出租，通过折旧来收回制造成本——每一台出租的机器平均每年收入至少为四千美元。如果顾客有意购买，定价为二万九千五百美元。甚至威尔通〔塞罗克斯总经理〕也说：‘当我将要醒来时，我不断地询问自己。’”所说的在销售上获得百分之一千以上的利润边际，必然是一种打破纪录的事情。〕可是，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应予以过分夸张，因为同一项研究在讨论科学发明与经济应用之间的差距时，表明也有从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的因素，阻止为引用新产品进行大量投资：

由于开始制造〔注：《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第62页脚注。〕

　　 在这个论据适用的范围内，没有必要对新产品和新工序予以区分：两者都是在控制着的方式下采用的，两者都只决定投资采取的形式而不能决定它的数量。新产品取代旧产品，正如新工序取代旧工序一样；没有被熊彼特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动力的那种“创造性的毁灭。”

还有一个怀疑技术革新的剩余吸收能力的理由，可以从巨型公司的折旧办法中找到。在为了计算剩余数量而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的社会必要生产成本中，自然必须包括为更新厂房设备因通过使用和时间消逝所遭受的磨损的开支。这种开支的确切数量——普通称为折旧——只在不存在一切技术变革的经济中才能精确算出。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各种厂房设备的使用年限通过反复的经验可以确定。如果那种经济也是一种竞争的制度，习见的竞争压力会迫使生产者在他们的长期成本核算中把刚刚足以替换旧设备（当其磨损不能再用时）的费用从收入中扣除。实际上，在一种以技术变革和垄断为特征的经济中，无法知道一项资本设备的使用年限是多少，也没有什么竞争压力会迫使巨型公司去作出仔细的估计，来指导它们确定其折旧费用。反之，确有强大的推动力去使公司在税收当局许可的范围内定出尽可能高的折旧率，因为称为折旧的那一部分总收入完全可以免纳公司利润税，同时象未分配的利润一样，可供公司随意使用。很自然，商人总是要求采取立法的和行政的措施，放宽有关折旧提成的规定。近年来，它们特别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一点，连同先进资本主义各国全部可以实行折旧的厂房设备现在已经达到巨大数量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下，有大量的（和日益增多的）金钱以折旧提成的形式流入公司的金库中。在理论上讲，自然，其中有一部分应当看作是合法的生产成本，有一部分是变相的利润；但是，既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一个止于何处，那一个起自何处，对于两者就没有办法作出正确的数量划分。人们几乎不得不接受这种通行的惯例：利润（因而也是我们所说的剩余）应当看作是扣除了实际出现在公司账簿上并向收税人报吿的折旧提成以后的净额。〔注：商务部最近对战后利润进行的一次研究，可以为这里所牵涉到的数量大小提供一个概念。财政部为征税目的而规定的折旧办法在1962年大为放宽。“程序的最近改变，连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后来在朝鲜战争危机中所批准的加速摊提，以及根据1954年《国内税收法》所产生的较大的折旧提成，使1962年的公司利润总额比在没有这些法律上的改变时大约低六十——七十亿美元。”小罗伯特·E.格雷厄姆和杰奎琳·鲍曼，《公司利润与国民产值》，《商业现况调查》，1962年11月，第19页。用百分比来计算，这意味着：1962年的公司利润比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的折旧办法仍在实行时的公司利润大约低百分之十五，关于这个题目，还可参阅本书附录（1B）。〕

可是，不能接受的是：这些事实和关系的含义竟被误解或被忽视了。在任何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总的投资出路不仅应当足以吸收未消费的那部分剩余，而且还应当足以吸收折旧提成总额。这并不是意味着，公司经理部门必须把恰巧落到他们控制下的那部分折旧提成用于投资：他们可以将其用于任何公司目的。但这确实意味着，对这整个制度来说，在我们能够即使是开始谈论剩余的吸收以前，投资至少必须同折旧一般大。

由于“折旧”一词所具的根深蒂固的涵义，人们不免陷入这样的错误：假定更新磨损的厂房设备的要求将为折旧提存自动提供出路，让剩余去满足“新”投资的需要。实际上，那样的情况只有在这种经济下才能发生：生产方法和消费者的爱好均保持不变；新投资的出路完全是同人口的增长和（或）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条件是远远不能实现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爱好都在继续改变着（或被改变着），在这种情况下更新力和“新”投资的区别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旧资本总在磨损，新资本总在投入，但两种过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一台机器已经磨损，消费者对它本来所生产的那种产品正在失去兴趣，那它就根本不必更新了。如果体现旧方法的设备磨损了，它就将被体现新方法的设备所代替——只要预期未来的需求会高到足以保证生产的继续。从有理性的公司经理部门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投资都是新投资，应当严格按照未来的利润前景而根本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将其导入这个或那个渠道。我们只能说，在某个一定的时刻，如果要维持现有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就有一定数量的总投资必须找到出路，这个总投资等于全部折旧加在该项产量水平上产生的剩余数量，减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剩余。

