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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 1920

前言

作者：托洛茨基 · 1920

托洛茨基

写这本书的契机，是由于考茨基发表了一本同名的学术诽谤作品1。这项工作是在与邓尼金2和尤登尼奇3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刻进行的，写作也不止一次地被前线发生的事件打断。在那些困难的时日里，也就是在写第一章时，苏维埃俄国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军事任务上。我们不得不把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可能性的任务摆在首位。除了满足前线的需要以外，我们在工业方面能做的事情不多。我们不得不主要通过与考茨基的政治诽谤进行类比来揭露他的经济诽谤。在这项工作开始时，也就是差不多一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指出俄国工人在内战前线的高度纪律性和战斗英雄主义，来驳斥考茨基说俄国工人不适于劳动纪律且没有经济自我约束能力的奇谈怪论。这一经验足以驳斥小资产阶级的诽谤。但过了几个月后的现今，我们可以直接运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得出的事实和论点了。

当军事压力一缓解，也就是我们在击溃高尔察克4和尤登尼奇并成功地对邓尼金进行决定性打击之后，在与爱沙尼亚签署和约5并与立陶宛和波兰6开始谈判以后，整个国家就转向了经济方面。仅仅是迅速而集中地将注意力和精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上的事实——另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不同，但需要做出的牺牲相比之下却不是最小的——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已经经历了各种政治上的考验、物质上的灾难与惨祸，但劳动群众离政治上的腐朽、道德上的堕落或冷漠还无限远。这是因为，这个制度虽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却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并赋予了他们崇高的目标，使他们保持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张力，能够将注意力和意志集中在集体任务上——这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所有工业部门都在为建立严格的劳动纪律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党组织、工会、工厂和车间的管理委员会都在这个领域竞赛，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舆论的一致支持。一个又一个工厂通过了自己的会议决定，自愿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彼得格勒7和莫斯科树立了榜样，而各省则向彼得格勒看齐。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日——在指定的休息时间内自愿且无偿工作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不断地吸引了数十万男女工人参与其中。根据专家的意见和数据证明显示，义务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特别高。

在党内和青年联盟中自愿动员进行劳动任务表现出来的热情，同过去为执行军事任务进行的动员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一样的。劳动志愿补充了劳动义务并使其变得高尚。新成立的劳动义务委员会将自己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居民越来越广泛地被吸收进大规模的工作当中（为路扫雪、维修铁路、伐木，劈柴和运柴、简单的建筑工作、采伐页岩和泥炭），并且这一吸收越来越按计划进行。如果没有高涨的劳动热情，不断广泛地吸收军事单位参与劳动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凋敝、精疲力竭和饥贫交加的环境中。但这并不是反对苏维埃制度的论据：所有的过渡时代都会有类似的悲剧性特征。每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耗尽自己的力量之后，并不会简单地退出舞台，而是被激烈的内部斗争暴力扫荡，这种斗争直接给参与者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往往比被反抗的人更多。

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产阶级经济，乃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上升，是一张骇人听闻的殉道者列表（Мартиролог）。无论农奴群众在封建主义下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无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多么艰难，劳动者的苦难也从未达到像旧的封建体制被强行打破并被新体制取代时的程度。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苦难大众的冲击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很长一段时间内加深了他们的苦难，把他们的苦难带到了一个极端。还能怎么样呢？

以高层的人事改组结束的宫廷政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影响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而将数百万工人拖入其漩涡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的形式无论是怎样的形态，都以劳动为基础。革命会中断人民群众的劳动，吸引他们长期参与斗争，破坏他们的生产联系，从而打击了经济，不可避免地降低在它突然出现时的经济水平。社会变革越深刻，吸引的群众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对生产机器的破坏旧越大，对社会储备的破坏力就越强。因此，从中可以得出的、不需要证明的唯一结论，就是内战对经济有害。但是，如果要是把它计在苏俄经济体系的账上，就相当于是把新人类的诞生时母亲分娩阵痛归咎于这位生下他的母亲。任务是减少内战。而这一点只能通过行动的果断性来实现。但是，考茨基的整本书正是针对革命的果断性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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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书出版以来，不只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或推进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进程，摧毁了考茨基之流的最后基础。

在德国，内战越来越具残酷的性质。旧党和工人阶级职业民主派的外部组织力量不仅没有为考茨基的现行理论得出的更和平、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相反，它成为了痛苦不断加剧的斗争的持久性质的主要缘由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是背负保守且沉重的包袱，忠诚于它的德国无产阶级就得在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连续攻击中耗费越多的精力、生命和鲜血，以便在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领导它取得最后胜利的新的、真正革命的组织。德国将军的阴谋、他们瞬息即逝的夺权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事件再度表明，在帝国主义和内战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可悲的、无足轻重的装模作样。已经过气的民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缓解不了任何矛盾，治愈不了任何创伤，防止不了右翼也防止不了左翼的叛乱——它是无力的、微不足道的、虚假的，它只为迷惑人民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而存在。

