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大会上的反对——改革主义政策遭批评
（1947年3月）
出版时间：1947年3月
今年共产党大会的突出特点是来自党内普通党员中的革命反对情绪，这种情绪成功地渗透到大会的讨论中。
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党员在战后对党政策的不安。
对于那些更为先进和真诚的共产党成员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所谓“共产主义”党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策，它不过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改革主义政策的一个更“左翼”版本。
这一情绪在党内被迫在《世界新闻与观点》上展开的讨论中得到了体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纷纷寄来批评和建议，呼吁采取切实的工人阶级政策。
来自曼彻斯特的铁路小组成员，比尔·沃德同志写信支持铁路国有化，并提出以下观点：
“似乎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需要一项关于车站委员会的国家政策，这些委员会可以与地区委员会相关联[即——这位同志真正倡导的是工人控制，而共产党领导层则在刻意回避这一点——译者注]。阶级意识清醒的工人曾梦想这一变革，而这个梦想不应变成噩梦。”
这反映了共产党最优秀工人对工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本能反对，工党政策只能将工人阶级引向灾难。然而，在大会上或其他任何场合，共产党的领导层都没有向工人阶级甚至党内成员解释这一问题。他们掩盖了工党在国有化问题上的反动政策，回避了列宁主义的解决方案。
这种革命性反对倾向最为坚定和一致地表现在赫特福德和韦尔温花园城的修正案上，修正案批评了党内的政策。
在《世界新闻与观点》上发表的一封精彩信中，埃里克·希佛1对共产党大会决议提出了不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执行委员会决议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化’从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但遗漏了当前形势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结果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它展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衰弱地位，但没有展示在英国国内垄断的加强地位，以及二战后它们与国家机器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当前掠夺性外交政策的基础。帝国主义不是某一群体资本主义政治家的偏好政策，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明确阶段。”
《每日工人》在报道修正案时只给出了部分内容：“他说[埃里克·希佛同志——译者注]，执行委员会走上了一条改革主义机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已被抛弃，’他说：‘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正在将我们推向支持一个社会叛徒的政府，这个政府正把这个国家引向经济灾难和反动的胜利。我们必须设法利用经济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在共产党领导人记录下来的对这些同志的“罪行”中，有一条是：“他们愿意走得多远，从韦尔温花园城支部讨论执行委员会提名时，他们投票否决了波利特、加拉赫、普特、凯里根、霍纳等同志。2”
采用对共产党内所有革命性反对派的典型诽谤手段，南东米德兰区组织者贝蒂·马修斯3接着试图将反对派与丘吉尔联系在一起：
“修正案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托利党的威胁。我们被邀请与丘吉尔和大工业家们联手削弱工党政府，”她说。“这一政策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引导国家事务的能力。”
这些来自曾在战争期间主张支持丘吉尔、在大选时主张与托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人，这种态度对共产党思想成员来说是一种愚弄。提到工人阶级的力量纯粹是为了掩盖对改革主义的屈服。
赫特福德的修正案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尝试，旨在回归列宁的政策。虽然在对共产党领导机会主义政策的反应中，这一立场略显过于左翼，是领导层用来掩饰他们从革命立场后退的借口，但在其主要实质上，它是一个关于战略的列宁主义立场，尽管在战术上有缺陷。而共产党领导层提出的立场与列宁的方式和目标完全不相符。在与科尔尼洛夫作斗争、支持克伦斯基时，列宁写道：
“即使现在，我们也不能支持克伦斯基的政府。那样做是不道德的。有人会问：那就不与科尔尼洛夫作斗争吗？当然要与他作斗争！但这不是同一回事；有一条界限，一些布尔什维克已经越过了这条界限，他们让自己成为‘妥协者’，被事件的洪流冲走了。
与此相比，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如何呢？在对抗托利党时，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支持工党领导人。执行列宁的建议，我们在大选中提倡“工党上台”。但我们从不与工党领导的反动政策认同，我们从不欺骗工人，让他们误以为工党领导所提倡的措施能够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和利益。因此，通过与工人一起经历这些经验，我们希望通过耐心的解释，将他们带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中。
这就是赫特福德和韦尔温花园城修正案所努力表达的政策，许多工人党员正在摸索这一政策。它与共产党领导层的可耻政策没有任何共同点，后者只是对共产主义的歪曲。
在通过所有常规手段的压力未能动摇这些支部成员的立场后，波利特表示他们将面临共产党内任何坚定反对派的通常命运：“谈到韦尔温花园城和赫特福德的修正案时，他[波利特——译者注]说，新的执行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这些支部得到重组。”（《每日工人》，2月12日）
波利特的意思当然是，所有的措施都会被采取，以压制那些仍然坚持自己信念、力求坚守列宁主义立场的人。
如果这些工人希望争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他们将只能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找到这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