现在，我们想要说明的观点只不过是，在折旧数量非常之大的地方，象在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下，很有这样的可能：企业能够单凭这种财源，去供应它认为在技术革新（新产品和新工序）方面有利可图的投资，不会留下什么“技术革新的”出路去帮助吸收要求投资的剩余。换言之，对于通过公司经理部门自己“慷慨的”折旧政策提供给它使用的资金，技术进步只不过形成最为有利的用途。如果情况是这样，技术进步对于解决剩余中要求投资的“可见”部分的出路问题根本不能作出什么贡献；不管要求有多大投资去体现可供利用的革新，它很可能不足以吸收日益增长的折旧提成的高潮。

试图从统计方面来证明这一点并不是本书的目的。然而，鉴于技术进步与投资出路问题基本无关这个观点很可能遭到反对，同时它对垄断资本主义一般理论又是如此重要，似乎应当提出少量综合性的数字来作为它的根据。

	研究和发展支出（1）	厂房和设备支出（2）	折旧提成（3）	折旧提成占厂房设备支出的百分数（4）
1953	3.5	23.9	11.8	49.4
1954	4.0	22.4	13.5	60.2
1955	4.8	24.2	15.7	65.7
1956	6.1	29.9	17.7	59.2
1957	7.3	32.7	19.7	60.2
1958	8.2	26.4	20.3	76.9
1959	9.0	27.7	21.6	78.0
1960	10.5	30.8	23.1	75.0
1961	11.0	29.6	24.8	85.2
1962	12.0	32.0	26.2	81.9

资料来源：研究和发展支出：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繁荣的锁钥》，纽约，无日期；《商业周刊》，1961年4月29日；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通讯，1963年4月26日。厂房设备支出和折旧提成：《商业现况调查》，每年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用途的文章。

1953—1962这十年是技术迅速进步甚至是加速进步的十年。表1中第1栏所列的研究与发展支出的惊人增长，可以作为技术进步速度的大略指标。如果这曾经引起大量新投资出路的开辟，它肯定应当在厂房设备支出（第2栏）中表现出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十年中厂房和设备支出的全部增长是在1953年至1957年间。从1957年至1962年，虽然研究和发展支出继续猛增，厂房和设备支出却上下波动，平均比1957年的水平低百分之八十左右。与此同时，折旧提成（第3栏）的高潮却不断上涨，结果，在厂房与设备支出中，用折旧偿付的，在1953年还不到百分之五十，1962年却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们并不主张说这些数字就是证据，然而我们确实相信，它们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技术革新与投资出路两者的相互关联是很小的，如果还有的话；室断资本主义日益能够用折旧提成来满足它的投资需要。

有人还可以主张，既然研究和发展支出占厂房和设备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那末研究和发展运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投资出路。〔注：如果我们把非商业组织（政府，大学，基金会）的研究和发展支出也包括在内，根据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计算，在1959年的这项支出总额共达一百二十四亿美元，约占该年度厂房和设备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五。见全国科学基金会，《关于研究和发展数据的评论》，编号NSF61—69，华盛顿，1961年2月，第1页。〕如果研究和发展支出是从总利润（折旧加净利润）中支付的，毫无问题地会是那样；假使情况果真如此，研究和发展支出就会同厂房和设备投资处于同等地位。可是，在实际的商业惯例中，研究和发展支出是当作生产成本看待的，在计算总利润以前就已经从售货收入中收回来。因此很明显，研究与发展运动并没有为总利润的投资创造任何出路。

这并不是说，研究和发展支出真正是生产成本。显然并不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它构成一种剩余利用的形式，可以同——譬如说——教育支出相比拟。从一种外形的意义来说，最好是把它同销售成本相比，后者将在下章进行详细分析。（事实上，在研究和发展一项中有许多只不过是销售术的美化形式，因此两者在实质上和观念上都非常类似。）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对于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也不能此人口增长作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3）。为了了解今天世界的现状——特别是它的划分为经济先进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很少有比国外投资更重要的题目了。可是在此刻，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只是国外贸易是否能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司部分中所造成的要求投资的剩余提供出路。而在这一方面，它既没有也不可能期望会起重大的作用。的确，除了可能在先进国家资本输出特别高的一些短暂时期之外，必须把国外投资看作是从不发达地区吸取剩余的方法，而不是把剩余导向不发达地区的渠道。