考茨基在他书中最后部分表达的希望，即西方国家，“具有古老民主制度”的法国和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幅健康的、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考茨基式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图画，是最荒谬的幻想之一。胜利法国的所谓共和民主体制目前在世界上是有史以来最反动、最血腥、最腐败的政府。它的内政和它的外交政策一样，都建立在恐惧、贪婪与暴力之上。另一方面，法国无产阶级比任何阶级都更容易受欺骗，他们越来越转向了直接行动的道路上。共和国政府对总工会8的镇压表明，即使是工团主义中的考茨基之流——即假情假意的妥协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合法的位置。群众的革命化、私有者的残酷无情和中间集团的崩溃——这三个平行的过程，既是激烈内战将临的条件，也预示了激烈内战的爆发——最近几个月正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在法国全速进行。

在英国，事件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却遵循着同样的基本路径。在其统治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压迫和掠夺整个世界的这个国家，民主的公式甚至失去了它作为议会骗子招摇撞骗工具的意义。在这一领域里最高级的专家劳合·乔治9如今不是在呼吁民主，而是呼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私有者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在他的论点里没有一丝“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有的那种民主浆糊。劳合·乔治站在阶级现实的根基上，因此讲的也是内战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带着其特有的沉重的经验主义，正在接近其斗争中的又一篇章——在这一篇章面前，宪章派10留下的最英勇的一页也将变得苍白无力，就像巴黎公社11在法国无产阶级近乎胜利的起义面前也将变得苍白无力一样。

正是因为历史事件在这几个月里以其严酷的能量发展了自己的革命逻辑，本书的作者不禁扪心自问：还有必要出版这本书吗？还有必要在理论上反驳考茨基吗？还需要在理论上为革命恐怖主义辩护吗？

很遗憾，答案是“是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使对经验主义的英国来说，工人阶级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概括其经验和任务的理论。同时，心理，甚至是无产阶级的心理却囊括了保守主义的可怕惰性——更何况，在这一情况下，这里指的就是唤醒了无产阶级、直到最近还如此强大的第二国际各党派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官方社会爱国主义12（谢德曼13、维·阿德勒14、雷诺德尔15、王德威尔德16、亨德森17、普列汉诺夫18等人）崩溃后，国际考茨基主义的徒子徒孙19（德国独立派20、弗里德里希·阿德勒21、龙格22、相当一部分意大利人、英国“独立派”23、马尔托夫集团24等）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的平衡依赖的主要政治因素。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劳动群众的群众意志，直接受到事件进程的刺激，目前同上述的人士的意识相比，无可比拟地更加革命，但议会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偏见仍然笼罩在他们身上。

现在（1920年5月）乌云又笼罩在了苏维埃俄国上空。资产阶级波兰通过进攻乌克兰25开启了世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全新攻势。又一次摆在革命面前的巨大危险和战争，再次把俄国考茨基派推向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实际上走上了帮助世界上扼杀社会主义俄国的人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干得漂亮的时候，就试图帮助它；在它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它——这就是考茨基之流的命运。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预言了我们的覆灭，而这一覆灭则是考茨基理论正确性的最好证据。这位“马克思的衣钵传人”已经堕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唯一严肃的政治纲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崩溃的投机。

他们又一次打错了算盘。共产主义工人领导的红军将打败资产阶级波兰——这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力量的崭新展示，将会粉碎性地打击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考茨基之流）。尽管外部形式、口号和色彩纷繁杂乱，但我们的现代历史将其进程的主要内容简化到了极致——将其简化为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皮乌苏茨基26不仅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大地主而战，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天主教会而战，而且也为议会民主、渐进的社会主义，为第二国际、为考茨基有权利继续担任资产阶级的批判闲饭客而战。我们是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双方下的赌注都很高。这场斗争将艰苦卓绝。我们希望获得胜利，因为我们有获得胜利的一切历史权利。

1920年5月29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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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卡尔·考茨基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柏林，1919年版。——作者注 ↩︎

  2. 邓尼金是以自己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而闻名的反革命将军之一。1919年，他成功占领了顿河，清除了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并逼近共和国的兵工厂图拉，威胁到了莫斯科。然而，随着苏维埃俄国动员全部力量，邓尼金被赶离红色首都，被压制到南方，最后被打败。邓尼金军队那可怜的残余力量转移到了克里米亚。邓尼金本人移民英国，让白卫军总司令弗兰格尔伯爵来取代自己的位置。英国国王给他授予了勋爵头衔。——俄文版编者注 ↩︎

