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主义的骗子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8号，190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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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的嗅觉足够敏锐，那么你应当已经发现，我们周围存在着一股可疑的“泛斯拉夫”政治潮流……

俄罗斯的居民啊，又一次有人试图打开官方斯拉夫主义的安全阀，想要借此给你过剩的公民情感减压。又一次，和二十五年前一样，爱国主义的新闻承包人们从自家档案室里取出那些一时弃置、以备将来调用的资料，从中提取出“斯拉夫人皆兄弟”的思想，然后大张旗鼓地把这些思想刊载出去……

不久前，希普卡山口战役¹的周年庆祝活动在保加利亚举行。那些免予检查的出版物的编辑们收到一份通令，希望出席这些庆祝活动的俄罗斯新闻界代表乃至于所有俄罗斯国民“不要发言或是祝酒”，因为“只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副将伊格纳季耶夫²公民被授予了”这种权利……而按照《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报纸言之凿凿的说法，这位伊格纳季耶夫却仅仅是以私人身份前往保加利亚的。

在周年庆典上，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一直维持着那种煽动者的外交艺术，每时每刻都准备好要出卖那些被他花言巧语吸引过来的人。现在，《圣彼得堡公报》（“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这家报社有很多良好的意图，却很缺乏政治意义——的文章说：“有些观点觉得希普卡山口举行的庆典就能推动马其顿走上起义之路，这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奇怪。”奇怪——就只是“多多少少”这种程度吗？是不是也可以说，虽然只是“多多少少”，但也还是会明确地让人觉得怪异呢？这也就是我们的意见。诚然，这位煽动伯爵的观点认为，有利于解放马其顿的“心理时机”还没有到来，但他又马上指出，“俄罗斯是斯拉夫民族的精神与物质后盾”——雄心壮志依然没有逝去，俄罗斯依然能够发起一场“像1877-78年战争那样的十字军圣战”。这位垄断者舌绽莲花，说着一些模棱两可的伪善辞令，“让每个俄罗斯人都买他的帐”（这是《新时代》报纸的说法，而这里的俄罗斯人正是指那些收到7784号通令，被要求“放弃”发言的人）。扮演完挑拨者的角色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公民又专门用一封电文对“马其顿起义中的枉死之人”表达了“遗憾之情”：显然，急不可耐的保加利亚人完全把“心理时机”抛在了脑后。（译注：这里指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巴尔干事务上的新闻大师们又表现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把《圣彼得堡公报》空谈泛斯拉夫主义的废话扔在一边，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这家保守自由派报纸根本没有任何自控能力。《证券交易报》（“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凭着一股“敏锐的嗅觉”尝试和《新时代》搞竞争，他们在短短数日之内就明显地改换了巴尔干相关文章的语调。昨天他们还尖锐地评价说马其顿起义是一次不合时宜的盲动，今天就改口说了这么一番话：“要说对土耳其实施侵略计划的想法，我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但是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如此痛苦地回荡着马其顿基督徒的呐喊和呻吟。奥斯曼帝国的政策顽固地拒绝考虑俄罗斯对兄弟教友自然而然的同情，这对奥斯曼来说永远是极其致命的。”

对这个问题，《新时代》则狡猾地做了评价：“显然，毫无疑问，每个有良知的俄罗斯人都诚心诚意地希求和平……但谁又能不承认呢，希普卡的纪念碑使我们身体里那种不屈不挠的决心焕然一新、愈发坚定，使我们永远忠于先辈的遗训和其中的内容，使我们支持和继续那些我们为之光荣受难和牺牲的事业。”

读者朋友，这看起来像不像是上头有人在命令这对伶牙俐齿的新闻兄弟造出一个“心理时机”来？不过，这个“时机”会起什么作用呢？是有利于马其顿的解放事业吗？还是说这是在利用“斯拉夫”的情感，来加强专制官僚的地位呢？这个问题显然只有一个答案。

因此，无论马其顿起义在我们之中引起多么大的同情，我们对俄罗斯社会上一切要求对它进行积极支持的运动都不能不持有否定的态度，因为俄罗斯社会已经被剥夺了可以执行集体意志的手段。任何民族运动只要脱离了空谈阶段，就不可避免地会经过沙皇政府的脏手，这个政府对待自己人民的态度就像土耳其人对待非穆斯林那样。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所实行的土耳其制度一直也是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的最强基础。”（德拉戈马诺夫，《土耳其人的内在与外在》）

“土耳其人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关在棺材里用刑，在他们的家里虐待他们，强奸他们的妻女姐妹，掠夺他们的财产……这还有多久才是个头？”《圣彼得堡公报》愤怒地发问道。

可先生们，到国内来的库尔德人照着土耳其人的计划在你们悲惨的祖国做了同样的事，为什么你们却一声不吭呢？我们的监狱难道比土耳其的要好吗？我们的监狱难道就没有在精神上（最近也开始在肉体上）折磨囚犯吗？我们被派去镇压波尔塔瓦地区的士兵难道没有强奸农民的妻女吗？他们难道没去掠夺财产吗？那你们为什么不号召一下，对这些沙皇治下的伊斯兰异教徒来一场“十字军圣战”呢？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竟然敢厚颜无耻地对招待他的保加利亚官方代表说：“搞好你们的内部事务，你们就会赢得俄罗斯的好感。”我的读者，这番放肆到吓人的话，可是在1902年说出来的——正是那个俄罗斯政府还在用吊死发表不信任言论的本国公民、拿着手枪与工人当街开战、把学生扔进西伯利亚大牢和鞭打农民之类的方式“搞好内部事务”的1902年。

这个政府甚至还冒充成解放者四处炫耀！俄罗斯的各大报纸也为这些政治骗子创造了有利的“心理时机”，用马其顿人的鲜血炒作国内的政治。

那些起义的保加利亚人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用俄罗斯的马鞭取代土耳其的弯刀。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对待他们事业的态度，正如同我们完全能理解聪切夫将军的话：“起义会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新的复仇者还会站起来，那个时候，解放的马其顿人就可以说，他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也做到了——毕竟援助往往会附带极其沉重的代价……”

所以说，自由的捍卫者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让统治集团和它在新闻界的喽啰们无功而返，用我们社会革命的反对力量把他们斯拉夫主义的招摇撞骗彻底抛开。

《新时代》是一份文学的、政治的和卖身投靠的报纸，它由苏沃林出版，已有40年历史。众所周知，该报曾无数次地改变"方向"，但这些改变的范围总是非常狭小——完全是在不同机关部门的斗争范围内反复转向。《新时代》在德里亚诺夫任教育部长的时期支持古典主义，在万诺夫斯基时期又反对古典主义；在普列夫时期百依百顺，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时期又要求"信任"。尽管变化无常，《新时代》却可以说是一家文坛恶棍的刊物。它仇视民主、仇视激进知识分子、仇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仇视革命农民，这在很多文章中都有表现，而且是用疯狗狂吠的语气写出来的。恐犹症在《新时代》的所有转变之中历久弥新，因为剥夺犹太人权利会列在每一个专制大臣的方案清单上。

　　《新时代》还支持作为财政部长的维特，唾沫横飞地捍卫酒业改革，支持远东的战争政策、为日俄战争辩护，赞扬军事天才库罗帕特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隐瞒真相、撒谎、欺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