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建生活，首先要认识生活

原文原载于1923年7月11日《真理报》

俄语原文链接：../../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13.html

日常生活的问题最清楚地表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创造者。日常生活，即环境和生活方式，甚至比经济还更容易，（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人们的背后进化”。在人类历史上，生活领域有意识的创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日常生活是在人的自发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在技术进步或革命斗争的偶然刺激下，它同样以自发的方式发生转变。从主要方面看，它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的无产阶级并不古老，也不是世袭的。在过去数十年里，它主要产生自农民，只有一部分产生自小市民。我国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生动地反映了其社会起源。只要回忆一下格莱布·乌斯宾斯基¹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的道德》²就够了。拉斯特里亚耶夫人，即这上世纪后四分之一图拉工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是那些失去了成为独立业主的希望的小市民或农民，是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和赤贫者的结合体。自此之后，无产阶级经历了一场汹涌澎湃的运动，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飞跃，但在生活和风俗上并非如此。生活保守得可怕。当然，旧的、原始形式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已经不复存在了。对学徒的虐待，对主人的屈服，恶性酗酒和街头流氓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方面，在家庭生活方面，旧有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似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着一道围栏。我们需要多年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来把旧思想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个人与家庭生活领域驱逐出来，以集体主义精神自上而下地重建它。

家庭生活问题是在前面提到的莫斯科群众鼓动者会议上一个讨论特别激烈的议题。每一个人在这个方面都有委屈要说。有很多印象、观察和问题，主要还是问题，但不仅没有答案，而且问题本身也被保持沉默，没有出现在印刷品或会议上。广大工人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共产党人与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日常对接线——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观察、结论和积极影响的领域啊！

我们文学作品应对不了这些问题。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保守的，落后于生活，没有什么适应性，无法在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即时捕捉到它们。利别津斯基的³激发了我们一些同志的热情，可我不得不承认，这对年轻作家来说是无节制的也是危险的。从形式上来说，《星期》尽管有天赋的迹象，却充满学生的特性，而只有在远超自我的伟大、不屈不挠和细致复杂的工作下，利别津斯基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会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方面。给人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而是其捕捉到的“共产主义”的生活领域。但在这个方面捕捉得并不深刻。“省委”向我们在这方面展示的太过于实验性质，也没有深刻根源，更是非本质性的。因此，就带上了一丝偶然的味道，像一部从革命生活中走出来的小说。描述“省委”的生活固然是有趣和有益的，但是当共产主义组织的生活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时，困难和意义就来了。我们需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当前共产党是每一个有意识前进运动的主要杠杆。因此，它与人民群众的团结成为历史行动、反应和抵抗的根源。

共产主义理论超前了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数十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前了数个世纪。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不会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理论以其现实性和辩证的灵活性，找到了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其影响力的政治措施。但政治思想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政治是灵活的，而生活则停滞且顽固。工人内部的许多生活冲突就是从此而来，它们发生在意识与传统的相交线上。更何况这些冲突是沉重的，因为它们无声地保留在公众意识中。文学作品，甚至是政论都没法表达它们。我们的报刊在此问题上默不做声。而对急于跟上革命的步伐的新的文学倾向来说，生活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他们打算创造生活，而不是描述它！但是，新的生活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们必须用已经存在且能够发展的要素来建造。因此，在建立生活之前要先知道我们拥有的要素是什么。这不仅适用于影响生活，也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需要知道有什么要素，也要知道这些要素正向什么方向改变。请向我们展示，首先向你们自己，展示在工厂、工人之间、合作社、俱乐部、学校、街头和酒馆中发生的事，你们必须明白那里在发生什么，也就是说，要给过去的残余和未来的萌芽找出必要的前景。这一呼吁对小说家、政论家、工人通讯员和记者同样适用。请向我们展示那来源于革命火炉的生活吧！