  3. 尤登尼奇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将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曾担任高加索前线的总司令。十月革命后，他变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敌人。他主要以其夺取彼得格勒的尝试而闻名。1919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尤登尼奇成为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建立的“西北政府”军队的首领，并两次试图进占彼得格勒。尤登尼奇在5月16日初次尝试，结果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克拉斯纳亚戈尔卡，不过这第一次尝试在1919年8月5日红军的报复性打击下陷入了瘫痪——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边境城镇扬堡。1919年10月12日至25日，尤登尼奇第二次试图攻占彼得格勒时，恰逢邓尼金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进展顺利。尤登尼奇打到了普尔科沃，却在那里被红军打到永不翻身。——俄文版编者注 ↩︎

  4. 高尔察克是沙皇舰队的海军上将，前黑海舰队司令官。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失败后，在协约国的坚持下，他被那里建立的执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然而，1919年11月18日，高尔察克策划了一场政变，摇身一变成为了“西伯利亚最高执政”。他在组织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白军后，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从1919年5月开始，他接连挫败。红军接连不断地攻占城市。整个西伯利亚都布满了游击队，后方有许多农民起义。结果就是高尔察克的军队被击溃并被压制进腹地深处。最后，在1920年1月，他的军队在伊尔库茨克被打败，他本人在下乌金斯克被俘并在2月7日被伊尔库茨克革命委员会下令枪毙。——俄文版编者注 ↩︎

  5. 1919年底尤登尼奇彻底失败，迫使爱沙尼亚于1920年2月2日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爱沙尼亚得到了民族边界、森林租让权和1500万金卢布。作为回报，爱沙尼亚同意允许苏维埃俄国不受阻碍地使用其贸易港口，并允许俄国货物自由过境。与爱沙尼亚签订的和平条约历史意义在于，它是除了《布列斯特条约》之外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俄文版编者注 ↩︎

  6. 这些谈判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被打败后就立刻开始了。1920年5月，莫斯科举行俄国—立陶宛和会。而波兰方面情况更加复杂。苏维埃政府曾三次试图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1919年12月22日、1920年1月28日和同年2月2日）。然而，波兰以各种方式拖延和谈，然后在1920年5月突然进攻了乌克兰发动，占领了基辅。之后的和谈进程是在战后进行的。1920年8月17日，俄国和波兰代表团在明斯克第一次谈判。1920年9月21日，谈判地点转移到里加，10月12日双方在那里签署了初步和约。——俄文版编者注 ↩︎

  7. 原文误作“彼得堡”。——中译者注 ↩︎

  8.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于1895年在利摩日成立，是法国工人组织从互助协会发展到现代类型工会的结果。但一开始，总工会影响力有限，因为有劳工交易所协会与它并存——它依靠的是地方性的工会间协会，即“劳工交易所”（Bourse de Travail），这些交易所与工人群众有着良好的联系，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1902年，蒙彼利埃的大会才实现了工会运动的实际统一——当时两个组织在总工会的共同名称下合并了。 ↩︎

  9. 劳合·乔治直到1922年11月，长年担任英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从一个自由主义改革派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袖。在整个战后期，劳合·乔治通过试图用妥协的方法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他虽然支持用军事手段干预苏俄，但深信这种方式用处不大，于是试图通过和平的经济压力来把苏俄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他最近的一次冒险，即热那亚会议，以失败告终。1922年10月，由于自由党败选，劳合·乔治被迫辞职，让位于保守党。现在他是自由党右翼的领袖。——俄文版编者注 ↩︎

  10. 宪章运动是1836—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一场工人运动，起因是经济危机和失业。 ↩︎

  11. 巴黎公社存在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这段时间。 ↩︎

  12. 社会爱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影响着第二国际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思潮。它的观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时期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因此在战争期间要与统治阶级达成国内和平。国际社会主义中的这种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在战争期间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由1871—1914年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从巴黎公社到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起来的。在这个“有机”发展的时期，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中形成了一整批的特权工人、党和工会的官僚，打破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成为机会主义潮流的来源。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最终暴露了在第二国际存在期间一直在破坏自身的内部矛盾，并使其大多数人倒退到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完全决裂的地步并与资产阶级紧密结合。 ↩︎

  13. 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 Heinrich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中译者注 ↩︎

  14. 维克多·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也是其机关报《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的编辑。早在战前他就已经开始向修正主义发展，而在战争期间，他成为了社会调和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一大支柱。——俄文版编者注 ↩︎

  15. 皮埃尔·雷诺德尔是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饶勒斯去世后，雷诺德尔在战争初期就被提拔到这一职位上。作为政客、“党的厨房”的投机商，他很适合背叛与政治交易的时代。雷诺德尔领导着社会爱国主义的大多数人，持续到1920年的图尔大会——当时社会爱国主义者变成了少数人，被迫与共产主义多数派分裂。如今，即使在分裂的社会党队伍中，雷诺德尔也领导着右翼，公开呼吁该党与资产阶级政客组成联合政府。——俄文版编者注 ↩︎