典型的实例是在它的帝国权力处于极盛时期的英国。这可能是真实的：大约在1870年以前，当时英国经济还处在竞争阶段，曾经有过大量的净资本输出——从而消耗了英国国内生产出来的剩余。但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中，英国的海外投资收入大大超过了资本输出。据凯恩克罗斯估计，在1870—1913年，净资本输出为二十四亿英镑，而从国外投资获得的收入达四十一亿英镑，这样，资本输出只占所获收入的五分之三。〔注：A.K.凯恩克罗斯，《国内和国外投资，1880—1913年》，剑桥，英国，1953年，第180页。〕（达些数字自然并不包括以殖民地官僚阶级的薪金和退休金形式从帝国抽取的庞大数目。）从这种贡赋中，英国能够维持世界上最大的有闲阶级和支付一个起着全球警察作用的军事组织。

美国的经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1963年，美国公司（几乎全都是巨型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达四百零六亿美元。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许是过半数——是购买来的，没有任何来自美国的资本流出。克利奧纳·刘易斯叙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许多场合，一个公司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时，它所作的贡献大部分是专利权。例如，当一个加拿大人，戈登·麦格雷戈，在1904年建立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时，把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本让给底特律公司，永久交换福特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英属马来亚的全部权利和制作法。随后的年代是极为成功的，虽然付出了很大的股息，用作再投资的收益也是很大的。1912年，一次股息分配使公司的全部股本从十二万五千美元增至一百万美元；1915年10月，决定支付百分之六百的股息，使公司的全部股本增至七百万美元。到1925年年终，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和剩余共达三千一百万美元以上。据估计，到1927年，由于购买股票，使美国在该公司的份额增至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同时，公司付出了大约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现金股息。这样，这宗在加拿大的大投资所费于美国经济的，似乎只是有关的专利权，加上不到所获股息全数的再投资。〔注：克利奥纳·刘易斯，《美国在国际投资中的重大利益》，华盛顿，1938年，第300—301页。〕

　　 即使在输出大量资本的那些场合，随后的扩张普通都是通过利润再投资来进行的；利息和股息的回流（更不用提以支付服务等等形式伪装起来的汇款）不久就超过了原有投资的许多倍——并且还在继续把资本输入美国母公司的金库。因此，毫不奇怪，虽然每年有资本流出国外，投资收入的回流总是要大得多。根据1950年及以后的政府官方统计可以编制的这两个数列，如表2所示。

	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净额	直接投资收入
1950	621	1,294
1951	528	1,492
1952	850	1,419
1953	779	1,442
1954	664	1,725
1955	779	1,975
1956	1,859	2,120
1957	2,058	2,313
1958	1,094	2,198
1959	1,372	2,206
1960	1,694	2,355
1961	1,599	2,768
1962	1,654	3,050
1963	1,888	3,059
共计	17,382	29,41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商业现况调查》，1954年11月；以后见该刊每年8月号的年度调查文章。

在解释这些数字时——应当记住，其中不包括经理酬金，专利权税，和以各种形式掩盖的汇款〔注：“除了以股息、利息、分行利润的形式获得的收入之外，美国母公司还从国外分支机构获得大景的付给各种经理服务的报酬，和使用专利权、版权和类似的无形财产的费用。到1961年，这种入款接近每年四亿美元，并且比列为‘收入’的数额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长。”塞季尔·皮泽和弗雷德里克·卡特勒，《美国海外投资的扩张》，《商业现况调查》，1962年8月，第24页。〕——重要的是必须记住，根据同一来源，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从1950年的一百十八亿美元增至1963年的四百零六亿美元，增加了二百八十八亿美元。这样看来，在此期间，美国公司能够以收入的形式收进的比它们当作资本输出的要多一百二十亿美元，同时，把它们的国外财产（通过国外所赚利润的再投资，向外国银行和投资人的借款，等等）扩充了二百八十八亿美元。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投资远远不是国内形成的剩余的出路，相反，它是把海外形成的剩余转移到投资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自然很明显：国外投资使剩余吸收问题更为严重，而不是有助于它的解决。