然而，不难推测，光喊口号并不能吸引我们的作家的注意力。我们需要正确地组织这件事，并进行正确的领导。首先，必须把研究和启迪工人生活作为记者的首要任务——无论如何，至少是他们之中会听会看的人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有条理地把他们引导到这项工作上，指导、纠正、领导和教育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日常生活的书写者。同时，要拓宽工人通讯员的视野。从本质上讲，他们中的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写出比我们现在的还更有趣味和内容的通信稿。但是为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地提出问题，正确地设定任务，激发讨论，并协助维持它。

为了提升文化水平，工人阶级——首先是其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生活。资产阶级在上台前就主要通过通过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项任务——当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反对派的阶级时，就已经有诗人、画家和政论家在为它服务，帮他思考或为他思考。

在法国，被命名为启蒙时代的十八世纪，正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考社会和个人生活，努力让生活服从于理性规则的时期⁴。他们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教会问题、男女关系和教育等问题。毫无疑问，仅仅讨论这些问题的事实就大大提高了个人的文化，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和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但是，十八世纪哲学家为协调社会和私人关系于理性规则之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一个事实而遭到破坏——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这正是理性的社会基础。私人所有制意味着市场，而市场会盲目发挥经济力量，且经济力量绝不是由理性控制的。市场的经济关系之上，是市场的生活。只要市场仍占据统治地位，那么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理性化。尽管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结论是精明且大胆的，但从此我们却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

在德国，启蒙运动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译注：指19世纪，下同）拉开序幕。“青年德意志”，在海涅和伯恩的领导下⁵，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在这里看到资产阶级左翼完成的批评工作，他们向奴性、卑躬屈膝、市侩习气、小市民的愚笨以及偏见宣战，并带着比法国前辈多得多的对理性的怀疑，去建立一个属于理性的王国。这场运动后来与1848年小资产阶级革命合并在一起。这场革命远没有改变全人类的生活，甚至无法扫除许多德意志的小邦国。⁶

在我们落后的俄罗斯，启蒙运动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才达到重要阶段。从别林斯基学派中走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⁷，他们批评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经济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针对胡言乱语、反动性和生活的落后，他们与传统类型的启蒙主义者相对抗，即那些想用理性建立自己的生活并成为“有批判精神的人”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这个运动与民粹派结合，是一场姗姗来迟的俄国启蒙运动。但是，如果说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者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改变生活和道德——它们是由市场而非哲学形成的；如果说德国启蒙运动的直接文化和历史作用更加有限，那么，俄罗斯知识分子教育对人民的生活和道德的直接影响则更加微不足道。最后，包括民粹派在内的俄国启蒙运动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这一事实则决定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

工人阶级只有夺得权力，才能直至最深基础为真正改造日常生活创造条件。如果要合理化生活，即把生活改造得符合理性的要求，就不能不去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因为生活的根基在经济中。只有社会主义自己把目标设定为吸收理智并使其服从于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拘泥于技术理性化的思想（通过应用自然科学、技术、化学、发明、机器），另一方面拘泥于政治领域（议会政治），却并没有追求经济的理性化——经济一直是盲目竞争的舞台。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和盲目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当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时，它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使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基础服从于有意识的控制和领导。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有意识地重建生活。

但是，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密切相关。然而，毫无疑问，即使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水平下，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更多的批判、主动和理性的元素。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但是很明显，日常生活的彻底重建——把女性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把婚姻从经济胁迫的因素中解放出来等等——只能在社会积累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对资本主义的上述事物越来越占优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有千年保守传统的日常生活只有得到批判，才能追赶上被现有的或即将出现的经济资源激活的进步。另一方面，即使是日常生活领域中最微小的成功，在性质上相当于提高男女工人的文化水平，也会立刻有可能促进工业合理化发展，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的积累，而这后者又会推动日常生活的公共化。这里的依赖是辩证的：主要的历史因素是经济；但我们共产党，我们工人的国家，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通过不断提高其构成要素的技术和文化素质来影响它。工人国家的文化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社会主义意味着文化的盛大绽放，一种真正的、超越阶级的、属于人的和有人性的文化。

../mehring/1910/04.ht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