  16. 王德威尔德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最高领导人。王德威尔德甚至在战前就已经与饶勒斯一起领导了第二国际的改良派。战争最终使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成为王室大臣后，王德威尔德毫不吝啬地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鼓动（在沙皇大使的祝福下），支持罗曼诺夫的战争。2月后，王德威尔德前往彼得格勒，向社会主义者施压，要求他们支持战争。1919年，此前一直高喊民主、民族自由等口号的王德威尔德签署了《凡尔赛条约》——这条约意味着协约国公开掠夺德国。王德威尔德始终敌视苏维埃俄国。他在1922年著名的审判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尤为体现了他对苏俄的敌视。——俄文版编者注 ↩︎

  17. 亨德森是英国工党的领导人之一。亨德森向来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对宗教问题情有独钟。在工党内，亨德森一直主张阶级调和，在战争期间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宣传“把战争坚持到胜利”的思想。在战后的第二国际中，亨德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堡举行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德森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一样，在之后被批准“休假”，加入麦克唐纳的内阁。——俄文版编者注 ↩︎

  18.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7—1918）。1883 年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贡献，除了对俄罗斯工人运动作用的精彩论证外，还涉及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最著名的是他的以下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我们的意见分歧》《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文集《20年》《对于我们批评者的批判》。普列汉诺夫长期以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领袖。战争期间，他像第二国际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那样，成为狂热的护国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

  19. 国际考茨基主义。在战时与战后，主要国家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支部有两个边缘派别：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一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前者形成了一个中派的、摇摆不定的中心集团，而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领袖是考茨基。实质上，其他国家的所有中派政党基本上都以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的立场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作国际考茨基主义派。——俄文版编者注 ↩︎

  20. 作者指的是德国独立党[中译者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哈泽、希法亭和雷德布尔。德国独立党成立于战争期间，因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拨款的问题脱离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独立党再次与谢德曼派联合，加入德意志共和国[中译者注：指魏玛共和国]临时政府。1920年，在哈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党分裂：少数派成立了一个特殊团体，后来与旧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多数派加入了第三共产国际，成为统一的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俄文版编者注 ↩︎

  21.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退出了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战争爆发前，阿德勒主要从事科学工作，直到战前才积极投身奥地利工人运动。社民党战前的投降行为给阿德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并没有让他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表示反对的方法不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而是通过个人的恐怖行为——刺杀斯图尔克首相。奥地利的战败和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几乎完全消除了奥地利社民党内部的分歧，从那时起，阿德勒一直利用他的道德权威来为奥地利社民党的背信弃义政策辩护。1920年底，阿德勒领导了不伦不类的第二半国际的建立工作。在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后，他当选为新合并后的国际的书记。[中译者注：此处的第二国际指1919年在瑞士组建的伯尔尼国际，又称黄色国际，并非1889年在法国建立的第二国际。]——俄文版编者注 ↩︎

  22. 让·龙格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的儿子和马克思的外孙。 ↩︎

  23. 英国独立工党通常与德国独立党一样是中间派。在一战期间他们进行了绥靖主义宣传，并受到了劳合乔治政府的打压。1920年退出第二国际；1921年参加了维也纳的第二半国际；1922年它再次成为黄色国际的一部分。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后来与英国共产党合并。党的中间派由沃尔黑德领导。右翼领导则是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俄文版编者注 ↩︎

  24. 马尔托夫集团。战争期间，俄国孟什维克分裂为一群没有影响力、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者和多数派。前者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而后者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爆发时，大多数孟什维克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他们的代表送进了资产阶级政府。马尔托夫集团对其党内同志的背信弃义政策感到愤慨，但又没有决定离党。十月革命后，马尔托夫的集团开始滑向孟什维克右翼的位置。马尔托夫称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为新沙皇制度。他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不断的思想斗争。此时他和比他更加右倾的同道中人结盟，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1920年，全世界燃烧着革命的烈火，此时马尔托夫的思想变得左倾，并接受了坚持苏维埃政权民主化的口号。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尔托夫集团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集团，完完全全接受了孟什维克多数派的观点。他们在国外从事着系统的反苏维埃运动。——俄文版编者注 ↩︎

  25. 波兰进攻乌克兰。作者指的是在波兰和苏维埃政府就缔结和平问题展开长期且失败的谈判后，1920年5月波兰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基辅。——俄文版编者注 ↩︎

  26. 皮乌苏茨基，原小资产阶级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随着波兰的重建成为了其领导人。皮乌苏茨基是受法国启发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推动者。他也策动了1920年俄波战争。目前，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元帅）。——俄文版编者注 ↩︎