不管人们怎样转弯抹角，终究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得出这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就是停滞。在一定的资本总额和一定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之下，这个制度的开工率不会高过生产出来的剩余数量能够找到必要出路的那一点。而这就意味着现有人力和物力的经常使用不足。或者，把这个论点用稍为不同的措词来说，这个制度的开工率在它的赢利变动线上必须处在这样一点：它低到不使形成的剩余比所能吸收的更多。既然贏利变动线总是在向上移动，“平衡的”开工率就必然会有相应的下降倾向。如果听其自然——即是说，当不存在构成这个制度的所谓“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抵销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抵销的力量的确是存在的。如其不然，这个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因此，理解这些抵销力量的性质和含义是一件最关重要的事情，以下三章就是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这里我们只限于说几句开场白。

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它的长期无力吸收它所能生产的剩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给予普通公民以深刻的印象。对他来说，经济问题似乎同教科书上所说的恰好相反：不是怎样去更好地利用稀少的资源，而是怎样去处理过多资源的产品。不管他的财富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是如此。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普遍存在的失业吿诉他，劳力总是供过于求。如果他是一个农民，他总是在为漂出生产过剩的海洋面上而奋斗。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的销售量持续地落在他所能有利地生产出来的数量之下。总之是太多了，从来不是太少了。

这种状态是垄断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太多”这个观念本身，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它也只是描述一种暂时的混乱，而不是一种正常的状况。在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它可能赋有多么丰富的天然资源，具有多么发达的技术和人工技巧，“太多”只不过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信号，使人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太少”的领域。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太多”才作为一个在所有的时候影响每一个人的普遍问题出现。

从这个源泉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态度和利益，它们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运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方面，有着充满公共机关结构内的顽固的限制主义精神。〔注：这就是法国人一用一种不太强的逻辑——所称的“马尔萨斯主义”。〕工会的要求资方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亨利·华莱士的把小猪崽埋葬掉，只不过是人所共知的最好例子，证明在商业和政府中几乎是普遍的做法：对供给过剩的最原始的反应就是削减。在三十年代，当“太多”发展到成为普遍灾难的程度时，原始的限制主义在“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复兴署”中获得了官方全国性政策的尊严与威力。

但是把削减用作对“太多”的救济办法，即使对某些集团和个人有利，也徒然使整个局势更为严重。因此出现了一套次要的和更高明的态度和政策，在最初是摸索地和缓慢地出现的，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的目的性和推进力都在日益增长。它们的理论基础是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得来的，供给方面的“太多”，其反面就是需求方面的“太少”，它们不去削减供给，而以刺激需求为目的。

这样，刺激需求——创造和扩充市场——就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下商业政策和政府政策的主题。但这个说法尽管是真实的，却容易引起误会。有许多可以设想的刺激需求的方式。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发现，由于某种计划上的错误，有比可能售出的更多的消费品正在生产出来，假定现有的价格和收入结构不变，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救济办法显然是减价。〔注：参阅卡勒基，《经济动态学理论》，第62—63页。〕这会减少计划当局所能支配的剩余数量，并相应地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供过于求的威胁可以迅速地、毫无痛苦地避免：每一个人的经济境况都会更好一些，而不是更坏一些。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种行动方针显然是无法采取的，在那里决定价格是巨型公司小心翼翼地捍卫着的特权。每一家公司都以追求它自己的最大限度私人利润为目的来作出它自己的决定。除了在全面战争的短时期内——此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威胁着整个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之外，并不存在有权管制价格的机构。而且，在和平时期维持或建立这样一种机构的每一次尝试，其结果不是可耻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价格管制的可耻下场可以作为见证），就是使“被管制的”工业部门中所实行的垄断价格形成办法披上一层薄薄的合法化伪装。明摆着的事实是：价格形成过程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想象可以为着公共利益来对这种过程加以管制，就会把使这种社会之所以成为这种社会的特征本身都想象掉了。

如果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通过减价来刺激需求是不可能的，其他可供采取的方法却不能说也是这样。可以拿广吿和有关的销售术形式来作为例子，这将在下章详细分析。每一个巨型公司为它的处境的逻辑所驱使，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和资源用在销售努力上。而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充分的兴趣，去促进而不是去限制和管制这种创造新市场和扩大旧市场的方法。

同减价和销售术的情形一样，其他刺激需求的形式可能是与构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的利益布局、权力结构、思想意识体系相适应的，也可能是与它们不相适应的。相适应的将受到鼓励和提倡；不相适应的将受到忽视和禁止。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刺激需求。它必须刺激需求，否则就只有灭亡。

问题是怎样刺激需求。在这里，我们将试图表明，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选择机构，这种机构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03.htmindex.htm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