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

（1926年10月29日）

1．1917年在对革命的评价方面是否出现过什么分歧？

2．采取农民自由委托书作为土地纲领基础。

3．土地法令。

4．剥夺富农政策。

5．争取中农的斗争（见第17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中的书信和报告）。

6．列宁就中农问题答农民古洛夫。

7．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8．解释新经济政策（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我坚决反对根据过去的、而且是被歪曲的关于不断革命的争论事后篡改十月革命这一活的历史的任何尝试。

我们是否认为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九周年之际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因为它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奠定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不认为我们确立了苏维埃制度后就把我国排除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之外。

正是由此开始出现真正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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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实现或者“相信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实现是基本前提。

批评，包括决议。

2．指责想掠夺农民是第二个前提。

3．既然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究竟为了什么要掠夺农民呢？这个问题至今没人解释过。

4．我们说，比例失调说明：

（1）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

（2）存在为此所需的内部资金。

5．有人回答我们说：你们过去夸大了资本和私营企业主的积累；你们过分夸大了被官僚机制侵吞的资金数量。

换句话说——有人回答我们说：国内没有加快工业化的资金。

6．所谓我们相信“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断言以何为基础？

7．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根据以下客观情况：工业化的速度不仅由国内关系、而且由国外关系（世界市场）来决定。

直到最近还有人回答我们说：可以是乌龟爬行速度，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国际关系与此无关。国际关系以干涉来威胁我们；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关于世界发展的相对监督的修正案在七月全会上被否决。

9．我们认为“乌龟爬行速度”是不够的，因而被宣布为“悲观主义者”和“信念不坚定的人”。

我们说：

（1）主要危险在于工业落后（比例失调问题）；

（2）由此产生来自富农和私营企业主的危险；

（3）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向农村上层“偏移”是不容许的；

（4）扩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政治影响是不容许的。

我们确信这些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危险的。为什么要把这称作“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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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国内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源，而不受世界风云变幻的影响？

这种提法带有经院习气。它对任何人、任何事情来说都不需要。

问题是这样的：国内是否有充足的资源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占有较大优势并缩短我国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差距？

缩短差距是好几年的计划。

这一计划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准备是相辅而行的。

我们应当逐年把我们的价格向世界价格哪怕稍微靠拢。我们的价格应当逐年变得更有竞争力。

无产阶级和农民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

10〜20年内农民继续存在？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要知道问题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以确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是否有过分歧？

租赁和雇农。

关于富农、贫农、中农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争论。

我的关于农民的引文：

“我们主要的力量对比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工人阶级是惟一能够不仅使我们的国家在将来达到社会主义，而且直接使之免遭灭亡、瓦解和崩溃的阶级。正如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任务在于确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正确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托洛茨基，1923年4月5日的报告）

“我们党的全部智慧应该用来使这个问题（从农民那里拿走多少）不变成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成为协商、妥协的问题。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妥协派，在使工人国家同农民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彻底妥协派。”（托洛茨基，1923年4月5日的报告）

“即使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们基本的社会主义方针也同样保持全部效力。”（托洛茨基，1925年7月29日《消息报》）

列·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